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今天，我们继续跟随莫艾老师的分析，发掘互助合作对人们意识、情感、精神、主体状态、自我—他人关系感受方面带来的变化。通过理解李準的另外两篇小说《农忙五月天》与《冬天的故事》，进一步体察合作化时期农民群体的精神世界，探寻激发农民心中潜藏着的，情感、尊严感、伦理与价值意义感的方法。
李凖（1928.7.4-2000.2.2）是我国著名的编剧、小说家，本姓木华梨，后简化成李，原名李铁生，曾用名李准。中国农民最熟悉和热爱的作家之一。创作了五十多篇小说，近二十部电影文学剧本，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李双双》（1961）。
本文原标题为《“新与旧、公与私、理与时、情与势”中的人——试探李准1954-1955年（合作化高潮前）的小说创作》，转载自公众号“妇女研究论丛”，首发于《妇女研究论丛》2022年第1期。本号分上下篇转载，今天转载下篇，上篇见文末阅读原文， 转载时有删减。
作者｜莫艾，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展开。
图片来源：网络
04
“新与旧”“理与时”“情与势”
中的乡村社会、家庭
《农忙五月天》的另一重要主题有关社会、社会改造者如何认识社会、如何与社会互动。在从家庭内部到不同家庭、互助组和生产队乃至合作社之间关系的表现尝试中，李準密切观察合作化不同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和随之出现的新问题，努力跟随政策要求组织写作主题，同时意图在可行范围内，在通常的“阶级”视角、生产、分配等视点之外，观察、表现多方面有所差别的农民和他们不易确切定位的变化状态。
《农忙五月天》以东英组建托儿所为叙述主线，勾画出鲜活的乡村妇女形象。应该说，李準有意描绘了一群处于“中间”层次的人物：华二奶这位独居老人是不那么令人喜爱的老年女性形象——性情孤僻、冷漠，又因属乡村中的孤弱而生活境况不好，计较劳动、工分；吴秀梅嫁给城市的工人，比较娇气，不爱劳动，又因城市的生活条件、生活习惯而过不惯农村生活，同时性格较内向、不愿主动和人交往，但心地单纯；雷桂花吃苦耐劳、有责任心，但之前较少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缺乏带动周边人的相关意识与经验方法，她的卫生习惯、育儿意识也处于原来的状态；王大凤原先是村里的妇女骨干，丈夫是乡长，高龄生下女儿后心思全在孩子身上，不仅不顾自己村妇女主任的工作，同时对托儿所这一新的育儿组织不信任，也不愿意干自家农活。作品中的男性干部王满喜的形象也值得分析：他为人诚恳、肯付出、有公心，但对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缺乏热情，在东英的参照下，衬托出他在认识、调动乡村社会潜能和与人互动沟通方面意识和能力的不足。
《农忙五月天》封面图|图片来源：网络
这些人物体现出作者不同的观察点，潜在突破了主要以物质经济条件来界定的“阶级”视角和“先进”“落后”的简单区分，并呈现出对社会转变过程中一些新的因素和中间人状态的观察。作者并将农村托儿所这一般作家很少选择的题材视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据此观察它所引动的家庭氛围、母子关系、夫妻关系、邻里关系特别是妇女间关系的变化状态。他没有采取以确定标准作预先评判的态度，而是努力观察妇女在日常生活习惯、家庭关系、家务劳动等方面新的感受、要求乃至情感状态的某些微妙变化。在文本中，这些人物同时交织呈现了有着不同尖锐度和矛盾的现实因素：合作组织如何对待乡村孤寡老人，如何对待培养乡村社会政治上不那么积极但有潜能的妇女(如雷桂花)，如何面对城乡生活的差异给农村青年带来的影响、城市生活对农村青年的吸引力，如何教育和对待合作化过程在工作生活上同时面临着新问题、自身也发生着变化的不同干部，等等。
