“过关”PK“过关”——从国共双方1948年两个重磅会议说起㈠

　　1948年夏末秋初，决定中国命运的人民解放战争，正走向又一个重大转折。

　　值此关头，已经相互博弈两年多的国共双方统帅部，各自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

　　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部，于1948年8月2日～7日，由国防部在南京主持召开了最高层的“军事检讨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8年9月8日～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

　　双方的这两个会议，都总结和检点了战争开始以来的军事形势和当前态势、各自存在的优点和弱点，对今后的战略预计、战争指导方针和要完成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做出了各自的估计、判断和相应的措置。

　　所以，研究讨论淮海战役乃至三大决战，都不能不从战前双方的这两次重要会议说起。

　　国民党军统帅部南京军事检讨会议

　　先说国民党军方面的南京军事检讨会议。

　　战争爆发的头一年，蒋介石对“解决共产党”可谓是信心满满，他认为：“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比匪军丰富十倍”[1]，只要3个月至6个月，就可以“击败共军”。他制定的战略方针是“速战速决”：“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2]，继而“步步进逼，使之被迫决战，然后一举歼灭。”[3]

　　对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初期所采取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蒋介石更是嗤之以鼻：“古今中外的战事，凡战略取守势者未有不败之理。我们剿匪战争的原则是：‘战略取攻势，战术取守势’。而匪军恰好和我们相反，他们是战略取守势，战术取攻势。而他所谓战术取攻势，亦不过是一面流窜游击，一面退守山地。他们这种守势的战略，自然非失败不可的。”[4]

　　然而，两年来作战的结果，蒋介石一次又一次被事实无情地打脸！

　　两年来的战争结果，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两年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264万人，其中俘虏163万人，缴获步枪近90万支，轻重机枪6.4万挺，小炮8000余门，步兵炮5000余门，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1100余门。解放军总兵力增加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增加到149万人。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和实战锻炼，全军军事政治素质大为提高，武器装备因大量缴获而普遍得到改善。

　　国民党军总兵力虽经不断补充，仍下降至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战争之初双方兵力对比是3.4：1，国民党军占绝对优势；到第二年末，变成1.3：1，国民党军虽然还稍占优势，但能够在第一线机动作战的兵力反居劣势。

　　两年的战争中，解放区面积已扩大到2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1.68亿，占全国总人门的三分之一，在大约1亿人口的区域实行了土地改革，人民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巩固；在长江以南的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浙江东部、南部和海南岛等地的远后方游击战争，有了迅速发展，分别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游击队共发展到近4万人，威胁着国民党军的大后方。

　　国民党军198万正规军的主力中，174万人被分割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5个战场上，陷于全面被动地位。

　　国统区政治危机加深，经济恶化，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人民反饥饿、反迫害、反独裁、反卖国的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在这种形势下，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还在持续进行中，继续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种种不利，迫使国民党军统帅部要力图改变这种颓势，所以决定召开“军事检讨会议”。

　　史载：

　　根据蒋介石的决定，参谋总长顾祝同于1948年6月16日电告各“剿匪”总司令部、绥靖公署、兵团、绥靖区及各整编师：“为加强勘乱起见”，国防部将召开军事检讨会议。会议内容是：㈠剿匪军事之总检讨；㈡对匪军战法之研究及我军战法之检讨；㈢我军机械化装备及后勤之检讨；㈣华中作战之检讨；㈤总体战之检讨；㈥兵员征补之检讨；㈦“提高士气之方法。”电报要求各部进行充分研究，并于6月24日前准备提案完毕。此后，国防部有关厅局分为军政、军令两组，就政略方针、战略方针、指挥机构调整、解放军战法及对策、情报、补给、兵役、编制、装备、训练、政治工作如何与作战配合等问题，先作讨论，后形成提案。

　　7月16日后，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召开了两次预备会议。形成了政略、战略、战法、指挥、情报、编训与装备、后勤、兵员征补、政工、提高士气等23个决定草案，提交军事检讨会议审议。此外，预备会议还审查通过了涉及各兵种的具体提案248件，责令各主管部门通令实施。

　　8月2日～7日，军事检讨会议在南京国防部礼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肖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百韬和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及军长等，加上国防部厅、署、司、局长，总计参加会议的有120余人。[5]

　　这次会议是在极其机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与国民党军方关系密切、消息灵通的《真理社》也被军方多次警告，不得透露有关会议的任何消息。政府发言人董显光佯称，各内战地区的将领的异乎寻常的出现在南京，纯系“凑巧”。

