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父亲去世
王晟在接到父亲王胜利病危电报的第二天，就向学校请了假，放下尚未完成的毕业论文，匆匆忙忙踏上了回邳镇的旅程……
王胜利得的是肝癌，确诊时已经是晚期，在镇上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坚持要求搬回了江边的那幢小屋里。起先，镇老干办安排一个年轻人照顾他，可时间一长，年轻人终究缺少耐心，他的军人脾气一发作，把年轻人赶走了。后来，还是他当砖瓦厂厂长时的老部下周木生照顾了他一段时间。
周木生是一个身体精壮的红脸汉子，曾经当过邳镇砖瓦厂的供销科长，因向厂长王胜利反映副厂长巴光明拿回扣的问题，反遭巴光明诬陷贪污了500块砖，并因此被撤掉科长，当过一段时间的工人，后来王胜利给周木生平反，让他当了保卫科长。王胜利从砖瓦厂厂长位置上退休后，巴光明当了厂长，周木生再次被免去了科长职务。从那以后，他索性从砖瓦厂辞职，带着一帮下岗工人，多次到镇政府和市政府上访举报巴光明，很多人把他看成是老厂长王胜利的“铁杆”之一，巴光明更是把周木生视为眼中钉，几次指使人搞他，为了躲避报复，周木生曾跑到楚州郊区的女儿家躲了两年，直到巴光明被免去砖瓦厂厂长后，才回到邳镇。王胜利病倒后，周木生就搬过来照顾他了，用他的话说，“老厂长对我有恩，我这是报恩呢！”
江滩上，王胜利亲手搭建的那座房子经不住风吹雨淋，早已变得破败不堪，两边的山墙倾斜得很厉害，用几根树杆支撑着，屋顶上的瓦被风吹落了不少，露出朽烂的椽子。屋后头的杉树林比几年前又长高了一截，夏天遮阳，冬天御寒，成了一道天然的保护屏。
其时，王胜利身体已经很虚弱，不能走路了。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从镇医院回到江边小屋后第二天下午，就让周木生用鸡公车推着去砖瓦厂看看。
砖瓦厂最鼎盛的时期，曾经有过上千辆鸡公车，往返于江滩取土工地和脱坯车间，场面浩浩荡荡，十分壮观。巴光明接任砖瓦厂厂长后，用板车替代了鸡公车，这辆鸡公车还是王胜利从江滩的垃圾堆里捡来的，建房取土和垦荒种地，全靠了它。
周木生用这辆破旧的鸡公车推着王胜利，来到了砖瓦厂。他们看到的与其说是砖瓦厂，还不如说是砖瓦厂的废墟。几年前，砖瓦厂就已经到了濒临倒闭的境地，厂里连续两年开不出工资，工人们怨声载道，上门追债的客户堵在厂门口，连厂长巴光明也不敢露面，不知躲到哪儿去了。此前，老厂长王胜利和周木生已经把巴光明告到了市里和省里，但一直没有回音。忍无可忍的工人们在王胜利和周木生的带领下，围住了镇政府大院，整整三天，才等到上面的答复。巴光明被免去了砖瓦厂厂长的职务，由上级部门立案调查，拖欠的工人工资也补发了。对王胜利来说，这是他盼望已久的胜利。可他高兴不起来。巴光明被立案调查后不了了之，毫发未损。听人说，他在楚州城和省城都买了房子，为了自己的宝贝儿子巴东上大学，花的钱更是不计其数。他家倒是先富起来了，可砖瓦厂却彻底垮了。由于严重亏损，砖瓦厂已正式宣布破产。作为老厂长，王胜利怎么也不明白，曾经那么红火的砖瓦厂，在巴光明承包后短短几年工夫，就被折腾了个精光。想到自己花巨资亲手采购的那套进口制砖设备变成了一堆废铁，他心痛不已，真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就是从那时起，他的身体开始每况愈下的……
周木生推着王胜利在砖瓦厂的废墟上待了很长一段时间。面对着空荡荡的厂房、瓦砾遍地的工地，厂区中央那根孤零零的烟囱，王胜利想起创业之初砖瓦厂人欢马叫、热火朝天的场景，想起上任时自己立下的宏愿，不禁悲从中来，嚎啕大哭。周木生有些不知所措。从那天起，王胜利的身体开始急剧恶化，没过多久，便卧床不起了……
王晟几经辗转，回到邳镇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当他看见躺在床上瘦得皮包骨头的父亲时，一种从未有过的难过袭上心头，哽咽着叫了一声：“爸！”
王晟接连叫了几声，都没有反应。此时，王胜利的神志已经模糊不清，正处于昏睡状态。
“过年回家时，我爸都还好好的，不到半年怎么就病成这样了呢？”王晟问周木生，“周叔，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唉，老厂长怕耽误你的学习，一直不让告诉你。”周木生有些无奈地说。“这两天，我瞅着老厂长实在不行了，才瞒着他给你发了病危电报……”
王晟望着那张形销骨立，变得有些陌生的面孔，紧紧握住父亲的手，不禁悲从中来。
“老厂长，你儿子回来啦，”周木生不停地叫着，“你醒醒吧，老厂长！”
或许是王晟手上的温暖传到了身上，也或许是被周木生的叫声唤醒，王胜利渐渐睁开了眼睛，当他认出站在面前的儿子时，枯瘦蜡黄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王晟（成）……你回来啦？”
王晟觉得父亲的手指蠕动了一下，颤巍巍地举起来，嘴里吐出几个含糊的音节：“箱……子……”
王晟没听清楚，旁边的周木生提醒道，“你爸说的是‘箱子’……”他见王晟似懂非懂，又解释道，“你爸从镇上医院回来后，不知从哪儿找出个小箱子，像宝贝一样抱在胸前，昨天我给他收拾起来了……”说着，从床底下摸索了一会儿，搬出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木箱。
王晟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有父亲当年的军功章，其中一枚解放勋章是他在解放省会大江市的战斗中受伤后，中央军委颁发的。除此之外，箱子里还有一支弹壳制作的手枪，几张破损的旧报纸，以及旧书信。这些东西是那么眼熟，一下子唤起了王晟消失已久的记忆，小时候父亲给他讲故事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信……信……”王胜利嘴里又发出两个不连贯的音节。
王晟听明白了，从箱子里拿起一个旧信封递给父亲。
“骆……正……”王胜利念叨着，目不转睛地望着王晟，那神情似乎在嘱托什么。
骆正。王晟从小就熟悉这个名字，那是父亲的战友，曾经跟他一起将五星红旗插上大江市海关大楼，箱子里的那张旧《大江日报》上面，还有骆正写的文章，“当年，我跟你骆正叔叔一起……”父亲每次跟他讲起那段往事，都是这样开头的，脸上洋溢着自豪的表情。
王晟似乎明白了父亲的意思。“爸，你是要我拿着这封信去找……骆正叔叔么？”
听到儿子这句话，王胜利浑浊的眼睛一亮，那只举起来的手软绵无力地垂了下去，脸上浮现出一缕欣慰的笑容……
第二天，王胜利就去世了。
下葬前一天，江滩上来了很多人，都是以前砖瓦厂的工人，他们无论年纪大小，都按照邳谷山一带的习俗在王胜利遗像前磕头烧纸，有的像失去了亲人那样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倾诉：
“老厂长，你当厂长时操碎了心，现在砖瓦厂被毁掉了，坏人逍遥法外，苍天不公啊啊……”
“老厂长，你一生为咱工人谋福利，跟贪官斗争，不计个人名利，现在你走了，我给你磕三个头吧！”
“老厂长，你曾经立志要让老百姓住上砖瓦房，可现在，工厂没了，你也不在了，以后怎么办？”
“老英雄，一路走好！我们不会忘记你的！”
……
哭诉声、唏嘘声响成一片。
王胜利是在第二天早晨下葬的。王晟把父亲安葬在母亲旁边，这是父亲的遗愿。小时候，每年除夕和清明节，父亲领着他来给母亲扫墓，一边烧香，一边咕哝：“我死后，你就把我埋在你娘身边吧。活着时没有好好陪伴她，死后可不能再分开喽……”
天气有点阴晦，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大江东去，不舍昼夜。江滩比以前更荒芜了，到处是荆棘遍地，芦苇丛生。这些年，父亲一直在江滩上种树开荒，可始终没开出一块像样的地，每年总是不等长出庄稼，就被夏天到来的洪水淹没了。王晟不止一次嘲笑过父亲的徒劳无功。可现在，望着这片荒芜空旷的原野，王晟突然想起了希腊神话中那个不断把石头推上山的大力神西绪弗斯，想起了小时候语文课本上的课文《愚公移山》……
也许，父亲的意义正在这种貌似徒劳的努力当中，包括他这些年不停地举报巴光明，或许都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王晟想。他凝望着父母的坟冢，眼前有些模糊。一种失去双亲后痛彻心扉的悲伤和从未有过的孤独感，像水一样在他全身上下浸透开来。他想起孩提时代跟父亲相处时那种亲密无间的状态，他崇拜父亲，父亲也为他骄傲，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未来。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精神上和父亲渐行渐远，彼此越来越隔膜，变得像陌生人似的。他一直觉得，父亲从未理解过自己，就像他也无法理解父亲一样，仿佛生活在两个隔绝的世界，为此，父子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因为这种“冲突”，他这些年甚至很少回家。他一直以为这是人们常说的“青春期叛逆”和“成长的烦恼”，并感到心安理得；但此刻，当父亲永远离去，意味着他彻底成了一个孤儿，在这个世界上，他再也没有亲人了。母亲去世时他还小，而现在，长大成人的王晟感到了死亡的残酷。他想拒绝承认这个残酷的现实，但做不到。他宁愿相信父亲没有完全离开，父亲的生命通过另一种方式留在了这个世界上，比如那枚勋章，那个旧信封，还有那个从未谋面的骆正叔叔……
2.寻找骆正
王晟办完父亲的丧事，回到学校，就去寻访骆正。
王晟只是从父亲留下的那个旧信封知道，骆正在东江日报社工作，但具体在哪个部门，担任什么职务，他一无所知。
动身之前，王晟先给东江日报社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总机，接线员是个女的，普通话讲得挺标准，听声音很年轻，态度还不错，问王晟：“请问你找哪个部门？”
王晟说：“我找个人，他叫骆正，不晓得他在哪个部门……”
但话未说完，对方就打断了他，“报社一千多号人，我晓得谁是骆正，你不晓得他是哪个部门，我咋给你转机呢？”
王晟说：“那……就请你转总编室吧！”他想当然地认为，总编室认识的人多，应该知道骆正在哪个部门。
总编室很快接通了，这回接电话的是个男的，听王晟说找“骆正”，立刻说：“对不起，你打错了，我们这儿没这个人。”说着就要挂电话。
王晟赶紧说：“这个人是我父亲的老战友，您能帮忙问一下他在哪个部门吗？”
对方原本有点不耐烦，但听到王晟的口气十分诚恳，犹豫了一下，说声“你稍等”，搁下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对方又拿起了电话。“我问了下同事，是有这么个人，是个老同志，以前在农村部工作，文化大革命前还担任过农村版的主编，后来进了监狱，前几年才刑满释放……”对方吞吞吐吐地说，“不过，他出狱后在哪个部门就不清楚了，你最好去问问政治部……”
王晟又拨通了总机，让女接线员转政治部。接电话的也是个女的，听声音比接线员的年纪大，一听王晟要找“骆正”，马上警惕地问：“你是哪儿的，是他什么人？”王晟只好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对方的口气这才和缓下来，但还是有些冷淡。“骆正早就退休了。”对方说完，又补充道，“哦，不，确切说，是离休。他是1949年以前参加工作的……”