有意思的是，作品对这些人物不同侧面的表现，并非基于单一的观察点与认识思路，而是基于作者对此阶段乡村社会中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因素、状态的敏感。例如，王大凤因溺爱孩子而对村里的妇女工作不负责任，甚至不愿干自家的农活，这种行为可以说很超出一般农民的意识与做法，作者却在表现大凤做乡长的丈夫批评妻子，但他们的夫妻关系依旧和睦。再如，大凤宠爱孩子，嘱咐保育员照护自己孩子，偷偷从地里跑回托儿所看孩子；吴秀梅第一天当保育员后出现身体疲累的情形。东英对这两位的反应与作品的描写笔调，显示出在作者看来，这些行为、心理不应被轻易定性。从公共意义看，这些人物的不同侧面有的不那么理想，有的则有可能达成更具建设性的社会公共效果。作者的目光与描写始终处于一种“观察”状态，意图以宽厚、平和的笔调与态度呈现人物的特点和不同面向。
在有关“移风易俗”的主题表现上，作品不是通过观念式的说教或设置明显的情节矛盾，而是经由平淡、细小的情节来展开的。例如，东英教育托儿所里爱欺负小孩子的小孬的方式：给他一个责任位置并教他有效组织孩子的具体方法，在使小孬转变的同时，也让孩子们在集体生活新的组织方式中得到乐趣。再如，东英坚持给孩子们及时洗脏衣服，使得妈妈们也不好意思让自家孩子穿着脏衣服来托儿所。作品还特别传达出的一个层次是，在东英等的工作取得初步效果的同时，托儿所实际开启了一个新的乡村公共空间，围绕这一新事物、东英的努力以及各家孩子们的表现，引发着乡村的公共舆论，内中乡村社会一向发挥作用的“道义”“情面”“脸面”也构成作用因素。这些共同促动着妇女、村民对东英等工作的感受和认识，进而推动乡村日常卫生习惯和育儿方式的悄然变化。
对于这些新的因素、状态及后续可能引发的问题，作者选择点到为止，没有表现这些因素更丰富的形态展开，因此表现的深度有限。但这些由不同视点观察到的因素和状态，已初步显示了作者观察社会的视点和意识，同时也构成主人公东英体察、调动、组织周边人们的工作内容。东英在这一过程中的反应方式和处理方式，也可谓体现着作者对于乡村社会和其中人的观察与理解。
这些是李準在1954年和1955年合作化高潮前的创作中所贯穿的意识与思考。这一时期，初级社扩大并加速发展，高级社开始较快启动发展，经历了几次调整、整顿和反复过程，且全国大部分农村呈现出初级社、高级社、互助组、单干户并存的状态。这一过程的总体趋势是，合作组织的职能权力总体不断扩大，合作化对农村社会的渗透、影响程度越来越深，基层合作组织、乡村政府与乡村社会需要面对不断引发的新问题和新状况。李準努力体察这些状况，同时随着不同阶段政策的焦点与要求，在题材选择与表现上不断探索与调整。
李準此阶段写作的另一重要面向，是以家庭关系为情节结构枢纽来表现和思考变化中的个人—集体、公—私关系。
这一阶段，农村的利益分配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依然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但合作组织的生产、组织方式开始打破原有家庭界限，国家与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群体的调动重心在不同阶段也有所变化，这些变化同时配合着观念意识层面新的要求。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些变化开始越来越深地进入乡村家庭空间和农民的日常生活。
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家庭成员在观念意识、公共事务参与状况以及在合作组织、乡村社会与家庭中的位置感和日常生活、心理、感受、情感等方面的差异(如年轻人和长辈之间)，多数情况下会加大。家庭内部差异性增大，同时集体在生产生活层面的职权范围加强，个人与集体、家庭与集体的关系的相应要求也变得更高——这些叠加在一起，乡村现实将呈现怎样的复杂状况和新问题？将对家庭和个人造成怎样的影响？面对这一新的状况，合作化实践想要更好落地、扎根农村，除生产、组织、管理方面外，还需在哪些方面展开工作？合作化干部在工作意识、工作方法和认识等方面应进行哪些调整、改善？哪些工作能有效帮助农民更加积极配合国家的要求，同时使乡村社会和农民更为顺畅地适应这些变化？其中，家庭可否在此剧烈的社会变动过程特别是在个体与集体关系的调适与建设中，在农民日常生活层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雨》《孟广泰老头》《散会路上》《冰化雪消》《农忙五月天》等作品，显示出李準的相关观察与思考。
