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任之前
陈沂蒙没料到，他刚刚走马上任，就遇到了东钢下岗工人的第二次聚集事件，当省委秘书长张庆国向他汇报，公安部门正在组织干警前往驱散聚众闹事者时，他马上指示停止驱散工人的行动，并顾不得就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匆匆赶往东钢。
在东钢公司办公大楼门口的广场上，陈沂蒙以新任东江省委书记的身份，向聚集群众郑重承诺，省委一定慎重处理东钢和杜克公司的并购项目，并当即让聚集群众推选出若干代表和东钢主要领导，举行了一次现场联席会议。会上，一位叫顾致真的退休工程师的发言给他印象很深，他几乎一句不漏地记在本子上了：
“我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带着老婆孩子从新疆调到东钢的，刚来时，厂区还是一片荒野，连房子都没有，我和工人们都住在窝棚里，一切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好不容易把东钢建设成为为全省最大的钢铁企业。可自从改制后，东钢一年不如一年，我说的是工人，不包括干部，干部们都在改制后富起来了，工人们却一个个下岗了，几十年流血流汗，几千块就被买断了。董事长总经理的年薪高达300万，工人的工资不到他们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后勤服务人员每月才七八百，生产工人一千多，炉前工两千块。就这样还整天提心吊胆担心被下岗呢！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企业效益下滑，管理层从来不在内部找原因，想一卖了之，美其名曰并购，可卖也应该卖个好价钱吧，却放着攀枝花这样的全国大钢铁公司不卖，非要跟那个美国公司并购，而且自己股权只占不到百分之二十，把控股权都让出去了。这样搞，说轻一点是国资流失，说重一点是卖国。干部职工多次提意见，可管理层那些人一句也听不进去，还打击报复，把几个带头提意见的工人弄下岗了，其中就包括我的儿子。大伙并不是闹事，都是把东钢当成自己的家，不忍心被那些败家子败光，提出让工人们自己集资把股份买回来，他们也不同意，还给大家扣上一顶反对改革的帽子，最终闹出了人命案，责任该谁负责？我不说，大家心里都明白。可现在政府只追究闹事工人的责任，抓的抓，判的判，对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人不闻不问，跟美国公司的并购项目也没有完全停下来，前不久，杜克公司中国区的总干事还来东钢考察，把真正的责任人当成英雄，又是送花，又是发慰问金。这样混淆是非，回避真正的原因，别说工人们，我这个退休多年的工程师也咽不下这口气……”
顾工程师发言未落，坐在陈沂蒙旁边的东钢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邱栋梁小声说：“陈书记，这个顾致真的儿子是上次骚乱中的头头之一，被判了三年刑。他还有个亲家叫程国军，文革期间，是东钢最大的造反派，当过东钢革委会主任……”
刚才陈沂蒙已经听省委秘书长张庆国介绍过，邱栋梁在上次骚乱中受了重伤，此刻听他话里有话，便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上次骚乱，这个程国军也参加了吗？”
“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程国军参加过上次的骚乱，”邱栋梁支支吾吾地说，“但也不能排除极左势力暗中作祟呢！”
陈沂蒙瞥了邱栋梁一眼，看见那张肥胖的脸上红光满面，像两只蒸熟的大对虾，他忽然想起自己在北京时听首长说过的话……
从B省到东江省上任之前，陈沂蒙回了一趟北京，一则是中组部领导同志找他谈话，二则是去看望首长。中组部领导的谈话不外乎对他担任B省省长期间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并转达中央领导同志对他即将赴任东江省委书记的殷切期望等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高度程序化、规范化的，这么多年，陈沂蒙每调任新职，都会接受一次这样的谈话，毫无新鲜之处。当然，这一次的层级最高，尽管省长和省委书记都是正省级，但二者的区别却非同小可，凡是官场中人都明白，这不仅意味着他将成为真正执掌一省权力牛耳的“封疆大吏”，而且意味着拿到了迈入更高层政治场域的入场券。因此，在刚接到任命通知带来的短暂兴奋之后，陈沂蒙心里多了一层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的忐忑。当他跟中组部领导同志谈完话后，去看望自己的老首长时，仿佛学生大考之前去见考官那样，甚至感到有些紧张……
陈沂蒙是乘着中组部安排的一辆黑色红旗轿车去看望老首长的。当车行驶到轱辘把胡同口那棵老槐树下时，他叫车停下，并让秘书和司机一起回去，自己一个人往胡同里走去。
对于这条位于景山公园和北海之间的小街巷，陈沂蒙再熟悉不过了。当年他给老首长担任秘书时，三天两头往这儿跑，对胡同里的门牌号码，乃至胡同口那棵老槐树有多少根枝条几乎都能数得出来，那时候，胡同两边长着几棵榆树，每逢夏天，树上的枝叶密不透风，天气再热，胡同里也浓荫如盖，凉嗖嗖的；秋天，地上落满铜钱般的榆树叶儿，金灿灿的，把胡同都铺满了。
但现在，陈沂蒙却没有看到那几棵榆树的影子，胡同里像是被洗劫过一样光秃秃的，让他感到十分陌生，仿佛走错了地方。但胡同口的那棵老槐树告诉他，这分明是他来过无数次的轱辘把胡同。
陈沂蒙从小喜欢北京的胡同，他虽然出生在北京，是在北京长大的，可从小跟父母生活在圆明园附近的一座部队大院里，那种封闭单调的军营生活，跟他想象中北京胡同的生活相差太远。他读过老舍描写北京市井生活的小说，在他心目中，从豆汁儿、冰糖葫芦、火烧、焦卷等小吃，到拉洋片、杂耍、吹糖人和像八宝盒一样活色生香的四合院，都能在北京的胡同里找到。那才是他喜欢的生活。小时候，父亲带他去拜访一个老战友，父亲那位老战友住在离景山和北海不远的一条胡同里，叫兵马胡同，全家才三四口人，却住着比后来他见到的首长家还大的一座四合院。
那是陈沂蒙第一次亲眼见识真正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心里羡慕极了。也就是那次，他结识了父亲老战友的儿子洪太行，并成为了好朋友。后来，他们俩又一同去北大荒，在生产建设兵团结下了更深的友谊。有一次，他俩所在的连队去冰天雪地的中苏边境设伏，准备阻击越境之敌，洪太行的双腿被冻得失去了知觉，陈沂蒙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背着他赶到几十里外的兵团医院，医生说，如果晚一点抢救，洪太行那两条腿就保不住了。从那以后，他们俩就成了生死相依的战友。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和他的老战友都已经去世，洪太行也早已不住在兵马胡同了。想到从北大荒回城后的那几年，自己经常骑自行车从圆明园穿过大半个北京城，来到兵马胡同的那座四合院，跟洪太行周围的一帮朋友聚会时高谈阔论的情景，陈沂蒙心里不禁有些恍惚……
从胡同口老槐树，到首长的那座四合院，尽管只有短短不到两百米的距离，但陈沂蒙觉得走了很长一段时间。
轱辘把胡同26号。一看见这个门牌号码，陈沂蒙就觉得眼熟。从外面看，跟北京胡同里普通的四合院没什么两样：灰色的院墙，褪色的朱红门楼，瓦楞上的稀疏的莠草，都跟从前一模一样，仿佛昨天才来过似的，但实际上，陈沂蒙已经很多年没有来过了。
陈沂蒙从首长身边调到C县担任县长头几年，每次回北京探亲，都要来轱辘把胡同看看首长，顺便带一点C县的土特产，一式两份，一份送给父亲，一份送给首长。一开始首长没说什么，父亲去世一周年时，他按传统习俗专门从C县回北京，去八宝山公墓父亲的墓前祭拜，顺便又去看了一次首长。
那次，首长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沂蒙，你父母都不在了，以后用不着每年回家探亲，也尽量少来或不要来看我，免得将来有人说你是靠着大树好乘凉。总之，回北京的次数越少越好，能不回尽量不回……”首长像当初陈沂蒙刚到他身边当秘书时交代工作那样，神情严肃，说的话听起来有些不近情理，毕竟，父亲去世才一年呢。“你三天两头往北京跑，当地的干部群众会怎么想？”
陈沂蒙觉得，首长像是在质问他，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记得自己刚下到C县不久，首长跟他谈话时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不要让人知道你给我当过秘书，也不要让人知道我和你父亲的关系。你记住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干部，不是去镀金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像焦裕禄那样，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
两番谈话联系在一起，陈沂蒙明白了首长的良苦用心。那几年，他回北京次数的确太勤了，每次不外乎探亲访友，光大大小小的饭局就让他应付不过来。从那以后，他就尽量减少了回北京，因为公干实在推不开，也是忙完工作便匆匆赶回C县，连兄弟姐妹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他从C县开始，工作换了好几个地方，职务也一路稳步上升，但心里始终牢记首长的嘱咐，其间，除了偶尔打电话问候一下，再也没来过轱辘把胡同26号……
陈沂蒙按了一下门铃，那扇褪色的朱漆大门开了，一个身穿浅灰色西装便服的年轻人出现在面前，陈沂蒙琢磨这一定是首长的秘书，便自我介绍道：“我是陈……”
没等他说完，年轻人就微笑地说，“知道，您是陈沂蒙同志。首长已经吩咐过了，请进吧！”说罢，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陈沂蒙跟着年轻人穿过整洁的院落，向客厅走去时，觉得这座四合院还是那样宁静，看不到丝毫变化，连前院门脸的雕花窗棂都跟以前一样鲜活生动，仿佛刚涂描上去不久似的，散发出一股浓浓的市井气味儿。这是陈沂蒙从小喜欢的气味儿。
首长坐在客厅中间的一把旧藤椅上，看上去已经等了一阵子了，一见陈沂蒙进去，便颤巍巍地站起身来。陈沂蒙赶紧抢前一步，搀住了首长，“您别起来，坐，坐！”
