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乾坤”这个人物所想到的——刘继明老师《黑与白》读后点滴

　　刘继明老师的小说《黑与白》中，有一个人物叫宋乾坤。宋乾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革命，解放前在从事地下党工作时，有过叛徒嫌疑。解放后，这个叛徒嫌疑始终也没有查清楚。更重要的是，宋乾坤这个人，虽然参加了革命，但是个人主义思想挺严重。解放后，他贪图享受，而且一心向着升官，想着谋取更高的地位。宋乾坤虽然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但是他缺乏共产主义理想，而且在解放后生活腐化，在男女关系方面很不检点。文革期间，宋乾坤理所当然受到了清算和批判。但是，“改开”后，宋乾坤又被平反，而且成为“改革派”。不仅如此，“改开”后的宋乾坤又沾上了经济腐败问题。

　　通观宋乾坤的一生，与某些老干部颇为相似。当然，刘继明老师是把不同的老干部身上的特点，经过文学虚构，集中到了宋乾坤这个人物身上，使宋乾坤这个人物具有了象征意义。这个象征意义，就提醒着人们去反思。反思什么呢？就正如毛主席1976年年初在《重要指示》中所说的那样：“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文革中，有不少曾经在白区工作过的老干部，被指为历史有问题，甚至有的人被直接指为有叛徒嫌疑。文革后期，多数老干部都被还以清白。其实，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白区地下党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当时确实出现过一些叛徒，甚至身居重要职务的叛徒，也曾给党组织造成过很多破坏。但是总的来看，民主革命时期，白区地下党的多数党员是很好的，是怀着一颗赤胆忠心，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正因为当时地下党纪律非常严格，所以一旦出了叛徒，很快就被发现并清除，没有造成地下党内部长期隐藏着大量叛徒、特务这种情况。

　　纵观历史，从民主革命过来的老干部，之所以有些人进了新社会、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而落后了，主要原因恐怕并不是跟他们解放前的经历有关，而是跟他们自身的思想、世界观改造不彻底有关。1972年，稻某人给毛主席写信，表示“永不翻案”，毛主席在他的来信上批示说，稻某人“没有历史问题、没有投降过敌人”。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历史上没有问题，就能说明他思想不会堕落吗？就能说明他不崇拜资本主义吗？

　　中国共产党，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的白区地下党，还是解放后在防范帝国主义渗透方面，“反特除奸”工作始终是做得很好的。然而，很多老干部在思想方面，却没有跟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步伐，从革命战争年代豁出命去干革命的英雄，变成了思想上不思进取、不思改造、不追求独立思考的平庸人。而思想上的背叛，比直接投降敌人，是更可怕的一种背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都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

　　现实中，像宋乾坤这样的很多人，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解放后思想上放松了学习和改造，加上官作大了、脱离了群众，又加上个人生活上贪图享受、不愿意再艰苦奋斗，最后堕落成为走资派，即使不是自觉的走资派，至少也是走资派的拥护者。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应该承认，有很多老干部是走了这样一条路。如果不是这样，毛主席逝世后，也不至于这么容易就使党和国家发生了变化，也不至于这么快就使社会风气发生大倒退，也不至于后来发生私有化、发生两极分化、致使腐败成风、造成压迫群众的“新三座大山”。

　　1956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谈到当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时，毛主席说：“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后来的历史证明，老干部们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让毛主席失望了。

　　现在我们回头看历史，苏联、东欧原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那里，无论是当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肆虐时，还是20世纪末“颜色革命”成风时，都没有很多人站出来，没有很多人敢于“反潮流”。我们中国，老干部们很多人也都是长期“随大流”，思想上没有独立思考。在我们中国，“改开”以后，只有少数人敢于站出来。例如，当年有人利用所谓“真理标准大讨论”企图搬倒毛主席的旗帜时，吴冷西老同志站出来反对过。又例如，20世纪末，魏巍、喻权域等老干部把《中流》和《真理的追求》两个杂志办成了老左派阵地，对当时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私有化浪潮进行了抵制和批判。再例如，21世纪初，当党内某个大人物公然提出“党要扩大阶级基础”的时候，魏巍、郑天翔等一批老同志，敢于站出来给予批评，不怕打击报复。但是，纵观毛主席逝世47年来的历史，老左派只是老干部中的极少数，多数人已经退化成政治上的“聋哑人”、“观潮派”。另外，老干部中，还有少数极右派，像原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原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那样，成为反毛、反马克思主义的急先锋。

　　大家可能还记得，1979年，有一位军旅诗人写了一首诗，题为《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揭露一位老将军为了给自己建别墅而下令强拆一个幼儿园的事情。此诗发表后，遭到最上层稻某人的指责，使这位军旅诗人遭到灭顶之灾。这件事虽然已经封尘多年，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将军是谁呢？其实，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他曾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文革中他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充当了武汉保守派的后台，被毛主席、中央文革批评、撤职。但是毛主席一直很关心他，特地点名让他当党的“九大”代表。毛主席去世后，他却说他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而且，他还以功臣自居，强拆幼儿园为自己建别墅。从这件事里，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到宋乾坤的影子。

　　回顾这些历史，令人不能不深思。现在网上有一种论调，认为共产党一旦获得政权，就会出现所谓“官僚化”，既然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脑体差别、等级差别，就必然脱离群众，就必然造成“官作大了，就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这种情况。我认为，这是从托派理论衍生出来的一种错误看法。毛主席在1976年年初的《重要指示》中，说的是一部分老同志，并不是说所有老同志。毛主席的意思是说，这些老同志思想上放松了改造，因此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停滞起来不愿意继续革命了，加上他们官作大了，有了好房子、小汽车，就脱离了群众。毛主席说的意思，首先是说这一部分老同志思想上放松了改造，而不是说只要是官作大了，就必然脱离群众；并不是说只要是有了好房子、小汽车，就必然腐化。

　　所以，说来说去，这还是一个思想意识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每一个人，无论是老干部，还是知识分子，抑或是普通工人、农民，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面对一系列重大思想是非问题，你站在哪一边，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而老干部，因为他们在职时手中掌握着党和国家方方面面的领导权，所以他们当中多数人站在什么立场，则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尽管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发动起来，是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根本所在。但是，在某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掌握着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的老干部，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记得，刚刚 “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报纸上宣传说，“四人帮”炮制了一个反动谬论，说民主革命只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反对资本主义，所以从民主革命过来的老干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必然都是走资派。其实，“四人帮”根本没有炮制过这样一个反动谬论，而是批判“四人帮”的人炮制的，又强行按到了“四人帮”头上。他们这样做，目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就是说，要否认毛主席1976年年初在《重要指示》中指出的“有些老同志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停滞不前了，不愿意继续革命了”这一点。他们不敢公开说要否定毛主席，就替“四人帮”炮制了这样一个“反动谬论”，再去批判这个所谓的“反动谬论”，目的是要阻止人们去思考党内出现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一重要问题。

　　总而言之，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老干部在历史上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后来实际上起到了什么作用，这真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刘继明老师在《黑与白》中刻画的宋乾坤这个人物，就有了很大的讨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