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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明《黑与白》第一部·卷二·第四章

2024-09-20 10:53:54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刘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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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学干事和副系主任

  上学期期末考试,顾筝的《宪法学概论》只考了56分。丢分最多的是两道简述题:“什么叫‘五四宪法’?请简要阐述一下其基本内涵和意义”和“为什么说‘拿破仑法典’奠定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宪制基础”。光这两道题,顾筝就丢了30分。这已经是必修课第二次考不及格,上一次是《经济法》,也是考了五十多分;按照校规,如果再有一次必修课不及格,学校就要按规定对她“劝其退学”处理了……

  开学后第二周的星期一早晨,顾筝刚到食堂吃完早餐回到宿舍,就接到系教学干事的通知,系领导要找她谈话。她看了一下表,离约定的时间只差半个钟头了,便匆匆往系里走去。

  当顾筝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那幢掩映在丛林中的法律系办公大楼时,忍不住猜测:约我谈话的系领导是谁呢?系里除了主任,副主任有六位,顾筝大都只知道他们的名字,跟本人对不上号,有的甚至连名字也记不清楚。

  教学干事正在办公室整理厚厚一摞报表,她是个刚生产不久的少妇,姓靳,白白胖胖的,由于刚生完孩子,脸上还留着产后的雀斑,平添了些许妩媚。靳干事平时跟学生们打交道多,成绩单、课程表什么的都经她手,所以大部分学生她都认得出来,见顾筝进去,她连头也顾不上抬一下,竖起食指往上指了指,向发电报一样简短地说:“二楼212房间,唐副主任。去吧!”

  唐副主任,即唐非副教授,是《宪法学概论》的任课教师,同时兼任顾筝所在班级的班主任。顾筝从小害怕跟陌生人打交道,最怕找自己谈话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系领导。她心里稍稍踏实了一些。

  212房间门框边上挂着一块写有“副系主任办公室”的白色小牌子,顾筝敲了两下门,没有回音;门虚掩着,顾筝轻轻一推就开了。房间里没有人。顾筝站在门口左顾右盼,这时背后响起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她回过头,看见唐副主任提着一只开水瓶,从楼梯口快步走过来。

  “唐老师。”顾筝赶紧闪到一边,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唐副主任嗯了一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顾筝犹豫片刻,也跟了进去。

  办公室只有一张办公桌,陈设虽然简单,却显得很凌乱,办公桌上堆满了书刊、报纸和文件,还有一只不锈钢的大茶杯,看上去像一枚导弹。唐副主任每次上课,都要把这只茶杯放到讲台上。这会儿,唐副主任旋开盖子,给杯子里加满开水,在办公桌后面的藤椅上坐下来,才把目光转向顾筝,像刚看见她似的噢了一声,“顾筝同学,你坐吧!”

  办公桌前面有一把打开的红色塑料折叠椅,软绵椅垫上积满了一层灰,顾筝没有坐下去,并非因为椅子上的灰尘,而是觉得自己作为学生,领导谈话时,她应该站着才合适。

  唐非四十来岁,是个比较注重仪表的人,平时讲课总是西装革履,领带打得一丝不苟,颜色也特别鲜亮;也许是长期讲课形成的习惯,说话比一般人高几度,在教室里还没什么,但如果是近距离,就有些刺耳了,当老师的人都有咬文嚼字的习惯,听起来就像念台词。不过,学生们都很喜欢唐非的课。他的课的确讲得好。在法律系那么多教师中,能像唐非把枯燥乏味的课程讲得趣味横生,充满吸引力的人不多。

  此刻,唐非见顾筝不肯坐下,意识到什么,起身从门后面挂钩上取下一块抹布,将椅子擦拭了一遍,一边擦一边咕哝:“我一个多星期没进办公室,就这么厚的灰尘,可见空气质量多么差!”他擦了两遍,还嫌没擦干净,又低下头吹了一口气,看椅子上是否还有灰。直到他确认椅子上已擦得一尘不染后,才直起身来。

  顾筝目睹了唐非擦拭椅子的全部过程,有点儿过意不去,心里的紧张也不知不觉消失了,因此,当唐非再次示意她坐下之后,她就在那张擦得闪闪发亮的椅子上坐下了。

  但顾筝没想到,唐非开头一段话,让她的心又紧张起来:“顾筝,你的高考分数在班上并不低,可为什么入校后每次考试,成绩都排在全班的后面呢?”唐副主任用一种责备的语气问,表情也颇为严肃。

  “唐主任,对不起,”顾筝不由自主地从椅子上站起身说,“我拖全班的后腿了……”

  “你不要紧张嘛!”唐非抬起手示意她坐下,严肃的脸上浮出一缕笑容,“我今天不是以系副主任的身份找你谈话,而是以任课老师和班主任的身份找你谈话的。不要叫我主任,叫我老师好了。”唐非和颜悦色地说,“我也不是责备你拖班上的后腿,是跟你一起寻找你成绩落后的原因。我不想让一个本来天资很出众的学生,因为一些别的原因被淘汰掉……”

  唐非本意也许是安慰顾筝,但她听了更加惴惴不安了。她觉得唐副主任的话显然是有所指的。

  果然,唐非接下来说:“从大一到大二上学期,你的必修课也不是每次都考得很差,只是时好时坏,也就是说并非你学习能力差,而是学习状态不稳导致的。比方说这次丢分最多的那两道题,只要你平时认真听过我的课,不至于完全做不出来……”

  唐非的声音颇为平和,不紧不慢,听起来仿佛一个高明的医生在给病人诊断病情。

  “我找靳干事了解过,你入校前报考的是中文系,是学校临时把你调剂到法律的。我知道你喜欢文学,选修的也大都是中文系的课程,你还是浪淘沙文学社社员,而且我听说你的诗也写得不错。作为一个大学生,兴趣广泛是好事,不是坏事,但总要分清主次,不能本末倒置了是不是?”唐副主任循循善诱地说,“选修课考分再高,诗写得再好,也不能代替必修课。毕业时颁发学位,毕竟是以必修课为主……”他说到这儿停下来,似乎在斟酌着字眼,“我调阅过你的档案,你很小时父母就不在了,是你哥哥一直在供你上学。你能从楚州中学以高分考入东江大学,证明你天资优秀。不能因为业余爱好,断送了自己的前途。以我的经验,爱好归爱好,专业归专业,两者不能混淆。就拿你喜欢的文学来说。傅雷先生有一句话可谓一语中的,作家也好,诗人也好,只能当一流的,文坛和社会上是没有二流三流文人的容身之地的,但自古以来,真正的一流文人又有多少呢?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过文学,梦想当一个作家或诗人什么的,可文学也好,诗歌也好,都不能当饭吃啊!从择业角度考虑,法律系比中文系好得多,至少它能保证你毕业后有机会成为法官和律师。你也许不知道,现在社会上,当一个法官和律师多么受人尊重……顾筝同学,你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顾筝似乎听明白了,又似乎没有听明白,不安地嗫嚅道:“可是,唐老师……”

  唐非没等她说下去,就看了一下手表,从办公桌后面站起身来,松了松脖子上的红色菱形条纹领带。“我还要去教务处办事。今天就谈到这儿吧!”说着,从办公桌后面走过来,显得很亲切、也很自然地伸出双手,在顾筝的肩膀上轻轻按了一下,并托着她的后背往门口走去。由于两人肩并着肩,顾筝觉得他的个头跟自己差不多一般高。

  走到门口,唐非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顾筝,“以后你有什么困难或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他摊开双手,显得有些无奈地说,“我既然兼你们的班主任,再忙也不能不管你们啊!”

  “谢谢唐老师!”顾筝接过名片,向唐非鞠了一躬,有点慌乱地转过身走了。下楼梯时,她还感觉到唐非在目送着自己。

  经过靳干事办公室门口时,顾筝被她叫住了。“唐主任这么快就跟你谈完了?”她从一大堆名册上抬起头来,漫不经心地问。

  “唐老师有事要出去……”顾筝说。由于站的很近,她对靳干事脸上长着几颗雀斑都看得清清楚楚,还嗅到她身上有一股香水和脂粉混在一起的味道,十分刺鼻。顾筝曾从一本杂志上看过,女人哺乳期不宜涂脂抹粉,否则会对婴儿不好。她犹豫着是否应该提醒靳干事,就听对方说:“在系里的几个副主任中,唐主任最忙,每天忙得脚不着地,连家里的事儿也顾不上……”

  靳干事的声音很低,一边说,一边朝办公室外面张望,生怕被人听见似的。靳干事说这话时的语气有些奇怪,但究竟怪在那儿,顾筝又说不出来。她再次嗅到了靳干事身上香水和脂粉混在一起的味儿……

  2.圣诞舞会

  自从唐副主任约谈后,顾筝一连半个学期都没有参加浪淘沙文学社的活动,连栗红让她担任新一期《浪淘沙》刊物的值班编辑,也被她以功课忙为由拒绝了。顾筝每天的生活都是四点一线:寝室——食堂——教室——图书馆。她的努力没有白费,期中考试时,四门必修课平均分都在85分以上,班上的排名一下子跃居到了前五。有一次开班会,唐非亲临会场,还点名表扬了顾筝,临离开时,特地走过来,拍了一下她的肩膀,面带微笑地说:“你没有让我失望……”

  唐副主任亲切的目光以及温暖的手掌,使顾筝有些激动,但唐非的手掌在她肩膀上停留的时间过长,使她的身体产生了一种不适的感觉,她甚至从对方身上嗅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这种味道,她曾经从靳干事身上闻到过……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就快到圣诞节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学校园开始流行过圣诞节,每逢圣诞临近,各个社团都争相举办各种形式的节庆活动,圣诞帽、圣诞树之类的纪念品,一时充斥了校园大大小小的商店和路边摊点。

