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饥荒起因
学者叶梅利亚诺夫认为是集体化与粮食征购。
不顾农村中反对集体农庄的情绪的增长以及农民因歉收遇到的困难，粮食收购还是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如果1930年收成八亿三千五百万公担中收购二亿二千一百四十万公担(其中四千八百四十万公担用于出口)，那么1931年收成六亿九千四百八十万公扣中收购二亿二千八百三十万公担(其中五千一百八十万公担用于出口)。夺走农村中的粮食不能不加重歉收年俄罗斯通常会发生的饥荒。虽然从1932年开始粮食出口国外已大大减少(1932年是一千八百一十万公担，1933年一千万公担左右)，1933年饥荒还是发生了。[1]
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
最准确的原因还是自然灾害。
@红星是咱工农的心
的回答说的好：
1932年苏联饥荒同一年，由于极端气候和虫害病害原因，与苏联乌克兰灾区相邻的波兰、罗马尼亚和德国也爆发了粮食歉收和饥荒荒。例如在波兰的一些地区，1932年挨饿的家庭占比达到88.6%，不计其数的波兰和罗马尼亚村庄出现全村饿死的惨剧。
难道是因为波兰、罗马尼亚也搞集体化了吗？
伴随着饥荒，1932年波兰境内的伤寒和肺结核疫情迅速蔓延。
@炭翁
也说的非常好：
美国在1930至1931年爆发的“南方大旱”，影响了从德克萨斯到西弗吉尼亚足足二十三个州，使死亡率大大增加，同时，胡佛拒绝从联邦政府资源中分配粮食救济还引起了巨大的政治负面影响。
另外，在1931至1932年，民国的饥荒保守估计也造成了约200万人死亡。
同样是在1931至1932年，非洲西部的法国殖民地经历了干旱、蝗灾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当然，这并不影响法国政府继续要求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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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小麦产量从1931年的2265千吨下降到1932年的1346千吨，下降了40%。马铃薯产量从30988千吨下降到29975千吨，下降了3-4%。
罗马尼亚的小麦产量从1931年的3682千吨下降到1932年的1512千吨，下降了60%。马铃薯产量从2008千吨下降到1725千吨，下降了15%。
那么苏联的饥荒是怎么回事呢？
主要是因为收成的减少：
事实上，根据苏联解体后公开的档案资料，包括参考了集体农庄在完成收成和粮食征购后编写的年度报告后，因为苏联的粮食产量是由国家机关在收获前做出的预测，几乎没有考虑到潜在的收获损失等等，重新统计出的数据表明苏联实际生产的粮食数量比官方统计数字要少上许多。
这些数据表明，苏联1932年的粮食收成大约在5000至5500万吨之间，比官方统计的近7000万吨低20％至30％，同时，这些数据也能表明，结束饥荒的1933年的收成比1931年和1932年要大得多。
1932年苏联官方和隐含的粮食收成数据（收获单位为百万公吨，产量单位为每公顷）
1931-1933年苏联农村粮食平衡的数据（单位为百万公吨，由戴维斯、马克·哈里森和惠特克罗夫特几位相关问题权威学者通过更科学方法评估的数字）
（1）历史问题
实际上，在沙俄时代，饥荒就屡出不穷。
19世纪末，在俄国中部地区，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和缺少土地而形成了巨大的农业人口过剩，有一半的农村劳动人口属于“多余的人”。19世纪后16年中有6年发生了饥荒，仅在1891年的饥荒中就有70万人饿死。人口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饥饿使俄国农民为争取面包和土地的斗争延绵不绝“问题在于数百万人在忍饥挨饿。正是饥饿而不是理智开始影响他们的表现和行为。农民们开始闹事，并演变为1904-1906年的农民革命”。[2]
不妨让我们看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权威资料《布罗克豪斯与埃弗隆百科全书词典》（《Brockhaus and Efro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在这俄国革命前出版，绝无可能对沙皇污蔑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名为“饥饿”的篇章，其中又有一个广泛的部分一一“俄罗斯的饥饿”：
1872年，第一次萨马拉饥荒爆发，袭击了那个在当时被认为是俄罗斯最富有的粮仓的省份。……在1891年的饥荒覆盖29个省的厂大地区之后，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不断遭受饥荒：在20世纪，萨马拉省挨饿八次，萨拉托夫九次。……1891年的饥荒之后是1892年的饥荒。……在20世纪1901年俄罗斯中部、南部和东部17个省再次爆发饥荒。[3]
最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在19世纪末的俄罗斯，每1000名出生的儿童中只有550名活到5岁，而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则至少超过700名。[4]
当然，这些攻克五岁大关未竟的小天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是幸运儿了，事实上，哪怕到了1914年，沙俄仍然有很多婴儿不到一岁就去见了上帝阐述“小爸爸”的恩情：
到了1914年，沙俄婴儿死亡率也达到273 人(也就是说，每1000名出生的儿童中就有273人在一岁前死亡)。这个数字更接近于同时期的印度，而不是西欧甚至日本，硬要说的话，只是接近西欧在19世纪初估计的255人。[5]
在我满5岁、姐姐玛莎7岁那年，妈妈又生了个男孩，叫阿列克谢。他很瘦，大家都担心心活不长。母亲一边哭一边说孩子怎么长得胖呢?光靠水和面包行吗?妈妈产后几个月，又想进城去挣钱。邻居们都劝她在家带孩子，因为孩子还很瘦弱，需要吃妈妈的奶。但是，饥饿威胁着全家，妈妈不得不走，只好把阿列克谢交给我们照看。结果他没能活多久，不到1岁就死了。他是秋天死的，我们把他埋在乌戈德厂公墓。我和姐姐都为阿列克谢的死而伤心，更不用说父亲和母亲了。我们常去看看他的墓。那一年 (1901年)我们家还遭了另一场灾难：屋顶因年久失修而塌了。[6]
到了布党夺权胜利之后，饥荒也屡次发生——比如1921年的大饥荒。
1921年饥荒死亡五百万人。[7]
（2）自然原因
一，干旱
从历史上看，干旱一向是俄罗斯饥荒中最重要的环境因素，然而，很多人（包括斯大林）都认为1932年没有发生干旱，或者至少干旱是没有达到可以导致饥荒的程度。
例如，斯大林在1933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承认“不利的气候条件”在1932年造成了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损失，但他坚持认为这些损失仅相当于1931年伏尔加地区干旱造成的损失的一半。
然而，正所谓当局者迷，当代的相关问题权威学者戴维斯和惠特克罗夫特等在经过研究后则认为地区性干旱是造成1932年收成大量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一他们提到了1931年的干旱，并指出 “1932年的干旱情况仍在继续”。
