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人生沉思录七：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

　　【作者按：这篇《人生沉思录》，从1996年开始写，已有三千多条，都是些思想火花：包括人生感悟、读书体会，好句摘抄等方面的内容；既可作思想记录，又可作今后写作的素材。点点滴滴，受到学友的喜爱。下为最新修订稿，以五十为节，与朋友分享。】

　　(本文为《人生沉思录》第七部分，其余部分请见作者专栏。)

　　601.要美国动用极端手段，必须是针对极端目标。台湾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并且连关键利益也轮不上。既然如此，“台独”分子指望美国用它的全部资源，只为其面子与中国大陆全面开战，美国人是不干的。同样，北朝鲜也不是美国人的核心利益，正因此，老罗斯福才把进入东北打日本的活交给斯大林，美国人——当然，那个不太懂事的麦克阿瑟除外——也不会在这个地区投入全部力量。

　　602.国际博弈遵循几何学“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原则;用国际政治专业术语说，就是一个国家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发生冲突。

　　603.国力扩展的原则是不能将国力“拉断”，这是极限;国力收缩的原则是不能缩得受到严重入侵，这是底线。只要研究出这两个点，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判断心中有数。

　　604.近世以前的东西方关系，是一个在东方支配西方，甚至压迫西方景观中发生的关系;那时的世界是以东方为中心，亚洲力量向西方不断强势辐射的世界。今天的印第安人、匈牙利人都是那时东方人对北美和欧洲“远征”的活化石，而“上帝之鞭”阿提拉则是这一时期东方草原民族远征欧洲留下的迄今都让西方人敬畏不止的传说。

　　605.似乎是因果轮回，蒙古人对俄罗斯长达二百多年的残酷统治及其压迫，在后来俄罗斯文化中注入了非扩张不能生存的意识，这又导致俄罗斯人崛起后重复并沿着蒙古人的路径逆推，以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规模扩张，并在扩张中去征服东西方民族，尽管其有效扩张却始终没有达到蒙古人的规模。

　　606.下面长波段历史中的中印比较材料，尤其是1952年中国土改完成和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比较材料说明：1952年和1978年是中印之间差距拉开的两个关键年份，麦迪森之所以选择这两年比较，是因为在这两年中中国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和实现了改开开放的转变。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印之争，乃制度之争。

　　607.最难以战胜的对手是时间，最难以对付的手段是辩证法。

　　608.1703年彼得大帝迁都近海的彼得堡，意在迫使俄国人面向大海，只有面向大海的民族才能面向世界。

　　609.现在访问高端的电视节目称作“高端访问”，这种节目做多了，主持人也就由低端步入“高端”。

　　610.人生喜悦可以分享，而痛苦则必须独自承受。

　　611.望洋兴叹，那是俄罗斯的命运。

　　612.学者可将屏幕当作散步的地方，切不可将它当作竞技场。

　　613.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

　　614.有人认为中国放弃海权就可以避免与美国冲突，按这个逻辑，放弃西域就可以避免与俄罗斯的冲突。如此一来，留给中国人的只有打地洞的份了。不要忘记，萨达姆就是在自废武功并钻入地洞后，被揪出来吊死的。

　　615.1937年，日本人在中国南京真是有色无戒：色胆包了天，杀人也如麻。糟蹋了那么多的中国妇女，也没见他们对中国人“人性复苏”，手下留情。

　　616.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国家为生存和发展与他国博弈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要带刀子的;同时战略又是研究国家发展能力边界即底线和极限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哲学是不行的。刀子容易锻造，而哲学却不能一蹴而就。古今国家的失败多不是没有刀子而是没有哲学，其创伤恢复的速度更是取决于该国公民哲学素养的深浅。同样的战败创伤，在黑格尔的故乡就容易平复，而在富士山脚下迄今仍在频频作痛。尼克松是美国少有懂哲学的领袖，为了抚平越战创伤，他来北京说要与毛泽东讨论哲学问题。

　　617.毛泽东思想的深远意义是我们看到现在的问题后才有更深刻的体会的。毛泽东同志是人不是神，他如果有什么“失误”——即使有，还应放到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才能作出科学的结论，那也只是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的问题。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对邓小平同志历史地位的认识，不能看到一些问题就再走偏颇，更不要等到将来出了别的问题再认识邓小平理论的深远意义。偏颇不仅是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也是右派“幼稚病”。在忠于国家的前提下，左和右都有各自的道理，因为它们在中国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我们反对的只是其中的极端和幼稚成份。今天改革出现的“失误”，与计划经济后期出现的问题一样，都是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的问题。由此而论，反“左”还是反右，它们应当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需要。如果说昨天的任务需要防“左”，那今天的右可能就是应当警惕和反对的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危险。但不管是反“左”还是反右，我们都不能因洗澡水洗脏了就连同水中的婴儿一齐倒掉。