陈沂蒙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目不转睛地端量着首长。一些年不见，首长真是见老了，不单是头发，连眉毛也比以前稀疏了许多，也难怪，首长比父亲还大两岁，父亲去世都快十年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首长身上那股政治家特有的敏锐并没有随着年老而消退，比如此刻，首长那双长而稀疏的眉毛下的眼睛虽然半睁半闭，他却仍然能感觉到那道洞察入微的目光……
“请原谅这些年我没来看您……”他像从前向首长汇报工作时那样恭恭敬敬地说，挺直着身体，后背离椅背足足有半尺的距离。
“这样好，这样好，只有没长大的孩子，才天天念叨回家看老人……”首长咕哝着，同时睁开半闭的眼睛，朝他身上扫了一遍，“唔，就你一个人来的，没带秘书？”
“哦，在胡同口，我就让他跟司机一起回去了。”陈沂蒙说，正琢磨首长这话的意思，就见他微微点点头，连声说了几声“好”。
这几声“好”，让陈沂蒙不由想起了曾经听首长讲过的一则趣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首长担任东江省委书记时，毛主席到南方视察，中途在东江停留，紧急召见他。他接到通知后，急忙赶到主席的专列上，刚进车厢，主席就劈头盖脸地问道：“你一个人来的，还是带秘书来的？”首长一愣，不知何意，忙答道：“主席，我是一个人来的。”一边想，觐见主席谁敢带秘书呢？毛主席似乎猜透了他的心思，哈哈一笑，指了指面前一摞摊开的纸张说：“现在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写材料、汇报工作，干什么都要秘书代劳，好像他们自己没有手脚和脑子，我很纳闷，除了吃饭睡觉，他们自己还会干什么？看来，我那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早被他们忘到九霄云外去咯……’不久，毛主席就在中央全会上做了“大兴调查研究”的报告，明确提出要警惕各级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
在陈沂蒙记忆中，他给首长当秘书的那几年，每年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全国各地进行考察和调研中度过的，他似乎明白了首长给他讲那段趣事的用意，后来，当他到C县担任县长后，脑子里一直记着首长转述的毛主席那段话，不仅凡事尽量亲力亲为，大部分讲话稿都是自己起草或反复修改的，这种工作作风，一直坚持至今……
此刻，陈沂蒙从首长不经意的一句问话，感受到了某种弦外之音。这也是他专门来轱辘把胡同看首长的真正原因。东江省是首长曾经主政过的地方，当年，就是父亲和首长一起率领部队解放东江省会大江市的。大江解放后，父亲率领部队继续南下，首长则脱下军装，担任了东江省人民政府的第一任省长，后来又担任了省委书记，首长对那块土地不仅熟悉，而且有很深的感情。
陈沂蒙没料到，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自己也将就任东江省委书记，无论是作为过去的秘书，还是后任，上任之前他都应该当面聆听一次首长的教诲。
陈沂蒙更没料到的是，他还未来得及开口，首长却抛出了一个让他始料未及的问题：“沂蒙，你对允许资本家入党这件事怎么看？”
也许是这个问题太突兀，或是过于重大，陈沂蒙惊异地望着首长，不敢贸然回答。
允许资本家入党，是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之后的一次重要理论创新，为此，中央党校还专门举办过一次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修班，陈沂蒙对这个理论创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算是吃透了，研修班结业回到B省后，他还对全省干部做过学习辅导报告，回答起来并不难，比如：“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资本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是先进生产力的中坚力量，能否调动和发挥企业家、资本家的积极性，不仅关系到我们党能否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而且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允许资本家入党，正是为了扩大和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保持党的旺盛生命力，体现党作为中国人民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调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改革大业引向深入的关键一招……”这是党的文件和党校教授们宣讲的标准答案，陈沂蒙差点儿就脱口而出了。可当他看见首长那双花白眉毛下依旧很锐利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自己，他忽然犹豫了，他记得刚到首长身边当秘书时，首长也经常就中央的某个重要政策和理论跟他讨论，首长最忌讳人云亦云、照本宣科，每逢看到他起草的讲话稿里大段引用中央文件时，便习惯地蹙起眉头，用红铅笔点一下自己的脑门，仿佛在责问他：“你的脑子呢？”相反，只要是经过独立思考发表的见解，哪怕他说错了，首长也从不见怪。
此刻，陈沂蒙见首长那严肃而期待的神情，丝毫不像是闲聊，而像是早已准备好的一场严肃的探讨，便把溜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首长似乎察觉到了陈沂蒙的心思，从面前茶几上拿起一本书递过来，“这上面有几篇文章，你看看吧……”
陈沂蒙接过来一看，是一本白色封面的杂志，他听说过这本杂志，据说是几个离休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办的，为首的是那个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家，他不免有些好奇，翻开扉页，一看到目录上一行行醒目的标题，不由得吃了一惊：《共产党员要在劳动与剥削之间划清界限——谈谈为什么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私营企业主是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我们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评一些地方擅自吸收私企老板加入共产党》，《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加入共产党》，《不能评选私营企业主当劳动模范》，《资本家不是劳动者》，《工人阶级的政党岂能吸收资本家》……
这些标题像一颗颗炸弹似的投进陈沂蒙的脑子，使他的头皮一阵发麻。他从未见过这样尖锐质疑中央重大决策和精神的文章，而且是在公开出版的杂志上。
“你怎么看这些文章？”首长手里摆弄着一只放大镜问，那是他平时看文件和书刊用的，可见他是认真看了这本杂志上的文章的。
“作为理论问题可以讨论，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样公开异议，似乎违反党的纪律……”陈沂蒙斟酌着字眼说，“您认为呢？”
“作为个人，我是尊重这些文章的作者的，他们都是思想理论界的老同志，应该允许他们发表意见。毛主席早就讲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嘛！”首长说着，瞥了他一眼，“关于资本家入党这个问题，一开始党内许多老同志就有不同意见，还有人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表示反对。难道你们这些省部级干部中间就没有吗？”
陈沂蒙觉得，首长这句话明显有一种旁敲侧击的意思，目的也许就是为了引出他的意见。但他踌躇再三，还是缄默着。
“看来，你被头上这顶封疆大吏的乌纱帽压得不敢说话啊！”首长收回目光，似笑非笑地说，同时放下手里的放大镜，“我现在无官一身轻，作为一个普通党员，说说我自己的看法吧！”
接着，首长就对陈沂蒙坦然说道：“允许资本家入党这件事，之所以引起一些老同志的质疑，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党是否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是对这些年理论界流行的‘补课论’的反映。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学者鼓吹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他们的论据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俄、中等国都是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不应当发生而发生的，是不满月的‘早产儿’和‘畸形儿’（这话从他们的老祖宗考茨基一直讲到现在）。因此，重新补课作为一个必要的阶段是不可少的。这种‘补课论’在我国广泛流传，决不是偶然的，它其实不过是‘爱资病’患者拒绝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罢了。如果把允许资本家入党写进党章，我们党还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吗？工人阶级还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吗？这一系列问题，不能不让人思考，甚至忧虑。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首先就是从改变指导思想和党员成份开始的。实现共产主义还写在党章上呢，小平同志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头两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单凭这一点，补资本主义课这种论调就违背了小平的意愿。我最近重读《邓小平文选》，有不少新的感悟，例如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南巡时他再次强调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初，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共同富裕问题列入党的工作重点呢？……”