　　军事检讨会议审议通过了政略方针、战略方针、战法研究等若干个决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一、关于政略方针

　　军事检讨会议认为：共产党有理论、有组织、有根据地，尤其能以党的力量控制政治和军事，可称党政军一元化；而国军“剿匪”，单凭军事的力量，倍感不够，必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全面动员，发挥总体战的力量。会议审议通过的《政略方针之决定》规定：要在全国深入“实施全面动员，确定勘乱第一，以政治配合军事，强化政府机构组织，提高各级职权”；要“提前缩小省区，长江以北每一个省为一个绥靖区，使政治区分与军事区分密切配合，灵活运用”；要“加强县以下各级组织并提高其职权”，“达到地方自卫自救”。经济方面要“改革财政，促全税收制度，以高度累进税率征收各种直接税”；要“加强金融管制，实行银行国营，黄金白银国有，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币制”；要“全国上下厉行节约，首以各大都市实行配给制度”。[6]

　　二、关于战略方针

　　会议审议通过的《战略方针之决定》规定：㈠军事上应作久远之计，充分准备。增强军需生产，加强后备军之组训；㈡进剿并进，目前应彻底集中兵力，并用歼灭战与消耗战；㈢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确保华北，以利黄河以南之作战。黄河以南各绥靖区国军配合地方武力堵剿兼施，国军主力则编组成大之“进剿兵团”，“捣毁匪军根据地，猛烈追击使成流寇，然后依各后备兵力之增强，迫匪于绝地而歼灭之”；㈣“西北须计划建立以兰州为中心之独立作战地带，陕西须建立一支骨干部队，支配战场，确保汉中，并于四川及汉中建立一个坚强兵团以应陕甘之急需”；㈤“长江以南成立绥署、绥区，培养地方武力，争取人力物力，“廓清散匪，俾总动员实施有利。[7]

　　南京国防部将上述方针概括为：“军事上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打匪的主力”。[8]简言之，就是在黄河以北取“守势”，黄河以南取“攻势”。

　　会议决定：现有的整编师、军、集团军及现行之兵团一律撤销，所有部队“划一编制，等齐战力，并确下以军为战略单位，下辖2～3个师，师辖3个团，辎重装备适宜分配之”；“确定5个军编成一个兵团，为会战单位，并授予兵团司令官以人事、赏罚及督导、补给之全权，俾同一兵团内之各军利害与共，休戚相关”[9]。

　　会议还决定：迅速编练战略预备队。经过两年作战，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下降为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各战场指挥官都提出本战区兵力不够用，请求蒋介石增兵。国防部估计，“为应勘乱之需要，全军总兵额”要“保持五百万人”。所以这次军事检讨会提出了编练战略预备队150万人，在长江以南、西南、西北编组50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这500万人中，陆军48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70万人，勤务部队57万人，机关学校28万人，其他25万人。海军3.7万人，空军16.3万人。[10]

　　三、关于战法研究

　　军事检讨会议根据蒋介石：“取匪之长、补我之短”的训示。通过了《战法之研究决定》，内容有部队行动，兵力部署，阵法与战法，工事构筑，作战指挥等共29条。如，加强国军行动速度，以达以速制速目的；国军不善夜战、不注意警戒、忽视联络，应行改进；指挥作战应避免牺牲；加强射击技能并设法节省弹药；加强防御工事俾求发挥威力；战术指导宜多用奇兵；部队行动力求快进；应彻底集中兵力，选“匪”要害予以歼灭打击；战略战术应采绝对攻势；对“匪”作战应采用包围、迂回攻击及追击、捕捉主力歼灭战法；加强“剿匪”经验教训之即时利用，以提高“剿匪”实效等等。[11]

　　这个《战法研究决定》的各个条目，大多流于“原则正确”的泛泛之言，很不给力也难以把控。如“加强国军行动速度，以达以速制速目的”、“战术指导宜多用奇兵”、“作战指挥应避免牺牲”；“加强射击技能并设法节省弹药”等等。正如时任国民党军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将军所言，由于与会将领对各次主要战役很少从战略、战役法，战术、战斗法及各方面去找经验教训，对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又极少研究。所以“这些对策，都是未经慎重而深入的研究，仅凭小参谋意想，不管行得通行不通，有效无效，对不对头，逐条写几句话应答就是。这就是蒋军动辄就成千成万的人被俘的原因，所以最后失败比预料快得多。”[12]

