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浮夸风的兴起与衰亡，看毛和刘的两种群众观

——读《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有感

　　一直以来，对1958年浮夸风的看法成为了左右两派争论的一个焦点，右派认为浮夸风是毛泽东的责任，左派则强调了刘少奇，邓小平在其中的作用。把浮夸风的责任全部推给毛泽东，无疑是右翼一贯以来的“毛-极左路线-灾难”的类似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申必思维模式。而左翼强调刘少奇，邓小平在其中作用的观点，虽然破除了上述的这一历史神话，但也很像是“毛-极左路线-灾难”这一历史神话的负片，都忽视了浮夸风这一历史事件的深层原因：领导人及各级官僚的执行机制以及官僚与群众的互动机制。

　　本文也参考了《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一书对毛和刘两种群众观的分析框架，领导人个人的世界观也是值得考量的因素之一，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划分为“好人”和“坏人”（事实上上一段所述的争论都是把毛填在一边，把刘填在另外一边罢了）

　　在《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书中，童小溪写道“毛泽东重视群众的智慧和群众的首创性，珍视人群中的异端思想，期待群众中不同思想之间的辩论”这一点，也能从他与李达辩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口号中看出。

　　毛泽东本人对浮夸风并不感冒，1958年7月3日，毛批示“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说“亩产10万斤，吹都吹不起来嘛”。

　　但当李达反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口号时，毛也并不同意，认为“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就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事后，毛说要“有张有弛，劳逸适度”“领导干部既要爱护、保护群众的热情，又要积极引导讲科学，适当降降温。”体现了毛重视群众运动的一面。

　　转折点在10月底~11月初，10月26日，毛泽东派吴冷西，田家英到河南做调查研究，调查的结果是1958年虽有不小的成果，但农村也出现了不少乱象：如修武县由于大炼钢铁，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兴宁人民公社公社干部布置“房屋公有”，男女老少住集体宿舍，群众意见很大。11月1日，毛泽东到达河南新乡，听取了当地干部耿起昌汇报了河南省官僚运动群众的实际情况（以反“潘、杨、王”运动为例，因为不写大字报就有可能被打成“小潘复生”，在半年时间内，全省总共写了16亿张批判潘复生的大字报）使得毛认识到1958年的形势并非是单纯的群众运动，而是各级官僚为了自身政绩“升官发财”“运动群众”的所作所为之后，第二天就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反对大跃进中“左”的错误。

　　而与毛相比，刘在1958年的行动则激进的多。1958年6月14日，刘说形左实右”康有为27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 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这种城市里的大官去基层搞“大兵团作战”“运动群众”的形式，也像极了几年之后同样由刘所开创的“桃园经验”，还是毛泽东说得好“1964年的形左实右”，其实1958年同样是官僚集团制造的“形左实右”的形势。

　　既然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刘少奇更是大力支持，这就给予了各级中层官僚们搞浮夸风的“政绩表演”和打着“左”的旗号整政敌的空间。正如奥塔·希克在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状况时指出：“只有那些长期能迎合最有权威的首长的人，那些会欺骗人民、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不惜一牺牲一切的人，那些能对现实的和潜在的政敌采取断然态度(通常称为‘阶级立场’)的人，才能在政治方面飞黄腾达，才有可能晋升到最高职位。

　　在河南，吴芝圃借反“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为名，打倒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潘复生，杨珏，王廷栋。毛泽东说“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而吴芝圃一回到河南，就动用意识形态机器火力全开批判“潘、杨、王”，同时对他们本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而当时由邓小平领导的宣传机器也同样助长了浮夸风的发展，1958年，《人民日报》上充斥着各地的“高产卫星”“进度表”，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反思道：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强调压缩空气，说河南一年水利化即使能够实现，也不登报，硬是卡死。但是《人民日报》却在1958年6月7日，报道河南半年就实现了水利化，而且发表社论《河南人民做出了好榜样》，将全国的军。报纸还大量登载高指标、放卫星，批评不相信高指标的人是“右倾保守”，是“白旗”。

　　而在火车上向毛泽东反映了真实情况的耿起昌，后来的经历也像历史一样具有戏剧性：1959年，耿起昌被吴芝圃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1年被毛泽东亲自批示平反，在文革期间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刘建勋），80年代被吴芝圃的左膀右臂赵文甫，戴苏理等人以“文革罪”判刑。

　　【文/马加丹画圈人，本文为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