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角度看，《黑与白》很多场景，如香椿花，我都觉得很熟悉，有一种通感的感觉，虽然只看到画面，但是你的耳朵也听到声音，能让人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再如对顾筝父母处在文革的那个大背景下恋爱又分开的描写，还有杜威向顾筝表白被拒的描写，都觉得很熟悉。虽然很多作者都有这样的写法，但刘继明老师写出来的文学味很浓，而且不失人情味。
每个人读《黑与白》都觉得有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从干部到群众再到学生。我没有经历80年代，只能通过史料和口述去了解80年代，感觉当时气氛是蛮开放的，我有几个右派朋友和长辈，听他们说80年代大胆开放的气氛，很多言论都能分享，通过学术讲座和论坛这种形式，当时很普遍，像郎涛这种资产阶级西化分子，今天海德格尔明天就是马克斯·韦伯，都特受欢迎，当时正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主流思想中都不怎么受欢迎。
李泽厚在80年代提出过一个命题叫“救亡压倒启蒙”，指五四运动之后的救亡大潮延误了中国的启蒙，还有刘再复的《告别革命》，都是从学界表现80年代的一些思想转向，《黑与白》中写到当时东江大学的学生因为食堂的饭菜问题贴大字报，然后不少师生都上街了，明眼人一看就是在讲89年那次春夏之交的事情，还有宋晓帆和郎涛合作了一部电视片《大江东去》，它的原型显然就是《河shang》，包括王晟当时在队伍中跟着走，被杜威拍照留档，还影响到毕业分配了，杜威是省公安厅派到他们学校的信息员，这个情节让我联想到现在一些教授给大学生上课时说不好在课堂上引申太多的话题。可见在这部书里刘继明老师把80年代多个方面的变化写得入木三分。
“新左派”汪晖提出过“漫长的90年代”的命题，说89年之后到今天都处在90年代的延长线上，为什么不把80年代写进去而是归在“短20世纪”里呢？我想可能是因为 80年代还有不少社会主义遗泽，革命还没有走远，在“漫长的90年代”，这个遗泽是逐渐消耗的，而且革命真的是被“告别”甚至 “否定”了，发展到今天就有了“she皮资肉封建骨帝国血”这个说法。
好，现在来谈书里写的3个老首长。
首先看宋乾坤，他参加革命的初衷就是孔庆东老师说的，他是地主的儿子但他喜欢的女孩子被他父亲抢走纳为小妾，然后他为了夺回那个女孩子就被表姐韩英拉去参加了革命，而韩英后面是嫁给了洪虎。
这部书我读了好几遍，第一遍看的时候我是做到通读理顺故事情节，第二遍看的时候我就对应找人物原型，第三遍再看一些关键情节和人物。比如洪虎将军的原型就有好几个，如开国上将XX,XXX,都是他的原型，而且晚年看就更像了，在 80年代都很维护毛主席的声誉，像王震在去世前说“毛主席早看了50年”，但是子女跟洪太行一样 “该干什么干什么”。所以我觉得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不能只看他说了什么，还要看他做了什么，对群众的态度是什么。
在书里宋乾坤跟洪虎形成了一个很微妙的关系：洪虎是他的表姐夫，建国初他受到组织调查的时候洪虎保护了他，改开初也给他在建别墅这种事情上通气，所以我想在党内他们和他们一样的人有没有因为私人恩惠而形成这种小派别小圈子，书里没有明写出来，但给人留下很多的想像空间。
宋乾坤参加革命的初衷已经写明了，那么，洪虎将军参加革命的初衷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以分析一下，很有可能也是遇到不公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书里没有写，但根据他晚年最后说他儿子残疾之后不能生孩子了，就希望女儿女婿生个儿子传宗接代，而且他去世前也和儿子洪太行和解了，可见他去世前不是想如何传承革命精神，也不是去想如何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续革命，而就是担心没有传宗接代，从这里就能看出他的传统封建思想还是很浓重的，换言之就是他的思想改造是不合格的。其实当时党内的确这样一些有着封建思想、资本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他们自己的思想都还需要改造，但他们是不承认这一点的，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不用改造了。毛主席为什么说“党内真懂马列的人不多”，从这些细节都可以解释。
宋乾坤被国民党抓捕又放回来，骆正一直向组织写信举报说他怀疑宋乾坤很有可能是叛徒。虽然书里没有明写，但我是倾向于宋乾坤的确叛变了。因为首先宋乾坤参加革命的动机就是不纯正的。再看他女儿宋晓帆的做派和想法，他自己平反之后迅速就把女儿弄回来，拆掉孩子们的校园盖别墅，当时有一个诗人叶永福就写了《将军，你不能这么做》，写的就是上将陈再道。说起来也蛮有意思，陈再道的孙子还开了小红书，前不久在小红书上亮出来他的爷爷，然后下面马上就很多评论，后面他就把小红书删了。
