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的时间性及其统治——以《资本论》为例

　　时间概念是马克思创造的批判与反思之世界中的王冠。早年，在关于自我意识之哲学的语境中，马克思认为时间就是不断变化着的人的感性世界本身；而在晚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中，他将时间和劳动联系起来，指出人的时间意识和时间的客观计算尺度都起源于劳动。

　　不过必须同时指出的是，要研究马克思的时间概念无异于攀登一座险峰。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关于时间乃至时间性的探讨却并没有集中在某一个文本上，而是散见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文本中。另一个原因则是马克思所探讨的时间概念在语境更新前后存在着一种“断裂”，要在逻辑上论证二者性质上的同一性是难以做到的。此外，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关于马克思本人独特的时间概念几乎没有涉及，而只提及恩格斯和列宁等人的时间概念，这种时间概念主要的立足点仍然是自然哲学的，沿袭着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客观主义时间观的传统。这首先与马克思早年的人本主义时间观相异，其次也无法彰显晚年马克思将时间概念放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下讨论的理论贡献。结果就是，马克思的时间概念的革命性、自由时间、时间意识等问题被搁置一旁。

　　鉴于此，我将在能力范围内专注《资本论》这一晚年马克思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研究其中的时间概念，具体讲，则是研究资本的时间性。这意味着我既不会在物质规定的层面将资本视作“积累的劳动”来对待，也不会从本质规定的层面将资本视作“雇佣劳动”这样特定的生产关系，我的目的乃是揭示资本的另一个面目——“时间的概念性组织”，作为一种具有时间性的特殊存在，资本实际上是一种现实化的抽象，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需要加以强调的是，重新定位资本概念事关重大，并非仅仅出于研究资本的时间性所需要的预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

　　另外，必须提及的是普殊同、詹姆逊、汤巴佐斯在资本的时间性等相关问题上的理论探索：普殊同坚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阵地，重释了马克思所运用的劳动概念与时间概念，论述了抽象时间（均一的、连续的、同质的形式或者说一种时间单位）与历史时间（具体时间的模式或者说直接劳动的时间）之间的相互规定，这种相互规定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时也促成了一种针对生产者的时间暴政，强迫生产者紧跟时代的历史特殊性；詹姆逊则主要从哲学角度指出资本的时间性秘密集中在“消灭”（auslöschen）一词上，“从这个动词看，过去和将来是一回事，现在则被视为生产”，生产总是一种否定的生产；汤巴佐斯融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黑格尔哲学的原理与方法，详细分析了《资本论》中的时间概念，提出资本的有机时间性中统一了生产领域的线性时间性和流通领域的循环时间性，强调要将资本看作“生命”，价值看作“无”……其他的重要路径还包括阿尔都塞、本雅明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差异时间观以及斯尔尼塞克、斯蒂格勒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时间结构解析流派，前者将时间视作被动的社会构形，后者则将时间视作社会本身建构中的一种力量。最后，古尔德、大卫·哈维、托姆巴、鲍德里亚、居伊·德波等人在这一领域也有着较大的理论贡献。

　　国内学者对于资本的时间性等相关问题研究起步较晚，相对集中，尚未达到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刘奔在《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文中率先提出了要将时间看作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概念；俞吾金将时间作为重建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四个核心概念之一，较早要求重新聚焦社会时间，从生产劳动出发理解时间问题；在刘、俞二人的启发下，国内学者探讨马克思的时间理论的热情水涨船高，尤其是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余静、刘新刚、盛卫国、于俊文等均参与到关于自由时间理论的本质、主题、价值方面的讨论；在自由时间理论之外，部分学者另辟蹊径、做出独特贡献：仰海峰提出从一般的生产逻辑出发可能会成为李嘉图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要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但必须以资本作为解决方案），必须将马克思的时间概念与资本逻辑联系起来，《资本论》则提供了关于二者内在关系，关于资本逻辑的时间境遇的具体分析；高广旭则紧紧抓住时间这一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突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时间分析的双重性——既是经济批判也是政治批判，找到了《资本论》时间分析的政治哲学结论——以时间解放为前提的人类解放；周颖嘉考察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手段，既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陷阱，又包括对“劳动时间”的重新定义，前者使人忘记了时间的本真维度，后者则让大量私人时间变成无报酬的数字劳动时间……