  浪淘沙文学社也不甘落后,准备与作家班联合举办一次圣诞联欢舞会。这次活动是栗红一手操持的,她要求文学社的每个社员都不要缺席。

  顾筝原本不想参加的,她一向对跳舞没什么兴趣,跳舞也仅止于扫盲班的水平——刚入学那会儿,她出于好奇参加过一个交谊舞培训班,但学了一半就退出了,除了简单的四步、三步,探戈、伦巴什么的都不会。大一时,顾筝在同寝室的女生撺掇下,曾经参加过一两次在桂园食堂举办的周末舞会。这些舞会都是大学生自己举办的,音响设备和场地也比较简陋,跳舞的除了学生,也有不少社会人员。有一次,有个衣冠楚楚的胖子请顾筝跳舞,一看对方那副西装革履的打扮就知道是外面来的社会人,舞技比顾筝还差,刚上场就踩了她的脚。实际上,那人压根儿就不是来跳舞的,跳了不到两分钟,一只手便开始不安分地在顾筝背部蠢蠢欲动,身体一个劲地往前贴,嘴巴像个大风箱,呼呼直冒酒气,到后来,竟然不顾一切地搂紧顾筝,想要亲吻她。顾筝使出浑身力气,好不容易推开那人,跑到舞厅外面呕吐起来。类似的经历,栗红也曾碰到过。“那家伙想占便宜,被我结结实实扇了一大嘴巴!”栗红满脸鄙夷地说,“这些人仗着赚了几个臭钱,像苍蝇一样往校园里到处乱窜、猎艳,他们就是一群猪猡!”从那以后,顾筝再也没有参加过学校里的任何舞会……

  “圣诞舞会可是学校特批的,在研究生俱乐部举行,绝对的高大上,宋晓帆和郎涛都要参加呢。本人是首席主持,你要不去给我捧个场,就太不够朋友了吧?”栗红说。诱惑、“胁迫”加撺掇,手段堪称一流。

  顾筝一向脸皮薄,顶不住了,只好乖乖就范:“好吧,我去……”那语气,不像是答应参加一场舞会,倒像是缴械投降。

  除了栗红,顾筝没什么好朋友。她从心底珍视栗红的友谊,不愿意背上“不够朋友”的恶名。再说,那段时间她学习太用功,神经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确也想放松一下。

  枫园俱乐部的舞会每逢双周举办一次,包场或节假日例外。

  研究生俱乐部是一幢灰色的苏式建筑,紧挨着中共中央东江局旧址,五十年代后期,东江省委在这儿修建疗养院之后,除了将原来的建筑进行装修改造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设施,其中就包括小礼堂。

  小礼堂总共两层,一楼是个可以容纳近两百人的会议厅,二楼是接待室和办公室,19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每到暑假,东江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都要来这儿住一段时间,一边疗养一边办公,省委不少重要会议都是在小礼堂召开的。疗养院收归东大后,小礼堂也就自然而然地失掉了办公和开会的功能,由于年久失修,一度被后勤部门做过存放物资的仓库。前几年研究生扩招,学校在枫园成立研究生院,小礼堂经过一番装修,摇身一变成为了研究生俱乐部。二楼是阅览室、健身房和会议厅,一楼则用来举行各种联欢活动和舞会。

  比起本科生们因陋就简的“食堂舞厅”,研究生俱乐部的舞厅无论从环境到设备,高了不止一个档次,效果几乎可以和专业的乐队演奏相媲美;进俱乐部跳舞的除了本校研究生,一些酷爱交谊舞的校领导和教授偶尔也会来过过瘾。俱乐部对舞厅的管理比较严格,凭研究生证或学校的工作证才能入场,后来才放宽条件,只需一名舞伴有研究生证和工作证就可以了。因此,在东大的本科生心目中,到枫园研究生俱乐部跳舞,成了某种身份和品位的象征,不少学生谈恋爱约会时,甚至把去研究生俱乐部跳舞当作了首选场所。

  圣诞舞会那天晚上,当顾筝来到研究生俱乐部时,栗红已经到了好一会儿。她是舞会的主持人,舞会开始之前,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

  研究生俱乐部门口的圣诞树是前两天就安装好的,树的周身挂满了琳琅满目的小彩灯,大大小小不下数十盏,像繁星一样异彩纷呈、闪烁迷离,烘托出一股浓郁的圣诞气氛。

  进入舞厅的人越来越多,大都是浪淘沙文学社的社员和作家班的学员。当然,也有几位特邀的嘉宾,其中就包括宋晓帆和郎涛。

  宋晓帆今天穿着一套白色晚礼服,婀娜的身材、优雅的气质,使她具有一种成熟女性特有的魅力。一个女人能成为名作家已足以让人羡慕,如果同时还拥有美丽的容貌和高贵的气质,就难免让许多同性妒忌了。宋晓帆就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当她迈着款款的步态走进来时,原本嘈杂的舞厅忽然变得鸦雀无声,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过来,使她像站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一样,刹那间成为了整个舞厅的主角。

  宋晓帆和郎涛是一同进入舞厅的。郎涛今天倒没有刻意打扮,穿着一件米色休闲西服,头发依然像往常那样散乱,他一只手插在裤兜里走进舞厅时,像平时进教室上课那样,学者的矜持和艺术家的洒脱在他身上奇妙地混合在一起,他看上比在课堂上讲课时更富于魅力。他比宋晓帆要小几岁,但“气场”却一点不输宋晓帆,甚至要略胜一筹。这可能同郎涛少年成名以及留学海外的背景有关,要知道,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和履历总是能从他的容貌和气质上体现出来的。

  当宋晓帆和郎涛走进舞厅时,栗红和另外一位男生走上前去,给他们献上了一束鲜花。给宋晓帆献花的是个男生,给郎涛献花的是栗红。顾筝看见,郎涛从栗红手里接过鲜花时,神情有些不自然;与他相比,栗红反而显得落落大方。这似乎同他俩各自的年龄和身份有些不相称。

  栗红后来告诉顾筝,给宋晓帆和郎涛献花,是她临时增加的“节目”。她这样做,一是为了彰显两人的特殊地位,二也是为了突出她和郎涛之间的关系;但效果也许恰恰相反。因为就顾筝的感觉,如果这是一场婚礼,宋晓帆和郎涛更像是一对儿,而栗红倒像是伴娘。她相信,不仅是她这样想,当时很多人也会这样想。后来的情形验证了顾筝的感觉。

  宋晓帆和郎涛走进舞厅后,音乐就开始了。《世界多美好》、《街头斗士》、《夜总会女郎》……滚石乐队的作品,浪漫、激情、野性、叛逆,即便不懂音乐的人听了,也会心跳加快,仿佛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要燃烧。《外婆的澎湖湾》《童年》《甜蜜蜜》《酒干倘卖无》,这些风靡大陆的港台流行音乐,在大学校园里也不乏拥趸。音响效果的确不错,尤其那充满动感的打击乐,每一声鼓点都仿佛敲击在听众的心上,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带入音乐的节奏当中去。灯光也不错,舞厅中央那盏球形灯不停旋转着,五彩斑斓的光斑洒满了舞厅的每一个角落,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氛围……

  如很多人所料,郎涛率先请宋晓帆跳了第一支舞。随后,郎涛几乎一口气陪宋晓帆跳了好几支舞。两人的舞技都堪称一流,探戈、伦巴、华尔兹……他们几乎像表演一样,引来一阵阵喝彩声。有人甚至不由自主地松开舞伴,停下来欣赏他们的精彩表演。

  栗红显然有些失落。由于舞厅的灯光扑朔迷离,顾筝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但从她拒绝了两个请她跳舞的作家班学员看得出来。顾筝也拒绝了两个人的邀请,一个是文学社社员,一个是作家班学员。顾筝之所以拒绝,是因为她的确不喜欢跳舞,而栗红完全是为了赌气。

  平心而论,今天的栗红仪态万方、光彩照人,并不比宋晓帆逊色,理应成为舞会当之无愧的主角。顾筝想。况且,栗红为今天的晚会付出了不少心血,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举办这个舞会的真正目的都是为了她和郎涛。作为朋友,顾筝暗自替栗红感到不平。于是她走过去,拉住栗红的手,栗红的手冰凉冰凉的,站在墙角,默默望着光怪陆离的舞厅,像一个局外人。

  这当儿,不知从哪儿冒出两个人,约好了似的,同时邀请顾筝和栗红跳舞。顾筝认出一个是王晟,一个是杜威。

  顾筝有些意外:“你们……”

  “王晟和杜威都是《浪淘沙》的作者,我请他们参加的。”栗红以为顾筝不认识他俩,漫不经心地介绍道,眼睛却还盯着舞厅中央翩翩起舞的郎涛和宋晓帆。

  此刻,一曲终了,郎涛和宋晓帆双双走下了舞场。

  “哦,我们是老乡呢……”顾筝还没说完,栗红突然撇下他们,以百米冲刺般的速度向郎涛跑去。那奔跑的速度和姿势,仿佛不是去请自己所爱的人跳舞,而是奋不顾身地冲向杀敌的战场。

  当另一首爵士舞曲《没用的爱》响起来时,栗红已经在众目睽睽下挽着郎涛的胳膊,走向了舞场中心……

  顾筝怔怔地看着这个充满戏剧性的场面,惊呆了。这当儿,她听见有人说:“顾筝,我请你跳支舞吧!”她如梦初醒般地收回目光,见杜威模仿着百老汇戏剧,像绅士那样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伸到她面前,动作和神情都显得有些夸张,而刚才还跟杜威在一起的王晟却不见了。