宋乾坤后面不是经常习惯性出轨么？他是很喜欢年轻漂亮姑娘的一个人，有过多次情感经历，即使不算他最早喜欢的被父亲抢走的那个女孩。他早期在东江局做警卫参谋的时候，喜欢上了宗达的妻子安娜，后面宗达留下了一个谜团——他到底有没有叛变，但按叛变处理了，他的妻子安娜就在宋乾坤的追求下两人结为了夫妻。之后，他还想往上走，但因为骆正的举报仕途上被耽搁了，但他觉得因为安娜是宗达前妻的身份导致的，所以跟安娜已经产生了情感的破裂，他对安娜从一开始也不是真心喜欢的，他最开始就是贪图安娜的美色，后面觉得安娜妨碍他升官，两个人的争吵就开始了。而且安娜的儿子宗小天也不是他亲生的，所以他后面就跟照护自己的护士罗伊在一起了，到改开后他做了省委副书记和常务副省长之后，还把罗伊安排成省外办的副处长，可见他这个人是把党产当成自己的私产的。
书里还有一个情节，就是杜威带着王晟去宋乾坤家里拜访的时候，宋乾坤临摹了一幅诗，那首诗就是毛主席逝世之后叶剑英写的那首《八十抒怀》“导师创业垂千古”，从这里又能确认宋乾坤的又一个原型了。但宋乾坤的原型蛮多的，他其实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走资派中的一个代表。
宋乾坤的资历非常丰富，他给宗达做过警卫员，又在抗大学习过，相当于党这方面的资历有了，他又在新四军做领导工作，这军方面的资历也有了，后期做地下宣传工作、建国以后从事省委工作，这政方面的资历也有了，相当于是党政军的资历是齐活的。那么从这里就能看出当时党内这三个方面存在着不少这样的领导，他们要么思想不纯要么是还没有经过改造的这样一些人。再到后面，宋晓帆的再婚丈夫白文的父亲不是写了回忆录么？里面说寄望于像宋乾坤这样的人在党内搞演变（木马计划），也许后面可以比杜勒斯计划演变的还要快。宋乾坤这类人，他们骨子里是不信马列主义的，我看过很多国民党高层的回忆录都说明了这个问题，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党内很多人参加革命可能是抱着一种为个人牟利的态度，最后成功了就排排坐吃果果。
顺便说一下，当宋乾坤以胜利者的姿态得意洋洋地问狱中的安娜历史将怎么看待他们这些人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了他是一个假的共产党员。而安娜对于文革的理解是很坚定的，她认为“文革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宝贵实践，是对革命第二天这个世界性难题的一次中国式解答，很不幸它最终失败了”。但安娜提到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思想是跟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下的继续革命是相通的”，这里我是持反对意见的，二者不能轻易画上等号。但安娜推崇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从这一点上她有这种想法也可以理解。
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它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不是单纯的就去斗私批修抓几个走资派批斗一番就完了，它是深入人们灵魂的改造，是对人们思想的改造，希望人们能够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我看很多老干部在晚年的时候和一些左翼学者研究说，为什么中国能够避免走向苏联和东欧的那种悲剧，就是因为有过文革的这番大演练，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
书里三个老首长，最后一个就是古首长， 他的原型非常多，如XXX、XXX、XX等人。看《黑与白》第三部第170页。他跟陈沂蒙说允许资本家入党这件事情引起一些老同志的质疑，而这些老同志就是联合上书的有=老省委书记李尔重还有吴冷西、袁木、魏巍等，其中魏巍是《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那个思想守旧的僵化的人物角色的主要原型。
书里写道：“涉及到我们党是否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是这些年理论界流行的补课论的反映。”提到这个补课论，就要说一下最先提出的郑必坚和龚育之。郑必坚做过中央党校的常务副校长。01年法共依靠蓝领工人阶级选举失败了，社会党依靠中产阶级选举成功了。当时郑必坚就发了一个言论，说党可能要改名了，还跑到美国讲这个事情。在骆正原型古正华老人《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文集里都有写到。可见革命真的不是一党一国的事，而是世界性的。
