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搞肃反对党和红军危害最大

　　在党和红军的初创时期，为了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各根据地的党组织，都能根据中央的指示，把扩大红军的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做，积极地发动和动员广大贫苦工农群众踊跃参军投身革命，使得红军队伍得到了迅速地壮大和发展，革命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扩红工作顺利进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一些冒充工农群众且怀有各种目的和思想的人也被裹挟进革命队伍，甚至还有敌人派出的特务分子，这无疑给党和红军的生存发展构成了极大的潜在威胁。清除这些投机不坚定分子、变节分子，尤其是敌特分子，对处于正在发展时期的党和红军来说尤显得非常的迫切和必要。为此，各苏区根据地也都先后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进行了适当和必要的肃反锄奸工作，清除了一些混入到革命队伍中的敌特分子及投机分子，这对纯洁党的组织，加强红军队伍建设无疑是有益、重要和不可或缺的。

　　肃反锄奸工作也伴随着党和红军的发展，逐渐成为了各苏区一项重要的长期性工作。尽管在工作的过程中个别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伤害了一些自己的同志，但经过分析甄别和鉴定，都能够及时地予以纠正，总的局势没有出现严重扩大化的问题。然而，完全使“肃反”扩大化，且一步步走向“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到出现“滥杀无辜”的局面，则是从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通过六届四中全会使王明等人夺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之后才开始的。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应该说也是好的，但由于在主观上对中国革命性质、任务的判断上犯了“左”的错误，对革命前途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不仅提出了一套完全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方针口号，还过分的夸大了对内部变节分子、尤其是敌特分子打入革命阵营内部进行破坏捣乱危害情况的估计，这无疑为后来的肃反工作不断地升级并进而扩大化埋下了伏笔。

　　为了做好肃反锄奸工作，王明等人便把苏共的一些作法移植到了中国党（军）内，之后便在湘赣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陕甘苏区拉开了“肃反”的序幕。由于肃反的不断升级，伴随而来的严重扩大化，使得在清除革命阵营中敌特和变节分子的同时，更多的则殃及株连到许多无辜的同志。致使肃反非但没能起到纯洁革命队伍的作用，反而对党和红军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内伤，招致革命力量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由于内部的“斗争”，造成了党（军）内空前的危机。各根据地先后持续进行了四年多之久的“肃反”，直到1935年10月党中央长征抵达陕北，才以释放遭左倾路线逮捕扣押的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子丹、习仲勋、高岗等陕北红军领导人，及被错抓乱扣的其他人之后为标志，先行结束了陕北的“肃反”，各根据地的“肃反”也随后被中央陆续制止和叫停，被错误抓扣的同志也给予了释放和平反。

　　这场持续之久的肃反，对各苏区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严重危害。如果说其他苏区的“肃反”是因为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的话，那么，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应该说是张国焘拉大旗作虎皮，以贯彻中央路线之名，行打击排除异己、树立个人权威之实的结果，因而鄂豫皖苏区的“肃反”较其他苏区相比就更显得残酷、惨烈，时间最长，危害也最大。

