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摘要一：在研究历史方面，我们往往注重研究历史的微观方面，譬如某一个历史事件，某一个历史阶段、某一个王朝，往往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宏观规律（通史规律）。无论司马迁写的《史记》，还是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都没有对历史大规律进行系统性总结，只有黄炎培提出了“历史周期律”。为此我们探寻世界强国的转变规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找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让宏观历史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怎样做？这是我提出这个观点的目的。
核心摘要二：历史的兴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地区出现了发达国家，看似错综复杂，毫无规律，我们仔细分析后，就会实际上围绕一条主线发展。那就是：智商+科学的社会制度。同一智商条件下，其区别就在于社会制度。因此，有了商鞅变法，促使秦国富强；有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出现了日不落帝国；有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出现了最强大的美国；有了苏联革命，产生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核心摘要三：历史的发展围绕两个中心，一是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科技进步），二是政治制度让大多数人获得公平的生存权，这个生存权越高，这个制度越公平，说明制度越先进。
核心摘要四：治国就是治吏，官吏的能力和道德水平越高，其制定的政策越好，其执行的政策越好，否则某些官吏可能把政策执行歪了，甚至错了，激起民愤，在汇报情况时候，只报喜不报忧。选拔官吏，一是选拔才、选智。这一点可以通过科举考试（高考、公务员考试）等形式进行选拔；二是选德。这一点，在历朝历代的后期，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政治越稳定，选德越容易被忽视，因此朝代的中后期出现了贪官和奸臣。
核心摘要五：王朝的中后期，执政者（皇帝）往往被胜利冲昏头脑，越来越喜欢听从顺耳之言，往往不喜欢听取问题，说这一时期的问题，即使错误的决策，也绝不听从。因此提拔报喜的“忠臣”，打压提出问题的“奸臣”。因此说，没有昏君，何来佞臣。
核心摘要六：民意关乎朝代的兴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每一个王朝的上升期，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的意愿。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管理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意愿，与人民意愿背道而驰。
人类历史中诞生了四大文明古国，先后形成了区域性文明核心，但是除饱受沧桑的中华文明外，全部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中中华文明还饱受北方文明的摧残。
欧洲的文明中心，从中亚到南欧，再到北方的民族建立的政权，再到英伦三岛，再到美国，后又苏联强势崛起，最后美国成为世界最强。
中华文明中心，从黄河流域诞生，先后有夏商周，再到边缘的秦楚崛起，文明中心的魏国没落；经历两汉三国两晋，又被五胡乱华，最后被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区取代，即西北太原崛起的李渊建立的大唐；经历了两宋，后又被边缘的元朝灭国；经历明朝，后又被边缘的清朝灭国。
这些人类大历史中，隐含的内在规律是什么？是否值得我们研究，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有没有一定的帮助呢？
下面我们详细梳理发展规律，逐一进行分析解读。
第一：享乐是社会的最大危机，是社会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这些文明的衰落都是印证了这一个规律。
随着这个文明的兴起，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文明政权，在这个政权中，没有外来危机，他们开始了变着方法享乐，最后造成国力衰落，让社会一线生产人员的比例降低，让维持国家安全的军队比例降低，靡靡之音、变态享乐，充斥着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享乐思维，只有你想不到，而没有他们做得不到。看看商王朝最后的君主，以杀人为乐，看看魏晋时期的奢靡之风，看看唐明皇的享乐思维，看看明朝后期王爷拥有的财富，看看慈溪太后的一句名言：谁让今天不高兴，我让他终生不高兴；在看看埃及文明的建设的金字塔，看看罗马帝国的奴隶斗牛，看看每个王朝全盛时期不是这样。
一个社会，必须是大多数人员在一线生产（包括直接生产者、科研工作者、社会管理者等）占绝大多数，为社会生产足够多的物资；必须有一定的比例武装力量，保卫国家安全。
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为什么胜出，其根本原因是商鞅变法中的：奖励耕战，有了足够多的粮食，有了足够勇猛的士兵。
