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活力递增”的杠杆——立功运动和军事民主

　　“立功运动”，也是人民解放军在连续作战中战力增生的法宝之一。

　　“论功行赏”，是古今中外军队的普世通例，但人民解放军的“立功运动”却大为不同。

　　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个“立功运动”的群众性。

　　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民主性、主动性、参与性。

　　比如国民党军队也有功勋制度，其最高荣誉是获授“国光勋章”，其次是获授“青天白日勋章”。根据荣鉴光先生的《国民革命军抗日将士之功勋——国光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 人物志》记载，抗战期间，“国光勋章”仅授予2人，即特级上将蒋中正委员长和傅作义上将。“青天白日勋章”共授予170人。被授予“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的172人中，将官及地方省部级以上长官144人（含美军受勋者4人：陆军元帅马歇尔、陆军上将史迪威、陆军中将魏德迈、空军少将陈纳德），占比83.72%；校官22人，占比12.79%；尉官3人，占比1.74%；军士2人，占比1.16%；士兵0人；职级不详1人，占比0.58%。F[1]

　　人民解放军也有勋章——1955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一大批参加过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人民军队指战员，被分别授予一、二、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一、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独立自由奖章”，一、二、三级“解放勋章”和“解放奖章”，但是，由于这种授勋是“普遍授予”，即达到一定职级并满足一定条件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均按该条例荣获相应的勋章或奖章，其主要属性是纪念性质，而不是因具体战功或典型事迹的记功性质。

　　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毛泽东甚至连一枚纪念性质的勋章都没有获得过。

　　人民解放军最高荣誉并不是获得勋章，而是获得英模称号——与世界大多数军队都有所不同，人民解放军体现最高荣誉的英模称号，全军将帅无一人荣获，绝大多数都授予了基层指战员。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模辞典》，从人民解放战开始迄至新中国之初（不含抗美援朝），共有840人被授予英模称号，除去难以查明职务的11人，其余829人的职级分布大体如下：班长以下战士415人，占比50.06%；连排干部316人，占比38.12%；营职干部49人，占比5.91%；团职干部8人，占比0.97%；师以上干部为0；民兵、工人和群众41人，占比4.95%。连以下基层指战员及民兵、工人和群众占比93.12%。[2]

　　在当年的淮海战场上，一个已经牺牲了的士兵的名头，甚至比诸多名将还要响亮——战时首长们的名讳大都属于“保密”范畴，多以代号呼之，而华野指战员对“中野老大哥”最简单扼要的认知就是“王克勤的部队”。

　　这并非人民军队将领缺少英雄，而是恰恰相反！从整体上比较国共两军将领，论智、论勇、论德，人民解放军都远远在国民党军队之上，且英杰辈出，将星璀璨。他们之所以很少有人被授予英模称号，不是什么“谦虚”或“高风亮节”，而完完全全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及其“人民史观”决定的。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在人民解放军是一个上上下下都有的共识。

　　这个团队共识，公然颠覆了“阵前苦斗獬豸将，旗下旁观草木兵”的战争文化观！

　　人民解放军的功勋制度，始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旨在以“革命英雄主义”取代“个人英雄主义”，到抗日战争时期，又发展成为表彰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但从方法和程序上看，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受古今中外“普适”特色的影响：功勋评定是自上而下地由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根据搜集上来的情况评定的，基层指战员在评功过程中是被动的。

　　在抗战后期和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后，这种功勋制度开始走向“群众性”，形成了“运动”。

　　立功运动的雏形，是功劳簿。

　　抗战结束不久，新四军第一师二团在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抗日根据地的自卫战争中，多数连队开始建立功劳薄，目的是为选举英雄积累材料——该团政治处在1946年7～8月间苏中战役李堡战斗中，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在战场上比比看，为人民立功劳”，“把功劳记在功劳薄上”的口号，有效激励了部队的士气；当年10月8日，该团在号召“党员应在功劳运动中首建头功”的同时，建立了“三证”制度，即个人有一个“功劳证”，功劳证跟人走，调到哪里都光荣（三营战士建议的）；连队有一个“功劳薄”，记功在案；给家里发个“功劳状”，一人立功，全家光荣。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不断地深化认识和实践，逐渐形成了“群众性”。

　　同年1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短评，肯定山东和华中的创举，号召全解放区普遍开展立功运动；同年12月13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在及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立功运动暂行条例》。

　　群众性的立功运动热潮，随即蓬勃兴起。

　　1947年2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再论立功运动》的社论，指出：立功运动“已成为人民解放军争取胜利的有效工具和很大的推动力量”，强调“除在军事斗争各部门应继续普及加强外，还应该在军民生产中间与土地改革中间，按着工作的性质与需要创立起规模来”。