　　离开了他们的珠玉在侧，抛砖引玉，我想我的攀登之旅可能会遇到许多不必要的挫折与麻烦。

　　一、生产时间、流通时间与有机时间——资本的时间性奥秘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时间就是可度量的变化，就是日历、钟表与车站始发时刻表上均匀变动的数字。对于马克思而言，时间却是一种蹊跷的东西，它不是独立于世界的序列，而是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结构，它不是历史的背景板，而是历史之中的谜语。他坚持从物质生产的角度去解开“时间之谜”，对于他而言，“活的时间”与“活的、塑造形象的火”（劳动）是一致的，人们之所以忽视时间的活性将具体时间看作自然而然的东西，恰恰是因为抽象时间与价值一起被特定的劳动形式建构为准客观的社会中介。普殊同曾简略考察了时间与社会发展的联系，补充了马克思“活的时间”概念的社会学依据：古代中国，出于建立宇宙论体系的需要，人们划分出“时辰”并为之命名；西方基督教世界中，耶稣的降世、受难与复活都被设立为具体的节日；古代中东地区，由于犹太教的影响，弥赛亚出埃及、流亡和降临等活动与时间关系紧密；定量的计时工具虽然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直接地组织起我们的社会生活与时间观念……这表明，现代人所感知的具体时间既非从天而降，也不是自古以来，而是资产阶级的现代生产方式实行全面统治的结果。

　　可以说，马克思的社会时间观发掘了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得以现实地展开的新平面，超越了一切先验的或自然哲学的时间观。

　　《资本论》是马克思解开资本的“时间之谜”的重要探索，是社会时间观的集中体现，其中，资本主义制度具有的时间性得到了充分地揭露，资本逻辑的统治也被表述为一种时间性的统治。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时间性及其统治是悖论性的，它们虽然捆绑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之上，却同时以“一”和“多”的方式，以“存在”和“不存在”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资本论》三卷本之间似乎出现一些关于“时间之谜”之解答的矛盾表述。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看不到资本逻辑本身的悖谬的时候，这些矛盾表述就成了马克思在考察资本逻辑时思虑不周的证据，然而这样的指控无疑是一出荒诞剧。为了避免陷入这种荒谬，在此需要引入汤巴佐斯对于《资本论》设计的黑格尔式解读：

　　《资本论》第一卷的对象乃是“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将表象视为表象，呈现的乃是资本的“直接性”的一面——生产时间；第二卷引入了资本的增殖逻辑，但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流通时间排斥生产时间，但仍然只是表现为有机时间的未完成状态；第三卷关注到本质和表象的统一，表象不再是假象，而被理解为本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资本整个运动过程中的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统一在有机时间中。

　　沿着汤巴佐斯开辟的道路，我们将要揭开资本的“时间之谜”的谜底。

　　（一）生产时间——线性时间性

　　生产时间指的是“资本停留在生产过程中的时间”，主要包括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恩格斯在注释里把这解释为“指生产生产资料所需的时间”和“生产资料参加一个商品产品的生产过程的时间”）。《资本论》第一卷聚焦劳动时间，出现了诸多“劳动时间”概念，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活劳动的时间、死劳动的时间、工作日。通过对这些时间概念的共相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它们都受到生产过程中的线性时间性支配，因而呈现出抽象性、连贯性、同质性、可量化性等特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就简明扼要地指出：“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做尺度。”劳动时间似乎内在地嵌入了一个无形的钟表，以可分割的量化形式呈现着自身。庸俗的经济学家也只从这种纯粹客观的角度看待劳动时间，将之贬斥为和别的什么数据没有什么区别的同质而连贯的东西，因而他们忽视了个人的劳动时间本来是属人的积极存在，有其特定的内容，马克思在《大纲》中明确表示：“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以主观的、能动的形式存在着。就它本身是可交换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商品）而言，它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都是有规定和差别的，绝不是一般的、自我等价的劳动时间；相反，主观的劳动时间与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的对应程度，就像特殊商品和产品作为客体与一般劳动时间的对应程度一样小。”