这么多年来，陈沂蒙看到或听到的都是那种四平八稳、模棱两可的文件和报告，首长的这一席话义正词严、发人深省，陈沂蒙觉得自己身体内某根堵塞的血管被疏通了，浑身的血液往上涌，他感到一种久违的兴奋和激动，从内心里认同首长的这些话，可毕竟，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刚到首长身边的年轻秘书了。“省委书记”的身份像钳子一样卡着他的脖子，使他不得不把涌到喉咙口的话强压了回去，以至那张微黑的脸孔都憋红了，从胸腔深处长长吁了一口气。
首长显然察觉到了陈沂蒙微妙的表情，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过于冲动，重新把那只放大镜放回到茶几上，身体往后仰着，靠到椅背上，眼睛闭了约莫一分钟，才睁开一条缝，半睁半闭地看着他问道：“沂蒙，你是不是觉得我思想有点保守，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
“哪里话，您一直都是改革的支持者和坚定实践者，连外国媒体都把您视为我们党内的改革派呢！”陈沂蒙毕恭毕敬地说。其实，他这句话并非奉承，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崇。改革开放初期，首长被中央派到那个南方大省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实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为全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迈向市场经济体制撕开了一条口子，在陈沂蒙眼里，首长跟其他老一辈领导人都对改革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首长刚才那些话，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体现了一位改革元勋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深深忧虑。其实，自己何尝没有过类似的忧虑，只不过由于他身处第一线领导岗位，没有时间和精力集中思考这些宏大命题罢了。
或许是陈沂蒙的话起了作用，首长的神情松弛下来，半睁半闭的眼睛完全睁开了。他忽然发现，首长虽然年逾九旬，但眼睛并没有像这个年纪的老人那样浑浊，依然炯炯有神。
“你就要去东江上任了？”首长问了一句。
“是的，中组部领导同志刚找我谈过话。”陈沂蒙点点头说，“首长，您还有什么指示么？”
“我一个离休的老头子能有什么指示？”首长笑了笑，忽然想起什么似地说，“不过，我还真有件事儿……”
陈沂蒙哦了一声，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掏出本子和笔，“什么事，您说吧！”
“前不久，我从内参上看到消息，东江钢铁公司部分工人聚集滋事，抗议东钢被美国一家公司收购，还死了人，中央领导同志在内参上还作了批示……你听说过这事儿吗？”
“我也听说了，但不是很详细，”陈沂蒙支吾道，“听说东江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调查处理过了……”
“处理过了，怎么还有人写信到处反映情况呢？”首长皱着眉说，“当地政府是怎么调查处理的？我如果年轻十岁，真想回东江看看，顺便做一次实地调查，可现在，出趟门都困难喽！”首长说着，脸上的皱纹缩紧了，举起手在腿上轻轻锤了两下，看着他，“你去东江后，关注一下东钢的事吧。东钢是我从东江调到中央工作之前就开始筹备的一个项目。那里的老工人还记得我，把信写到我这儿来了……”
陈沂蒙一边在本子上记，一边应允：“好的，我一定。”
首长见他那副认真的架势，笑道：“好了，别记了，你现在可不是我的秘书了，你是堂堂的省委书记咯！”
陈沂蒙停下笔，不好意思地笑了。
首长的心情显然比刚才好了许多，脸上的表情不再那么严肃，目光慈祥地注视着陈沂蒙，说：“你父亲要是知道你担任了东江省委书记，心里不定多么高兴呢！”
陈沂蒙知道，首长又回忆起了当年跟父亲和洪虎将军一起解放东江的经历，不禁也想起了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正走神时，听见首长又说，“沂蒙，你就要去东江了，有几件事需要注意……”
这正是陈沂蒙来看望首长的真正目的。他赶紧去掏小本子和笔，但首长摆摆手，指指自己的脑门说：“下面的话只是个人意见，不要记本子上，记这儿就行喽！”
陈沂蒙只好合上了打开的本子。
2.下马威和马蜂窝
很快，陈沂蒙亲临东钢处理第二次工人聚集事件的消息在大江市民中间流传开来，有的称赞他敢于面对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东钢事件，“陈旋风”的绰号果然名不虚传；还有人说他在跟工人代表对话时，当场宣布要叫停东钢和美国杜克公司的并购项目，还有的说他之所以被“空降”到东江担任省委书记，是受中央指示，来“解决”东江问题的，传得有鼻子有眼，让人浮想联翩。
与此同时，另一版本的传言也在东江省干部中间不胫而走，说陈沂蒙连招呼也没打一声就赶往东钢，把罗省长等一群常委们凉在三号楼的小会议室坐了半天冷板凳，这分明是给他们下马威，谁都知道东钢并购项目是罗省长支持，虞副省长负责的一项重大改革，这之前，坊间也一直传言罗省长可能担任省委书记，虞副省长接替他当省长的，现在新任省委书记要叫停东钢项目，不仅是当众打他们的脸，而且等于对东江省的改革踩了一次刹车。这究竟是他个人的意见，还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呢？
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很快也传到了陈沂蒙的耳朵里。上任伊始，他每天轮轴转地召集各种会议，听汇报，看文件，找干部谈话，忙着到全省市州和省直各部委办厅局调研，哪有闲工夫理会人们私下的传言？何况，有些传言压根儿就是捕风捉影，歪曲事实，比如把他在东钢召集的干部群众联席会议上听工人意见说成是跟工人“对话”，把他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建议暂停东钢合并项目说成是“叫停”，等等，他听了并没有当真，只是一笑了之。
不久，陈沂蒙从距省会最远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调研回来，召集常委会时，发现十五个常委就有六位缺席，几乎占了一半，其中就包括罗省长和虞副省长，两位是主持政府工作的副书记和常委，自然最引人瞩目。
陈沂蒙向省委秘书长张庆国了解了一下，虞副省长要会见一个台商代表团，实在抽不开身，罗省长因病住院了。
张庆国见省委书记面露疑虑，小心翼翼地解释道：“罗省长三高，平时总是药品不离身，最近吃药也不管用，三项指标噌噌往上升，医生说，必须住院治疗……”
陈沂蒙哦了一声，目光再次在会议室扫了一遍，没看见最年轻的常委、宣传部长郎涛，又问道：“郎涛同志怎么也没来？”
张庆国说：“郎部长去凤凰岛检查大众艺术传媒集团股票上市庆典的准备工作，刚才来电话，说赶不回来……”
陈沂蒙没有再说什么，散会后，便给省长罗宝昌打电话，打算去医院看看他，但拨了几次，都无人接听。开常委会偶尔一两个缺席不奇怪，但近半数缺席，而且包括省长和常务副省长，就不大正常了。会不会是因为第一次开常委会让大家等了一上午，对他进行“报复”呢？如果是这样，倒也情有可原，充其量只是有些小孩子气罢了，可当他想到近期传到耳边的那些小道消息，觉得事情也许并不这样简单……
陈沂蒙觉得，这些传言大多数都很离谱，但有一点却没说错，他这个省委书记是“空降”到东江的，既然如此，出现什么样的状况都不奇怪。他想起当初自己刚从北京调到C县当县长那会儿，还不满三十岁，由于在处理一家国营企业上访工人时同大多数县委常委们的意见不一致，以至在常委会上无人理睬，整整半年都处于被孤立的状态，后来还不是打开了新局面？这么多年，他每到一个地方，无论是担任县长、市长，还是市委书记、省长，哪次不是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开局面的呢？“出水才看两腿泥”，这是小说《红旗谱》中的主人公朱老忠爱说的一句话。现在，陈沂蒙想起这句话，那些着调和不着调的传言也就被他抛到脑后去了……
陈沂蒙年轻时就喜欢看小说，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只要是好小说他都爱读，当年在兵团时，他还曾学习写过小说，投到出版社没被采用，除了一封铅印退稿信，什么意见也没有，他从此就打消了当作家的念头，但读小说的爱好一直保持着，平时工作再忙，身边都带着一两本小说。他还有个爱好：每调到一个新地方，都要抽出空去逛逛旧书店。这是当年给首长当秘书时形成的习惯。逛旧书店其实是首长了解社情民意的一种特殊方式。每到一个地方调研，首长都要他陪着去逛旧书店，每次都能淘到几本新华书店买不到的书，那都是一些反映本地风俗文化的旧书刊，“你要想了解当地老百姓的真实生活，逛旧书店买旧书刊是最好的捷径……”首长说。那些旧书店通常都在一些偏僻的小街巷里，所以首长又说，小街巷里才能看到真正的百姓生活。陈沂蒙一直记着首长的话，并且渐渐养成了逛旧书店的习惯。
从市州回来后，最密集的调研工作算是告一段落，难得有一个稍稍清闲的周末，陈沂蒙便想去逛逛旧书店，自打上任以来，他每天忙得不亦乐乎，还没出去逛过一回街呢。于是，陈沂蒙给胡秘书打了个电话，让他陪自己去“逛街”。“逛街”是当年他在首长身边学来的词儿，首长每次只说“逛街”，从来不明说“逛旧书店”。胡秘书有点儿诧异：“逛……街？”
陈沂蒙从电话里听出了胡秘书的诧异，便补充了一句：“哦，我想逛逛……旧书店。”
胡秘书仍然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在一般人看来，逛旧书店是文化人才有的爱好，很显然，他不相信省委书记会有这样的爱好。
更让胡秘书感到意外的是，省委书记去逛旧书店连车也没叫，而是拉着他去挤公共汽车。
“有意思，有意思……”胡秘书跟着陈沂蒙在省委大院门前的马路边等公共汽车时，小声咕哝道。
陈沂蒙听见了，问他“什么有意思？”，胡秘书不好意思地支吾道：“我想起刚刚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
陈沂蒙明白胡秘书的意思，笑着问：“哈哈，你这是表扬我还是批评我呢？”