　　四、关于改进指挥机构

　　军事检讨会议审议通过的《改进指挥机构决定》，应该是会议最重要也是废话相对较少的决定，该决定列举了8条针对国民党军指挥弊端的改进措施：

　　1.大本营以下为“剿匪”总部，其次动的为兵团，静的为绥区，再其次是战略单位（军）。

　　2.明确规定各级指挥机构之职责，授以便宜行事之全权，发扬自动主动独断三精神，一扫干涉细部及遇事请示、推诿责任之作风，指挥时须切实考虑部队实力。

　　3.检讨国军半年来每次失败，固有其他因系，而大率因将领间意见不合，致指挥行动发生隔阂错误（如宜川战役、豫东战役），以致作战经过中协同未臻密切而失利，今后须严格整饬作战纪律。

　　4.对方面军之作战命令，仅予以任务、协同及概略时限即是，忌作划定阶段、限时到达之类规定。尤忌越级指示，以免下级无所遵从。

　　5.依当前情势，“匪”之争取目标已由农村向都市，明确划下必守之要点，“筹拨经费，责成有关剿匪总部、绥署构成坚固工事“，长期驻守，成为战场之坚固支撑点。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个机动兵团，加强应援力量。

　　6.根据现拟作战计划，长江以北地带应分为两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其中，一区包括长江、黄河间之地域，另一区则包括华北及东北。每一区仍可由其统帅划分为若干作战区。

　　7.应迅速成立西北“剿匪”总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剿匪”军事。

　　8.切实注意作战与后勤之配合。[13]

　　该决定中特别强调要“课重各级指挥机构之权责”、“授以便宜行事之全权”、“尤忌越级指示”、“避免大本营遥制”。

　　这是本次会议最有意义也最靠谱的检讨成果，所列8项，都还算是有针对性的改进措置——特别是其中第4、第6、第7条，尤为重要的是第6条，即：华北与东北划为一战区，徐州、华中划为一战区，统一事权及指挥。站在国民党军整体利益的立场，这不失为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谋划。

　　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谋划”，到了也落不了实！

　　五、关于增加作战意志

　　军事检讨会议审议通过的《增强作战意志之决定》，列举了8条改进措施：

　　1.严肃军纪，爱护士卒，为增强作战意志之先声。平时须使之畏威怀德，战时始能赴汤蹈火。高级将领尤应以身作则，率先躬行。

　　2.部队组织复杂，中饱浪费等现象半由生活不安半由官兵学识低下所致。宜提高官兵公忠体国之热忱，改良风气。高级军官生活尤应以身作则，树立良好楷模；部队与学校特别注意管理教训，下上一致，奉公守法。人皆于作战，物皆管理有方，力矫以往积习。部队、机关、学校均以此为考核成法之标准，明下赏罚，丝毫不苟。

　　3.调整人事为军队整训必要之条件。凡不能作战之部队须毅然加以调整，决不顾虑封建关系。选择将领尤须注重作战、教育及处理经济、人事能力与操守。各级指挥官亦须根据作战及工作成绩调整，遮可依优胜劣败、新陈代谢之原则改造军队。

　　4.高级指挥官动辄坐镇后方，致与战地隔绝，不能捕捉战机，应尽量接近战地。战役指挥官应在战场。

　　5.以往会战除少数高级将领明悉情况下，各级官兵俱茫然无知，如战况不利，则全般陷入混乱。应于战前使各级官兵明悉其作战目的。

　　6.保持部队人事之传统关系，增强作战精神。

　　7.部队与士兵应具备言语习惯生活相同之条件，平时减少逃亡、战时加强团结。

　　8.学习“共军”实行军事民主，不但经理公开，赏罚公断，并应于每次行军作战以后由官兵分别对所担负之任务作详尽之检讨，改正错误，砥砺未来；对控制良好之士兵并支详为战略战术之意见征询。依据多数之主张举行誓师及组织敢死队等，以激励士气。[14]

　　会议决定，要“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并提出三项措施：一是“阐明剿匪勘乱的目的，确立必胜信念”；二是“坚定对元首之信仰”，在蒋介石指挥下“勘乱”必能成功；三是“发扬不成功便成仁之精神”。

　　这些条款，不能说言之不成理，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对症，但都囿于将帅品行和带兵方法的道义说教，且为泛泛之言，空洞乏力，严重缺乏可操作性，根本化解不了也应对不了“作战意志衰退”的根本缘由，治标已属勉强，遑论治本！

