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如此学风和放料，加之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虽然深厚而其长期无视同僚的正规教学，早就引起了学术界同仁们的不满和非议。但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的霸道作风和陈寅恪留德、留美同学势力范围，极大地压制了任何负面评价的生存空间。
首先，我们讨论一下钱穆为何看不起陈寅恪。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师友杂忆》一书中曾回忆他和陈寅恪认识的经过如下：“余又因锡予获交于陈寅恪。锡予寅恪乃出国留学前清华同学。寅恪进城来锡予家，常在余所居前院书斋中聚谈。寅恪在清华，其寓所门上下午常悬休息敬谢来客一牌，相值颇不易。余本穿长袍，寅恪亦常穿长袍。冬季加披一棉袍或皮袍，或一马褂，或一长背心，不穿西式外套，余亦效之。”但是钱穆曾对陈氏有如下评定：“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穆前读弟讨论陈氏所作关于《再生缘》一文，甚为欣赏，当时即觉弟不仅能发表陈之内心，即弟之行文，亦大有陈氏回环往复之情。然此种文字，施于讨论《红楼梦》、《再生缘》一类，不失为绝妙之文，而移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则体各有當，殊覺不適。”
此说首见于1960年5月21日钱穆致余英时的信中。
这里可能存在这钱穆对陈寅恪史学研究的个人偏见。杨树达在《积微翁回忆录》一书中记载：1934年5月16日，陈寅恪对他说：“钱宾四《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又见《师友杂忆》一书中：“《国史大纲》稿既成，写一引论载之报端，一时议者哄然。……张其峋晓峰来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晤及陈寅恪。寅恪告彼近日此间报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晓峰问，何题。乃曰，钱某《国史大纲》引论。晓峰遂于会后来宜良，宿山中一宵，告余寅恪所言。后此书印出，余特函寅恪，恐书中多误，幸直告。寅恪答书，惟恨书中所引未详出处，难以遍检。余意作一教科书，宜力求简凈，惜篇幅，所引材料多略去出处，今乃无可补矣，亦一憾也。”
可见，至少陈寅恪对钱穆的学术评价是很客观的。相反，钱穆却不认可陈氏。不认可的原因就是对陈氏当时发表的研究论文从对史料的使用和结论的导出等皆不以为然。在《錢穆與陳寅恪——以相互間的學術評價為中心》意文中,作者分析了钱穆此信的含义:
提及陈寅恪《论再生缘》一文有“回环往复之情味”。但是，他仍明确认为，用后者此种文字“施于讨论《再生缘》、《红楼梦》一类，不失为绝妙之文，而移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
则“体各有当，殊觉不适”。明眼人一望可知，钱穆赞陈寅恪惟一《论再生缘》而已，而又将此文置于“严正之学术论文”之外。那麽言下之意就只能是陈寅恪无一篇可称道之“严正学术
论文”。而且，钱穆将“讨论《再生缘》、《红楼梦》一类”的文章与“严正之学术论文”区隔开，这里所说的“严正之学术论文”应是指史学研究而言，那么也就意味着钱穆不仅不能认
同陈寅恪以考据见长的史学文字，同时连陈寅恪独善其手的“以诗文、小说证史”的思路也一并予以否定了。
即使到了陈寅恪如日中天的现在，也有认真的学者发出理智的质问：“為何錢穆、呂思勉的作品經久不衰，而幾乎在那時與其有同樣影響力的陳寅恪，他的作品卻逐漸門可羅雀呢？”
其次，我们讨论一下钱锺书为何看不起陈寅恪。
而大名鼎鼎的錢锺書，也曾在1978年訪問意大利的学术演講时，公开地譏嘲了陳氏的研究格局太小：“解放前一位大學者曾憑本身的廣博知識和邃密的詳細，考證唐代楊貴妃入宮時是不是處女
題目，而這是一個比濟慈喝什麼稀飯、普希金抽不抽煙等西方鑽研話柄更無謂的題目，仿佛要從X光透視裏來判定圖書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
虽然，个别好事者一再刻意涂抹钱锺书对陈寅恪的嘲讽和轻视，但是无法彻底扭转陈寅恪文史研究中表现的致命伤。为此，钱之俊特地撰写了《钱锺书与陈寅恪的交往》一文加以考证。但是，他先给出了调和说的结论如下：
稍微比较后，我们会发现，钱、陈之间其实区别很大。钱锺书与陈寅恪的年龄相差整整20岁，基本不属于同一代的学者。确切地说，陈寅恪是钱锺书的清华“师辈”。学术上，陈氏研
究重点在史学，喜“以诗证史”“诗文互证”，“文化定位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钱氏兴趣在文学和诗学，擅打通评鉴、中西互通。钱锺书曾言：“予在海外唯读蟹行文，陈寅恪在西
洋却读方块字。”二人兴趣迥异，是显而易见的。网上看到一些比较，也很贴切，如言“钱是在学问中戏游，陈是在学问中创痛，气质不同，一个怪才，一个天才”。“陈耿直，为求真理