  顾筝犹豫片刻,将手递给了杜威。

  3.栗红

  栗红已经深深爱上郎涛了。

  栗红是个早熟的女孩,中学时,她就迷上了琼瑶和三毛的小说,日记本里抄录的大都是一些关于爱情的格言,例如“爱情是自私的,是具有排他性的。”“爱情是这样一种东西,即使最贫瘠的土地也不能使她枯萎。”“只要目的是为了爱,干什么都是对的。”等等。她的性启蒙也比一般女孩早,十二岁就来了初潮。那时候,栗红的父母刚进入中年,事业上正处于鼎盛期,他们太忙了,爸爸在东江锅炉厂当老总,管着好几千人,每天一早出门,半夜才归,有时出差十天半月不回家;妈妈在锅炉厂当财务处长,他们都无暇顾及女儿。

  栗红其实是个天资出众的女孩,从小学到中学,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她读的是市一中,一中是全省的重点中学,高一时,栗红悄悄喜欢上了学校的美术老师。美术老师姓肖名白,是刚从东江美术学院毕业分到一中任教的。肖白其实长得一点不帅,又瘦又小,个儿还没栗红高,唯一的亮点是嘴巴长的很性感。栗红喜欢性感的男性。

  栗红的父母是北方人,相貌都很出众,栗红继承了父母的优质基因,初中时就出落得楚楚动人。但栗红为什么会喜欢上肖白呢,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在栗红这个年纪的女孩,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有时仅仅是出于某种好奇,或者青春期的逆反心理。自从肖白单独给她辅导了一次素描课之后,她就悄悄喜欢上这个其貌不扬的美术老师了。那段时间,肖白每个星期都要给栗红单独辅导一次素描课,起初是在学校的美术教研室,后来便转到了肖白的寝室。有一天,肖白提出要给她画一幅裸体肖像。“你的身材太美了,堪称上帝的杰作,我要把你画出来,否则太对不起上帝了!”肖白喃喃着,目光像烙铁一样在栗红身上滑动,使她仿佛着了魔似的无法拒绝。于是,肖白便像剥笋一样把栗红身上的衣服一层层脱下来,扔到地上。当肖白那张性感的嘴唇和栗红同样性感的嘴唇胶合在一起时,栗红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一片雪花那样融化了……

  不久,栗红和肖白的隐秘恋情被父母发现了。一次,栗红的妈妈收拾房间,在她的写字桌抽屉里发现了一摞素描稿,全是栗红的裸体画。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两人见微知著,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带着那摞素描画,到市一中顺藤摸瓜,查出了女儿和美术教师肖白的恋情。中学严禁教师和学生恋爱,发现后一律严肃处理。很快,肖白便被校方开除了。栗红也被父母安排转学到了东江大学附中,东大附中也是省里的重点中学,而且考生报考东大时,还能享受降低二十分的优先录取权。

  由于早恋的阴影,栗红考入东江大学后,并没有马上将自己投入到另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中去。每当看到身边那些满脸稚气的女生同男朋友在一起时那种卿卿我我的痴迷劲儿,栗红心头会掠过一种曾经沧海的“过来人”的感觉。栗红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气质,使她有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自信或优越感,这注定了她对异性的眼光和生活品位比许多女生都要高出一筹。在经历中学时期的那场早恋后,栗红变得成熟了许多,包括在对自己未来的爱情和事业上,她似乎胸有成竹,一点也不着急,仿佛一个出色的猎人,从容不迫地蛰伏在深山密林中,一旦发现目标,便会果断出手;直到郎涛出现后,栗红那颗原本就充满激情的心才被重新点燃……

  如果说栗红同肖白的那场早恋肇始于弗洛伊德所说的力比多导致的一次偶然事故,那么,她爱上郎涛则是一种感性和理性双重作用的结果。大二上学期,栗红第一次选修郎涛主讲的《西方现代哲学和存在主义》的课程,得到了95分,是选修这门课全部学生中的最高分。栗红对于这个分数十分意外。她并不是那种上课特别用功的学生,进东大后,她的大部分精力并未用于功课,而是浪淘沙文学社的组织工作;她选修郎涛的课,也并非真的对存在主义哲学有兴趣,而是出于某种赶时髦的心理。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大学生中,存在主义几乎是“先锋”“前卫”的代名词,谁要是没读过一两本存在主义的书,简直就会被当成土老帽的。而栗红无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又是那么一个时尚前卫的女孩子。她居然得到了班上的最高分,虚荣心使栗红感到既意外又兴奋。于是,大二下学期,她又选了郎涛的另一门课《走向后现代主义》。杰姆逊、赛义德、亨廷顿、福柯、卡西尔、艾因·兰德、海德格尔、萨特、弗洛伊德以及阿仑特、波伏娃;《第三次浪潮》、《人论》、《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第二性》……这些新颖前卫的概念或书名从郎涛嘴里冒出来,像一枚枚重磅炸弹在栗红脑子里轮番轰炸,使她感到晕眩、刺激、兴奋。栗红逐渐被这个刚从国外留学归来不久的年轻教授吸引住了,但那会儿,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会爱上郎涛,而且是一发而不可收拾。

  一切都是从新四楼的那场讲座开始的。

  那天晚上讲座结束后,栗红同郎涛一起走出新四楼。她听郎涛讲过多次课了,但她觉得哪一次都没有这次成功。在她心里,郎涛的形象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光彩照人过。尽管她平时在众人面前骄傲得像个公主,可在郎涛面前,她却谦卑得像灰姑娘一样。是的,她已经不知不觉把郎涛当作白马王子了。“陪我散会儿步吧!”郎涛漫不经心的口气,听起来像邀请,又像命令,栗红觉得已经等待了很久,她不由自主地将身体贴近郎涛,郎涛稍微迟疑了一下,伸出臂膀接纳了她。穿过体育馆门前的小广场,不一会儿他们便走进了情人林。秋天的夜晚十分凉爽,从路边的林子里传来秋虫的啼鸣。月光从浓密的树枝间洒落下来,平添一种梦幻般的色彩。“如果海德格尔知道自己的学说在中国有这样多的知音,该多么高兴啊!”郎涛似乎还没有从讲座上的热烈气氛摆脱出来,沉浸在一种愉悦的心情中。接着,他给栗红讲起了自己在西德求学和旅行的经历。“有一年寒假,我只身从西德进入奥地利,皮箱里只带了两本德文书,一本是海德格尔的《林中路》,另一本是《海德格尔传》。奥地利的冬天十分寒冷,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脉仿佛一条裹着白色铠甲的玉龙,虽然火车上有充足的暖气,但从车窗口投射进来的莹莹白光,还是让我感到一股逼人的寒气。我在西德和奥地利交界的一个小站下车后,住进了一座四周白雪皑皑的高山旅馆。伟岸的阿尔卑斯山群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山脚下的森林、冰封的河流、被冻僵的铁轨,宛如一幅博物馆展出的油画名作,使我想起了荷尔德林的诗句:‘我们的有生之年是多么局促,\我们观看和计算我们的年岁之数,但诸民族的年岁,\莫非有一只凡人的眼睛看见了它们?’荷尔德林是海德格尔最推崇的诗人。这天夜里,我梦见了上万公里以外的楚州城和我的父母。而就在前不久,我刚接到了父亲劝我回国工作的信,我一直在犹豫不决。但当我从梦中醒来后,突然做出了回国的决定……”

  对于感性的栗红来说,郎涛的经历比海德格尔更令人着迷。海德格尔对她来说还是显得艰深了些。相对于存在主义哲学,栗红似乎对海德格尔个人的生活和爱情更感兴趣。“讲讲阿仑特吧!他们不是很相爱吗,为什么最后还是分手了呢?”栗红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儿不合时宜,讲座结束时,栗红曾在一大堆纸条中看到有人问过这个问题,郎涛没有回答。这使她感到好奇。

  “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师,别说对一般的女人,就是对阿仑特这样本身也很优秀的女性来说,也如同一座纪念碑那样,离开他并不是一件糟糕的事儿……”郎涛的回答隐晦且充满哲学意味,栗红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栗红和郎涛走到了常青亭。那是一座石柱搭成的菱形空地,石柱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葡萄藤。文学社曾在这儿举办过诗歌朗诵活动。栗红靠在一根石柱上,回味着郎涛刚才的那句话,“可人为什么要做纪念碑呢?爱一座纪念碑和爱一个人,哪一种更幸福呢?”

