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伊始，由于中国东北及东部沿海地区被日军占领，苏联远东地区与中国的陆路、海陆通道均被切断，而与苏联接壤的新疆，此时独特地域位置的作用便凸显了出来，使得它成为了中国在抗战初期接收从苏联至内地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自1937年至1941年，中国战场上80％的国际援助物资来自苏联，这些物资的90％都是经新疆通过西北国际大通道而运至内地的。
（一）陆路交通线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为了能够坚持长期抗战，中国国民政府决定把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由东部向西部迁移，同时也决定将西北、西南开辟为抗日的战略大后方。在斯大林看来，由于中国战场能够吸引并牵制住更多的日军，减轻日本驻东北关东军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军事威胁，于是，苏联政府率先作出了支持中国抗战的表态，并表示愿尽快与中国缔结双方相互援（协）助和约。但为了不过于刺激日本，就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一个多月的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就签订了一个与第三国无关的“互不侵犯条约”，不久，又签订了贷款协定和贸易协定。这些条约、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苏联支持中国并与中国合作共同抗日的开始。
上溯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本应从那时就应开始抗战的中国，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不去积极地进行抗日，却把有限的人力和财力都用于“剿共”，不但耗罄了国力，更助长了日本军阀灭亡中国的步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直至1937年日本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蒋介石庐山讲话之后中国才开始了全民抗战。显然，时下在国力和武器都落后于日本的情况下，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争取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更多的国际援助，成为了中国政府能否维系支撑抗战并取胜的关键。
为了履行中苏两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落实条款之相关内容，尽快地将苏联援华物资运抵中国，双方首先着手解决制约影响条款执行中最大障碍的交通问题。
从联结中苏两国已通车公路的总体情况来看，苏方境内的基础及配套设施远比中方要好，而新疆境内的公路状况则较差，虽可勉强能够通车，但根本无法满足和保证重型车辆及密集车队通行的要求。因此，尽快整修重建这条连接中苏间的陆路国际大通道就已显得非常重要。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中国政府随即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始了对新疆的各项基础设施，尤其是对关乎抗战物资运输的公路、机场等的建设。
有了人力和物力的保证，还需要有会理财懂管理的人才。
1938年初，党中央决定让积劳成疾的毛泽民去苏联治病，在路径新疆时，恰遇中苏交界处发生鼠疫，交通被阻断，他只好暂留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新疆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迫于全国人民抗战，及有中苏两国条约、协定压力的情况下，也暂时表现出了积极进步的一面，他不但表示愿意与中共进行合作，还要求中共能够从延安派干部去新疆工作，并特别指名要一位经济能手帮他料理财经。中央鉴于毛泽民已抵新疆，且有在江西苏区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行长，及到陕北后任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等职的经历，不仅符合盛世才的要求，也可从事统一战线工作，遂决定将其推荐并留在新疆工作。于是，毛泽民便以周彬的化名相继担任了新疆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之后又担任了民政厅长，随之便开始了对西北国际交通线和新疆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指导下，新疆在公路建设方面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先后修建了以迪化（乌鲁木齐）为中心，西至伊宁、东至哈密全长1859公里的北疆公路，之后，又修通了迪化至塔城、喀什两条公路，从而沟通了北疆与南疆的联系，使全疆的公路里程达到了4160公里。并把北疆公路从伊宁向西延修至霍尔果斯，与苏联境内公路连接，由哈密再向东延伸至星星峡，与甘新公路衔接。这样，由霍尔果斯至兰州，经甘川公路或西兰公路到宝鸡，再经川陕公路到达成都、重庆，加之1936年底陇海铁路已修通至宝鸡，从而完成了构建贯穿中国腹地和横贯西北全境的国际交通线。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升级，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相继沦陷，海上交通也完全被切断。从苏联到中国，虽有三条陆路可走，但东北早已被日本占领，而外蒙古因毗邻华北，易遭日军袭击，且又没有与中国连接的公路，因而这条经霍尔果斯、迪化至兰州的西北国际交通线便成为了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
