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大跃进”中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应重新认定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一个历史的悬念一直萦绕心头，即谁该为“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现在的教科书和党史教材根据建国后《决议》定论，都认为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理由是毛泽东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冲昏了头脑，由于头脑发热发动了不该发动的大跃进，认为“大跃进”是左倾路线的产物。但笔者通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考证认识到，当时工作在第一线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应为“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把“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扣到毛泽东的头上是一桩历史的冤案。这一冤案扭曲了当时历史事实，对研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后来人历史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为保证毛泽东思想的纯正性，维护党史的客观准确性，对谁该为“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应重新认定。

　　凭什么说把“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扣到毛泽东的头上是一桩历史的冤案？

　　凭什么说刘少奇同志应为“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

　　由如下历史事实可以为证。

　　一，徐水共产主义试点是共产风浮夸风泛滥的源头

　　1956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刘少奇为胜利和全国人民表现的革命热情所鼓舞，思想情感产生重大变化。刘少奇由过去的相对冷静转为“感到惊喜和振奋”（金冲及《刘少奇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刘少奇对向共产主义过渡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在中国建成共产主义已经不是很遥远的事情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笔者注：这也是赫鲁晓夫宣布的观点）。

　　1958年4月，刘少奇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等人一道谈共产主义。他说，“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如托儿所、生活集体化、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等等，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刘少奇在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按：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有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内容，但还没有“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笔者注）。“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7月5日，他在与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工人座谈时曾乐观地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金冲及《刘少奇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

　　7月7日、8日，他用两天时间，视察了河北省的武清、香河两个县和省会天津市。他边听汇报，边与河北省、天津市和有关县委、街道负责人谈话，所谈内容据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说：“总的精神，就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河北省档案馆藏《1958年7月14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天津市委书记处联席会议记录》）

　　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他正式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引自词条“庐山会议”）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几千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成了全国“大跃进”的行动口号。

　　7月，毛泽东接连收到各地粮食亩产过千斤双千斤的报告，和报纸上有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报道，他敏锐地感受到，现实思想理论混乱，浮夸风说假话在滋长，“大跃进”和正在兴起的人民公社有关重大的理论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为此，毛泽东决定8月中下旬在北戴河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解决人民公社运动中暴露的相关问题。为弄清情况，会前，毛泽东利用一周时间到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部分农村进行视察考察。

　　8月4日，毛泽东亲临徐水视察了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离开徐水，毛泽东于次日视察了保定专区的安国县和定县。毛泽东走后，时任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和安国县长焦家驹立即提笔写材料，对毛泽东的谈话做了有闻必录式的回忆，并迅速上报河北省委。透过这些回忆文章不难发现，毛泽东那两天确实谈了很多问题，却偏偏没谈“共产主义试点”的事，甚至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话都没有说。作为政治家，刘少奇应当能悟出点道理，这已经表明毛泽东对他搞的共产主义试点存在很大的疑虑。刘少奇可能缺少这一悟性，对毛泽东的行踪却没有看出其政治意义。8月6日，也就是毛泽东视察徐水后第三天，刘少奇派中央农村工作部陈正人副部长到徐水搞起“共产主义试点”。

　　陈正人赴徐水后，向地市县的领导传达了刘少奇的设想和一些具体指示。陈正人说，刘少奇指示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总体想法是全县搞成一个大联社，把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还提出在徐水搞两座大工厂的设想（徐水县档案馆藏《1958年8月8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陈正人副部长在徐水县、乡、社干部座谈会上提出一些指示》）。为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陈正人还给大家带来几本书，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等，揭开了共产主义试点的大幕。

　　为全面了解人民公社的发展情况，8月上旬，毛泽东离开河北又到河南、山东部分地区视察。在视察过程中，毛泽东与当地的负责同志多次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强调办“大社”的优越性和迫切性。在河南，当地方领导汇报他们对“大社”的名称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公社”而用“人民公社”的原因时，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他还对“人民公社”的特点作了概括，“一曰大，二曰公”。在山东视察工作时，当地负责人请示“大社”叫什么名称时，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些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人民公社好！”的标语见诸报纸和广大农村的墙头。