　　（一）

　　1929年冬，苏共在全党开始了一场清党运动，而此时身在苏联中山大学的王明便积极地投身到了其中。他为了显示自己的积极，便借校长米夫的权势，在校内也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批斗活动，借以排斥打击那些和自己意见相左、尤其是反对他的人，并以各种理由给这些人戴上反党和右倾的“帽子”，甚至还开除了一批他认为是不合格的党、团员。王明的所作所为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抵制和反对。然而，他的作法在校内引起的恐慌，非但没有得到制止，反而却得到了米夫的赏识、纵容和支持。1930年，随着中山大学的解散，王明等人先后回国，此时米夫也被共产国际任驻中共的代表即将启程来到中国。于是，王明便把自己在苏联受米夫赞赏的作法也带回到了国内。回国以后，他不是想着用在苏联学到的马列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去为党做一些富有成效的实际工作，而是一门心思地寻找各种机会想要取得中央的领导权。而此时的中共，由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造成了对党和红军的严重损失，正在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专此发出了《给中共中央关于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信中批评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中共犯了“调和主义”错误，这无疑给了王明等人要趁此取得中共领导权一个天赐良机。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伙人为了迎合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批评，也在有意推波助澜，以显示他们最正确、最积极，最拥护共产国际路线。为了开展对李立三的猛烈批评，他们不仅有意夸大渲染李立三的错误，甚至还对其进行人身攻击。他们打起了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俨然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骗得了共产国际对他们的信任。1930年12月米夫来到中国，王明便认为时机已到，在米夫的支持下，他不顾许多人的反对，加快了改组中共领导机构的步伐。1931年1月，王明一伙便通过六届四中全会取得了中央的领导权。之后，为了能够更有力的贯彻中央的方针路线，他们便自上而下的把那些“吃过洋面包”的，“信得过”、且有工作“能力”的人派到各根据地去夺权，相继派出多路的“钦差大臣”到了各个苏区，要求各苏区中央局坚决贯彻执行共产国际与中央的路线和方针。至此，各根据地的肃反由此也拉开了序幕。张国焘便是这“钦差大臣”中的一员。

　　为了给这些“钦差大臣”们撑腰和壮胆，以便使他们能够在和那些“不服从”中央路线的人作斗争时更有胆量和信心，9月份，中央便向各苏区发出了《中央关于同苏区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照此决议，“钦差大臣”们不仅可以把那些不满“左倾”错误领导的人当作反革命，而且把他们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思想作风、违反了纪律等问题，也都可被视为“反革命性质的破坏活动”。如此一来，就使得各苏区党组织及红军领导人之间原本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不同看法甚至矛盾，不仅不能达成共识得以沟通谅解而得到解决，反而因“肃反”加剧成了更为激烈和尖锐的矛盾，解决问题和矛盾的方法也因此升格为了对抗性质的斗争，且斗争方式还象病毒一样迅速在蔓延。

　　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在一面遭受到敌人围剿的同时，不但要应对敌人的进攻，一面还要对自己人搞的“肃反”加以堤防，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帮助敌人的作用。

　　面对“肃反”不断扩大化的错误，各苏区大多数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对此不仅深恶痛绝，而且还冒着有可能被以“肃反”的名义招致被杀头的危险于不顾，挺身而出对这些“左”的错误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和斗争。虽然不能完全制止肃反，但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许多无辜受牵连的红军干部战士，使他们免遭被杀头的厄运，在一定程度上扼阻住了错误行为的蔓延和发展。然而，在鄂豫皖苏区，由于张国焘披着钦差大臣的外衣，通过连续不断地“肃反”，撤换了许多干部，以致于到后来使得徐向前等人的正确意见屡遭否决，无法形成多数，久而久之，张国焘的错误就发展到了无人能够纠正也难以纠正的地步，四方面军已经被搞成了一个完全由他操控又称霸一方的独立王国，为他之后滥杀无辜、分裂党的行为埋下了隐患。

　　张国焘自1931年4月到鄂豫皖苏区，至1935年9月拉部队南下公开与中央闹分裂的四年多时间里，四方面军中许多红军优秀的高级指挥员先后被他以各种罪名惨遭杀害，其中有曾中生、邝继勋、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魏孟贤、吴荆赤、王培吾、黄刚等人。尤以杀害红军师长许继慎的手段最为惨烈，先是让人用绳子捆绑着手脚，遭受鞭打，后又在张国焘“绑到马上，拖他”的吼叫声中，被人拴在马上拖着奔跑活活地拖死，手段残忍，令人发指。除此之外，张国焘还杀害了许多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活动家及干部徐朋人、曹学楷、王秀松、方英、戴克敏、戴季伦、舒传贤、郑新民、王宏学、雷绍全等人。株连的基层干部和战士更是不计其数。