尽管有了这条西北国际大通道，但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撤离南京迁都重庆时，为预防西北国际交通线遭遇日军偷袭轰炸甚至意外不测，在修建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同时，仍决定另辟第二条陆路国际通道：修建滇缅公路。为修这条公路，政府动员了二十万老人、妇女和孩童，在崇山峻岭、蛊毒瘴气中，以最原始的作业方式，人拉肩扛，硬是在九个月之内创造出了被称为“用手指抠出来的公路”的奇迹。云南各少数民族为这条国际通道的建成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滇缅公路修通之初，由于路况较差，及英、美、法等国奉行的绥靖政策，几乎没有经此路运到中国内地的抗战物资。后来经过不断地进行整治和加固，路况也在不断的好转。之后，东南亚等国、南洋华侨及国际友人的援华物资便相继能够由滇缅公路运到中国。
为保证中苏间这条重要通道的畅通，使苏联援华物资能够快速的抵达中国内地，尤其是送到抗日前线将士的手中，苏联还与中国有关部门在沿线设立了储油站、转运站及仓库，并整修保养了一些病害和关键路段。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也相继设置了中央运输委员会，还在新疆设立分会，在新二台、精河、乌苏、玛纳斯、迪化、吐鲁番、鄯善、七角井、哈密、星星峡等地设置了十个接待站；在星星峡以东，也由西北公路局和新生活运动服务处在安西、玉门、酒泉、张掖、武威、永登、兰州、华家岭、平凉、邠县、西安、双石铺、广元设立了类似的接待站，专门负责接待援华人员和物资车辆。
据统计，这条陆路通道在边通车边修建的情况下，仅从1937年7月到1938年夏，苏联援华物资就有六千多吨，在全都经由这条公路被运到甘肃、四川、陕西之后，再被二次运至抗战前线。其中各类飞机就有985架，坦克82辆，火炮1300多门，机枪1400多挺，以及弹药、油料、药品、器材、军需物资等。到了1940年底，运进中国的飞机就增加到了1235架、汽车2050辆、拖拉机30台、大炮4317门、机关枪14025挺，枪弹16400万发、炮弹190万发、炸弹8.23万颗。对于援助中国的中型、远程和重型轰炸机先由苏联空勤人员驾驶到中国后，交给中国。而歼击机则是在苏联直接装箱或拆开装箱运到哈密，再在哈密重新组装，然后由中国军人开往内地机场。为确保完成这一任务，苏联红军机械化部队第八团还进驻了哈密，以保证这些重要装备物资能够安全地交给中方。
为了减轻苏联方面运输线过长的问题，1938年底，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责成西北公路局组成专门车队，从星星峡接运援华物资。从1939年3月起，苏联车队基本不再进入甘肃，而只将物资运到星星峡，再交给西北公路局车辆来接运。当然，特别重要的或急需的物资仍可由苏方直接运往目的地。
这条西北陆路国际大通道，为中国输送进了大量武器弹药及物资，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抗战。新疆各族人民也为这条国际通道的建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日本侵略的升级，号称民主、和平、正义，对中国抗战一直持“绥靖”态度的美、英等国，当他们的在华利益已经受到了极大损害的情况下，也在逐渐改变其对华政策。他们也意识到，如果对中国仍然采取无动于衷的观望态度，只是在看苏联人上演援助中国的“独角戏”，而不去组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他们不仅将在世界面前会失去正义和道义的尊严，还将会失去在华的一切权益，自身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这样的局势促使了英、美等国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一改原来在中日之间持中立态度逐渐向支持中国一方转变。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以150个师的300万德军及近70万人的纳粹盟军，60万辆汽车，3648辆坦克，2700多架的飞机，7000多门大炮，进攻苏联，苏联全国已处于战争状态。由于要与德军全力作战，苏联已很难再兼顾中国战场，因而给中国的抗战物资随之便大幅度地减少以致完全停止。中国政府在苏联对华援助停止后，也在积极地寻求其他国家的援助。12月8日，日军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英、美两国随即对日宣战，之后，美国等盟国便承担起了援助中国抗战的道义和责任，运往中国的抗战物资以及给中国的借款也随之而来。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签订《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至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使中国及东南亚战场能够拖住日本，不使其南下印度洋再北进与德军会师局面的形成，1月4日，盟国推举蒋介石为中国战区（含越南、泰国等国）最高统帅，使得蒋介石不仅有了指挥中国军队和盟军联合作战的权利，也有了对作战物资处置调配的权利，中国战场也从此有了更多的国际援助物资的保障。
为协同与英、美同盟军联合作战，保卫大西南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的畅通，蒋介石命杜聿明随即率领10万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以确保世界各国援助中国的抗战物资，能够通过滇缅公路被运到中国。后来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失利，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大量援华物资无法运进中国。中美两国决定在昆明至印度加尔各答航线基础上，开辟一条空中补给走廊，代替滇缅公路，随之，由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开辟的驼峰航线便担当起了给中国运送抗战物资的重任，从而确保了大西南空中通道的畅通，得以使中国能够继续得到国际抗战物资的援助。
此时的苏联，由于全力对德国作战，消耗极大，已没有了对华援助的物资，中苏陆路交通线基本已无货可运。1942年底，国民政府也停止了对苏贸易，1943年这条通道便完全中断。