　　在火线上开展“立功运动”，也是人民解放军在“连续作战”中保持旺盛战斗力的有效手段——当年的口号是“所有连队把功劳簿建立起来”。在群众中发现典型，又用群众中出现的典型示范且激励于群众。这项群众性的运动在这支军队中产生出了“你追我赶”，相互挑战的活力。很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同在一支队伍中并肩作战的战友们都会想：他并不比我强多少，他能立功，为什么我就不能立？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政治部关于立功运动经验介绍的政工通报》就列举了11项行之有效的“全套的经验”，包括：立功的发动，立功竞赛，互助立功，评功、记功、查功，报功，报功榜，贺功，立功旗，立功上报，发挥老战士、土改后参军的新战士、解放战士的“三合一”作用，立功运动与翻身运动两大巨流的汇合，等等。

　　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旅政治部主任的姜思毅写到过这样一个生动场面：

　　在“不让敌人逃脱一个”的口号下，总攻之前，在围困双堆集中，我们每天也是有仗打的。七团二连六班打垮敌人十一师三十二团突围企图，在出击中捉到了9个俘虏，团党委当时就给二连宣布记功，立时“学习二连，寸土不让”的声浪，响遍了战壕。这时，六班又打退了敌人第二次突击，团把俘虏很快送到各连，叫各连战士听他们的“诉苦”。当听到讲“我们出来找红薯，谁知你们打得这样硬”时，战士们都抿不住嘴笑了。三连战士说：“十一师为什么不从我们这里突？——叫我们也捉几个俘虏！”三连有5个有功战士，在战壕中经过群众评论、支部讨论接纳入党。[3]

　　“立功运动”也涉及到“解放战士”，他们有功咋办？

　　照立不误——有老战士“思想不通”，那就得把“工作做通”：

　　……有的新解放战士参加作战立了功，大家思想还不通，说：“我们不带他前进，他不会立功”，不了解只要能争取解放战士向敌人放一枪，也就是他的伟大功劳，早参加一点钟，就应该承认一点钟的军龄。[4]

　　“立功运动”不仅在前线部队中开展，在支前民工大军中也开展得很活跃。而且把“立功运动”变成了一次生动的“思想教育运动”——评功的同时也指出过错，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评功又结合检讨。对破坏群众纪律、开小差、说破坏话的民工在评功中亦根据其错误的轻重，适当地进行批评和记过，从检讨方面教育民工。胶东海阳担架团有一个民工立了一等功，但因为他破坏群众纪律三次，即又给他记了一次过，在宣布功的时候说明他为什么立了一等功和记了一次过，他听了以后说：“我弄了个功过双全，下次我坚决立下大功去掉过！”对教育民工也有很大帮助。

　　同时，民工也给干部进行评功。如渤海三分区担架团，在评功中除给干部评功外，同时对干部的缺点也进行了批评，如民工给三中队王指导员提意见说：“他别的没孬，动不动光熊人，没人愿意接受他的。”有的民工给五中队三排长提意见说：“他有事情，光知道指挥别人去干，自己在那里不动，吃饭的时候，别人不吃，他先吃。”有的民工说：“有一次转运伤员时，伤员喊大便，把他吓跑了！”被批评的干部，都虚心接受了意见，进行了检讨。这样对干部有很大的教育和帮助。[5]

　　赏罚分明！这么着整“运动”，再落后的分子也得变着法儿地求“进步”啊！

　　人民解放军的战场再生能力还有一个法宝：在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军事民主”（如“诸葛亮会”）和革新挖潜来弥补这样的缺陷。比如缺乏炮火的中原野战军围攻武器精良的黄维兵团时，就遇上了“器不如人”的问题。于是“军事民主”和“革新挖潜”相结合的“大杀器”——“飞雷”，就派上了大用场。

　　创造这些“新式武器”的人们，那就是“立功运动”的大热门儿！

　　“飞雷”比较正式的称谓是“炸药发射筒”，其发明人各说不一。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旅工兵连连长聂佩璋和副排长高文魁的“技术发明和革新成果”，而《中野一纵创造的炸药发射筒的说明》则称这个发明出自该纵队“一个叫顾延邦的同志”[6]，而且还给出了相对规范的性能数据：

　　炸药发射筒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步兵中强大的摧毁武器。它具有携带方便，能在各种地形上运动和运用：造价低廉，威力强大等优点。是群众发明创造的硕果之一。