不吐不快，钱则有老庄道家的狡猾和明哲保身的智慧”，“陈是恪守雅正的士大夫，钱偏向野人的趣向”。简言之，陈寅恪是史学家，钱锺书是文学家。
因为以此作结其实等于划分了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和年龄段而已，等于无视他们之间学术上有着共同领域的存在。但是，钱之俊特别引用了一段余英时和钱锺书的交流对话，为钱锺书看不起陈寅恪提供了进一步的注脚：
1979年4月至8月，钱锺书随团访美。在美期间，他又口头批评《元白诗笺证稿》中作者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太“微不足道”。余英时还曾记录了1978年10月访问
钱锺书时的一个细节。余英时告诉钱锺书，当时在台湾，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两句诗打“诽谤”官司，他引用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认为确有
其事。但钱锺书不以为然，认为“退之”是卫中立的“字”，并不取陈的考证。“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可以看出，钱锺书几次批评陈寅恪的研究，多是在海外或当海
外学者面谨慎谈及，即使如此，还是引起了争议。
其实，按照笔者的老师赵自强的主张：钱锺书来美访问时，他也曾亲自拜访，并且和他有过几次长谈。但是第一天他们二人讨论的是古希腊戏剧悲剧美学。第二天开始，因为当时赵自强正选译杜甫、白居易等唐代诗人的诗歌为英文，顺便就问了钱先生对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的看法。结果，钱先生颇不以为然，说“翻看一下可以，不值得深究”。甚至对陈寅恪的《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一文斥之为“异想天开、天马行空”。
更重要的是：陈寅恪的两个女儿曾亲自来京拜访钱夫人，目的是索要钱、陈二人往来书信的复印件。如果真的如有些人所宣扬的“不存在钱锺书看不起陈寅恪”的这一结论，那么钱夫人理应出示全部所藏钱、陈二人往来书信，满足陈氏后代的搜求陈氏书信加以出版的愿望。但是，据笔者所知：她们并没有达到目的。而钱锺书晚年却突然欣赏起陈寅恪的诗歌、却根本不谈陈氏的文史研究，那么钱锺书对陈寅恪的真实态度不是很清楚了吗！
第三，我们讨论一下国际汉学研究的领袖伯希和为何看不起陈寅恪。
桑兵在《陳寅恪的西學》一文中居然声称：“一直到1940年代，陳寅恪仍然穩坐中國的東方學祭酒的位置，沒有人能夠挑戰他的權威地位。”这位浙江大学资深教授除了编造谣言和神话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再无任何解释。（当然浙江大学不识货、资深教授太水除外）真不知道他的话是从何而来的？难道只是因为为了中山大学的乡党乡愿之情？我们且不说整个日本三、四十年代的东洋史学界对陈寅恪历史研究基本就是无视、漠视加斜视。因为那时唯一值得他们肯定的学者除了已故王国维就是陈垣二人。
我们再看看在国际汉学研究的领袖伯希和眼中，谁值得他肯定和关注？
根据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錄有1933年4月27日尹炎武致陳垣函中謂：今“月十五，伯希禾翁回國，我公與適之、聖章、叔琦、貝大夫諸君到站送行。臨發，伯翁謂人曰：‘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先生兩人。’不幸國維死矣，魯殿靈光，長受士人之愛護者，獨吾陳君也。在平四月，遍見故國遺老及當代勝流，而少所許可，乃心悅誠服，矢口不移，必以執事為首屈一指。”
看到了吗？伯希和说“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垣）先生兩人。”如果考虑到这是陈垣先生自己书信记载有自我拔高的成分，那么再看当时的著名翻译家、诗人梁宗岱的回忆：
三十年代初北平一次热闹的宴会上，聚当时旧都名流学者于一堂，济济跄跄，为的欢迎着名汉学家、东方学家法国伯希和教授。除伯希和外，参加者还有其他欧美人士，因此交谈语言
有中法英三种，我躬逢其盛，担任义务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我照话直译。频
频举杯、满面春风的胡适把脸一沉，不言不笑，与刚才判若两人。一个同席的朋友对我说：“胡适生气了，伯希和的话相当肯定，你也译得够直截了当的，胡适如何受得了，说不定他会迁怒
于你呢。”这位朋友确有见地，他的话应验了。我和胡适从此相互间意见越来越多。
上述证据可以说给桑兵的“陳寅恪仍然穩坐中國的東方學祭酒的位”之说，啪啪地掌嘴！