  郎涛似乎被她的话逗乐了,淡淡一笑:“理解一个人的痛苦容易,但纪念碑的痛苦,却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

  栗红觉得,郎涛的话仍然那么晦涩。这使她再次意识到自己缺乏一颗哲学的头脑,“可是,我爱你……”栗红闭上眼睛,这句话本来是她心里想的,可她却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声。

  那会儿,郎涛和栗红面对面站立着,听了这句话,郎涛略微犹豫了一下,忽然俯下头来,轻轻吻了她一下。虽然只是蜻蜓点水般的一吻,但栗红的身体一阵颤抖,仿佛要倒下去似的,郎涛不得不伸出双臂将她抱住了,于是,栗红像一只火炬那样被点燃了,一头扎进了郎涛的怀里……

  从那天以后,他们俩开始经常约会。除了校园,郎涛偶尔也带栗红去校外的咖啡厅和餐馆。郎涛的父亲也在东大任教,父母都住在东江大学,但郎涛除了周末和节假日回家,平时都住在在学校分配的单身宿舍里。郎涛从来不带栗红去自己的单身宿舍,约会也是在晚上,每次都像地下工作者,一开始,栗红觉得这种秘密约会很刺激,可时间久了,她渐渐有些不满足起来。有一次,栗红向郎涛提出去他的宿舍看看,但被他一口拒绝了,而且口气很生硬,毫无商量的余地。栗红心里有些不快,郁闷了好几天,也许郎涛觉得这种秘密约会比较刺激?也许不想他们俩的关系让更多人知道?也许……总之,处于热恋之中的栗红心里被一片乌云笼罩了。

  那天,在枫园的圣诞舞会上,当栗红看到郎涛和宋晓帆在舞会上众星捧月般的地位,而自己却像一个被遗忘的“灰姑娘”,一向骄傲的她自尊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不,他是我的,谁也别想夺走他!”栗红忍不住愤愤地想。于是,她趁着中场休息的间隙,扒开人群,走到郎涛和宋晓帆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牵起了郎涛的手……

  4.郎涛

  郎涛从小天资聪慧,长得眉清目秀,特别招人喜欢。但同他早熟的智力相比,他的恋爱指数其实很低。还是在楚州中学时,就曾有女孩子喜欢过郎涛,给他写情书、送贺卡什么的,可他总是很迟钝,或者故意装迟钝。有一次,班上一个长得像日本影星山口百惠的女生把一封信悄悄塞到了郎涛的口袋里,可一直到放学回家,郎涛也没看这封信。后来还是母亲洗衣服时发现的,交给了父亲。郎涛的父亲对儿子管教素来很严,拆开信封一看,是一首诗:“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我听得清不是林叶和夜风私语,\麋鹿驰过苔径的细碎的蹄声!\告诉我,用你银铃的歌声告诉我,\你是不是预言中的年轻的神?……”

  其时,郎涛的父亲郎永良还在楚州师专中文系任教,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专家,自然知道这是何其芳的早期代表作《预言》。尽管这首诗抒发的是诗人的内心苦闷,但从那娟秀的字迹和散发着香味儿的淡蓝色信笺,他马上猜出这一定是哪个女生给郎涛发出的求爱信号。信还没有拆封,儿子显然还没有看到,郎永良便悄悄把信扣下了,直到郎涛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东江大学,郎永良才把这封信给儿子。他原本以为儿子会生气,谁知郎涛看后一句话也没说,笑了笑,就将那封信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看见儿子的这一举动,郎永良心里顿觉踏实了。

  郎永良对儿子一直期望甚高。从小学到中学,郎涛的成绩在全年级始终名列前茅,还在全市的作文比赛中得过第一名。郎永良给儿子高考设定的目标是北京大学和东江大学。郎永良从北大毕业后,分配到东江大学中文系任教,三十来岁就成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界的翘楚,五十年代中期任中文系副主任,如果不是后来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其前途未可限量。

  从人生高峰跌入低谷的郎永良被调离东江大学,到楚州师专任教。同郎永良一起被调到楚州师专的还有一个右派,是个数学家。

  当时,楚州师专还只是一所专科师范学校,从名牌大学一下子贬到这个地方,郎永良的心境之低落可想而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原本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因此,从中心堕入边缘后的郎永良渐渐乐天知命,安于现状,埋首于老庄哲学逍遥自得,从天伦之乐中寻找自己的人生乐趣。儿子郎涛出生后,郎永良将全副精力倾注到对儿子的培育上。郎涛三岁时就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对庄子的《逍遥游》倒背如流。儿子小时候表现出的过人天资,使郎永良看到了青年时代湮灭的理想。1977年高考制度刚恢复,郎永良便提前布局,将北京大学和东江大学当作儿子高考的“标的”,也未尝不是出于对自己“未竟事业”的一种补偿心理……

  郎涛果然没有辜负乃父的厚望,从东江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公费留学生,赴西德留学,几年后便成为了国际海德格尔研究领域一颗引人瞩目的新星。马堡大学哲学系主任比尔教授是海德格尔的弟子,也是国际海德格尔研究界的权威,曾对他的博士论文给予高度评价:“郎涛先生通过自己的论文,使思想触觉深入到海德格尔研究中去,探究其思想的分离和展开,且发现了其隐蔽的关联……”;比尔教授十分欣赏这位年轻聪慧的中国青年,希望他能留在马堡大学任助理教授,专门从事海德格尔研究。对郎涛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八十年代初期,像郎涛这样到西方国家留学的中国人很多,但真正有机会在主流研究机构获得教职的却凤毛麟角。郎涛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比尔教授,并把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父亲。可就在那个寒假,他接到了父亲的一封信。父亲的信,内容恳切,态度也异常鲜明:

  涛儿:

  中国当前形势大好,知识分子的环境大为改善,备受重用。你何叔叔刚就任东大校长,前不久,他还借到楚州考察工作之便,来寒舍看望过我,相谈甚欢,他还特地问到你,期待你为国效力。这既是你何叔叔的意见,也是为父的意见。

  你何叔叔也希望我调回东大工作,但为父老了,已无所谓,唯以我儿前途为重。

  千载难逢,望我儿务必珍惜。见信后立刻归国,切切。

  父字

  1985年╳月╳日

  父亲信中反复提及的“何叔叔”,亦即新任东江大学校长何首乌,就是当年同父亲一道被调到楚州师专的那位数学家。文革期间,两人还一起在“五七”干校待了两年,两家隔壁挨着隔壁,关系甚笃,亲如一家,饭做好后叫对方过来边喝酒边聊天也是常事。文革结束不久,何首乌就重新调回东江大学了,郎永良则一直留在楚州师专任教。

  郎涛的目光在“为父老了,已无所谓,唯以我儿前途为重”这行字上久久没有离开。在郎涛的记忆中,父亲从小就对他异常严格,由于没背完唐诗,饿过不止一次肚子,至于因考试成绩不理想被父亲打屁股,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段时间,郎涛对父亲心怀怨恨,但自从考上东江大学后,他才渐渐明白了父亲的一番苦心。现在,面对信笺上那一笔一划写得工整的楷体字,郎涛眼前浮现出父亲清癯的面容和已然斑白的两鬓,还有那个在楚州师专家属院里经常跟父亲喝得酩酊大醉的“何叔叔”……

  两个月后,郎涛回国了,在东江大学哲学系工作不到一年,便破格晋升为教授。那时,郎涛刚刚二十六岁,像他这个年纪的教授,在全国也屈指可数。

  一年后,郎涛的父亲郎永良也从楚州师专调回了东江大学中文系。父子俩在同一所大学任教,这在全国重点大学恐怕也仅此一例。

  郎涛的父亲郎永良调回东江大学后不久,郎、何两家聚了一次。

  那段日子,郎涛正在翻译《海德格尔传》,出版社催稿很急,除了周末回家跟父母在一起吃顿饭,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单身宿舍里翻译那本书,忙得昏天黑地,他问父亲自己能不能不去?郎永良一听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今天可是我和你何叔叔回到东江大学后的首次聚会,再说,何校长为你调回东大费了那么多心血,你不去当面感谢一下?你从国外回来不久,中国传统的人际交往和礼数还是要讲的……”

  父亲言之凿凿,使郎涛再也找不出拒绝的理由。看得出,父亲对这次聚会非常重视,他不仅自己像过年那样穿戴一新,还让母亲也好好打扮了一番。郎涛的母亲齐世贞虽然没什么文化,却是一个明事理、守妇道和温良贤惠的女人,平时在家里一心一意伺候丈夫和儿子,对丈夫言听计从,很少有主见,以前在楚州师专后勤处当会计,随丈夫调回东大后,还是在后勤处工作。

  父亲让郎涛带上两瓶高档的雷司令葡萄酒,还特地交代他分别用两个礼品袋装上。雷司令是西德最有名的葡萄酒之一,是郎涛临回国前专程到伊贡米勒酒庄买的。

  “为什么要带上两份礼品呢?”郎涛有些不解。

  “也许,还有一家呢……”郎永良闪烁其词,没说是“哪一家”,神秘兮兮的。临出门时,母亲想起什么似的,又回卧室去带上一盒西德著名护肤化妆品,那也是郎涛回国前给母亲买的礼物,但一直没见她用。此刻,母亲见他狐疑的目光,笑了笑说:“妈年纪大了,用这么高级的东西浪费,还是送给何丽吧。她跟我一样是油性皮肤,用得着。再说,你们俩小时侯经常在一起玩,跟亲兄妹似的,你在国外待了几年,回来不该给她送点儿礼物么?”

