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明型国家？——张维为《文明型国家》批判

　　引子

　　近日偶然翻到张维为教授在2017年出版的《文明型国家》，书的腰封上这样写道：

　　首提“文明型国家”洞见，以“良政善治”的中国政治智慧超越西方话语，树中国道路信心！

　　好一个洞见！好一个“文明型国家”！好一个“良政善治”！到底是怎样的洞见呢？我们不妨还是看看，免得错过了什么重要的话术。

　　开门见山

　　序言和引言除了提出要“建构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话语体系”——“文明型国家”外，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我们直接来到开门见山的第一章——“文明型国家：概念”。这一章中，张教授首先科普了“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概念和相关历史：“民族国家”自然得从欧洲的“现代国家”说起，而“文明国家”则是“西方学者”对于清政府时期的中国的描述——为了揭示中国向“现代国家”或“民族国家”转轨的困难。那么张教授对此有怎样的洞见呢？书里这样写道：

　　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而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它与众不同，这就是“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与“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在概念上的差别。前者融“文明”与“（现代）国家”为一体，而后者中的“文明”和“（现代）国家”则常常是一个矛盾体。[1]

　　原来如此，只要从“西方学者”提出的矛盾体里抽出矛盾，剩下的就是张教授的作为洞见的等式了：“民族国家”或者说“现代国家”，加上“文明特质”或“文明国家”，就等于我们的“文明型国家”！当然，张教授似乎并未否认这二者曾经有过矛盾，毕竟现实的动荡至少曾经体现出经验矛盾的存在；但到底是什么样的矛盾，张教授是避而不谈的，只是强调它们在现代的融合，至于中间过程则并未提供给我们。

　　张教授进一步补充说，在这个等式中，“文明特质”来自于数千年的历史，而“现代国家”则通过民国以来中国不同层次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而得到实现（借用了黄仁宇之观点）：

　　……19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重构了一个现代的上层结构，但这个结构仍然无法与中国的下层结构沟通……所以国民党时期的中国还是一种“头重脚轻”的政治结构。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则彻底重塑了中国的下层结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把普通农民组织起来支援前线，进行了土改和扫盲，为中国社会后来的“数目字管理”奠定了基础。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则重构了中国的中层结构。所谓中层结构指的就是司法、监察、银行、税收、物流等服务于现代市场和现代国家的各种技术和制度支撑。[2]

　　看来张教授所设想的中国（或者也许任何国家都可以）不过是一个金字塔玩具，而现代化则是这样的“三步走”：首先，切掉原来的上层，换上民国烧制的新料；接着，锯掉原来的下层，换上土地革命中烧制的木块来；最后，为了让上下层粘合得更紧固，更“现代”，再涂上一些符合“现代国家”要求的粘合剂来！

　　可这究竟是“洞见”还是奇谈怪论呢？当我们以为共产党员张维为先生终于要用“吾党哲学之基础”即唯物史观来分析变化时，我们所得到得却不过是一团浆糊——这里的“上层”与“下层”到底是什么呢？首先，“上层”肯定说的不是人、不是阶级或阶层，毕竟民国时期的“上层”——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和官僚资本这些东西早就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了。从黄仁宇原文的观点来看，这个“上层”大概说的是所谓的组织力，但是其组织力又确实是以上述的阶级为承担的，因而才“无法与中国的下层结构沟通”（更确切的说法当然是无法“友好”地沟通）。这样看来，张教授在这里的借用确实可疑：如果“上层结构”所对应的组织力可以说同构，难道不是说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结构（经济、阶级等）有某种同构的性质？

　　再者，当提到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烧制的新“下层”时，张教授特别提到了对农民的动员，似乎又开始谈作为基础的阶级结构了。可惜，当我们再仔细看时，发现这一论述的重点并不在于人而在于这之后的目的——“为中国社会后来的‘数目字管理’奠定了基础”。对了，管理！原来如此，既然民国所塑造的上层尚不能沟通（也就是管理！）下层，那么只要提升下层的组织水平，就能让二者匹配，岂不美哉？然则以唯物史观察之，“下层”的变化实在不能不改变“上层”。因此唯一的解释就是，张教授这里犯了一个别致的小错误——以今视古，他是站在现在的社会结构上去考察从前了！

　　最后，张教授还强调上述二者之间还需要一个“中层”粘合剂——现代市场和现代国家要求的技术和制度支撑了。为什么还需要这样一个东西呢？当然是为了应付历史的变动。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变化的绝对不只是“中层”，例如毛时代真正组织起农民的力量即人民公社早已在改革中解体，而资本家也开始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并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这样的变化值得一个彻底的解释，但囿于“上层”、“管理”的角度，张教授只能抽象掉这些现实的变化并赋予它们一个不变的假象，而把相应的另一些变化说成是全部，再加上“现代国家”和“现代市场”的注解后就包装完成了。

　　总之，经过张教授的处理，清末以来激荡奔涌的社会运动就干涸为三段递进的河床了，而递进的方向就是“现代国家”和“现代市场”。但是，除“管理”以及“管理”所需的“组织力”（而不是单纯的组织）外，我们并没有看到“现代性”的真正所指。