在抗日战争时期，爱国华侨陈嘉庚从延安回到重庆后，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就是延安精神，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在第一线抗击日军、战胜国民党、取得抗美援朝伟大胜利、取得在国际上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保持国家稳定和科技发展的根本原因。
反观魏晋时期的涉密生活，最后导致悲惨的五胡乱华、衣冠南渡；看看宋朝的享受，特别是南宋小朝廷的享乐，造成蒙古铁骑的长驱直入，烧杀抢掠；看看明朝王爷的享乐生活，导致李自成起义，满清的杀戮和奴役；看看慈禧太后的享乐，造成八国联军侵我中华。
看看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一线生产人员多，这个社会就是上升期；享乐人员多，这个社会就是衰落期。
享乐、享受，不愿劳作是人的本能，是动物的本能；喜欢游戏，深醚游戏是人本能，吸食毒品也是人的本能，让他们陷入无法自拔的地步。但是，我们必须克服这些缺点，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信，我们看看曾经的欧美国家不是如此吗？整个社会都在享受高福利待遇，最终导致实体企业外流，社会整体生产能力下降。
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享乐主义的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鲜明的提出了“两个务必”，并要求全党全军贯彻执行。我们看看毛主席的睡衣，看看周总理的睡衣，他们不享乐，谁敢滋生享乐思想。为此，新中国成立后，枪毙了曾经的革命功臣：刘青山和张子善。
第二、内斗是社会最大的消耗。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故事：管鲍之交，奠定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都把对方的生命看到比自己重要。例如，毛泽东多次让朱德从八路军前线回到延安，说了一句，你是全军的精神支柱，不能有闪失；在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五大书记互相让对方过黄河，确保安全，让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在苏联核讹诈时期，中央领导把老帅、老将安排在不同地区，为了在苏联核打击后，还能领导中国革命，他们首先考虑到对方的安全，他们拧成了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看看淮海战役中，中野和华野的配合作战，就是一个整体，《大决战》中的淮海战役中原野战军的邓小平政委说了一句话：即使中原野战军打光了，其他解放军也能取得革命胜利。
反观历史上，一个政权内，为了权力内斗的时候少吗？他们造成了国力衰弱，不信你看看太平天国后期的内斗，最为明显；再看看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始终不断，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想想，一个政权如此，一个家庭不也是如此吗？看看那些和睦的家庭，再看看那些内斗的家庭。兄弟和睦，外人不敢欺负，夫妻和睦家庭兴旺。有的兄弟姐妹为了家产，对簿公堂，失去了亲情，增添了恼怒，为法院和律师提供了工作机会。
历史上，有很多内斗政权，甚至为了权力，不惜投降敌国。
奴性十足，脊梁折断，骗子垄断朝纲，顺耳谎言充斥社会。
随着社会的稳定，随着没有接触过人民生活的执政者（新皇帝）或者长时间没有接触人民真实生活的执政者，越来越听信顺耳之言，像魏征的人越来越远离政治中心，最后听不到一句真话。整个执政集团出现官官相护，出现朋党，形成了一张无形大网，将执政者与人民隔离开来。
这个政权时间越长，统治集团中的刚性越弱，奴性也重，最终仅剩下奴性执政。即使有几个刚性的人，也被边缘化。譬如海瑞、譬如范仲淹、譬如王安石等。而奴性的成了权臣，譬如明朝的严嵩、秦朝的赵高等。他们往往向皇帝只汇报喜事，而把社会问题压在一遍，甚至全社会政治圈一起造假欺骗皇帝，好像是天下一片太平盛世。
为打破这个问题，满清前期的康熙皇帝专门设立了“密折专奏”。
在中国历史上，超过200年历史的王朝，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错位的接班人。而按照正常程序锁定的接班人，几乎是短命王朝。比如，西汉吕后以后，是汉文帝刘恒；大唐帝国是李世民继位；宋仁宗赵匡义继位；明朝是朱棣继位；清朝是雍正继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未当皇帝之前，没有被朝臣们围绕，能够接触到人民，听到真实声音，知道人民所需，不被顺耳之言迷惑，同时因为经过“穷”过（相对于既定接班人），能够识别朝臣的真伪，能让远离拍马溜须、见风使舵的朝臣。（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你穷一次试试，看看有几个真心朋友）。如，汉文帝刘恒在位期间，继续执行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清朝的雍正实行的摊丁入亩。
而后的皇帝，几乎都是既定接班人。皇帝越来越远离人民的真实生活，朝政全靠汇报。因此在秦朝出现“指鹿为马”，在两晋出现“何不食肉糜”等事情。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经过缜密调查，才有可能做出正确决策。否则就是建立在空中的楼阁。我们想一想，那些经过大臣加工过的谎言，只歌功颂德，而不汇报社会问题，不汇报人民所需、人心所向，这样的决策能够正确吗？
解读历史上的“政治狂犬病”
说起病毒，他的最大特点是非常快速的复制性。
说起狂犬病毒，他的最大的特点是危害一个动物的“神经系统”，最后不治而亡。