胡秘书扶了扶快滑到鼻尖的眼镜架，一时回答不上来。
胡秘书是陈沂蒙到东江上任后，省委办公厅给他新配备的秘书。官场上有个约定俗成的惯例，高级干部调动或升迁时，可以带着原来的秘书去履新，理由是秘书和领导的关系最密切，平时从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对领导也最了解，更换如果太频繁，不利于工作。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领导干部变换了几次岗位，秘书却一直没变。对此，干部管理条例上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实际上等于认可，至少是默许了。但这种惯例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秘书跟领导时间太长，渐渐介入到领导的工作乃至私人生活，有的甚至缔结起不正常的同盟和附庸关系，实质上变成了腐败的温床，前不久曝出的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和秘书的腐败案，就是突出的一例。
陈沂蒙记得，首长当年不止一次对这种不正常的“惯例”提出过批评，曾经倡议在领导干部的秘书中实行限期制，每任不超过三年，并且从自己开始，结果，陈沂蒙当秘书刚三年，首长就让他离开了。但首长的这项倡议在党内遭到很多领导干部的反对，最终没能施行。后来，陈沂蒙到B省担任省长时，没有把原来的秘书带去，实际上是践行首长当初那项胎死腹中的倡议，这一次来东江就任省委书记也是如此。他觉得，废除领导干部带秘书履职这种“惯例”，除了斩断领导和秘书之间可能造成的腐败温床，还有一个好处，领导就任新职时配备新秘书，能够让他尽快熟悉和融入当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尤其如果这个秘书是当地人，并且有一定的实践工作经验的话……
这成了陈沂蒙到任后挑选秘书的重要条件。省委秘书长张庆国给他物色的这个胡秘书，名叫胡向洋，东江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曾经做过几年的中学教师，后来又在省报和出版社做过编辑，不久前才调到专门为省委领导人起草会议讲话稿的省委办公厅秘书一处，是个很过硬的“笔杆子”。
陈沂蒙看中的并不是胡向洋的东江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这个牌子，而是他当过中学教师和出版社编辑的履历。从这段时间跟着他到各市州调研的接触，陈沂蒙对这个新秘书还算比较满意，因此才叫他陪自己去逛旧书店。
省委大院门前的那条街道以前叫翠柳巷，名字听上去很典雅，富有诗意，两边的建筑却比较破旧，市政建设部门出于维护省委大院的形象考虑，找当时的省领导批了一笔专款，对街道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翻新和整修，为了展示与时俱进的开放姿态，设计者不仅把原来的中式建筑改装成欧式风格，还增开了不少时尚的娱乐餐饮和休闲店面，从里到外焕然一新，连名字也改成了“欧式一条街”。以前这条街没有公共汽车站点，现在增设了两路站点，不过，由于行人少，搭乘公共汽车的旅客一直不多。
这会儿，公交站点只有陈沂蒙和胡向洋两个人在候车。趁这工夫，陈沂蒙跟自己的秘书聊起天来。
“胡秘书，你最近听到什么议论没有？”
胡向洋戴着一副宽边眼镜，一看就是那种比较书生气的人，听陈沂蒙这样问，有些懵懂，反问了一句：“哪、哪方面的议论？”
陈沂蒙微微一笑，用提示的语气道：“比如说，关于我，还有东钢……”
胡向洋没有马上回答，而是习惯地扶了扶眼镜框，似乎觉得省委书记的这个问题比较棘手，琢磨怎么回答才合适。
“你别顾虑，要说真话。”陈沂蒙见状，提醒了一句。很显然，他把同秘书的聊天也当成了解“社情民意”的途径。
“我听说……”胡向洋看了看陈沂蒙，鼓了很大勇气地说，“您一到东江，就给人来了个下马威，捅了个马蜂窝……”
胡向洋的话比较含糊，没有说清楚给谁下马威，捅了什么马蜂窝，但从他那闪烁其词的神情，陈沂蒙还是不由自主地跟近来听到的那些传闻联系起来。他饶有兴趣地哦了一声：“能不能更具体一些……”
但胡向洋没有再说下去，而是躲闪地把目光转到了一边。
这当儿，两个本地市民打扮的人也来候车，其中一个穿休闲夹克衫的青年目光死死地盯着同样穿着休闲夹克衫的陈沂蒙，那神情好像认出他来了。陈沂蒙虽然到任不久，不仅是普通市民，连很多省委大院的干部也不一定能认得他，但也不排除有人从电视上见过他。
也许为了省委书记安全的考虑，也许是为了转移话题，胡向洋对陈沂蒙小声说：“书记，这趟公汽平时就很少，周末更少，有一次我等了两个小时也没等到，要不咱们打的算了吧？”
陈沂蒙看了看手表，见时间不早了，只好同意。
刚过一会儿，一辆蓝色夏利空的士就开过来了，胡向洋叫住车，迅速拉开车门，一只手挡着车门的上部，等陈沂蒙上车后，自己才坐进前面的副驾驶座。当的士开动后，他从后视镜里看见刚才那个穿休闲夹克衫的年轻人，还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胡向洋确信，他肯定已经认出了省委书记……
3.旧书店
陈沂蒙让他的秘书胡向洋陪自己去逛旧书店，算是找对了人。
胡向洋考上东江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之前，在东江师范学院附中教书，为了考研购买复习资料，经常逛书店，有段时间，他差不多把大江市的旧书店都逛遍了，所以，要说谁熟悉旧书店，整个省委大院没有谁能跟他比。其中，尤以师范学院附近的几家旧书店他最熟，他不仅从那儿淘到了自己最需要的考研复习资料，还发现了不少文革甚至解放前的旧书刊。
胡向洋本来就是个文史迷，对旧书情有独钟，知道这类旧书在藏书市场的价值，这下自然是如获至宝，一有空就往旧书店跑，成了那儿的常客。即便考上研究生，当上报社和出版社编辑后，只要有空，他也会来这几家旧书店逛逛。不过，近几年大江市房地产突飞猛进，几乎每天都有旧建筑成片成片地拆除，新楼盘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胡向洋熟悉的那几家旧书店，也在这种大拆大建中消失殆尽，最后只剩下东江师范学院校门旁边的那家“民众书店”……
胡向洋自从调到省委办公厅工作之后，比以前在出版社当编辑时忙了许多，为了给领导写讲话稿，经常加班加点，根本没有闲工夫逛旧书店。因此，当胡向洋接到省委书记陈沂蒙的电话，让自己陪着去逛旧书店时，他最先想到的便是民众书店。
当胡向洋从的士下来，看到那块原木牌匾因朽烂已裂成两半，“民众书店”四个大字也只剩下了“民店”两个字，那副颓败不堪的样貌，简直让他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曾光顾过无数次的那家旧书店。昔日门庭若市的书店里冷冷清清，看不到几个顾客，书架上的旧书也稀稀落落，像遭受过灾害的庄稼地。胡向洋站在门口不敢往里面迈脚，满脸茫然仿佛找错了地方。
这时，陈沂蒙从后面走上来，抬起头打量着那块破败得不成样子的匾额，念出“民店”两个字，嘴就像被卡住一般停住了，转过脸疑惑地问：“……是这家书店吗？”
“是的……”胡向洋迟疑着，用一种不确定的语气，说出了书店的全名：“民众书店。”
“民众书店，唔，这个店名不错。”陈沂蒙重复了一遍店名，抬步往书店里面走去。
书店里没有开灯，光线有些暗淡。陈沂蒙刚走出两步，脚下就绊到了什么东西，发出一阵哐当的响声。
走在后面的胡向洋赶紧走上前去，看清是放在书架之间过道里的一把凳子被绊倒了，便弯腰去扶凳子，但还没扶起来，就从书架后面冒出一个人来，没好气地说：“你这人怎么搞的，长眼睛没？”
陈沂蒙赶忙伸手去扶倒地的凳子，一边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胡向洋觉得那人态度有些粗暴，同时也为了维护被冒犯的省委书记的尊严，不客气地说：“你这店里没开灯，光线太差，凳子放在过道里，谁碰到也会绊倒啊……”
那人听了，似乎更生气了，瞪了胡向洋一眼，“怎么，你们绊倒我的凳子还有理啦？”
胡向洋以前从未见过这个人，觉得他太不讲道理，火气也一下子上来了，眼看着两人就要吵起来，陈沂蒙拉了一下胡向洋，说：“是我没有看清楚，责任全在我……”
听陈沂蒙这样说，那人的态度才缓和下来，不再说什么，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有责任，转过身去啪地按了一下墙上的电灯开关，于是，暗淡的书店里倏地亮堂起来。
这动作、这场景，胡向洋觉得十分眼熟，仿佛以前见过一样，同样的一转身，啪地一声响，电灯就亮了。不同的是，那人是个满头白发、身材高大，颇有军人气质的老人，大概有七十多岁了，穿着一件不知是哪个年代的旧军装，一只手拿着鸡毛掸子，胳膊上套着的袖筒沾满了灰尘。老人是旧书店的店主，胡向洋每次来都能见到他，老人对他眼熟了，每次看见他都要点点头，态度十分和蔼。他在这儿买过许多旧书，老人知道他喜欢哪一类，有时还主动给他推荐一两本，价格也比较便宜。有一次，胡向洋意外地在民众书店碰见了王晟，王晟是他读研究生的同学，两人关系一直不错，他在省报当编辑时，经常找王晟约稿，调到出版社后，又找王晟约过一部书稿。那天，胡向洋在民众书店遇见王晟后才知道，那个老人叫骆正，解放前曾经在大江市从事过地下工作，民众书店就是地下党的联络站。王晟的父亲和骆正是战友，当年，就是他俩把第一面五星红旗插上了大江市的海关大楼……
此刻，胡向洋打量着面前的这个人，五十多岁的样子，身穿一件皱巴巴的西装，像是二手货市场买来的，手里也拿着一只鸡毛掸子，胳膊上却没有套袖筒。恍惚之间，他脑子里又浮现出以前在书店里见到的那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老人，那时候，店里不像现在这样安静，不时进来几个中学生模样的少年，一边在书架上淘书，一边叽叽喳喳地小声说着话，响起一串清脆的笑声。这是东江师院附中的学生，他们经常来这个旧书店淘高考或中考复习资料……
那人见胡向洋在打量自己，有点儿不自在。“您是店主？”胡向洋试探地问了一句，但对方瞥了他一眼，没回答，显得有几分警惕。
“我以前常来这儿淘书，认识以前的老店主。”胡向洋担心对方产生误会，补充道，“不过，我很长时间没来过了，想不到店主换人了……”
但没等说完，那人就冷冷地打断他：“不是换人，是……他不在了。”
“什么，不在了……”胡向阳一愣，一时没明白过来，定定地注视着对方，发现他胳膊上套着一个黑箍，又看了看他脸上突然浮现出的悲伤表情，顿时明白了。尽管他跟那个老人算不上是熟人，心里却掠过一丝难过。
“原来是这样，”他喃喃地问，“老人家啥时候……走的？”
“才走不到两个月。”那人咕哝了一句，“走了也好，免得受罪……”