郑必坚和龚育之这两个御用笔杆子在文革结束后最早就是提出“两个凡是”的主笔，后面邓小平说我们要科学完整正确的阐释毛泽东思想，来打倒“两个凡事”。这两个主笔人后面又变成胡赵的智囊了，郑必坚后面还给赵真人的13大报告做了主要起草。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党内很典型的那种投机型知识分子。通过这两个人在毛主席逝世以后的言行作为，我觉得毛主席说“知识分子是一张皮，他不附在无产阶级上，就要附在资产阶级上”的论断很经典，比如王若水、刘宾雁也是同理。
古首长说：“一个时期以来，有一些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学者鼓吹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他们的论据是说，资本主义尚未发展的国家俄、中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在这些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不应当发生而发生的，是不满月的早产和畸形”。这话最早讲的是考茨基，考茨基跟他们的思想是相同的，但是考茨基是修正主义者啊，补课论的孪生兄弟应该说刘少奇的养猪论。
其实这个补课论它在我国广泛流传，不是偶然的,而是爱资病的借口。很多人都忽略了中国有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很多封建思想会在人们的脑子里残留，不是说一浇就能清干净的，从1912年清王朝覆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过就是隔了37年的时间，你说这37年时间怎么就能让封建思想一下子完全残余干净的，不可能嘛。所以人们思想会有一定封建残留，包括像现在很多人期盼有青天能够站出来为民做主、为民说话，也是这种封建思想的一种表现。
所以像胡适还有《财经》的一些学者就说人民很愚昧要启蒙。19年年底的时候财经副主编就某某在微博上说 “这30年的启蒙都失败了”。他们这些“启蒙主义者”其实是根本看不起人民群众的，觉得人民需要受他们的启蒙，他们就是高高在上的大先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才有启蒙人民这个说法，这种思想观念就是一种英雄史观的体现。毛主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同样的37年历史，人们思想有封建的残余，但为什么编着辫子的父亲养出了上战场保卫人民的儿子，裹着小脚的母亲也养出了堵枪眼的儿子。黄继光的母亲是小脚妇女，可以说是受到封建主义摧残的，却培养出了黄继光这样的英雄儿子，这是为什么呢？列宁曾说人的思想是需要灌输也是可以灌输的。这种所谓的补课论不也是一种灌输么？所以才说“意识形态这块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去占领”。但意识形态属于一个上层建筑的范畴，在经济基础已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上层建筑不可能一动不动，所以意识形态出现变化甚至混乱是必然的，否则就陷入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窠臼里。
补课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不应当发生而发生的，是不满月的早产和畸形。但其实哪个时期才是畸形的、早产的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网友都把49年到76年统称为第一共和国，简称“一共”，把76年到12年统称为第二共和国，简称“二共”，12年到现在就是 “新时代”，叫做第三共和国，简称“三共”。这三个时期中，恰恰就是补课论提出的“二共”才是早产的畸形儿。有观点就说“二共”是畸形早生畸形早死的，有不少人都说它当时本身是可以完成那种转型的，就是17大以后07年到12年，当时党内的上层路线分歧是很严重的，到12年的时候已经出现道路斗争了，我导师提这个说法的时候我当时持怀疑态度的。我们知道，改开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否定文革的基础上的，到07年08年出现了一些呼声，要合理的反思改开、冷静看待文革的这个思潮（新左派）。那几年《文化纵横》《天涯》上发表的文章上都有点这个倾向，要不反毛分子茅于轼也不会在08年说“我对改革的前途失望了”这种话。像西南地区因为受重庆的影响比较明显，大街上还出现过类似的传单，我在回顾自己的心路转变历程那篇文章中说当时我是很受触动的，当时央视上都会放一些红歌，甚至是文革期间那种没有经过改编过的。有人说“是不是要左转了”，后面回过头来看才知道不是曙光重现，而是一种回光返照。12年之后，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变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现在变成了为大局服务，用吴敬琏的说法就是经济基础从官资变成权资了嘛。