尤其是惠特克罗夫特在一篇论文中预测了从19世纪末开始稳步增长的收成，并将其与苏联时期收成的某些估计进行了比较，而苏联时期的收成总是较低的，然后利用降雨量的统计数据来确定天气在这些波动中的相对重要性一一他的计算表明，地区性干旱是苏联时期产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这不是唯一的因素，但惠特克罗夫特指出，1930年代是最温暖的时期，也是俄罗斯有史以来最干旱的时期之一，苏联当时多地出现了广泛的干旱现象。
例如在1931年夏，干旱和热风袭击了乌拉尔南部、西西伯利亚、伏尔加地区、巴什基里亚以及乌克兰的南部和中部地区，更确切的说，1930至1931年冬季的降水比正常值低10％到48％，春季比正常值低10％到55%。
由于这些地区正常情况下每年的降雨量仅从12英寸到20英寸不等，所以这种规模的下降会造成的粮食减产是非常严重的。
此外，一些当地的报告表明，这些数据可能还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1931年干旱的严重性，例如在4月中旬至6月中旬的主要春季作物成熟期，南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的降水量仅为当地农学家认为的新生植物生长所需水量的四分之一。
不过，斯大林不认为干旱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并不意味着苏联政府否认旱灾的严重性，并且未对其吸取教训。
事实上，在1931年10月，苏联召开了一次由农业专家以及莫洛托夫和其他高级官员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了干旱问题，此外，苏联还建立了气象监测服务，并开始计划在伏尔加河沿岸和其他易受干旱影响的地区建设大型灌溉项目，许多农业专家和官员在报告中也都讨论了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1931年的歉收使各地区几乎都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供分配，这就是当时的整体情况，比如乌拉尔州提供了77万吨的粮食征购量，但随后就获得了35万吨的种子和供应贷款，这占到其征购量的45%，同样的，还有哈萨克斯坦占到了36%，西西伯利亚22%，巴什基里亚20%。
二，其他天气因素
除了干旱以外，其他恶劣的天气因素也会造成粮食的减产。
例如在1932年1月，苏联南部地区突然出现暖流，导致秋播作物开始生长，此后冬季温度回升，杀死了很多作物，造成了严重的减产。在乌克兰，这次冬害至少毁掉了12%的秋播作物，是长期平均数的两倍以上，在部分地区，甚至有超过62%的冬播作物因此歉收。
最重要的是，尽管有上文提到的地区性干旱，但不影响1932年整体上其实是一个格外湿热的年份（这也是为什么斯大林认为干旱不是1932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
在一些地区，大雨破坏了作物并大幅减少了产量，特别是在伏尔加河的右岸、北高加索以及乌克兰地区，都存在着广泛的洪水现象，除此之外，在8月，乌兹别克斯坦还经历了洪水和飓风的“双重洗礼”。
1932年6月20日，乌克兰农业委员会编写了一份关于农业条件和春季工作的报告，该报告包括了1931年和1932年4月至6月降水量的可比较数据，该数据不仅记录了1931年的地区性干旱，还记录了1932年的大量降雨一一许多地区的降雨量是正常情况的两倍甚至三倍：
1931年和1932年4月至6月上半月乌克兰的降水概况数据
三，泛滥的杂草
1932年过于温暖湿热的气候也造成了杂草的泛滥，因为杂草的生长速度比大多数作物快，所以经常会覆盖作物，争夺阳光、营养物质和水，造成粮食减产一一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尤其是在实现1920年代普遍的机械化之前，杂草每年使谷物减产5至15％。
而在机械化程度更低的苏联，损失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一一据相关报告，乌拉尔地区的农民每年因杂草而损失的收成高达30％，而在气候格外湿热的1932年，其所能造成的粮食减产是不可估量的。
四，鼠患
1931年，苏联的专家们在俄罗斯的东欧部分、外高加索、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观察到老鼠和其他小型啮齿动物的数量不断增加。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老鼠大量繁殖和扩散，直到1932年秋天，这些小动物覆盖了从贝萨拉比到顿河的草原、高加索山脉、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巴什基里亚、莫斯科地区、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的400万公顷土地。
这些害人精的密度有时可以达到每公顷20000个巢穴，据报道，在北高加索地区的街道和灌木丛中，人们不间断地听到老鼠的叫声一一老鼠吞噬了正在生长的秋粮、种子、农产品、鞋子，还有更多一一到1933年1月，老鼠在北高加索地区高达380万公顷的土地上泛滥成灾。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农田里蓬勃的杂草和大量的虫类这些丰富的食物来源，有效的降低了小鼠的死亡率，加强了它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天气条件，特别是1931-1932年冬季的深雪覆盖，很有助于老鼠的生存。
另外，苏联专家们指出，鼠害在俄罗斯发生于在1892-1893年、1904年、1913-1914年、1921-1922年，以及1932-1933年，大约十年为一个周期，类似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旅鼠的周期。
对此，苏联的政府机构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轻这种虫害，例如乌克兰方面就注意到，在1932年初，粮食仓库中出现了霉菌，他们将这种情况描述为自然灾害，并向地方官员发出命令，要求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消灭这种危害。
在一些地区，他们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些地区，当地工作人员大大低估了在天灾的加持下鼠患可以达到的规模一一在克里沃罗日地区，当地的机器灭虫站（MIS）认为它们每公顷有80个巢穴，而中央调查员却发现每公顷高达3000个巢穴。
它们不仅吃掉或污染了大量村庄的存粮，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饲料，导致很多牲畜死于饥饿一一在一个村子里，农业专家们居然在老鼠的洞里发现了500磅的粮食。
五，农业病害
同时，过高的降水量和湿热的天气不仅会直接造成粮食减产和杂草泛滥，也会促进农业病害的产生和泛滥，事实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78年编写的报告就已经发现，降低苏联粮食质量和产量的主要因素之一是锈病和烟粉虱，它们是小麦、黑麦和其他谷类作物最普遍的病害。
报告指出，虽然这些病害每年都会造成重大损失，但在某些年份，它们的破坏性相对会特别大。而在1932年，苏联的作物就遭受了作物病害和虫害的一次异常严重的“组合影响”。
1932年最主要的农业病害是几种锈病，这是一种可以感染谷物和其他许多植物的真菌，这种病害的危害极大，根据相关研究，该病害可使1000粒小麦的重量从39.7克减少到14.1克，即造成减产超过60%。
