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彭德怀汇入到毛泽东的队伍

井冈山根据地，是毛泽东在倍受当时的中共中央打击和排挤的情况下，自我创造的一条道路。当时的中共中央，所采取的“城市道路”的路线，主要是汲取北伐战争的经验。北伐战争的特征，就是一路过关斩将、夺取重要城市，获得了胜利。中共党内不少后起之秀，都是北伐战争的中坚，如周恩来、叶挺、瞿秋白等，军事将领有陈赓、聂荣臻、叶剑英等。由此，在蒋介石实行“清党政策”开始对中共屠杀时，中共走上武装道路的“路线”，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主导下，走“城市道路”，就成了一个必然。

毛泽东在此之际，也如以往一样，有着他独立的思考。

中共自1921年7月建党后，主要任务是工人运动。毛泽东以中共创始人之一的身份，在这个期间，所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最为出色。这种出色不仅在于使湖南的工人运动最为蓬勃，更主要的是其所领导的工人运动，既避免了工人不必要的流血牺牲，还取得了罢工的胜利。最有代表性的，即“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刘少奇，就是毛泽东培养起来的。而正当中共中央为工人运动的成就兴高采烈之时，因工人运动成就巨大而成为中共“二把手”的毛泽东，却开始对工人运动进行反思，提出中共革命依靠的基本力量，是“漫山遍野”的农民，因而，中共革命要把主要眼光放在农民身上。国共合作之后，毛泽东利用孙中山有着对中共真诚的一面，依据当时中共的成员主要是“社会士族”这个成分，以及所接触的范围主要是“社会贤达”阶层，提出积极争取这个阶层（包括工商人），以扩大社会主流的支持量和壮大中共队伍。

这些策略，自然不被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所接受，而且，还斥责毛泽东“右倾”。黄埔军校成立之时，毛泽东再次“特立独行”，在一些人的嘲弄下，利用“二把手”的权利，积极为中共招募和储备军事人才。周恩来后来在黄埔军校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站在毛泽东的“肩膀”上取得的。而毛泽东的这个行为，则是按着他形成的思维的一个必然结果：中共“三大”上，毛泽东指出，组织一些农民军，就不难形成国民党在广州的局面（当时，国民党的势力，也仅限于广州）。

1927年中旬，在李立三的提议和推动下，中共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当时“当家”的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等，决定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举行南昌起义。因此，成立了以宋庆龄为主席的委员会，具体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则由周恩来担任书记。对于南昌起义，毛泽东在中央的会议上提出：起义一旦受挫，要把队伍“拉上山”，以保存革命的武装力量。结果，被瞿秋白等人给否决了。南昌起义遭到失败。

毛泽东婉拒瞿秋白在中央工作的挽留，领导了秋收起义，首先公开打出中共的旗号。受挫后，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毛泽东的这番作为，至少犯了三个“错误”：一是背弃“城市道路”，一是公开打出中共旗号，一是不执行中共中央的“逼迫农民革命”的政策。为此，受到了中央的处分，被开除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周恩来因为南昌起义的失败，也受到批评，但却同时擢升为政治局常委。

彭德怀于1928年X月，领导了“平江起义”。关于这次起义，彭德怀后来说道：旧社会不提拔我，我就造旧社会的反。平江起义之时，正是瞿秋白、周恩来等命令各地武装“逼迫农民革命”之时。所谓“逼迫农民革命”，即在工人运动屡遭“惨案”后，不得不把力量放在农民身上，而又觉得农民不是“无产阶级”、缺乏革命的主动性，因而对农民的房屋财产等进行“烧掠”，从而迫使农民变成“无产阶级”，“主动革命”。

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的部队，就是在执行这一政策后，在当地几乎无法立足，才上了井冈山的。彭德怀的平江起义部队，也不可避免的执行了这一政策。滕代远在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就描述了这一政策及其执行的后果：“铜鼓的民众因被平江游击队烧了很多房子……当红军到铜鼓县城时，所有男女老幼各种货物桶，一概搬运走了，不但找不到党的关系，连饭也没得吃。”（滕代远向湖南省委的报告，1929年1月12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人民出版社）

由此，彭德怀在召集起义部队的有关领导商讨后，率部也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的部队，也主要由秋收起义部队、湘南起义部队、平江起义部队、袁文才王佐部队四部分组成。由此，也拉开了毛泽东、彭德怀近半个世纪的共同路程。