“那我怎么才能找到他呢？”王晟问。
“你找老干办问问吧，离退休人员归他们管。”对方说完，哐地一声撂下了电话。
王晟只好又拨通东江日报社的总机，打通了老干办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老同志，大江本地口音，嗓门有点沙哑，听说找“骆正”，同样警惕地问王晟是哪里人，跟骆正是什么关系等等，跟警察查户口似的。等弄清王晟身份之后，对方才告诉他，骆正几年前就办了离休手续，目前住在东江日报社印刷厂的宿舍。王晟还想问具体的楼栋，对方已经把电话撂下了。
东江日报社以前在胭脂路办公，后来，省政府在南湖边上给报社特批了一块地，盖了新的办公楼和职工宿舍后，报社就搬迁到南湖边，把胭脂路的旧办公楼和宿舍让给了印刷厂，报社的大部分职工都搬进了南湖边的新宿舍，但还有一部分老职工住在胭脂路。
胭脂路靠近江边，街道很窄，两边的建筑物灰暗陈旧，仿佛老电影的布景，散发出一股颓败的气息。梧桐树高大粗壮，尤其是夏天，茂密的树叶浓阴夹道，遮天蔽日，十分阴凉，附近有一座基督教教堂，教堂对面是东江省京剧院，王晟刚考上东大研究生时，曾跟着导师郎永良教授参加省文化厅组织的一次观剧活动，来京剧院看过新编京剧《升官记》，回去后写过一篇短评，发表在《东江日报》上。
东江日报印刷厂就坐落在京剧院旁边的一条小街巷里。
王晟从公共汽车上下来后，沿着那条小街巷走了不到一百米，就看见了“东江日报印刷厂”的招牌。门口停了一辆带帆篷的大货车，几个工人正在从车上往下卸货。一个戴鸭舌帽的老头站在传达室门口，像监视一样盯着那几个工人，见王晟往大门里走来，转过脸叫住了他：“你找谁？”
“我找……骆正。”
“找骆……正？”鸭舌帽老头警惕地上上下下打量着他，“你是他啥人，找他干啥？”
这样的问话，王晟已经在电话里听过好几次了，于是，他把在电话里回答过的那几句话，又像背书那样复述了一遍，鸭舌帽老头似乎还不放心，又让王晟掏出学生证给他，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这才显得很不情愿地告诉他，“老骆住印刷厂后面的那栋楼。不过，他白天很少在家……”
王晟听得出来，鸭舌帽老头的态度比刚才和善了许多，于是就问：“您晓得他去哪儿啦？”
“你往旁边站一点儿，小心被撞喽。”鸭舌帽老头见大门里面又开出一辆大卡车，像交通警那样对王晟做了个避让的手势，嘟哝道，“除了书店，他能去哪儿？”
“书店？”
“嗯呐，老骆开了家旧书店，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儿，有时半夜才回来……”鸭舌帽老头再一次仔细打量着王晟，“小伙子，你还是别在这儿等了，去书店找他吧！”
王晟点点头：“好吧！您晓得书店在哪儿么？”
鸭舌帽老头想了一下说：“你顺着来的路往回走到胭脂路上，过了教堂往右拐，穿过一座天桥，再走一百米左右就到了……”
“书店叫啥名字？”王晟不放心，又追问了一句。
鸭舌帽老头说：“啥名字？我也说不上来，那条街上只有一家旧书店，你不用担心认错咯！”
王晟道了声谢，便从印刷厂门口离开了。但刚走几步，又被鸭舌帽老头叫住了。“小伙子，你和老骆在一起可得留点儿神……”
王晟停下来，疑惑地问：“为啥？”
鸭舌帽老头右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脑门说：“老骆这儿有毛病，经常胡言乱语，他的话不能当真……”
王晟还想细问，但鸭舌帽老头已经转过身，走回了传达室。
按照鸭舌帽老头告诉的路线，王晟用了不到一刻钟的时间，便找到了那座天桥。天桥旁边是东江师范学院的南大门，师范学院两旁的马路边，是一幢幢低矮的老式木板房屋，有杂货店、服装店、五金店、小餐馆、旅社，顾客和行人川流不息，充满了浓郁的市井气息。
就在这排板屋中间，一块写着四个苍劲古朴的繁体字“民众书店”的匾额，映入了王晟的眼帘。
3.民众书店
书店的门框很低，王晟走进去时，差点儿碰到头，是那种老式的木质门框，颜色黑里透黄，仿佛经过烟熏火燎和岁月的炙烤，散发出一股陈旧的气息。
书店内有点暗，过了片刻，王晟才适应里面的光线。三面靠墙排列的书架上，摆满了图书，图书的颜色跟整个店面一样，陈旧泛黄，有的已经破损不堪，残缺不全。
旧书店里只有三个顾客：一个穿灰布中山装，胳膊上戴袖套，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的老人，一位穿蓝布、工人模样的中年人，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少年，都在埋头看书，谁也没有注意到王晟。他走近书架，抽出一本1980年出版的高中语文课本，封面已经脱落了，是用胶布粘的。扉页上歪歪斜斜地写着几个字：“红星中学高一年级：杨长军。1980年9月”。王晟盯着“1980”几个数字上。真巧，这一年我也正在上高一呢！目录上的那些课文十分眼熟，《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白杨礼赞》、《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的十月》、《劝学篇》、《陈涉世家》、《雷雨》(节选)、《竞选州长》……看到这些篇目，王晟心里浮起一股亲切的感情。他信手翻到《挥手之间》这篇课文，一段文字映入眼帘：“人群又一次像疾风卷过水面，向着飞机涌了过去。主席站在飞机舱口，取下头上的帽子，注视着送行的人们，像是安慰，像是鼓励。人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拼命地一齐挥手，像是机场上蓦地刮来一阵狂风，千百条手臂挥舞着，从下面，从远处，伸向主席……”多么熟悉的课文！王晟不由自主地念出了声。
这当儿，有人轻轻“嘘”了一声，对他提醒道：“小声点儿，莫影响别人看书！”
王晟转过脸，见是那个胳膊上戴袖套的老人。“年轻人，你想要什么书？我帮你找找……”老人走过来，面带微笑地说。
“我不买书，我是来找人的……”王晟摇了摇头，把旧课本放回书架。
“找人？”老人哦了一声，“你找谁呢？”
王晟迟疑地打量着老人，约莫六十多岁，高高的个子，背有点驼，一张方方正正的脸庞，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字脸”，额头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目光硬朗，透露出一股不被岁月磨损的锋芒。王晟觉得，这双眼睛好像在哪儿见过……
“我找……骆正叔叔。”他说。
老人听了，眼睛倏然一亮，“你是……”
王晟说：“我爸叫王胜利。”
“王胜利……”老人念叨着这几个字，嘴唇微微哆嗦着，握住了王晟的手，“你是王胜利……王连长的儿子？”
“您是……骆叔叔？”
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他们的声音太大，惊动了书店里那个工人模样的中年人和那个少年，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朝他们张望。
骆正抱歉地对他们笑了笑，说：“对不起，老战友的儿子看我来了，今天书店提前关门……”
等两位读者离开书店后，骆正关上大门，取下胳膊上的袖套，“跟我来吧！”说着，他像对待孩子那样牵着王晟的手，从书店后面的楼梯登上了阁楼。
阁楼的面积不大，除了临街有一扇窗户外，屋顶上还有一扇天窗，阳光从天窗直射进来，使阁楼里比一楼亮堂了许多。阁楼中央有一张长方形桌子和几条方凳及一套简易沙发，看上去像一间会议室或者客厅。引人瞩目的是，阁楼四壁贴满了年画和宣传画，如《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的剧照，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都是王晟小时候见过的，尤其是毛主席像，跟王晟小时候家里挂的那幅一模一样。刹那间，他心里产生了一种时光倒流之感……
骆正见王晟在观赏那些画，说：“跟楼下那些旧书一样，都是从废品站收购来的。”
“这些画儿，以前我家里也挂过，”王晟说，“每年过春节，爸爸都带着我去镇上的书店买年画……”
“坐吧，这儿安静，我们好好聊聊，”骆正拉着他在沙发上坐下来，“跟我讲讲，你爸他还好吗？”
王晟低下头说：“我爸……过世了。”
骆正听了，半晌没说话。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说：“前些年我收到过你爸的信，后来给他回过一封信，也不知他收到了没有……”
王晟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旧信封，说：“是这封信么？”
骆正接过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看了看，“对对，是这封信，那会儿，我刚出狱，回到报社不久，你爸爸寄了一封举报信给我……”
“骆叔叔，还有这旧报纸、这个勋章……”王晟又拿出那张皱巴巴的旧报纸和那枚解放勋章，“我爸一直保存着。”
骆正捧着旧报纸，激动地说：“看见这张报纸，我就想起了解放大江时，我和你爸爸一起将五星红旗插上海关大楼的情景。你爸是闻名全军的战斗英雄，打起仗来像一头猛虎，他的外号就叫‘老虎’呢！一晃，都过去快四十年了！还有这枚解放勋章，我也有一枚，跟这枚一模一样……”他双手颤抖地抚摸着勋章，眼睛有点儿湿润了。“孩子，你叫啥名字来着，王晟（成）？这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的那个志愿军英雄。我记得，你爸那时候做梦都想奔赴抗美援朝前线，他给你取这个名字，意义深远啊！”
过了好一会儿，骆正的情绪才平静下来。“孩子，我跟你爸爸是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他不在了，我见到你就像见到他一样啊！”他声音低沉地说，“告诉我，孩子，你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找到我的？这些年，报社那些人可不愿意我跟人接触，有人找我，他们总是找出各种理由支开……”
王晟从他一连串的疑问里感到一丝无奈和苦涩，就说：“我在东江大学读研究生……”
“你在东大读书，怎么不早点来找我呢？”骆正略带责备地说。
“我是想早点来看您的，可是……”王晟支吾着，一时却找不出合适的托词，“我给报社打了好几个电话，好不容易才问到您的下落……”
“你能找到我，已经很不错了。”骆正哈哈笑道，“这几年，不少人去报社找我，都直接被挡回去了……”
王晟不解地问：“为什么？”
但骆正没有回答。
“您刚才说，您刚出狱不久……”王晟话刚出口，便觉得自己太唐突，不禁有点后悔起来。
果然，骆正脸上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阴影，他看了一下手表，王顾左右道：“哦哦，都快六点了，就在我这儿吃晚饭吧。”
王晟赶紧站起身说：“不麻烦您了……”
“谈不上麻烦，楼下有厨房，平时我不想回印刷厂宿舍，就在书店下碗面条吃……”