古首长跟陈沂蒙说：“如果允许把允许资本家入党写进党章，我们党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吗？工人阶级还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吗？这一系列问题不能不让人思考甚至忧虑。苏东和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首先就是从改变指导思想和党员成分开始的。”都说照镜子，看现在哪一个企业家不是党员，但不是说他只有一个党员牌子，而是说当时允许这些“新的社会的阶层”入党就是给了他们一张光明正大的皮，到后面他们连这个皮都不想要了，不想和工人阶级连在一起了。
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补课论会开始流行呢？古首长：“小平同志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头两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列主义毛思想。单凭这一点，补课论就违背了小平的意愿。”“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就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十个如果”中的第十个是“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能够避免这种两极分化”。这是在南巡讲话里讲的。
说个题外话，最近爆火的游戏《黑悟空》，这个悟空的形象也是随着时代在变的。孙悟空的形象，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是一种自我审视；在民国呈现的是一种“谁要他封？”，表现一种可以自己去争取不求人渴求独立的心态；85年的《金猴降妖》在为白骨精为代表的伪装妖精“正名”；86版《西游记》“敢问路在何方”表现的是一种寻路难的困惑；95年的《大话西游》表现的是在经历过89年和92年讲话之后的年轻人在面对反叛和归顺之间的选择和当时人们整个心态的迷茫；06年《静静的嘛呢石》是通过孙悟空作为汉藏的联系来表达对“包容万物的天下之爱”的追求，15年的《大圣归来》就是民族主义在改变12年前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平分春色的局面登上舞台变成三足鼎立的背景下推出的。
当然又扯远了，扯回来。
古首长最后说：“什么时候突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是指共同富裕要研究。”邓小平同样留下了一个在合适的时候说党要适时要去对毛主席做出全面评价。但这些都没有下文了。
听到古首长的这些话，“陈沂蒙觉得自己身体内某根被堵塞的血管疏通了，浑身的血液往上涌，他感到一种久违的兴奋和激动，从内心里认同。”我第一次看到《中流》一些文章时也是这种感受。“可毕竟他也不是当年刚到首长身边那个年轻秘书了。省委书记的身份像钳子一样卡着他的脖子，使他不得不把涌到喉咙口的话强压了回去，以至于那张微黑的脸孔都变红了。从胸腔深处长长吁了一口气。”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不是矫情，而是因为我当时想到的是大浪淘沙革命并没有停止。陈沂蒙是一个搞阶级调和的革命摇摆者，他这样的革命摇摆者最终是会被时代抛弃的。他最后不就跟着他所代表的那个畸形“二共”（他就是二共的一个畸形产儿）一起被抛弃了么？所以，在革命道路上进行拉锯、辩驳、斗争的过程中，会很蹒跚、很艰险，甚至是要流血要牺牲的。革命不是在键盘说两句口号来个云革命家就可以了，没那么简单。