　　利用“肃反”打击排除异己，是张国焘惯用的手法。“肃反”已被张国焘当作成了剪除异己，培养自己亲信，打击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树立自己权威的工具。通过不断使“肃反”升级，张国焘在其地位一步步得到了“稳固”、且人强马壮的同时，权力欲也在恶性的膨胀，四方面军在一步步地渐变成他搞独立王国工具的同时，也使得他拥有了挑战中央权威的资本，以至于后来终于发展到了敢于公开与中央对抗叫板、闹分裂的地步。这不能说不是肃反助长了其野心的结果。如果说遵义会议之前的中央能够及时地发现和制止肃反扩大化，或许张国焘的错误不致于发展到后来如此严重的地步。

　　（二）

　　1927年四月，蒋介石公开地撕去了伪装，彻底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政策，举起了屠刀大肆屠杀毫无防备的共产党人。惨痛的教训迫使共产党人不得不竖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号召共产党人必须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便风起云涌，鄂豫皖地区的党组织也先后领导发动了黄（安）麻（城）、商（城）南、六（安）霍（山）三次武装起义，创建了三支红军和鄂豫边、豫南以及皖西三块根据地。1930年初，根据鄂豫皖三省边界斗争发展的情况，为统一党的领导和对红军的统一指挥，中央决定建立边区特委及红军第一军军部，任郭述申为特委书记，许继慎为第一军军长，曹大骏为政委，熊受暄为政治部主任，徐向前为副军长。在特委和军前委的领导下，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发展的很快，不仅根据地得以扩大，而且还取得了攻克英山等六县的胜利。

　　1930年11月，中央派曾中生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曾中生积极发展红军，建立各级党组织，扩大巩固已有的根据地。年底，由湘鄂赣进入鄂豫皖的红八军一部，与游击队合编组成红十五军，蔡申熙为军长，陈奇为政委。1931年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邝继勋任军长，余笃山任政委，徐向前任参谋长，许继慎任十一师师长。鄂豫皖根据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然而，这刚刚出现的大好局面却因为张国焘的到来发生了逆转。

　　1928年至1930年期间，张国焘还是一名在苏联的中共代表团的成员，虽以瞿秋白、邓中夏为首的代表团曾受到过以王明为首的中山大学支部局人的反对，但由于张国焘会见风使舵为人圆滑，对米夫、王明的态度较好，所以，他不但没有受到攻击，还受到拉拢，成为了王明较为信赖的人。1931年1月，张国焘从苏联回到上海。4月，他便和沈泽民、陈昌浩一起，被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秘密护送来到了鄂豫皖苏区，幸亏顾顺章是在完成了护送任务之后，在回上海途经武汉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之而叛变的，否则，张国焘等人也可能要遭到逮捕，那四方面军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由于张国焘是被以王明等人把持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的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去的，所以他便不遗余力的为王明等人大唱赞歌。他为了证明自己是多么地拥护四中全会，坚决反对“立三路线”，一到苏区，便以“钦差大臣”和“太上皇”自居，无视苏区党组织和红军的发展，一味指责曾中生等人在苏区执行了富农路线，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犯了“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他甚至不顾事实地否定一切，给了苏区干部和群众当头一棒。面对张国焘的发难和指责，广大干部无不觉得极度压抑难以适从。

　　为了能够按照王明等人的意图改造苏区和红军，张国焘首先对苏区原有的组织进行了“改组”。5月，他首先在新集成立了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自任书记和军委会主席，随之便撤销了以曾中生为书记的原苏区特委，并将之降为红四军政委，接着又以种种理由开始“调整”红四军其他领导干部。他先后以没有在皖西坚决处置“该组派”为由，开除了舒传贤的分局委员，之后将其杀害；以因反对在春耕时节重新分配土地等政策，将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开除岀党；以因发表文章反对片面提高工人工资，影响工农联盟为由，撤销了陈定候四军政治部主任之职；以领导能力不强为由撤销了邝继勋的军长之职。