  何丽是校长何首乌的女儿,比郎涛小两岁。听了母亲的话,郎涛也觉得合情合理,倒是自己,自从出国后,差不多把这个“邻家小妹”给忘了……

  5.“干校”回忆

  郎、何两家的家庭聚会地点在东江大学接待中心。接待中心是前两年修建的,集住宿、餐饮、会议厅等于一体,设施都是按照高档酒店标准设计的,主要接待各种会议和学术交流。餐厅分两层,一楼是一个能容纳两百多号人的餐厅,二楼是包厢,比较适合私人性质的聚会。由于环境优雅,菜品也颇有特色,不仅本校的人经常来这儿进餐,校外也有不少人慕名而来,总是人满为患,尤其是二楼包厢,通常都要提前两天预订,否则就只能在一楼大厅就餐了。

  包厢是郎永良两天前就预定了的。尽管他比何首乌大一岁,两个人经常称兄道弟,但那毕竟是以前,现在何首乌是东江大学的校长,身份和地位与过去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了。郎永良是典型的文人性格,平时因钻研老庄哲学,也颇有些名士做派,并不在乎世俗的地位等级之分,但中国的官本位传统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根深蒂固的,何况他年轻时也有过“出仕”的理想,还当过两年的中文系副主任,如果不是在反右运动中“落马”,其仕途也不会那么快就结束。因此,面对当上校长的昔日好友何首乌,郎永良的心情一直比较复杂,既发自内心地高兴,也有几分淡淡的惆怅。但这种心情丝毫不会让郎永良乱了方寸,比如这次郎、何两家的聚会,从时间安排到预订餐厅等之类的琐碎小事,都是郎永良操办的,交情归交情,他不能让贵为一校之长的何首乌失了身份。何况,这次聚会是他提出的,名为答谢何首乌在他调回东江大学这件事上的鼎力相助,其实还有另外一层用意……

  郎永良一家三口到达接待中心时刚刚五点半,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近半个小时。这也是郎永良精心筹划的。说起来,他和儿子郎涛现在都是何首乌的“臣民”,不能让堂堂的校长反过来等他们。况且,何首乌今天上午还在电话里告诉他,宋乾坤可能要来参加今晚的聚会呢。“说来也巧,宋省长昨天下午到我们学校调研工作,我顺口告诉他,你已经调回东大了,今晚我们俩家还有个聚会。宋省长一听很高兴,说我们三个人曾经是‘五七’干校的战友呢,你们两家聚会,可不能少了我这一家啊!我赶紧说你要是能来,我和郎教授欢迎都来不及呢!……”何首乌说到这儿停住了,郎永良却有点沉不住气了,催问道:“你说清楚点儿,宋省长……他到底来还是不来啊?”何首乌说:“宋省长下午要出席省外办一个接待外宾的宴会,他争取推掉。”放下电话,郎永良在书房里发了一会儿呆,不由回想起十几年前在“五七”干校度过的那些日子……

  郎永良和何首乌是在“五七”干校认识宋乾坤的。那时候,他俩作为楚州师专的首批学员,到娘子湖“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娘子湖是东江省内最大的一座淡水湖,水域辽阔、烟波浩渺,蒹葭苍苍,风景十分优美。但自六十年代中期娘子湖开始大规模围湖造田以来,水域面积大幅度地收缩,原来的湖光山色已经被成片成片的稻田取代了。

  娘子湖“五七”干校由文化部和东江省联合举办,坐落在娘子湖畔。“五七”干校采用军队建制,平时除了劳动、操练,还有政治学习,管理上比较严格。郎永良和何首乌被分配到五团七营三连。何首乌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学生,文革前曾出席全国青年科技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虽然被划为了右派,但还保留着党籍,因此被任命为连长。干校的劳动主要有造田、挖泥,插秧、割稻等。大热天,清晨四、五点钟空着肚子就下地。七点把饭送到田里,大家吃罢早饭,再劳动到午时休息;黄昏再下田干到晚。干校初建,房子不够,郎永良和何首乌所在的三连借住老乡家。老乡的房子不能久占,得赶紧自己盖房子。但盖房子得用砖,娘子湖居民住的大部分都是土坯房。脱坯是极重的活儿。同三连紧邻的是五连,五连都是来自文化部和社科院的专家名人,如冯友兰、钱钟书、艾青等。有一次,郎永良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儿老头脱坯时站立不稳,摔了一跤,他认出是著名学者钱钟书,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见他额头都摔破了,想扶他去干校卫生站,钱钟书却摆摆手,淡淡地说了句:“没事儿,擦破点皮而已,”便又脱坯去了。还是解放前上中学时,郎永良曾读过钱钟书的《围城》,五十年代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文学评论培训班”时,还听他讲过课。对于被分配到干校劳动改造,郎永良原本觉得满腹委屈、愤愤不平,参加劳动和学习也没精打采的,现在看见大名鼎鼎的钱钟书竟然也跟自己一样在干校“劳动锻炼”,且是那样一副淡然处之的态度,他心里释然了许多。

  不久,三连从老百姓家里搬进了新盖好的干校宿舍。冬天来了,天气越来越冷,干校学员很少到湖区和大田劳动,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开会和学习马列毛著作。闲暇时,郎永良便把从家里带去的《道德经》《南华经》拿出来看,这一看不打紧,使他后来从一个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学者,摇身一变成为了老庄研究专家。有一天下雨,他正围着被子坐在宿舍的大通铺上读《道德经》,满脑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玄妙概念,就见宿舍的门帘被掀开了,何首乌拎着一个行李卷儿从外面走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人,约莫五十多岁,身穿灰色干部服,头发散乱,神情显得有几分落魄,但眉宇间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气度;这种气度,郎永良从那些经常坐主席台的领导身上见到过。“永良,这个人……上级安排他到我们连接受改造,连部决定安排跟你住一起。”何首乌说完,把手中的行李卷儿扔到了他旁边的铺上。

  由连长亲自带到宿舍来的人,肯定不是一般的角色。何首乌走后,郎永良跟来人攀谈了几句,当他听到对方说出自己的名字时,几乎吃了一惊:“宋乾坤”,这个人在文革前是东江省的重要领导,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报上公布的罪名是“叛徒”,今天怎么在这儿出现了呢?

  面对郎永良疑惑的目光,宋乾坤未置一词。随后的一段时间,两个人虽然住在同一个宿舍和通铺上,宋乾坤却很少谈自己,有时看见郎永良悄悄读《道德经》和《南华经》,也饶有兴趣地跟他聊几句老庄,顺口吟出一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郎永良似乎窥见了他深藏在后面的心情。他知道宋乾坤是一个文化人出身的领导干部,能写善画,五十年代初还出版过一部描写东江省解放前地下斗争的长篇小说《大江壮歌》,文革前担任过东江省委宣传部部长、书记处书记,其文化素养显然非一般的共产党高官可比。“宋书记,我大学时就拜读过你的《大江壮歌》……”郎永良这句话并非奉承,而是出自内心,但宋乾坤摆摆手说:“这也是我的一大罪状,已经被工农兵和红卫兵小将们批臭了,欢迎你继续炮轰……”郎永良自嘲地说:“彼此彼此,我也是牛鬼蛇神嘛!”听他这么说,宋乾坤脸上难得地露出一丝笑容。从那以后,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似乎拉近了一些。

  有天半夜,郎永良突然被一阵叫唤声惊醒了。他睁开眼睛,看见宋乾坤捂着肚子,身体蜷缩成一团,在床铺上打滚,发出痛苦的呻吟,脸色像纸一样惨白,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下来。郎永良过去扶住他,问他怎么啦?宋乾坤闭着双眼,嘴里艰难地吐出一个字:“疼!”郎永良赶紧披衣下床,外面北风怒号,雪花飞舞,他跑到连部,把何首乌从被窝里拉出来,两人一起冒着漫天大雪,轮流背着宋乾坤,把他送到了干校卫生站。医生诊断是急性阑尾炎。经过手术,宋乾坤很快脱离了危险。医生说,再晚来一步,人就没救了……

  6.“三家宴”

  出乎郎永良意外的是,当他们一家三口走进二楼包厢时,何首乌已经提前到了。他赶紧上前抱拳致歉:“让校长等我们一家人,实在有些失礼了,恕罪恕罪!”

  “永良兄你我就别客气了,我住的离这儿近,一抬脚的工夫就到了。”何首乌大度地摆摆手,毫无校长的架子。郎永良就把紧随其后的儿子向何首乌作了介绍。郎涛从国外回到东江大学后,这是他第一次在私人场合见到何首乌,恭恭敬敬地对他行了个中国式的鞠躬礼,叫了声:“何校长好!”

  何首乌个儿不高,身体干瘦,虽然还不到六十岁,但头发差不多白光了,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镜片像瓶底一样厚,架在鼻尖上颤悠悠的,仿佛随时要滑落下来似的。此刻,他目光透过厚厚的眼镜片打量着郎涛,颔首微笑道:“唔,我调回东大那会儿,你还在楚州中学念高中,现在可是海龟博士喽!怎么样,回东大后还顺利吧?”他一边说,一边回头叫了声:“小丽,过来跟伯父伯母和郎涛打个招呼吧!”

  郎永良一家三口把目光转向何首乌身后,看见他的女儿何丽站在包厢后侧,有点局促地望着郎家三口人。何丽肤色微黑,梳着两条小辫,跟她父亲一样,个儿也不高,一米六左右,有点儿瘦,咋一看像个中学生。她前两年从东江大学图书情报系毕业后,在东大图书馆工作。

  何首乌的夫人几年前就病故了。

  “伯父伯母好!”何丽逐一招呼着郎永良夫妇,她看了郎涛一眼,有些害羞地垂下眼睑,微黑的脸上掠过一丝绯红,“郎涛哥好……”声音低得像蚊子叫。

  “你好!”郎涛礼貌地回应道,不知怎的,他的脸也一红。

  这当儿,郎涛的母亲走过来,亲昵地揽着何丽的肩膀,从包里掏出那只护肤品盒子塞到她手里说:“小丽,你和郎涛也好几年没见面了吧?郎涛可没忘记你哟,瞧,这是他在西德给你买的礼物,一直没找到机会送给你……”一边说,一边拉着何丽和郎涛在沙发上坐下了。

  听了母亲的话,郎涛觉得有点不自在。

  这时,朗永良趁他们说话的工夫,低声问何首乌:“怎么样,那一家子……能来吗?”

  “半个小时前,他就给我来了电话,肯定来!”何首乌语气肯定,显得有点儿兴奋。“我刚放下电话就过来看包厢,环境还不错……”

  “好,好!宋省长这一来,‘两家宴’就变成了‘三家宴’,太好了!”郎永良抚掌连声说。

  “永良兄,你可能还不知道吧,”何首乌说,“宋省长已经退居二线,现在是省顾委副主任……”

  “他到年纪了吗?”郎永良似乎有些意外。“我怎么觉得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呢?”