事实上，不止苏联，锈病一直是对粮食作物极具破坏性的农业灾害，例如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锈病一直侵袭着美国的农业生产，在一些情况下会很严重一一1935年，在北达科他州和明尼苏达州，小麦茎锈病造成的减产超过50％。
而在1932年，前所未有的锈病影响了整个东欧。它从巴尔干半岛蔓延开来，其主要诱因是温度过高、湿度过大和雷暴一一也就是上述资料中记载的乌克兰和苏联南部地区普遍存在的情况。
雪上加霜的是，识别锈病的感染体需要专门的知识和培训，而苏联，尤其是北高加索地区的大部分农民无法区分锈病和其他植物疾病。
这自然造成了灾难般的结果一一1932年，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小麦褐锈病严重影响了粮食产量，在某些地区，特别是靠近河流的地区，褐锈病破坏了高达70％的作物、1932年，小麦播种在苏联所有的谷物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锈蚀，这些锈蚀使北高加索地区的小麦收获量减少了50％。
同时，1932年过于温暖潮湿的天气也会导致严重的虫害，包括蝗虫、田鼠和谷物及甜菜上的其他害虫。
1932年春季，OGPU的报告指出了蝗虫、草地飞蛾、麻蝇、甜菜虫和其他昆虫的侵扰。5月28日的一份报告指出，甜菜象鼻虫在乌克兰侵害了近10万公顷的甜菜，在一个地区，象鼻虫在三小时内毁坏了近500公顷的甜菜。
截至6月1日，乌克兰有近333个地区的冬播作物因虫害和上文提到的种种自然灾害而大规模死亡，有近747984公顷的面积。
到6月下旬，蝗虫在哈萨克斯坦220万公顷的耕地上肆虐，而草甸蛾则在300万公顷的耕地上肆虐，而在伏尔加河中部的一个地区，蝗虫和草甸蛾侵袭了超过10万公顷的土地，到7月，估计造成了至少2.5万吨的粮食损失。
同时，成群的蝗虫从阿富汗飞入土库曼斯坦，草甸蛾的侵袭也在西西伯利亚和巴什基里亚蔓延。乌克兰官员又调查了顿涅茨克地区，发现很大一部分的冬播作物被黑蝇和其他昆虫破坏了：
1932年苏联因虫害和锈病造成的收成损失
可见，1932年苏联因虫害和锈病造成的粮食损失达到了惊人的大约900万吨，占官方收获量数据的13%，而考虑到官方数据要高于实际粮食产量，所以其可以占到实际粮食产量的近20%。
尽管如此，苏联政府仍采取了大量的抗击虫害的积极措施，例如在1931年末，农业人民委员部要求各州和乡镇委员会与当地的机器灭虫站（MIS）签订合同，以消除害虫。
官员们估计，大约有89000家农业企业需要签订这样的合同，然而最初的截止日期是1931年12月25日，但受限于此时苏联的工业化和集体化仍未完成以及资金的短缺，到1932年4月5日，却仍只起草了46000份合同，而且工程量大大低于原计划。
6月，苏联中央准备了一系列法令，其中一项涉及到与虫害的斗争的法令由政治局发布一一这些法令将1932年的虫害与天气联系起来，同时，也指出所有地方机构都忽视了这个问题，并命令他们采取各种措施来消除害虫。
到1932年7月，苏联中央的一项法令严厉批评了苏联现有的灭虫工作，并下令在各级组建 “行动小组”，以协调和推动更积极的措施，加快灭虫工作的进展。
这些努力起到了一定成效，例如根据OGPU的一份报告，在乌克兰的一个甜菜种植区，工人们在一周内抓捕并消灭了超过17吨的害虫，但该地区5000公顷的甜菜仍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也可以侧面反映当时苏联的虫害有多严重。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任何农业系统都很难消除如此规模的虫害，所以也实在没有必要苛求，我们应该注意到当时的预防措施、杀真菌剂和杀虫剂的效果有限（二十世纪初的杀虫剂在效果和使用时间上都完全无法与二战后开发的DDT和其他杀虫剂相比）。
尽管苏联科学家进行了努力的研究，在相对较低的实验条件下，研制出了一些有效的杀真菌，然而，这种杀真菌的措施只有在正确的时间使用才有效，而鉴于1932年农业病害的规模，其所需要的资源是苏联无法获得的。
六，土壤的被破坏
著名历史学家卡尼什科夫（В. В. Канищевым）和他的学生团队在近年来开展了大量工作，令人深刻的揭示了沙俄中央黑土地带在帝国江河日下的同时，与日俱增的生态危机一一分析该地区农作物的总体动态之后可以发现，在1860至1900年，迅速展开的粗放式的开荒使所有合适的土地都被耕种。
坦波夫的农业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该省已经显现生态发展的自然极限”，并强调道：
“到20世纪初，俄罗斯的农业地区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系统性危机的特征，特别是表现在农业人口过多，农业自然资源减少，土壤枯竭，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停滞……”[8]
甚至就连沙俄政府的官方人士都承认:
“在中央黑土地带，耕地的相对面积已经达到了集约化耕作的国家所没有的极限”，部分地区的耕地占比高达80％至82％，远远高于同期德国和法国的平均水平（约50％）。
对俄国即将发生的生态危机的第一次警告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著名经济学家瓦西里奇科夫（А. И. Васильчиков）在其188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呼吁道：
“这个危机是什么？……地主和农民不自觉地……耗尽了自然界的生产力……草场减少了，“土壤”被前几年丑陋的作物耗尽了，年复一年，没有休息和肥料……土地疲惫了，要求休息！”
“频繁的作物歉收却同时占据了大量的耕种面积，森林被砍伐，果园正在消亡，河流变浅，水源枯竭。田地上布满了沟壑，没有树木的草原被松散的沙子所侵占……”
萨拉托夫当地的领导者翁杰华（А. П. Энгельгардт）也对这一时期沙俄中部地带的农业省份的糟糕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森林和山区的丧失使肥沃的土地失去了水分，降低了地下水位，没有给予它必要的力量来抵御高温且干燥的风。干旱破坏了田地和草地的植被，人们因此变得贫穷，让耕种的田地上空空如也......”
事实上，早在1889年至1892年的四年干旱期间，即将到来的生态危机问题就已经变得愈发尖锐一一当时的亲历者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席卷黑土地带的沙尘暴，根据目击者的一致描述，都认为这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每个人都在等待 “世界末日”的到来。
此时甚至出现了火车因此而无法移动，特别救援队挖出了半截站台的惊人事迹一一在部分地区，黑土被完全吹走，黑色的尘埃飘到了瑞典，自然，四年的干旱带来了残酷的饥荒，在1889年至1892年，保守估计超过175万人因此死亡。
这迫使专家们开始转向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研究一一在1889年至1892年干旱的影响下，农学家伊兹梅尔斯基（А. А. Измаильского）写下了一本相关著作，并警告道：
“如果我们看看我们的草原表面的逐渐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草原土壤的干涸，我们几乎不能怀疑，在相对较短的将来，我们的草原就将变成一个不毛之地。”
著名的地质和土壤学家多库恰耶夫（В. В. Докучаев）也出版了《我们草原的以前和现在》一书，他在书中首次描述了草原土壤的起源和结构以及草原动植物在这些土壤形成中的作用.