　　对于张国焘的“左倾”错误，曾中生等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因此便招来了张国焘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9月上旬，在新集召开的分局与军委紧急会议上，讨论部队南下作战的问题时，曾中生等人与张国焘发生了争执。但在多数人的坚持下，使得张国焘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见，部队仍然南下作战。后来事实也证明南下作战不仅取得了重大胜利，又支援了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然而张国焘却认为：曾中生因为撤销了他的职务，是故意借题发挥，曾中生与自己的争论已经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除了撤换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张国焘随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诬蔑曾中生用家长式的方法领导红军，不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对执行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有怠工，决定撤销其政委工作，调到后方去考察。张国焘的这个错误报告却得到了以王明为首的中央的肯定，之后，曾中生便被撤销了红四军政委的职务，由陈昌浩接替。由于有王明的支持，张国焘更毫无顾忌地大肆调整撤换甚至逮捕杀害许多“不称职”的干部。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九月十三日到十一月中旬，张国焘先后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遭到逮捕的红四军中的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第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团长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1931年11月中旬，张国焘在下令处死了年仅30岁的红军指挥员许继慎之后，又株连逮捕了2500余名红军战士，这些人大部分也都遭到了杀害。

　　（三）

　　张国焘利用一切机会打击迫害干部，到了毫无顾忌不择手段的地步。如果说张国焘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撤换逮捕干部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他利用国民党有意制造的反间计，干起了迫害自己同志的罪恶勾当，做着仇者快亲者痛的事，那就是对党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了。

　　尽管张国焘大肆搞“肃反”，斗争迫害自己的同志，但广大红军指战员在战场上与敌作战时仍然表现得很顽强勇敢。当敌人看到了红军英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要想通过在战场上的较量已难以达到要消灭红军的目的之后，便看准和想要利用红军内部正在进行的“肃反”，搞起了反间计的阴谋，企图通过制造红军的内乱，使其互相残杀，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敌人的这一招可谓不狠不毒也！

　　一次，红军在占领了英山之后，主力部队随之便撤退到了其他战场，而师长许继慎则奉命率部留守，敌人看到了有机可乘，国民党特务曾扩情便以黄埔同学关系，派人送信给许继慎，信中谎称许已与敌“联系”上，表示欢迎许来投蒋并给以重任。曾中生、徐向前接到信后，立即对来人进行了审问，在弄清了这完全是敌人耍的花招和阴谋之后，便将信送交到了中央分局处理，希望以此为鉴对敌加以提防。然而张国焘却别有用心，依此作为杀害许继慎的理由。他也知道这是敌人的阴谋，不便直接逮捕许继慎，于是他先以其他借口非法逮捕了鄂豫皖军委会参谋主任、原红四军党委书记李荣桂等人，又以刑讯逼供的方法逼他们供出许继慎、熊受暄“确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在得到了这个“证据”之后，接着，他就炮制出了一个所谓以“许继慎为主席的反革命阴谋案”，这样，他不但“名正言顺”地逮捕了许继慎，还诛连了与之有关的其他干部。有了“证据”之后，他便令陈昌浩在余子店逮捕了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在麻埠逮捕了四军参谋主任柯柏园、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在斑竹园逮捕了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三十五团团长王明，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这些人先后被杀害。张国焘给许继慎加上反革命、改组派等罪名，逮捕后遭严刑拷打还嫌不够，硬是被用马活活地拖死，惨不忍睹，其手段比起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多年以后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中仍还承认“许继慎是一个才华毕露的军人”、“对鄂豫皖边区军事上有过很大贡献”。这番表白张国焘想要说明什么？是忏悔、自责、不安，只有他知道。

