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否亡于王安石改革派

　　前几年，一位曾经陪同南巡的退休官员，发文威胁说“不改革谁都没有好下场”。诚然， “凡是改革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改革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当下，只许州官改革，不许小民争论，若有腹诽就将大帽子扣来扣去。因此我不谈时事，只讲历史。我读的书少，但隐约记得中国历史上曾有一次著名的改革运动，即北宋王安石变法。

　　消极的财政政策，国家养人太多，致使富有的宋却是中国历史上财政最困难的王朝。课本里论王安石变法，认为王安石主张改革，就是代表着历史的进步方向。然而王安石为人虽然正直，政策用心和出发点虽然好，其政策内容，却由于不切实际而误国误民。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新政，主旨在开拓财源，增加收益，触动官僚利益者不多，因此受官僚的阻力不大，得以推行。然而奸佞当道，新法竟成生事扰民，佥财祸国之法。宋徽宗行的是新政，手下权臣全是变法派，宋之亡，并非亡于不改革，而是亡于改革派。蔡京、童贯之流皆为改革派，一旦从某种制度安排中得利，为了保守住他们的利益，就不愿意推动制度创新。他们拒绝对迅速变化了的环境做出反应，决策或行动迟缓，对凡是可能威胁到自己既得利益的创新一慨排斥，并且把这种特殊利益，美其名曰：捍卫改革。

　　在王安石之前，尚有范仲淹等主导的庆历新政，主旨为节省治理成本，减轻人民负担，培植国家实力，措施主要为裁汰冗员，整顿吏治，畏以劝农桑，修武备，因其矛头直指官僚集团，招致反对而夭折。北宋的两次改革，都是在官僚集团的作祟下失败了。庆历新政败于组织人事上的瓦解，熙宁新政败于政策原则的扭曲。

　　前朝史实，足可使我们的改革观为之一变。鼓吹改革的未必就代表进步，反对改革者未必是守旧派，将王安石变法的失误归罪于守旧派的阻挠，更是不妥。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首先在于他关于开放生产资料的设想遭到了大官僚地主的反对。更重要的，他倡导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没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付，就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马克思指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不仅是土地和劳动工具，还有作为投资工具的资本。王安石恰恰没能有效利用资本的手段。中国历朝最大的问题在于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即搞不清楚有多少家当，所以不知道应发多少货币，收多少税。国家没有组织资本的能力，没有投资的信用工资，所以白银要么堆在仓库里发黑，要么用于高利贷，而实业家却贷不到钱，产品也卖不出去。

　　还有一个有名的改革家，《红楼梦》二小姐探春，她是大观园里的改革家。把闲置的公共资源承包给个人经营。对此番市场化改革历来称赞的多。但是否完美？不然。当时协助她改革的宝钗就明确提出：改革要成功，不能仅仅一部分人得利，而要让大家也沾些利息。

　　事实上，正是这场改革令到各层的矛盾激化，是非骤起，探春声泪俱下地指斥的抄检大观园，跟她发起的这场改革，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关系。

　　而最后贾府被抄，也是因内外矛盾爆发而起。

　　所以，改革并不是一包可以了之。

　　任何改革，都可以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这是无疑的；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代价和牺牲，这也是无疑的。但问题是，给哪些人、给多少人带来了好处？是谁、是哪些人和为什么，在付出代价做出牺牲？这些问题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我们难道无权过问？

　　如果改革能够致国家于富强，民生于幸福，谁能够说什么？但是，既然改革使国家连公布被统计局修改后的基尼指数都不敢了，那么不管最初的出发点如何，目标在意识形态上如何合理，都应当猛醒。

　　既然老夫子之流把改革变成了一种教义，使天下多少私欲和罪恶借改革之名行之，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地对此种教义进行改革——对改革进行改革？

　　我们已经得出一个结论：对改革进行改革。那么，第二步是：怎么改？

　　其实，改革只是一个中性词。改革本无对错之分，问题只在于谁来主导，而谁来主导，就决定了谁来获利。但是，今天推动中国改革的社会中坚力量是谁呢？据老夫子说，我们大家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被排除出权力之外的你，敢说自己在其中之列吗？

　　在中国历史上，改革变质，从内部击破的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北宋变法的失败，就深刻地昭示了中国政治的特色。

　　王安石变法，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可是在朝的士大夫集团反对他。大臣文彦博向皇帝说，皇上你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这话说得一针见血。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理想，是圣明天子决策，清官贤臣施政。但实际情况是，官僚集团才是政权的实体。官僚集团是一个实际上进行决策、领导和统治的阶级，是幕后总指挥。个别人，即使显赫如皇帝，也不得不听命于它。

　　还有一个例子，是满洲人道光皇帝要禁鸦片烟。道光不是坏皇帝，他俭朴，朝服破了要人补，不换新的，他连唱戏都不准，禁止一切浮华。道光要禁烟，最上层的大官也都没话说，可是下层因为有利可图，你就再禁也禁不住。再英明的皇帝，也无法对抗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再好的决策，也挡不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官僚政治下，不论姓社姓资还是姓封，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在苏联东欧，官僚集团从内部使改革的目标受到扭曲，利用改革的名义谋求本集团的私利，改革总体上是按照有利于官僚的方向进行的。就这样，化公为私，化社为资，最后官僚摇身一变，成为各式各样的老板、经理，依然是社会的统治阶级。

　　我坚信，改革只是方法，不是目的。它能够达到何种目的，不是取决于人们的良好意愿，而是取决于社会各集团力量的对比。改革要成功，除非劳动者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只要生产资料由少数人主导，无论怎么改怎么革，少数人都是最后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