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森林：《资本论》辩证法的开放性

　　摘要：针对辩证法可能沦落为固定、僵化、机械、模式化的“形而上学”的指责, 堪称运用辩证法之典范的《资本论》在存在论、方法论、实践论等层面广泛保持了开放性。辩证法的开放性是防止辩证法蜕变为固化、僵化、模式化“形而上学”的关键。在存在论上, 辩证法是对现实社会中逻辑的提升, 在立足经验事实向整体现实以及立足现实向事实两个方面都保持高度的开放性。在方法论上的开放性表现在, 立足普遍规律对特殊性、非同一性的开放性, 以及借助科学方法对更大整体和视野的开放性诉求。在实践行动论上, 辩证法永无止境的理想追求通过开放性与现实性的互动提供一种“行动的指南”, 保证辩证法不会僵化和固化。

　　关键词：辩证法;《资本论》;开放性;存在论;方法论;

　　一、辩证法的两个面向:存在论与开放性

　　如果要借助一个经典文本来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 那首选无疑就是《资本论》。正如大卫·哈维所指出的, 要理解《资本论》, 必须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 而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 也必须阅读《资本论》[1]13。借助《资本论》来理解辩证法, 直接映入我们眼帘的首先是两个问题:第一, 我们往往是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角度来进行。这一点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二版跋中批评伊·伊·考夫曼“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 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2]20获得了支持理由。割裂注重经验事实与注重整体、过程的方法, 进一步割裂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 再进一步像诺曼·莱文那样割裂马克思与恩格斯, 会在辩证法研究中造成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 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防范。但是仅仅祛除这些割裂, 弥合人为夸大的两端, 就足以很好地把握《资本论》呈现给我们的辩证法吗?笔者认为不能, 我将在本文中论证, 必须把对辩证法的关注从方法论、思维方式进一步上升到存在论 (本体论) 高度, 才能更好地理解《资本论》的辩证法, 也才能真正防止对辩证法的误解。

　　第二, 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评杜林污蔑辩证法“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 靠它的帮助, 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 或者他断定, 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 (……) 的必然性”[3], 马克思在《资本论》二版跋中谈到, 孔德的信徒叶·瓦·德·罗别尔提在《实证哲学。评论》杂志1868年第三期上发表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 除认定马克思“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 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2]19之外, 也是责备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2]19, 也就是用固定的模式处理事实, 推导出“辩证”结论。这种把辩证法视为一种自己走不出路来不得不借助使用的“拐杖”, 一种固定、僵化、无法自己产生新思想时借助套用的模式, 就是极端地把辩证法固化、模式化、 (传统) 形而上学化了。在其中, 开放性完全不存在了, 被否定和取消了。如果区分辩证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以及背后蕴含着的存在论, 这种指责会从叙述方法进一步指向研究方法以致存在论前提。这种指责有两个需要注意的观点: (1) 辩证法是一种方法论意义甚至存在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是一种固化、模式化的思维方式并具有自己的存在论前提。(2) 辩证法是没有足够能力处理大量事实而不得不借助的低端工具, 或自己无法迈出步伐时不得不借助的“拐杖”。针对这种误解, 防止辩证法成为固化、僵化的机械套用模式, 保持辩证法的开放性就至关重要。我们将在本文中论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充分展现了一种足够的辩证法的开放性, 这种开放性足以能够提防辩证法沦落为固化、僵化、模式化的“形而上学”。

　　二、现实先于逻辑:开放性的存在论基础

　　所谓辩证法的开放性是指, 为了防止辩证法固化、极端化为一种僵化、模式化、普遍化的思想, 成为可以随处机械套用的方法, 必须在辩证法追求本质、规律、整体、理想时保持对于特殊、经验、实践的开放性, 以便获得一种结构性张力、一种矫正其固化可能性的力量、一种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力量, 防止辩证法的自我封闭和僵化。这种辩证法固化、僵化为机械套用模式的可能性, 至少在《资本论》时期就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高度重视了这个问题, 自觉地应对了这个问题, 充分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保持辩证法的开放性, 就是应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 开放性首先表现在存在论上