　　利用信件离间红军制造混乱，是敌人惯用的伎俩。敌人在看到利用离间计达到了使张国焘除掉许继慎的目的之后，便先后对四方面军的其他领导人也使用了此计谋，之所以都没有能够得逞，只是张国焘怕再引起更大的内乱，而没有敢再继续逮捕人。当这一招已经不灵了之后，黔驴技穷的敌人反而却打起了张国焘的主意。国民党将领刘峙令空军用飞机在红军驻地上空丢下一封给张国焘的信，信中说国焘派去的人已到，如果愿意“那样办”的话，就趁早下手为好等等，妄图再次制造红军的内乱。这一拙劣行为再次说明这完全和前面敌人曾使用过的手法如出一辙，是愚蠢的阴谋，大多数红军领导人也都对此不屑一顾不予置理。然而，面对敌人对他的诬陷，张国焘却不允许其他人对此有任何的议论和猜疑，以掩盖其之前曾利用敌人阴谋清除异己之险恶用心。

　　（四）

　　对于张国焘恶劣霸道的军阀作风，曾中生、邝继勋、余笃山等人在与之斗争无果的情况下，也联名写好了给中央的信，反映张国焘放弃苏区，盲目向西转移，毫无目的退却的错误以及军阀主义作风等问题。1932年12月9日，当部队到达陕南城固县小河口时，在此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曾中生、邝继勋、余笃山等人商议，将原准备向中央反映张国焘错误的信，改在会上由曾中生做书面发言。希望通过在会上的发言使张国焘能够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有所认识后，他们也就不再向中央进行反映了。应该说曾中生等人的做法不仅是善意的和符合组织原则的，也是维护张国焘的权威和威信的。然而，张国焘却对此极为不满，他先是隐瞒事实欺骗舆论，之后便寻找各种时机进行报复。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木门召开军事会议之后，张国焘便利用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权利，在部队和地方党组织开展了“反右”斗争，以此对曾中生等人进行报复。他先以莫须有的罪名秘密杀害了邝继勋、余笃山等人，接着又软禁了罗世文及中央代表廖承志等人，最后决定再择机杀掉曾中生。8月，张国焘在《干部必读》上发表了《右派的根本错误》和《托陈取消派之完全破产》两文，用对号入座的办法为杀害曾中生制造口实。他诬陷曾中生是托陈取消派、右派，叫嚣对这样的分子，必须执行纪律。之后，便宣布撤销了曾中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非法逮捕，长期被关押，使其遭受到了精神上极大的折磨。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曾中生得知后，认为自己的问题中央一来就有希望解决了，于是他便向张国焘提出了要求释放自己并允许向中央写信汇报自己思想的请求。张国焘认为曾中生是想利用中央来压他，因此非但不许其与中央领导人见面，还扣押了他的信件，继续关押。

　　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央便提出了在川、陕、甘三省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又作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但张国焘阳奉阴违，不但不执行中央制定的北上的方针，还伸出了向党要权的黑手。鉴于张国焘的态度，和一、四两个方面军没有共同合作的历史，为使两路红军能够共同北上，中央煞费了苦心，不得不采取迁就忍耐的态度，将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让位于张国焘，以求得能够共同北上。8月3日，中央决定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且干部又进行了交叉任职。右路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与红军总部一起行动。为了在两路军分头北上的途中能够保护并营救曾中生，且还不让张国焘看出是中央的意图，中央决定让朱德以个人名义利用自己在红军中的威望，及与张国焘接触较多的机会，向张国焘提出面见曾中生的要求，然而，张国焘拒绝了朱德的要求。朱德被拒之后，中央更担心曾中生的安全，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曾中生等人仍被扣押的情况之后，中央便直接向张国焘提出了面见曾中生的要求，但又被张国焘以种种理由所拒绝，这让中央看到了问题的严重和复杂。中央要见曾中生引起了张国焘的警觉。在张国焘看来，随着两军会师之后他与中央分歧的不断加深，又鉴于曾中生掌握了他更多的情况，留着曾中生不仅会极大地妨碍他日后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也会成为今后中央批评他所犯错误的一个活证据，于是在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川西北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他让人将曾中生用绳子活活勒死，杀人灭口，企图一了百了，之后却造谣污蔑说曾中生暗中通敌，在投敌的路上掉进河里被淹死了。曾中生是在中央提出要求给予保护情况下仍被张国焘杀害的最后一位高级干部。张国焘利用肃反，清除异己，可谓心狠手辣，登峰造极。

