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从未回答过日本史学泰斗白鸟库吉的所谓中亚史问题

　　造假胆大包天！陈寅恪从未回答过东洋史学祖师白鸟库吉的中亚史问题

　　这个“神迹”故事依然出自陈哲三的《陈寅恪轶事及其著作》一文中，该文自称是引述其师，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生蓝文征的原话：“他说了，他研究中亚史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大学的复信说应请教陈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笔者撰写的《陈寅恪年谱研究序说》一文有详细的考证和订正。该作者亲自调查了白鸟教授全部档案、日记、书信和弟子、家人，结论是此事根本不存在。而且多位这一故事中的当事人揭露不存在白鸟教授和钱稻孙住隔壁的现象、也从未约请过蓝文征出席过类似的东洋史会议、白鸟教授和蓝文征从未见过面、也从未谈过话。

　　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一文中，自称是引述其师，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生蓝文征的原话：

　　民国二十二年我在日本，有天在东洋文库吃饭，饭后大家闲谈，白鸟库吉称我“蓝君”，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在东北大学已当了好多年教授，不称我“蓝教授”也当称我“蓝先生”，但我不好表现出来。当时，和田清跑东北，回来拿了一张中国的地契，说是三百年前明末的东西，赞叹不绝，大家传观，传到清水博士，他递与我先看，我看过了又交与他，他看了问我意见，我答以“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绪时文件，和田以为是弘光，我看是光绪，写地契的人写错了，把绪字的纟旁写成弓，把者写成了厶，如此而已。”白鸟坐在对面不远，听到了，很惊讶，他要我再看看，我业已看过，我不再看。但说：“这纸是清末流行东北的双找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这是清制，明制为贯或缗，它的格式为清末至今通行的格式。”白鸟点头，和田清过来和我握手致谢。白鸟又说：“蓝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我答：“是不是陈援庵先生？”他说：“不是，是陈寅恪先生。”我说：“那是恩师。”白鸟一听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白鸟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如何对陈先生如此佩服、尊敬呢？他说了，他研究中亚史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大学的复信说应请教陈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此说在学术界流传之广，不是蓝文征、陈哲三师徒所能预想的。在学术界和朋友们谈起陈寅恪时，大家总要谈起上述故事。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传》一文中也说：“民国二十二年（1933），先生四十四岁。本年，有《复钱稻孙书》，内容为答复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询问有关中亚史问题。”然后，蒋天枢又将上述内容引用一遍。并说：“不识当日钱将此信原封给白鸟库吉，还是使白鸟录副而自将原信留起？如能获原手迹，将可存寅恪先生一段重要文献。”一番诚心，感人之至！此故事还被汪荣祖引用在他的《史家陈寅恪传》等书中，而后又被他解释成为W. Perceval Yetts解答中国碑文之事。

　　这样的故事显然是中国的读者所热衷的。于是，就有了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中的如下惊人言论：“后来名噪一时，且与陈寅恪在学术上交过手的东洋史代表人物白鸟库吉，就是利斯指导的史学科第一届毕业生。”真是“女娲炼石已荒唐，更向荒唐演大荒！”造神的陈粉作家的想象力实在太丰富而出色了。真不知道陈氏何时曾与白鸟库吉“交过手”？！

　　接下来，我们将对文中涉及到的蓝文征、白鸟库吉二人逐一介绍和考证。

　　首先是蓝文征。

　　蓝文征1927年8月8日，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当年录取新生11名，如下：葛天民、罗根泽、蓝文征、蒋天枢、门启明、马庆霱、叶去非、王省、吴宝凌、储皖峰、张昌圻。

　　蓝文征1929年毕业。随后游学北平一年，其后任教于东北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蓝文征只身逃入山海关内，任教于青岛女中。1933年，他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学习政史。1937年回国后，历任东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代理文学院院长，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兼训导主任，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编纂。1946年3月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第四届立法委员。同年，他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学术著作《隋唐五代史》。1970年，该书在台湾重印。1948年3月，出任行宪第一届立法委员，兼上海复旦大学、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教授。1949年12月赴台湾，历任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台中私立东海大学兼职教授。1976年1月25日，蓝文征在台中病逝。