　　第一, 辩证法是发生在现实之中的逻辑, 从现实中提炼出来的, 不仅是从思维、语言中提炼出来的主观的东西。最初的辩证法诞生在思维、语言、逻辑领域, 系指在思维某些复杂存在并用语言来表达思维成果时所成就的某种方法或思想。它与其说是从所探究的存在本身中衍生出来的, 不如说是囿于认知者的能力、所具有的手段产生的限制而不得不造就出来的。就是说, 它是跟认知者的主观能力、掌握的手段根本相关, 不是跟存在本身的本然结构根本相关。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最密切相关的黑格尔辩证法更是如此。它直接就是在意识或逻辑层面上发生的东西, 并以纯粹的形式呈现在哲学之中。如果说在自然、社会层面上也存在辩证法, 那都是意识、逻辑层面的纯粹辩证法向自然和社会领域的推广、表现和印证。立足于意识或逻辑层面的辩证法很容易沦落为一种固化、僵化、机械套用的模式, 在形式上显得死板和僵化。对此马克思心知肚明。对于马克思来说, 克服这一点的最根本之处就是, 把辩证法还原为一种在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形式中直接孕育出来的东西。这种东西的孕育和发生其根本指出不是提炼、表现它的主观形式, 而是现实本身的结构和变迁。对此马克思说得很清楚:“我的辩证方法, 从根本上来说, 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 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 思维过程, 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 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 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22

　　第二, 现实是一种整体存在, 不认可自中世纪奥康主义、司各脱主义至现代自由主义的个体独立论观点。把辩证法的存在论根基从语言逻辑还原为现实的社会历史, 为辩证法的开放性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接下来的问题是, 作为辩证法存在论根基的现实的社会历史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是一种整体性存在!辩证法自古就不认可从古代斯多葛主义到中世纪奥康主义、司各脱主义的那种个体论观点:任何一个个体都完满地分有了一类事物的所有本质和性质, 并因此根本不用依赖于任何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而独立自存。任何个体都是一个完满规定的、简单地包含了整体本质的不可分的单子, 而且它具有存在论上的优先性、基础性和根本性。只有先肯定这种个体独立性, 才能进一步分析事物之间的关系、结构和整体。辩证法绝不这样看待世界。它用关系本体论替代个体自足自立论。在个体自足论认定为一个事物的地方, 辩证法都视之为一种关系性存在。关系优先于个体存在。事物首先是一种关系, 而后才可能是一种个体存在。就像奥尔曼所指出的, 马克思的哲学“将任何事物所处的关系都看作该事物自身的本质, 于是这些关系中的任何重要变化都意味着它所存在的那个系统的一种质变。由于构成现实的基础不是事物而是关系, 一个概念的含义可以根据它想要表达的特殊关系的程度而发生某种变化。”[4]序言Ⅵ-Ⅶ

　　(二) 关系决定事物

　　事物首先是一种关系性存在, 不是一种个体性存在。意思是说, 在《资本论》探究的社会历史领域中, 任一事物成为自己都取决于、得益于在一种复杂的关系结构中从各个关系方那里获得的支撑、刺激、作用。没有这些支撑、刺激、作用, 任一事物都无法成为这样的自己。任一事物成为自己的关键, 不是自身无关于其他存在的个体性, 而是所处于其中的关系结构。所以, 事物都首先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个体性存在:“对马克思社会现实观中的所有要素而言, 关系都是不能简化的最小单位。”[4]任何事物都是关系体系中的一个纽节, 都不是能够独立于其他关系体中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着的东西。商品就是这样一个纽节。资本也首先是一种关系, 而不是有形的货币或资产。正像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时指出的:“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5]41奥尔曼据此认为:“马克思称为‘相互作用’ (或‘相互的影响’或‘相应的作用’) 的东西只是因为发生在一个有机整体的内部才是可能的。”[4]25即, 先肯定独立自存的个体事物, 尔后再把它们整合起来, 并探究它们相互之间的相互作用, 包括作用与反作用, 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观点。因而,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 以及其他A与B、C与D之间的作用, 绝不能在机械的关系中来理解, 而只能在有机整体内部的关系中来理解 (这一点, 阿尔都塞也曾明确强调过) 。所以, “马克思在分析中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如何把独立的部分联系起来, 而是如何把社会整体中到处都能找到表述的有用要素个体化。”[4]关系是首先的, 是先在的, 而个体是在后的和次要的。这是马克思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所坚持的一个基本主张。