　　那么，既然劳动时间具有一种二重性（建立在劳动的二重性的基础上），既有质的规定又有量的规定，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却以量的规定为本质规定性呢（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在意个人的特殊劳动时间，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却是特殊的，总是为某个具体的主人劳动）呢？答案就是：线性时间性不是劳动时间的固有特性，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特殊性。劳动时间的质的维度并非被抹消了，而是被压抑了，人并非从劳动中凭空消失，而是成为了“劳动的器官”，抽象劳动时间的建立并非逻辑的设定，而是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中实践的真理：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从物品到商品，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一切特定的可感属性都看不见了，具体劳动的各种有用性也看不见了，看得见的只有“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有凝结了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我们进入了真正的物的维度，远离了人的维度，面临的全然是（价值）量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在同一个劳动中完成了两个确定的结果，完成了旧价值的保存或转移和新价值的创造，完成了商品价值的生产，和劳动力自身再生产所需要的商品价值的生产（详见马克思关于可变资本、不变资本的讨论）。以点与直线的关系作为一个譬喻：个体劳动力起初是一个具有异质性的点（因为空间中任意一点与其他的点至少保持一个最小距离），但它在劳动的过程中既要实现直线的连续性（现实性），又要完成直线中的空洞的点的创造，亦即取消点之间的最小距离，最终的结果就是，点连成线的同时永远成为了直线中的点，这样的点既是一也是多，且不能只是一或者只是多。个体劳动力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从商品的二重性到劳动的二重性，再到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二重性，这些生产过程中无处不在的二重性表明资本主义的劳动无非是将人变为内在分裂的劳动力的过程。

　　这些二重性还会导向了劳动时间的线性诡计，让人无视了劳动时间的二重性，因而认为资本生产过程是井井有条的而非马克思揭露的那样在每一个环节都遭遇到失败，面对着不均衡的局面（在劳动时间这里，量的、线性的维度压抑着质的、具体的维度）。宣传这种诡计的典型就是西尼尔，他天真地以为“通过等价过程，资本生产出多于自身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增长”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戳破了劳动时间的幻术：“（西尼尔）不过把现成产品的各部分同时并存的空间变成了它们依次出现的时间。”劳动时间的连续性是一个假象，真实情况是劳动时间的抽象化。展开来说，生产过程中，假象就是生产时间或者说劳动时间在不断空间化从而成为自动的存在，当下在幻术中“凭空”变出了大量积累的劳动并驱使它们，（机器的发明是这种幻术的技术性支撑，因为机器使得海量的过去劳动包围了人们），此外，真实过去的痕迹也被放逐到商品世界以外，而真实情况则是线性时间性笼罩在生产过程的上空，杜撰着有关永恒动力的轶事。

　　（二）流通时间——循环时间性

　　流通时间是《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第五章的研究对象，指的是“资本在流通领域停留的时间”具体来讲，包括“商品转化为货币所需要的时间和货币转化为商品所需要的时间”。流通时间体现着典型的循环时间性，它消灭了资本运动的外部性，产生了资本运动的所谓客观规律，成为了一个封闭的有机时间。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先是论述了三种职能资本在空间上的并列和时间上的前后相继：三种职能资本既是资本运动的现实的结构性要素，同时也是拥有不断接力、依次转化能力的“地层”，职能资本只有兼具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特征（前者是对现实的分析，后者是对结构的次序描述），资本运动才不至于毁于一旦。事实就是，当商品资本不能转化为货币资本时，资金短缺造成再生产无法顺利进行，公司经营成忧；而在“钱、货、物”都各尽其用、无后顾之忧的时候，资本的增殖则处于理想状态。