　　至于“文明特质”到底来源于什么，张教授把所有东西扔到历史的篮子却什么也不补充实在是不负责任。“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的形成最初自然是与欧洲资产阶级的发展相伴随的，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之政治机器而完成，但是附加其上面的“文明特质”究竟是何含义呢？若是指中国历史传统所遗留下来的文化等遗产，那么不免引起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共产党人之疑心。各种国家，无论其在何种时代，在其或相对先进或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总会形成相应的上层建筑，自然包括文化等方面（也包括张教授所提到的很多属于“中层”的东西呢！）。奴隶时代，自有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周礼；封建时代，孔夫子之学说几为官方之传统。无论民族国家还是这样的文化之类的东西，皆是构筑于一定的阶级和经济基础上的，何以有先行分开继而融合之说？不过也有可以解释这些的文字：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3]

　　合理的推断或许是：张教授所辩护的变化，正需要请出这样一些亡灵的帮助，否则将要难以为继。

　　翻译翻译，什么叫特征啊

　　第二章一上来，张教授就为我们贴心地总结了“文明型国家”的特征：

　　“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概括为“四超”和“四特”。“四超”，指的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很大程度上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独特的政治。这其中的每一特征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也因此而分外厚重和精彩。[4]

　　真是精彩！张教授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什么叫“什么都说了，但是什么也没说”。他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精美的素描，而正当以为这是“文明型国家”的诠释时，我们却发现这幅素描的名称不过是“现代中国”；我们降低一点自己的预期，正要看看张教授对于“现代中国”的特征诠释时，却又发现我们所得到的半是浮光半是幻影。

　　所谓“四超”，不过是浮光一般的表象。人口、疆土固然可以算作一个国家的基本特征，但这既不能决定这个国家是否“现代”，也不能直接反映出什么“文明特质”来，因而怎么能构成“文明型国家”的本质特征呢？不过停留在最粗糙的现象描述罢了。至于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哪一地区的民族或者说文明不曾具有呢？而修饰它们的“超悠久”、“超深厚”等词描述的实际上还是一种相对状态。汉唐之世，比之于当时世界之其他国家，未尝不具备所谓“四超”之特点，然则与“现代国家”又有何关联？以文明状之，又不可不谓多此一举。

　　至于由“四超”衍生出来的“四特”，不过是在描述语言、社会、经济、政治这四个方面的现状而已。然而，要完整地描述这四方面的现状，绝不是浮光一般的“四超”就可以作为基础的，否则只能是幻影而已！张教授所提供的“独特”一词正是如此的幻影——难道不是随便拎一个国家乃至其中的一部分都可以描述为独特？这种独特性就如同个人的独特性一样，它当然是我们考察具体问题所不得不面对的基础，然而只有经过具体的考察之后“独特”才能由单纯的抽象变为拥有丰富具体联系的有效概念。

　　可惜的是，在整个第二章中，张教授除了用大而空的文字铺陈上述特征所对应的现象、同时在现象的“归因”中回溯到不可捉摸的文化外，并没有给我们提出上述特征之间的确切联系（或者其他任何能真正增进我们认识的东西！）。当然，张教授在后面的章节中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补偿，例如在第三章中给出了关于“独特的政治”的一个说明。让我们来看看“文明型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到底“独特”在哪里吧：

　　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它发挥领导和协调的作用。……像西方政党那样，公开代表部分人利益，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从制度传承来看，中国执政党是历史上统一的执政集团的继续和发展，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5]

　　“西方学者”认为“一党制”是中国模式之弱点，但张教授却反其道而行之，以为这正是中国模式之优点。为什么呢？因为西方的政党都是“部分利益党”，只能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而“不对自己国家的整体利益承担终极责任”；但是中国的党则是并且也必须是“整体利益党”，可以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整体利益”，而这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竟然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传统”的继承！张教授作为中国共产党员（我们暂且还是相信这个据说吧），马列主义素养还是有待提升啊！仅仅是稍微看下马克思至列宁的著作中与国家和政党理论相关的部分，也不会肆无忌惮地造出“整体利益党”这种怪胎呢！

　　国家是伴随阶级社会、阶级矛盾的发展而产生的，是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统治和奴役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在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通过国家机器奴役奴隶阶级；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通过国家机器保证农民阶级的驯服；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阶级通过更加精巧化的国家机器维持雇佣工人的秩序；概莫如此。相应地，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作为根本上对立的阶级，绝无可能通过何种组织来调和其矛盾——国家的出现只是说明这种矛盾不可调和，因而统治阶级不得不形成一个机器来维持社会，使之不因矛盾而直接解体，仅此而已！

　　相应地，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政党也不可能调和阶级矛盾，也就不可能真正代表“整体利益”，而只能代表特定阶级或群体的利益。美国如今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并不代表民主与共和，而只代表资产阶级中不同群体的利益。约摸百年前的中国国民党，即使用了“国民”作为名字，也并不说明它就代表了全体国民的利益；如果说在大革命期间国民党还能部分地代表工农、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话（这时绝不代表的敌人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它所代表的群体很快就缩小到买办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时国民党不代表国民就如同美国如今的民主党共和党并不真正代表民主与共和一样自然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阶级矛盾的消失，可是一旦使这“碍眼”的东西消失，那么现有的国家和政党形式也就消亡，从而进入了我们所未知的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根本也用不着张教授的理论了！