王晟还是觉得不好意思，“书店就您一个人？”
“雇了一个店员，他这两天有事请假……”骆正说着站起身来，往楼下走去，由于个子高，楼顶太低，他的头几乎触到了房顶，不得不弓着背，一步一步地走下了楼梯。
阁楼上只剩下了王晟一个人，他再次环顾着屋子，注意到靠窗放着一张书桌，上面整齐地堆放着一排书，走近一看，那是一套白封皮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读》，一共二十本，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由于出版时间太久，书的颜色有些泛黄，书脊上被老鼠啃得露出了里面的装订线。跟这套旧书摆在一起的还有一套八卷本的《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1至5卷……
王晟把目光收回来，发现桌子上有一本1978年出版的《名人传记》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我和宗达、宋乾坤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他的兴趣，文章署名“安娜·路易”——
1931年9月，我和宗达在莫斯科结婚。其时，宗达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联络人，我在中山大学学习。
1932年，我以宗达秘书的身份，跟随他回到了中国上海，一直协助宗达负责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络工作。中央机关被敌人破坏后，我和宗达秘密转移，绕道香港、日本，再次到了莫斯科。1936年，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我们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指示，到了延安。不久，宗达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东江局主要负责人，我便陪同他一起离开延安，到了东江省省会大江市。
1938年，我担任了宗达的机要秘书，宋乾坤是中共中央东江局的警卫参谋，宋直接负责宗达的警卫工作。宗达每天下午工作累了以后，喜欢出去散步，有时我陪他，有时他一个人。出事的那天下午，我去“八办”送一份情报没有赶回来，宗达一个人去散步。他每次散步时走的都是那条从枫园到枇杷山的小路，在东江局，只有我、宋乾坤和宗达的贴身警卫知道这个秘密。按照规定，首长无论私事公事外出，警卫人员必须贴身保卫，但那天下午，两名警卫却没有跟着宗达，他们被警卫处临时安排去机场接一位从延安来的首长了，给他们下达命令的正是宋乾坤。
后来，宋乾坤在接受调查时说，那两天首长频繁外出，警卫人员实在安排不过来，才临时抽调了宗达的两名警卫人员。“宗达出去散步，每天走的都是同一条路，从来没出过什么事情，我就大意了……”这是宋乾坤接受调查时讲的原话。后来，组织上只给了他一个“失职渎职”的严重警告处分，没有再追究别的责任。但宋乾坤仅以“粗心大意”解释自己的行为，明显说不过去。如果只是粗心，为什么刚巧在那天下午，宗达就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了呢？特务们对宗达的散步时间、路线为何了解得如此清楚？而且选在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据宗达的两名警卫员反映，在一次陪同宗达去田汉剧院时，宋乾坤曾经和国民党军统少将处长白寿和单独接触过。而负责对宗达实施“绑架行动”的正是白寿和。有人怀疑宋乾坤向军统透露了宗达的散步时间和路线，并临时调开警卫，才让特务成功绑走了宗达。对于这种怀疑，宋乾坤也一直予以否认，由于缺少证据，再加上不久宗达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我的自白书》，公开承认自己“因对共产主义丧失信心”，主动投奔了国民党阵营，对宋乾坤的怀疑也就不了了之……
1940年，我和宋乾坤在延安正式结婚。在此之前，我已经登报与宗达终止了夫妻关系，作为宗达的前妻和下属，我和宋乾坤在经受严格的组织调查之后，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我们都相信对方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感情和家庭生活上也获得了彼此的信任。从宋乾坤不计较我怀上宗达的孩子这一点，我相信他是爱我的；当然，他同样也赢得了我的爱情，我们这种感情一直延续到解放后。
解放战争期间，宋乾坤曾担任东江省委城工部长，在大江市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他担任了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分管文艺工作。宋乾坤觉得以自己的能力和资格，这个职务太低了，有些郁郁不得志，经常在家里发牢骚，说东江省委是“红区派”压制“白区派”。所谓“红区派”是指解放区出来的干部，“白区派”是指在国统区搞地下工作的干部。他甚至把自己未获“重用”的原因，归咎于我这个“大叛徒”宗达的妻子，对我和儿子宋喆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有一次甚至动手打了宋喆。尽管后来宋乾坤向我道了歉，但我心里却蒙上了一道阴影……
凭心而论，宋是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他参加革命早，而且有文化，业余时间爱好摄影和写作，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艺作品，宋的长篇小说《大江壮歌》出版后，他在出版社自购几百书，让我照着一份名单寄了出去，中央和东江省委的领导几乎人手一册《大江壮歌》，宋一下子成为了明星式的人物，据说中央领导同志都注意到了他，亲切地称他“才子”。
不久，宋乾坤通过在中央工作的表姐韩英和表姐夫洪虎将军的关系，调任中央中央组织部青干局副局长，我也调到了《人民中国》杂志社任英文编辑。青干局是中组部专门负责选拔青年干部的部门，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地方干部突然当上中央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宋乾坤的地位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那种消极灰暗的情绪一扫而光，我们的夫妻关系，包括他对待宋喆的态度也好了许多。
那段时间，宋乾坤格外踌躇满志，有一次他在家里喝多了酒，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他马上就要升任局长了，“我的目标是在四十岁以前进入中央委员会，五十岁前……”那一年，宋乾坤刚刚三十五岁。我从他眼神里看到了一个男人的勃勃雄心或野心。这种雄心和野心，我以前也曾从宗达身上见到过。
1953年，全国性的肃反运动开始了，一大批暗藏的敌特和反革命分子受到了镇压。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肃反”开始不久，宋乾坤突然被停职审查。我不知道他到底为何被审查，向有关部门打听，只听说跟“肃反”有关。
三个多月后，宋乾坤突然回来了。几个月不见，他整个儿瘦了一圈，胡子都有半尺长了，我差点儿没认出来。“宋，你为什么被审查？还是因为宗达么？……”我迫不及待地问。“不，”宋乾坤摇了摇头，脸色阴郁地说，“有人向中央举报，说我在担任东江省委城工部长时叛变投敌，出卖过党的重要机密……”
解放前，宋乾坤在大江市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过，后来还是组织上通过国民党上层的关系，才营救他出狱的。但对于“叛变”，我却闻所未闻，是真有其事，还是被人诬陷呢？
“叛变……谁举报的？”
“我以前搞地下工作时的下属，当过我的联络员。”宋乾坤苦笑道，“解放后，他一直在举报我，这次肃反，他又举报到了中央……所谓举报纯属构陷。我早已向省委和中央汇报过我在大江从事地下工作的全部经过，幸亏中央明察秋毫，否则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本来就戴着一顶“大叛徒”宗达前妻的帽子，如果宋乾坤真的也成了“叛徒”，我岂不是嫁了两个叛徒？
我为宋乾坤庆幸，也为自己感到庆幸。
宋乾坤虽然被洗清了叛徒的指控，但他提升局长的机会却成了泡影。对宋乾坤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很长一段时间，他变得萎靡不振，心灰意冷，似乎又回到了以前在东江工作的日子。好在他还年轻，在中组部这段日子，又积累了不少新的人脉。没过多久，新的机会到来了。宋乾坤被重新调回到东江工作，虽然是回到以前工作的地方，但他这次担任的职务是东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尽管只有正副之别，却提升了一大步，身份和地位都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了。
我原以为，经过这一番波折，我和宋乾坤的婚姻会消除芥蒂，重归于好，可谁知，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加速了我们的分手……
文章到这儿戛然而止。后面有一段“编后记”：
“安娜·路易，1914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毕业于利兹大学，大学期间受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影响，结识在英国留学的宗达并相爱，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战期间经周恩来、邓颖超介绍加入中共，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曾任中共中央东江局机要秘书、《人民中国》杂志社英文编辑、东江省广播事业局外语顾问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东江大学教职工革命造反组织“铁流兵团”勤务员，不久以外国间谍罪入狱，1977年被平反出狱后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定居。安娜·路易是一位坚定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大半生。著有长篇自传《我见证了中国革命》，本文节选自该书，标题为编者所加……”
文章中的一些段落划着各种横线和奇形怪状的符号，不少空白处还写满了批注，显然，骆正把这篇文章看过不止一二遍……