　　三、现实与事实的相互开放:兼评莱文割裂马克思与恩格斯

　　由此, 辩证法在现实优先和整体性在先的前提下, 从整体与特殊、现实与事实之间的一致性出发, 坚持一种立足事实向整体性和立足现实向事实性的双向开放。从关系体出发, 可以进一步走向更大的关系体、更大的整体, 也可以走向另一个方向的对个体、细节的关注。该走向哪里取决于辩证法在特定情境下所面临、解决的任务是什么而定。辩证法不固守任何东西, 更不固守在任何固定的地方, 需要走向哪里, 它就会、也能够走向哪里。辩证法决不固执一端而故步自封。双向的开放性是辩证法之为辩证法的一个关键。

　　这就意味着, 立足整体得出的规律与特殊性之间, 同一性与非同一性之间, 整体性的“现实”与具体的特殊“事实”之间, 存在着一种相互需要、不可绝对分开的一体性关系, 不但相互不矛盾, 反而相互限制、相互需要、相互支撑。但是, 探究《资本论》辩证法的诺曼·莱文却不这样看。他把注重整体性现实的立场判给马克思, 把注重经验、特殊性事实的立场归于恩格斯。硬是在本不矛盾的两者之间看出不共戴天的矛盾关系。这是不理解《资本论》辩证法, 尤其不理解辩证法的开放性的表现。

　　莱文认为, 马克思强调整体性的现实, 而恩格斯看中的是经验、特殊、事实。“马克思的方法论更接近于黑格尔, 他从过程的总体开始, 再展开到其特殊性的功能表现。恩格斯则更接近19世纪科学的经验论传统, 他从特殊出发, 各部分累加的结果便构成了一般。”[6]272他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手稿的修改加工突出地展现了“从马克思的总体性到恩格斯的特殊性的转移”, 认为“虽然恩格斯的表述再次使行文更为明白, 但它却减弱了马克思对总体性和全面规定性的强调”[6]282, 恩格斯总是把马克思对结构相关性的强调引向经验、自然科学、简单的因果决定论。这里, 莱文过分凸显了两个人的区别和差异。其实, 重视总体性的马克思绝不是忽视具体的经验数据、材料, 对具体的事实细节马克思也非常重视。对于马克思来说, 强调结构性、总体性绝非可以忽视具体的经验数据和细节。毋宁说, 马克思对总体性、结构性的重视, 以及这种重视中体现出来的“现实性”关怀, 恰恰是以对经验事实、具体经验材料同样的高度重视为前提的, 或者说, 两种重视在马克思这里绝非矛盾, 而是在前后期、在强调不同方面和环节时各有侧重罢了。总体性、结构性的得出, 恰恰就是以大量的实时观察、收集、甄别、分析为前提的。而一旦得出何种结构和总体, 也绝不是一劳永逸地不必更改、只需不断地吸附具体细节和经验材料就可以的, 反而必须随着现实本身的发展变化而调整更新。从总体性、结构性的视角出发, 致力于揭示现代社会奥秘的辩证法描述现代社会发展轨迹的辩证逻辑, 就必须对具体事实、经验材料保持高度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不仅仅是出于补充细节使自己的分析更加丰满具体的需要, 也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沦为用一种固定不变的结构模式筛选、敌视众多难以进入这种模式的具体材料的抽象形而上学的需要, 是致力于在已确立的结构模式与不断更新的社会现实之间相互适应、相互对照从而不断进化发展的需要。就像莱文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工作方式要求他在使自己的意见形诸文字之前一定得阅读有关的题目。他要求在把自己的观点公诸于众之前得详尽地占有事实。他在学生时代养成的学术研究习惯一直保持着, 终生不变, 这种习惯就是对事实的渴求和对定义明晰性的需求。”[6]251渴求事实并不是掉进琐碎事实的海洋无以自拔, 而是在尽可能把握更大事实的基础上把握到作为主导趋势的规律,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关注、重视新产生的大量事实, 进一步把有意义的新事实纳入到对总体现实的解释之中。这是使被把握的“现实”常新所必需的。

　　显然, 这里关注的整体“现实”与具体“事实”的不同, 是辩证法内在的一种不同和差别。它们两者之间需要不断地相互支撑和补充, 需要相互向对方的高度开放。从这样的角度看, 当莱文得出结论, 说马克思对过程、总体性、结构相关性的重视, 以及通过这种重视所表现出来的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 被恩格斯“转向了一种经验的科学发现”, 转向了对经验事实的实证主义强调时, 他显然是把意志固有张力中的一种关系、一种区别固化了, 绝对化了。这本身就是对《资本论》辩证法的漠视和不理解。