胡向洋有几分诧异，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暗自捉摸着他跟老人的关系：儿子？徒弟？像，又都不像。正疑惑着，那人显然猜出了他的心思，说：“我不是新店主，只是代管一段时间，等新店主出来后就交给他……”
胡向洋又是一愣：“出来……从哪儿出来？”
“监狱。”那人嘴里冒出两个字。胡向洋听了，越发觉得好奇，正要细问时，陈沂蒙手里拿着一本用牛皮纸做封面的旧书走过来，仿佛淘到了一件稀世珍宝似的：“老板，这本多少钱？”
也许是那纯正的北方口音，亦或是那高大挺拔的身材，那人从陈沂蒙手中接过书时，目光在他脸上停住了，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忽然“啊”地叫了一声，那本旧书也从手里掉到了地上，那人张大嘴巴，一只手指着陈沂蒙说：“你、你是……”
胡向洋意识到，那人显然是认出了陈沂蒙。出于秘书的本能，他走过去挡在陈沂蒙前面，警惕地问：“你想干什么？”
那人并不理睬胡向洋，盯着陈沂蒙继续说：“我认出来了，你是新来的省委书记……”
虽然书店里没有别的顾客，但胡向洋还是担心更多的人认出陈沂蒙，对省委书记的安全构成威胁。保护领导的安全，是秘书的重要职责之一。于是，他对那人冷冷地说：“你认错人了。”拉着陈沂蒙的胳膊要往外走，但陈沂蒙没有动，而是迎着那人的目光，坦然地说：“我是陈沂蒙。”
陈沂蒙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书店里听起来却十分响亮，像是从扩音器里放出来的，有一股嗡嗡的回音。胡向洋看着省委书记那张带着微微笑意的脸孔，有点儿不知所措。他听见陈沂蒙用聊天的口气问：“我有点儿好奇，你是怎么认出我的呢？”
那人一直盯着陈沂蒙的眼睛躲闪了一下，支支吾吾地说：“上次，我在东钢见过你……”
“这么说，你是东钢的？”陈沂蒙哦了一声，“你参加过东钢办公楼前的聚集？”
那人犹豫了一下回答：“是的。”
“那天我召集过一次干部群众的现场联席会议，你参加了吗？”陈沂蒙继续问道。
“没有，我没有那个资格。”那人说着，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我亲家参加了，还发了言……”
陈沂蒙眼睛一亮：“你亲家叫什么？”
“他叫顾致真，是东钢的退休工程师。”
陈沂蒙再次哦了一声，脑子里闪现出上次在东钢听到的那位工程师的发言，同时，又想起东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邱栋梁在自己耳边说过的那句话，“他亲家文革时是东钢著名的造反派，当过东钢革委会主任。”他不由多看了那个人一眼。顺口问道：“你赞成顾工的发言吗？”
“当然赞成。顾工的话代表了东钢大多数人，也代表了我。”那人不假思索地说，“不过……”
“不过什么？”陈沂蒙问。
“东钢的问题远不止他讲的那些……”
陈沂蒙见他吞吞吐吐的神情，就说：“还有哪些问题，你能不能具体说说？”并且从夹克衫的口袋里摸出了一个小本子和圆珠笔。
那人显然从省委书记的这个动作得到了鼓舞，稍稍停顿了一下说：“东钢的党委书记兼董事长邱栋梁不仅贪财，还是个大色鬼，我女儿程蕾在文工团，也就是现在的工人艺术团当演员时，就是因为不愿意给他当玩物被开除的。上次骚乱事件中，我女婿把邱栋梁打伤了，律师说是‘过失伤害罪’，法院却以‘报复伤害’罪，给判了三年……”
那人的语速有点快，加上是地方口音，陈沂蒙一边在小本子上记，一边不时停下笔问一句没听懂的方言，两道浓黑的眉毛越蹙越紧。那副专注的神情，似乎忘记了自己是来淘书的顾客，而是信访部门接待来访者的工作人员。“你女儿现在在哪儿工作？”
“我女儿被辞退后，先是在一家酒店夜总会跳舞，我女婿被判刑后，她在酒店干不下去了，又换了个地方，干的还是老本行……”
听完那人的陈述，陈沂蒙合上小本子，伸出手来，那人迟疑了一下，也伸出自己的手。
“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陈沂蒙握住对方的手时问了一句。
“我叫程国军，邱栋梁可能已经跟你们反映过，我以前坐过牢，是你们常说的三种人……”那人迟疑了一下说，“但请相信我，如果有一句假话，你们可以把我抓起来！”
陈沂蒙点点头说：“你放心吧，省委会慎重解决东钢的问题的，你反映的情况，我也会转给有关部门的。”然后，向书店外面走去。
胡向洋怎么也没料到，来淘书的省委书记，竟然把旧书店当成了信访局的接待窗口，而旧书店的那个中年人也摇身一变成了上访者。这个戏剧性的转换让他目瞪口呆，以至刚才省委书记和程国军之间的对话过程中，他把自己完全当成了一个旁观者。
此刻，如同一出戏剧终于拉上帷幕，胡向洋如梦初醒地从地上捡起陈沂蒙淘的那本旧书，瞥了一眼封面，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所诞生的》，1953年潮锋出版社出版，繁体竖排本，定价13600元（旧币）。胡向洋不知道换算成新币是多少钱，这个版本的书价格肯定不菲，但他顾不上细算，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0元的人民币放到柜台上，便跟着陈沂蒙出了书店。当他走出旧书店后，程国军还站在门口目送着他们俩……
在马路边等的士时，胡向洋见陈沂蒙若有所思，似乎还没有从刚才跟程国军的那场谈话中摆脱出来，便说了一句：“那个程国军的话您不能全信……”
“你的意思是他以前坐过牢，还是因为他是……三种人？”陈沂蒙似笑非笑地说，“坚持实事求是，既不因人废言，也不因言废人，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
“不完全因为这个，”胡向洋想起以前从同学王晟那本书稿中见到过的一些细节，闪烁其词地说，“程国军的前妻叫宋晓帆，是一位著名女作家。宋晓帆的父亲是宋老，宋乾坤……”
胡向洋像说相声，有点绕。陈沂蒙听到“宋乾坤”这个名字后，轻轻哦了一声。
胡向洋以为他不知道宋乾坤其人，就介绍道：“宋老是咱们省的三朝元老，曾经主持过省委省政府的工作，罗省长还给他当过秘书呢！”
“嗯，我知道，我知道。”陈沂蒙思忖着说，对胡向洋吩咐道，“这段时间太忙，我还没顾得上去拜会这些老同志，等哪天有空，去看看宋老，你通知办公厅安排一下……”
4.拜访
过了几天，陈沂蒙去拜访宋乾坤，随行的除了秘书胡向洋，还有省委秘书长张庆国。
自从就任省委书记以来，在十几名常委中，陈沂蒙接触最多的还是张庆国，对这位年轻的省委秘书长印象不错，凡是省委决定下来的事情，执行起来雷厉风行，从不拖泥带水，很少打折扣，原则性和灵活性上把握得很好，办公厅作为省委的中枢部门，在他的领导下运转得相当出色。稍显不足的是，张庆国的性格太柔绵，周全过度，就容易流入事务主义窠臼，作为领导干部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但作为省委秘书长，似乎又算不上什么缺点，反而称得上优点了。因为，办公厅的工作本身就需要多一些“事务主义”。尽管如此，陈沂蒙还是觉得张庆国过于老成持重，缺少他这个年纪的干部应有的锐气和冲劲儿。才四十多岁嘛，自己在他这个年纪可是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干的，要不怎么赢得一个“陈旋风”的绰号呢？比较起来，陈沂蒙觉得，同样年轻，同时晋升为省委常委的宣传部长郎涛，就比张庆国多一些锐气和朝气。这也许跟他长期在省委机关工作养成的谨小慎微习惯有关。
陈沂蒙和张庆国坐在同一辆车上。尽管平时陈沂蒙参加的许多重大活动都是张庆国陪同的，但都是乘坐各自的车，两人之间交流的并不多，像这样乘坐同一辆车出行还是第一次，因此，张庆国显得有点局促，车开出省委大院后一直没说话，气氛显得有些尴尬，还是陈沂蒙率先打破了车内的沉默：“庆国同志，你在办公厅工作时间很长，对宋老一定很熟悉吧？”
“谈不上熟悉，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处时，宋老是省委副书记兼主持省政府工作的常务副省长，大部分时间在省政府办公，我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宋老。”张庆国用一种自谦的口吻说，“那会儿，我的顶头上司是罗省长，当时他是我们一处的副处长，兼任宋老的秘书。不过，宋老很快就离休了……”
张庆国原本倚靠在后排座位上坐着，身体显得比陈沂蒙矮了一点，这时由于回答陈沂蒙的问话，稍稍欠起身，两个人便变得一样高了，不过，这样一来，细条个儿的张庆国在陈沂蒙高大魁梧的身材衬托下，看上去就更单薄了。
“据说，宋老当年本来是要接任省委书记的，怎么离休了呢？”
听到陈沂蒙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张庆国感到有点意外，像这样的高层人事升迁，何况已经过去了多年，张庆国也是后来才听说的，而这位上任才几个月的省委书记就知道了，可见，他对宋老的情况颇为了解。
意识到这一点后，张庆国回答时显得更谨慎了。“这个……可能因为宋老已经到了离休年龄吧？”
听了张庆国模棱两可的回答，陈沂蒙知道对方心里顾虑什么，也就沉默下来。他想起上次在北京时首长给自己讲的那些话，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关系到宋乾坤。
首长当年在东江担任省委书记时，宋乾坤还是宣传部的副部长，首长在调到中央工作之前，本来要提拔他担任省委宣传部长的，却因为有人检举他在解放前夕有出卖党的机密和叛变嫌疑，被停职审查。宋乾坤曾经是大江地下工委的领导人。为了慎重起见，首长亲自负责审查这个案子，发现其中的确存在若干疑点，而且举报者是宋乾坤当年的下属，但由于缺少直接证据，迟迟无法定案，只好呈报到中央。后来，中央以查无实据驳回了这个案子，不仅让宋乾坤官复原职，而且在首长调离东江，到中央任职后不久，还升任了东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
首长后来知道，是洪虎将军过问宋乾坤的案子，才有了这个结果。洪虎是宋乾坤的表姐夫。当年，首长就是跟洪虎和陈沂蒙的父亲一起率领部队解放大江的，对洪虎将军一向很尊重，尽管他不相信洪虎在宋乾坤的案子上徇了私情，但他觉得案子中存在的那些疑点并没有消除。所以，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中央在准备任命宋乾坤任东江省委书记之前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提出了反对意见。
其时，宋乾坤已经六十四岁，按照正省级干部任职规定，本来可以干一届省委书记的，但由于首长的反对，终于功亏一篑。据说宋乾坤知道后，当着洪虎将军的面把首长痛骂了一通。