　　总之，若套用张教授的说辞，阶级社会中的政党一定是“部分利益党”——当然嘛，这也可以说是张教授所说的西方理论，毕竟其提出者都活跃在相对于“文明型国家”的西方！不过，这个西方理论及其实践还告诉了我们更多的事情（仍用张教授的说辞来描述）：“部分利益党”往往会声称自己能够代表国家利益，这倒是在“文明型国家”之外早就出现过的，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可惜的是，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传统”，这大抵是在说谎。发生这种事时，要么是“部分利益党”在骗取其他阶级的信任及支持，要么是“部分利益党”真正代表的群体已经发生了转换，而它仍然维持着原先的名号——例如，参与屠杀斯巴达克同盟的德国社民党右翼。

　　或许，张教授以为要求“一党制”或者一党居于统治地位就相当于是默许“整体利益党”的可能性？与之相关的两个概念是“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蔡和森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之一是“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6]。这说明，“无产阶级专政”之存在，非但不是表明可以有“整体利益党”的存在，而且只是表明阶级矛盾更趋激烈！

　　至于“人民民主专政”，则是一个模糊了阶级性的历史性概念，其含义简单地说自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必须分清人民与敌人之界限。进一步地，如果我们还要将“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一个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传统”的概念来使用，这种“分清”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并且必须明白，上述界限必然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变动的。因此，人民内部完全是有阶级的，而敌人最终也只能由一定阶级作为承担者，那种把“敌人”等同于（犯了“严重”事情的）“坏人”不过是一种模糊视线的做法！总之，即使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语境下，我们也不能生造出一个代表“整体利益”的组织来——如果我们力求使自己的分析审慎并且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

　　模式呵！理念呵！

　　显然上述“特征”实在粗糙得让人难以直接接受，所以张教授还不得不在第四章到第六章进一步阐释“文明型国家”的模式与理念。不过，由于这部分有不少重复的说辞，下文中就部分地把它们放到一起讲了——在张教授这里区分“模式”与“理念”对于我们实在是意义不大！

　　1.“实践理性/实事求是”（模式/理念）

　　中国改革实践者也不满足于西方话语中对“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应该怎样”、“现代性是什么”等论述，而是力求通过自己的“做”和“实践”来“格物”，对现有的各种观念做出自己独立的评判。也就是说，中国模式的成功不是靠“价值真理”本身的推演，而是把“实践真理”置于“价值真理”之上，并通过自己的成功实践，颠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谓的“价值真理”。……我们承认理论对于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不认为现实必须遵照理论，而是认为现实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要做的是通过实践来逐步发现这些规律。我们也不接受现实必须适应理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的观点，因为我们汲取了过去政治浪漫主义的深刻教训。[7]

　　张教授说得很对！“中国改革实践者”确实力求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做出“独立的评判”，尤其是独立于与其意见相左的人，尽管这些人或许正是这些“实践”的后果的直接承受者，比如在东风汽车改制试点中反对“中国改革实践者”的工人理论小组、在下岗大潮中不得不载着妻子去应召的丈夫，又比如四川仁寿、江西丰城因享受苛捐杂税而不由得“暴动”的农民！

　　张教授说得不错！中国的现实关系的运动自然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不是“价值真理”在头脑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运动可以直接决定的。但是既然要承认“实践真理”的存在，那么就应当承认从实践中总结出“真理”的必要性，并让其在之后的实践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失去了丰富的实践基础的抽象干瘪的“价值真理”教条（例如张教授所提到的民主、自由）固然是空虚无力的，但是“你没想好就说，你没说完就去做，等到做了发现其实一团糟”[8]的实践又怎能得到“实践真理”呢？

　　张教授中肯！现实怎么会完全遵照理论呢？理论相对于现实肯定抽象掉了一些复杂的因素。然而这在另一方面也无非是说理论的指导性，因为我们不能直接通过极个别和偶然的因素就否定掉理论及在其指导下的实践，不能扣上一顶教条主义或者类似的其他帽子就可以抛却不管！如果这样做了，那也无非是把“实践真理”抽象化为另一种“价值真理”，也就是说，无非是抢过“价值真理”的决定权而已！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在其内部自然断绝任何“政治浪漫主义”的可能，因为后者单纯是前者的政治垃圾桶而已！

　　2.“强势政府/政府是善”（模式/理念）

　　统一的执政集团是一种相对强势、中性、有为的政治力量。……如果执政集团不强势有为（特别是没有担当），国家就会走向衰败（如宋朝后期的状况）；如果执政集团不中性包容，国家就无法对各种不同利益进行协调，最终整个国家都会陷入内部利益纷争而瘫痪甚至内战（如民国成立后的军阀混战）。[9]

　　很可惜，张教授在这里又犯了和之前类似的错误。“统一的执政集团”作为阶级社会中的政治组织，它实在不可能是一种阶级中性的力量。如果非要说“中性”的话，那不过是对于这个执政集团所代表的阶级做到一定的“中性”，在统治阶级内部达到相对的“统一”，同时对其他阶级保持“有为”——而这正是“统一的执政集团”能够应对各种“内部”问题的另一种说法！