说起“政治狂犬病”，他就是具有上述两个特点，不过他危害的“政权”。
在我们的认知中，一般人都会说：明朝亡于崇祯，清朝亡于宣统（溥仪），还有唐朝亡于唐哀帝等等等等，说是末代皇帝是能力较差。
但是，这样的政权在感染“政治狂犬病”的时候往往没有发现，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无药可治了，只有等到这个政权的灭亡罢了。但他灭亡的时间不过也与历史的偶然性有关。
我们先解读一下清朝什么时候“感染”上“政治狂犬病”，他是在乾隆后期。
在乾隆后期，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贪官——和珅，他就是一个“政治狂犬病毒”，是他感染的满清王朝，让满清王朝进入的倒计时，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他是一个大贪官，他为大清王朝复制了很多贪官。
我们知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在他选择官员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会选择与他有共同爱好、共同语言、共同兴趣的人。当一个刚正不阿的官员能否融入他的圈子，他是否愿意提拔？
和珅是一个贪官，假如没有钱财的人，他会重用？自然不会重用；反而给他送钱财的人，一般来说，就会得到重用（更高位置上），送钱财的人一般来说（应该在90%以上）自然当官后就会贪腐。
和珅是一个贪官，就是一些在中进士之前那些具有正义之心的人，在进入仕途之后，在“和珅师傅”带领下，一般也学会了贪腐，很大一批人也会递交“投名状”（贪腐后送给上级的金银财宝）。
复制性。和珅复制一大批与他相同的封疆大吏，这些封疆大吏复制一大批与他们相同的地方官员，层层复制，一直复制到县令，最终复制到保长甲长。
历史条件下的不可治疗性。一般来说，选拔官员一级一级选用，不会从进士直接提拔到重要位置。在整个政治系统全面感染“狂犬病毒”官员中，你能选拔出几个好的官员？具有正义感的官员都被压制在最底层，同时在这样的环境下已经被具有正义感官员已经被“神经系统”淘汰出局。就是出现一个明君，他也不可能把整个“神经系统”全部更换，因为全部更换“神经系统”等于直接自杀。
不信，你可以看看明朝的皇帝杀掉大奸臣严嵩后的结果。
明朝的海瑞就是被挤压的最好的例子。
明朝是从严嵩开始感染这种“狂犬病毒”，唐朝是从“李林甫”开始感染这种病毒。
说到这里，大家也许会明白什么是“政治狂犬病”。
人才被压制，或人才逃离。
真正有政治头脑人，缺点就是不会阿谀奉承，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社会的结局。如同我们学习数学一样，能够推演出结果。如果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如果那样做的结果什么？
因此，在平常人看来，非常固执。
譬如，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在红军时期，不建议攻打大城市，与当时的党中央和广大显得格格不入；在红军长征时期，也是如此。但是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这次残酷的教训后，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让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走向辉煌。
随着社会的稳定，执政者根本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敢于提出这些问题，并分析出结果的人，是对皇帝的不忠，是对皇权的诅咒，是皇权的敌人。
譬如，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敢于为了满清皇权的延续，顺应时代潮流，结果被杀头。
譬如，曾国藩的看透社会发展规律，即知道如何延续满清皇权，又知道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如何自保。他分析透了社会结局，选择了自保。因为他知道，根本喊不醒一个瞌睡的人，更知道没有在一个思想层次上的人，根本不会理解。即便是你在为他考虑，但他却认为你在“害”他，争夺他的权力。
上面的是分析社会大统一时代。
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如同现阶段的国际形式一样，人才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就会出现政治人才的流动。
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人才辈出的地方，是魏国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治国理政经验非常充足。鬼谷子、商鞅等人才辈出，结果最终被强秦灭国。
秦国虽然不产人才，但是会利用人才。我们看看李斯的《谏逐客书》，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当下，这个时代，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的文明，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有点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魏国。因此，中国出现了伟大的政治家，如毛泽东、曾国藩。假如，现在的中国不对这些政治家珍惜和利用，让他们放任自流，也许再回培养一个新的“秦国”。
第五，防止人才外逃，毫无作用，不如重用人才。
有人说，既然我们不用，把他们关押起来不可以了吗？甚至可以杀掉。
这样的历代帝王最常用的办法。但是这样的办法有用吗？有一点点作用，甚至可以忽略的作用。