　　8月12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问题。由中央有关部门70人和省、地、县120余人组成了徐水县向共产主义过渡规划小组。

　　8月15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再次开会，重点讨论徐水县委的《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省委书记处会议之后，《规划》作了较大修改，于8月26日在《徐水报》上公开发表。新《规划》删除了飞机场、“卫星城”、“卫星村”等内容，将奋斗目标规定为：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为这个决议加写了一段话，是整个决议的灵魂和理论指导，全文如下：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49、450页。）

　　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就是针对刘少奇的共产主义论而加的。应当看作是对刘少奇错误理论的否定与纠正，遗憾的是并未引起刘少奇的注意。北戴河会后，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徐水县向共产主义过渡规划小组和地区领导一起制定出《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9月2日正式出台。规划确定的奋斗目标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中共徐水县委《规划》送刘少奇看，刘少奇很感兴趣。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徐水视察，视察后作了如下指示：

　　刘少奇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的话，阐明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刘少奇肯定了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的生活需要。

　　刘少奇还引证了《礼记》上面“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的话，让县委根据上述细账一笔账，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刘少奇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当刘少奇了解到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

　　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刘少奇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刘少奇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刘少奇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9月15日，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宣告成立，实行县级政社合一，搞全县范围内的一级核算。

　　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这是当时办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刘少奇在9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创造哪些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人民日报将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的指示，提纲式的归纳为以下几条：每个人都应当参加体力劳动；对小孩子必须强调社会教育；要由低级到高级实行供给制；工厂办半工半读到大学；工厂也可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接着人民日报详细的报导了刘少奇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刘少奇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按：在这之前，刘少奇把办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放在第一条，说它是“共产主义萌芽，现在放在第二条，把它当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了。——笔者注）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按：这条很要紧，现在报纸上只登一句话作提纲，到19日，刘少奇视察江苏时就具体阐述了。——笔者注）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

　　报导说，刘少奇十分称赞河南的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刘少奇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要比较稳妥，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人民日报》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具体作了哪些指示报导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9月21日，经保定地委批准，徐水与相邻的安新县、容城县合并成一个大县，仍叫徐水县。合并后的徐水县，人口由31万一跃变为73万多，“共产主义”在更大范围内试行。此后，从中央、省委、地委派来的“秀才”按照马列书本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和领导人的只言片语，继续帮助徐水县委编制“共产主义”文件。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徐水的“共产主义”创意频频，花样百出。例如，出台了《四大纪律十项注意》，又认为原来实行的“按劳取酬”“年终结算”的分配制度已不能适应人民公社化的新形势，决定实行“按劳预支工资”的新办法。为此，还编制了相当精密也相当离谱的计算标准与发放形式。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除了“一大二公”，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以外，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实行全民供给制，干部、职工取消薪金，社员取消工分，全部实行“十五包”，即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殡葬等。

　　面对浮夸风共产风愈演愈烈，毛泽东坐不住了。

　　10月14日下午，毛泽东来到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们谈话。谈论的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10月16日下午和17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河北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二十一日向他汇报。十七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回到北京。(鲁林卫华晓韦王萍刘晓彬《红色记忆》第十卷济南出版社)据参加这次调研会的王桂冀回忆：“毛主席问了大家人民公社的建立情况和工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及生活情况。当徐水县委书记说他们起草了人民公社章程时，毛主席问：“是什么人执笔的？”徐水县委书记说是新华社一位下放干部执笔。毛主席说：“每个县应当有几个笔杆子，也就是秀才！”当他说到人民公社的性质和国营企业一样时，毛主席插话说：“这一条不行吧，公社和鞍钢不一样，鞍钢的产品都由国家统一分配，人民公社还是集体所有制。”当张书记汇报到各公社建立的居民点都建立了幸福院，老年人都住在一起，都建立了幼儿园，孩子们都住在一起时，毛主席说：“幸福院都是老年人，幸福院就不幸福了，大人离不开孩子！这样的幸福院我就不去！你问问你爱人愿意长期和孩子分开吗？”(请参看《记1958年毛泽东在天津召开的－次调研会》)