多库恰耶夫强调，耕作对草原地区的土壤、气候和生态产生了破坏性影响，为此他提出了一个保护计划，并建立了相关的考察组织参与实地考察。
这次考察使多库恰耶夫确信，沙俄统治下农民的科学知识是多么的贫乏，耕作方法又是多么的原始和无知一一农民和地主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开荒实现增产，即使这意味着破坏土壤的肥力。
正如多库恰耶夫所比喻的那样，农业正在成为“证券交易所的游戏”，其赌博和赌注每年都在增加一一毫无疑问，这场击鼓传花的危险游戏最后的接受者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鉴于此，沙俄当时的财政部长维特（С. Ю. Витте）向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征求关于如何防止草原退化的建议，门捷列夫提交了一份关于开垦工程的项目说明，1902年1月，在维特的主持下，展开了相关的特别会议一一这场会议听取了各地方委员会关于各省农业状况的报告，并对此加以分析。
参会的委员会成员报告说：“俄罗斯中部的气候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每年都在进行，这就是产量下降的原因。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森林被破坏，农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以及沟壑的泛滥。缺少树林和沟壑使土地干涸，阻止雪和雨在地表积聚，干旱可以随心所欲的进行，不受任何干扰。”
辛比尔斯克地区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米哈伊洛夫（А. В. Михайлов）论述道：“整个俄罗斯中部和东部地带森林的大量消失不可能不影响这个庞大的纯农业地区的气候特征……随着气候条件的变化，营养不良变得更加频繁，最后成为慢性病。”
米哈伊洛夫接着强调道：“在萨马拉省，1872年以前只有两次农作物歉收，1873至1902年有8次农作物歉收”，他对伏尔加河流域的其他省份也给出了类似的统计数字。
事实上，对于当时大多数的沙俄民众来说，砍伐森林和气候变化以及森林日益枯竭之间的联系是很清楚的一一毫无疑问，这是与农村具有掠夺性和不受控制的粗放式开荒与农业活动脱不开干系的。
同时，另一个严肃的生态问题是沟壑的蔓延一一根据1866年的数据，梁赞省丹科夫地区的沟壑占该地区面积的9％，而到了1902年，它们已经占到了惊人的20％。
为此，库尔斯克地区委员会的成员警告说：“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巩固沟壑，那么我们库尔斯克省的黑土地可能会变成像撒哈拉那样的沙漠。”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并非是农民有意为之，而是因为沙俄工业化速度缓慢，当时的农村人口存在着严重的过剩现象一一尤其是中部黑土地带，在人口过剩而缺少耕地的情况下，农民为了生存被迫大范围的开荒，从而破坏了草原和森林。
但无论原因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对森林和草原的无节制耕作造成了植物和动物多样性的灾难性减少，而有害昆虫却随着农田的增加而增加一一中部黑土地带的虫害在沙俄赫赫有名，有几年的虫害可以摧毁部分地区三分之一的收成。
同时，森林和草原退化的连锁反应就是形成了大量的沟壑一一地形的变化降低了地下水位，拦截了河流，导致一些湖泊消失，俄罗斯中部平原每隔十年就变得越来越干燥。
1889年至1892年的旱灾只是生态危机的第一个信号，此后，旱灾的强度暂时缓和，但在帝国尸体上崛起的苏维埃政权尽管可以拒绝偿还沙俄时期遗留的外债，却无法拒绝接受沙俄的另一项“遗产”一一生态危机，下表显示了1885年至1940年间干旱的严重程度：
1885年至1940年的旱灾强度
不难发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有两个旱年（1901年和1906年），产量只下降了36％至38%。第二个十年有三个旱年（1911年、1914年和1917年），最糟糕的是1911年，产量下降了48%。
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生态危机积蓄而发的第二轮也是更沉重的打击到来了：1920年至1921年这两年爆发了灾难性的干旱，1921年的产量下降了58％，众所周知，这场大灾难造成了可怕的饥荒和数百万人的死亡。
我们可以注意到，与1891年相比，1921年的干旱范围也大幅增加，例如黑土地中部地带的干旱“开疆扩土”，但最戏剧性的变化是在南部草原，干旱影响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一一这背后隐藏的残酷危机将会在30年代初更加残酷的展现出来。
1925年至1930年，这一时期生态危机暂时缓和，没有发生明显的旱灾，因此这几年的产量比较高一一然而，耕作仍在继续，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仍然只是延续粗放式的农业发展，生态危机新的恶化是不可避免的，而危机的预兆就是20年代末的大沙尘暴。
1928年4月在乌克兰的一场沙尘暴中，风从乌克兰附近大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吹起了1500多万吨黑土，“黑云”被吹向西方，尘埃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附近的近60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沉降一一危机过后，乌克兰草原地区的黑土层的厚度减少了10至15厘米。
而到了30年代，生态危机再次袭来，十年内竟然就发生了五次干旱，分别是1931年、1934年、1936年、1938年和1939年一一在战前的五年中，有三个是干旱年，仅有两年风调雨顺。[9]
（3）政治因素
一，征购量
叶梅利亚诺夫指出：“夺走农村中的粮食不能不加重歉收年俄罗斯通常会发生的饥荒”。
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
斯大林下调了征购量。
苏联在1932年的收成中称为“净粮食征购量”一一从农村运出的粮食数量，包括政府的征购和农民的私人销售，再减去返回给农民的种子、粮食和饲料援助等等，最后大约为1370万吨。
这一数量其实大大低于1931年的粮食征购量一一即1880万吨。因此，在1932年秋季和1933年春季，得益于1932年的粮食征购量的减少，相比于1931-1932年，农村会留下更多的食物。
1930-1934年苏联农产品收获和销售的官方数据（播种面积单位为百万公顷，收获量单位为百万公吨，产量单位为每公顷）
1930-1934年苏联农村粮食平衡的官方数据（单位为百万公吨）
二，出口粮食
当然，收成的减少并不是苏联1931-1933年饥荒的唯一原因，而且除了粮食征购外，还有很多人将饥荒的原因归结于所谓苏联在这一时期的粮食出口。
然而，在1933年上半年饥荒的高峰期，出口的粮食数量约为22万吨，数量很小，不到最低收成估计的1％。
此外，苏联几乎将所有可用的粮食都用来养活人，实际需要和利用的粮食数量只能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一一根据1928年的估计，苏联需要1120万吨粮食来满足城镇居民、军事人员和其他自己不生产粮食的群体的需求。
然而，随着随后几年的工业化、集体化的快速发展，这一群体的数量迅速增加，此外，还要考虑到有几百万人在军队、监狱和营地里，甚至许多农民也需要接受食品供应。
可尽管数量不断增加，但在饥荒期间，苏联政府的供应能力却下降了，更确切的说，从1931年7月到1932年6月，供应系统通过配给制度分配了大约1630万吨粮食，但从1932年7月到1933年6月，却只有1450万吨。
所以在同一时期，苏联大幅削减了粮食出口，从470万吨降至160万吨，同时对比上文提到的采购数据可以看出，供应和出口的总量几乎耗尽了这些年苏联征购的粮食总量。
苏联1918年至1937年各种粮食出口（粮食种类一栏下的左右两栏分别为粮食数量单位千吨、获利单位千卢布）；小麦从1931年的2499千吨下降到1932年的551千吨，下降了70%。