　　可见，留日前的蓝文征，在东北大学工作不过一年而已，职称并不是“教授”。这里所谓的“民国二十二年我在日本”，也即1933年，当时他在日的身份是留学生。这里的所谓“我在东北大学已当了好多年教授”显然并不准确。

　　其次就需要介绍日本学者白鸟库吉。

　　白鸟库吉,1865年3月生，卒于1942年4月。千叶县茂原市人。日本近代东洋史学奠基人之一和学术领袖。1887年，白鸟库吉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新设的史学科，师从德国史学家Ludwig Riess教授，开始接受兰克学派实证主义史学的教育。1890年，从东京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毕业后被聘为学习院大学教授。1900年，他取得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01年开始，他赴欧留学。遍访英、法、德、俄、匈、奥、意、荷、美等国。1904年，他就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1919年，当选为帝国学士院院士、东宫侍讲。1924年，任东洋文库研究部长。白鸟库吉的研究领域涉及亚洲的历史、民俗、神话、传说、语言、宗教、考古等方面。精通多种古代民族语言和欧洲语言,为日本西域史研究第一人。日本明治、大正和昭和时代的许多历史名家，均出自其门下。如：津田左右吉、原田淑人、池内宏、加藤繁、后藤朝太郎、和田清、榎一雄等等。岩波书店出版了10卷本《白鸟库吉全集》。其中一、二卷为日本上古史研究，三卷为朝鲜史研究，四、五卷为塞外民族史研究，六、七卷为西域史研究，八、九卷为亚洲史论，十卷为杂纂其他。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白鸟库吉向陈寅恪请教中亚史的故事抑或出自蓝文征或陈哲三师生的“作古”，实际上并无此事存在。考证说明如下：

　　其一、十大卷《白鸟库吉全集》中关于所谓中亚史问题的论文只有一篇《中亚史上的人种问题》。而该篇论文只是一次学术演讲，文字很短。以当时东洋史研究所达到的水准来看，实在谈不上有何新意或独见，引用的资料也很一般。类似水准的文章，当时一个东洋史专攻的研究生就可以写出来。根本找不到那个使东洋史学祖师爷“可能至死不解”的问题存在。

　　其二、既然白鸟库吉有勇气向被他称为“蓝君”的人说明此事，而他又有记日记的习惯，那么在他的日记中、文章中、书信中记录此事，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在白鸟库吉的日记、文章、书信中并无有关此事的一点记录。不只如此，连所谓奥国、柏林大学的学者回信也没有。蓝文征所说在场人有和田清、而此说的起因又是由和田清而来。笔者向和田清的后人二公子和田博德和女婿神田信夫进行了调查。他们在笔者写出《调查委托书》之后，特地向保存和田清日记和来往书信的——神奈川县茅ケ崎市档案馆写了《调查同意书》，但遗憾的是：在和田清保存至今的全部日记和来往书信没有对此事的一点说明。

　　其三、把“弘光”误写成“光绪”的可能性是不会存在的。因为“弘光”和“光绪”的“光”字前后位置不同，他还不如说是清代“道光”年的东西，至少“光”字的位置是一样的。而“绪”字中的“者”字即使在草书中也不会被写成“厶”。

　　其四、以上内容是出自陈哲三先生之口，而蓝文征先生发表的文章中并无对此事的记载。钱稻孙本人也从无此类说明文章发表，钱稻孙的女婿，陈寅恪的学生和同事、又曾任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刘节也无此类说明文章发表。

