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与“ 红军不打红军 ”

　　1935年6月，中央红一方面军强度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过夹金雪山，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

　　早在会师之前，党中央决定了红军北上抗日，在川陕甘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路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联名电告红四方面军，通报了中央这一决定。张国焘，陈昌浩回电表示同意。并提出两军回合后，组成远东军向青海新疆发展，打通与苏联的通道。

　　然而，两军汇合后，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衣衫破烂，疲惫不堪，兵力不足一万，与红四方面军八万兵马相比悬殊甚大。于是，其野心迅速膨，提出川陕甘条件恶劣，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红军应转向川南康发展的方针路线。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红军北上会议。张国涛再次提出红军南下方针路线，但遭到与会者们的反对。张国焘不得不接受红军北上的中央会议决定。

　　七月初，为了稳住团结大局，中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央军革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陈昌浩，徐向前为军革委委员。成立红军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同时决定前敌委员会负责“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同归其统帅指挥，并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 ”

　　8月初，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为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右路军由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两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尔盖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一同北上。

　　8月下旬，右路军经历千辛万苦走出茫茫沼泽的草地。在四川班佑，巴西，阿西等待左路军到来会合。并发起了包座战役，打通了甘南大门。此时，左路军已经通过草地到达阿坝。

　　按照原定计划，左路军应迅速北上向右路军靠拢，在班佑两军会合。这时，张国焘却按兵不动，不再继续北上。在中央催促下，勉强向东缓慢挪动。又借口噶曲河涨水，无法过河，掉头原路返回阿坝。并要求右路军也掉头南下。

　　此时，张国焘野心已彻底暴露，对中央的苦口婆心置若罔闻，决心与中央分庭抗礼，用枪指挥党，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路线。张国涛仗着红四方面军在左路军中占据优势，欺骗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污蔑中央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裹挟红四方面军南下到川南建立根据地，打到成都去吃大米。张国焘自立党中央，公开分裂红军队伍。这就是红军长征的“草地分兵”事件。

　　9月9日，张国焘向陈昌浩发来密电。命令右路军转向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用枪指挥党中央就范。

　　新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前敌指挥部政委，右路军政委的陈昌浩，（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一直对中央北上方针路线持怀疑态度，对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却唯命听从。陈昌浩做为红军时期的政治委员，其对军事行动有最终的决策权。

　　这天，陈昌浩正在对右路军干部开大会。左路军一份电报落到参谋长叶剑英手中。叶剑英见电文大吃一惊。电报是张国涛发给陈昌浩的，指示他带领右路军南下 并告知：“毛、周等人若不服从，就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顿时感到事态严重，这不是张国焘公开用枪杆子指挥党吗。于是，趁陈昌浩正讲的兴头上，祥装解手离开会场，跑到三里外的潘州村中央领导驻地，迅速将电报递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完电报，眉头紧皱，用铅笔在一张香烟卷纸上抄下内容，叮嘱叶剑英赶快回去，不要叫陈昌浩察觉。当叶剑英回到会场时，陈昌浩还在口若悬河的演讲。等会议结束后，叶剑英才把电报交给陈昌浩。

　　这一天，是红军的至暗时刻。红军的危机不是来自外部敌人，而是来自内部自己人。

　　当天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离开了潘州村，前往红三军团彭德怀驻地。次日凌晨，叶剑英带领红一方面军直属队也悄然无声的离开了右路军指挥部，赶往三军团与中央会合。

　　没一顿饭功夫，一队红四方面军的人马追了上来，他们手提盒子枪叫喊着：“叶剑英在哪里？打死他！” 当时军直属队里的秦邦宪急中生智说道：“他在后面，我们也在等他呢。”说罢，来者掉转马头追了回去。

　　这时，右路军指挥部里陈昌浩和徐向前心急火燎。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军用地图也不见了，中央红军不辞而别，下一步该怎麽办？如何向张国涛交代。突然，电话铃响起，前面部队报告：“红一方面军悄悄走了，还放了警界线，我们追赶不追赶？打不打？” 陈昌浩和徐向前一下懵了。陈昌浩犹豫不决。当听到 “打不打”的请示时，徐向前立即清醒过来，果断地下令：“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毛主席后来多次提到红军“草地分兵”时说：“ 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的。”同时，高度评价了徐向前：“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时，徐向前说红军不能打红军。”叶剑英关键时刻遇到大事不糊涂，挽救了党中央，挽救了红军。而徐向前在千钧一发的危机时刻，“红军不打红军 ”的决策命令，避免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的兄弟同志自残，避免了红军的分裂，同样功不可没。

　　长征途中的红军“草地分兵”，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党的内部矛盾与斗争，是靠武力解决？还是靠民主集中制的方式解决？这是原则性问题。

　　张国焘在中央会议上是举过手的，同意红军北上方针路线的。张在会议后却阳奉阴违，在红军内部散布对中央北上不满。同时对红一方面军干部采取拉拢手段。张国焘派人给彭德怀私下送去300元大洋，遭到彭德怀严历拒绝。斥张为军阀作风，说自己与战士是过一样的生活。

　　张国焘为了改变红军北上方针路线，迫使中央就范，不惜动用枪杆子指挥党，命令部队“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挑起广泛的干战群众内斗， 达到他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使“红军打红军 ”也在所不惜。

　　张国焘把自己同志，阶级弟兄当做敌人的恶劣行径，着实令人愤怒发指。张国焘已不是军阀官僚作风问题了，完全是把自己置于党与红军的对立面，为他今后叛变革命，投降蒋介石国民党埋下了伏笔。历史证明了张国焘是一个暗藏在红军里的内奸叛徒。

　　红军不打红军，这是阶级属性所决定的。毛主席谈到革命武装队伍时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红军本是穷苦大众的军队，参加红军每个人的阶级立场是一致的。出现了问题和分析，完全属于革命队伍内部矛盾，在大方向和根本利益一致下，有什么不以可解决的道理。难道非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才一了百了。

　　长征红军“草地分兵”，陈昌浩以服从上面命令为由，积极贯彻张国焘 “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展开党内斗争，完全违背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纪律。如若没有徐向前的阻止，红四方面军茫然向中央红军开了枪，整个红军的命运将不可设想，整个党的命运将不可设想，整个中国革命胜利历史都将不可设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徐向前“红军不打红军”对长征的胜利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