  “我们也干不了几年了……”何首乌理一理鬓角几绺稀疏的白发说。

  “也是,干校一晃都过去了十多年……白云苍狗,白云苍狗啊!”

  两人正发着感慨,就看见一位满头花白、身材魁梧、器宇不凡,约莫六十多岁的长者出现在二楼包厢门口,他俩急忙迎了上去,不约而同地叫了一声:“宋省长……”随即,三个人六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宋乾坤身边跟着一个年轻漂亮、气质高雅的年轻女子,郎永良和何首乌以为是他的秘书,谁知宋乾坤同他们握过手,转脸介绍道:“这是我的女儿宋晓帆,在省歌舞团搞创作……”

  郎永良和何首乌早就听说宋乾坤的女儿是个作家,现在一见,果然不凡。两人奉承了几句,同时把正坐在沙发上闲聊的两家人叫过来,一一向宋乾坤作了介绍,当介绍到郎涛时,宋乾坤哦了一声,“嗬,国外归来的洋博士,我听何校长说,为了把你们这些洋宝贝疙瘩挖回国,费了不少本钱和心血啊!”

  郎涛是第一次见到宋乾坤,对于他和父亲的关系也只是略有耳闻,更不知道他今天来参加郎、何两家的聚会,因此毫无心理准备,有点儿拘谨,直到宋乾坤介绍宋晓帆时,他才放松下来。

  接着,何首乌便请宋乾坤上座,他和郎永良一左一右陪坐两边,其他人依次落座后,就让服务员开始上菜了。

  “夫人怎么没有一起来?”趁上菜的工夫,何首乌贴着宋乾坤的耳边低声问了一句。

  “今天不是省外办有外事活动么,她抽不开身嘛,我还是开了小差才溜出来的……”

  何首乌说:“对对,省长日理万机,还能来参加我们的家庭聚会,实在不胜荣幸之至!”

  “首乌同志,不要再叫省长喽,我不是已经退到省顾委了嘛!”宋乾坤提醒道。

  “习惯了,一时半会改不过来。”何首乌笑笑说。

  郎永良早听说宋乾坤的夫人在省外办工作,以前曾是东江省人民医院的护士长,年轻貌美,刚才一进门,还差点把他的女儿宋晓帆当成了他的夫人。此刻见何首乌在宋乾坤面前似乎也有些紧张,心想,他毕竟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校长,并不擅长同官场大人物打交道。正这么想着,何首乌提醒他说:“永良兄,郎涛不是从国外给宋省长带了一瓶德国名酒吗?”

  郎永良这才如梦初醒,赶紧从自己座位下取出一个礼品袋,双手呈给了宋乾坤。

  宋乾坤接过礼品袋,把那瓶酒拿到远处,眯缝着眼睛仔细看了看,“晤,雷司令。前年我去东德访问,到西德短暂考察,去伊贡米勒酒庄参观过,尝过一款窖藏百年的雷司令,味道的确不错……”他一边说,一边咂着嘴唇,似乎还在品味着酒的余香,同时偏过头问何首乌,“今天咱们就喝这酒吗?”

  “噢,不,我一个学生上次从贵州来,给我带来一瓶茅台,今天正好借花献佛,一起尝尝……”何首乌说着,起身去沙发上拿过一瓶茅台酒,拆开精致的包装,双手将酒瓶呈到宋乾坤面前。

  宋乾坤嗅了一下,“呵呵,真香!喝酒嘛,还是白酒够劲儿,记得在干校时,你们的酒量都很大……”

  “哪里哪里,还是省长海量……”郎永良听宋乾坤提起干校,忍不住插了一句。

  “那会儿我可是叛徒加走资派,几项罪名加在一起吓死人啊!谁见了我都躲得远远的,生怕受牵连嘛!”宋乾坤饱满红润的脸庞掠过一丝苦笑,“那时我刚从牢房里出来,被送进干校继续改造,身体也不好,真多亏了你们二位,一个连长,顶头上司,一个跟我睡同一张床铺,若不是你们俩照应,我能不能挺过来都难说……”

  “是啊,文革的确把我们害苦了!”何首乌附和道。

  “要是从反右算起,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是受第二茬罪喽,臭老九嘛!”宋乾坤叹了口气说,“不过,大家总算都熬过来了……”

  这当儿,菜上来了,一张大圆桌上堆满了钵碗盘碟,除了桂鱼龙虾等主打菜品,还有著名的娘子湖野鸭和藕带,都是一般人平时难得有机会品尝到的美味佳肴。

  面对餐桌上香味扑鼻的菜肴,宋乾坤刚才还能让人感觉到的那点儿领导做派全不见了,他率先用筷子夹了一块野鸭肉,放到嘴里品尝着,一边说,“抗日战争期间,我率领新四军一个连,在娘子湖打过一场伏击,打沉了两艘日本鬼子的汽轮。当地渔民为了庆贺,给我们送来半渔船的野鸭……嗯嗯,就是这个味儿,一个字:鲜!”

  见宋乾坤兴致勃勃的样子,何首乌提起酒瓶就要给他斟酒,谁知坐在对面的宋晓帆叫了一声:“何校长,我爸不能喝酒,他去年才做过胃溃疡手术呢……”

  听宋晓帆这么说,何首乌拿酒瓶的手不由自主地缩了回去,“宋主任,令爱说的是真的吗?”

  “有这么一回事儿,”宋乾坤哈哈一笑,“女儿给我颁布了‘两不一少’法令,执行起来可严格哪!”

  “哦,哪‘两不一少’呢?”何首乌和郎永良不约而同地问。

  “这个……你们问晓帆吧!”宋乾坤望着对面的女儿,满眼充盈着做父亲的慈爱。

  宋晓帆略微迟疑了一下说:“‘两不’就是不喝酒、不抽烟,‘一少’就是少看文件……”

  何首乌和郎永良听了,也笑起来。笑完,何首乌说:“不过,今天是咱们离开干校后第一次聚会,能不能例外一下呢?”他这句话是对宋乾坤和宋晓帆父女二人说的。

  宋乾坤很痛快:“好吧,我今天就破个例。”坐在对面的宋晓帆见父亲这样说了,就没再说什么,她冲宋乾坤撒娇地噘噘嘴巴,转脸向旁边的郎涛摊了摊手,好像在说:“我不管了!”

  “三家宴”到这儿就算真正开始了。何首乌、郎永良和宋乾坤三个人喝茅台。郎涛总共带回国三瓶雷司令,两瓶分别送给了宋乾坤和何首乌,剩下一瓶他跟母亲和宋晓帆、何丽一起喝。

  不知不觉,酒过三巡。何首乌又斟满一杯,站起身向坐在上首的宋乾坤敬酒。“宋省长,您是东江省现任领导中的改革派,我们东大的发展离不开您的大力支持。这杯酒我既代表个人,也代表东大全体师生敬您!”说着,仰起脖子,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首乌同志,这杯酒你代表自己也好,师生也好,我都必须喝。”宋乾坤唔了一声,认真地说:“于私,你是我在五七干校的顶头上司,救过我的命,于公,你是新任的东大校长,是我在省委常委会上力主提拔的。咱们搞改革开放,抓经济建设,教育必须先行,必须培养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必须打破过去那一套旧的政策和观念,不拘一格降人才,尤其对知识分子干部,不能求全责备,要大胆信任,放心任用。过去,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伤害过知识分子,不能再犯那样的错误了……”他说到这儿,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何首乌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一激动或者喝多了酒就脸红脖子粗,他一激动或喝多了酒,脸反而会变白;加上他酒量小,刚才已经连饮了三杯,这会儿听了宋乾坤的话有点感动,于是脸显得更白,连说话也结结巴巴了。“宋省长,感谢您的信任。其实我这人只适合搞点研究,当领导是赶鸭子上架,从前在干校当连长,现在当校长,都是这样……”

  但他话未说完,宋乾坤就打断了他:“首乌同志,你就别谦虚了嘛,你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学生,在数理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是我省知识分子中的一面旗帜。推荐你当东大校长可不是我宋乾坤徇私情,是改革发展的需要嘛!当然,要说我一点私心没有也不对,”他停顿了一下,皱起了眉头,用回忆的语调说,“1957年反右时,我是省委主持高校反右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东大反右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名单报到我那儿时,就是我签字批准的。那份名单一共两份,一份是已经决定的右派,大约20多个人,另一份是可划可不划右派的名单,大约有40多名。当时中央给我们省下达了划右派的指标,为了完成任务,我大笔一挥,就把那份‘可划可不划’的名单也划进右派里了。我记得,你们二位的名字就在这份‘可划可不划’名单里……”宋乾坤说到这儿,脸上现出惭愧的表情。他从何首乌手里拿过酒瓶,给自己斟满酒,一只手拉起何首乌,一只手拉起郎永良,真诚地说:“当年在延安,毛主席曾经为整风和审干运动扩大化向受到过无辜伤害的同志道歉。我们党之所以伟大,就是善于修正自己的错误。就我本人来说,生活上工作上都出现过不少错误和失误,给包括你们二位在内的许多人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痛苦。现在借这杯酒,我向你们二位表示道歉!”

  宋乾坤的语气十分诚恳,神情也很庄重。何首乌和郎永良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郎永良更是为宋乾坤的坦诚和豁达感动不已,连声说:“宋省长,你太客气了,实在让我们消受不起啊!”