　　其五、在茶饭之余的学术发言上，日本学者以至中国学者并无握手和伸手道谢的习惯。因为口头上的发表观点是一种交流，而不是为人授业、解惑，即使发言人讲得再正确。陈哲三先生文中所引述的蓝文征一发言就引来了日本东洋史学祖师爷白鸟库吉和东京大学东洋史主任教授和田清的握手和伸手致谢，完全是小说家之流的描写。既使对陈寅恪很尊敬的白鸟库吉、和田清二人，在与陈寅恪的来往中也从无向陈先生握手和伸手致谢的现象，因为日本学者在表达尊敬时从来都是鞠躬！而那次的“有天在东洋文库吃饭，饭后大家闲谈”应该是指在东洋文库进行的每月一次的东洋史研究谈话会，类似的谈话会至今仍有，但地点是不固定的。

　　其六、不难看出，上文的中心内容要表达的并不是日本学者如何尊敬陈寅恪，而蓝文征如何教训了一次称他为“蓝君”而不是“蓝教授”或“蓝先生”的白鸟库吉，以此化解了一下他的“心里很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蓝文征误解了白鸟库吉的用意了。按照日本的习惯：白鸟库吉对作为自己的学生和晚辈的和田清、以及和田清的学生和下属、被和田清约请来的访问学者只能称“某某君”，并无一点不敬之意。只有被白鸟库吉自己约请来的访问学者，他才有可能称其为“某某先生”。蓝文征更误解了日本的称谓习惯：在日本对一切从事教学工作的人一律称“先生”——不管“先生”的职称是教授还是讲师。因此，“不称我‘蓝教授’也当称我‘蓝先生’”之说是以中国的“先生”和“教授”的区别来理解日本的“先生”一词的内涵才出现的误解。

　　其七、蓝文征1927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习一年，1933年来日，此间并无任职东北大学教授的记录，何谈“在东北大学已当了好多年教授”？

　　其八、当时任职东洋文库的历史学者石田幹之助也不知道有此事。东洋文库研究部长榎一雄证明当时并无白鸟库吉和钱稻孙住为邻居的现象。（此条证据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池田温向笔者提示的，池田先生并以《陈寅恪先生与日本》一文见赠，在此向池田先生致以谢意。）

　　再看所谓的“柏林大学教授复信说”云云。从日本到奥国，再到德国，得到的答案却是去请教中国的陈寅恪。而当时的欧洲汉学的大师们是否就已经知道陈寅恪的名声呢？非也。1931年的吴宓日记就记载了“Maspero竟不知陈寅恪”一语。甚至当伯希和三十年代来华访问时，他认为当时中国史学最好的学者是陈垣，而非陈寅恪。因此，1933年前后的陈寅恪，在欧洲还没有达到他在1945年前后的知名度。

　　再看日本学术界是怎么看待这一传说的。东京大须教授池田温主张：“对于此一传闻，榎一雄氏曾在一文中表示怀疑。因为在《白鸟库吉全集》十卷中未有一处提及陈寅恪之名，亦未闻钱氏有与白鸟邻居之事。从白鸟博士生平可以判断并无请人向外国学者询事之可能性。”

　　就此文章，我曾请教了恩师余英时先生。他答复说：“关于陈哲三传述蓝文征的话，你费了太多的笔墨。在一件并无史料价值的文件上，颇嫌小题大做。陈寅恪有没有为白鸟库吉解答中亚史上的问题，其本身便无足轻重。蓝的口述属于既无可证实，也不可能绝对否认的一类。这是所谓传语不实，流为丹青的物语。大概你早年所得的印象太深，以至于把此传说看得太重要。蒋天枢先生收此传说于《编年事辑》中出于师生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必深责。从严格的方法论角度说，你在十卷本白鸟全集中找不到，或向有关日本学人处打听不到这件事，最多只能得到此事可疑的结论，然而不能绝对否定此事或有某种事实的背景。此文非蓝文征所写，陈哲三转述自可有误。”