　　为了使得内容更丰富，张教授其实还举了些例子说明“强势有为”和“中性包容”的必要性。然而，由于上述的理论问题存在，张教授却总是容易停留表象而不计因果。例如，从表面上看，要是有张教授希望的好政府、好执政集团在，民国成立后大概是不会如此混乱的。可是，好政府之不在只是因为人们头脑中的观点错误，没有去追求一个这样的政府呢，还是因为现实要求不能这样做呢？答案显然是后者。孙中山之开创民国，自然不想要如此混乱，否则也不会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然而其所以妥协，恰恰是因为脱胎于旧封建社会的军阀还有相当大的力量，要维护其阶级利益呢！同时，因仰仗的帝国主义势力等不同，军阀之间有不同等的力量，也有不同的特殊利益，他们也要为此而奋战呢！于是既有军阀誓为共和奋战，也有军阀希望武力统一，还有军阀赞成联省自治。[10]可见，被张教授指为结果的“内部利益纷争”才是其所谓政治现象的原因。不过倒果为因的张教授在熟悉的民国之世倒也能找到知己——因“五鬼闹中华”而“努力”的胡适之博士也有极相近的看法呢！

　　此外，关于张教授一直兵锋所指的不认同“政府是善”或缺乏“强势政府”的“西方”，也还有一点值得说明。事实上，即使对于老牌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强势政府”并不一直是被反对的，更不是未曾实行过的——二战后到七十年代左右，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在很多方面或许比张教授的“文明型国家”中的政府还要强势。当然，我们也可以为张教授的纰漏提出两方面的可能原因（我们先排除掉张教授因为时间精力的原因没做深入细致研究的可能吧！）：一是张教授错误地理解了“意识形态没有历史”的含义，因而认为他所熟悉的“西方”的意识形态亘古未变，继而又延续其一贯的错误，用本来已经错认的意识形态反过来映射历史，似乎历史也一贯如此；二是张教授与其所反对的“西方”虽有意识形态的差异却已经有了共同的或相似的经济与阶级基础，为了掩饰其相同之处而着重强调“文明型国家”的特殊地位，便只论及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造成的当代的意识形态的不同之处了！

　　3.“稳定优先”（模式）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只要环境稳定，大多数中国人都能通过辛勤劳作，逐步富裕起来。中国文化中把“太平”和“盛世”联系在一起，就点出了这个道理。只要中国稳定了、发展了，很多存在的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逐步解决。[11]

　　张教授在这里给我们提供的景象实在是够迷糊的！在前面的一些不着边际的论述中，张教授还能列出不少详实的数据（尽管可能只有铺陈作用而没有论证作用），怎么到了这里，到了“富裕”这种惯常来说更能用数据说话的地方，却哑了声呢？不过稍微细看我们便发现，尽管有“大多数”、“都”这样的话，张教授的话还是总能说得过去的：如果一个中国人没有富裕起来，那么可以说成是环境不够稳定或者自己不够辛勤劳作——这两条原因难道不是就能包含所有情况了吗？尤其是第二条——你穷就是因为你不努力！虽然仔细看来这句话背后是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史观，但是经过张教授的加工和娓娓道来，再加上些中国人的“自豪”和认知上的幸存者偏差（毕竟能抛头露面让大家知晓的总可以说成是相对的“富裕”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成了一个多唯美的幻境啊！至于第二句中引用文化概念作为论据（或者观点，谁知道呢？）也实在不妥啊！中国古代的“盛世”之后总是无法避免的衰落，也就是说并没有在“太平”中发展太久，更没有在“太平”的发展中解决问题。这样的类比与引文的第三句衔接得可不太好！

　　不过为了说明的详细，张教授在这里还是给了我们姑且可以称作数据和例子的东西（尽管下面谈到“发展”时张教授还是没有提供可供分析对比的数据，但我们就不再多过问了吧）：

　　我做过一个粗略的计算，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前的140年间，中国最长的持续稳定时间没有超过9年的，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内战连绵，国无宁日，现代化事业频频受挫。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定，保持政治稳定，改善民生，终于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跨越式发展。[12]

　　于是我们终于明白，张教授所最看重的，其实不过是“政治稳定”而已！因为只有政治稳定才能“改善民生”、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在另一方面就是说，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内战连绵对张教授来说差别不大，因为这些可恶的东西都威胁了“政治稳定”这一根本任务！于是，在张教授的理论框架下，我们可以得出更多有意思的结论：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大清的政治稳定，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了大清和北洋政府的政治稳定，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影响了蒋记国民政府的政治稳定，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如此观之，蒋中正先生的“攘外必先安内”实乃上策！这样的结论当然是可笑的：很明显，如果清政府、北洋政府、蒋记国民政府叫嚷什么政治稳定，那不过是想极力维持封建地主、军阀或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使统治阶级的利益永恒化而已！至于“改善民生”什么的，如果他们有能力，为了维持统治肯定也会做一些，作为给被统治阶级的小恩小惠；当然，历史上的他们，是缺乏这种能力的，没必要想这么多。那么，张教授提“政治稳定”又想表达怎样的意思呢？为了不让读者误解，还是奉劝张教授再完善完善薄弱的理论（如果我们还将其视为理论的话，姑且称之）吧！