我们来深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还要出口粮食？
有的人说是为了换机器，实际上这是不对的。苏联工业化主要资金来源来源于工业自身的积累。
苏维埃国家掌握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资本家地主手中夺来的一切工厂和一切土地，以及运输业、银行、国内外贸易。国营工厂、运输业、贸易和银行所得到的利润，现在已不是供寄生的贤本家阶级消费，而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工业了。
所有这些收入的泉源都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这些泉源能够为建设重工业提供几亿至几十亿卢布。只是必须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办事，在开支上厉行节约，实行生产合理化，降低生产成本，消灭非生产费用等等。
苏维埃政权也正是这样做的。
由于实行节约制度，基本建设资金的积累逐年增多。这就有可能着手兴建一些大型企业，如德涅泊水电站、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几个机床制造厂、“阿模”汽车制造厂（即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等等。
1926—1927年度工业的投资约十亿卢布，而过了三年就已经有五十亿左右了。[10]
有的人可能会问，诶，那剪刀差问题是怎么回事？
剪刀差问题不是用来工业化的，剪刀差的本质是压低粮食价格，目的是为了供给城市人口食品消费。
因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人口越来越多，需要的粮食也越来越多。只能压低粮食消费来保证城市居民的需求。索索说：
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行业正在发展，而且每年都会继续增长。这对于国家的工业化是必要的。
因此，对面包的需求每年都会增长，这意味着粮食采购计划也会增加。[11]
有些人胡说什么“用粮食进口工业机器”，这是一种典型的谬论。
实际上，卖粮食的钱，根本不够支撑索索完成工业化。
那么苏联为什么出口粮食呢？这的确与外国有关。
因为欧洲也需要苏联的粮食，如果苏联停止出口，那么资产阶级就要进行打击。
英、德政府曾表示若苏联不出口粮食则中断提供贷款，后续也将不再提供。[12]
苏联不是没有尝试过放弃已经承诺的粮食出口，但是遭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烈反对和相应的强硬态度。
例如，1931年底，大不列颠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就相当充分地阐述了本国政府的观点：
“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我国不仅会拒绝今后提供贷款，而且所有苏联今后的出口，所有驶入国外港口的苏联船只，所有苏联的境外财产都可能被没收以抵偿债务。承认财政没有支付能力将使所有与五年计划有关的愿望的实现受到威胁，甚至可能危及政府本身的存在。”
持有同样立场的还有德国，1932年初，德国总理布吕宁在柏林对英国外交官说：
“如果苏联以任何方法不予支付账目，那么对其贷款将永久取消。”
尽管这些资金并没有对苏联的工业化产生决定性作用，但是对于当时如火如荼的工业化运动而言，突然缺少了部分资金投入就意味着某个环节无法建立，整个工业系统也就无法成功建立。
因此，在这些产业部门的工人和领导的内部群体压力和国际信誉即将丧失的外部国际压力下，苏联高层没有办法减少已经承诺的粮食出口。
归根结底，所谓苏联主观上就想要不顾饥荒，强行征收粮食出口来进行工业化的说法是根本立不住脚的。
2.斯大林的反应
斯大林做了两手准备：第一手下调征购量解决饥荒，另一手对农民表示不信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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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取措施，缓解饥荒
其实在意识到1932年将是一个歉收年时，苏共中央实际已经大幅度下调了本年度粮食征购定额：1932年5月6日，根据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粮食征购的定额被削减了30％。
并且，事实上苏联针对饥荒采取了积极的救灾政策，并且成功缓解和结束了饥荒。
不可否认，1933年1月2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确实颁布了一份《关于防止饥民大量出逃》的指令——饥民群体的离乡行为被看成是“苏维埃政权敌人的反革命企图”，斯大林签署了这份指令，要求封锁乌克兰边界，以拦截逃亡农民。
但这当然不是苏联想要乌克兰农民在家里活活饿死，而是因为当时出现了大量农民逃荒的现象一一大量的乌克兰农民在饥饿的驱动下离开家乡，到处逃窜。然而且不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粮食状况也不容乐观，难民胡乱逃窜只有死路一条，归根结底，大量农民逃荒本身就意味着对乌克兰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这只会导致饥荒的继续。
禁止饥民流通是制止饥荒自古以来的一招。只有没种过地或者没关注过饥荒临时突击的人才会说这是加大饥荒的举措。饥民的流动会极大地破坏农业生产，饥民如果到了新的地带无法自救便会破坏还未完成的农业生产，造成更大范围的农业减产。这个道理也就只有没下过田的不懂了。
1.流民开垦太湖水域湖泊滩涂，导致水域洪水泛滥，致使“洪武十八至二十年水旱无收”，原本在这里地方的农民也被转换成饥民，最终导致饥民至煮子女为食。—《松江府志》。2.由于开垦滩涂导致水体蓄水能力下降，“大雨地田尽没”《震泽县志》，还引发了太湖县的蝗灾，“人相残食，日哺不敢独行”《太湖县志》。[13]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果断封锁了乌克兰，并在1月做出一项决议，即在农机站组建政治部，派17000名党员去进行工作，开始积极组织恢复农业生产。
同时，在1933年2月25日，人民委员会下令调拨给乌克兰32万吨粮食，给北高加索调拨24万吨，伏尔加河下游和其他一些地区也得到了相应的救助，到了1933年4月，乌克兰得到的实际援助就超过了56万吨。
如果将卖到国外的粮食数量与拨给内需的粮食数量相比，那么仅支援乌克兰一地的粮食就要超过出口粮食总量的60％，在1933年上半年，全部受灾地区获得的粮食要比同期用于支付贷款而出口的粮食多出2.5倍。
同时，苏联政府为了解决农村劳动力大量减少的问题，开始动员一部分城市人口到农村去恢复农业生产，驻哈尔科夫的意大利领事向上级报告说：
“动员的城市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大...…本周，至少2万名被派到农村…....前天，他们包围了市场，抓了所有能干活的人，男人，女人，青年人，然后在政治保卫局的押送下把他们送到车站，然后运到田里。”
同样，在1933~1934年，有超过20万农民被迁移到饥荒严重的地区从事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他们中很多都是刚服完兵役就被迁移到乌克兰。
并且苏联政府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改变了以往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农业政策，加强了对集体农庄组织的领导。例如在春播中苏联政府特别强调农作物轮作制，不再一味盲目扩大播种面积等等。
在上述的种种措施下，配合上1933年的天气不错，尽管六月份的降雨量过大导致锈枯病比去年严重，但总的来说这一年相对春季温暖，夏季凉爽。从7月开始收获，8月死亡率大量下降，1933年农业的大丰收宣告着饥荒的基本解决，人吃人的恶劣现象几乎绝迹。
而到了1934年，尽管乌克兰粮食产量达到高于平均水平的2230万吨，但吸取了经验和教训的苏联政府只给乌克兰下达了500万吨的征收目标。