　　10月18日，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在徐水劳动的工作人员向毛泽东写出了一分报告，报告称徐水县主观主义、强迫命令、虚假现象不少。10月底，毛泽东到河北，又听到河北省委负责人反映：徐水县严重强迫命令，对生产队长和农民，动不动就“辩”一家伙。名曰“辩论会”，实际上变成了斗争会。地委、省委的话，徐水县委根本听不进去。（鲁林卫华晓韦王萍刘晓彬《红色记忆》第十卷济南出版社）

　　还有资料显示：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关于在河北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尽管对徐水的成绩说了很多肯定的话，但也指出了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现象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由于有些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低，只强调军事化、纪律性，而忽视对社员的思想工作。他们在布置生产任务时，都是简单命令，遇事很少和社员商量。特别在处理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等问题时，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存在一些虚假现象。据公社干部反映，由于县里布置任务都是又急又多，下面的干部感到压力太大，因此工作中的虚假现象不少。县里和各公社对于粮食的预产估计，也多半大于实际产量。报告还提出了几个值得研究的口号。在商庄人民公社庆祝国庆节的大会上，公社党委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这些口号公开在社员大会上宣布是不合适的，因为有些口号不够实际，有的则在提法上就不够确切，喊出去，到时候实现不了，会给群众造成不好影响。过去这个县就曾宣布1958年9月争取成为文化县，而现在文盲还是不少，实际上没有实现。毛泽东看过这份报告后，没有急于批示，而是将它带到了郑州。

　　10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听取刘子厚对徐水调查结果的汇报。刘子厚说：通过调查发现不少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徐水甘薯亩产不过2000斤，对外却说可产8000斤。还有弄虚作假，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供人参观。毛泽东对刘子厚能够如实反映情况很满意。当时徐水县已宣布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说：“徐水县实际上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种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也还不同。”毛泽东还指出，交换问题要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一部分是调拨性质，一部分是商品交换性质，还是货币交易。在分配问题上，毛泽东反对把什么都包起来，指出“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要把劳动力多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家具可以不归公”，私人间的债务不能“共产”，“废除了，两方面不舒服，借钱的觉得对不起人，外借的也不舒服”，“这些账，我看还是以还为好”。在汇报到家庭生活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阳，就没有五行了。”毛泽东最后谈到党的领导和干部作风问题，强调指出：“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么一套，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10月29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徐水工作。会议指出，徐水县的共产主义试点，在政策、作风、领导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并责成保定行署专员杨培生将省委指示和地委意见，向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做了传达。此后，徐水把一县一社改为三级实权制，干部、职工恢复并补发了工资，房屋仍归原主所有。那一年的秋粮本来长势很好，但由于受大炼钢铁、大办工业的冲击，收获时丢糟烂现象严重，入库的粮食远没有预想的那么多，估算根本不够人们“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被迫开始定量，“津贴”也没有了。至此，徐水县委向省委、地委递交了检查报告，毛泽东第一阶段纠左告一段落。

　　二，毛泽东是反对“大跃进”中左倾错误的旗手

　　（据吴冷西《回忆毛主席》与《毛泽东传》改写）。

　　现在我们的教科书和一些历史文献，都把毛泽东定论为是“大跃进”中左倾理论的炮制者，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左倾错误的维护者，这个结论似乎成了学术界的共识，但笔者通过考证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即毛泽东不仅不是“大跃进”中左倾错误的炮制者和推行者，他恰恰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捍卫者，是反“大跃进”中左倾错误的旗手。

　　凭什么说毛泽东是反“大跃进”中左倾错误的旗手？

　　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在这15个月里都做了什么，即使对党史研究知之甚少的人也能作出客观的回答。