　　618.中国发展道路是波浪式前进的，其前进的动力来源是前后相随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可能是印度那个样子;而没有邓小平，中国现在可能就是苏联的结局。中国犹如巨型列车，启动不能不猛，不猛则不能达到效果。但猛了也有其副作用。我们不能因此而又刹车太快，快了就容易翻车。历史经验表明，保守，不管是它的色彩是左还右，虽并全部但往往是保留革命成果的形式，比如拿破仑——与袁世凯帝制所包的内容正好相反——就是通过法国大革命的反形式即被作曲家贝多芬怒斥的帝制在《拿破仑法典》中保留了法国大革命的土改成果的。

　　619.战略底线，事关国家生死存亡，公民对此比较容易形成共识;而战略极限，事关国家发展，则往往容易被渲染夸大并由此导致许多国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上的帝国多在捍卫国家战略底线中崛起，在无节制地突破其战略极限中败亡。毛泽东同志告诫中国人民不要作超级大国，不要称霸世界，所以才有新中国可持续的高速发展;明治天皇告诉日本国民要征服整个亚洲，要称霸世界，结果却使日本不仅成了世界唯一经历核打击的国家，其近代“成就”也随之灰飞烟灭。因此，在战略底线和极限间，后者是战略学研究的重点，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620.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几乎可以处处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断。[1]

　　621.学生不是手把手教出来的，而是艰难造就出来的。正如西天取经，才使玄奘成为唐僧。正可谓，不经西天路，难得好学生;而经了西天路的学生，其眼中也难有好老师。

　　622.学习不能是为了寻租，而是为了做事。诚如孙中山所言，不做大官要做大事。

　　623.阿古柏在中国新疆猖獗十年，却为左宗棠一年消灭，其原因就是占据印度的英国手够不着;而沙俄又不愿为他而得罪中国，最重要是阿古伯盘踞的地区并不在其关键利益区域。故此英俄均犯不上为阿古伯与中国冲突。英国的关键利益是印度洋，因而它只在印度洋北岸下注;而俄国只管通往印度洋的中亚线路，沙俄后来向中国拖延交还的伊犁地区，就在这条线路的东侧。现在反视“台独”分子，论其所处形势已与阿古柏时期有天壤之别，台湾海峡的海上屏障作用已经消失，台湾岛对美国屏障中国东进的作用也接近消失，那敢于玩火的“台独”的命运，就不会比阿古柏更好。

　　624.美国加图研究所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特德·盖伦·卡彭特前几年出版《即将来临的美国为台湾与中国的战争》(Ted Galen Carpenter， America’s Coming War with China: A Collision Course over Taiw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178-179.)一书，在全书结尾时分析台湾问题的结症并得出结论认为：

　　(1)美国继续对台出售武器而不提供安全保证的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承认，即台湾是美国的一种有限的或“边缘性”利益，而非至关重要的利益;

　　(2)对台湾的安全保证需要承担巨大的而非极小的风险。即使一场最初仅限于台湾海峡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也可能会升级以至失控，而置美中两国决策者的意图于不顾。对于美国来说，这种程度的风险只能在保卫其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时才能承受，而维持台湾事实上的独立并不符合这一标准;

　　(3)卡彭特最后提出结论性的政策建议，认为“美国在台湾独立问题上不持任何立场。”

　　该书洋洋数十万言，对美国政府的建议其实就是一句话：让“台独”自生自灭!

　　625.五尺高的人在三尺平台跳舞，它是巨人;在五尺平台跳舞，他是常人;在十五尺平台跳舞，他是小人;如果在二十尺平台跳舞，他就成了小丑。学者同理。

　　626.儿女尽孝莫如自立，自立才能让父母省心;父母爱子莫如健康，父母健康，孩子们就能为国做出更多的成绩。

　　627.举止轻者心浮，话语激者气燥。

　　628.智，知日。日，时也，识时务者为俊杰。

　　629. 国力极限处，便是政治妥协的地方。

　　630.世界地图是国际政治的“化石”：它既刻录了国际政治的历史，也规定着国际政治的未来。

　　631.与中国、俄国的版图呈横向扁平状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呈南北挤压的道理一样，国家版图反映的是国际政治的“力学结构”。

　　632.国际政治，不管如何变化，它本质上所反映的是一种总量守衡中此消彼长的力学结构。

　　633.当今学术界最可恶的事，莫过于写专著依靠研究生。这既不道德，也不环保。试想如果司马迁也这么做，那么《史记》就会是废纸一堆。

　　634.下面的资料说明大国崛起并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促成国家崛起的直接动力是战争：