王晟注视着那些符号和批注，脑子里充满了疑问。
这时，骆正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回到了阁楼。王晟一边吃面条，一边想着那些疑问。终于，他忍不住问道：“骆叔叔，您认识宋乾坤和安娜·路易么？”
骆正刚吃完面条。他把最后一点面汤喝下肚，放下碗，用手背揩了一下嘴巴。“岂止是认识？宋乾坤还是我的老上级呢……”他脸上掠过一丝古怪的笑意，神情异样地看着王晟，“孩子，你刚才不是问我‘出狱’是怎么回事吗？现在，我给你从头讲起吧……”
4.骆正的讲述（1）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一边高调宣扬和平建国主张，邀请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一边秘密调集军队向我解放区大举进犯。上党战役后，墨汁未干的“双十协定”变成了一张废纸，随着解放战争在东北和华北的全面爆发，位于中原地区的东江省也成了国共逐鹿的必争之地。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东江局和东江省委把军事工作的重点从农村转到以城市为中心，从部队抽调了一批军事干部到大江等城市从事地下工作。那时，我在新四军五师文化科担任宣传干事。大概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江人，组织上决定派我回大江，担任省委和大江地下工委的联络员。
大江工委的负责人叫魏祥生，代号“老鱤”，是一位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工人干部，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日寇占领期间，他领导的大江地下组织给在东江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秘密输送了大量军火及医药物资，抗战胜利后，魏祥生作为秘密战线的杰出代表，出席过在娘子湖根据地召开的东江省党代会，受到了省委的表彰，我还曾为他写过一篇专访，发表在省委机关刊物《前哨》上。
“老鱤”是东江流域一种以凶猛著称的鱼，用它来做魏祥生的代号恰如其分。
老鱤对组织上派我回大江工作很高兴，第一次见面时，在胭脂路江边一家叫“胖家伙”的小餐馆上为我接风，请我吃了一顿财鱼火锅，出于地下工作纪律，我们没有喝酒。
“骆老弟，上次在根据地，你写了那么长一篇文章吹捧我，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老鱤端起茶杯，低声说，“来，我们以茶代酒，干了这杯……”
我认真地说：“老魏，这可不是‘吹捧’，是宣传工作的需要嘛！”
老鱤大大咧咧地说：“嗨，小老弟，我是个大老粗，你别咬文嚼字啦，反正就这么回事吧！”
老鱤工人出身，穿一身粗布工装，满脸络腮胡，说话粗声大嗓，尽管压低了嗓门，但听起来还是声若洪钟，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好在小餐馆里没什么顾客，不用担心被人听到。
“财鱼火锅”是大江本地的一道名菜，先在火锅里备好生姜、八角和辣子等佐料，水煮沸后将剖干洗净的新鲜鲢鱼投入火锅内，那鲜美的味道真是天下一绝，大江人招待远方来客，无不以“财鱼火锅”为贵。我虽然不是什么远方来客，老鱤却把我这个“老家”派来的人当作了亲人，何况我们之间还曾有过那么一段文字之缘呢？
当时，大江地下工作正处于异常艰难的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处于进攻态势，在国民党统治区，军统和中统特务对我党地下组织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就在半年前，由于叛徒出卖，大江工委的几个主要联络站被捣毁，大批同志被捕，工委同东江省委之间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了。我的到来，使大江工委恢复了同省委的联络，也标志着东江的地下工作在经受重创之后开始恢复元气了，身为大江地下工委负责人的老鱤心情自然很激动。
为了吸取联络站被敌人破获的沉痛教训，确保大江工委和省委之间的联络不再出现任何纰漏，老鱤对我的工作做了周密安排，我的工作只对他一个人负责，也就是说，作为联络员，我受老鱤直接领导，老鱤是我的唯一上线，除了他，我不得和大江地下组织其他任何人发生联系。
那天在“胖家伙”餐馆分手时，老鱤严肃地提醒我：“飞鸽同志，这是铁的纪律，除非发生特殊情况，不得违反……”
“飞鸽”是我的代号。
我的公开身份是民众书店老板。书店是一座带阁楼的木板房，位于东江高等师范，也就是现在的东江师范学院南大门，木板房是我家的房产，抗战爆发前，我们全家一直住在这儿。
我的父母是娘子县人，爷爷奶奶在娘子湖打了一辈子鱼，到头来不仅做不起一幢像样的房屋，像土拨鼠那样住在娘子湖边的窝棚里，全家老小连肚子都填不饱。我父刚满十岁时，被爷爷奶奶送到大江市胭脂路上的一家竹器店当了学徒。我父心灵手巧，不到两年工夫就学会了竹器手艺，他不但会编织桌椅床垫、筲箕簸箕等家用器具，还会编织花鸟虫鱼之类的工艺装饰品，深受顾客欢迎。竹器店老板姓冯，是个瘸子，早年丧妻，膝下有一女，比我父大三岁，正待字闺中。冯老板看中了我父的忠厚和聪慧，有意将女儿许配给他。这样，我父刚过十五岁，就由冯记竹器店的学徒变成了冯老板的乘龙快婿，第二年，我就在胭脂路上的这幢木板房里出生了。我两岁时，我的外公、冯记竹器店的老板去世，我父便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冯氏竹器产业的继承人……
1937年，我正在东江高等师范附中读书，时值淞沪会战不久，面对日益紧迫的战争局势，大江各界抗战的士气十分高涨，高师和附中的师生同仇敌忾，纷纷涌上街头，宣传抵御外侮的主张，发誓同守城的军队共存亡。我就是在这段时间认识国文教员程子良的。在他的影响下，我初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成为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抗日先锋青年会”的成员。和我一起成为该组织成员的还有同班同学白雪。她是一个漂亮的女生，颇有文艺天赋，我们在青年会文艺宣传队共同主演过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1938年秋，日军在攻占中国首都南京之后，直逼东江省省会大江市。国民党军队已呈溃退之势，大江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全城百姓无不仓皇失色，争相出逃。我的父母也加入到逃亡的行列。他们让我也跟着一起回老家娘子县避难，我经不住父母的软硬兼施，表面上答应跟他们一起走，但到了半途，又悄悄溜回学校去了。我怎么也没料到，这是我同父母的永诀。半年后，日军飞机轰炸娘子县城，我父母在日寇的炮火中双双罹难。
此时，曾宣称要与大江共存亡的国民党守城部队不战而退，日军长驱直入，占领了大江城。我和白雪等十几名“抗日先锋青年会”的成员，也跟着程子良老师撤出大江，参加了新四军。我怎么也没想到，时隔六年后，我会以中共地下党联络员的身份回到大江市，把外公和父母留下的这座木板房改为书店，使之成为了大江地下工委的一个重要联络站……
民众书店除了我，还有一名店员小贺，是组织上给我派来的报务员。小贺比我小两岁，性格比较内向，以前在新四军情报科工作。秘密电台设置在阁楼上，既是我的书房和卧室，也是小贺的发报室。二十一年前，母亲就是在这间不足十平米的小阁楼上生下了我。
联络站的工作十分严格。每次收到省委的密电，我就按照规定的联络方式，在《大江报》登出一条广告：“本店现有一批存书，拟按六折出售，有意者请来店面洽。民众书店敬启。”
大江报馆就在离书店不远的胭脂路125号，它的对面是一家名为怡红院的妓院，大概因为报馆的记者们都很有钱，喜欢逛窑子，怡红院的生意格外兴隆，妓女们招徕生意时从不避嫌，常常溜进报馆大楼去拉客。那是一座灰色的五层大楼，广告部在一楼，有一次我去报馆登广告，差点儿被妓女们当成记者，给拉到怡红院去。说起来，我在高师附中读书时，还曾经把当记者当作最大的理想呢。解放后，大江报馆被共产党接管，《大江报》改为中共东江省委的机关报《东江日报》，我也真的当上了报社记者。怡红院被废除后，成立了省京剧院，从前的怡红院依然俊男靓女出没、弦歌笙舞不绝入耳，却早已物是人非，换了人间……
1948年中秋过后不久，老鱤忽然约我在江边的胖家伙餐馆见面。他去娘子县参加省委的秘密会议刚回来，主要是向我传达会议的精神。
“随着东北全境解放，我军在华北、华东地区的节节胜利，敌强我弱的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解放战争从战略相持阶段转向战略反攻阶段，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东江省委，为了配合东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向盘踞在东江省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发动全面反攻，大江地下工委的工作重点也从以前的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转为以搜集军政情报和策反统战为主……”老鱤说着，沉稳的目光掩饰不住心里的兴奋，“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加强对大江地下工作的领导，省委决定给我们派一位重要领导人，负责指导大江工委的工作。他叫黄鹤……”老鱤说到这儿，把嘴巴贴近我的耳朵，声音降到了最低，“记住，黄鹤同志到来之后，将接替我成为你的唯一上线，联络站也改为由他领导，你不能再直接联系我，除非发生特殊情况……”
我不明白老鱤所说的“特殊情况”是什么，看着他脸上的严肃表情，我也没敢问。
三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叫了一辆黄包车去南湖公园同黄鹤接头。因连续下了几天雨，马路上湿漉漉的，天空阴沉，布满了浓重的乌云。由于路面太滑，车夫又上了年纪，黄包车跑得比较慢，在横穿马路时跟另一辆黄包车擦了一下，对方车夫是个年轻人，听老年车夫外地口音，欺负外地人，非逼着老年车夫赔钱不可。两个人吵成一团，眼看约定的接头时间快到了，我只好息事宁人，掏出两张钞票给了那个年轻人，让老年车夫拉着我赶路。尽管如此，当我来到南湖公园时，还是比约定的时间晚了近一刻钟。
我一下黄包车，就看见公园门口站着一个头戴礼帽、身穿灰布长衫、打着油纸伞的人。四周旷无人迹，我在一棵梧桐树下停住脚步，从远处观察着他，当我看清楚他手里拿着一张卷成桶状的《大江报》后，才走过去。
其时，穿长衫的人背对着我，面向烟雨蒙蒙的南湖，似乎没有察觉到我走近，或者意识到了故意背对着我。
我在他背后站住，念了一句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对方沉吟了片刻，轻轻吟哦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