　　（一）从成都会议到第一次郑州会议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是继1月的南宁会议而召开的工作会议，都可以视为“大跃进”进一步动员发动的会议。但成都会议和南宁会议有很大不同。不同的是，南宁会议是加温，批反冒进是主调门，而成都会议是降温，“要压缩空气”，明确提出反对浮夸风和订计划要留有余地。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干，但与此同时，他对浮夸、虚报和高指标等，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警觉。如3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若能做到，“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为防止“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毛泽东似乎不是即兴之言地站在了这样一个高度：“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毛泽东不避讳地指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要“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他旗帜鲜明地强调，“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

　　3月25日，毛泽东专门讲了思想方法问题。他不无忧虑地提出：“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由此，他郑重强调：“做是一件事，讲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给下级留点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总而言之，支票开得太多，后头难于兑现。”

　　成都会议结束后，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泽东到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开会，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情况。4月1日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汇报一年实现绿化时，毛泽东问：“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页。]

　　4月2日听取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汇报水利问题时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页。]

　　4月3日听取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汇报时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并严肃指出：“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809页。]

　　4月5日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汇报，针对浮夸作风提出：“要搞具体措施。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毛泽东在武汉会议听取周小舟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4月5日。]

　　4月9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汇报，严肃批评了造假现象：“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毛泽东在武汉会议听取杨尚奎汇报时的谈话记录，4月9日。]

　　4月11日，武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找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和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专门谈了宣传问题，从吴冷西《回忆毛主席》中得到证实。吴回忆道：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63、64页）

　　1958年7、8、9、10四个月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前面已经做了介绍，在这期间，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和山东河南部分地区，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成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初步纠正了徐水的左倾错误，11月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开始把纠正“五风”提上了工作日程。

　　（二）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

　　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是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的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因后来又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工作会议，故1958年的工作会议被称为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着重研究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和浮夸风的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讲话，提出了一系列纠正左倾错误的意见，主要精神是：

　　第一，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泽东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也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原则界限。对于澄清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积极作用的。

　　第二，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刘少奇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1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的36条——引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他说：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毛泽东11月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

　　第三，实事求是，不许说慌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毛泽东提出，要把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他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专门加了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第四，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思想认识。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中，反复倡导读马列的书，力求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以统一思想和行动，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领导艺术。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两个文件，一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二是《郑州会议纪要》，后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下达，而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仍然把纠正“五风”作为中心话题，要点如下：

　　第一，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再次肯定我国现阶段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第二，指出人民公社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在21日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他说这一句，在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个办法就比较可靠了。显然，毛泽东是要集思广益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认真研究如何办好人民公社。

　　第三，强调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把指标减低？”他还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压缩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仍然偏高。但毛泽东在会议上讲的这些话，确实反映了他当时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第四，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要求经济事业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反对作假的问题，他强调提出：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他要求人们讲老实话，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许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要讲实话，比如讲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这是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要生在后面的。

　　第五，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第六，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现在还有用，不能破除，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从第二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显然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他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提出了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的意见。

　　第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泽东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的批评和纠正刘少奇所推行的一律实行的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第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分析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按：刘少奇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核发，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公社基本一致－－－笔者注）

　　第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的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仍然是以纠正左倾错误为主题的。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让与会者学习讨论，试图通过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提高党领导大跃进就经济建设的能力。后因为彭德怀事件使大会转移了方向。这里就不展开考究了。

　　三，为啥会形成毛泽东应为左倾错误负主责的误判

　　从以上分析，可以说刘少奇同志应为“大跃进”中的错误负主要责任，可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党内外群众为什么都认为毛泽东应为“大跃进”中的错误负主要责任的误判？笔者通过考证发现，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般群众不了解当时中央决策程序，误认为凡中央的决策都是毛泽东决定的。

