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李自成》的遭遇

　　《李自成》是作家姚雪垠的心血之作。不算之前的构思时间，从1957年动手写作《李自成》开始，到1999年《李自成》四、五卷全部出版，历经42年。就在最后两卷出版的前3个月，89岁的姚雪垠与世长辞。可以说，作家为写这部书耗去了几乎整个生命。

　　《李自成》创造了文学史上好几个“前所未有”：它是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篇幅最长的以农民革命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这部5卷本、300多万字、包括300多个人物的鸿篇巨制，仅以其第一、二、三卷的总印数来计，就已超过400万册；如果按本来计算，三卷8本，那就是3200万册，这个印数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可以说是空前的。

　　更引人注目的是该书“马拉松”式的写作过程中许多不寻常的经历。

　　1957年，姚雪垠顶着“右派”的帽子（1960年摘帽），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秘密”动笔开始《李自成》的写作。

　　1963年秋，《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姚雪垠给毛泽东寄了一套书。毛泽东认真看了其中上册。

　　1966年7月中旬，正值政治风暴兴起之际，毛泽东特别指示：“赶快通知武汉市委，对他要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正是在领袖的支持下，姚雪垠得以在动乱中继续他的写作计划。

　　1975年，姚雪垠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写作进展情况，希望得到支持。已处于重病之中，刚做了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接信后，马上作了批示，嘱政治局给他提供条件，让他把书写完。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国青年出版社把姚雪垠从武汉接到北京，提供了写作所需的一切条件。

　　1976年12月，《李自成》第二卷(上、中、下三册) 出版；1981年《李自成》第三卷(上、中、下三册) 出版。但亲自支持《李自成》写作的毛泽东已于76年9月逝世，没有机会看到这几卷书。

　　《李自成》的最后两卷是作者在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情况下完成的，虽然其中部分章节在85、86年先行刊出，但作者对写成的稿子还不满意，坚持精雕细改，甚至在97年不幸中风后，用口授记录的方式仍在进行最后的修改。终于在他离世的1999年，完成了全书五卷的出版。

　　可是，当我们来考察一下这样一部浸透作者心血的鸿篇巨著所引起的社会反应时，却看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大起大落。这种戏剧性的巨大落差不能不让人思考其背后的原因。

　　从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虽然已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但评论界却完全冷漠，连一篇评论文章也没有，这或许跟作者的“右派”身份有关。

　　从1977年至1982年，短短几年间，掀起了一股颇具规模的“《李自成》热”，数量众多的研究文章见诸于各种报刊杂志，光是研究专著就有6部之多，还成立专门研究会，举办过几次大型研讨会。茅盾，夏衍、林默涵、胡绳、朱光潜、秦牧等文学界、理论界的知名人士纷纷著文评论，其重视程度，评价之高，评论之多，是建国以来出版的长篇小说中少见的。1982年《李自成》第二卷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标志着“《李自成》热”达到高潮，并延续到80年代中期。

　　然而，令人料想不到，80年代后期，突然兴起对《李自成》的“再评价”，而这个“再评价”完全颠覆了先前的评价，形成了180度的反转，把《李自成》推向“彻底否定”的深渊。

　　“再评价”声称：《李自成》这部“表现高大完美的农民英雄的历史小说”，是“我国当代文学最反常、最荒疏，最悲惨的岁月”中“三突出”文学观念的典型，是“伪浪漫主义最猖撅时代”的产物；并且把《李自成》归入与特殊时期的“八个样板戏”并排的“帮文艺”之列，狠狠地打上了“极左”的标签。

　　这是文艺评论吗？不，这纯粹是一场政治讨伐。

　　如果是正常的文艺批评，对任何一部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都可以。可是问题就在于，“再评价”完全脱离了文艺批评的正常氛围，代之以一大堆在当时政治气氛下足以置人于死地的大帽子。

　　最先对《李自成》发难的，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再复。可就在他发起“再评价”的1988年的前两年，由他主持编写并亲任编委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对《李自成》的艺术成就曾做出了如下评价：“就其社会内容的复杂宽广、生活色彩丰富多样而言，《李自成》达到了当代作品很少企及的地步”，“具有震撼人心、发人深思的思想艺术力量”; “结构宏伟、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在长篇历史画卷中尤是翘楚之作”。由此看来，仅时隔两年就陡然发生的颠覆性变化，主要不是出于对作品艺术性的评价分歧，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文艺，历来是政治气候的风向标。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股明里暗里贬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暗流在批判“极左路线”的旗号下蔓延于各种媒体。虽然《李自成》第一卷早在文革前的1963年就已出版，跟“样板戏”毫无关系，可是就因为《李自成》的写作受到过毛泽东的支持，就把它硬扯到“帮文艺”上。显然，这种论调表面上是以《李自成》为靶子，实际上反对的矛头指向毛泽东。

　　正因为这样，以“农民战争”为主题竟然也成为《李自成》的一大罪状。姚雪垠并不讳言，《李自成》确实是在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引下，以“写李自成革命的经验教训和农民战争的基本规律”为“全书的总主题”。批评者从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直延伸到反对毛泽东“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观点。在这样的风向下，农民英雄被赶下舞台，将王帝相重新独占舞台，《少年天子》、《曾国藩》、《张居正》、《康熙大帝》等历史小说风行一时。毛泽东曾经大声疾呼的“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又一次被颠倒过去。

　　此时，在“多元化”的口号下，西方的文艺理论成为时髦新潮，什么“后现代主义”、“新现实主义”、“先锋文学”、“荒诞派小说”等等等等，各类新名词令人眼花缭乱。然而，从标新立异的表象背后的实际效果看，明明白白是在文艺商品化、市场化的潮流中，迎合社会上的享乐主义，用人性的异化及其畸形表现来挑逗读者观众的感官欲望与低级趣味，完全抛弃和颠覆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责任。

　　“再评价”批评《李自成》是充当意识形态号筒的工具，可他们给《李自成》扣上“极左”的帽子难道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化标签式的攻击用语？他们声称“多元化”是繁荣文艺所必需的思想解放，可他们的 “多元化”却根本容不得《李自成》所体现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风格，把新中国建立以来众多文艺工作者普遍遵循的这种艺术风格踩倒在地，全盘否定，还用上“幼稚”、“荒谬”、“古怪”、“浮躁”、“充满悖论”、“毒化周围健康的空气”等谩骂式语言，超出了“文人相轻”的程度，显现出强烈的情绪化。这样的情绪化难道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上根本观念的冲突和对立？

　　回顾这一段时期文艺界的风波，深感到伟人讲的一点不错，透彻到底：“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