这是我们约定的接头暗号。
“黄鹤同志，欢迎你！”我用压制不住的喜悦叫了一声。
对方缓缓转过身来。当我看清他的脸时，不禁吃了一惊。我没想到，这位新来的“重要领导人”是我过去的老上级——宋乾坤！
他也愣住了。“我没想到飞鸽是你……小骆！“
“是我，首长！”我紧紧握住他的手，“真没想到是您哪……”
“我只听工委的负责同志说，联络站的负责人很年轻，前不久才从军区调来的，没想到是你呀！”宋乾坤也掩饰不住高兴地说。
我咧开嘴巴笑着注视他。几年不见，首长似乎比几年前胖了一些，气质更儒雅，更有风度，也更像个知识分子了……
这时，宋乾坤收起笑容，变得严肃起来。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怀表看了看，用责备的口气说：“你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一刻钟。”
我抱歉地说：“对不起，首长，刚才在路上耽搁了一会儿……”
“你不要叫我首长，飞鸽。”他严肃地纠正道，“以后就叫我黄先生吧。”他一边说，眼睛一边朝四周梭巡着，显得有点儿紧张。
“好的，黄先生。”我以一个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的口气说。
时刻保持警觉，是一个地下工作者首要的原则。对于首长这种略显紧张的反应，我心领神会。刚到联络站时，我比他还神经过敏呢。
这就是我在大江见到老首长宋乾坤时的情景。
前面说过，大江沦陷后，我和白雪等一批进步学生，跟随程子良老师参加了新四军五师，程老师在师政治部宣传科当副科长，白雪在师部文工团，我也在文工团待了一段时间，两年后，被调到新四军五师三支队政治处当干事，时任政治处主任就是宋乾坤。
我在师部工作时，就听说过宋乾坤的名字。他调到三支队之前，在师政治部宣传科当科长，据说他出身在楚州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十五岁就跟着表姐参加革命，还带领红军游击队大义灭亲除掉了自己的反动父亲，曾经在中共中央东江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听说后来犯过错误，调到了新四军五师。那时候，像宋乾坤这样拥有丰富革命阅历，经受过战火考验的年轻干部，在新四军队伍中凤毛麟角；况且，他的确具有出色的工作能力，调到五师不久，便把全师的政工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得到了军部首长的表扬。
当时，新四军五师三支队在娘子湖一带活动，利用湖乡优势，同日军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就在前不久，还歼灭了一支进湖“扫荡”的日军汽艇中队，生擒了中队长铃木大尉。我离开师部去三支队报到时，刚刚在《前哨》月刊上读到了关于这场湖上狙击战的特写，文章后面还附有一张日军大尉铃木的照片，文章署名“撰稿、摄影：宋乾坤”。
三支队驻扎在娘子湖畔一个叫丢家垸的村庄，支队司令员、政委和政治处主任三位主要首长住的是一座地主的大瓦房，前后三进院子，当时正值盛夏，院子里两棵大槐树枝叶婆娑，开满了白色的花朵，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槐花香。
宋乾坤住在后厢房。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中等偏高身材，穿着一套很合体的浅灰色军装，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下巴刮得干干净净，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看上去儒雅干练，富有涵养，一看就是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干部。
通讯员把我带进去时，宋乾坤正在摆弄一架相机，当他听到我是从师部调来的时，放下相机，伸出一只手来，“哦，骆正同志，欢迎欢迎！”他一边热情地招呼我坐下，一边用政工干部特有的目光审视着我，“我在简历上看到你刚满十八，这么年轻……”
“首长，您参加革命比我还小呢！”我说，一边也打量着宋乾坤。他看上去三十来岁，在支队一级的首长中，真够年轻的，再想到他那么早就参加革命，还曾在延安抗大学习过，有那么丰富的经历，多才多艺，会写文章会摄影，我顿时对他产生了一种崇拜之感。
我从挎包里掏出那本刚出版，还散发着油墨香味儿的《前哨》杂志，恭敬地双手递给宋乾坤：“首长，这是刚出版的《前哨》，上面有您写的文章和拍的照片呢！”
宋乾坤接过杂志，飞快地浏览着自己的文章。我看见那架相机，惊叹了一声，“啊，莱卡3D，还是外国货呢！首长，那张日军大尉的照片，就是用这个相机拍的么？”
宋乾坤把目光从杂志上抬起来，瞟了我一眼，漫不经心地说：“是呀，你也懂相机？”
“师部宣传科的程子良科长也喜欢摄影，我从他那儿学过一点皮毛，”我说，见宋乾坤对程子良的名字有些陌生，又补充道，“哦，程科长是我在高师附中读书时的老师……”
从那以后，我就在宋乾坤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由于耳濡目染，在艰苦战斗的间隙，我也开始学习写作，起初是一些简短的新闻报道，慢慢地，写出了几篇较长的特写和散文。我虽然从小喜欢文学，但毕竟只念过两年中学，文字功底薄，文章里的语法和修辞毛病不少，每次写完，都要请宋乾坤帮我修改，然后才寄到师部的机关刊物《前哨》和军区的报纸，有的被退稿，也有一些发表了。渐渐的，我把宋乾坤当成了写作上的导师，他不仅为我改稿，还给我推荐一些进步文艺书刊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和丁玲主编的《文艺》杂志上的文章，还有著名记者范长江的《塞上行》和《中国的西北角》。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和《前哨》杂志上的新闻和文艺作品。
1940年至1943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段时期，三支队在远离五师主力部队的情形下，面对日伪军的重重围困，化整为零、各个击破，不断地向盘踞在省城大江以及娘子县城的日军发动突袭，有效牵制和分散了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压力。但三支队也因此受到了日军的残酷报复，驻扎在娘子县城的日伪军调集重兵，向娘子湖游击区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扫荡。最严重的时候，三支队被迫撤退到娘子湖上的一座小岛隐蔽了半年多，经常忍饥挨饿，如果碰上日伪军进湖扫荡，还要随时转移，部队的士气之低落可想而知。为了鼓舞部队士气，宋乾坤经常带领政治处的同志们下连队，给战士们讲故事，还亲自创作渔鼓唱词，在连队巡回表演。就在这样严酷的战斗间隙，宋乾坤每天坚持写日记，用那架莱卡3D相机拍了不少照片，还创作了短篇小说《战斗在娘子湖上》，小说描写的是三支队四连在芦苇荡伏击日军汽艇的一场战斗，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后，被收进了著名作家丁玲主编的《抗战文艺丛书·短篇小说卷》，丁玲在丛书序言中称宋乾坤是抗战文艺队伍中涌现的一颗文学新星，陈毅司令员还亲口表扬过他，说他是新四军的一员“儒将”。
受宋乾坤的鼓舞和影响，我也写了几篇描写娘子湖战斗生活的短篇小说，其中一篇经过宋乾坤修改后，投到《前哨》杂志刊登了。这是我发表的唯一一篇文学作品。两年后，我就调到了师部宣传科，那时，宋乾坤也已调离了三支队，到新组建不久的东江省军区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日本鬼子投降后，我从新四军五师调到东江军区工作，宋乾坤则从军区调到东江省委，担任城工部长。跟他一起调到东江省委工作的，还有我的老师程子良。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重新在宋乾坤的领导下工作。作为他过去的下属，我心里当然很高兴。宋乾坤曾经用“黄鹤”的笔名在《前哨》上发表过作品。我早就应该知道“黄鹤”是他，但那时我还不清楚，“黄鹤”是他参加革命之前的名字，“宋乾坤”是他宣布跟自己的反动父亲黄耀祖脱离父子关系后才改的……
5.骆正的讲述（2）
宋乾坤的公开身份是《大江报》记者。
宋乾坤是省委城工部长，全权代表省委指导大江地下工委的工作。作为东江省委和大江地下工委在大江市的联络站负责人，我除了接收和传达省委的重要精神，还负责向大江工委传递宋乾坤的秘密指令。我和联络站的另一项任务就是保卫他的绝对安全。尽管联络站距离大江报馆很近，步行半个小时就到了，但为了安全，我很少和宋乾坤直接碰面，每次收到省委电报，我都是利用去报馆联系刊登广告的机会交给他。如果他需要向省委请示汇报或向大江工委发布指令，则把内容编成密码，写进文章，发表在当天的《大江报》上。宋乾坤平时采写的新闻都不署名，只有撰写时评类文章才署名。他用的笔名很多，不下十个，其中如“江城子”“西风瘦马”“怀沙”等等，只有在署名“黄鹤”的文章里，才藏着他的秘密指令。
民众书店是大江报的特约经销点之一，距离报馆近，每天早上，运报车从印刷厂出来，我们都是最早拿到当天的报纸。一旦看到署名“黄鹤”的文章出现在报纸上，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通过电台发出去。电台在阁楼上，每次发报，我都要在书店外面挂出“盘存”的牌子，关上门，同小贺一起躲在阁楼上，我负责编译密码，小贺负责发报。我们用的摩尔斯密码藏在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里，我和宋乾坤各有一本，都是北新书社1931年的版本。为了熟悉密码，我把整本小说从头至尾都背诵下来了。
来大江之前，我在军区特训班接受了一个月的短期培训，教员是延安派来的谍报专家，编织和破译密码是其中的一项主要内容。
1948年11月中旬，宋乾坤以采访的名义离开大江，前往省委的秘密驻地娘子县乘马庄，参加了东江省委和东江军区的一次重要联席会议。
有一天，我外出办事回到书店，小贺一看见我，就放下手里的活儿，走过来贴近我的耳边说：“黄鹤来了，在阁楼上等你。”
我感到有些意外。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黄鹤是不能直接来书店和我见面的。除非发生了特殊情况。我心里嘀咕着，赶紧往阁楼上走去。
推开阁楼的门，我就看见宋乾坤披着一件深蓝色的呢子大衣，里面穿着米色西装，领带是红色的，由于天气冷，他的脖子上还围着一条米色的围巾。同几个月前刚到大江时相比，他的装束和神情更像个大记者了。
此刻，他跷着二郎腿端坐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正在浏览刚出版的《大江报》，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不像是发生了“特殊情况”。我悬着的心顿时踏实了许多。但我还是不放心地问：“黄鹤同志，您怎么直接到店里来了，出啥事了么？”