  “是呀,宋省长,你自己也受了很多苦,被人诬陷是叛徒,还坐过牢……”何首乌也说,“要说道歉,那个诬陷你是叛徒的人应该给你道歉才是嘛!”

  关于宋乾坤的“叛徒”问题,文革期间曾闹得沸沸扬扬,有一段时间,全省的报纸电台连篇累牍地刊发宋乾坤的“罪状”,郎永良也知道一些。此刻,他听何首乌提起这些,忍不住插了一句:“是呀,宋省长,当年我在报上看到过,揭发你叛变投敌的还是一个有名的记者,解放战争时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通讯,叫啥来着,瞧我这记性……”他拍着脑袋,却怎么也记不起来。

  “他是我在东江搞地下工作时的下属……”宋乾坤说,不易察觉地皱皱眉头,“算了,中央不是已经给我平反了吗?都过去了,不提他啦。干革命,哪有不受点儿冤枉的?小平同志还三起三落呢,我这点儿事不算啥。小平同志说了,团结一致向前看嘛,来,喝了这杯酒吧!”

  于是,三个人一起喝干了杯里的酒。

  大概是话题过于严肃的缘故,包厢里的气氛显得有些压抑。郎永良找了个轻松一点的话题说:“宋省长,50年代我还在北大读书时就拜读过你的《大江壮歌》,印象深刻,觉得这是一部堪与《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媲美的优秀作品。据说这本书出版后,毛泽东还称赞您是党内的才子,有这回事吗?”

  “哦,有这么一回事儿。”宋乾坤沉吟了一下,用回忆的语气说,“那是1958年夏天,毛主席来东江视察,主要是调研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问题,住在省疗养院,对,也就是现在的枫园。我和省委第一书记去觐见主席,顺便带了一本《大江壮歌》,主席听说这本小说是写东江地下工作的,饶有兴致地问我,乾坤同志,你以前是不是从事过地下工作啊?我说是的主席,这部作品就是以我当时在东江从事地下工作的一些素材创作的。主席听了赞许地点点头,说,唔,你能文能武,是个大才子哟!我说;主席过奖了,‘大才子’算不上,我连大学都没上过,充其量也只能算个小才子。主席听了摇摇头说,乾坤同志,你这话不对,没读过大学就不能成才吗,我也没读过大学嘛!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不妥,便改口道:我过去在革命战争中犯过错误,这次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头脑也有些发热。主席听了,表情严肃起来,竖起一根指头说,头脑发热不要紧,我也发过热么!关键是要及时降温、退烧,否则小病就会成大病,官僚主义害死人哪……”

  看得出,宋乾坤对自己同最高领袖的见面经历颇为看重,再加上喝了酒,有点兴奋,话匣子一打开就刹不住了。

  “毛是师范毕业,您那句话肯定让他不高兴了。”与宋乾坤提到毛泽东时尊崇的口吻不同,郎永良提到毛泽东时,语气有些冷漠,甚至带着一股子气。像许多在反右和文革中吃过苦头的知识分子那样,郎永良毫不掩饰对毛泽东的怨恨情绪。可当着宋乾坤,他又不好让这种情绪表露得太直接。“宋省长,你对去年春节晚会上的样板戏节目怎么看?”

  “你是说《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那个唱段吗?”宋乾坤若有所思地说,“那八个样板戏虽然是四人帮抓出来的,但艺术质量还是不错的,对京剧的革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可是,我听了这个唱段,几天没睡好觉,不断做噩梦,害怕文革又要来了……”郎永良像牙痛似的皱了皱眉头,“高校不少教授对今年春节晚会上增加样板戏节目有意见,认为这是极左思潮回归的征兆……”

  宋乾坤似乎不大相信,“哦,有这么严重吗?”

  郎永良大概也觉得自己的话有些夸张,就改变口吻道:“我最近正在读巴金的《随想录》,他提议修建文革博物馆,道出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心声。那场浩劫太深重了,让人不得不保持警惕啊!”

  “永良同志,你放心,对于文革,中央已经在关于党内若干历史的决议中全盘否定了,”宋乾坤用安慰的口气说,“不过,对巴金先生的建议,我完全赞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

  郎永良知道,宋乾坤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远比自己和何首乌更严重,不但身陷囹圄,连《大江壮歌》一书也受到了株连。他忍不住感叹道:“文革对文化造成了多么大的摧残啊,就连您那部小说也被打成了毒草……”

  这句话显然引起了宋乾坤的共鸣,他苦笑道:“作者被打成叛徒,作品岂能独善其身?”

  郎永良说:“文革结束后,不少‘毒草’都再版了,《大江壮歌》什么时候再版呢?”

  宋乾坤说:“快了,去年出版社找我签了个合同,今年应该出来吧。”

  郎永良说:“太好了,到时候我到书店买一本,请你签个名!”

  “这本书是我一边工作一边写出来的,很粗糙,没有多少文学价值。晓帆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了,她比我写得好……”宋乾坤说着,把目光投向对面正在同郎涛说悄悄话的女儿宋晓帆,提高嗓门道,“晓帆,你别光顾着跟洋博士咬耳朵,给两位长辈敬杯酒嘛!”

  听到父亲点了自己的名,宋晓帆脸一红,随即站起身,端着酒杯从餐桌对面绕过来,对何首乌和郎永良浅浅一笑:“何叔叔、郎叔叔,我敬你们!”

  何首乌、郎永良也跟着端起了酒杯。

  “中国文坛上有母女作家、母子作家,父女作家可不多哟!”郎永良用长辈的口吻说,“晓帆风头正健,什么时候把你的书送我一本?”

  “我最近一本小说集要出版,到时候请您和何叔叔指正。”宋晓帆礼貌地回了一句。

  “晓帆的文学才华远超过我这个做父亲的,不过,跟我一样,书读得少了点,初中毕业就下农村插队了嘛。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整整一代人啊,最近有个小说叫什么《减去……》,”宋乾坤一时想不起来了,挠着头上的白发,把脸转向女儿。

  宋晓帆说:“《减去十岁》。作者是谌容……”

  “对,是这个名字,很不错的一篇小说,作者我认识,也是一位女作家,文革时写过一本小说《万年青》,是批走资派的……”宋乾坤说着,嘴角露出一丝揶揄的表情,不过很快就消失了,“古今中外的大作家都是学贯中西,晓帆要想再上一级台阶,还得多学习、多读书……”他说到这儿,把目光转向何首乌,“何校长,你是科学家和教育家,在高校改革上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嘛,比方说,我们可不可以在现有的电大、夜校等成人教育之外,打破普通高校目前这种一考定终身的招生制度,探索出一条让更多有志青年进入大学的办学模式,为四化建设培养更多有用人才呢?”

  何首乌对文艺不大熟悉,刚才宋乾坤和郎永良的聊天他一直没插嘴,这时明确表态道:“宋省长说的是,东大正在考虑设立插班生制度,让社会上各个领域有成就的青年拔尖人才插入大三学习,毕业后颁发本科文凭和学士学位。我们打算在中文系先搞个试点,开设一个作家班……”

  郎永良插了一句:“这事我也听说过。系里已经通知我给作家班备课了。”

  “这太好了,我可以报考吗,何校长?”宋晓帆高兴地叫起来。

  “当然欢迎咯。你要是进作家班,肯定会给东大增光添彩……”何首乌笑呵呵地说。

  一番话下来,包厢里的气氛活跃了不少。

  郎永良见宋晓帆给自己和何首乌敬了酒,也大声喊起来:“郎涛,你也过来给宋伯伯、何叔叔敬酒么!”

  刚才郎永良和宋乾坤、何首乌边喝边聊的工夫,其他几个人也没闲着,坐在另一边的齐世贞同何丽头挨头,一直在小声说着话,那副亲热劲儿像一对亲母女。

  郎涛尽管刚回国不久,对文坛并不熟悉,但也听说过宋晓帆的名字。宋晓帆刚调到省歌舞团不久,正在为剧团写一个歌剧剧本,听说郎涛刚从西德留学回国,便跟他谈起了瓦格纳的歌剧和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正巧,郎涛归国之前在马堡歌剧院观看过瓦格纳的名作《漂泊的荷兰人》,还在一次书展上见到过《铁皮鼓》一书的作者君特·格拉斯。两个人一下找到了共同的话题,聊得十分投机。

  这会儿,宋晓帆敬完酒刚回到座位上,郎涛正要与她顺着刚才被打断的话题聊下去,听父亲点名让自己敬酒,只好硬着头皮站了起来。

  宋乾坤见郎涛走过来,瞅了一眼他端着的红酒杯问:“你不来点白的?”

  郎涛不好意思地说:“白酒劲太大,我只能用这个敬您了……”

  “你别拐弯抹角,是在国外喝洋酒习惯了吧?”宋乾坤哈哈笑起来,一边笑,一边亲切地揽着郎涛的肩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每年向西方国家派出的公费留学生成千上万,可回国服务的并不多,你能回来很不容易,我们要当成宝贝疙瘩啊!”他说着,转过脸看了看何首乌,“何校长,你们学校不遗余力动员留学人员回母校工作是对的,但还要制订一套如何让他们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办法,重点培养,大胆使用,不拘一格降人才嘛!”

  何首乌连连点头。这时,坐在宋乾坤另一边的郎永良也站起身,跟儿子郎涛一起举杯向宋乾坤敬酒。

  宋乾坤没有推辞,爽朗地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他放下酒杯,又想起什么似的,对何首乌说:“对了,你们给作家班设置课程,不仅要有文学课,还要开一些哲学课程。当年我到延安抗大学习,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主席还亲自给我们讲过《矛盾论》、《实践论》……”

  何首乌说:“宋省长这个建议好,您以后如果有空,也给作家班讲讲课吧!”