“我虽然断了宋乾坤的升迁之路，但实事求是地说，他这个人还是有才华和工作能力的，能文能武，思想活跃，连毛主席都称赞过他是我们党内的才子。不过，正是因为这样，他有点聪明过了头，在个人仕途和党的事业之间，往往分不清孰轻孰重，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习气严重，容易丧失理想信念，这样的人，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都有，曾经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过不小的伤害，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经严肃地指出过……”首长说着，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宋乾坤八十年代在‘别墅事件’上犯错误不是偶然的，即使没有历史上的变节嫌疑，也很难委以重任。所以，中央在任用他的问题上是英明的……”
陈沂蒙不明白，首长为何要谈这个他并不十分熟悉的宋乾坤，有点儿不明就里。后来，首长告诉他，宋乾坤虽然已经离休多年，但在东江还拥有相当深厚的人脉，许多领导干部都是他以前的下属。“现在的省长就当过宋乾坤的秘书，中央本来考虑他接任东江省委书记的，但最终还是决定从外地调一位省委书记去，也是为了避免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等现象进一步扩大，影响东江的经济社会发展。”
陈沂蒙听了，这才明白首长的真正用意。
在去拜访宋乾坤的车上，陈沂蒙又对省委秘书长张庆国提了一个问题：“我听说，参与东钢并购的美国杜克公司中国区总干事是宋老的女婿，是吗？”
陈沂蒙的问题再次让张庆国吃了一惊。这位书记上任才几个月，知道的事情远远超出了他的意料。
“好像是的……”他含糊地说，“不过，上次杜克公司的白总干事来东钢视察，是虞副省长和郎部长接待的，我没有参加……”
陈沂蒙皱了皱眉头，他对张庆国的回答显然不满意，但想到张并不是省长罗宝昌提拔上来的，之所以能进常委，是因为老书记卸任之前，罗宝昌力荐让郎涛当宣传部长，为了搞平衡，才把跟郎涛差不多年纪和资历的张庆国提上来，他也就理解了对方的这种态度。
“之所以跟你谈这些，是让你有充分准备。不要指望一蹴而就很快打开局面，要抓主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陈沂蒙回想着在北京时首长说的这句话，觉得自己现在也许抓住那个“主要矛盾”了……
从省委大院到南湖，不到一刻钟的路程，陈沂蒙和张庆国说话间，车便不知不觉驶进了南湖路特一号。
秘书胡向洋与办公厅的另外两个干部，还有两名省报和省电视台的已提前到达宋乾坤家的那栋别墅，陈沂蒙和张庆国乘坐的轿车刚停稳，便迎了上来。胡向洋还捧着一束刚从花店买来的鲜花，是准备送给宋乾坤的。张庆国低声向胡向洋问了几句什么，然后对陈沂蒙做了个“请”的手势，一干人便往别墅门口走去。
陈沂蒙和张庆国走进门，就看见一位满头银色卷发，雍容端庄，颇有气质的老年妇女，在客厅里迎候。张庆国快步走过去，握着对方的手，用恭敬的语气说：“您好！罗团长，沂蒙书记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望宋老……”说着，对陈沂蒙介绍道：“沂蒙书记，这是宋老的夫人罗伊同志，也是咱们省直老干部合唱团的团长……”
罗伊保养得很好的面庞露出一缕矜持而不失热情的微笑，接住陈沂蒙伸过来的手说：“谢谢书记，宋老近来身体欠安，不能下楼来迎接各位，只好请你们上楼去……”
“哦，要紧吗？需不需要上医院？”陈沂蒙关心地问。
罗伊说：“前不久刚从医院回来，年纪大了，老毛病……”
“宋老八十多了吧？”
罗伊笑了笑：“明年就九十喽！”
两人寒暄了几句，便往楼上走去。陈沂蒙和罗伊走在前头，张庆国等人紧随其后，走进那个办公兼书房的房间，就看见宋乾坤穿着睡衣，带着助听器，半躺半靠地坐在一张宽大的沙发上，稀疏的白发耷拉在头上，脸色有些憔悴。看见陈沂蒙走进去，扶着沙发要站起来，但两条腿颤巍巍的，使不上劲。陈沂蒙见状，紧走几步上前扶住他：“宋老，您别起来……”
等宋乾坤坐下后，陈沂蒙便从胡向洋手里接过那束鲜花，送到他面前，说：“宋老，我代表省委来看望你，祝你健康长寿！”
宋乾坤抬起眼皮，望着陈沂蒙，表情有些呆滞，仿佛没听清楚他的话；夫人罗伊凑到他的耳边说：“新任省委书记看你来了！”并从陈沂蒙手中把那束花接了过去。
“宋老，我早就应该来看你的，可实在太忙……”陈沂蒙在宋乾坤对面坐下，同时打量着这位跟自己的父亲同一代人的前辈，脑子里再次回响起在北京时首长说过的那些话，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感受。对于老一辈之间的恩恩怨怨，作为后生晚辈也许无权臧否，历史自会对他们作出公正的评价。可此刻，当他看见宋乾坤松弛的嘴角两条微微上翘的肉褶子，耷拉的眼缝间射出来的目光，透露出一股执拗劲儿，不由想起听到的那些传言……
“陈沂蒙……我知道你，你父亲是陈大个儿嘛！”宋乾坤身体微微后仰着，似乎这样才能看清楚陈沂蒙，“当年，你父亲和洪虎将军解放了大江，想不到他的儿子现在当了东江的一把手……”
“是的，我父亲在回忆录里写到过。您是我们党内的才子，我拜读过五十年代您写的小说《大江壮歌》。”陈沂蒙说，“我还知道，您的女儿宋晓帆也是作家，我很喜欢她的小说《乌托邦》，她刚出版的新作《致八十年代》，我还没来得及拜读……”
“舞文弄墨罢了，哪像你，大名鼎鼎的陈旋风，全国像你这样年轻的省委书记也不多吧？”宋乾坤的目光从陈沂蒙转向坐在旁边的张庆国，似乎在问他，但旋即把目光转回到陈沂蒙身上，以长辈对晚辈的口吻说：“你在B省当省长时，可是以大胆改革著称的，别到东江当省委书记后变保守了哦！”
这句话里分明藏着弦外之音。陈沂蒙暗自感叹，面前这位老人虽然行动迟滞，说话口齿都有些不清了，但脑子一点也不糊涂，他不由想起前段时间听到的那些传言，把他同主张东钢合并项目的省长罗宝昌及虞副省长对立起来，仿佛他成了保守派，而那些人成了改革派似的。那些人的背后，就站着这位已经离休多年的东江省老领导。陈沂蒙知道这些议论意味着什么。他今天专门来拜访宋乾坤，并且让张庆国安排记者随行，目的也是为了打破某些人刻意制造的迷局。
“宋老，您放心，改革是当今中国的主旋律，我一定当好班长，保证东江的改革不停步、不偏航……”陈沂蒙表态似地说，话音的重点落在“不偏航”三个字上。
陈沂蒙说这话时，随行的省报记者就站在他身边，埋头做着记录，而电视台记者正把摄像机的镜头对着他，强烈的镁光灯照得他有些睁不开眼睛。
又说了一会儿话，陈沂蒙见宋乾坤眼皮耷拉下来，精力明显不济，便起身告辞了，下到一楼客厅里，他用关心的口气问送下楼的罗伊：“您和宋老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
“要说困难，”罗伊迟疑了一下说，“别的都好，就是家里的暖气经常断供，别说宋老这个年纪受不了，我女儿过年回来也吃不消。不过，这个问题也不只是我们一家，整个南湖路特一号都这样……”
陈沂蒙哦了一声，转过脸问张庆国：“庆国同志，这个问题你亲自过问一下，让办公厅解决。老同志是我们党的财富，一定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张庆国马上表态道：“好的，我回去后就让办公厅派专人解决。”
陈沂蒙和罗伊握手道别，“罗阿姨，您对宋老的精心照顾，也是为党做贡献，我代表组织谢谢您！”
陈沂蒙的一句“罗阿姨”，显然让罗伊很舒心，连声道：“谢谢书记关心，我现在身子骨还好，生活上的困难，我们自己能解决自己解决，尽量不麻烦组织，等我也老了动不了，就只能依靠组织喽……”
“您一点也不老，”陈沂蒙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您跟宋老在一起，简直就像两代人呢！”
罗伊听了很高兴，咯咯笑了两声。她比宋乾坤要年轻二十来岁，看上去的确不显老。
5.藏春园
陈沂蒙住在与省委大院只有一墙之隔的藏春园。
藏春园最早是辛亥元勋孙武的别业。孙武的祖父孙允忠是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曾经在安徽泸州三合镇率部重创曾国藩的湘军，因拱卫太平天国首府天京有功，被天王洪秀全封为干天延，“延”是爵位的一种，太平天国王爵之后是侯爵，“延”为第五等侯爵，那个时候，洪秀全还没有乱封王爵，这干天延已经算是高等级的爵位了。太平天国灭亡后，孙允忠侥幸苟全性命，回到大江乡下老家隐居，花甲之年得一孙子，这就是后来的孙武。
孙武少年聪慧，加之从小听爷爷孙允忠讲太平天国的事迹，从小尚武，喜爱射箭、骑马和技击，当时有武举，考试内容主要是射箭、骑马和技击，孙武曾萌生过投考武状元的志向。当时正值戊戌维新时期，练好军队自强的呼声在青年中高涨，从小有练武基础的孙武便考入了以“储将才而作士气”为校训的武备学堂，毕业后，又东渡日本留学，学习炸药研制技术。当时，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孙武觉得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与他小时候听爷爷讲的太平天国的理想一脉相承，便秘密加入了同盟会。
不久，孙武受孙中山的派遣，肩负筹划推翻满清统治武装起义的使命，从日本秘密回国，在大江市内购置了一座破产徽商的旧居，进行重新修葺和扩建。为了这座宅院，孙武花重金从北京请来了设计师，几乎耗尽了从他爷爷孙允忠手里继承下来的全部家财。扩建后的宅院不仅规模增加了近一倍，格局和品位也跟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整个宅院以园林景观为主，建筑朴素，多为小式卷棚瓦顶建筑，不施彩绘。园墙为虎皮石砌筑，堆山则为土阜平冈，不用珍贵湖石。园内不仅有水池、古树、古藤，还种植了腊梅、丁香、玉兰、牡丹、桃、杏、葡萄等奇花异木，园子里景色清幽，既有文人的高洁雅致，又有贵胄的风花雪月。
孙武耗费巨资建起这样一座豪华别业，当然不是供自己享受，而是为了遮人眼目，筹备反清复明的起义大计。孙武的公开身份是《大江报》的老板，这座院子表面上是大江报报馆，实际上成了筹划武装起义的策源地，平时进出于宅院的报馆主要工作人员，其实就是孙武秘密发展的同盟会会员。
院子建成后一段时间，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孙武觉得这样下去不利于隐蔽，便向大家征求意见。其中一位青年记者，也是新加入的同盟会会员，建议叫“藏春园”。孙武让他解释理由，青年回答，这座院子从格局到风格都跟北京清华园的畅春园十分相似，只不过多了一些南方的细腻婉约，堪称小号版的畅春园，改“畅”为“藏”，既能跟北京的大畅春园区别开来，也可以凸显小畅春园的南方气韵。