二、不能避免的磕磕绊绊

对中共革命政策和策略的思维深度与广度不同，一路走来，分歧甚至是激烈的分歧，就成了一个必然。即使朱德、陈毅与毛泽东之间，也曾出现过“磨合时期”。毛泽东思维的深度广度，确乎不是朱德陈毅能够比拟的，再加上都处在风华正貌或者年富力强的人生时期，不服气，也是一种人性使然。“红四军七大”前后，由于中央的“二月来信”，尤其是中央派来的刘安恭的搅和下，这种分歧，变成了一种激烈的矛盾。“七大”上，陈毅看到毛泽东的得票数与自己相同，当场声明自己选毛泽东的一票作废，从而以得票优势，取代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职。

但是，矛盾再激烈，再有着青年人的“意气风发”，毛泽东、朱德、陈毅，却都是以革命大局为己任的。由此，陈毅在当了前委书记不到三天，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确乎缺乏这个才能，并由原来倾向于朱德而“拉偏架”，开始转而支持毛泽东。并去上海向中央的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陈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使得毛泽东重新成为红军的领袖。

彭德怀上井冈山后，与毛泽东之间发生一些分歧，也是在所难免的。但不得不说的是，彭德怀跟朱德陈毅相比，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则无疑不是一个等次的问题。朱德、陈毅是中共的“老党员”，为了寻求救国的道路，曾远渡重洋，对中共革命有着长久的思考。彭德怀则是1927年或者1928年才加入中共，加入中共的目的，也与朱德陈毅有着不同。因而，在与毛泽东的分歧上，必然不是一个等次。

这并非要贬低彭德怀，而是必须实事求是，才能阐述清楚。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在彭德怀的身上，显示出一种“独特”。朱德陈毅与毛泽东的分歧，属于对革命政策和策略的思考的层面上，彭德怀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则属于一些具体事物。也就是说，彭德怀确乎对中共革命整体上的政策策略，缺乏思维。因而往往是对于某一个具体事情，念头一来，就发了出去。

延安时期，彭德怀在“王明路线”上的表现，既不是林彪所说的“见风使舵”，也不是一部分人说的“追随”了王明，还不是一些人所描绘的“没有追随”，而是在这种缺乏整体政策和策略思维基础上的一个必然。正如彭德怀自己在“自述”中所言：当时辨别不清。

在“立三路线”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彭德怀只看到能够打下长沙，却看不到打下长沙的代价，尤其是看不到打下长沙后的结果。这与后来的打赣州，基本属于同一性质。不同的是，在打赣州的问题上，彭德怀不但缺乏革命政策策略的思维，还缺乏一定的军事眼光。

打长沙之前，彭德怀配合临时中央、地方特委，剿灭了袁文才、王佐。这一行为，令毛泽东痛心疾首，由此，也成了“毛泽东与彭德怀历史上N次误会”的极为严重的一次。关于这件事，彭德怀在“自述”中写道：毛主席曾说过袁文才比较狡猾。实质上，这是毛泽东就袁文才王佐相比较而言。彭德怀也许想以此表明包括毛泽东在内，多数人对袁文才有着负面的看法，来证明自己认同中央特派员和地方特委的观点，是有理由的，并不是出于想吞并袁文才、王佐人枪的私心。

但是，毛泽东确乎把这笔帐记在了彭德怀的身上。然而，毛泽东把这笔帐记在彭德怀身上的主要原因，并非仅仅因为袁、王是毛泽东的亲信，没有彭德怀的参与，就不会有袁、王的被杀。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极端反对这种“用武力”解决党内分歧的手段。周恩来显然也如同毛泽东一样：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就斥责彭德怀杀袁王和草地上想动武的做法，也是基于“武力解决”党内分歧这个问题上。

彭德怀“一打长沙”又旋即退出后，于1930年6月，再度与毛泽东会师。并且，拒绝了“立三中央”把红军独立成不相统属的命令，与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但接着，又发生了“二打长沙”的事情。

此时，由于立三中央公开批评毛泽东的“乡村包围城市”，指责毛泽东历来不执行中央路线，有着“自己的一套”，根据地内，地方和红军内部，掀起了一股反对毛泽东的情绪。在打不打长沙的问题上，彭德怀的三军团，有干部当面责问毛泽东：你到底执行不执行中央指示？！