1963年的李準（左二）
图片来源：《人民画报》1963年10月
李準似乎意在将家庭作为合作化运动扎根农村、农民的枢纽。面对合作化推进速度的加快和程度加强给家庭空间造成的影响、变化越来越大的局势，李準越发突出家的作用。在他的笔下，社能促进家，家能促进社，家庭与集体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这正向关系的基础，是家庭成员之间、家庭成员与集体成员之间在观念价值、行为、情感层面相互理解的加深，以及情感与心意连通关系的建立。
李準意图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饱满地表现一种理想的新的家庭关系状态：新的国家意识、集体意识、男女平等、老少平等和民主意识进入家庭，物质利益的作用比重下降，妇女和年轻人的位置获得提升；年轻人与长辈彼此尊重、关爱、体贴、包容，在彼此深入认识的同时也相互教育。作于1955年元月的两部小说《在大风雪里》《散会路上》，以凝练的短篇写法，聚焦于合作社和参军(连带着对于国家的感受)在家庭空间里对家庭成员的观念意识、情感、心理、家庭关系造成的影响。
《在大风雪里》的新婚夫妇小菊和铁良心心念念想着社，并将之作为对自己、对对方的要求。夫妻二人同时为“公”的过程，没有导致彼此关系的紧张：他们一方面要求对方进取投入；另一方面生怕自己落后，相互体贴又相互帮助。共同克服困难的过程加深着他们心与情感的互感、连通。
《连环画：中国乡村故事（一）在大风雪里》
封面|图片来源：网络
《散会路上》描写了一个四口之家的故事。其中，公公是乡民政委员，前一年就曾想给儿子报名参军，今年想在乡里的积极分子参军动员会上头一个报名。但在会上看到刚过门没两个月的儿媳低着头闷不作声，老人回想到老伴的担心，以为儿媳心里不愿儿子参军，内心焦急，却没有主动发言。在散会路上，儿子问媳妇为什么不发言，媳妇先说在生人面前害羞，犹豫了一下之后告诉丈夫，她看到公公没有表态，担心两位老人不愿意儿子离开家，因而没有当众发言。媳妇向自己的丈夫保证，一定在家里照顾好公婆，在社里也会挣同样多的工分，他可以安心去参军。两位新人商量好回家分别做父母的工作。公公半路听到小两口的对话，走近路先到家告诉了老伴。老两口知道儿媳的心，非常高兴。小两口回到家，发现老人已“打通”了思想，但“到底也没想出”老人“为什么转变得这样快”。这篇不到一千字的小说，充满了两位老人与儿子儿媳、老两口间与小两口间温厚动人的关系与情意。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他们彼此间的相互尊重：公公和媳妇在社动员会上，因为体贴照顾对方的心思和在这样郑重场合中的情面而都没有公开表态；两位老人不是偏爱儿子，而是也尊重儿媳；儿媳通过告诉丈夫对待公婆会像自己父母一样，打消丈夫参军的顾虑。在这个故事中，情与理融合在一起，传统乡村信奉的家庭伦理、孝亲观念与平等、相互尊重体贴的意识，与对集体、国家的道义感相融通。
这些表现具有浓郁的理想化色彩。如何认识这样的处理与表现？笔者目前的体会与思考有如下几点。
其一，作品感受的真切、饱满和公与私、情与理的交融状态，显露出这些表达深切根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共和”生成的深厚的社会感与现实感。这些作品呈现出《不能走那条路》以来李準创作的基本精神质感。《孟广泰老头》的叙述间，饱满弥散出安实、温厚而可以信靠的精神感受。《农忙五月天》的情节层层展开，自然、亲切、流畅，内含精神的舒展、充盈感；东英的灵透、通情和她经由努力开展出来的群体氛围与向上状态，不是干枯的，而是由“以心换心”、心意感通所获得的真切饱满的精神滋养来支撑的。《在大风雪里》结尾的描写“雪越下越大，像久别的情人一样向着刚翻开的泥土身上扑去，向着年青人们冒着热气的笑脸扑上去”，形象传达出人与人之间真切的心意感通状态。这种安实、舒展感连通着普通人对人民、国家的朴素感受：“人民”包含了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只有个别极少数人被划为“敌人”)，人民和新的国家是一体的。
