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有幸为吴高林先生的《资治通鉴》英译本第二卷做校对,汉纪三汉高帝五年(己亥,公元前202年)有这样的记载:
当初,楚地人季布是项羽手下的将领,曾多次窘困羞辱汉王。项羽灭亡后,高帝刘邦悬赏千金捉拿季布,下令说,有敢收留窝藏季布的,罪连三族。季布于是剃去头发,用铁箍卡住脖子当奴隶,把自己卖给鲁地的大侠朱家。朱家心里明白这个人是季布,就将他买下,安置在田庄中。朱家随即到洛阳去进见滕公夏侯婴,劝他道:“季布有什么罪啊!臣僚各为他的君主效力,这是常理。项羽的臣下难道可以全都杀掉吗?如今皇上刚刚取得天下,便借私人的怨恨去寻捕一个人,怎么这样来显露自己胸襟的狭窄呀!况且根据季布的贤能,朝廷悬赏寻捕他如此急迫,这不是逼他向北投奔胡人,便是往南投靠百越部族啊!忌恨壮士而以此资助敌国,这是伍子胥所以要掘墓鞭打楚平王尸体的缘由呀。您为什么不从容地向皇上说说这些道理呢?”滕公于是就待有机会时,按照朱家的意思向高帝进言,高帝便赦免了季布,并召见他,授任他为郎中。朱家从此也就不再见季布。
季布母弟丁公,也是项羽手下的将领,曾经在彭城西面追困过高帝刘邦。短兵相接,高帝感觉事态危急,便回头对丁公说:“两个好汉难道要相互为难困斗吗!”丁公于是领兵撤还。等到项羽灭亡,丁公来谒见高帝。高帝随即把丁公拉到军营中示众,说道:“丁公身为项王的臣子却不忠诚,是使项王失掉天下的人啊!”就把他杀了,并说:“让后世为人臣子的人不要效法丁公!”
有人说,这个刘邦肯定是犯糊涂了,季布有“多次窘困羞辱”之仇,本该诛九族,却给他封官;丁公有“救命之恩”,本该封官进爵,却惨遭斩杀。
对此,司马光在书中有此评说:自高祖从丰和沛起兵以来,他广泛招募亡命之徒和叛乱者,已经很多了。当他登上皇位后,为什么只有丁公因不忠而被处决呢?因为进取和守成的形势是不同的。在群雄争霸的时候,人民没有固定的主人,来者就应该接纳。但当成为天子,四海之内都成为臣子,如果不明礼义以示之,使为臣者怀有私心来谋取大利,那么国家能够长久安宁吗?因此,必须以大义来断决,让天下人都知道,作为臣子不忠的人无法自圆其说,而怀有私心、建立私交的人,即使为了自救,也不应该背离正义。处决一人,千万人惧,这种考虑岂不是深远的吗?高祖的子孙享有天祚400多年,这是应该的!
“因为进取和守成的形势是不同的”,司马光真是说到根上了,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
毫无疑问,如果是在刘邦“打江山”的年代,对季布绝对是要报仇雪恨的,而对丁公绝对是要感恩戴德的。可是时间已经到了公元前202年,这时已经改朝换代,到了刘邦“坐江山”的年代了,在谋臣的开导下,他的思维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从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革命思维”转变为以确保大汉江山永固为目的的“执政思维”。他已经认识到,“坐江山”的执政目标要求他把“保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而要实现这个任务,必须确保他的臣民“绝对忠诚”,“绝对服从”,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他“保持高度一致”。
笔者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打江山”的革命者秉持“革命思维”,“坐江山”的执政者秉持“执政思维”,各自的任务目标截然不同,决定其达成目标的手段也截然不同。至于臣民,季布也罢,丁公也罢,只不过是实现其任务目标的工具而已,人民永远是被利用的对象,古今中外概莫例外。
【文/肖志夫,本文为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