　　4.“民生为大/民本主义”（模式/理念）

　　从民生为大的视角来看，即使一个国家推动政治改革，也应该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提升民生的品质。政治改革不应与改善民生脱节，改善民生本身也有利于创造政治改革所需要的条件，而政治改革最终一定要落实到政府能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能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13]

　　……

　　中国的民本主义理念纠正了西方人权观念长期存在的一个误区，即只重视公民政治权，不重视民生权和发展权。……民本主义还意味着在所有人权中，应该优先推动与民生有关的权利。[14]

　　张教授在这里可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人们当然只是在“民生”的基础上建立其政治权利等，忽略这一点而渲染关于不同国家不同生活水平的不实论调的人自然不是蠢就是坏！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点，绝对算不上什么“先进”！实际上，张教授在这里的讨论仍然没有摆脱他所反对的“西方”，而是在同样的政府或国家居于人民之上进行管理的前提上去考察这一系列问题（无论是“服务型政府”还是怎样的提法，都没有改变对应的权力关系，而现实甚至连这一提法也不能做到），却没有思考这一前提本身的合理性或历史性。这个缺陷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下改善民生，那么社会主义的先进性还能体现在哪里呢？这时去指责他们只是在胁迫下才“民本主义”是没有用的，而如果只是摘取他们仍然做的不够好的部分加以嘲弄那对于问题也无所补益——当然可能有不错的内宣效果！

　　实际上，毛主席早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就在这个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可见，张教授还需要再学学毛泽东思想啊。资产阶级政府也可以“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但这往往是在内部工人的阶级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涨时的临时措施；一旦这些条件因为某些其他方面的原因而一时失去，由于工人并不能真正参与社会的管理，那么这些“优质的服务”也将消散；而由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工人甚至会以为那些“服务”会破坏社会平衡、让经济崩溃，因而理所当然地接受一种这样的状态。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刮起的新自由主义狂潮不正是这样吗？

　　当然，我们看到张教授在行文中确实回避了上述“主义”的问题。在张教授这里，最重要的区别是“文明型国家”与其他国家（尤其“西方”）的区别，至于什么“主义”则仅仅被归结为无足轻重的意识形态问题。或许张教授很确定“文明型国家”与其他国家在生产关系这类经济基础上的差别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来的重要吧！由于对这个问题的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回避，“文明型国家”的任务简单化为发展生产力（当然实际上是增长经济数字），因为在这个基础上改善民生才会有现实的可能。这里的唯一疏漏在于，如果经济数字的（快速）增长不能一直维持下去，怎么办呢？具体地讲，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时，来自外部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内部形成的生产过剩叠加在“文明型国家”的双肩上，这该如何是好呢？“文明型国家”在当时的一个做法是，国企改制三年攻坚、千万人级别大下岗。这样难道不是违背了张教授所提出的民生理念吗？张教授不谈这些，我们只能大概猜测，应该还是得先保“发展”吧，这样至少还能有过得去的内宣材料呢！

　　5.“渐进改革”（模式）

　　我们总体上把改革看作是一个整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先有后，一般的做法是先从成本较低的改革做起，形成增量，这样阻力比较少而收益面比较大，这一步迈出后，再来处理存量改革。例如，我们的改革事业先从比较容易的农村改革开始，企业改革先从比较容易的扩权让利入手，使受益方大大超过受损方。[15]

　　渐进改革，“先从成本较低的改革做起”，的确是不错的政治智慧！可是这里还缺乏一个重要的说明——改革的方向到底是什么？这同时也决定看待改革的成本与受益的基本角度。如果仅仅沦为“为改革而改革”的政治智慧，想必是配不上“文明型国家”的！为此，我们不妨按字面意思来，从“改革者”的角度去看看。思考张教授的例子吧——为什么“文明型国家”的改革要从农村改革开始呢？一是阻力较小，农村的集体经济力量不如城市国营企业经济力量大，农民的力量比不过城市工人，同时农民的自发性可以为私有化改革提供有力的支持；二是收益面大，农村改革可以产生“带头人”，可以释放出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放开的私营企业提供低廉的“成本”，进而动摇原先的城乡经济体系，有利于国企的私有化改革。

　　这样我们就具体一点地了解张教授所称道的“文明型国家”的改革了！“改革者”的实质目的正是实现私有化（某些时候也被解释为现代化，但实在没什么区别），或者按“传统”一点的说法，就是要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苏。如果一项改革可以较好地实现这个目的，尽管成本再大，也可以排在思考的队列中；另一项改革若是不仅如此而且容易进行，那么就排到更靠前的位置；如是而已。

　　顺便一提，张教授在这个例子中还有一点没说清楚，那就是改革中到底谁受益、谁受损。张教授的论述似乎都以“国家”为单位，如有机会还应详细说说谁是改革者、谁是成本、谁受益、谁受损，那才更能让我们清楚“文明型国家”的实质呢！

　　6.“混合经济”（模式）

　　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也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三维经济，即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和竞争性的企业三者构成的一个经济体系。……西方通过律师、游说等所谓的社会中介机构来推动市场经济，其交易成本明显高于中国通过竞争性地方政府与竞争性企业互动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当然“三元主体”和“三维经济”也有自己的缺点，特别是如何解决政府“寻租”和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我们应该在肯定其成就的前提下，对之进行完善。[16]