　　接着，马克思重新捡起第一卷中的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进行比较。流通时间被认为是社会性的，而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并且，从资本运动的总时间角度看，它与生产时间互相排斥、此消彼长。资本的流通时间越长，它在生产领域执行生产资本职能的部分就越小，因而能够创造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资本就越小，流通时间越短，周转效率就越高，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就越强。反过来，生产时间也制约着流通时间，流通时间的制约性因素除此之外，还包括运输距离、商品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买家和卖家的契约等。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流通时间理论采取了与第一卷不同的现实的视角，生产时间是隐秘的抽象物质性（无论是工作时间、自然力独立发挥作用的时间还是储备时间都是与物打交道），流通时间则更像一种自主的社会关系，它不再以单纯的商品或货币为对象，而以它们之间发生的质的规定性的转化（亦即形态转化）为对象。流通时间这一社会性中介虽然不能作用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上，却切实作用于它们的实现上，它试图掩盖资本在社会中穿梭的物质基础与耗费，最终使得资本运动是循环往复的（G-W…P…W'-G'.G-W…P…W'-G'.G-W…P…W'-G'…）成为一种客观规律，塑造了资本增殖无限膨胀的神话。然而，流通时间还不是真正自主的社会关系，而只是封闭的社会关系（有机时间），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它受到许多现实的物质基础的制约，这就阻止了流通时间“等于零或无限趋近于零”的妄想。

　　（一）资本的有机时间性

　　资本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其时间性也是生产时间的线性时间性和流通时间循环时间性的统一。这并非马克思头脑中的先验规定，相反，这是因为生产时间及其时间性和流通时间及其时间性本身是残缺的概念，亟需资本这一“生命”，这一时间的概念性组织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只有从资本的整个运动过程来看，我们才能理解生产时间、流通时间以及它们之间的既对立又紧密联系的关系的全部真相。

　　《资本论》第一卷中出现的时间概念在过去往往被解读为一种充分自足的概念，它们彰显了马克思在“无矛盾的普遍原则”之前提下解密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一事实。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概念加以考察，又会发现马克思展现出的乃是生产过程中受线性时间性支配的时间概念的“内在矛盾”：

　　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说，人们的一般印象无非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是，鲜为人知的是马克思在接下来的文本中纠正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这种纯粹技术性定义（这种定义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视作纯粹的抽象劳动的量的规定），他明确地指出仅仅是在社会的“正常”条件下还不能发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症结，他写道：“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满足自己需要的人，固然创造了使用价值，但没有创造商品。为了生产后者，他不仅必须生产使用价值，而且必须生产对他人的使用价值，即社会使用价值……最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只具有价值而不具有任何有用性。如果一件东西是无用的，那么它所包含的劳动也是无用的；既然这种劳动不能算作劳动，那它也不能创造价值。”毕竟，商品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只有在它满足了社会的需要，也就是被售卖出去的时候才体现出来。

　　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时拥有了两种相矛盾的定义，一方面，它是抽象劳动的量的客观规定性；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认为对于社会有用的价值。前者是生产时间层面上的定义，在这一定义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表现在商品上的时间的物化状态，后者是流通时间层面上的定义，此时，它是表现在货币上的时间的物化状态（这里之所以引入时间的物化状态，是因为必要劳动的必要本身就指向一种时间的固着）。

　　我们该如何处理这种定义的自相矛盾？最直接的做法是假定每一次商品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只要符合社会正常的技术性条件，那么它一定会被社会所认可。但是这样一来，生产力的维度和社会的维度就混淆不清了，社会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交易场所。那么退一步呢，如果马克思默许了其中一种定义的优先性，矛盾不是迎刃而解吗？可惜的是，马克思并没有这么做，这仍然是一种无依据的预设，在他那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必须是矛盾的，因为商品是矛盾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矛盾的。作为生产时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社会中被浪费是不可避免的真相。