而且得益于外债的逐步偿还和工业化的推进，粮食出口也随之大大减少，在这一年，苏联又继续投入约250万吨粮食用于国内需要。
正是在苏联政府的积极处理下，饥荒最终在1934年彻底结束了。
（2）怀疑饥荒是富农破坏
斯大林与肖洛霍夫于1933年4-5月的通信就证明了这一点。
一开始，肖洛霍夫写信给斯大林。
肖洛霍夫写信告诉斯大林他的乡亲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在这个区里，和其他区一样，现在集体农庄庄户和单干户正被饿死：大人小孩身体浮肿，吃着人不该吃的一切，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实直到橡树皮和各种沼泽植物的根。总之，这个区与我们边区其他一些区没有丝毫差别。”作家强调指出：维申斯克区没有完成粮食收购计划，也没有播种，并非是因为富农的暗中破坏猖狂和党组织不能胜任这件事，而是因为边区头头领导得不好。
从肖洛霍夫的信件来判断，许多来自城市的领导者对农民缺少人性的态度，而且要求当地农村的党员也这样对待农民。肖洛霍夫指出：对运用镇压手段表现得不够积极的共产党员面临着开除出党、逮捕和饥饿的威胁。”他肯定说：“上顿河区领导人沙拉波夫不仅仅根据得到的粮食的数量，而且也根据被驱逐的家庭数、搜查中被揭开的屋顶数和被推倒的炉灶数来评判全权代表或支部书记的工作。”
从信中可以得出结论，不仅仅是沙拉波夫表现得极为残酷，肖洛霍夫列举了许多区领导人的姓名，这些人为了强迫农民交出余粮，采用了令人发指的违法行为，严刑拷打和威胁枪毙。十分明显，对于相当部分行政干部来说，那几年的残酷无情是典型的。他们只看到这样的两难境地：或是饿死城市，毁灭正在发展的工业化，面对军事威胁解除军队的武装和削弱国家的力量：或是牺牲农民的富足的物质生活、健康，甚至生命，而这些农民在他们看来是贪婪、自私、愚昧和粗野的人。况且这些行政干部受过国内战争的洗礼，除了威胁和暴力，他们不知道也不会用其他的方法来工作。
迫害的规模证明，迫害并非一两个坏蛋所为。在有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三户的区里被惩罚的”有三千三百五十户(没收了几乎全部食品和牲畜)，被强迫迁走的有一千零九十个家庭。这个区五万二千零六十九人中有三千一百二十八人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部门警察、村苏维埃逮捕。根据人民法庭的判决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决议被判罪的有二千三百人。其中有五十二人被枪决。应该注意到，所有这些都只是发生在一个区里，那里已经贯彻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方针。
同时肖洛霍夫指出，挨饿的不只是被掠夺光的农民，而且还有失去食物的所有乡村居民。他指出对饥饿者缺少援助：“五万人中不少于四万九千人挨饿，而这四万九千人一共只有二万二千普特粮食。衰弱不堪、浮肿的集体农庄庄员给了国家二百三十万普特粮食，现在鬼知道他们用什么口，大概不会生产出去年生产的那么多粮食了……只能寄希望于您。请原谅此信的赘言。我认为，既然以这样的材料为基础创作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的最后一章，最好还是给您写信。”[14]
斯大林回复：
斯大林于4月16日简短和迅速地回答了肖洛霍夫的1933年4月4日的信，他打了电报：“15日收到您的信。谢谢通报。我们将去做所要求的一切。请告知需多少必要的援助。请说个数字。斯大林。”
4月22日斯大林又用电报回复了肖洛霍夫的第二封信：“刚收到您的第二封信。除了不久前已发放的四万普特黑麦，现在给维申斯克人再追加八万普特。一共是十二万普特。应该打电报而不要写信作答复。不然浪费时间。斯大林。”[15]
在赈灾的同时，斯大林也表现出对农村报告的不信任。
1933年5月6日斯大林给肖洛霍夫写信。全信略，大意就是斯大林表现出对农民的不信任——“可敬的庄稼人”对布党发动战争。
从与肖洛霍夫通信的内容可以看出，斯大林对农民完全持有党内形成的传统的不信任态度。十分明显，斯大林将肖洛霍夫提供的有关恶行的令人气恼的证据与他从其他渠道，包括从自己的秘密情报员那里得到的情报相对照。这些情报多半使斯大林相信，农民，包括已加入集体农庄的，把自己的私利看得高于一切，进行着暗中的破坏，一心想饿死城里的工人和红军。不难设想，负责全国粮食收购的许多党的领导人，还有许多城市的党员和派往农村的“工人支队”的成员都相信这一点。大概，他们中不少人就采取了肖洛霍夫所描述的那种方法，或者对采取这样的方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6]
后果也是非常恶劣的。
从肖洛霍夫的信中可以明白，在粮食收购中犯下罪行的人相信自己是不受惩罚的，因为过去有过这样的行为的人也解脱了。
其中有一人--奥夫钦尼科夫(作家的信中也提及的)说，本来为他过去的“过火行为”已经打算要审判他，但这时莫洛托夫换下了李可夫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他不仅保护了他，也保护了犯有类似罪行的许多人。据奥夫钦尼科夫说，莫洛托夫宣布：“我们不让现在被指控有过火行为的那些人委屈。问题是这样的：或是取粮，甚至要跟农民吵架，或是让工人挨饿。明摆着，我们宁肯取前者。”
国家高层领导的成员也采用并准许类似的行为。1932年以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为首的委员会被派往国家的产粮区。该委员会在夺取农民储备粮的过程中，对党、苏维埃、集体农庄的干部、普通农庄庄员进行了大规模迫害(解散党组织.大批开除出党，把人们从哥萨克镇强制迁往北方地区)。1932年12月初乌克兰共产党(布)第一书记C.B.科肖尔在向斯大林报告乌克兰粮食收购进程的情况时写道：“11月和12月的五天中，国家政治保安局方面逮捕了一千二百三十人--农庄主席、农庄管委会成员、会计。此外还逮捕了队长一百四十人，总务主任-司磅员二百六十五人，其他农庄干部一百九十五人……被揭露和转交法庭审理的富农和反苏维埃分子的团体案件有二百零六起。”[17]
3.为什么斯大林会怀疑？
叶梅利亚诺夫指出了斯大林对农民的不信任的情况。
尽管全国劳动力十分紧张，失去了千百万人，大规模的逮捕以及“向各条战线进攻”中的强迫迁居仍在进行，五年计划的结果离1930年党领导拟定的指标相距甚远。到1932年底才明白，这种打算的基础是，五年计划初个别企业的成就被看做整个部门的快速发展，汇报的成绩常常不符合实际。1932年炼的铁是六百二十万吨，而不是计划中的一千万吨，炼的钢只有五百九十万吨，而不是计划中的一千零四十万吨，得到的钢材是四百四十万吨，而不是八百万吨，开采的煤是六千四百四十万吨，而不是七千五百万吨。斯大林希望在两年半或三年或四年内顺利完成五年计划，却没有实现。
《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史》一书中“国家和它的敌人”一章(该章作者是T.豪斯纳、6.拉宾、Л.斯拉温)里的几行字可以证明：“从车站上走来一群农民，阴沉的脸上带着嘲讽的神情，穿着西伯利亚的皮袄，带着毡子包裹起来的锯子……这是些逃亡富农。他们常常潜入工厂。于是在被弄坏的机床里工人发现偷放在那里的螺栓。” 在“斯大林的名字”这一章(该章作者是C布拉托夫、C.格赫特、Bc.伊万诺夫、Я.雷卡乔夫、A.托尔斯泰、B.什克洛夫斯基)里，有这样的片断：“国内还存在着富农和破坏分子的追随者，他们用尽最后力量一次又一次危害、破坏、偷盗集体农庄收获的粮食。摧残集体农庄的马匹，唆使自己的孩子去偷窃、去纵火，不论怎样都不罢休。斗争继续着，群众的愤怒把敌人最后的队伍开除出集体农庄的国家。在白海运河上社会主义文化与愚昧的中世纪的野蛮又冲突起来……从烟雾笼罩的历史深渊中又漂起了很久以前彼得的剪刀疯狂地剪过的蓬乱的大胡子。”该章的作者们欢迎粉碎和俘虏敌人：在梅德韦日亚山特种移民--被粉碎的富农军队--卸着财产、家用物品、母牛和鸡。”
斯大林同意类似的看法，在1933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和中监委联席会议上说：“如今的富农及其追随者，如今农村里的反苏维埃分子大部分是些'温顺的’'谄媚的’人，几乎是'圣人’。不需要在离集体农庄很远的地方去寻找他们，他们就呆在集体农庄里，占据着仓库保管员、总务主任、会计、书记等职务。他们从不说'打倒集体农庄’。他们'拥护’集体农庄。但是他们在集体农庄里干着怠工和暗中破坏的活动，集体农庄吃尽他们的苦头……为了看清这样的狡猾的敌人和不受蛊惑，需要具备革命警惕性，需要具备撕下敌人假面具、让农庄庄员看到他们真实的反革命面目的能力。”[18]