　　四、方法论的开放性:立足普遍规律对特殊、非同一性的开放性

　　就其本质而论, 在人们通常的印象里, 辩证法首先是对更大整体的追求, 是对在更大整体中呈现出来的社会现实的追求, 是对跟这种现实本质关联着的规律、本质、结构、总体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 能够使这样的规律、本质、结构、总体呈现出来的方法, 构成了辩证法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二版跋中谈到与叙述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时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 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 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 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2]就“现实”是一种本质把握而言, 被叙述出来的“现实”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这点一旦做到, 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2]22这个“好像是”的“先验的结构”在认识论上依赖于对大量的经验材料的占有, 依赖于遵从特定的方法对这些材料的鉴别、分析、批判、整理、归纳。这个“好像是”的“先验的结构”构成辩证法的核心诉求, 或者核心诉求的关键点, 沿着它无限求索下去的关键点。

　　我们知道, 在《资本论》中, 这个被逐渐叙述出来的“现实”需要通过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才能摆脱其特定阶段上的“抽象性”, 不断走向“思维的具体”, 获得一个更加完善的展现。在特定阶段上被把握到的“规律”, 就是这样的不同阶段、不同水平上得以呈现的“本质”、“现实”。它作为必然性、稳固性联系的规律, 作为辩证法诉求的东西在大量偶然性、经验材料的整合中呈现出来。的确, 规律的呈现是排除了大量的偶然性联系、大量的经验材料, 是在一个足够多足够大的整体中才能发生的。并因此势必是了解内情的研究者通过大量的学术工作才得以呈现出来的。所以, “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内部联系的分析, 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 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7]348, 是一种科学工作。对于大量只了解局部细节、某些环节的具体的当事人来说, 他们虽然是直接的当事人, 却无法在自己的意识里有这样的规律呈现。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多个地方都有说明[7]。

　　但是, 作为必然性、稳固性联系的规律, 并不能替代现实中所有的联系。总有一些联系它无法覆盖、无法捕捉进来。所以, 规律只是一种主导趋势, 即意味着“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 来阻扰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 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7]258。对一般的剩余价值率, 马克思认为, 它“像一切经济规律一样, 要当作一种趋势来看, ———是我们为了理论上的简便而假定的;但是实际上, 它也确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 尽管它由于实际的阻力会多少受到阻碍, 这些阻力会造成一些相当显著的地方差别, 例如, 为英国的农业短工而制定的定居法就是如此。但是我们在理论上假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但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 它同以前的经济形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 这种近似的程度也就越大。”[7]所以, “总的说来, 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 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 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 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数来发生作用。”[7]181

　　如果说, 为了呈现规律所使用的概念、理论就是要撇开大量的偶然联系, 甚至把偶然的东西搁在一边, “在进行这种一般研究的时候, 我们总是假定, 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的, 或者说, 所描述的各种现实关系只是表现它们自身的一般类型的。”[7]160如果不考虑大量的收集资料、观察、整理、提炼、综合等工作, 通过概念、理论、逻辑等形式得以呈现的规律, 的确似乎像一个“先验的结构”。但是, “先验的结构”根基于生动的具体, 根植于活生生的经验现实。因为这个根基永远处在变动之中, 不断有新的需要关注的事情发生, 经过较长时间的累积, 完全可以对以往的提炼概括形成或大或小的冲击, 要求研究者做出相应的修正和更改。所以, 普遍规律永远不是可以固定不变的, 不能固化、僵化为无需关注进一步的变化而只需永恒坚持的绝对规则。相反, 要使辩证方法发现的普遍规律永远成立, 就必需向特殊性和偶然性开放着:普遍规律的成立不是扼杀特殊性和偶然性的存在与作用空间, 而是依不同的领域和历史时期的不同状况、位置留出不同的开放性空间。马克思把规律理解为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理论可以借助日益发达的方法、逻辑把这个主导趋势描绘得很清晰, 借助科学建立某种严格的数字化符号化模型, 进行一种定量分析。但如果固守这种形式, 认定规律一旦成立就排斥所有的特殊性和偶然性, 那这种追求普遍规律的辩证法就会沦为传统形而上学, 并成为与辩证法对立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不受时空限制的规律, 在辩证法的视野内是根本不存在的。马克思曾充分肯定伊·伊·考夫曼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中的如下观点:“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 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 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 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2]21