　　（五）

　　1933年1月，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党在白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入江西和苏区中央局合并，苏区中央局便改称中共中央局。从此，中央机关就始终和一方面军在一起，一方面军也因之被称之为中央红军。9月，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也到达江西苏区。10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一方面军反围剿作战的胜败直接关系着中央的安危，使得中央不得不全力应对和指挥一方面军的作战。然而，由于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反

　　围剿作战最终失败，导致了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1935年1月之前，中央的领导权仍然是被以博古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所把持，当错误路线仍在继续的时候，要纠正他们在各苏区的“肃反”错误是不可能的。即使在遵义会议上将博古李德赶下了台，并确立了以张闻天、毛泽东等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央也仅仅只是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者错误的军事指挥，也并没有否定其政治路线。鉴于严峻紧迫的军事形势，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已成为了红军求生存唯一紧迫的首要问题。中央要求各路红军要相互协同配合，共同努力去打破敌人的围剿，不宜在此情况下提及“肃反”等涉及到政治路线方面错误的问题。否则，不仅会出现人心涣散，内部不团结，也不能形成协调配合的态势，还可能使有利的军事形势也会因此而丧失。只有待军事形势趋于好转之后，才能再逐步地去纠正政

　　治路线上的错误。应该说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机动灵活轻装上阵，以在湘西的二、六军团，在川西的四方面军这两个支点为依托，忽而东忽尔西，通过四渡赤水往返佯动，造成中央红军急于要与之会师的假象，使蒋介石误判，进而达到迷惑并甩掉敌人，跳出铁桶般的包围圈，最终实现了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意图。两军会师之后，由于实力对比过于悬殊，面对拥兵自重的张国焘，中央极为担心会合后两军能否共同北上。因此，中央要求中央机关和一方面军，除了讲团结、讲一、四方面军在军事行动上相互配合之外，其他一切问题一概不予提及，尤其是对于张国焘来说比较敏感的“肃反”问题此时更是不能提及，避免触碰张国焘敏感的神经。

　　尽管一、四两个方面军之间相互了解的也不多，但中央对四方面军总的情况，尤其是肃反扩大化的问题还是有所了解的，只字不提及四方面军的任何问题。这就为日后争取张国焘，使其能够执行中央战略方针，预留了一个大的空间。然而，中央的良苦用心没有能够感动张国焘，反而让他反客为主，怪罪起了中央。两军会师之后，张国焘在了解到中央红军只剩下了三万人马，已远不能与他的十万之众相比的情况后，便先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推向中央，进而向党伸手要权，露出了他要“用枪来指挥党”个人野心的马脚。中央在看出了张国焘不愿北上，并以此要挟中央进而达到向中央要权的目的之后，迫不得已，不仅让他担任了红军总政委，还增加陈昌浩、徐向前、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尽管中央作出了如此大的让步，但张国焘仍欲壑难填，步步逼宫，一度曾让张闻天有了只要红军不分家他愿意让位总书记职位给张国焘的想法。面对张国焘的咄咄逼人，中央也不在一味的对其让步。为了能扼阻张国焘更大的“企图”，求得一、四两个方面军能够共同北上，中央也不得不在此时亮出本不该亮出的底牌，要求释放现仍在被关押着的同志。其意就是要向其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四方面军利用肃反杀害了许多自己同志的错误，中央是了解的，而在此时提出此事并不是要追究此事的责任。中央的目的也仅只是起到要点一下张国焘“穴位”的作用，让其适可而止，即刻收手，使其行为能够有所收敛，不要再得寸进尺。