其二，具体辨析李準在这些作品中表达的平等、尊重意识，乡村传统的“孝”“公”“义”，以及这一阶段新的集体意识、国家意识，属于不同层次、萌生自不同历史时段的“理”相互融合。有时“新”的理带动着“旧”理，使这“旧”的部分更有活力，更能回应现实中人们新的状态与要求。如这些作品中有关平等意识、“以心换心”方式和有关亲人关系的处理。有时，与“旧理”的结合让“新”的理更能落实到家庭成员日常生活身心感受之中，如《散会路上》后辈对老人的孝敬与老人对后辈的体贴、尊重与情意，使得为国家奉献的观念一方面更好地结合于传统乡村原有的“公”“义”观，另一方面成为新的国家意识更能切身于农民，因此更可真实落地、扎根乡村社会的重要中介[15]。
并且，这些“理”能够被农民所接纳和在具体行为中开展、实现，与人和人的互动交流过程的方式和具体的“情”“境”“势”相关联。在李準笔下，家庭空间和合作组织空间对人的自尊、情面的照顾与尊重，以对人的意识、心理、情感变化和互动契机、情势的细腻体贴为基础的互动过程，对沟通教育的方式方法的讲求，以及“以心换心”的集体形成路径，与正确的集体观念、国家观念、公意识，与合作组织在生产、管理、分配方面的表现同样重要。很大程度上，没有这些工作为基础，没有心理、感受、意识、情感方面的相互体察与连通作为路径，而单纯依靠观念灌输和行政力量来推行新的集体强调的“理”，那么农民的集体意识、农民对合作组织的感受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感受将会相当不同。
李準不是以固化的方式来理解表现“理”，而是结合“时”来思考“理”，努力观察、描写特定历史时期“理”所呈现出来的具体形态。尽管李準写作的展开度略有不足、挖掘表现深度相对有限，但读者可顺着作品已有的描写展开思考：该如何理解合作化进程、历史变动过程中落实于社会生活层面的“理”？怎样的集体观与伦理更能连通人情，更能回应现实生活中人们新的状态，同时更具社会包容力？若想有效回应、含纳现实中新的生活形态和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人们的要求，是否不应执着于“理”的既有形态，而是在深切理解现实境况、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和这其中人的状态的基础上，思考如何有效继承、转化传统“理”的合理内涵，同时积极思考、想象、探索新的现实条件下能切实发挥建设性的“理”的可能形态？
其三，从互助组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家庭、集体、国家三者关系在不同时期包含着不同的紧张，如何有效调适这三者的关系，成为国家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关注重点。在1954年、1955年合作化高潮之前的这一阶段，李準的主要思路为：表现这些因素如何克服暂时的矛盾、问题，最终取得相互加强的正向关系。在公权力不断扩大、集体要求不断提高的现实背景下，李準越发注重表现家庭成员相互尊重、体贴、彼此带动的理想关系与温暖深厚的心意感通、呼应状态，使家庭为新阶段中个人与集体形成良性关系发挥枢纽性的助推功能。相应于这一思路，作品的情节构造容易让人联想到乡村社会喜爱的传统戏曲“大团圆”结局，人物的“和美”关系也容易被认为回避了现实矛盾的表现。不过，若将李準予以正面处理的问题进一步明确化，同时思考作品所正面呈现的方面与相关条件如若缺失将会引发怎样的现实后果，可引发出更深的思考。