　　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坚定地批评了这种一开始就力图扼杀特殊性、个别性而不断强化普遍性的苏格拉底式辩证法, 并在这种辩证法出于恐惧拼命致力于建构普遍、永恒、绝对的必然规律, 以理性主义信念拥抱巫术、宗教的绝对命运, 且远离和否定悲剧文化的特性中与尼采的批评融通起来。的确, 如果顽固地强化普遍性而疏远甚至否定特殊性、个别性, 把未来与绝对的普遍规律、简单的乐观主义信念等同起来, 就是对辩证法本性的否定和消解。尼采对苏格拉底辩证法的批评, 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启蒙辩证法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性担忧, 在这里跟马克思对辩证法可能堕落为“形而上学”的担忧是一致的。为了保持辩证法的本性, 必须在坚持普遍性、规律性的同时, 保留对特殊性、个别性、偶然性存在的足够开放性态度, 否则会导致辩证法本性的丢失。

　　五、对更大整体、更大视野的诉求是一种重要的开放性

　　对更大整体、更大视野的诉求要求一种更宽更广的开放性。鉴于自由主义日益扩大的影响, 方法论个体主义日益甚嚣尘上, 必须强调一种正在被忽视的开放性, 即对更大整体的诉求, 在这种诉求中体现出来的超越狭隘事实、向更大更复杂整体结构的开放性。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充分表达了这种担忧, 认为随着分工越来越细, 专家越来越多, 人们越来越陷入对狭小专业领域的局部关注之中, 成为铜墙铁壁构筑起来的井底之蛙。用奥尔曼的话来说就是:“存在的破碎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化的片面性特征一起使人们倾向于关注进入他们生活的具体要素———一个人、一份工作、一个地方———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并因此也忽视了从这些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关系范式———阶级、阶级斗争、异化及其他。最近, 社会科学强化了这一趋势, 它将人类知识的整体打破……”[4]序言Ⅳ由此, 超越局部性关怀、成就更大整体性关怀的必要性更加紧迫。

　　但对更大整体的诉求也很容易陷入大而无当式的假大空套话之中。如果没有严格的、科学的方法论做基础, 这种可能性的发生也并不困难。没有方法论支持的更大整体追求很容易陷入大而无当的素朴之论, 并没有科学的水准。要在诉求更大整体的问题上科学地对待, 就必需一种可靠的方法。《资本论》表明, 整体性诉求需要一个科学方法论的前提和约束。整体是可以无限大的, 能大到什么程度, 取决于可靠的方法。只能依靠具体的方法达到所能达到的范围, 诉求才能是正当的。我们可把握、可谈论、可贴切感知的“整体”依赖于我们所具有的方法, 以及使用这种方法所能捕捉到的事实与结构的数量、边界。我们只能使用我们的方法去编织有效的网, 以便罩住一定范围的事实, 构筑更大范围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 现实把握的范围、细节是向着更可靠的方法、更坚实的努力、更强的认识能力永远开放着的。在这样被把握的现实中, 可能性、概然性、潜在性是具有明显地位的。这也是“现实”的一种特定的“开放性”所在。恰如奥尔曼所说的:“关系观基础上的整体———与这一点可能听起来一样是不同寻常的———永远不可能完成, 而且在我所概述的这种传统中, 没有一位思想家假装知道所有的细节。”[4]66这里他所说的“这一传统”的思想家主要包括斯宾诺莎、莱布尼兹、黑格尔和马克思。

　　从生动的具体到抽象, 再从抽象到思维具体,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借鉴并改造自黑格尔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从抽象到具体的漫长递进中不断地扬弃先前暂且舍弃掉的因素、关系, 成就特定阶段上的“抽象”, 以把握住较为纯粹的“本质”。世界以整体形式存在, 我们却无法一下子整体认知它, “我们的头脑与我们的肚子一样不能一口气吞下这个世界整体。”我们只能借助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从特定水平上舍弃掉一些次要因素与关系, 在一个横切面上, 以离散的形式一点一点地靠近某种范围的整体, “所有关于现实的思考都是从将其分解为可控制的要素开始的。存在的现实可以是一个整体, 但为了被思考和传达, 它必须被分解。”[4]73在不断地分解, 随后在进一步走向思维具体的更高阶段上又不断地把先前舍弃掉的因素、关系尽力纳入进来, 成就一个不断扩大的整体, 愈来愈接近现实的思维具体意义上的整体。