　　张国焘阳奉阴违的行为，中央仍对其采取规劝的态度，等待着他的回心转意。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全会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的。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但四方面军绝不应该以此自满……。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中央对四方面军的肯定和苦口婆心的规劝，目的只希望其能够一起共同北上。张国焘为什么要隐瞒肃反，他怕因肃反引出了其他的问题，败露了他的分裂行为，因而在与中央的交锋中始终躲避肃反问题，但他也视乎从中央的决议中隐隐约约地感到一丝不安。由于他不仅继续坚持错误，还要向中央伸手要权，便将公开肃反变为了秘密肃反，虽然秘密地杀害了曾中生，而廖承志则由于朱德的秘密保护，总算是保住了性命。自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为了能够求得共同北上，中央迫不得已不得不在川西北苦等他三个月时间，但中央的良苦用心终究未能换回张国焘的醒悟。他的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在错误的道上不仅越走越远，而且到了要用武力来要挟中央南下的地步。中央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9月10日，不得不率领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六）

　　由于张国焘分裂了党和红军，1935年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再次电令他率部北上。然而，张国焘继续对抗中央，除命令部队全部南下外，还在中央未抵达陕北之前的10月5日，在卓木雕公然地打起了第二中央的旗子，公开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撤消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叶剑英、杨尚昆免职查办”，个人野心和分裂行为达到了顶点。毛泽东后来也回顾说，和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足见斗争之艰辛和不易。

　　10月19日，中央率一、三军团历尽艰辛到达陕北吴起镇。此时不但人困马乏，加之左倾路线正在陕北根据地搞肃反，扣押了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造成了根据地空前的危机。中央迫在眉睫的任务除了要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军事围剿，还要解决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已经无力顾及解决张国焘问题。就在中央对张国焘问题鞭长莫及、束手无策之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从苏联经外蒙古，于年底回到了陕北，中央便将此重任交给了他。

　　那么从什么地方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呢？根据张国焘尽管不服从中央，但却不敢不服从共产国际的心里，中央决定让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解决张国焘问题。首先，毛泽东给张国焘发电，告他共产国际已派代表张浩来解决中共目前的问题，希望他先取消第二中央，以便能让自己有一个台阶下，然而张国焘却并不领毛泽东的这个情。1936年1月16日，张浩正式电告张国焘，他受共产国际委托回国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同时，告知了他中共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于1935年12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作出的决定。这让张国焘视乎看到了一点希望，也感到了一丝不安，他与中央拉锯式的舌战到了要结束的时候了，他希望张浩能支持他。1月24日，张浩又电告张国焘：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立足陕北，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希望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南局，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张浩的电报也让朱德、徐向前、刘伯承等人认为，张国焘不宜再继续坚持错误了，应该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做出妥协的姿态，但仍然坚持他的第二中央。想要让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没有制于他的“撒手锏”，他是不会轻易就范的。

　　经过几个回合之后，中央看到了张国焘的心理变化，于是决定从张国焘最怕别人提及的肃反这块软肋入手，依此反制于他，使其放弃第二中央。1936年2月，张浩电告张国焘：“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的被捕，地方党组织全部坍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难判明。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廖承志、曾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张浩的这份电文，使张国焘的希望彻底地破灭了。与此同时，不仅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始终与张国焘的错误进行着斗争，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日益觉醒也让张国焘颇感压力，加之南下损兵折将严重，6月6日，他不得不取消第二中央，成立了西南局。7月2日，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中央随即令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为防止张国焘将其拉入他的麾下，联合对抗中央，任弼时、贺龙在了解了张国焘的分裂之后，完全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针，至此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二、四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27日，经中央批准，撤销西南局，组成西北局，任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两个方面军的工作。十月上、中旬，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会师，艰苦卓绝的长征终于结束。

