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李慎明辩护 让事实说话：苏联有没有逼债?

　　最近，人民网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同志的文章《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许多网站转载时另拟了标题，比如凤凰网的标题是《李慎明：说毛泽东时期一无是处 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文中提到“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霸权主义利用我国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逼迫我国还债，企图压迫我国屈服。”网上有人发帖子，集纳了“网友”对李慎明同志文章的批驳观点，认为这是“颠倒黑白的谎言”，说什么“苏联根本没有逼债，更谈不上趁自然灾害逼债”。“网友”姓字名谁?他认为李慎明说谎，有什么依据?不得而知。

　　50年代苏联有没有向我国逼债?中国人民是不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勒紧裤腰带，偿还了所欠的债务?我们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协议，撤走专家，逼迫我国限期还债。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亿600万新卢布。当时我国建国仅十年有余，工业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农产品来偿还。鸡蛋、苹果要过筛子，大了小了都不要;猪肉要卡一下膘，肥了瘦了都不行——这是前苏联当年验收中国抵债物资时的真实写照。在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到1962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他食品值二十一亿新卢布。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提供矿产品和五金值十四亿多新卢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与勇气，顶住种种压力，带领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战胜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挑衅，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

　　据红旗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一书披露：“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外交部，不顾国际信义，提出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7月25日，苏联政府又通知中国政府，从7月28日至9月1日，将全部撤回在华专家1390人，停止派遣专家900多名，并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援助的304个项目中还有201个项目正在建设中，其中许多项目是有苏联专家负责的，这些项目又直接或间接地牵动着12个方面的工作，所以完全打乱了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安排。……毛泽东愤怒地说：‘还不如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们还有一点商业道德观念。’”“1964年，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曾气愤地说：“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对于赫鲁晓夫趁中国经济面临困难之际，紧急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的“卡脖子”行径，苏联《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20多年后在一篇题为《在中国的两周》的文章中写道：“召回苏联专家伤了中国人民的心和感情，使中国在经济上处于严重的境地。”(见1988年6月6日和11日苏联《真理报》)

　　周恩来总理1964年 12月21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说：“几年以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曾经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而赫鲁晓夫在1960年突然背信弃义地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撤退苏联专家，停止供应重要设备，严重地扰乱了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大大加重了我们的困难。” 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在经济困难期间，不但没有借一文钱的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其中相当大的部份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市，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份来提前全部还清。过去向苏联借的五十万吨食糖，今年已经还了二十万吨，其余的二十万吨，准备提前在一九六五年全部还清。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帐，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份资金和物资支持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说：“在1961年和1962年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既没有举借新的外债，也没有发行国内公债，并且还偿还了到期的债务。我国的建设资金，向来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增产节约来积累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即从1950年到1957年，我国财政收入中的外债收入，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529,400万元，只占同一时期财政收入总数 1,736亿元的3.05%。这就是说，96.95%的资金，是靠我们自己解决的。第二个五年期间，我国的财政，已经没有新的外债收入，而只有偿还外债的支出。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借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574,300 万元。到1962年底，我们已经偿还了 528,900万元，只剩下45,400万元，将按照协议在1965年年底以前全部还完。……这两年，尽管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还是根据可能的条件和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地援助了某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这种国际援助又是相互的;一方面，我们在资金、物资和技术上支持了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也是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1965年年12月3日，外交部部长陈毅会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

　　1975年1月13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说：“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见1975年2月21日《人民日报》)这个仅有 5000字的《政府工作报告》，是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同志专门提及此事：“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

　　45年后的2011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问世，该书第17章第二部分在客观总结了60年代前期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后，对那段历史，做出了科学的结论——

　　当中国工人阶级和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出上述伟大业绩的时候，他们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极端困难。自然灾害和严重的经济困难，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下降到最低点；为在1965年以前偿还苏联14亿新卢布以上的债务，所有中国人都勒紧裤袋；西方大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战争威胁和军事压力，不但基本断绝了国家最需要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交换，而且也促使我国必须做好应对外敌的准备。中国人民就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下，默默创造着工业建设奇迹和科学建设奇迹。(《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这白纸黑字的历史，究竟什么人不敢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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