此前，地方组织在临时中央的支持下，废除了毛泽东“废止一切肉刑”的政策，掀起了血雨腥风的“打AB团”，并颁布了“肉刑”政策。打长沙的问题解决后，地方组织开始公开反对毛泽东第一次“反围剿”的军事部署。煽动地方干部和群众，破坏毛泽东的军事部署，直接严重影响到红军内部：出现大批当地籍的干部战士“开小差”的现象。

军队干部鉴于当时的肃反形势，更鉴于毛泽东始终对中央的肃反指示不予执行，要求在军队展开肃反。关于红一方面军开展肃反的关键资料，现在基本不存在。比如，是那些将领向总前委或毛泽东提出肃反要求的？毛泽东和总前委召开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主要人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的态度是什么？肃反的具体部署和政策是什么？肃反主体（各纵队）当时驻防分布又是什么？

从目前能够看到的资料显示，当时的肃反政策，是强调了废除“肉刑”的，而主张“废除肉刑”的，很可能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因此，“回忆”这段历史的黄克诚、萧克，在回忆自己对所部战士残酷的乱打乱杀时，却不曾“回忆”这一行为的依据和来源。也就是说，黄克诚、萧克对所部战士“逮了就打、供了就杀”，是执行“上级”的政策还是自我行为？

没有这方面的“回忆”，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尽管已经组成了红一方面军，但是，各部队实质上有着较强的独立性，尤其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

尤其是，1930年12月中旬，“富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发现“肉刑”问题，在黄陂召集总前委会议，重新申明“废止一切肉刑”的政策，之后，从黄克诚的回忆中看到：其所部，仍然存在着严重的“肉刑”问题！

实质上，中央苏区在1930年的肃反，“始作俑者”，是当时的“临时中央”。“富田事变”的直接责任者，包括临时中央、事变者、还有李韶九。军内“打AB团”的责任，则是大大小小的萧克们。

打仗是较为单纯的事物，统一来自不同“山头”的各路“神仙”的思想、组织、政策，则是非常艰难和难以完全生效的事情。红四军的“两路人马”（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的湘南起义部队），还闹得“纷纷扬扬”；彭德怀与袁文才、王佐“共事”不久，彭就屠杀了袁、王。地方组织的宗派势力就更为显著：李文林利用宗派实力，前后赶走了五任特委书记；赶不走毛泽东，则公开煽动地方的干部群众进行反对，尽管明确知道这种反对实质上是帮助蒋军的“围剿”，也即“资敌”。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后，好不容易在形式上统一了根据地的思想、组织、政策，但很快又被临时中央有意分裂开来。在彭德怀的支持下，好不容易又重新统一了军队，也是很快就被临时中央“取消了总前委”（1930年10月，临时中央决定取消刚成立的总前委。月底，这一决定被传达到红一方面军）。根据地由此形成了组织混乱、思想混乱、政策混乱的局面。即使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是如此：组织上表面统一，实质上各种不同的思维支配着形成了各自相对的独立；尤其是参加中央六月会议的代表回来传达了中央对毛泽东“乡村包围城市”的批评后，更增加了一些反对毛泽东的情绪。

这种情形下，对于“十分信仰临时中央”而又有着反对毛泽东情绪的一些将领而言，不顾直接领导毛泽东“废除肉刑”的指示，而去采用临时中央的“肉刑”政策残害本部战士，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反而不正常了！

1931年11月的毛泽东，成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主席。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周恩来、项英等削夺了“兵权”。更主要的是：毛泽东这个“国家主席”，从此名不副实了。到1933年博古、张闻天、陈云等到达苏区后，毛泽东这个“国家主席”，则彻底被架空了。

1932年“宁都会议”后，红军开始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前期作战。最著名的，就是“打赣州”。1930年末，批判了“立三路线”后，本来支持毛泽东“乡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一些领导者，开始支持又一轮的“完全不同于立三路线”的新的“城市道路”。“新城市道路”的“第一站”，就是打赣州。毛泽东明确反对这一计划，并进行了详细的分说。苏区中央局负责军事的周恩来、项英等，则不知道是否能打，但却鲜明的反对毛泽东的“右倾”。由此，项英等去向彭德怀探询是否能打。毫无疑问，那时的人们，认为军事才能最高的领导者，毛泽东以外，就是彭德怀。