  “我这半瓶子醋就算啦,还是请洋博士去讲好了。”宋乾坤连连摇头。

  郎涛给宋乾坤和何首乌敬完酒回到座位上,宋晓帆转过脸对郎涛微笑了一下,举起手里的高脚酒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小声说:“郎涛,看来我要拜你为师了。这杯酒算不算拜师酒?”

  “不敢当不敢当,”郎涛脸红了,不好意思地说,“你年龄比我大,我应该叫你姐姐,还是我敬你吧!”

  两个年轻人互相谦让,坐在对面的宋乾坤、何首乌和郎永良听到了,也不由会心地笑起来。在一旁说悄悄话的齐世贞和何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抬起头朝这边张望。

  包厢里觥筹交错、笑声朗朗,其乐融融;至此,由郎永良发起,宋乾坤临时插进来的这场“三家宴”进入了高潮……

  7.海德格尔和阿仑特

  “三家宴”后,郎涛的父母跟他谈了一次话。

  “你该认真考虑一下你和何丽的关系了。”郎永良开门见山地说。

  郎涛一时没有听懂父亲的话,“我和何丽……什么关系?”

  “你们俩还没生下来,我就和你何叔叔约定了,要是生下一男一女,我们两家就结成儿女亲家。”郎永良说,“你和何丽青梅竹马,我和你妈也觉得挺般配的。现在你们俩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该把这桩婚事定下来了。”

  “都八十年代了,你们还搞这种指腹为婚的封建玩意儿?”郎涛几乎叫了起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父亲的神情那么认真,一点也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他把目光转向母亲,似乎在问:“妈,真有这回事么?”

  齐世贞点了点头,“何丽的妈妈去世前还对我提起这件事呢。她说小丽要是嫁给你,她死也瞑目了。”她叹了一口气说,“小丽妈走了这么多年,你何叔叔就因为你们俩的关系没定下来,一直不肯续弦……”

  母亲的话像一股巨浪,冲走了郎涛手中最后一根稻草。他再次转向父亲,问:“这么说,你们让我回国,就是为了这件事儿?”

  郎永良显然早料到了郎涛对这件事的反应。“你何叔叔让我劝你回国工作,既是为东江大学网罗人才,也是为了成全你同何丽这门婚事。无论作为校长,还是父亲,都无可指责……”

  父亲的话既像是为何首乌辩护,也像是为自己辩解,显得有些无力。郎涛的脑子里浮现出“三人宴”上的热闹场面,难怪母亲要把自己送的润肤品给何丽的。他想,原来,一切都是商量好了的,包括那位“大人物”宋乾坤的意外莅临,整个“三家宴”都像是一场预先设计的表演……

  郎涛忽然产生了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郎涛都把自己关在樱园的单身宿舍里,埋头翻译《海德格尔传》,希望通过这项工作消除内心的郁闷,连周末和节假日都不回家,有好几次,母亲做好了郎涛从小爱吃的豆瓣鲫鱼和韭菜炒蛋,到宿舍来叫他回家吃饭,他却把母亲撂在一边,自己拿着饭盒到食堂打饭去了……

  那段日子,郎涛正在翻译《海德格尔传》“爱与爱情”的前两章,其中关于海德格尔和阿仑特相爱的那部分,他已经读过好几遍,这次翻译时重读,仍然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1924年的深秋,在德国马堡大学海德格尔副教授的班上,出现了一位短发、大眼睛的犹太少女阿仑特。他35岁,她18岁。他后来告诉她:从在教室里见到她的最初一刻,他就爱上了她。他怎能不爱她。花季的少女,因为经常穿一身精美雅致的绿色服装而被同学们称为“一片绿”。她仪容中的异国情调和眼睛里诱人的力量,使面对她的人担心被这股力量淹没而再也浮不上来;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使她周身散发着一种混合着自知、自信和羞怯的魔力,让穷乡僻壤长大的海德格尔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体验。她无法拒绝他。他是大学世界里神秘的明星,是一位站在时代巨轮指挥塔上的舰队司令,在指挥着随时面临冰山威胁的巨型舰队;是一位思想的“秘密王国”的国王,正要领导一场思想的革命。男性和大师的魅力,使他有意识地与青年男女们保持距离时,更增加了一种神秘性和令人敬畏的力量。

  1925年2月初,海德格尔把阿仑特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是一个阴沉的雨天,她进来了,脱下雨衣,取下深深遮住面孔的帽子,流露出的是与往常不同的羞怯和腼腆,连嗓音也不那么明亮清脆。海德格尔就哲学、宗教、家庭、社会、兴趣、爱好等问题,和她进行了提问时的交谈。她似乎是靠着呼吸才飘出几乎听不到的“是”与“不是”。老师发现了她灵魂和精神的极高素质,她也体会到老师那不可抗拒的巫师般的魔力。

  几天后,他以“亲爱的阿仑特小姐”抬头,写下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散文体书信,她对此回报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敏感。四天以后,在收到了“亲爱的汉娜”抬头的第二封信之后,她做出了心灵的感应。很快,位于大学附近一座阁楼上的阿仑特寝室里,这对师生开始让爱的欲火熊熊燃烧起来……

  郎涛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认识栗红的。

  那段时间,郎涛正在读弗洛姆的《爱的艺术》。一直以来,郎涛在父母面前是个听话的孩子,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是个聪慧过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正是这种“优秀”,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他的爱欲,使他在整个中学和大学时代,乃至留学国外时都处于某种沉睡和压抑的状态,以至很多时候,他面对异性表现得有些迟钝。但这一次,父母给他和何丽安排的“婚姻”,使这种沉睡的爱欲受到了深深的刺激;作为一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有一种被愚弄和伤害的感觉,而伤害和愚弄自己的是他的父母和长辈。这尤其让他难以接受。他像一条鱼儿被罩在一张巨大的网里,渴望自由的本能使他产生了反抗的强烈冲动。但他的反抗由于没有具体的目标,显得有些虚弱乃至盲目,如同向空气打出一拳那样,软绵绵的,连一点回声也没有……

  正是在这当儿,栗红出现了。栗红的美丽大方和热烈率真,都让郎涛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那次,他在新四楼做完海德格尔的讲座,同栗红在校园里散了一会儿步,分手时,栗红塞给他一个薄薄的信封,他回到寝室拆开一看,是一首诗,题目叫《我的太阳》:

  黎明的窗口,我以一株小草的形象

  出现在你的视野里,任你涂抹任你塑造

  但我不敢抬头,不敢迎接你的微笑

  我担心露珠从脸上滑落,一粒幼小的梦

  会于萌芽前夭折

  是你升起我折叠的白帆。触礁的小船

  终于驶出漆黑的港湾。

  尽管航程还十分遥远,但我从波涛荡漾中

  感受到你的温暖。如海鸥一声长长的啭啼

  我的耳畔萦回你的嘱咐经久不息。我的风筝

  那一端系在你的手上

  但我永远不能走近你触摸你……

  这首诗有舒婷的深情绵邈,也有惠特曼的热烈奔放,携带着一股摧枯拉朽的青春的力量。郎涛被这种炽烈的情感淹没了。他觉得这段日子笼罩在心头的阴霾被荡涤殆尽,从那天开始,他开始和栗红约会:在校园里散步,在咖啡厅里喝咖啡,一边谈论哲学、文学,还有政治,那种从未有过的身心愉悦,使他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海德格尔,想起大师同自己的学生阿仑特那种火焰焚身一样热烈的爱情。郎涛当然不是想跟大师比附,但他心里被唤起的沉睡已久的爱欲如同一只小兽蠢蠢欲动,使他无法自已。而这种感觉,是他跟何丽相处时从未有过的。也正是由于何丽的存在,郎涛心头始终笼罩着一层阴云,躲在阴云背后的是父亲、母亲,以及“何叔叔”的目光。因此,他每次跟栗红约会时,总是尽量回避熟人和公众场合,有一种偷偷摸摸做贼似的感觉。有一次,栗红约他一起去学校的露天电影场看电影,他犹豫再三,还是拒绝了。为此,栗红有些生气,好几天没理他……

  那天的圣诞舞会,郎涛完全是冲着宋晓帆去的。宋晓帆如愿以偿地上了东大首届作家班,郎涛父子都给作家班开了课,郎永良开的课程是老子《道德经》讲解,郎涛开的是存在主义哲学。郎涛和宋晓帆的家庭渊源,使他俩的关系与其说是师生,倒不如说是朋友。宋晓帆作为作家和成熟女性的魅力,对比他小几岁的郎涛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当然,这种吸引力更多是柏拉图式的,这与他跟栗红在一起的感觉完全不同,与爱情无关;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同宋晓帆在圣诞舞会上跳舞时才那么坦然。郎涛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坦然,深深刺激了栗红。当栗红穿过人群,在众目睽睽下牵起他的手,带着他走到舞场中心时,他像一只在森林里被猎人追逐无处逃遁的动物,被一种突如其来的畏悚和快感攫住了。他的神态有些狼狈,宋晓帆和作家班的一位男学员同他和栗红在舞场上擦肩而过时,像姐姐对弟弟开玩笑那样撂下一句:“小心!这个女生爱上你了……”说完,留下一串嘻嘻的笑声。

  圣诞舞会结束后,郎涛同栗红一起走出枫园,穿过梅园、桂园,一直走到樱园。郎涛的宿舍就在这儿。

  这是郎涛第一次带栗红进自己的宿舍。于是——

  “位于大学附近一座阁楼上的阿仑特寝室里,这对师生开始让爱的欲火熊熊燃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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