　　这次会议还议定了“关于组训战略预备队和加强军工生产的措施”。

　　从会议议定的上述主要内容的来看，大多是中规中矩和程式化的内容，真正有价值能落实且能发挥效用的内容不多。这当间当然有更深层面更本质而他们又愿且不敢面对的根本缘由！这就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容纳得下的了。

　　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共”副总司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的宋希濂将军是与会者之一，后来，他从亲历者的角度谈到了自己的感受：

　　会议第三天，由当时任国防部部长的何应钦作军事形势的报告，这是会议期间最紧张的一幕，也是蒋介石何应钦间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何应钦报告的头一段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大肆诬蔑，企图把内战的责任推给中共；第二段就悬挂的许多军事地图说明各个战场的双方态势；第三段也是最动人心弦的一段，他赤祼祼地公开了两年来作战损耗的数字，计：兵员的死伤、被俘、失踪总数为三百余万人；步枪一百万支、轻重机枪共约7万挺、山炮野炮重炮共一千余门、迫击炮、小炮一万五千余门；还有战车、装甲车、汽车及大批的通讯器材和大量的各种弹药数字，我记不清楚了。他报告的最后一段，只是几句抽象的话，因为他提不出挽救危局的任何方案。

　　何应钦的报告刚一结束，大家就议论开了，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有的说：“共产党在江西时，只有那样一点力量，打了十年都解决不了他，现在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这样大的力量，这个仗怎样打下去？”有的说：“陈辞修太可厌，这个仗就是他极力主张打的，胡说什么三个月五个月解决共军主力，结果弄得一败涂地，他应负完全责任。”也有的说：“中国的存亡（应该说是国民党政权的存亡），和美国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决不会坐视不救，美国一定会大力来帮助我们的。”议论纷纭，……总的来说，充满了悲观疑虑的情绪，真是连一点欢乐的影子也没有了。[15]

　　然而蒋介石本人不这么认为，他在检讨会上说，这次检讨会“意义十分重大”，“是今后剿匪成功的关键”，他还告诫他的将领们，只要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实施，“即可使剿匪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16]国防部事后也发表谈话说：“过去国军与匪为三与一之比，今天也许快成二与一之比例。但国军有空军，装备补给干部都比匪优良，以国军的实力剿匪仍有绝大把握，得到胜利。”[17]

　　不光是蒋介石，就连一直密切注视中国战局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会后的8月24日给国务院的报告里也写道：“共产党的军事供应现在似乎尚未达到己能支持大规模的、持续的、有足够力量和持久性的攻击，夺取国民党任何一个防守较强的城市中心的程度。”报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必须严守他们的包围、消耗和有限制的进攻的战略。[18]

　　后来发生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他们又一次自己打了自己的脸——而且很快！

　　注释

　　[1]《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1947年6月1日在军官训练团第3期训话）》，《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136页，秦孝仪主编，[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10月刊印。

　　[2]《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在军官训练团第2期训话）》，《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113页，秦孝仪主编，[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10月刊印。

　　[3]《高级将领精神心理之改变与剿匪战略之研究（1947年2月26日在南京对高级将领训话）》，《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32页，秦孝仪主编，[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10月刊印。

　　[4]《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在军官训练团第1期训话）》，《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68～第69页，秦孝仪主编，[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10月刊印。

　　[5]《军事检讨会议预备会议记录（1948年7月16日）》，《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第972页，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19～第2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6]《政略方针之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3～第2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7]《战略方针之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8]《各线国军改变战略，歼匪主力成就颇大，检讨半年战局已获证明，国际第五纵队必被打垮（中央社讯：国防部顷发表本年来战局总检讨）》，《中央日报》1948年8月8日第2版。

　　[9]《顾祝同呈蒋介石军事检讨会议作战指导方面议决三案及办理情形（1948年8月28日）》，[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典藏号：002-080200-00332-056-001。

　　[10]《国防部民国37年下半年度计划纲要》，转引自《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第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

　　[11]《战法研究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12]《改进指挥机构决议》，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5～第2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13]《改进指挥机构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14]《增强作战意志之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15]《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第269～第27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

　　[16]《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1948年8月3日主持军事检讨会议开幕典礼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489页，秦孝仪主编，[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10月刊印。

　　[17]《大公报（天津版）》1948年8月9日，转引自《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第13～第1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

　　[18]《南京美国大使馆致国务院关于一般大事纪要报告（1948年8月2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928～第92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