彭德怀经过一番分析后，认为能打，并荣赝战役的总指挥。结果，不但打不下赣州，还牺牲了许多无辜将士的生命，而且，导致红军面临被歼灭的危险。项英冒雨去请被迫害生病的毛泽东，毛泽东则坐着担架火速冒雨上了前线。扭转乾坤，使红军转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而挽救了红军命运的毛泽东，取得一连串胜利不久，又遭到严重迫害，生病去了。

打赣州的问题，也是“毛泽东跟彭德怀N次误会”的一次。但是，毛泽东并不是记恨彭德怀反对自己的主张，而是痛恨为此给革命带来的损失，为无数宝贵的年轻红军战士的生命被牺牲掉而愤怒！

之后的两年中，毛泽东遭受着各种迫害，彭德怀则驰骋在各个战场上。直到中央苏区被丧失，直到红军由十几万锐减到不足三万，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毛泽东跟彭德怀才又开始新一轮的“分分合合”。

附文1：关于彭德怀“骂娘”

庐山会议上，关于彭德怀“骂娘”，本来是个很清楚的事。但当“骂娘”成了一个极大的“缺陷”时，原来津津乐道的一些人们，感到了问题所在，于是又极力想要证明彭德怀不曾“骂娘”。无法否定事实时，又极力想证明彭德怀不是当面“骂娘”，却又“确定”不了彭到底是在什么场合骂娘的。

本文采信权延赤以及《党史博览》上的描述，并非盲目。8月1日，朱德曾批评彭德怀“好话，叫骂娘”，说明彭德怀骂娘的时间，在此之前。由***的〈庐山会议实录〉及彭德怀传记、年谱等类文字看，从庐山会议开始到毛泽东7月23日讲话，这个期间，彭德怀也不曾骂娘。那么，彭德怀“骂娘”的时间，就只能在7月23日——7月30日之间。

“你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娘，我骂你二十天也不行”这句话看，彭德怀显然是当面“骂娘”的。在7月24日——7月30日期间的小组会议上，彭德怀已经开始受到与会人员的批评，如果是在小组会议上“骂娘”的，则一定会形成风波，但是，任何文字都没有这种记载。也就是说，小组会议上，也不存在彭德怀“骂娘”的事。还有一些人说，彭德怀“骂娘”，是别人揭发出来的，也就是私下“骂娘”的。如果事实确实，那问题就显然严重了：彭的所作所为，就是借机发泄历史怨恨！

以彭德怀思维的朴实性看，辩无可辩而恼羞成怒时，当面“骂娘”，是很自然的事情。

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谭震林等这些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一起“打天下”的人们，毛泽东与他们之间，有着很深厚的情感。换句话说，即使毛泽东，也有着“凡人”的一面，甚至彼此之间表现出某种“哥们意气”。这一点，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其他干部相比，有着明显不同的。不管磕磕绊绊，也不管相互“打仗”多少次，只要不妨碍大局，对毛泽东个人如何不敬，毛泽东也是不计较的，甚至表现出纵容。

罗荣桓元帅是党内“圣人”。朱德与毛泽东的“历史恩怨”不说，建国后的六十年代出访苏联，赫鲁晓夫当面对朱德说，把毛泽东搞掉，你来取代。朱德“憨厚”的一笑。这种事，放在什么时代什么国家，显然都是不能允许的。但是，跟朱德一起出访的领导人回来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也只是说了句“一贯右倾”了事。彭德怀在建国前，其“独立性”已经是党内周知：关向英逝世前流着眼泪劝彭“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毛泽东如果要整肃彭德怀的话，至少有两次既名正言顺又不会有丝毫“历史把柄”的机会：一次是“高饶事件”，一次是1958年彭德怀的辞职。“庐山会议”上，8月1日与彭德怀的谈话，毛泽东前前后后说了一大堆，最后来了句“交不亲的朋友”：这那里象党的最高会议？明摆着是“哥俩唠嗑”！

谁人跳梁？——不能小看的“小人物”