　　它在1947年至1948年的历次战斗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不仅能摧毁一切工事，而且能反坦克，抛射手榴弹时能杀伤暴露的散兵群。敌人曾称之为“原子炮”。

　　口径：40至100cm。

　　可发射炸药量：25至40市斤（最大口径的发射过100公斤，在淮海战役中攻击小马庄战斗时使用了一次，效果良好）。

　　射程：100至200m。

　　炮身长：1至1.3m不等（均系用汽油桶铁皮做成）。

　　发射盘：依口径而定。

　　发射药：黑色发射药包，依射程和炸药量而定。

　　角度：15°至45°（以标示法赋予射向）。[7]

　　《说明》中“效果良好”的“小马庄战斗”，有记载如下：

　　如我纵一旅七团一营和旅特务连，配合[二十旅]五十八团于1948年12月12日16时30分向敌小马庄和独立家屋阵地发起攻击。此次战斗集中了30余个炸药发射筒，在10分钟内发射出2000斤炸药，在我炮火压制与炸药发射筒的猛袭下，敌工事全被摧毁，全歼守敌十八师工兵营和第三四二团，敌三四二团第一营大部分炸死和震昏。[8]

　　笔者看法，这个发明权很可能是集体的：你提出，我补充，他完善……，转一大圈儿后，越整越上档次，不断传播，不断推广，直至成为一件“准制式化”的武器——这件武器在使用到了极致时，抛射的炸药量竟然达到了150公斤。

　　也就是说，甭管是谁的发明权，都属于人民解放军。

　　姜思毅在《回顾中原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的政治工作》中，对参与发明和使用这件“大杀器”的英雄在战役中的表现有过生动介绍：

　　22岁的青年工兵、共产党员、战斗英雄高文魁，在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中，做了80多个飞雷，用了1700多斤炸药。在攻占李围子、沈庄、杨围子3次战斗中，他的飞雷阵地就设在离敌140多米远的地方。他亲自看到他的20多斤重的飞雷象一个大西瓜一样，怎样飞到天空，又怎样落到地下，敌人的鹿砦、工事、死尸怎样飞起几丈高。

　　攻占沈庄，他指挥的3门飞雷，一连打了22发，就有21发射中了敌人的工事。战士们看到飞雷的神威，高兴地喊道：“好飞雷！好飞雷！”

　　攻占杨围子时，上级命令高文魁的飞雷排配合兄弟部队轰击村东的敌人阵地，他们的飞雷不断轰击着敌人的地堡群。忽然右边交通壕里跳出一位教导员焦急地喊起来：“高同志！你怎么搞的？要突击了，最前面的大地堡还没有打下？”原来他只注意打地堡群，却把最前面的一个地堡忘掉了。这时敌人的机枪从工事里“哒哒哒”地叫着，我们的各种炮火都开始渐渐转向敌人的纵深了。高文魁一看只剩下1发飞雷，他瞪大眼睛大声地回答道：“好！我最后一个飞雷解决它。”

　　他亲自瞄准发射，最后一个飞雷炸塌了敌人的工事，教导员和战士们都拍手叫好，接着突击队很快冲了上去。[9]

　　毛泽东曾经有句名言：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

　　人民解放军出色的战场再生能力，不是没有来由的，也不是从天而降的。

　　那是从丰沃的土地上，长出来的！

　　注释

　　[1]荣鉴光：《国民革命军抗日将士之功勋——国光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 人物志》，[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特刊》，第65～80页。

　　[2]陈建宇、化冰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模辞典》（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66～第636页介绍解放战争期间英模人物的职务情况很不完整，相当一部分要靠文字内容去推测（如“率领全连”），或另外查询，故统计数及百分比只能是“大体”情况。

　　[3]《一旅围困待攻中战壕政治工作活动（1948年12月4日中原野战军《军政往来》刊出）》，转引自姜思毅：《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夺取胜利的保证——回忆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淮海战役·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4]《山东兵团政治部关于边打边补问题情况（1948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0册·解放战争时期㈢》第页，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5]《济南、淮海、渡江京沪杭三大战役前支工作总结（草稿）（1949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辑·三野及华东军区）》第687～第688页，金盾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6]潘焱：《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淮海战役·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7]《中野一纵创造的炸药发射筒的说明》，转引自《淮海战役史料汇编·战役卷（中）》第76～第77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4月第1版。

　　[8]《中野一纵创造的炸药发射筒的说明》，转引自《淮海战役史料汇编·战役卷（中）》第78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4月第1版。

　　[9]姜思毅：《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夺取胜利的保证——回忆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淮海战役·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