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详细回顾了苏联解体前前后后的系列事件,比较客观地、立体地分析了解体过程中各类事件的逻辑关系,对于意欲“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人们不失为一本重要的历史参考资料。该书作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今年已过鲐背之年,到了92岁高龄。他曾于1985年9月—1990年12月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8.19”事件发生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议员。作为那段震惊全球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追忆、反思和评论应该引起今天毅然坚守信仰的后来者们认真学习和反思。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非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用《管仲论》里的这段话来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还是颇有道理的。应该说,苏联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综合实力的迅速提升、取得对二战的决定性胜利、推动社会主义实践由一国独秀到多国花开、重塑世界政治版图和经济格局等,确实得益于列宁时代选中的接班人---斯大林(当然这不是说斯大林是完美的,笔者阅读他关于中国的一些材料,对他关于中共建政前的一些“太上皇”的态度和政策以及在抗美援朝中的一些口惠而实不至的态度和犹柔寡断的作派,也是气得要骂娘,但宏观地、历史地、理性分析,其功劳还是大于错误的);而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苏联解体的肇始者,则是斯大林错误选择的接班人赫鲁晓夫。斯大林某些错误导致了赫氏等继承者们把因斯大林的错误导致的对斯大林的偏见上升为了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偏见。而赫氏集团的偏见与傲慢促使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与斯大林切割的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阶级立场)一起切割和抛弃掉了。1952年2月25日凌晨赫氏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则是这种“双重切割”的标志性事件。
这种“双重切割”形成了如下两种策略并导致如下两个严重后果:一是赫氏在对待民主集中制(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史来看,民主集中制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能否正确运用和坚持,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运动的兴衰成败。“治大国如烹小鲜”,如何“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科学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平衡,着实是对共产党人执政能力和水平的考验)这个问题上,因着斯大林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而提出了“两全”主张(全民党、全民国家),从而有意无意地开启了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行背离民主集中制之实、放弃基本阶级立场的政治变轨时代。但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我行我素、压制民主的作派最终却激起了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铁杆粉丝--勃列日湦夫的政变,他被迫收起王气,黯然下台。由勃氏、安氏(安德罗波夫)、契氏(契尔年科)直到戈氏(戈尔巴乔夫),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选人用人路线脱离了科学的轨道,最终导致苏共的领导从最初的过于集中到最终淹没于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汪洋大海之中。二是在对待资本主义世界上,这位斯大林的接班人,提出了看似颇有远见的“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策略。尽管或许其主观目的是让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但同样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他也有意无意地开启了让苏联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演变时代。量变引起质变,“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所以,后来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最终导致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新思维,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头脑风暴”,他的新思维早已在赫氏那里植入了和平演变的“基因”、埋下了改旗易帜的“种子”。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三十年后的今天,掩卷沉思,苏联的解体以至东欧的剧变固然是历史和时代发展变化中内因和外因、偶然和必然多种因素交汇、耦合而合力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没有严肃认真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选人用人路线,并形成一套不为人言所变的、稳定的、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回望前苏联这座曾用千百万烈士铸就的大厦的轰然倒塌,不得不让后来者感慨良多:“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生子当如孙仲谋”,可惜的是“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以唯物史观之,尽管从宏观上历史重要人物改变不了历史长河的主流、正轨,但在重要的历史关口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完全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加速或迟滞历史前进的步伐,甚至完全可能一度逆转历史前进的方向。因此,如果我们不能高度地重视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培养、锻炼,如果社会主义的巨轮之舵不能牢牢掌握在真正的、原则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手里,将非常可能给我们的事业带来灭顶之灾。正反对比,这或许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苦难曲折行进百年、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个重要经验。
最后,祝愿《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的作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这位苏联不幸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快乐健康,寿登期颐。
2021年3月9日夜晚于家中3月11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