　　“混合经济”自然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张教授在这里正是从“改革者”的意图去“混合”的——既要市场又要宏观调控。不过与之前的蜻蜓点水相反，在这里张教授其实完全可以节约很多词句的：既然已经说要宏观调控了，那么其实不必再重复说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既然已经说要市场经济了，那其实也没必要强调社会主义——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哪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没有“宏观整合”呢？因此，对于张教授而言，更值得说明的是“文明型国家”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但既然这里几乎一片空白我们也不便追究吧！

　　至于张教授所赞同的“三维经济”描述，一方面说交易成本低，另一方面又说有“寻租”和地方保护主义等缺点，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地得出“进行完善”的展望。实际上，这里所提到的“寻租”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缺点恰恰是内嵌于“文明型国家”的交易成本结构中的，如果不说明这种结构性问题何以发展（且不说能否解决）就草率地提出这样的说法，对许多愿意思考的读者来说恐怕不是一件好事，对于渴求“发展”的“改革者”也大概不是一件好事。从张教授的说法看来，经济上的发展，或者至少是经济数字的发展，正是这种经济模式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因此实在不该在这个问题上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啊！

　　7.“对外开放”（模式）

　　中国自1978年以来推动的对外开放战略的意义巨大，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格局。……他认为中国近代落伍的主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所以他大力推动中国全方位开放，融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在国际竞争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并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经验，但总体上以我为主，绝不盲从。[17]

　　张教授在这里对“对外开放”的历史界定得真是清楚啊！张教授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就一直在推动对外开放，只是在1978年以前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另一方面由于并不想被国际竞争和帝国主义国家所改造，因而算不上什么“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格局”！而到了1978年以后，“文明型国家”积极地“改造自己，发展自己”，一方面让帝国主义国家愉快地接纳了，另一方面为了维持新的“混合经济”也更积极地“融入国际市场”，这样的话确实同时改变了世界与中国的格局。当然了，“以我为主”这枚签章一定得盖上（随便怎样去解释这个“我”呢！）。

　　不过仔细想想，这样的时间划定似乎也还有一定问题。例如，“乒乓外交”、重返联合国这些对开放有重大作用的外交事件都发生在1978年以前，并且在这些事件中，中国往往可以“站着把钱挣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这些发生在1978年以前的事件恰恰为1978年以后的开放提供了“以我为主”的坚实基础。一个粗浅的对比是，如果中国仍然由凯申公掌控，那么开放的力度和买办的数量都不会比“文明型国家”少。

　　8.“三力平衡”（模式）

　　中国模式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中国的政治、社会、资本三种力量基本上实现了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资本的力量迸发，中国人创造了财富增长的世界奇迹。……如果没有必要制约的话，资本逐利性的特点会导致社会高度两极分化和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在中国模式下，资本力量总体上是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某种规范和制约的。……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中国社会力量已经开始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社会力量也有盲目的一面，特别是福利最大化的倾向和民粹主义的趋势应该引起警惕……但中国的政治力量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开始更多地对社会力量进行引导乃至纠偏。[18]

　　作为“文明型国家”模式的最后一项，“三力平衡”的总结性是比较强的，它点出了张教授所理解的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主体及对其的力量认识。

　　资本的力量，私人资产阶级的力量，创造了“财富增长的世界奇迹”，但是增长的财富主要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因此自然而然地就会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劳动者好不容易从茅草屋搬到了水泥建筑里而资本家们已经流连于各式各样的别墅了，——进而是资本的经济危机，就像2008年前后那样。怎么去解决呢？张教授说得很明显，需要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规制：党政官僚的力量钳制着资本家的发展，让后者不能直接占有那么多财富，至少也得留下买路财，这样总归贫富差距会小一些；社会人士也会为受资本压迫的工农而发声，会让资本吃相不那么难看，也会让政治力量去注意平衡，维持在“社会力量”可接受的框架内。当然，社会的力量，在张教授这里是中产阶层的力量，尽管开始这样影响政治，但是一些倾向也让张教授以为盲目，于是政治力量也需要对其进行纠偏。

　　不过遗憾的是，对于如此重要的总结，张教授花的笔墨却太少，还有不少问题没说清楚，这里只举两点为例。第一，这三种力量除了上述外在的规制关系外是否有内在的关系呢？或者说它们是否是独立的呢？从“吾党哲学之基础”看，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力量，而政治亦构筑于经济社会之基础上。例如，资本家可以投资办媒体、豢养鹰犬为其发声，主管网络一块的官员退休后能入职网络公司发挥其特殊作用。这样看来，三种力量高度交融。既然如此，抽象掉它们间的内在联系，空洞地谈它们的外在影响，可有解释一时之功，却无解释内在之用。第二，为什么三种力量中均不见工农劳动者呢？政治力量是党政官僚，资本力量是资本家或企业家，社会力量是中产阶层，独有工农劳动者不是任何一种力量的至少一部分主体。这样的分析于宪法之规定恐怕有所不妥！不过既然张教授是实事求是的，那么我们也应该相信他所观察和描述的现象——现象层面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怎么能拘泥于教条呢？至于为何如此，许是“文明型国家”的特色吧！

　　9.“整体思维”（理念）[19]