古首长问陈沂蒙，他“是不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陈沂蒙说“您一直是我们党内坚定的改革派。”这句话并非奉承，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崇。刘继明老师写道，说陈沂蒙认为“古首长刚才这些话与其说是保守，不如体现了一位改革元勋在改革进入深水期后，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深深忧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触很深，陈沂蒙是古首长看好的接班人，可以说这两代领导人最后都走上同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共同唱响了一曲改革悲歌的感觉。
陈沂蒙“因为一直处在一线领导岗位，没有时间和精力集中思考这些宏大命题。他这个时候看到古首长虽然年逾九旬，但眼睛并没有像这个世纪的老人那样浑浊，依然炯炯有神。”这里我看到了自己写的旁批：“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庄；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亦难免壮烈的牺牲。若牺牲可以成就高尚的见证，我想你我都应该不有迟疑。”
到最后陈沂蒙因为他再婚妻子名下那套别墅被调离了东江，而当年在大院沙龙上跟他争论的汪海洋代替了他的职务。
在80年代的大院沙龙上，江海洋先是谈了一大段戈尔巴乔夫说“现在已经不是毛主席那种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你死我活的思维模式”，很认可那种所谓的新思维，然后分配到中央办公厅的陈沂蒙就反驳说“那些下岗的职工丢了饭碗，生活没了着落，一气之下聚集起来，包围了县委，县政府。最后，县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给每个下岗工人发放了一笔补偿金才平息下来。说明了一个事实，从建国的那一天起，老百姓就把党和政府当成了他们的主心骨和靠山，遇到困难，首先找政府解决。所以我们各级政府才叫人民政府。什么叫国情，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我们搞改革。每往前一走一步，都离不开这个具体的国情，要照顾到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陈沂蒙说下岗职工围了县政府才想起来发放补偿金，让我想起《驻京办主任》和同时期的沈阳鸡架了，沈阳鸡架就是因为下岗工人下岗了，但是还想吃肉，就自己搞了一个发明，鸡架有肉虽然很少的也算吃得起肉，维持住了自己仅有的体面。当时东北工人闹的是很严重的，包括10年的通钢事件，工人们打死了陈国君，都可以看得出东北工人作为共和国长子的骄傲的反抗血性和斗争性。为什么会“从建国那天起，老百姓把党和政府当成了他们的主心骨和靠山”？之前我跟老井同志聊天的时候，老井同志就说是因为。一，建国以后，当时工人阶级的待遇是很好的，所以在文革的时候，保皇派的数量是多于造反派的，当时最多的一个是逍遥派，很多都是逍遥派，包括当时的高干子弟都有加入，像陈谭秋的小儿子陈楚三加入了逍遥派，还有很多工人就是闹了两天没事干像肖复兴到后面也是加入了逍遥派，我觉得文革的组织路线错误的一个表现就是特别注重去斗争保皇派而没有把逍遥派更好的团结过来，反而在四五事件的时候，逍遥派被拉过去了。
邓小平就很会团结人，起草81决议的时候，他最后说不要把小资产阶级写进来了，所以小资产阶级为什么拥护改开，因为小资产阶级在早期是改开的受益者，他们觉得改开中实现了阶级跃迁。早年我们知道考大学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你考上了国家就给你分配好的岗位了，像早期老三届那几届考上清北的都是中央部委抢着要甚至还出现了学生挑岗位的这种情况。可见改开初期是利好了小资产阶级，直到08年小资产阶级才开始出现了阶级地位滑落的势头，只是当时经济还在上升期就把很多矛盾都掩盖了，很多人就会觉得明年会更好的。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其实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了，你看10年北京有王府井散步，要不当时XX模式怎么会让很多人有幻想有希望，其实这些希望和幻想也是毛主席时代社会主义遗泽的一个表现，人们从心底里还是相信党的，所以毛主席为什么说要破除对党的迷信，这也是一种青天思想的反映。这也是一共时代留下来的强大的政府公信力，是毛主席的政治遗产之一。从这里也能看出陈沂蒙的思想其实是一贯之的，有人说如果他的父亲不去世的话，他后面还会不会这样选择。实际上我觉得是会的，因为他骨子里还是站在一共、二共之间，他的世界观是形成在文革期间的，他整个人的人生经历是和整个历史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从个人性格的角度看他是个宁折不弯的人，即使被大家不看好他也是觉得要坚持自己的看法，但这种个人力量是没什么作用的。当他把他的想法去具体实行的时候就有很多阻力，比如说他刚到东江的时候就遇上了东钢的工人罢工事件，他就想停止所谓的改制，到后面一把他调离他的想法就落空了，东钢的改制在他被调离后肯定还会继续下去。