但是却没有指出为什么斯大林不信任农民。
斯大林为什么不信任农民呢？
（1）西伯利亚党委的“信誉危机”
这是因为1928年西伯利亚视察而导致的——因为西伯利亚党委与富农勾结，所以斯大林就不怎么相信当地的党委了。
事实上在反对NEP行为中，耐普曼，富农已经丧失了他们所有的公信力。在新经济政策的路线影响是通过政治上贫下中农的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而从经济上压制富农这条路线已经在富农，耐普曼和腐败官僚的影响下破产了，斯大林和年轻布尔什维克们已经失去了对农村所有的信任，其实这不是针对农村，因为年轻布尔什维克们也失去了对城市官僚的信任和工厂管理人员的信任。
所以在30年代大饥荒中，从年轻布尔什维克当中提拔出来的左派干部和苏共中央并不相信农村的报告，很简单，因为1928年的时候西伯利亚农村地区党委就为了维护耐普曼和富农的利益对莫斯科中央作假过。为了绕开西伯利亚党委直接解决粮食危机，斯大林和年轻布尔什维克和共青团员们直接组成了队伍征粮，而果不其然所谓的“富农已经无粮”完全是富农囤积居奇的谎言。在全苏农村地区已经失去了莫斯科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信任的时候，他们所汇报的反而是真实的东西却被忽略了。[19]
简单来说就是陷入了信任危机。
在1928年，西伯利亚考察的时候，斯大林发表讲话，指出：
看来，这是你们党组织的过错，你们党组织的工作显然做得不好，没有设法使我们国家的法律得到切实的执行。我看到了你们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好几十个干部。他们都住在富农家里，在富农家里做食客，所以他们自然要竭力同富农和睦相处。我问过他们，他们回答说，富农的住宅干净些，吃得好些。很明显，决不能指望这样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干部会给苏维埃国家做出什么好的和有益的事情来。[20]
（2）数据来源的混乱
先讲一下苏联的农业数据的统计。
苏联的农业数据来源于两个部门提供的结果：一是中央统计局，二是农业部。
实际上，农业部与统计局的数据应该是一样的。但是，苏联政府下达了统计局与各大农场进行“合作”的命令。
1932年5月的一项法令使中央统计局获权与集体农庄和国家农场合作，通过使用采样法进行抽样脱粒，对收获进行初步测量。[21]
那地方党委就有点歪心思了，和统计局合作，把数据改的“漂亮”一点——比如多报20%，进行邀功请赏。当然，也有可能农业部的统计常常出问题：
在1920年代，统计人员的官方网络不健全。[22]
总之导致了苏共中央非常混乱，难以判断。
（部、局）争议在1932年10月到达政治局。[23]
最后斯大林一看，吵得非常厉害，取一个中间数吧：
1932年的收获量的官方数字应该是6980万吨，这个数字大约介于农业人民委员部和中央统计局的统计之间。[24]
然后就出现大错误了。
如果是这样还好一点，最牛批的是保卫局的资料提供。
保卫局那帮人大部分都是学历较低的人，他们不是农业学者，看不懂那些锈病、杂草（30年代饥荒他们占据极大一部分因素）一类，他们只侧重于那些最明显的农业条件，例如虫害，亦或者是旱灾这些“一目了然”的农业灾害。
还有那些以最明显的方式威胁政治或经济目标的情况，例如富农对集体化的反抗等等，换句话说，就是过分强调人为因素。
而我们的斯大林的资料来源又是保卫局的那些人。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3）其他因素
斯大林也不是农业专家，在他们眼里，旱灾=饥荒，其他灾害不是饥荒。
苏联领导层却受限于关于农业灾害问题的旧有观念，特别是认为干旱是唯一可能导致灾情的环境因素（然而考虑到今天很多学者仍然也持有这种观点，所以实在是不好对此加以苛求），自然不认为气候湿热的1932年会爆发饥荒。
例如，斯大林在1933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承认“不利的气候条件”在1932年造成了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损失，但他仍坚持认为这些损失仅相当于1931年伏尔加地区干旱造成的损失的一半，断言1932年的减产和干旱没有关系。[25]
但是，当地没有干旱，怎么办？
所以一定是他人——比如富农搞破坏的。
斯大林、科西奥尔和其他苏联领导层自然而然的将征购危机和饥荒状况归咎于当地官员对征购的管理不善一一斯大林在1933年1月全会上的讲话和1932年给他的卡冈诺维奇的信中都强调了这一点。[26]
另外，斯大林还要面对战争威胁。
此时的苏联领导层和苏联人民不得不同时应对全国范围内严重的、不断增长的粮食短缺，工业和许多其他商业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短缺，以及扰乱整个经济的工业产出下降。
同时，不断恶化的内部局势又导致了劳工抗议和罢工，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失和人员在全国范围内的混乱流动，从而导致了生产的中断，以及中层官员和专家中的反对派情绪和组织的出现。
在国际上，苏联领导层在远东地区面临着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所带来的军事威胁，在欧洲又面临与波兰紧张的外交关系，外贸严重的国际收支赤字，使苏联面临着出口商品和减少进口生产资料的巨大压力，而这些都是国内迫切需要的一一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复杂且难以快速解决的。
因此，这一时期政治局的各种会议，甚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官员之间的信件，都充斥着紧张的讨论，证明了危机的严重性一一苏维埃政权面临着种种难题，苏联官员们也认为他们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来应对。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问题虽然很重要，但绝不是首要任务，斯大林自然把他收到的自然灾害的报告看作是次要和不重要的。例如，他对克里米亚党委书记在1932年夏关于该地区干旱引起的作物歉收的信件的答复是“没有说服力”。[27]
所以就出现了上文斯大林的表现。
4.最终结果
（1）饥荒缓解
同时，国内许多地区蔓延的饥荒大大减少了。乌克兰国家保安总局1933年3月12日的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那时如肖洛霍夫通报的，在上顿河区一个区挨饿的有四万九千人，负责共和国安全的机构的领导向斯大林报告说，“粮食供应困难的情况集中在一百三十九个区(乌克兰有四百个区)的七百三十八个居民点，挨饿的有一万一千零六十七个家庭。登记死亡的有二千四百八十七人”。然而在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C.B.科肖尔3月15日向斯大林的报告中这些显然是压缩了的数字还受到怀疑：他在报告中说，乌克兰遭到饥荒的有一百零三个区”。确实，国家保安总局基辅州分局局长曾经对被压缩了的有关乌克兰饥荒的数据提出过异议，然而他未能提出确切的或者是近似的资料，而只限于模糊的意见：“所举的数字大大减小了，因为国家保安总局区级机关不统计饥饿者和浮肿者的数字，而死亡者的真实数字往往连村苏维埃也不知道。”[28]
（2）反对派的猖獗
没有履行崇高的责任和完成计划任务成为部分党员尖锐批评的内容。P.梅德韦杰夫写道，在年轻党员中反抗情绪有所增长，在这个阶层中出现了一些小团体。确实，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局限于家庭圈子里和晚会上的相聚和谈话”。斯大林必定是尖锐批评的对象。诗人O.曼德尔施塔姆对这样的骚动情绪写道：“哪里有说长道短，哪里就会提及克里姆林的高加索山民。"但是用P.梅德韦杰夫的话来说，“有时也发生公开的示威游行并散发传单”。