　　中国人的整体观也涉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的安全、幸福、自由、尊严这些价值。这些价值在西方几乎完全属于个人价值范畴，但是在中国文化中，这些价值往往与国家安康的信念紧密相连。……中国长达数千年家庭伦理又衍生出了“舍己为家”和“保家卫国”这种“家国同构”的传统，使得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都把自己国家的强盛和尊严看得很重，并认为这与个人安全、幸福、自由、尊严密不可分。[20]

　　原来，“整体思维”的要义之一，就是把个人的“安全、幸福、自由、尊严”与“国家安康”联系起来。换句话说，个人的这些权利只有作为整体的国家稳固才能得到保障。但值得深究的是，这种保障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如果这种保障只是次要的、间接的、极不均匀的，那么与其说是“整体思维”，不如说是“一厢情愿”；与其用这样的“整体思维”去分析问题，不如好好看看现实的矛盾究竟是什么。可惜张教授在这里没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材料，不过我们尚能在前文已有的框架下进一步分析：既然国家是阶级统治之工具，那么其首要目的自然是维持阶级统治，因而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安全、幸福、自由、尊严”的保障确实只能是维持统治的手段而非目的，而这些保障水平的提高，往往有赖于被统治阶级对于统治阶级和国家机器的反抗，如工人罢工与农民暴动。可见，如果这一条确实算是“整体思维”，那么显然也不是由现实直接生长出来的，而应当是有丰富的中间环节畸变而成的。

　　那么张教授所提到的“整体思维”，作为一种现实到底是怎样来的呢？张教授对其来源的解说——“长达数千年家庭伦理”，着实让人疑惑。单单归因于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于论证而言，总是不够稳固的。君不见，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或许因为那时积淀还不够？可到了清末民初，为何还总有那么多仁人志士非得用生命敲响所谓警世钟呢？合理的解释是，后者的做法恰恰在事实上推进了这种“整体思维”的形成，尤其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期。当帝国主义压迫现实地表现为对普通群众的压榨、残杀时，这种感情就有了适宜生长的土壤；当为了反抗这种压迫有了系统而全面的宣传动员、扎实而牢固的群众工作（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坚决而持久的武装斗争时，这种感情便拥有了最好的养料。可惜的是，这种解释虽然更通畅，我们却根本看不到“文明型国家”的“整体思维”有任何特殊或神秘之处了！实际上，这里的“整体思维”不过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时，它是进步的；而一旦这个条件消失，它也就失去了进步性，与曾为中国共产党所批判的国家主义融合，与日本帝国主义提倡的“七生报国”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后者从历史中拉出了楠木正成，张教授又要拉出谁来呢？

　　10.“民心向背”（理念）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政权合法性的论述也是独特的：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民心”，即“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并不完全等于“民意”。“民意”有时可以反映“民心”，有时则不能。……“民心”指的不是一时一刻的“民意”。如果用现代政治话语来解释的话，“民心”指的就是最广大人民发自内心的支持，这种支持源于最广大人民的整体和长远的利益。[21]

　　张教授一阵见血地指出了谈“民心”的要义——“文明型国家”的政权合法性需要解释；进而指出了“民心”和“民意”的区别，前者跨度更长，代表的是根本的利益。可是，同前面的理论缺陷类似，张教授总还有没（或者不能）说明的地方。例如，怎样具体地区分“民心”和“民意”呢？如果解释权本来就在政权手里，这一区分只能沦为帝王术而已。蒋介石大可以挟大义名分进剿“赤匪”，难道就不能在报刊上做顺从民心的粉饰？凯申公对于那些一时的“民意”，甚至可以采取“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的策略呢！阶级社会的政权不免有其阶级性，统治阶级想必不会为了被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努力奋斗，相反，将统治阶级自身的利益上升为全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倒是很常见的事哩！还望张教授再思考思考，怎样才能把这个话说得更清楚，而不是从故纸堆里拎出一些词句就完事了——更何况这些词句其实一点都不高大上呢！

　　11.“选贤任能”、“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和而不同”（理念）

　　很遗憾，这四点所谓理念实在了无新意，同样不过是从故纸堆里拎出来的好词而已——当然，这可能正是这四点可以上升到“文明型国家”之理念的原因。

　　例如：

　　在过去30多年中，我们已经在整个体制内推行了以政绩合法性为基础的“选贤任能”制度，大致形成了能够致力于民族长远和整体利益的精英团队和梯队。[22]

　　把现代官僚制解说成以政绩合法性为基础的“选贤任能”，不就兼具现代性与古意了吗？可是，政绩合法性就能确保长远利益了吗？现实的答案是坚决的否定。张教授自己也说过，政府要维持稳定求发展，而发展才是合法性的支柱。这样看来，要有好的政绩，必得求稳定。可是，求稳非但不是“长远和整体利益”的同义词，有些时候甚至会与其尖锐对立呢！就像2020年初武汉地区的疫情中所表现的那样，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几个重要会议的顺利开展和稳定，一度隐瞒疫情、推延处理，造成疫情在湖北地区的严重态势和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扩散！既然现实已经让人民群众认识到这种官僚制存在痼疾（且不论是否能真正致力于“整体利益”），张教授也不应当再回避了。