　　同样，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流通也并不能完成自身的使命，如前文所述，流通时间摆脱物质基础而成为自主的社会中介是一种妄想，在它试图真正维系整个资本运动的循环性的时候不可避免要留下物质性的痕迹，这一痕迹反过来表明它作为概念在帮助我们理解资本逻辑时的失败。另外，第二卷中，劳动者和资本家仍然藏在买家和卖家的名义后，剥削时间仍然藏在周转时间的阴影处。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我们仅仅说生产时间是线性的而流通时间是循环的远远不够，从资本的整个现实运动过程来看，生产就是流通，流通就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实现从来都未曾割裂过，只有当我们戴上逻辑的特殊眼镜时，才发现它们身上折射的独特光芒。资本的时间性具有有机性，既是线性的又是循环的，既是完整的又是开放的，在这种有机的时间性中，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是不同的同一。庸俗的经济学家看不到这一点，因而将“资本—劳动—土地”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代社会的三位一体，其中，我们丧失了像马克思一样从生产的时间性切入一分为二地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混淆了异化与对象化，因而工人为了获得“自己劳动的价格”而服从他自己的劳动产品，资本不再作为自主的社会关系，而是作为无历史的社会生产条件，要求自己对于所参与的社会产品创造享有一份合法权利（利润），土地这种自然力量也因为为社会财富作出了贡献而要求租金作为报酬。一切是如此理所当然，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方似乎都得偿所愿。

　　而当马克思揭露资本的真实面目——一种有机的生命体时，我们就会感到拨云见日了。原来，一般的物质生产关系和具有历史特殊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差异被资本的特定的时间组织模式混淆了。那些对于生产资料、土地和劳动的最直接的规定和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定的规定（私有制与雇佣劳动）被混为一谈。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资本对于时间的有机组织，对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混淆并非永恒的立法。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的对立被统一到资本的有机时间中既是资本的魔力，又是它们自身的需要，资本对于时间的有机组织是以一种压抑的方式来满足这种需要的（这种需要不是直接被满足了，而是不再被承认为需要），这种压抑既是资本的能力，也是资本的无能，暗示着其内在的矛盾。实际上，资本并不关心别的什么东西，只关心自身的无目的合目的性的增殖，也就是说资本的对象就是它自身，“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利润率趋于下降和危机这两大诅咒是资本这一自主的“有机生命”的命运。

　　一、价值的时间尺度——资本的时间性统治

　　在资本的有机时间性的奥秘被揭开以后，下一步就是理解它对于人类社会的统治。

　　为了避免误入歧途，我们需要在一开始排除两种错误理解，第一种理解将资本的时间性统治视作合乎历史的，第二种则将其视为无历史的。对于前者的反驳，上文已经从社会学角度提供了证据；而针对后者，其明显的理解漏洞在于它将资本的时间性统治简单理解为一个无中介的过程，而我们对资本时间性的研究恰恰表明，它首先就中介了自身（资本的对象就是资本自身），其次它又是许多简单的物质生产规定呈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规定的中介。

　　劳动理论将是我们理解这种统治的关键。因为劳动创造的物质生活是资本主义社会构造起来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劳动当作劳动来对待，超历史地运用劳动概念，我们就达不成我们的目的。事实就是，直到资本主义时代，随着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社会交往的扩大，人们不再仅仅就自己的需要进入市场，而是为了买而卖，为了卖而买，劳动才逐渐就具有了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并且以之为标识，这抽象劳动同质而均匀，是理想的社会中介（非人的中介），这就是为什么普殊同认为“劳动本身并不建构社会；然而，资本主义劳动才真正建构了这一社会”，

　　由这种抽象劳动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新的强制形式，不再是人对人的强制，而是非人的、客观的、抽象的强制，不再是农奴向某个庄园主卖命，而是整个无产阶级向整个资产阶级卖命。

　　价值则是这种抽象劳动的对象化形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才以价值为世界语，无论是小麦、马匹还是枪支都被翻译成这种世界语，中世纪犹太人遭受鄙视的商业原则在此时全面铺开，生产就是为了创造（剩余）价值，而不是为了满足任何人的实际需要。资本主义生产这种为生产而生产的倒错方式给劳动者施加了一种外在的强制，让他们不再作为劳动的主人，而是作为劳动的器官来进行生产生活，“劳动的目的———不论将其定义为产品还是劳动对生产者的作用———既非由社会传统所给定，又不是有意识地决定的。相反，它的目的脱离了人类的控制：人们无法为作为目的的价值（或剩余价值）做出决定，因为这一目的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必要性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决定价值的则是时间，具体来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已经在前文得到了仔细拆解：“社会”是这种时间参考的普遍基准，“必要劳动”是一种普遍的规范，时间经由这种规范而被物化。这种物化/异化的既源于劳动者的劳动，又反过来凌驾于它们的劳动，成为了劳动的单位。