“能出啥事呢？”宋乾坤反问了一句，“如果真要说出事，也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天大的好事啊！”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愣怔着，宋乾坤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完，放下报纸，满脸兴奋地说：“淮海战役胜局已定，上个月，蒋介石的王牌嫡系74师被我军全歼，中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刘峙指挥的5兵团共计55个师的兵力，被歼灭近50万，再加上辽沈战役歼灭的敌人，敌我双方的强弱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呀！”他说着，双眼发亮，不断摩拳擦掌，仿佛刚从战场上下来似的，“上个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任务，这次省委和军区联席会议就是传达中央会议的精神，并对我省下一步对敌斗争做出了新的部署。”他说到这儿，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全国性战略大反攻，我省的城市对敌工作也要主动出击，积极作为，从原来的发动群众和搜集情报，转为分化、瓦解、渗透和策反敌军……省委对大江的对敌斗争进行了新的部署，小骆，你马上通知地下工委的同志，明天来书店开会！”
“书店？”我狐疑地问了一句。按照规定，作为重要的联络站，书店是不能召开任何会议的。
面对我的疑问，宋乾坤皱了皱眉头，“同志，形势已经跟几个月前大不相同，国民党反动政权全面崩溃指日可待，地下工作也要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再不能像小脚女人那样，前怕狼后怕虎，必须放开手脚，大胆工作啊！”
或许是被宋乾坤的乐观情绪感染了，我一反往日的谨慎，当即拟定了一份广告：“家父明日70大寿，拟于某月某日设寿宴庆贺，敬请各位亲友光临。”
这是我和老鱤约定的开会暗语。我本想请宋乾坤带回报馆刊登的，但出于谨慎，还是决定让小贺亲自送去。
安排好这一切，宋乾坤的神情也放松下来，“对了，小骆，你猜我开会时遇见了谁？”
“谁？”
“怎么，你把自己的未婚妻都忘了？”
我这才明白，宋乾坤说的是白雪。本来我和白雪准备今年结婚的，但由于我突然调到了大江，结婚的计划只好推迟下来。我们已经半年没联系了，此刻听到她的消息，我心里不禁一阵激动，“白雪……她、她还好么？”
“半年前，白雪从文工团调到军区医院任宣传干事，这次省委会议，她是被临时抽调过去做服务工作的。”宋乾坤说，“对了，她让我给你带了一本书。”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薄薄的小书递给我。
我接过来一看，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新文化出版社出版。新文化出版社是东北解放后成立的第一家由我党领导的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铁流》《毁灭》和《骑兵军》等一批苏联文艺作品，去年，我还托东北的战友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送给白雪，临来大江之前，我把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一支德克鲁伯手枪送给了她。现在，白雪托老首长宋乾坤带来这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显然是为了表明她对革命矢志不渝的信念。从相爱至今，我们经常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勉励。刹那间，我脑子里浮现出白雪美丽的倩影和那双湖水一般清澈明媚的眼睛……
两天后，大江地下工委特别会议在民众书店阁楼上秘密举行。我不是工委委员，作为联络站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宋乾坤在会上传达了东江省委和军区联席会议精神，介绍了全国战场的形势，并对工委下一阶段的工作提出了“主动出击，积极有为”的八字方针。谁知，这个“八字方针”引起了部分工委委员的异议，尤其是工委负责人老鱤明确表示反对，他根据长期的地下工作经验指出，虽然在全国正面战场敌我力量出现了明显的强弱变化，但在大江市乃至全省大部分地区，仍然被国民党军警牢牢控制着，党组织以及进步力量时刻面临着各种危险，特别是敌人面临失败时，必将困兽犹斗，对我党地下组织进行更加疯狂的破坏和报复，在这种情势下，大江的地下工作必须更加审慎，而不是盲目地“主动出击”，以免造成不应该有的损失。
老鱤的观点受到了宋乾坤的严厉批评，认为他没有领会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省委和军区联席会议的精神，面对新的形势，抱残守缺，犯了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但老鱤并不接受这种批评，两个人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
老鱤铁青着脸，不停地抽烟，“黄鹤同志，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军统和中统正准备在大江市对我地下组织展开一轮大规模的清洗行动，企图挽回他们在正面战场遭遇的惨败，就在昨天，我们在东江造船厂的党组织突然遭到破坏，两名党员下落不明。我们决不能盲目行动，以免给组织带来更大损失……”
“难道就因为敌人暂时强大，我们就只能像地老鼠那样躲藏，啥也不干，等待胜利的到来么？”宋乾坤在阁楼里来回踱着步，情绪有些激动，“老鱤同志，你根本不像一个从事过长期地下斗争的人，倒像刚上战场的新兵蛋子，没等敌人开枪，就吓破了胆……”
老鱤一听，脸顿时黑了下来，“黄鹤同志，你这样说是对我的侮辱！地下工作可不是战场上跟敌人拼刺刀……”
宋乾坤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会场上的气氛紧张起来。
这当儿，在楼下负责警戒的小贺上楼来向我报告，书店外面出现了几个可疑的人，“刚才，有个穿学生装的青年以买书为由，想往阁楼上闯，被我拦住了……”
我不敢大意，赶紧把情况向宋乾坤和老鱤作了汇报。会议尚未形成统一的决定，宋乾坤有些举棋不定。
老鱤拧紧眉毛思忖了片刻，突然扔下还剩一半的烟头，当机立断地说：“马上撤！”
宋乾坤犹豫了一下，也同意了。
宋乾坤和老鱤等人前脚刚离开，几个特务就鬼鬼祟祟地闯进来，把书店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搜了个遍。尽管宋乾坤和工委的同志毫发未损，但我意识到，联络站已经引起敌人的怀疑，这次搜查也许只是一个信号。
这件事过去了不到一个月，我从《大江报》上看到南京中央社的一条消息，蒋介石为了挽回在淮海战场上的“失利”，命令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调集两个兵团、15个师，共计二十万兵力对我东江省解放区大举进攻。国民党的新闻历来喜欢虚张声势，编造假新闻，我没有太当真。但就在当天晚上，联络站收到了省委给宋乾坤的一份绝密电报，大致内容是，为了避开国民党军白崇禧部对我解放区实行“铁壁合围”的图谋，省委决定军区主力部队向北部山区转移，省委机关率军区总医院在娘子湖凤凰岛隐蔽，以便就近指挥全省军民的对敌斗争，迎接即将到来的战略大反攻。电报还对大江地下工委的工作提出了“保存自己，以待时机”的要求，相对于宋乾坤提出的“主动出击，积极有为”八个字，省委的新八字方针发生了明显变化。
我深知省委指示的重要性，第二天早上，就把写成暗语的电报内容送到了大江报馆宋乾坤的个人信箱。
从报馆回到书店，我一直怔忡不宁。面对敌人的重兵进犯，省委机关在娘子湖就近隐蔽，承担着多么大的危险，想到白雪所在的军区总医院也跟随省委机关一起行动，我心里更加忐忑了。
过了两天，我突然接到了老鱤约我见面的紧急暗号。按照纪律，他是不能直接约见我的，除非发生特殊情况……当我急匆匆地赶到我们以前常见面的“胖家伙”餐馆时，老鱤已经先到了。他披着一件棉花絮都掉出来了的破棉袄，戴着一顶旧毡帽，帽檐压得很低，坐在餐馆角落，一见我进去，便站起身，向外面走，经过我身边时使了个眼色，我便跟着他向江边走去。
不一会儿，我们一前一后地来到了江滩上，江面上有几只鱼鹰在飞，四周空无一人。老鱤摘下毡帽，呼拉拉地扇着风，我惊讶地发现，天气这么冷，他的额头上竟然布满了汗珠！
果然，没等我问，老鱤就急促地说：“飞鸽，出事儿了！”老鱤阴沉着脸说，声音很低，但在我听来却像一阵炸雷，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出、出了啥事儿？”
“昨天夜里，老K给我发来一份重要情报，军统在东江省的重要头子白寿和掌握了一份绝密情报，正在实施一项名为‘木马计划’的绝密行动，目标针对大江地下工委以及东江省委……”
“木马计划……”我咀嚼着这几个字，想起前两天刚收到的省委电报和白雪，心里咯噔了一下。“情报可靠么？老K是谁？”
“绝对可靠。老K是抗战期间我们安插在军统内部的同志，一直和我单线联系……”老鱤神情凝重地说，“更严重的是，老K还透露，白寿和掌握的情报来自我们组织的一位高层人物。”
“高层人物？”我望着老鱤，捉摸着他这句话的含义。“你是说……”
“从抗战开始，白寿和一直在军统担负针对我党组织的策反工作，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据说，原东江局领导人宗达叛变，就是他的得意之作……”老鱤闪烁其词地说，跟平时那种干脆利落的直率脾气判若两人，我有点儿沉不住气了，“老鱤，你究竟想说啥呢？”
“我啥也没说，”老鱤避开了我的目光，过了片刻，他把目光收回来，注视着我，“总之，形势非常危急。这两天，我们几个交通站周围都发现了可疑的人。你也要提高警惕，最好马上转移……”
“要不要请示黄鹤同志？”我问了一句。
“重要的是省委机关的安危。”老鱤思忖着，答非所问地说，“这样吧，你马上给省委发一封电报，请他们尽快从现在的隐蔽地点转移。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老鱤咽下了后半截话。他为什么不明确答复我是否请示黄鹤？但他的神情已经告诉我答案。我觉得，他在刻意回避着什么。
情势危急，不容许我继续想下去。我担心地望着老鱤，“那你呢？”
“不要管我，省委的安全要紧！”他说着，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拉下帽檐，急匆匆地走了。