这些作品的处理促使读者思考，在职权范围越来越强、对个人要求越来越高的集体面前，如何认识李準一方面对合作化进程中农村家庭关系、农民的精神状态怀有信心并做出积极的表现，另一方面特别期待新状态下的家庭可以作为农民与更高要求的集体之间发展出良性关系的必要空间？拓展这方面的思考需要做更多工作。在此，笔者仅初步探讨李準有关家庭—集体关系的表现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第一，在这一阶段作品中，李準探讨了家庭空间、集体空间应给个人留下自主的反应、思考空间，干部也应努力调动并培养农民的自尊、自律意识；同时，集体需要给家庭、个人留下合理空间，好的集体状态应让人们感到自在，应帮助个人发挥自主性。同时，家庭如何对待有所差异的家庭成员？《孟广泰老头》《冰化雪消》《农忙五月天》《散会路上》显示，李準特别认识到在合作化这样的转变过程中，家庭在配合集体的同时应承担起教育、护持个人的功能，进而强调家庭对公—私关系的调适与良性发展的重要意义。某种意义上，家庭内部如何对待有所差异的人这一主题，也呼应着更大范围的互助组织如何对待合作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因素，包括贫农与中农、单干户与合作组织、老社与新社、强社与弱社之间关系的调适等主题。
第二，对家庭的重点描写和对农民个人、家庭、集体间连动关系的表现，显示出在李準的视野与观察中，他特别重视思考合作化这一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态如何落实、影响到农民的精神感受与日常生活。换一个角度说，他着力观察、思考合作化进程中乡村社会和农民日常生活处于怎样的状态。从整体来看，或许可以说，从更加立足于社会的视点来观察、表现合作化进程中农村的日常生活，并由此观察农村社会与农民，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是相对薄弱的。李準这一阶段的作品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物质生产为核心评估指标的“阶级”视角，并通过对干部的工作过程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通过家庭和集体如何对待有所差异的个人等主题，呈现出更加基于社会的视点，同时展现了农民在物质利益之外的心理、意识、精神、情感方面的状态。农民的日常生活主题在这一阶段没有被更多正面表现(《孟广泰老头》表现更多)，但这一关切包含在对家庭、家庭成员的关系状态和生活氛围的表现中。李準着力于表现在投入集体的同时，农民日常的饱满状态、新的生活和情感要求以及家人之间彼此更能心心连通、情意更加深厚的关系与氛围。这些映照出作者当时深厚的现实感与社会感，也反映出他开始观察、思考合作化进程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读者可由此思考，如何在实现集体目标的同时，让农民获得更好的日常精神、情感状态与更好的家庭关系、家庭氛围(而不仅是物质条件的改善)。
本节所讨论的两方面内容：有关社会改造者如何认识社会、如何与社会互动，以及合作化过程中家庭对个人—集体、公—私关系良性建构的作用，实际构成相互承接与呼应关系。李準当年围绕这些主题的观察与表现促使我们思考：是否可以不过度依赖自上而下的强势观念灌输和制度、组织方式的推行，而同时通过其他方面因素的介入与配合，有效调动、激发社会内部活力与向上潜能，并使社会在历史展开过程中更能发挥主动作用？
05
怎样认识“群众”：
进才当年的教训和今天的思考
李準1957年创作的《冬天的故事》(原名《没有拉满的弓》)可谓有力推进了他在此阶段的核心思考。这部作品接续《孟广泰老头》《农忙五月天》等作品的主题，但转换了表现角度，探讨管理组织者在关键环节出现致命问题导致的后果。这部作品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李準1953-1955年的写作与思考，故在此尝试展开有关探讨。