　　“劳动——时间——价值”，我们现在得到了这样一对三元组，三元组中的每一个概念都具有二重性（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具体时间—抽象时间，价值—使用价值），里面蕴藏着资本的时间性统治得以维系的终极奥秘，普殊同将之称为“跑步机效应”：“一方面，生产力的增长重新设定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改变了社会劳动小时的规定。也就是说，规定了价值的抽象时间的常量本身是由使用价值的维度、生产力水平所规定的。另一方面，尽管社会劳动小时是由具体劳动的一般生产力所规定的，这个小时中产出的总价值依旧保持不变，不论生产力水平如何。这意味着，每当社会达到一个新的生产力水平，它不仅会重新定义社会劳动小时，同时，反过来，它本身也被作为‘基数水平’的这一小时所重新定义。新的生产力在每个抽象时间单位所产出的价值量，等同于旧的一般生产力水平所产出的价值量。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水平，即使用价值维度，同样是被价值维度（作为新的基数水平）所规定的。”价值维度和使用价值维度的相互规定导致了生产力标准和社会劳动小时（时间常量）的重整化。

　　更进一步，我们发现，这种相互规定带来了抽象时间的“溢出”，抽象时间随着具体时间的流逝超出自身，总是有一部分抽象时间被浪费了，无法参与到社会总体的价值量计算中，而这是因为生产力重新设定了时间作为常量的参数或者说抽象时间的坐标轴。这种坐标轴在每一次生产力大爆发的时候都会产生位移，位移所耗费的时间就是历史时间。历史时间具有方向性和持续性，并且随着技术革新而不断加速。

　　抽象时间的对立概念此时真正暴露了出来，具体时间在资本主义不平衡的系统之中只不过是抽象时间的具体性的一面，而历史时间则与抽象时间有着复杂的纠缠——历史时间之中抽象时间的同质性不断被更新，抽象时间之中历史时间变成一个永恒的当下。

　　就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一面是历史时间的积累，另一面是抽象时间的控制。二者的张力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构成了资本的时间性统治的动力。人们如今必须以合乎历史的方式组织自己的生产生活，同时又以超历史的方式组织自己的生产生活。这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当下仍然是一种准客观的规律：算法控制了我们的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同时我们又必须主动掌握算法逻辑的运行规律，否则我们就是被这个时代淘汰的人。数字技术无形中驯化了具体的生命，让生命按它的节奏来摆动，它不仅剥削人剩余价值，还系统性掠夺了人在信息生活中产生的各种数据。它之所以有这样的能力，也倚仗抽象时间的统治延伸到了虚拟的信息世界中，信息数据这种被编译的存在形式难道和抽象时间的编译机制不是最为契合的吗？

　　最后，不得不提的一点是，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并不是无限能源。历史时间的积累让社会财富的生产越来越非人化，而抽象时间的控制能力依赖着对象化的人的直接劳动时间。简言之，抽象时间的坐标系在持续的位移中逐渐与抽象时间的定位自身的要求不兼容。

　　一、历史的进步与终结——资本的时间性统治下的神话

　　资本的时间性统治一旦建立，为这种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神话就一并开始传播。其中，最为甚嚣尘上的就是历史进步论和历史终结论。

　　历史进步论是欧洲传统价值观的一个典型结果。启蒙运动使得欧洲人从中世纪的宗教阴霾中抬起头时，他们为了建构信仰自由、（资产阶级）革命万岁等理念的合法性，任何民族的历史现在都被认为要经历从神话时代到英雄时代最后到人的时代的发展阶段，邪恶和蒙昧将在资本主义全面统治的人的王国中消散。历史成了围绕人的自我实现的线性发展史，历史事件成了一系列客观的历史事实的总和。