我望着老鱤远去的背影，脑子里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那天，我和老鱤分手后回到书店，还没来得及给省委发报，书店就被特务包围了。情急之下，我和小贺从阁楼上一跃而下，子弹雨点般射来，我在跳楼时背上中了一枪，当即昏了过去。
后来我才知道，当民众书店被特务突袭的同时，宋乾坤也被秘密逮捕了。由于提前得到老鱤传出的警报，大江工委几位领导人在特务动手之前得以逃脱，但老鱤却被特务咬住了，在连续击毙了几个敌人之后，引爆绑在身上的炸药，壮烈牺牲。
我和宋乾坤被捕后，关押在军统南湖看守所。敌人对大江工委大部分领导人“漏网”显然十分恼火，逼我供出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络方式和地点。对我使出浑身解数，严刑拷打，我记不清被灌过多少次辣椒水，坐过多少次老虎凳，好几次，我觉得自己快扛不住了，但一想到白雪托宋乾坤给我送来的那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心里便升起一股巨大的力量。
有一次，白寿和亲自提审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军统东江站的最高首脑。他长着一张马脸，由于太瘦，身上的中山装仿佛挂在衣架上似的。见我被打得遍体鳞伤，他摆出一副慈悲的模样，假惺惺地斥责手下特务“下手太重”，还承诺只要供出大江地下组织的联络方式，就立刻送我去美国，见这一套无效，白寿和又使出了新的伎俩。
“其实，你招不招无所谓，我们只是想给你提供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罢了。”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你的老上司宋乾坤先生知道的东西可比你多得多……”
我一听就知道白寿和在撒谎。宋乾坤虽然受省委委托全权负责大江地下工委的工作，但他同工委的一切联系都是通过我，工委领导人的具体联络方式和地点，他并不知情。再说，我也不相信老首长会叛变。
由于分别被关在不同的囚室，我对宋乾坤在狱中的情况一无所知，只是在放风时见到过两次，但也只是隔着铁丝网远远的一瞥，根本没有机会说话。我看见宋乾坤穿着整齐的西装，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尽管身陷囹圄，脸上还留着几条显然是被拷打过的伤痕，但看上去气宇轩昂、从容镇定……
那时候，我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没有想到，半年后，我竟意外地被释放了，同我一起获释的还有老首长宋乾坤。后来我才知道，经中央批准，东江省委和军区决定，用两名被俘的国民党军将领进行交换，才把我们营救出来。
刚出狱，我就听到了省委机关和省军区总医院在娘子湖遭遇敌人偷袭，一百多名干部群众和伤病员牺牲的消息，其中，就有我的未婚妻白雪……
6.骆正的讲述（3）
大江解放后，我调到新成立的《东江日报》当了记者。不久，我参加土改工作队，到娘子县凤凰岛参加土改。两年前，就是在这座岛上，省委机关和军区总医院遭到了还乡团和国民党正规军偷袭，白雪与包括东江省委书记郑浩、省委敌工部副部长程子良等在内的一百多名干部战士和群众惨遭杀害……
站在白雪等烈士的坟前，一个在心底盘桓了很久的疑窦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省委机关和军区总医院在凤凰岛隐蔽，是省委和军区临时做出的决定，属于绝密，省委机关和军区总医院从娘子县转移到凤凰岛后，切断了跟外界的一切联系，泄密的渠道只有通过电台，而当时凤凰岛上只有省委的一部电台。敌人偷袭之前，这部电台只向外面发过两封电报，一封是省委向中央请示下一步工作的报告，第二封是发给宋乾坤和大江地下工委的指示。但我刚把这封电报转呈给宋乾坤，大江工委和联络站就被特务端掉了。从时间链条上分析，省委机关和军区医院在凤凰岛隐蔽的消息，在大江地下工委的几位领导人中，宋乾坤是唯一的知情人。意识到这一点后，我的脊梁上不禁冒出了一层冷汗。莫非……想起最后一次见到老鱤，他提到宋乾坤时那种闪烁其词的口气，还有军统特务头子白寿和提审我时说过的那番话，我不敢想下去了……
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把泄露省委机关和军区总医院在凤凰岛隐蔽这个绝密情报的怀疑对象，转到了宋乾坤身上。
宋乾坤不仅是我的老首长，还是解放前夕大江地下工委的最高领导人，无论从工作关系，还是个人感情上说，我都无法相信自己的怀疑。可我又不能不承认，就我掌握的线索来看，每一条疑点似乎都指向了宋乾坤。
但怀疑毕竟只是怀疑，我没有任何证据。我想起老鱤曾经说，老K曾经告诉他，白寿和掌握的一封我党绝密情报，来自于大江地下组织的某位高层领导人。遗憾的是，由于情况紧急，老鱤没来得及查出这位“高层领导人”，或者他已经知道是谁，但没来得及告诉我就牺牲了。
除了老鱤，唯一可能知道这位“高层领导人”的就是老K了。我通过多方了解，大陆解放前夕，老K跟随国民党撤退到了台湾，在继续潜伏了一年多之后，由于叛徒出卖，老K和一批在台湾重要军情部门潜伏的我地下党同志，全部被国民党秘密处决……
唯一可能知道谁是泄露我党绝密情报的证据来源，就这样中断了。
线索虽然中断了，但怀疑却从此在我心底扎了根，只要想到白雪和那一百多名被敌人杀害的烈士们，我心里就像有一万条虫子在咬似的寝食难安。1953年，全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一大批隐藏在各级党政机关的敌特和腐败分子被群众揭发出来，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于是，我向中央和省有关部门发出了一封检举信，将宋乾坤明确作为叛徒嫌疑人，要求组织上对他立案调查。信发出一个多月后，中央和东江省的监察部门派人找到我，就检举信中的问题一一进行了核实。不久，宋乾坤就被停职审查了。但我心里喜忧参半。喜的是，上级终于开始对解放前大江地下工委遭受特务破坏，省委机关和军区总医院在凤凰岛被敌人偷袭的血案进行调查了，忧的是，那时我在《东江日报》农村部当记者，宋乾坤是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和新闻的副部长，依然是我的顶头上司。万一我的怀疑是错的，怎么有脸面见他呢？
不幸的是，我的担心被应验了。一年后，有关部门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宋乾坤在担任东江省委城工部部长期间出卖过党的秘密。宋乾坤很快官复原职，而且几年后升任省委宣传部部长，还当上了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
从此，我的厄运开始了。本来，报社准备提拔我担任农村部主任的，但这件事儿发生后，再也没有影儿了。这以前，报社领导都知道宋乾坤是我的老首长，对我很客气，但这之后，领导们无不对我冷眼相对，爱理不理的；更严重的是，我“举报”宋乾坤的事传遍了整个报社，久而久之，“举报”变成了“诬告陷害”，许多同事见了我避之唯恐不及，形同路人，生怕受了牵连。有一次，宋乾坤来报社考察，当他在社领导陪同下走进我们办公室，我和几位同事上去同他握手，他却对我伸过去的手视而不见，像不认识我似的。我原本要被提拔为报社农村部主任就这样泡汤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许多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一夜间成了批斗的对象，被戴上了“叛徒内奸”和“走资派”的帽子。由于举报宋乾坤，我一直被人视为异类，在报社坐了十多年冷板凳，这时也忍不住跃跃欲试，加入了省文教新闻战线的造反派组织“铁流兵团”。
我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是《谁出卖了大江地下工委和“凤凰岛血案”中的烈士》，再次对宋乾坤提出了质疑。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宋乾坤和其他几个省领导就被打成“走资派”，靠边站了，我的大字报贴出后，宋乾坤头上又多了一顶“叛徒内奸”的帽子，被关进了监狱。
不久，我当上了东江日报社革委会成员和农村版主编。1971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不久，宋乾坤和一大批老干部被“解放”，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接着，我就不声不响地被免职了。谁也没告诉我被免职的原因，但我心里清楚，这一切都跟“老首长”宋乾坤复出有关。
1976年，“四人帮”刚垮台，我就被当作“三种人”隔离审查，并被判刑，进了监狱。巧的是，我服刑的东江省第二监狱，简称“二监”，曾经是国民党军统看守所，解放前，我和宋乾坤被捕后也关在这里。
“二监”位于南湖北麓，四周是连绵起伏的丘陵，与南湖公园隔湖相望，如果是晚上，从钉满铁条的监舍窗口，可以望得见湖对岸市区马路上的璀璨灯光。跟当年的国民党军统看守所相比，“二监”的规模大了不止一倍。以前只有一栋监舍，最多只能容纳一百来号犯人；通往市区的路曲里拐弯，凹凸不平，现在呢，不仅公路变成了宽敞的水泥路，监舍也增加了三栋，至少可以容纳500名犯人。四号监舍是女监，其他三栋监舍都是男监。男监和女监之间用一条高大的铁栅栏隔开了，包括食堂，也分为男犯食堂和女犯食堂，放风区也是如此。监狱里有一个图书室，倒是不分男女，每个星期开放一次，却很少有人进去，一是因为图书少，二是大家也提不起这个兴趣，我则是个例外。只要图书室开放，我都要进去看书的。
图书室的藏书少得可怜，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东江日报》等党报党刊，没有几本值得一看的书刊。但即使这样，我在图书室一泡就是半天。有段时间，我捧着一套《十万个为什么》看得津津有味。这套书是文革期间出版的，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各种科普小知识，通俗易懂、趣味性和实用性很强，一共出了好几十册，很受欢迎。由于太忙，我一直没工夫认真阅读，想不到在监狱里找到了这个机会，一套书读下来，我觉得增长了不少知识，受益匪浅。
有一天，我坐在图书室角落的一张桌子边，捧着一本《十万个为什么》正看得入神，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声音：“你好，宝塔山同志……”
纯正的普通话，带点儿卷舌音。我感到很意外。自从进监狱后，无论是犯人之间，还是管教干部，都只称呼我的监号，很少称呼名字的，更别说称呼“宝塔山”了——这是我在文革期间参加东江省文教新闻战线造反组织“铁流兵团”时用过的名字，已经多年没有人叫过了。
我吃惊地抬起头来，见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女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外国女人。她身上穿着编了号码的囚服，年纪要比我大一些，尽管眼角布满了细密的鱼尾纹，但仍然风韵犹存，身上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气质，尤其那双眼睛，像湖水一样深邃、碧蓝……