（二）空中运输线
为了最大限度地支援中国抗战，自中苏间的陆路国际交通线建成之后，两国间开通空中航线的工作也在积极地筹划和恢复之中。
早在1929年，中国国民政府就与德国合办了欧亚航空公司，其航线是：由南京起飞，经洛阳、西安、到兰州，再由兰州经酒泉、哈密、迪化、塔城、阿尔泰到苏联，实际上仅飞行到兰州就终止了。直到1932年，才飞经酒泉进入到新疆，并在酒泉城南重修了飞机场。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为了一举剿灭红军，也曾下令扩建了西安和兰州两机场。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又在嘉峪关修建了一军用机场，还扩建了酒泉城南飞机场。这些机场的修建为后来的抗战开通空中运输线奠定了基础。
1938年11月，中国交通部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商洽开辟哈密——苏联阿拉木图航线。1939年3月，渝哈（重庆至哈密）段航线先正式启用，不久就开通了哈密至阿拉木图段航线。9月9日，中国交通部与苏联中央民用航空总管理局签订了哈密至阿拉木图的定期飞行合约。合约规定，哈密与阿拉木图之间承担双方旅客、行李、货物及邮件等运输。为此，中苏双方还在伊犁、乌苏、迪化、奇台、哈密等处设置了五个航空站。哈密至阿拉木图开航后，全程实现联航：即飞机从重庆到哈密后，转中苏航空公司，经迪化、伊宁到阿拉木图，再与苏联阿拉木图至莫斯科航线相接，全程只需五天时间。这条航线的开通不仅方便了双方人员的往来，保证了急需的抗战物资能够及时的运抵中国，也成为了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
1936年1月，当时驻在延安的东北军王以哲部，为了便于张学良私人座机的降落，在延安修建了简易飞机场。这个机场虽然简易但基本具备能起降小型飞机的能力。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驶自己的私人飞机秘密飞到延安，同周恩来、李克农、刘鼎等人会谈，商讨双方合作大计。之后，中共还积极地与西北军进行谈判，终于使三方达成了合作协定。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17日，张学良就派自己的飞机从延安把周恩来、刘鼎等人接到了西安，与宋美龄等人谈判。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局势，18日，延安机场便由东北军移交红军接管。之后，中共便以此着手建立与外界联系的空中通道。
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后，随着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增加，中共就积极地筹划和准备建立与共产国际空中通道的各种准备，不久便开通了延安、兰州、迪化至莫斯科的航线。由于受飞机续航能力等因素的限制，有时需先从延安飞到西安再到兰州、迪化，最后到莫斯科；有时则直接从延安到兰州，经迪化到莫斯科。飞行路线基本上与两国政府间航线重合，主要担负的是人员往来的任务。1937年11月，王明、陈云、康生、曾山等人从苏联回国，就是乘坐苏联飞机经这条航线回到延安的。1937年底，贺子珍离开延安去苏联，先从延安乘坐汽车到达西安、兰州，后又从兰州乘飞机到迪化并在此住了几个月之后，才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于1938年10月到达莫斯科。1938年3月，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在山西抗战前线，被阎锡山部队的士兵误伤，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及路途遥远，年底，不得不坐飞机去苏联治疗；1939年夏，周恩来在延安骑马摔伤去莫斯科治病和疗养，及经中共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在遵义会议上被敢下台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人也与周恩来一起同机回到苏联。不仅中共许多领导人，如任弼时、王稼祥等人，而且越南、日本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曾先后通过该航线，来往于莫斯科与延安之间。1942年5月，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等人，携带无线电台等设备，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苏联塔斯社记者的身份，也是通过这条航线飞抵延安的。苏联派遣来华的医疗、通信、卫生等相关专业人员也大多乘飞机到达延安。
1943年初，随着苏联对华援助物资和中苏贸易的停止，两国陆路通道寿终正寝，由重庆、兰州、哈密、迪化至阿拉木图这条航线也从此中断。五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共经延安、兰州、迪化到莫斯科的航线也被迫中断。
由于中苏间国际通道的中断，及后来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突然反苏，中国政府酬答苏联的约有三千多吨的钨、锡、茶叶、羊毛等物资，不得不滞留在星星峡和哈密两地，难以运往苏联，至抗战结束仍在那里，直至1947年6月才交付苏方。
连接内地与苏联的西北陆路和空中国际交通线的建立，是中苏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共同合作的见证。苏联政府不仅将大量援华物资不断地输入到中国内地和抗日前线，还派空军志愿队直接参加对日作战，许多苏联飞行员还永远的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不仅给了中国人民极大地帮助和鼓舞，也增进了两国间人民的友谊。即使后来由于国际形势格局的变化，乃至其他原因被迫而不得已而中断，但它的历史功绩将载入史册。
【文/邵建忠，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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