　　因此，我在反复理解和领会了余英时先生的这一观点的史料学意义后，在此基础上，觉得比较稳妥的结论是：此说是蓝文征的“作古”，可能并无其事存在。其原型或许就是因为“称谓问题”的不愉快而引起的。可惜最近，清华大学教授沈卫荣居然也悄悄地加盟了陈粉阵营。在《陈寅恪与语文学》一文中，他居然说：“白鸟在日本倡导西域和满蒙研究确实就是因为受到西方东方学研究成就的刺激和影响，但他对西方和中国的了解，和他于汉学和‘虏学’两个方面的造诣显然都不及陈寅恪，是故，年长于陈寅恪二十五年的白鸟库吉佩服这位中国晚辈学术同行的学问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看看，他非要把并不存在的历史说成“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在遇到陈寅恪和陈粉们的造假历史面前，他的留学德国、留学美国、留学日本所学习到的一切学术考证技术和素养，立刻清零！沈卫荣，您“卫”的是谁的“荣”呢？！

　　其实，白鸟库吉还有一部论文集，即著名的《塞外民族史研究》，其内容涉及到了所谓的中亚史研究。该论文集目录如下：

　　弱水考

　　突厥闕特勤碑名考

　　契丹女眞西夏文字考

　　黒龍江の異名について

　　唐時代の樺太島について

　　オランカイ及び刀伊の名義に就いて

　　可汗及び可敦稱號考

　　周代の戎狄について

　　亜細亜北族の辮髪に就いて

　　匈奴の休屠王の領域と其の祭天の金人について

　　夫餘國の始祖東明王傳説に就いて

　　《東韃紀行》の山丹について

　　海西女眞に就いて

　　満洲地名談

　　附　好太王の碑文に就いて

　　満洲地名の解釋

　　金の上京に就いて

　　奴兒干と山靼ごえ

　　蒙古の古傳説

　　羽田學士の所説に就いて（公演要旨）

　　単于に就きて（講演要旨）

　　突厥王庭鬱督軍山の位置とその名稱について（講演要旨）

　　辮髪に就いて－竹崎季長の“繪詞”に現はれた蒙古人の辮髪－

　　女眞の稱號勃菫、勃極烈に就いて（講演要旨）

　　渤海國に就いて（講演要旨）

　　渤海史上の難問題に就いて（講演要旨）

　　満洲の地理を論じて渤海の五京に及ぶ（講演要旨）

　　突厥及び蒙古の狼種傳説（講演要旨）

　　以上论文中，涉及到中亚史研究的是：《突厥闕特勤碑名考》、《匈奴の休屠王の領域と其の祭天の金人について》、《突厥王庭鬱督軍山の位置とその名稱について》、《突厥及び蒙古の狼種傳説》等，但是完全不存在那个使东洋史学祖师爷“可能至死不解”的问题存在。

　　既然陈寅恪的学术论著不能进入学术界一流，那么就制造一些他教训和指导了学术界一流大师的逸闻，用来弥补陈寅恪学术贡献不足的严重缺失。我很赞成李继宏在《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一文中对陈寅恪的考察：“实际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1995年之前，陈寅恪无非是个在公共领域默默无闻、在专业领域拥有中等影响力的普通历史学者，他在今天的文化偶像地位，几乎可以说是由陆键东一手打造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到中国学术期刊网去检索，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文含有‘陈寅恪’的文章只有零星几篇；1980年以降，这个数字逐渐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那年上海古籍出版了我前面提到的几种陈着。但直到1994年，这个数字仍然只有212篇，不及其他历史学家如向达（223篇）、吴晗（245篇）、陈垣（269篇），比起范文澜（434篇）和郭沫若（508篇）更是连一半都不到。陆键东这部传记面世以后，这个数字逐年急剧上升，……非但令向达和陈垣等人望尘莫及，就连范文澜和郭沫若也要甘拜下风。”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制造任何羞辱日本的“套路”基本都是可以畅通无阻的。因为抗日和反日情绪是我们现代中国民间的永恒主题和旋律。在学术界，轻的是侵华日军如何“欲安置某先生”而遭到了某先生的断然拒绝，重的就是在中国学者看来只是个小问题而已却让日本最牛的大学者“如无某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这样的抗日、反日“套路”至今依然不断在上演着。

　　如有任何指教，请来信kyotosizumoto@hotmail.com

　　【文/刘正，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