　　本雅明对于历史进步论的批评有着典型意义：进步观念在逐渐变为社会共同的文化财富的同时也转化为仅仅属于胜利者和统治者的暴力，凡是历史，即资本主义的胜利史，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一边反思纳粹的极权主义，一边在精神上建立起了纳粹式的极权暴力——我们不再有“现在时间”来与过去共鸣，以实现被压迫者的希望并确保他们得到救赎，在我们的头脑中，古拉格的记忆已经抹去了十月革命的记忆，“大屠杀”的记忆已经取代了反法西斯的记忆，奴隶制的记忆使殖民地人民的记忆黯然失色。资本主义的文化观念通过将灾难替换成为不可名状的恐怖来阻止我们与过去的革命和革命者愉快地告别。

　　只要我们沉浸在历史进步论为我们炮制的美梦中，我们就无法为人的活生生的具体经验与记忆正名，我们就不得不说，离开资本主义对于我们的支配，历史什么也不是，我们就必然否定列宁主义式的历史中的本真行动反而去信奉对其的阴谋论解释。

　　在资本增殖的过程顺利的时候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兴旺时期，历史进步论就渗透到许许多多的文化观念之中，人作为劳动的器官就被迫向资本的能量俯首称臣并且一边膜拜资本“无中生有”的强大（然而这个“无”却是人的生命能量）；到了危机来临的时候，历史终结论就粉墨登场，资产阶级的文化中就充满了“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之类的说辞，撒切尔和丘吉尔都曾经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受信任的时候鼓吹“资本主义至少不是最坏的选择”的陈词滥调，他们的心里话无非就是：比起你的个人自由，你的生活的希望又算得了什么呢？与之近似的一例是20世纪80年代末弗朗西斯·福山版本的终结论：人类历史发展是为了人类的自我实现，而自我实现依赖于得到他者的承认，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不是完善的，但至少提供了获得承认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抵达了人类历史的终点。

　　德里达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贬斥为人类历史中的“新福音”，新国际的十种祸害是如此刺眼而无法熟视无睹：失业、对移民人权的掠夺、经济战争、自由市场的失败、饥饿和绝望、军火工业和贸易的风险、核扩散、种族主义、国家的幽灵化、国际法及其机构的局限。福山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的传播依据十分可疑，在悬置其现实的一切不平衡状况以后，资本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只能是空洞的超历史的理想。无独有偶，齐泽克也在《天上大乱》一书的终章中也指出，如果真的存在一种历史的终结，那也只不过是一种“延迟的终结”，“福山的世界是个没有新事物或伟大事物诞生的世界，生活只是随着局部的改善而继续”，倒不如说终结早就随着生产的坐标系的重整化而发生过了，它是一个廉价的词语。

　　对于现代性的痴迷只不过是资本的时间性带来的晚近的结果，历史进步论和历史终结论都沉湎于保卫这种将一切化为时间的现代性，它们自己就是这种现代性的副产品。

　　当下，人们在商品媒介、大众领域中消费了越来越多的时间，越来越被抽象时间的统治给奴化，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与“时间的广告”打交道而不是与“时间的现实”打交道，习惯了在消费景观时间的途中被景观时间消费，习惯了不同的时代交叉在当下。

　　开启一种对于资本的时间性分析是至关重要的，资本对人的系统性掠夺从根本意义上是在掠夺人的时间，离开对于时间的自由支配，一切人的自我实现都是纯粹的理想。以时间性为切入口阅读《资本论》产生了许多符合马克思精神的深刻观点，詹姆逊认为：“整部《资本论》总是对时间性念念不忘，时间性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爆发出来。”我们发现了资本的有机时间性，其统治的建立，其神话的传播，也发现了资本的时间性的矛盾，其统治的不可持续，其神话的虚伪，换言之，即发现了超越其时间性及其统治的可能性。

　　【来源：“布尔乔亚粉碎机”公众号，转自“Ether 人文社”，作者莎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