《冬天的故事》的主人公陈进才是一位成立一年多的高级社副社长，他精明能干、工作投入，不贪图个人利益，一心想着在农闲的冬天通过副业为社积累更多财富，但他的工作却一步步陷入困境。在作品的表现中，陈进才陷入困境的根源在于不相信群众。他认定群众私心重，贪图物质利益，爱占公家便宜，没有对于“公”的自觉意识，不相信大多数群众保有这些品质，并可以通过思想工作、以诚相待等方式把他们的这些品质调动出来。在这样的基本认定下，他看不到觉悟高的社员的表现，也无法平心分析导致社员积极性不高的具体原因。这样的群众认定使他陷入对社员的各种自以为是的用心计、先入为主的防控中，造成与社员的严重隔阂，引发社员的抵触，从而造成他冬天副业计划的失败。作品显然在探讨一系列重要问题：代表公权力的干部要如何行为，才能在当时的乡村社会打造出一个生产成功、社员也更愿意接受的集体？干部经由怎样的工作方式能够更深入地观察、认识群众，并经由与群众的良性互动而获得更具建设性的公私理解？给予群众合理的自主空间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力，对公—私关系的建构和集体自身状态有着怎样的作用？
作品深刻表现出，进才虽然熟悉社员情况，也常常很能把握对方心理，具有很强的沟通能力，但由于这些能力基于农民最在乎物质利益、惯于占公家便宜的认定，使得他缺乏对人在物质追求、心思计较之外其他面向的感受、理解力。并且，由于对群众的基本认定和他日常习惯用算计、管控、压制方式对待他人，陈进才的感受、认知状态和主体状态变得单面，难以体会人的意识、情感、心理的细腻和丰富面向。这使他意识不到他的方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感受、心理、自尊感和集体理解产生的负面影响。作品的表现透露出，进才的主体状态不仅使他与社员产生了隔阂，也使他与身边对乡村和群众的理解更灵秀、更内在的妻子玉梅产生了隔阂。进才努力体贴玉梅，鼓励玉梅参与集体事务，却与玉梅内在的关键面向产生了隔阂，并在不自觉中伤害到了玉梅的自尊[16]。他不能吸收玉梅有关村庄妇女和群众状况的理解和她对自己工作方式的意见，也不能足够有感于玉梅对家庭空间的浸润，有感于自己处身的活色生香的生活世界和村庄人们鲜活热切的群渴求，更谈不上在人们已有人际感受和经验基础上引导他们获得更深的集体意识。
版画《豆选》|图片来源：网络
难以对周围人获得真切和具体的感知，使进才和大家的隔膜越来越深，集体、“公”在他的意识、潜意识中也越来越与组成这集体的具体的人隔开，越来越抽象、教条。他的公意识被隔离于周边人们的生活实际、具体状况和他自己所处的丰富的生活世界。作者犀利地描绘出，在进才的逻辑意识中，“公”实际变成上级的生产任务要求和生产、存款数字。建基于根本怀疑农民的意识、道德、行为和自律能力，以及在工作和感受、意识层面与他人的高度隔膜，导致他这时意识里实际已将“公”与“私”割裂乃至潜在对立起来，他的公—私关系理解僵化、失衡。
在作品中，妇女希望在家捡烟叶同时照顾家的想法，被进才理解为想脱离社的监管，趁机占公家便宜。在他的潜意识中，公私之间已然变为矛盾的关系，因此公私兼得的想法变成对公的损害。若果真如此，则意味着进才这时认定的“公”实际已凌驾于集体中的个人之上。由这样的意识状态再往前推，意味着在这样僵化的感受、意识的规定状态中，进才难以突破原有意识来思考“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难以明白社会主义集体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集体中成员相互帮助、走向更理想的生活与社会形态，也无法意识到错误的群众理解、工作方式已导致自己走向自己主观意愿中“一心为公”的反面。
如何有效防止干部陷入这样危险的意识状态？作品点出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在不信任群众的前提下，进才用物质利益管控、卡压、处罚等方式对待社员，带来的后果是“干部不相信社员，社员也不相信干部”。由作品已展开的表现来推想，这后果不仅施加于对象(群众)，也会同时施加于管理者：进才的方式增加了群众的抵触心理和反弹，致使群众以同样的方式来应对他，在表现上更注重物质利益；进才则据此更直观地确认已有的认识与逻辑，更难反观检讨自己。这样的状况循环反复，导致他与群众的隔阂加深，他对“公”与公—私关系的理解越来越偏狭、失衡。作者通过银柱、玉梅特别是炳文点出另一种工作方式：相信群众，“厚诚”对待社员，耐心讲道理，告诉群众集体工作目标的意图，给予群众民主讨论和参与空间，同时采用更为体贴的劳动方式，发放更为合理的副业酬劳和日常零用钱，通过这些不同方面的工作，引导社员改善对社的观感，加深对于社与干部工作的认识，调动他们更积极投入集体事业的热情。