　　事实是：1956年以后，毛泽东提出退居第二线，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按照这个分工，中央的重大决策如长期发展规划的制定、每年经济计划的制定、包括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通常由刘少奇主持讨论，形成文件后报毛泽东审阅签发，然后以中央文件下发，并由第一线的领导按分工组织实施。对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通常不过多干预。按照权力与责任共存的原则，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有很大的权力，但如果因工作指导发生重大错误，他们也要负相应的领导责任。“大跃进”运动的左倾错误集中表现在人民公社的问题上，刘少奇是人民公社的创建人，对人民公社的错误负主要责任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人们不知道中央的决策程序，以为人民公社的问题是毛泽东决策错误造成的，把刘少奇所犯的错误也被误认为是毛泽东所犯的错误。

　　第二个原因是，没有弄清“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还是决策失误的界限，把执行中的错误误认为是决策的错误。

　　现在应当清楚了，大跃进是中国梦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决策“大跃进”是完全正确的；“大跃进”的决策是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等全面跃进的大系统，人民公社问题在这个系统中只是子系统，还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人民公社虽然也存在决策问题，但放在“大跃进”的全局中仍然属于执行的问题。但虚无主义者把二者混为一谈，就使不明真相的群众产生一个错觉，把执行中的错误也当成决策的失误。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讲的非常清楚。周恩来在在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时指出：“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这段讲话给总结经验教训明确了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即不能把执行中的错误与决策失误混为一谈。同时也提醒中央领导同志要严于自律，不要把自己所犯的错误推到毛泽东的身上。人们对毛泽东的误解正是这样产生的。

　　第三个原因是，否定派在宣传上采用了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手法，把本不属于毛泽东的错误转嫁到毛泽东的头上。笔者问过许多人，有老人也有年轻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谁讲的？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都认为是毛泽东喊出来的。根据是什么？他们说：毛泽东历来强调人的因素，他说过，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就是这样的写照。不错，毛泽东是讲过只要有人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这是肯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把主观能动作用过分的夸大了，是浮夸风的典型例子，是毛泽东极力纠正的。毛泽东从来不相信农业可以翻番增长。1958年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强调：不要说假话，说假话于己于人不利，不要因弄虚作假而“招实祸”。毛泽东说，如果每亩地增产100斤，200斤，他就十分高兴，如果说他右倾，他甘当右倾，并引以为荣。关于这个口号的来源，笔者在《否定派是怎样改写大跃进历史的》一文中已经介绍过，这是刘少奇同志到山东寿张县视察，在听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的汇报后，问还能不能再高产的背景下，由调查人刘西瑞写回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调查报告。这篇报告1958年8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是给浮夸风添柴的，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第四个原因是，人们曲解了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检讨。

　　毛泽东自己多次检讨，他要为“大跃进”中的错误负责。他说和中央直接有关的错误他要负责，间接的错误也要负责。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因为他是党的主席，一大堆事没有管好。毛泽东这样做是勇于担当，一般群众不知情，信以为真。刘少奇同志在“大跃进”中的许多尝试，如办大伙食堂，敬老院，集体宿舍夫妻分居，供给制，毛泽东都是不赞成的。但出于对新生人民公社和少奇同志勇于尝试精神的爱护，只能因势利导，不能横加指责。如庐山会议，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判，党内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都认为，彭的许多责难主要是指向刘少奇的，毛泽东为维护第一线领导同志的威信，却把一线领导所犯的错误主动地承担起来。这是毛泽东高风亮节的领袖风范，但我们不能听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脏水泼到毛泽东的身上。

　　事实上，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不是不讲原则的。他讲彭德怀给他加了两大罪状，一是1070万吨钢，二是人民公社。毛泽东说1070万吨钢是他定的，他负责。但对人民公社他不该承担全部责任。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他没有发明权，只有推广权，言外之意，发明人民公社的刘少奇同志有重要责任。但历史虚无主义者不顾这一历史事实，确说毛泽东也头脑发热，他自己都说他承担责任。他们对外就是这样宣传的。

　　二0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本文摘录《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非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