　　在这个过程中, 跨学科的视野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本论》不只是经济学的, 更不只是哲学的, 而是包含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法学等诸多学科视野在内。无论是超越局部的狭隘学科视野, 还是要超越局部的时间阶段, 看清把资本主义永恒化、自然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都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涵盖更大时空的学术视野。正如哈维所说的, 《资本论》所处理的大量材料来自多学科的视角,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来自现存的一切, 基于所有事物经历过的现实, 同时也始于政治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小说家和其他类似的人们对各自经历的全部的、可获得的描述。他把这些材料置于严肃的批判之下, 以发现能够说明现实运行方式的简单而有力的概念。这就是他所说的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 即, 我们从我们周围直观的现实着手, 进而更深入地观察对现实起基础作用的概念。”[1]8

　　马克思充分体验到分工带来的效率与进步, 更同时看到基于分工扩大而随之带来的合作的迫切性、必要性。的确, “没有这种分工就没有商品生产”[8], 私人性成为社会性, 社会性水平不断提高, 是最大的现实。社会性的共同作用场域, 为辩证法构筑了坚实而复杂的基础。辩证法就发生在这个基础之上, 并在这种社会性作用中孕育着更大的整体性联系、更宽阔的视野和力量。恰如梅洛-庞蒂所说, 只有在社会性中, 才存在辩证法:“只有在这种类型的存在中 (诸主体的结合在这里得以发生, 它不仅仅是每个主体为其自身而提供的一道风景, 而是这些主体的共同居所, 是它们进行交换和相互结合的场所) , 才存在着辩证法。辩证法不像萨特所说的那样表现为一种目的性, 即全体在那种按其本性以分离的部分存在的东西中的在场, 而是一个经验场———每一要素在这里都向其他的要素敞开———的整体的、原初的融合。它总是自认为是某种经验的表达或真理 (在这里, 主体之间, 或主体与存在之间的交流事先就被确立了) 。这是一种并不构造整体, 而是已经处在整体中的思想。它有一个过去和一个将来, 它们并不是对它自身的简单否定, 只要它还没有过渡到其他的视角或他人的视角之中, 它就是未完成的。”[9]这就进一步引出了再一种开放性:基于未来塑造的、与实践行动密切相关的开放性。

　　对更大整体的追求是一种开放性的要求。对更大整体的开放并不意味着建构一种无所遗漏的整体, 而是一种依据合理、科学的方法对整体性视野的追求, 是一种基于科学方法而变得可操作的开放性需求。

　　六、永无止境的理想追求:永远向未来的可能性开放

　　马克思在《资本论》二版跋中明确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 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 按其本质来说, 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22辩证法理解现实, 把握整体的目的就是向着更光明的未来推进现实, 把富有前途的趋势实现出来。社会现实的未完成性、开放性, 是辩证法寄予希望的所在。当诺曼·莱文说辩证法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作为社会分析的方法, 另一个是作为行动的指南时, 他是对的。“行动的指南”是“社会分析”的目的所在。辩证法的第二个方面比第一个方面更根本、更接近和通向其最终目标。

　　从最早的辩证法对真理、正义、规则的追求, 到马克思对自由和解放的不懈追求, 都反映了辩证法不断达求高远目标的持续性和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反对禁锢和固化, 反对对所追求的美好存在的固守与占有, 反对固步自封和懒惰傲慢, 不相信能够绝对、永恒地达到设定的目标。就像伯恩哈特·瓦登菲尔斯在《走向一种开放的辩证法》一文中指出的, 辩证法的开放性是三种意义上的“仍未”, 是多种面向未来和更高目标的不确定性:“整体仍未完全被确定;过程仍未达到其目标;主体和对象或主体和共同主体仍未彼此完全和解而且仍未完美地被实现 (zu sich gekommen) 。以这种方式来看, 开放性显现为一种临时的 (provisional) 、过渡的环节, 可以被比作一种仍未完满的运动。中介性的诸个体环节之间的矛盾驱使发展朝着其内在目标进行;尽管特定的发展阶段有事实上的局限性, 但模糊的目的大体上是被保持的。”[10]