7月27日的常委会上，彭德怀“骂娘”后，毛泽东与常委会商议：补够四十天，也即决定召开中央全会。但是，决定召开中央全会，并非是要打倒彭。从林彪1966年5月23日的谈话看，中央决定对彭德怀“揭盖子”，是常委会权衡利害后决定的，原因是“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而没有资料证明林彪曾参加7月27日的常委会以及这个决定召开中央全会的商议——关于林彪“上山”的时间，目前至少存在三种说法：一个是7月17日，一个是7月25日，一个是7月29日。国家权威出版物采用的时间，都是“7月29日”——因此，召开中央全会，跟批判彭德怀，是两回事。也就是说，召开中央全会，不是为了批判彭德怀。

7月28日，宣布召开中央全会——“秀才”们，又开始行动了。

“他（胡乔木——笔者注）还算‘机警’，知道风向不对，马上作了那长篇发言，度过了政治危机”。

吴冷西在《忆乔木同志》中回忆道：“他（胡乔木——笔者注）同田家英同志和我商量，建议这位参加起草工作的人写一封检讨信给毛主席，以求得谅解。乔木同志的这个好心没有得到好报。二十多年之后，这位起草参加者著书立说，扬言他写那封信是‘终生恨事’，似乎是乔木同志的建议害了他。尤有甚者，这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在其著作中竟然还说他在庐山会议上保护了乔木和家英。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位起草参加者在庐山会议后期，写了所谓‘检举材料’，罗列许多‘罪状’，告发乔木同志，家英同志和我。”

“这位参加起草工作的人”，就是被周小舟称作“婊子养的”李锐。李锐这样写道：“田家英从他的内线得知”“‘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李井泉等挂帅，他们组织人攻击《议定记录》，攻击彭德怀的信，也攻周惠”。“7月23日到29日之间”，“田家英也悄悄跟我联系”。有天晚上，田家英来到他的住处特意告诉他，正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他通知：“周，加倍小心谨慎。”“在毛泽东住处召开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德怀就是纳吉。”

“反党文件”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反党”两个字，是8月16日全体会议上才加上的，之前根本不存在“反党”的字样。中央全会召开前，也不曾开始起草什么全会文件。——“秀才”们，通过各种不正常的渠道，由原来惟恐天下不乱，变成了地震前的老鼠，制造紧张空气。

7月30日晚，李锐把写好的欺骗信交给毛泽东，信中还信誓旦旦：“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还有“秀才”到毛泽东处哭诉、揭发，跪在地上，如丧考妣，怎么也搀扶不起来。说自己年轻幼稚，上了别人的当……

这些人的作为确乎难以理解。会议初期，激扬文字、指点江山，鼓动彭德怀——即使已经起草了“会议纪要”，即使知道彭德怀的水平不足以超越“纪要”的范围。毛泽东批示印发彭德怀的信件后，“秀才”们起草的“纪要”第一稿早已完成，明确知道“会议纪要”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也明确知道彭德怀的信之内容没什么新鲜的东西，而且，毛泽东7月17日专门谈话后明确知道了毛泽东的倾向性，依然意气风发的以什么“俱乐部”自居，上窜下跳。毛泽东7月23日讲话后，却立马纷纷表态揭发，言称“上了别人的当”。上了谁的当？

真不知道这些“秀才”们到底想干什么！坚持真理么？庐山会议上，发表一些不同的观点，根本就不算什么！坚持自己的公开观点，又有什么？是因为私下里活动之猖獗？或者是揭露的真相一样，怕心怀鬼胎，想混水摸鱼、闹个什么总理副总理的职务败露？

“庐山会议”，如果没有那些端不到桌面上的私下活动，决然不会形成后来那样的结果！

事实上，“大人物”跟前的“小人物”，为了达到一己之目的，坏了大事的情况，屡屡不绝。毛泽东身后，一些政治大事件，“秀才”们的影子，依然是十分强烈的。

从“秀才”们以及“俱乐部”成员私下的担忧看，他们明确知道事态的严重性。这种严重性不在于会议上公开发表了什么观点，而在于那些私下的活动。这些私下活动，在他们自己看来，也绝对构成“反党”。这也是“秀才”们一嗅到气味不对，便纷纷哭诉表态揭发的根本原因！——想以主动逃脱该有的惩罚。正如李X所说：杀降不武。所谓“杀降不武”，就是主动交代、反戈一击后，再大的罪孽，也会减轻处罚甚至不予处罚。

如果彭大将军、张闻天、黄克诚等获知“秀才”们这些“小九九”，会怎样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