两种思路做法引发我们思考：给予群众合理的自主空间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力，对管理组织者、对组织自身有着怎样的意义与作用？进才对群众的预设与认定，导致他意识中“公”先在高于“私”，同时导致进才认定有更高觉悟的自己和干部必定高于群众。因此，只要自己没有私心、“一心为公”，那自己的行为就一定是正确的。这实际意味着，他认为无须经过群众检验，自己便可当然代表“公”、公正执行“公”，群众被取消参与、监督公共事务和干部管理行为的资格。通过陈进才这一人物，作品引导出一个重要问题：失去对干部和组织发挥有效反馈、监督、校正作用的必须中介——群众，将对组织的运转、干部的管理行为造成怎样的后果？
在不信任、利益算计逻辑和压制管控手段面前，群众难以表现出他们本来具有的更加积极、正面的面向，还会增加他们对于干部、集体的负面感受。作品中，进才所在的高级社刚刚成立一年多，大多数社员没有达到高级社要求的“觉悟”程度，但大家并没有以和进才同样的手段与方式回应他。他们不配合进才，是因为想要获得“现活”和更合理的报酬。而在现实中，如果一个社会和组织以利益、绩效为核心追求目标，同时设定组织成员最在乎物质利益、缺乏应有的公共意识与素质，进而忽视人们物质利益之外的价值、情感、心理需求，将实际导引出人们怎样的应对心理、应对方式和面向，进而形塑出怎样的组织状态？如果缺乏其他制衡因素，这种方式将极大助推甚至压迫个人以同样的逻辑、方式对待组织和他人，促生个人的自利心而非利他心，进而导向组织成员间恶性的竞争关系。以绩效考量为核心追求目标和围绕此标准构造的组织关系，将对组织中人的自我感受、他人感受、组织感受造成怎样的影响？将给个人和组织自身造成怎样的后果？这是作品所开启的对于今天仍然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思考。
《李準小说选》|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将《孟广泰老头》《农忙五月天》与《冬天的故事》三作相互参看，李準有关人与制度关系的敏感更加清晰地浮现出来。事实上，从《不能走那条路》到此阶段的写作中，哪些因素的配合可能促成农民意识的转变和对集体更积极的投入，互助合作可能给人们意识、情感、精神、主体状态、自我—他人关系感受方面带来怎样的变化，以及这些因素如何与探索过程中的合作社的生产、组织、管理达成更好的配合关系，是这些作品的核心体察面向。制度、组织、利益分配、技术这些“硬”的因素条件是合作化展开过程中实践和认识的核心着力方面，李準却极少正面触碰它们。这样的感受体察视角不仅出于文学的特点，更基于李準有关农民、有关如何将农民更有效组织起来的观察与敏感。这些作品启发我们思考，当年历史中的相关观念、制度与其中人的真实关联关系是怎样的，通过怎样的方式、路径能够让各阶层农民在利益的矛盾和资源的限制下更积极投入互助合作实践，并发展出新的人际关系样态。
深入体察政治下落过程引发的社会、人的多方面反应和状态，使得李準此阶段的写作开展出当年政策表述和写作没有正面出现但在历史过程真实呈现的众多面向与经验。这些视点、视野与感受体察为他后来的写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那一段历史。