我们想一想，秦国重用的“五羖大夫”，出身奴隶，有谁重视他？李斯当时去秦国的时候，有身份和名望吗？他们漏掉的人才，就足可以让敌国走向昌盛。
在看看满清政府收编的汉臣，原来在明朝有多大的能力？不是为满清入关贡献很多政策吗？
我们再想想，假如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中共领导人们压制人才，继续排挤毛主席，不听取他的策略，能取得伟大胜利吗？
我们再看看欧洲历史，英国为了不让欧洲走向统一，一直不断搅乱欧洲，结果光顾着防止欧洲崛起，结果二流的美国借机崛起了；防止德法两个强国，结果落后的俄罗斯变成了强国苏联了。
举个例子。一个班级内，张三排名比较靠后，他为了不让把别人拉下名次，让自己进位，动用了各种手段，结果是拉下了李四，起来的王五，拉下了王五，起来了赵六。假如，张三不动歪脑筋，把全部精力用在专心学习上，他的成绩自然就能上升。因此说，只有专心发展，让自己成为最优秀的人，才能不让别人超过。所以说，防止人才外逃，不如让人才发光，制定出最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政策，制定出最优秀的政策，让国家这个政体健康发展。增加一线生产人员，减少享乐人员和腐朽生活制造人员。
错认的历史。
现实中，很多人认为，当时鸿门宴上，如果项羽杀掉刘邦，项羽就不会失败；很多人认为，曹操是东汉末期的奸臣。这是真的吗？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农民的起义100%是首义必败。自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以来，中国历史上起义的次数数不胜数，但是没有一个首次起义者取得最终胜利，这就是“首义必败”。究其原因是什么？是首义领导人的思维高度，决定起义必然失败。
不信，我们看看，每一个王朝的建立，都有一套比较完善制度，都有一套让人民接受的社会制度，他们占领这些地区以后，首先做的就是出榜安民。譬如，刘邦的约法三章。
因为，首次起义的领导人，他们没有一个能够制定治国理政的方略，他们只知道打打杀杀、贪图享乐，而不考虑怎么治理国家，不会制定或制定不好各项社会制度和规则、法律，实现人民的安居乐业，过上安稳生活。
我们想一想，陈胜吴广的制度健全吗？项羽的制度合理吗？得到人民的拥戴了吗？得到功臣的拥护了吗？
这与一个较大的单位（或企业）一样，必须靠制度管人，而不是靠随意的决策管人。
汉末众多农民起义中，最终胜出的魏蜀吴三国。
隋末众多农民起义中，最终胜出的大唐帝国。
元末众多农民起义中，最终胜出的大明帝国。
明末众多农民起义中，最终胜出的大清帝国。
最终能否成功，关键看这些领导人的思维高度，能否制定一个让人民接受的社会制度，让人民安居乐业。
我们想一想，推翻秦王朝后，如果项羽继续执政，还是没有一整套治国理论方针政策，社会还会想我们的民国前期的军阀混战一样，人民生活在痛苦之中。东汉末年，如果北方没有曹操的一系列政策，也会出现军阀混战，人民也是生活在痛苦之中。
但是，后人说刘邦是小人，曹操是奸臣。我们想一想，当时的人民傻吗？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些政权能够存在吗？
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思维，主要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培养人民的愚忠，固化人民的思维，让人民忠君爱国，进而丑化历史王朝中的开国帝王。但是唯一没有丑化的是自己王朝的开国皇帝。
重视智商，忽视品德。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在新中国成立前，选拔人才第一点就是德。为此，他进行了三湾改编，参军自愿，革命自愿，支部建在连队上。即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想当解放军也需要考虑政治审查，看看有没有劣迹。
在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中，隋朝以前是举孝廉，选拔高智商人才，隋朝以后，更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社会稳定以后进行的，社会稳定以前，根本没有这样选拔。可以就是通过这样的选拔官吏的方式，最后选拔出了很多贪官。
因此说，我们选拔官吏的时候，选拔这样的人才，即高智慧者，而不是高智商者。高智慧的特点就是：不让老实人吃亏，让他们从内心深处信任你，愿意跟随你；能够破解高智商的奸佞人的阴谋诡计，不让自己和老实人上当吃亏。只有这样，才能让广大人民相信。
不信，我们看看在中国解放时期，人民相信国民党的宣传鬼话吗？淮海战役中的小推车就是民心所向。人民军队行军打仗，根本不用考虑后勤补给，到处都有人民支援。反观国民党的反腐败，金圆券改革，高智商宣传的不孬，结果让人民食不果腹。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就是高智商与高道德的区别。
再看看历史上后期的王朝，那些高智商的大臣，有很多最后变成了毁坏基业奸臣。如秦朝的赵高。
民意决定政权的兴衰。
政权的兴衰根本原因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这一点，我想没有不同意见。两千年的牧野之战，就证明了这一点。
人类再次上演春秋战国。
现阶段的国际国内形式，已经证明了目前国际正处于“春秋战国”阶段，人才的竞争、科技的突飞猛进，国际上关系挑拨利用、拉帮结派等。
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是可以借鉴中国历史，让梦想变成现实。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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