　　随着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及之后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共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了，由于许多人对张国焘的错误性质认识不清，尤其是被他长期蒙骗了的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许多人对接受党的这些策略方针一时在思想上还转不过弯来，且已经妨碍到了中央路线方针的贯彻和执行，为此，中央决定在延安开展批判张国焘的错误的活动，以达到分清是非、增进团结、统一思想之目的。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指出:“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通称延安会议)，会议的两个议题中就有一个是关于张国焘错误的议题。与会者以大量事实指出了张国焘的错误，批判了他的分裂行为。刘伯承、徐向前对曾中生的军事指挥能力比较了解，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严肃地批评了张国焘迫害曾中生的错误。凯丰在他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那里》一文中说:“国焘总想把肃反工作成为个人的工具，因此滥用权力发展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凡是与国焘个人意见有不同的，他就利用这个权力的机关去加以压制，结果使党内生活成为不可容忍的现象，许多好的干部，曾经与国焘有意见分歧的干部，都遭到他的这种滥用权力的压制。”。博古在发言时说:“其他苏区的肃反的目的，错误无非是在巩固苏维埃和党的目的下，而国焘的基本错误在于将肃反看作是反党反中央的斗争工具，只当作是巩固自己个人威信的工具。这是绝对非共产党的罪恶行为，绝对不能容许的。”在31日的会议总结时毛泽东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会议对张国焘问题作出了结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当时这个决议得到了张国焘及四方面军广大干部的认可。中央之所以作出这样个结论，就是由于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时间之长影响之大，使得一些干部在处理问题时大多出于感情方面的原因，会自觉不自觉的、不加分析的就去执行张国焘的命令，犯了本不该犯的错误。例如对待北上和南下的态度就是证明。1935年9月10日，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中央便给统领右路军的陈昌浩徐向前发电:“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但陈昌浩徐向前以不使四方面军分家为由，没有执行中央的命令，而是南下与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右路军会合，犯了不该犯的严重错误。徐向前也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到:“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中央把张国焘问题定性为路线问题，显然就是为了保护这些干部。然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妄图推翻这个决议，进而否定党的历史，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当然是不会得逞的。

　　批判张国焘无可厚非，但不恰当地将张国焘的错误延伸到了基层干部战士的身上，尤以凯丰以三万字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那里》一文，列出的13个问题，就是“一竹篙扫落了全船上的人”，引起了四方面军指战员的不满，以致发生了许世友等30多人“密谋”逃离延安的事件，后经毛泽东出面得以化解，批判张国焘的活动也随之停止。

　　尽管张国焘把四方面军搞得灰头垢面，让许多干部战士抬不起头来，但中央始终把他和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是严格区别对待的。在对待干部的安排使用问题上，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必须一视同仁，打消了许多人的思想顾虑。因而后来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干部都能被中央根据其能力委以重用，张国焘也让其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全面抗战开始后，四方面军便被改编为由刘伯承和徐向前统领的八路军129师，在敌后抗战中发挥了极其重用的作用。1945年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中央也为曾中生、许继慎等被张国焘迫害致死的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张国焘在他的《我的回忆》中却对自己的行为只字不提，却一味的自责别人，借以掩盖自己的罪行。1938年4月4日，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身份在清明节祭祀黄帝陵之际，只身投身了国民党的怀抱。之后，经周恩来等人作了大量争取工作，他仍拒绝党的挽救，17日便声明脱党，依然弃党而去，当了可耻的叛徒。张国焘用他的行为戳穿了自己的一切谎言。鉴于张国焘的错误，18日党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能背叛共产党也一定能背叛国民党，蒋介石对待叛徒的态度历来是重而不用，尽管他后来给张国焘安排了一个所谓的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的虚差事，但那只不过是给张国焘的最后一块骨头让他没事的时候去消磨时间磨磨牙而已，张国焘也感到自己已经沦落到了没有了任何价值的地步。在之后的岁月里，张国焘便逐渐地退出了政坛，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先后从大陆去了香港、台湾等地，后来又去了加拿大，最后死于加拿大。无情的岁月已经把这位弄潮儿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文/邵建忠，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