我之所以会对陈沂蒙最有兴趣，除了相见之缘和地域影响之外，我觉得在自己有限的时间里，能够用自己有限的精力去了解去走进这样一位标志着时代或者是几位标志着时代变化的，不管是资产阶级政治家还是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人生也是一件幸事。当然相见之缘有一定影响，就感觉自己对他也是夹带了比较惋惜的情感。
所以不能依靠所谓的什么党内健康力量，这是很虚化很飘渺的。现在大家都分配问题没有解决好。当时不是在广东方面和重庆方面有个蛋糕论。重庆方面说要先分好蛋糕，广东方面说要先把蛋糕做大，当时我看新闻上找了一些专家经常讨论这个，不少人都是站在重庆方面这边说要要先分好蛋糕，你才能更加做大。但是只谈分配是很容易走到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讲的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最根本的不是分配，那是最末端的一件事情。生产关系最根本的其实是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你全民都了，如果都走官僚资产阶级那边了，人家分一点残渣上发给你有个什么用，而且你工人连管理都不能。所以为什么说鞍钢宪法就好在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这样就会保证干部不是脱离群众的。那个马钢鞍钢的党委书记马宾在文革的时候被整，到改开的时候邓小平又请他复出来了，就是制定经济规划，然后到晚年的时候，他上书中央说要重新举起第二次文革的大旗，这个是他自己悟出来的，他有个采访回忆说他81年的时候觉得鞍钢这一套不对，后面又觉得才是对的。像马宾这样的还有李尔重都是曾经文革挨过整，然后在改开复出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但是到晚年为又回到毛主席和改和文革的这个路线上来了。
革命是曲折的，曲折到它会有一个否定的过程。法国大革命失败后，又经历过波旁王朝的复辟，革命和反革命的复辟之后，最后法国反而是清除封建残余最彻底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你看像日本明治维新直接就走过来，没有经历复辟和反复辟、革命和反革命的这种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日韩这样的封建主义残余就特别多，像中国同样的差不多，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毛主席时代只是革命的一瞬即历史的一瞬，说两极分化、等级分明什么吃得苦中苦伺候人上人才是历史的常态。我觉得不是这样，到后面我觉得经过这一次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以后，中国一定会把封建主义的残余扫除得更加彻底，就像毛主席说的，我们很可能要经历一段复辟时期。从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国际共产主义也开始走向低潮，也有人说到低谷，但我不这样看，我看到印共毛、菲共他们都没有放弃斗争。
现在许多小粉红还有一些所谓的保皇颂圣派动不动就是扯公知美国什么的，红贝老师前几天他在B站上讲，10年到11年的时候，有一批人首先就谈中美矛盾，甚至还保修正主义，说破坏修正主义的一律给你扣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现在这样的人更多了，他们没接触过工人农民就开始云革命，天天“大的要来了”，说好听点叫脱离现实、说难听点就是很弱智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心理。
全球真的是一个大家庭，所谓的一个大家庭，就是资产阶级已经联合成一家人了，资产阶级都联合起来，无产阶级更要联合起来。陈沂蒙的被调离就说明健康力量幻想症该停止了，真的。我在12年以前有这个病， 12年之后一看这个病就迅速好掉了。当然这个病要治，就像老井同志说的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会感觉很痛苦，但是一治好了会觉得一身轻松，毛主席说的好啊，“放下幻想，准备战斗”。
这是我读《黑与白》的一些感想，完了。
（本文系作者在黑与白读书会分享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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