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军对延安城的轰炸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也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民族矛盾已上升成为了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作为国民政府最高统帅的蒋介石，面对日军的大举全面进攻，对中国人民抗战能否取得胜利始终信心不足。但在全民族抗战浪潮不断高涨的形势压力之下，他也不得不作出要抗战的姿态。但他在一方面号召全民抗战的同时，一方面却对由国际联盟出面制裁，或由第三国调停制止日军的进攻抱以幻想。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蒋介石对日本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日本人对其攘外安内的国策了如指掌，它们在看清了蒋介石的两面性之后，便对其施行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一方面在继续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军事进攻，企图以武力压、逼中国就范，另一方面又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中进行斡旋和调停，企图达到不须再战就能使中国投降之目的。

　　由于日本内阁会议提出的四项新的媾和条件极其苛刻，使得中国一方根本无法接受，蒋介石不得不顺从民意拒绝陶德曼带有劝降之意的“调停”，不得不担负起国人要求他与全国军民一起共同抗战的责任。日本帝国主义在遭到了中国“调停”的失败和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的幻想破灭之后，便孤注一掷倾其全部兵力，全面升级了对华战争，它在不断加大对中国地面目标进行进攻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大、中城市及重点目标的轰炸，尤其是对担负着领导中国军民进行抗战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及共产党首府延安的轰炸。妄图以此打击挫伤中国军民抗战的信心和意志，迫使中国人民屈服。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图谋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中国军民，唯有抗战到底，已别无他路。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立即进行了改编，8月25日，红军改变为八路军，组成三个师后便迅疾开赴了山西抗日前线，9月28日，又将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变为了新四军，在敌后抗战。八路军除积极协助配合友军在正面战场与日军作战之外，还不适时机地主动出击伏击日军。初到山西，八路军115师就在平型关伏击日军，一举歼灭敌人一千余人，击毁汽车一百余辆，取得了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20师在雁门关伏击日军，击毁汽车十几辆，歼灭日军近百人。129师奇袭阳明堡机场，击毁敌机24架，毙敌百余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彰显了八路军抗敌到底的决心，一扫在中国上空弥漫着的亡国论的阴霾。

　　日本帝国主义在遭到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之后，便开始了大范围的空袭行动。1938年2月18日，日军首次对重庆进行了“无差别”轰炸，开了有计划、有预谋对一个不设防城市，和无辜平民进行长期的、大规模轰炸的先河，之后又对共产党总部延安进行了轰炸。至1943年8月23日止，日军轰炸时间长达5年半之久，造成了中国无法估量的人员、财产损失。

　　1938年10月，日军在相继占领武汉和广州之后，由于战线拉长，兵力相对不足，特别是深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的泥潭，受到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严重打击，迫使其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在基本上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规模进攻之后，便把主力转向了敌后战场。从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战场便成为了抗击日军的主要战场，中国人民的抗战从此也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便开始了对共产党总部延安的轰炸。

　　1938年11月20日，日军以7架飞机的梯次队形，第一次出现在了陕北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的上空。日军先以一架侦察机在前面侦察导向，在找到目标之后，随之由后面跟进的两排轰炸机，实施对延安城的轰炸。日军在投下大量炸弹的同时，又用机枪对地面目标进行扫射。由于延安是第一次遭受日军的轰炸，加之守城的八路军留守部队当时没有防空武器，因而无法抵御敌机的轰炸。而城内军民也由于缺乏防空意识，遇到飞机不知如何躲避，只得到处乱跑和躲藏，因而造成了很大的人员物资的损失。日军对延安的轰炸，也使得党中央始料未及。鉴于严峻紧迫的形势，考虑到日军极有可能还会对延安再次进行轰炸，中共中央机关已经不能继续在原地方办公的实际，中央随之作出了让所有机关单位立即搬家的决定。就在敌机轰炸之后的当天夜里，中央机关各部门就由凤凰山麓迁到了城北五华里之外的杨家岭。毛泽东及在延安的所有中央领导也全部搬进了杨家岭。城内的其他单位、学校及市民等也相继向城郊其他山沟进行了紧急疏散。不出所料，第二天，日军又以同样架次的飞机再次对延安城进行了轰炸。这次轰炸，幸亏由于人员物资的连夜疏散，才使得第二次轰炸未造成更大的损失。

　　杨家岭山高沟深，地形险要，比较隐蔽，中央各机关搬到此地后相对有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即使之后日军又对延安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轰炸，但也基本上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直到1947年3月胡宗南要进攻延安时，中央机关才从此撤离。

　　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之后，造成了很大的人员及物资损失。中共中央及时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国民政府。由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经济财政紧张，有限的财力仅能用于恢复轰炸后创伤的“医治”，而对死难同胞家属则难以给予一定的救助，于是边区政府主席林祖涵，便紧急请求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给予死难者家属以救助。电文是：“行政院孔院长钧鉴：延安于本月号（20日）马（21日）两日连续遭受敌机轰炸，共投弹一百五十九枚，死伤军民一百五十二人，毁房屋三百八十间，边区人员在此残暴轰炸之下，益加激愤，誓死灭此仇敌。属府本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之抗战方针，紧张一切工作，领导全边区人民为动员民众，驱逐日寇，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到底，现对伤亡军民已给予抚恤救济，市面恢复常态，一切工作照常进行，刻正加强防空设备，以防敌机再次轰炸，惟边区向属疾苦，属府力有未逮，敢祁俯府予赞助，俾有所遵循，职林祖涵有叩（即25日）。”国民政府相关部门也对日军的轰炸情况实地进行了了解和调查，并给了死难者同胞家属一定的抚恤救助。

　　继前两次轰炸之后，1938年12月12日，日军又开始了对延安城的第三次轰炸。到1939年3月止，日军共出动飞机68架次，投弹200多枚，对延安城进行了八次轰炸；9月8日，日军加大了轰炸的力度，又以46架次，投弹200枚，对延安进行了第11次轰炸；10月5日，更是达到了顶峰，分两次进行：先以36架后以35架，共71架次的密集飞行，投弹225枚，实施了第12次，也是最大的一次轰炸。此次轰炸之后，日军以为对没有设防的延安城的轰炸已达到了使之夷为平地的目的，随之便暂停了对延安的轰炸。直到1940年4月2日，日军才又以12架次，投弹52枚对延安城进行了最后一次轰炸。

　　日军妄图通过对延安的轰炸，达到打击我八路军抗日的信心，使得在敌后抗日的部分八路军部队回防延安，以减轻它在军事上的压力之目的。恰好相反，日军的残暴不仅没能扼阻住八路军进攻的势头，反而更促使了八路军对日军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攻。1940年8月至10月，八路军总部调集105个团，发动了百团大战，打破了日军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得日军飞机再也不敢、也无力再轻易从山西起飞去轰炸延安。日军清楚轰炸延安的结果，如若继续轰炸下去不仅完全是徒劳的，更不会达到任何的目的，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因此便停止了对延安的轰炸。

　　从1938年11月20日始，至1940年4月2日止，日军对中共首府延安进行了长达一年半之久的轰炸，对延安城共轰炸了13次，出动飞机211架次，投弹830多枚，造成军民死伤达二百多人，使大量的民房及窑洞被毁坏。由于延安毕竟不像重庆那样是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因而在遭到日机的轰炸之后，造成的人员物资损失与重庆相比相应也就小了许多。

　　1941年底，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由于战线拉的过长，加之八路军在敌后力量的不断地增强，使得日军深陷人民战争的泥潭，直到抗战胜利日军的飞机再也没有能力光顾延安的上空。

　　【文/邵建忠，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