最后，我们再看当代学者龚鹏程对陈寅恪的学术评价：“近年坊间还颇有不少论陈氏的专书，令誉不衰，更胜从前。彼以名公子，擅长多种语文，得与梁任公、王国维并肩于清华大学为国学导师，自为海内外所景慕。兼以博学强记，著述宏富，为世所推。后婴眼疾，又未能脱身大陆，末年身世，辄多可伤。其遭际、其学术，渐成为学界中一则传奇，甚至被称为神话，屡经传述，殆非无故。然而，纯从学术上说，陈先生是站不住的。” 因为龚鹏程发现：“他号称通晓几十种语言，但真正用在研究上而有创获者，其实不多。偶尔运用其梵文知识考释中古史料，也多迹近附会，或无关紧要。”
比如在陈寅恪的《大乘义章书后》一文中，他不懂装懂地把“悉檀”之檀和“檀施”之檀混为一谈，完全不知道“悉檀”是Siddhanta之音译、而“檀施”是Dana之音译，二者具体内涵毫无半点关系。在陈氏的《三国志曹冲华陀传与佛教故事》一文中，他又主张“华陀”二字古音与印度神药名“Gada”者音近，并得出了当时民间比附印度神话故事的结论。而实际上，“华陀”二字古音ka/hua、ta/tuo与印度Gada古音并不接近，陈氏此说可以说完全不着边际。在如此重要而基本的概念上混淆是非，这可以说充分暴露了这个所谓的精通二十几种语言文字的“外语大神”的外语实际水平，居然如此不堪一击。因为在具体的语言文字研究上，我们不但没有发现陈寅恪精通多种外国文字，而且发现他在外国寓言文字上处处捉襟见肘的现象。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龚鹏程发现：“在研究方法上，陈先生固然有方法论的方法意识，但主要仍以史料考证为之，且乏玄思，不能处理哲学问题。其具体研究，也往往可商榷。例如他讲南北朝史，论《切韵》和四声，坚持四声系受佛教影响、《切韵》为一地方之方言。近来讲声韵学的人，或不以为然。”
第三，关于陈寅恪的隋唐史研究，龚鹏程发现：“ 他谈隋唐制度之渊源，谓唐代官制依隋，隋依北齐。但唐太宗所定三省制，实系采用梁陈旧制，根本不是北朝制度。牟润孙先生已有驳正。凡此皆因陈先生自己对汉族以外的文化有些知识，故论南北朝史喜欢谈域外影响、论隋唐史喜欢讲其北朝渊源，而不知其立言之偏宕也。他的唐史研究，问题更多。他认为唐代前期采‘关中立本位政策’，后来武后起用文学科举之寒人，逐渐形成后期朋党之祸，世族与科举进士阶层相倾轧，而唐室以衰。这整个描述都是错的。其中针对个别事例所发之议论考据，亦多经不起推敲。如他考证《长恨歌》，谓白居易之诗与陈鸿之传，应该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说唐人传奇之盛，是由于进士之温卷；说唐人小说之发达，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等等，后起的研究，都证明了他曾经误导过许多学人。”
尽人皆知岑仲勉专门撰写陈寅恪隋唐史研究的订正和勘误，至少从隋唐史研究上否决了他的权威性。而钱穆更是不认可陈寅恪在北京大学承担隋唐史教学！实际上，陈寅恪所主张的关陇集团说、李唐先世非赵郡李氏说等结论，并不可靠。至今几十年的隋唐史研究基本已经推翻了陈氏的假说。再如隋唐府兵制度问题，陈氏的兵农合一说的证据明显欠缺。
最后，关于陈寅恪的道家研究，龚鹏程以自己对天师道的考证研究发现：“我曾写过一篇小文批评陈先生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陈氏此文，一考黄巾之起源，谓起自东方滨海地域；二论东晋孙恩之乱，云其主因在于皇室中心人物系天师道人物；三考刘劭之弒逆，知彼亦有道教背景；四辨北朝寇谦之与崔浩家族之奉道，亦与滨海地域有关；五则历数南北朝天师道世家；六谈天师道与书法的关系。该文为陈先生之名作，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1997年，香港三联书店）一书，特举此文示例说明陈氏史学之奥妙。杜正胜《历史研究的课题与方法：就宗教史的研究论》亦盛赞该文取径特殊、眼光独到。然而他们都不晓得：陈先生的大文实有根本性的错误。因为他把南北朝所有的奉道人士都视为天师道徒，又把所有道教活动都牵合到滨海地域去谈。完全忽略了南北朝间天师道以外尚有许多道派；且除了滨海地域有道教，其他地区也有道教在创立、在发展。所以他文中所举以说明天师道与书法之关系者，几乎大都不是天师道的事例。把黄巾太平道、正一天师道、上清道、新天师道等混为一谈。这岂不是笑话吗?”我们发现：龚鹏程先生对陈寅恪学术的批判是很尖刻而精准的。
胡适对陈寅恪论著的真实评价。1937年二月廿二日，《胡適日記全編1934-1939》中如实表达了他对陈寅恪论著的评价：“他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懒，不足为法。”其实，陈寅恪和胡适之间的友谊只是建立在双方的父辈，即胡适父亲曾在台为官，而陈寅恪夫人的父亲曾是台湾总督。仅此而已。胡适对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十分的看不上眼，不光是胡适曾多次拜访过他，还因为胡适被中国公学除名之时，陈三立作为中国公学的董事和教师，参与了这一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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