　　辩证法从运动、发展的角度看待世界及一切事物, 目的就是在发展中发现通往美好未来之路, 在现实中探寻所向往价值不断实现的基础、趋势、条件, 并通过实践主体的积极作为予以推进。作为“行动的指南”, 辩证法永远是现实根基与永无止境的理想追求之间的中介、桥梁。如奥尔曼所说, 辩证法的描述是为了给工人阶级提供一种行动的指南, 有助于推动他们的行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未来是作为一种选择被提出来的, 其中惟一不能选择的是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4]15而“我们能够选择的是在这一斗争中站在哪种立场上以及如何进行斗争。辩证地理解我们被社会所决定的角色, 辩证地理解构成我们现在的同样必然的限制性和可能性, 这为我们做出自觉而明智的选择提供了机会。对必然性的认识正是以这种方式宣告了真正自由的开始。”[4]16

　　我们认为, 作为“行动的指南”的辩证法有这么几个特点:

　　1.辩证法的理想不是绝对、固化的东西, 而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处境高度结合着的超越性存在。它无法不顾历史处境地随意挪移, 更无法不顾历史处境地生长, 而必然是随着现实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变更。不顾现实土壤的挪移, 强行实施往往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马克思早就说过:“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 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1]辩证法的理想绝不是一种达到某种状态就固定住、就此维持住的东西, 而永远是一种基于现实并因而有矛盾和问题需要继续求解的超越性存在, 并永远向随时随地变更并且复杂的现实开放着、约束着。

　　2.总会是一种超越性, 总是具有“理想”的特征。马克思绝没有因为现代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而对这一社会大加赞赏, 反而坚决批评过度美化现实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把共产主义理想从乌托邦提升到科学, 绝不是把理想完全等同于现存, 而只是把理想建构在坚实的根基之上。这就意味着, 辩证法的理想目标内在于已得到科学剖析的现实之中, 因而与正在发生着、发展着的历史主导趋势内在一致。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构成辩证法理想的客观基础。比如自由、全面的发展, 就是如此。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论证了, 资本逻辑的展开必定带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从而可以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一个历史性的基础。“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 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 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 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 不仅是一种分工, 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 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5]389

　　虽然资本感兴趣的是利润、剩余价值, 但资本运作速度的不断加快, 新技术、新产品的不断运用和推出, 势必造成劳动者不断加快劳动技能的更新, 发展、锻炼更多的技能, 适应更多的劳动类型和需求。同时, 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也使劳动者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 可用于其他才能的锻炼和提高。多样化、快速的多样化转型使得劳动者具有更多样的选择, 更有可能贴近自己的个性, 造就更全面的发展。在这样的意义上, 马克思断定, 资本可以为个性的实现创造基础:“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 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 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 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 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 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 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 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5]286通过这些论证, 马克思把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的“理想”呈现为一种正在资本的现实运行中发生着的趋势。只要进一步地驱除资本的资本主义限制, 就可以进一步地实现已存在着但被资本限制着的客观趋势。

　　3.但已经处于生成中的客观趋势绝非注定的东西, 而是需要实践推动, 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甚至某种牺牲才能成就的东西。实践推进首先是出力流汗的劳动, 只有它才能创造这种条件, 充实、奠定自由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而后才能是变革社会关系的实践, 创造性活力得以释放的实践等等。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超越了浪漫主义, 不再像浪漫主义那样寄希望于散发光彩的反讽, 靠未被污染的内在自我去改造和突破越来越强大的合理化体系, 而是在往往需要出力流汗、辛苦紧张的劳动中不断奠定自由与解放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 或与此同时, 才把变革社会关系的实践纳入议事日程。马克思对此有明确的论述。在1857—1858年手稿中, 他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 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5]109除了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还特别强调集体、团结、组织的力量, 呼吁“工人必须团结一致, 通过集体的努力, 用阶级的力量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一个社会的屏障, 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由的契约’把自己和后代卖给资本受奴役和送死。”[12]马克思的辩证法与其说寄希望于独立个体, 不如说寄希望于有组织、有自觉意识的阶级主体。只有他们的实践才能承担起辩证法赋予的重大历史使命。马尔库塞说得对:“真理并不是固定地和自动地从先前的状态中产生, 只有依靠人的自主活动取消现存状态的整体, 它才能产生。”[13]辩证法通过视界扩展、科学方法论的帮助、物质基础的具备所获得的一切资源和可能性, 最后都诉诸于历史主体的实践行动及其作为。辩证法最后永远对之开放着的巨大历史空间, 永远都是历史主体的创造性实践。只有在这种实践的运作和推进中, 辩证法才永远富有希望, 富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