李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体察到中国农民、乡村社会在合作化过程中显现、开展出来的重要特质、面向和经验。其中的核心体察——农民群体不仅在乎物质实利，还在精神、情感、尊严感、伦理、价值意义感方面有重要需求与相关潜质，在适当的激发调动下，这些潜藏可以被召唤出来，并在新的意识结构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对于今天的社会理解与实践是否具有现实认知与实践启发意义？即，在中国当代现实的急遽变动中，中国社会和多数人当年曾被激发而表现的这些面向、诉求，是否潜藏于今天的现实深处？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是否有可能通过努力将其中可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因素重新召唤、调动出来？这些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注释与参考文献：
[14]例如，大凤不解东英何以与她产生矛盾后迅速转变态度。故事结尾，大凤询问东英这样做是不是因为干部们的指派，东英先是“正经地说”是“自己想去的”，“咱们俩吵嘴是为了社里工作，抱小红也是为了社里工作呀!”明白了大凤的意思后，东英“咯咯地笑起来”，说“谁还和你记仇呢?……”大凤虽然转变了态度，但心里一直放不下两人之前的“别扭”;东英在听到大家对自己工作的肯定后，不再计较大凤的反应，以更坦然的态度和大凤讨论托儿所的工作和保育员的工分。李準:《农忙五月天》，载李準等著:《农忙五月天》(小说集)，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第145、146页。
[15]李準有关农村家庭、家庭关系的体察与思考，与他及夫人董冰的家庭经历有深层关联。李準出生于“诗书耕读”的大家庭，虽在时代变迁中境况日渐艰辛，但家中尊卑有序，家庭关系和睦。李準的父亲是责任意识重、能够隐忍担当的家庭支柱。李準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同时很早表现出体贴人情事理和善于社会交往的能力。他15岁辍学后进一步接触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加深他关于乡村社会和农民家庭的经验、理解。李準夫人董冰出身乡村底层，自幼目睹、经历种种艰辛悲苦，遭遇兄弟姊妹离世、母亲重病的经历，很小的时候就帮助母亲做家务。在此境况中，她家周边患难的邻里善良、勤俭、坚忍、宽厚，在艰困中相互扶助，结成深厚的情意。李準和夫人关系和睦。李準不少作品的语言、人物、故事来自董冰的乡村见闻与讲述。李準对时代转变过程中乡村社会、文化、习俗、道德、伦理等多方面状况的体察，构成他有关农村、农民理解的重要根基。参见董冰:《老家旧事———李凖夫人自述》，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
[16]作品有关乡村民间集市的场景氛围、玉梅为家人做的早饭、玉梅和孩子们参加集市的打扮等的描写，表现出农民的生活兴味、生活情感与人的灵秀状态，这些描写也体现着作者的感受、情感与理解。作者还特别描写进才喜爱比他小十几岁的玉梅。进才穿着玉梅巧手做的“雪白的漂亮鞋子”被村人开玩笑却不生气，“到了没有人地方，总是要把鞋子上的尘土跺个干净”。他同时表现出，进才不自觉地以农民贪图实利的认识看待玉梅:看到玉梅往拿回家的社里的烟叶上洒水，进才立即判定玉梅和妇女们想增加烟叶的分量、占公家便宜，这让玉梅感到很伤自尊(“进才这样想，她自己就觉得害羞”)。引自李準:《没有拉满的弓》，《长江文艺》1957年第5期，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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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公众号“妇女研究论丛”，原文发表在《妇女研究论丛》2022年第1期
原标题：“新与旧、公与私、理与时、情与势”中的人——试探李準1954-1955年(合作化高潮前)的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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