　　1895年日本打败中国后，日本将从中国攫取的3.64亿日元的战争赔款中的90%用于扩军备战[2]，在此基础上，在随后的7年间，日政府还分三次发行外债，得到了总计1.9亿日元的公共事业投资资金。日俄战争期间，日政府又接连不断地分4次发行了相当于8亿日元的外债用作战争经费[3]。1904年1月5日，(俄历)，日本驻伦敦公使拜访并明确告诉英国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日本“用自己的储备只够打一年，通过增税和发行纸币可以把战争再支持六个月，到那时候，财源就枯竭了。”[4]“1905年底在与俄国进行和平谈判时，日本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5]。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并成为东北亚的霸主。

　　635.艺术是有底线的，那就是爱国主义。用艺术宣扬卖国行为——比如《色戒》——与用艺术宣扬出买亲生母亲行为的作品一样，这样的“艺术”让人恶心。

　　636.演员与戏子的差别在于，演员是有原则的，而戏子是什么都演，其中包括出演颂扬出卖国家的电影。

　　637.前两年，中国有艺人身披日本军旗拍时装照，这两年更有艺人“一身兼二任”：刚演完“格拉玛”艇上的格瓦拉，又在《色戒》中扮演被美化了的汉奸情妇，这不由得使人想起抗战中不顾生命危险数次拒绝日本人邀请演出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前后相比，我们懂得了什么叫戏子，什么叫演员。

　　638.梅兰芳一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艺术品质的高下不仅仅在于技巧，更在于气节。

　　639.自然在秋季开始成熟，人至五十开始懂事。

　　640.汉初茂陵与清末故宫里的艺术品的差异不在技巧而在贯穿其中的倔强之气。

　　641. 《无极》，无聊之极。

　　《色戒》，有色无戒。

　　642. 从《庐山恋》的冲击到《士兵突击》的热浪，说明中国人的审美倾向正在迅速从华美铺陈的浪漫主义向简约文本的现实主义回归。而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是被严重的两极分化击碎了的“盛世”梦幻。中华盛世，当在台海统一之后。

　　643. 从低空看，世界靠陆地联系;从外空看，陆地为海洋包裹。海洋是通向大国之路。

　　644.治学的主要路径不在学理而在事理;完成学问的主要手段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或说是经验化的逻辑。

　　645. 军备增速评价要看其目标，中国军备增长目标基于两点：第一，我们是为了维护祖国的和平统一，而不是为了侵略和扩张。目前“台独”势力在台岛日益坐大，日本军国主义已放开手脚，中国政府不可能不做准备，尤其是军事准备。这没有什么输理的。相反，美国的军费增长更快，其目标则是为了打人家伊拉克。美国到处占领他国的土地，中国在领土之外可没占有，更不打算占有人家尺寸土地。可这时美国反指责我们中国为国家统一所作的准备。如果美国这时还能将心比心，想想当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英国等国家支持南方同盟的行为对美国人民的伤害，那么，美国人难道就不对今天干涉中国国家统一事业而感到脸红吗?第二，目前亚洲和平是仍是雅尔塔体系中的和平，而波茨坦公报中确定的台湾主权回归中国的原则是雅尔塔和平支柱之一。而中国为防止“台独”势力猖獗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而所作军事准备正是为了维护基于雅尔塔体系的亚洲和平;相反，目前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技术含量快速升级，这是严重破坏亚洲和平的行为。现在美国“恶人先告状”，反说中国“破坏”亚洲和平，这不是颠倒是非又是什么?

　　646.在中国国家统一问题上，美国是作恶的一方，中国是受害的一方;美国是非正义的一方，中国是正义的一方。美国在指责中国军备增长“过快”时，为什么自己不先终止对台“售武”的恶习!因此，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当然要为中国说话，为中国说话就是为和平正义说话。

　　647. 海军必须是面向大洋的，中国“沿海地区”当伸至台湾东岸。

　　648. 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6](马克思)

　　649. 20世纪20年代“四·一二”惨案和30年代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7]的惨败经验使共产党人拒绝了王明并选择了毛泽东，这段经历告诉我们，理论如没有经验的过滤，就不能进入科学的境界。

　　650. 2008年 3月25日，上海敬业中学档案室发现光绪年间的试卷，其中就有“中国创设铁路利弊论”、“问中国创设印花税有无流弊”等考题，这使我联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参加博士考试的试卷中有一道20多分的题目，大意是：试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注释：

　　[1]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页。

　　[2]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

　　[3] [日]大野健一著，藏馨、藏新远译：《从江户到平成》，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4] “关于战争爆发的英国文献”，转引自[苏]鲍·亚·罗曼诺夫著：《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6页。

　　[5] [美]保罗·肯尼迪，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54页。

　　[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7]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长征开始的初期就遭受5万余人的重大损失，其中过第一道封锁线减少了3 700人，过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了9 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损失了8 600余人，突破湘江时锐减30 500余人，使出发时的8.6万红军，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万余人。王美芝：《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遭受重大损失的情报原因》，载《党的文献》2012年第5期，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