　　又例如：

　　中国拒绝西方的对抗性政治，并大力强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共同之处，极力化解社会迅速变革带来的各种矛盾。西方模式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博弈，喜欢斗争哲学；而中国经历了百年动荡，现在更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共生，提倡和谐哲学，最后就是看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如何。[23]

　　把维持稳定、保持发展以确保政权合法性的做法解释为“和而不同”的“和谐哲学”，多么美妙啊！不过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很明确，张教授确实已经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了，因为马哲绝不会也不可能是什么“和谐哲学”。相反，阶级斗争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实在不能与马哲脱节。按张教授的意思，马哲也许就算是“斗争哲学”呢，毕竟也来自西方！总之，张教授自己一贯的思路已经很明确：要和谐不要斗争！假使张教授看到类似《人民的名义》中大风厂的工人们反对暴力拆迁的斗争，想必也会这样大声呼吁——毕竟他本人不牵涉其中，切身利益毫无损害；反倒是这帮不识相的工人，尤其是王文革这种刺头，这么搞下去那不是得搞的局势动荡、影响营商环境、影响经济发展吗？

　　12.“良政善治”（理念）

　　西方很多人总喜欢强调“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少中国人也喜欢套用这个概念来分析政治问题。它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但同时又明显地缺少诠释力，因为这个观念显然把千差万异的世界政治形态过分简单化了……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更为中性、更有诠释力，同时又能把世界政治简化为两大类的概念，我认为只有良政与劣政。[24]

　　张教授极有魄力地来反对“西方”的“民主与专制”，可惜却根本没有批评到点子上。

　　我们当然可以说“民主与专制”的分析太过简单化，现实的运动自然有各种复杂的因素；但是我们也明白，这一对概念至少在往解释政治现象的路上走而不是单纯地复述政治现象。我们应当在更扎实的基础上予以批判——程序正义的民主自然不能化解社会问题和阶级矛盾；相反，“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25]。因为在这种政治制度下，资本的权力更加可靠，既不因政治机构的缺陷而受到人民的指责（毕竟程序上可是很完美了），也不因个别政治家、官僚的过失就失去统治：这个或者这些资本家太坏了，既要让人修“996”福报，又要让人“669”给他提供更多的劳动力，那就可以骂骂，甚至撸他一把，但也就这样了；那个或者那群官僚太坏了，官商勾结，欺压人民，瞒报冤情，大不了换一些海瑞海青天来，解决一波就完事儿，政绩合法性还是能保证的！

　　然而，与“西方”的这条道路相反，张教授的理论创新反而显得不够严肃了，竟然用“良政”与“劣政”这种单纯抽象的现象描述来代替解释！这样的论调，100年前胡适、梁漱溟等人在《努力周报》第二期上署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就谈过了，只不过他们是将其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去谈的，更显得幻想而无用。虽然如此，蔡和森同志曾批评他们不懂政治的阶级性、不知道这样抽象地描述政治的好坏无异于对统治阶级的最大支持[26]，这一条却同样适宜于对张教授的批评。不过，胡适之等人尚有改变之目标，而且也有理由不懂唯物史观因而不谈阶级性，可是张教授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居然也如此行事，实在教人大跌眼镜！难不成这也是“文明型国家”继承“传统”的特色吗？

　　最后的最后

　　本书的最后两章差不多都是在前面的基础上发挥一下情感，却丝毫不能让我们对张教授的“洞见”有更多一点的理解，所以没必要对其多费笔墨了。

　　到这里似乎该有一个总结，可我们却难以对本书的“洞见”和“智慧”做出什么总结。我们从原书里能得到什么呢？不外乎是：现象的抽象而掩饰的描述，没有逻辑的观点和引用的堆积，旧日言论的重复（大概这就是对“传统”的继承吧），以及滔滔不绝的车轱辘废话。既然如此，大话就不需要在这里重复，我们只要简单回答本文题目所提出的问题就行了。

　　“文明型国家”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它绝不是什么“理论创新”，而只是对当代中国的一种掩饰性的现象描述，是一种充满浓厚“改革者”与“管理者”色彩的意识形态；其次，它通过将“文明型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差异普遍化，掩饰共同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模糊现实的阶级关系；最后，它通过对故纸堆的简单挖掘和国家主义情感渲染，掩饰其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如是而已！

　　参考资料：

　　[1]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18页。

　　[2]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3]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页。

　　[4]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5]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6-60页。

　　[6]蔡和森：《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7页。

　　[7]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9-80页。

　　[8]见威廉·韩丁在《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中论述中国农村改革的实用主义时引用的山西农村民谣。

　　[9]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1页。

　　[10]蔡和森：《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9-115页。

　　[11]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5页。

　　[12]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4-85页。

　　[13]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6-87页。

　　[14]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1-112页。

　　[15]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9-90页。

　　[16]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2-94页。

　　[17]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6-97页。

　　[18]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7-99页。

　　[19]张教授在这一部分提了很多东西，有些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便不再提；另一些除了孤立的观点外没有说明任何联系或逻辑过程，这里同样不论。

　　[20]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3页。

　　[21]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8-119页。

　　[22]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3页。

　　[23]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1页。

　　[24]张维为：《文明型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5页。

　　[25]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国家与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26]蔡和森：《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7-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