“是你么，宝塔山同志？”她又重复了一句。
这时，我也认出她来了：当年我在“铁流兵团”的战友，著名国际友人安娜·路易女士。
“是我，映山红同志……”我也叫出了安娜·路易在“铁流兵团”时用过的名字。
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说起这位安娜·路易，可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她出身于英国，青年时代就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任丈夫是曾任中共中央东江局领导人，抗战期间叛变投靠国民党的宗达，后来又嫁给了给宗达当过警卫参谋的宋乾坤，五十年代后期，安娜·路易和宋乾坤离了婚，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安娜作为省广播局享受特供待遇的外国专家，第一个站出来提出取消自己的特殊待遇，要求跟工农群众同甘共苦，主动申请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根据她的揭发，宋乾坤生活极其腐化，不仅乱搞男女关系，勾引疗养院的女护士，还授意东江钢铁厂用特种钢材为省委书记处几位书记每个人订制了一口浴缸。当时，宋乾坤已经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位高权重，安娜·路易的揭发，使他成为了东江省第一位落马的省领导。我正是读了安娜·路易的大字报，才写出《谁出卖了大江地下工委和“凤凰岛血案”中的烈士》这张大字报的。
我和安娜·路易的大字报，揭开了批斗东江省委的序幕。在这之前，东江省文革在宋乾坤等人操控下，转移斗争大方向，把对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批判变成了批斗“地富反坏右”和“破四旧”，挑动群众斗群众，最终酿成了导致两名工人死亡的“7.20武斗”。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派来调查组，改组了东江省委。在宋乾坤等人的批斗会上，我和安娜作为“铁流兵团”的代表发言，同时被选为“铁流兵团”的勤务员，成了东江省著名的造反派领袖。我们戴着红卫兵袖章，走在游行队伍前列，高呼革命口号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声音通过高音喇叭传出去，那么高亢嘹亮！
然而，仅仅过了三年，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便开始走向没落，“铁流兵团”也解散了。与此同时，三年前被关进监狱的宋乾坤重新获得了“解放”。不久，我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作为国际友人和东江省文化新闻战线造反派领袖之一的安娜·路易突然也被逮捕了，罪名竟然是“英国间谍”……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听到过安娜·路易的任何讯息。
“我没想到，你被关在这儿……”
“我没想到，你也进来了……”
我和安娜·路易互相打量着对方，内心的感慨溢于言表。曾经叱咤风云的造反派战友，如今不约而同地沦为了囚徒。这样的遭际，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呢？我们都从对方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惶惑与无奈混杂在一起的复杂表情。
从那天开始，我和安娜经常利用在图书室的机会交谈。我们谈了很多。她已经在监狱里待了5年，孤独和压抑使她变得格外健谈，有时候，我们的交谈几乎变成了她一个人的独白或者诉说，如同莎士比亚戏剧的主人公，我则成为了她的观众，唯一的观众。
“……我曾经是一个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利兹大学读书期间，我接触到了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她的《狱中书简》我几乎能倒背如流。“我们身处激变的时代，准备迎接风暴！”像战斗的号角，多么富有鼓动力！罗莎·卢森堡竭力反对伯恩斯坦，称他的思想是革命的腐蚀剂，是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社会主义，所谓‘议会道路’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在这以前，英国思想界深受伯恩斯坦主义的影响，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议会实行温和的社会改良。欧洲还在沉睡，罗莎的思想给我们这些在迷茫中徘徊的青年带来了新的希望。我被她深深吸引了，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把目光从欧洲转向俄国和中国。世界革命正在从西方转向东方。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926年暑假期间，我在伦敦结识了正在英国留学的共产党人宗达，宗达来自中国最富裕的浙江省，长着一副典型的东方人面孔，学识渊博、气质儒雅、浪漫，喜欢雪莱和海涅的诗，这对刚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的我来说，无疑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更何况，我那么崇拜罗莎·卢森堡，除了她的思想，包括她的人生经历。尤其是罗莎·卢森堡和约基希斯之间的爱情，更令我着迷。罗莎·卢森堡曾给约基希斯写过九百多封信，在信中，罗莎称他“有一双金子般的眼睛”。从那时候起，我也在寻找“有一双金子般眼睛”的爱人。宗达的出现，使我相信自己找到了我的“长着金子般眼睛的革命家”。后来，我追随宗达到了遥远而陌生的中国，并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其间经历了宗达的叛变，我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投身于这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包括文化大革命。我一直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宝贵实验，是对革命‘第二天’这个世界性难题的一次中国式解答，但不幸的是，它最终失败了，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理论’已经被列宁证明是错误的，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思想，跟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相通的……”
“毛主席一直是反对托派的！”我对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理论”并不十分了解，因此不是很有底气地反驳道，“再说，他们……都失败了！”
安娜·路易眼里的光芒像被浇了一盆水那样，一下子暗淡下来。“是呀！失败了，都失败了……”她喃喃道，眼里充满了一种深深的忧伤。
“安娜同志，历史和将来的人会怎样评价我们这些人呢？”我向她提出了一个在心里压了很久的问题。
“宋乾坤有一次来监狱看我，也曾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只不过他是胜利者的口吻，”安娜脸上浮现出一种讥讽的表情，“他表面上宽宏大度，其实报复欲极强，刚获得‘解放’，就以‘英国间谍’的罪名把我送进了监狱……”
我想起自己因检举和控告宋乾坤这几十年来的遭遇，心里五味杂陈。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我们之间的谈话经常这样，谈着谈着突然中断，像一盆熄灭的炭火。
我还记得我和安娜·路易在监狱图书室的最后一次谈话。“我马上就要出狱了。”她说，注视着墙壁上的一只蜘蛛，脸上看不到一丝喜色，仿佛她不是告诉我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而是令人难过的坏消息。
“祝贺你！映山红同志。”我的话发自内心，但也有些言不由衷，“出狱后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要离开中国，回英国去了……”她淡淡地说。当她说出这几个字时，很艰难的样子，仿佛她嘴里吐出不是一句话，而是一粒粒石子儿。“我在中国度过了我一生大部分的时光，心里其实很舍不得离开，本来，我打算出狱后去跟我的儿子一起生活，可就在前不久，我得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他突然奇怪地失踪了！”
“你的儿子……”我吃了一惊。
“我和宗达的儿子宗小天。我嫁给宋乾坤之后，曾让他改姓宋，我和宋乾坤离婚后，我又让他改姓了宗……”安娜·路易说这番话时，语速很快，仿佛要尽快了结这次交谈。“宗小天是个脾气古怪的孩子，颓废而任性，甚至放浪，有点像他的父亲宗达，他在东江大学教书，自从我进监狱后，他就报名去农村插队落户，带着一个叫顾影的女大学生。他们在一个叫邳镇的小镇结了婚，还生了孩子。我曾经给他写过好几封信，但一封回信也没收到……”
“可是，他为什么会失踪呢？”
“我也不知道，宗小天单位的领导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安娜.路易耸了耸肩说，“宗达当初也是这样神秘失踪的，他们父子俩真是太相像了，连‘失踪’的方式都一样。国际共运史上这样的失踪者不少，我记得，托洛茨基也是这样失踪的，有人说他是斯大林派人杀害的。我和宗达在苏联时，曾见过一次斯大林，我不相信他会那样做……”
我意识到，安娜·路易真的要离开中国了。
“你呢，宝塔山同志？”她用一种同志之间才有的关心口吻问，“出狱后，你还要继续控告宋乾坤吗？”
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调侃的意味，我知道，她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其实是：“难道你不害怕宋乾坤再次以诬陷罪把你送进监狱吗？”
但我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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