孙武一听，觉得言之有理，随即采纳了这个建议，同时也记住了这位青年的名字：詹大同……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武因党内倾轧失利，转而支持袁世凯，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垮台后，淡出政坛，迁居上海直至去世。国民党统治时期，藏春园曾经是东江省党部所在地，1949年后，中共中南区党委和中共东江省委省政府都先后在这里办公。五十年代中期，省委大院扩充，新建了不少办公楼，藏春园便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划拨给省委子弟学校，另一部分当作省委小招待所，供从北京和外地调来，没有分配住房的省委领导人及其家属临时居住，简称“小招”。起初，小招与省委在同一所院内，后来为了安全和安静，便砌了一堵墙，把小招和省委大院隔开来，成为了一座单独的院子。
陈沂蒙刚调来不久，又是一个人，还没来得及分配住房，便临时住在小招。小招有三栋别墅式的小楼，都是中西合璧的木结构建筑，陈沂蒙住在2号楼。小楼上下两层，大大小小七八个房间，他一个人用不了那么多房间，住在一楼，二楼很少上去过。
其实，陈沂蒙对藏春园并不陌生，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念小学时，有一年放暑假，父亲当时在总参工作，到东江军区视察，他打小听父亲讲当年率领部队解放大江的故事，对这块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充满了向往，便嚷着要跟父亲一起去东江，父亲拗不过，便把他带上了。那是陈沂蒙第一次到东江。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跟着同学串联去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又到过一次大江，但只是路过，没有什么印象，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随父亲来的那一次。
那次，父亲到部队视察完工作，即将返回北京前两天，父亲说有一个战友邀请他们去家里做客。说完还神秘地问他，你知道我这位战友是谁吗？他问谁呀？父亲说，就是我经常给你讲的那位跟我一起率领部队解放大江的古叔叔。解放大江时，洪虎将军是负责攻城的中原野战军某兵团司令员，古叔叔是政委，父亲是副司令员，三个人中，父亲和洪虎将军都在北京工作，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只有古叔叔在外地，见面的机会很少，嘴里经常念叨。陈沂蒙见父亲像小孩子一样高兴，他也很高兴。古叔叔一直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以为一定像父亲和洪虎将军那样高大威武，谁知，那天在藏春园见到的古叔叔个儿那么小，比自己高出不了多少，最多一米六五。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么一个貌不起眼的小个儿，竟然是主政东江的省委书记，心里失望极了。古叔叔亲昵地摸摸他的头，问这问那，他也爱理不理，敷衍回答几句后，便撂下他和父亲，溜到院子里玩儿去了。院子里长满了各种高大的叫不出名字来的树木，正值盛夏，满耳的知了叫声潮水一般此起彼伏。夏天他最喜欢的就是捉知了，经常跟小伙伴玩捉知了的游戏，于是，他忘掉见到古叔叔的失望，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捉知了的“战斗”中去了，以至从东江回到北京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大江的印象只有那些捉不完的知了，其他的全忘到了脑后，甚至连古叔叔长什么样都记不住了。
陈沂蒙做梦也没想象到，自己有一天会给“小个子”古叔叔当秘书。当他报到时习惯地叫叔叔时，对方竟不认识他似地板着面孔，严肃地说：“叫首长！”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把古叔叔叫“首长”，至今也没改口。
陈沂蒙记得，首长当年在藏春园住的是1号楼，与他现在住的2号楼只隔着一道爬满青藤的铁栅栏，由于年代久远，铁栅都生锈了，两幢楼之间距离很近，几乎伸手就能够得着另一座楼的窗户。有时候，他独自站在2号楼的小院里，望着隔壁1号楼的灯光，仿佛看见了当年跟父亲一起到古叔叔家做客时的情景，不由一阵恍惚……
6.省委书记的爱情
藏春园和省委大院之间的那道小门很窄，只能走人和自行车，因此，轿车开到藏春园门口就停住了。陈沂蒙下了车，等司机把车开走后，才转身向2号楼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像过电影似地回放着去南湖路特一号看望宋乾坤的情景，由于太专注，没注意到2号楼小院的栅门被打开了，走进小院后，才发现大门也敞开着，他愣了一下，以为早晨上班时忘了关门，但紧接着，他看见敞开的门口透出一线灯光，屋子里好像有人，忽然想起家里卫生间的抽水马桶坏了，昨天他让秘书胡向洋通知人来修一下，兴许是后勤部门的师傅在修马桶吧，他们有钥匙的。陈沂蒙这样想着，往家里走去。刚走到门口，随着一阵高跟鞋富有节奏的声音，一个身材高挑、气质优雅的女人，像迈着台步那样轻盈地走了出来。陈沂蒙看清那个女人后，不禁吃了一惊。
是他的妻子萧潇。
陈沂蒙望着仿佛从天而降的妻子，一时反应不过来，直到对方扑哧笑出声，有点得意地说：“没想到我会空降到东江吧？省委书记同志！”他才如梦初醒。“你、你怎么来啦？”
“这儿是我的家，我怎么不能来？”萧潇故意反问道，“每次都听你说一个人住着一栋小楼，太奢侈，我不过来陪你住住，不是太浪费了吗？”说着，朝屋子里扫了一眼，“幸亏我来，这么好的一套房子，脏得像个狗窝，我打扫了半天才像个样子……”
陈沂蒙这才发现，乱糟糟的屋子被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净整洁了许多，电视柜上还插了一束显然是刚买来的玫瑰花，屋子里散发出一缕清香，让他感到一种温馨的家庭氛围。但他还是微微蹙起眉头说：“你来之前，应该打个招呼的，我也好派车去接你……”
陈沂蒙的话里含着明显的责备，但萧潇似乎没听出来，或者没在意，瞥了他一眼，“我可不敢劳你大驾，免得到时候你又怪我影响你的工作。再说，我要是给你打招呼，你会让我来？”
这一问，倒把陈沂蒙问住了。的确，他之所以到东江上任后，一直没让家属来，也是为了不让自己受到干扰，以便集中精力，尽快打开工作局面。但此刻见妻子像天兵天将一样突然出现在面前，让他不知所措。望着妻子那副得意的神情，他还是有点疑惑，“你真是……专门来的？”
陈沂蒙的口气很认真。萧潇瞥了他一眼，仍旧用调侃的口气说：“当然不是。没有人邀请，我哪敢擅自闯到你的地盘上来？”
陈沂蒙没有理会妻子的语气，“这么说，你是有别的事情……”
萧潇这才认真地说：“我是作为特邀嘉宾，来参加大众艺术传媒集团股票上市庆典活动的，顺便探亲，来看看自己的丈夫……”说着，瞥了他一眼，“这个答案让你满意吧？”
原来如此。陈沂蒙轻轻哦了一声。
“我本来想把考拉也带来，自从你调到东江后，孩子一直跟我嚷嚷要来玩儿，”萧潇兴致勃勃地说，“可孩子正在中考，我怕影响他学习，就……”
“你以前跟大众艺术集团有联系吗？”陈沂蒙打断妻子，微微皱起眉道，“他们怎么突然想到请你当特邀嘉宾呢？”
听到陈沂蒙的话，萧潇原本布满笑容的脸僵住了，“你这是啥意思？难道你怀疑他们是因为你才邀请我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陈沂蒙一时语塞。
“不是这个意思你是啥意思？你是不是以为我这个歌唱家的头衔也是沾了你的光？”
这一连串的质问，使陈沂蒙意识到萧潇真正生气了。他觉得自己刚才的话有些不妥。两地分居这么长时间，妻子远道而来，两个人相聚，无论如何都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他不该刚见面就扫妻子的兴。想到这儿，陈沂蒙暂时放下心头的疑窦，用安抚的语气说：“好好，是我错了，歌唱家同志，我郑重向你道歉！”同时看了下手表，“哟，这么晚了，咱们该吃饭了，出去上馆子，我请客！”
听陈沂蒙这么一说，萧潇的脸色才阴转晴，嗔怪地看他一眼，“不用你破费，晚餐我早准备好了，来之前，我在开会的饭店打包带了几样饭菜，都是你平时喜欢的。”她起身从电视柜上取过一只鼓囊囊的塑料袋，“有点凉了，我去用微波炉热一下。你先看会儿电视，马上就好……”说着，往厨房里走去。
陈沂蒙坐在沙发上，没有打开电视，心猿意马地想着什么。他听见妻子在厨房里一边操作微波炉，一边说：“我以前跟大众艺术集团没打过交道，他们这次庆典活动搞得不错，别的不说，庆典的地点凤凰岛，湖光山色，简直像仙境一样，我都舍不得离开呢！想不到东江有这样美的地方，下次一定带考拉来玩玩。另外，为我们这些嘉宾的服务也很周到，真是无微不至，他们那个董事长杜威还亲自开车把我送到了藏春园。这次活动规模不小，规格也很高，省长和宣传部长都出席了……我以为你也会出席呢！”
萧潇的声音仿佛来自很远的地方，甚至来自另一个时空。陈沂蒙觉得自己的思绪像一根鹅毛飘起来，飞向了过去……
陈沂蒙跟萧潇是在C县认识的，那时候，他刚下派到C县工作不久，两地分居，工作又忙，家里的事尤其是女儿沂曼的学习，全落在妻子崔曼莉身上，曼莉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她本人从北大荒调回城后，先在市房管局水暖公司干了一段时间，后来也调到大学工作，虽然干的是财会，但受高校氛围影响，加之她对自己因上山下乡，未能有机会上大学，只有高中文凭，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对女儿的学习十分重视。沂曼是在北大荒出生的，那会儿，陈沂蒙已经被推荐到北大上学去了，崔曼莉为女儿受了不少苦，当母女两随着知青返城大军一起回到北京时，女儿已经两岁了，而陈沂蒙已经从北大毕业，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女儿第一次见到他时，都不肯叫“爸爸”。所以，他一直觉得欠母女俩的。可一家仨口在一起没待多久，他就下派到了C县，崔曼莉很生气，觉得他这个人太自私，为了自己的事业根本不管家和孩子，陈沂蒙每次从C县回到北京的家里，崔曼莉都跟他争吵不休，逼他尽快调回北京，甚至以离婚相威胁，有一次，陈沂蒙被逼烦了，对崔曼莉说：“离就离吧，省得我们俩都受这份罪……”两个人都是宁折不弯，认准的事儿决不妥协的倔强性格，当初他俩就是因为这种性格，打算在北大荒扎根一辈子，才走到一起的。现在也是因为这种性格，一气之下去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两个人都背着女儿和双方的父母。那时候，崔曼莉的父亲在英国约克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离婚不久，她就让父亲联系了一所高中，辞掉会计工作，跟女儿一起去英国了……