批评斯大林最多的是那些在反对各种“倾向”的斗争中受害的人。在原莫斯科克拉斯诺普列斯年斯基区委第一书记，后被开除出党的M.H.留京领导下，1932年春夏制订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协会"纲领》。留京和他的追随者与“右倾分子”及被粉碎的“布哈林派”成员H.A乌格拉诺夫、A.H.斯列普科夫、П.马列茨基、I.T.彼得罗夫斯基有联系。1932年秋天，地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传播这一纲领后不久，其成员就被逮捕。甚至保存《留京纲领》者也被惩以开除党籍。被恢复归队的Г.E.季诺维也夫因为这一“罪行”被开除出党。
这个纲领说，不是完成计划，而是完成计划的空话”1932年中期国家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国家贫困，被洗劫一空，彻底破产，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产力、购买力、支付力根本上受到了破坏，人们失去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充满恐怖，充满愤恨，完全成了灵板--越来越走人死胡同……斯大林的领导就是这样的。
斯大林生前，留京的行动被看做是反革命攻击，随着“揭露”斯大林运动的开展，留京获得了为真理而战的勇敢战士的光环。显然，两种评述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在失去自己的权力地位之前，留京是斯大林方针的卖力的捍卫者，而不是反革命分子，只是在被开除出党之后他才开始讲这一方针阴暗面的痛苦真理。虽然在留京批评斯大林和他的政策以及许多占据高位的党的活动家的言论中不乏公正的意见，但也不能脱离开争夺权力的斗争来理解它们，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权机构中都没有停止过这种斗争。
苏联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 A.П.斯米尔诺夫、苏联供应人民委员H.Б.艾斯蒙德、俄联邦内务人民委员B.H托尔马乔夫--被揭发曾议论解除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国家领导职务。
更早些时候在国家高层中曾流传过一份简报，其中对斯大林的政策进行了批评。它的作者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俄联邦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C.И.瑟尔佐夫，外高加索边区党委第一书记B.B.洛米纳泽。H.杰伊切尔确认，瑟尔佐夫和洛米纳泽坚持要解除斯大林的职权。显然，瑟尔佐夫和洛米纳泽，还有艾斯蒙德、托尔马乔夫和斯米尔诺夫，若是他们战胜斯大林的话，会竭力把其他许多人，首先是斯大林最忠实的追随者，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解除职权。
同时也不排除这种情况，这些人能指望得到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支持。1934年鲁祖塔克由政治局委员调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间接地证明了斯大林及其在政治局的追随者对他的不满。其他政治局委员可能也有这样的情绪。大家知道，例如TK奥尔忠尼启则捍卫B.B.洛米纳泽并批评B.M.莫洛托夫，把没有完成五年计划的罪责加到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身上。
现在，粉碎反对派后，党内的公开辩论已经结束，对已通过的方针作出抉择往往变成伴有闹事者的勾结和在有限范围内传播秘密报告的宫廷阴谋。任何反对斯大林政策的行为都被看做是叛乱因而这些闹事者理应受到惩处。斯米尔诺夫、艾斯蒙德、托尔马乔夫、瑟尔佐夫、洛米纳泽被解除了高位，而艾斯蒙德和托尔马乔夫还被开除出党。在几个月中他们与留京及其追随者一起在党的报刊上被称为意识形态的败类，同时提及的还有20年代被粉碎的反对派领袖。在党的十七大开幕那一天，《真理报》写道：“在与托洛茨基及其仆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与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为首的右倾反对派，与瑟尔佐夫一洛米纳泽“左”右倾集团，与反对派的反革命余孽--乌格拉诺夫、马列茨基、斯列普科夫、留京、艾斯蒙德、斯尔米诺夫之流的无情斗争中，党创造了列宁主义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
“斯大林的其他中高级领导者政策的形式。不放弃胜利回归苏联的希望的托洛茨基在国外的活动也促进了思想上形成夺权的斗争。
斯大林通告说，托洛茨基开展了紧张的活动，组织苏联的地下托洛茨基派，吸收所有不满政府的人参加。1929年7月起国外开始出版托洛茨基的《反对派简报》用杰伊切尔的话说，从国外出差回来的党员，特别是使馆工作人员把《简报》偷偷带回国并在朋友中间传播”。这证明，托洛茨基的思想找到了呼应，或者，至少是在苏联的管理层引起了巨大的兴趣。
正如H.杰伊切尔指出的：“坚定的托洛茨基分子在监狱和劳改营里与自己的领袖保持通信联系。每逢十月纪念日和五月一日集体发信给他(指托洛茨基--作者注)表示祝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反对派简报》的文章和提纲下面。”在1932年的一期《简报》上刊载了来自苏联的一封屠名信(它的作者是托洛茨基分子H H.斯米尔诺夫，时任高尔基汽车厂厂长)，信中说：“由于现领导不能找到摆脱当前经济和政治困境的出路，必须更换党的领导的看法与日俱增。”
了解到这样的情绪，托洛茨基于1933年3月写了公开信致党的干部们：“斯大林的力量总是在国家机器中，而不在其自身………脱离了国家机器……斯大林就什么也不是……摆脱斯大林神话的时候到了……斯大林把我们带进了死胡同……重新审视苏维埃体制和无情地清除覆盖在它身上的一切污秽的时候到了，实现列宁最后的坚决的遗训--'撤掉斯大林!的时候到了。”由于党内不可能建立反对斯大林的派别，1933年10月托洛茨基在《反对派简报》中宣布，必须建立地下党。他强调，“没有正常的宪法途径来取消统治集团，只有强力能迫使官僚们把政权转交到无产阶级先锋队手中”。”[29]
附注：
苏联粮食产量统计表
参考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来源：《苏联史》第一卷
^来源：布罗克豪斯、艾弗隆《布罗克豪斯与埃弗隆百科全书词典》
^来源：Прохоров Б.Б. Здоровье россиян за 100 лет
^来源：R. W. Davies、Mark Harrison and Stephen G. Wheatcroft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1913-1945
^来源：朱可夫《朱可夫回忆录》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来源：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Тамбов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1917-1918).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来源：知乎用户炭翁
^来源：斯大林《联共党史》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来源：塔乌格《1932年的收成和1933年的饥荒——俄罗斯农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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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大林《一九二八年一月在西伯利亚各地区的讲话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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