陈沂蒙就是在那段时间和萧潇相识的。那会儿，萧潇还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的学生，因为在中央电视台的电视歌手大奖赛中获得了铜奖，在歌坛小有名气，有一次随中国文联组织的艺术团赴革命老区慰问演出。C县是那首著名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地，因此艺术团将C县作为慰问演出的第一站。演出时，萧潇的独唱《父老乡亲》赢得了满场喝彩。《父老乡亲》这首歌采用的山东沂蒙小调，每一个音符都透露出浓浓的乡情。陈沂蒙也出生于山东沂蒙山，其时，父亲在完成对杜聿明部的阻击任务后，正指挥部队向孟良崮集结，最终歼灭了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陈沂蒙就是在这时候呱呱坠地的。父亲获知后，高兴得合不拢嘴来，当即给儿子取名“沂蒙”。
《父老乡亲》这首歌不是萧潇的原唱，但萧潇那山泉般透明嘹亮的嗓音，声情并茂的演唱，以及清纯靓丽的外表，深深感染了陈沂蒙，也唤起了他对老区人民那种近乎血缘般的情感。因此，在演出后C县政府为艺术团举行的欢庆宴会上，陈沂蒙特意走到萧潇面前向她敬酒，还像个狂热的歌迷那样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子，请她签名。或许是初出茅庐，亦或是因为陈沂蒙的县长身份，萧潇似乎有点不好意思，那张卸完妆的脸庞宛若出水的芙蓉，还带着些许羞涩。
萧潇签名时，陈沂蒙问：“我从你的演唱里听到一股浓浓的山东味儿……”
萧潇签完名，把本子还给他，说：“我家就是山东临沂的。”
陈沂蒙哦了一声：“我是在山东沂蒙出生的，也算山东人，咱们是老乡呢！”
两人觉得彼此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许多。陈沂蒙请萧潇留下了联系地址和电话，就回自己的座位了。
第二天，艺术团就离开了C县，但萧潇在陈沂蒙的心里留下的印象，并没有随着艺术团的离去消失，而是深深镌刻在他的脑海里，萧潇天籁般的歌声，像一泓清泉滋润着他那颗因离婚而变得干涸荒凉的心田。半年后，他回北京休假时，便按照本子上的联系地址，去中央音乐学院找萧潇……
他们相爱了。当初，陈沂蒙和崔曼莉之所以相爱，首先是共同的命运，其次才是互相的吸引，而他和萧潇不同，他们相爱的唯一动力是心灵与心灵、肉体与肉体之间的吸引。这是一种纯粹的，没有杂质的爱情。对陈沂蒙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爱情。这样的爱情，像氢气那样一旦点着，便会迅速燃烧起来。很快，他们就进入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其时，萧潇即将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她入学前在山东临沂歌舞团工作，是带薪学习的委培生，按规定毕业后是要回原单位的，但萧潇已在歌坛崭露头角，肯定希望留在北京发展，不愿意回到山东老家的那座小城去，向陈沂蒙提出了留在北京工作的要求。
作为已经是他未婚妻的萧潇，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但陈沂蒙却有些为难。说实话，尽管他现在C县任职，但凭借在首长身边当秘书时的人脉，为萧潇在首都谋个中央级艺术院团的工作并非难事，可他想到首长一向对这种以权谋私的行为深恶痛绝，便有些犹豫了，最后，他决定去找洪太行帮忙。尽管在他去C县后，两人的关系比以前疏远了，但他们毕竟是在北大荒共过患难的朋友，况且洪太行在北京的社交圈人脉深厚，为人又仗义。
那时候，洪太行不常住在北京，大部分时间住在密云水库边的一座大宅子里，陈沂蒙驱车两个多小时，才见到他。
听陈沂蒙说了萧潇的事儿，洪太行二话不说就痛快地答应了。“没问题，这事儿包在我身上！谁叫我是你哥呢？”洪太行坐在轮椅上拍着胸脯说，同时斜起眼看着他，“不过有件事儿我很纳闷，你都结两次婚的人了，雁北至今还单身呢，你就一点也不关心她？……”
陈沂蒙没料到洪太行说出这样的话。雁北是洪太行的妹妹，一直悄悄喜欢着他，但陈沂蒙把小他十来岁的雁北当作妹妹，从未产生过男女之间的那种感情。自己即便不接受雁北的感情，至少应该找机会向她或者洪太行解释一下的。陈沂蒙想。现在听洪太行现在冷不丁一提起来，他才意识到自己有点粗心了。
好在洪太行没有盯着这件事不放，哈哈一笑，显得很大度地说：“我就是随便说说，你别在意。哥对政治已经幻灭，你有大志向，是可能成为政治家的人，无须在意小节。不过，哥以后遇到什么难处，你可别撒手不管哦！”
陈沂蒙觉得，洪太行嘻嘻哈哈的话里，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含义。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萧潇现在早已是名扬歌坛的女高音歌唱家，还为陈沂蒙生了个儿子考拉。这期间，陈沂蒙依然常年在远离京城的外地工作，偶尔出差或开会回到北京，也只能匆匆地回家看看妻子和儿子就走了，倒是萧潇，经常可以利用在全国各地演出的机会，顺便带上儿子来看他，一家三口像吉普赛人似的，随着陈沂蒙工作的调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种漫长的聚少离多的生活，让萧潇有点受不了，前些年，当陈沂蒙调任B省省长后，萧潇提出跟儿子考拉一起也调到B省去，但被他拒绝了。他不是不想一家人团聚，而是顾虑妻子调来后，卷入当地的利益圈子，给自己的工作带来额外干扰。他的担心并非多余，领导干部因家人被拖入腐败的案子不胜枚举，他的前任就是因此落马的。况且，萧潇又是歌坛名人，被利益集团俘获几乎是大概率……
这一次也是如此。像以往每次出任新职那样，他同样只身一人，拎着旅行箱就来东江上任了。那次回北京同中组部领导同志谈完话，去轱辘把胡同拜访首长后，他回了一趟家，可不巧萧潇正在外地演出，他只好去那所寄宿制中学把儿子领出来，在附近的一家烤鸭店吃了顿饭，第二天就离开了。
这是半年前的事儿。
从那以后，陈沂蒙和妻子还没见过面。今天一见，的确让他喜出望外。但又感到很突然，甚至有些不踏实，总觉得太巧了，仿佛一部小说，情节编得太巧，反而让人觉得不真实……
不一会儿，萧潇便把热好的饭菜从厨房里端出来了。看着妻子系着围裙，一副干练的家庭主妇模样，陈沂蒙心里的某些疑虑不知不觉消除了。他从面前装在快餐盒里的菜闻到一股扑鼻的香味儿，心想不愧是酒店大厨的手艺，他想起家里有一瓶红酒，便起身拿过来，又进厨房洗了两个平时很少用的高脚玻璃杯，给自己和萧潇斟上。两人相视一笑，碰了碰杯，感到一种久违的家庭氛围氤氲开来……
萧潇给陈沂蒙夹了一筷子菜到碗里，“这菜叫凤凰鱼肚，据说只有在凤凰岛附近的娘子湖里才有，是清朝时给老佛爷的贡品，这次会上，我们几位特邀嘉宾尝过后，都觉得味道真鲜美。你来东江快半年了，一定也吃过吧？”
陈沂蒙听说过这道菜，但还没吃过。他好奇地尝了一下，“嗯，味道的确不错。”
为了营造一下气氛，陈沂蒙打开了电视机。他平时吃饭都在食堂，这个不成其为家的家对他来说只是个睡觉的地方，平时连电视机都很少开，即使看，也只是中央台和东江省本地的新闻联播。这会儿，陈沂蒙打开电视，忽然想起白天看望宋乾坤的事儿，便把频道调到东江台，东江新闻刚开始，播出的第一条正是他看望宋乾坤的新闻：
“今天，省委书记陈沂蒙亲切看望了省老领导宋乾坤等。陈沂蒙一行代表省委向老同志们致以亲切慰问，他表示，老同志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各级领导一定要重视老干部工作，倾听他们的呼声，解决他们的困难……”
这条新闻之后，紧接着是大众艺术传媒集团股票上市的庆典大会。这条消息之所以放在东江新闻的第二条，显然是因为省长罗宝昌和省委宣传部长郎涛出席了庆典大会。摄像师给了罗宝昌一个大大的特写镜头，那张红光满面的脸庞几乎占满了整个电视屏幕，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是正在住院的病人。
电视上还出现了萧潇的镜头，尽管只是一晃而过，但萧潇还是很高兴。“大众艺术这次庆典从全国请来了不少名人，对了，你知道都有谁吗？”
陈沂蒙的目光还停留在电视屏幕上，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萧潇就自问自答道：“女作家宋晓帆，她可是你崇拜的偶像哟！”
“我只不过读过她的作品而已，那里谈得上崇拜？”陈沂蒙心不在焉地说，把目光从电视上收回来，觉得妻子说话还是像以前那样喜欢夸张，这大概跟她的演员职业有关吧。
“我跟宋晓帆说你很喜欢她的《乌托邦》，她很高兴，说有机会一定拜访你。”萧潇意犹未尽地说，“对了，她是东江本地人，父亲还是东江省的老领导，刚才电视上播的你看望老干部的新闻，那个老领导也姓宋，是不是宋晓帆的父亲呢？……”
陈沂蒙含糊地嗯嗯着，把这个问题搪塞过去了。
萧潇又想起什么似地说：“我在庆典上还见到了一个人……”
陈沂蒙见萧潇神秘的样子，漫不经心地问道：“谁？”
“是你认识的，”萧潇故意卖着关子。“你猜猜……”
陈沂蒙不想跟妻子玩这种游戏，又把目光转回到电视屏幕上去了。东江新闻已经播完，正在播送气象预报。
“洪雁北。”萧潇望着丈夫，一字一顿地说。陈沂蒙听到妻子嘴里吐出这三个字，身体微微一颤，目光随之像被烫了一下似地从电视上离开了。“洪……雁北。她怎么也来了？”他咕哝了一句，“她现在也是名人吗？”
对于陈沂蒙和洪雁北之间的过往，萧潇是知道的。她目不转睛地看着陈沂蒙，脸上显出复杂的表情。“她不是名人，可对大众艺术传媒集团来说，她比名人还重要……”
陈沂蒙喝完酒正在吃饭，听了这话，不由停下筷子，“此话怎讲？”
“洪雁北是代表他哥哥洪太行来出席庆典的，”萧潇说，“洪太行是大众艺术传媒集团的重要股东……这下明白了吧？”
陈沂蒙紧紧地皱着眉头，好像明白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明白。
“宋晓帆还告诉我，洪太行洪雁北兄妹跟她是表兄妹，她想请我和洪雁北一起去她家做客，你看我是去，还是不去呢？”萧潇半真半假地说，“洪雁北可能要在大江待些日子，你不打算见见她吗？”
陈沂蒙觉得，妻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暧昧，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
更多精彩连载，请点击进入特别专题：【刘继明《黑与白》全书连载】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