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连载1-5）

　　【作者按】这是张文木著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中两卷（下卷尚未出版）的连载，上卷谈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卷谈大西洋两岸，尤其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梳理了其中大国的国家力量及其扩张能力的战略底线和极线。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单行本目前已经断版，内容收录在《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6卷。由于全书注释网络编辑耗费时力，故省略。
     另，这套书只出版了上卷和中卷上、下两册，没有下卷。下卷还在写作中。下卷主要写中国，其结构分天命、天时、地利、人和、使命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已完成，四、五部分（人和）谈生产关系及其存在的的规律和必然性。我已出版的宗教、气候书就是其中天时天命的内容。已出版的地缘政治、海权书是地利部分的内容。生产关系、使命部分是社会主义及其前途，《美国的没落》是其中的内容。但很不够。看来完成卷三恐怕是此生的事业了。

　　张文木出版的著作（2000-2023）

　　上卷目录

　　序言两篇

　　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

　　——再版序言

　　我在2010年底出版的本书中卷的自序中，曾说我写前两卷即上、中两卷是在为中国未来经营和治理世界提前做的“资治通鉴”准备。借本卷再版的机会，我想就《资治通鉴》再多说两句，因为它关乎学风，而学风则关乎国运。

　　《资治通鉴》出现于北宋（公元960〜1127）不是偶然的。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同时也处于世界历史政治转换即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司马光（公元1019〜1086）和他的《资治通鉴》就诞生在这个世界文明新旧转换，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节点上。

　　遗憾的是，在这个节点上，代表新文明方向的并不是司马光，而是比他晚出生128年的意大利学者但丁。恩格斯评价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同是站在历史大转折的节点上，但丁在开辟着世界的未来，司马光则在挽回世界的过去。尽管如此，司马光还是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黑格尔的作用相似，黑格尔用维护德皇国家体制的保守形式，在形而上学笼罩的欧洲意识形态中，为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保存了辩证法的思想火种，它最终催生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他们的学说为世界文明迎来了社会主义前途。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本意在于“补天”，但其中那字字血、声声泪的内容体现出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则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

　　国家多崛起于贫寒，衰败于恬嬉。宋朝世风侈靡，国富而兵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还主要是它那脱离实际的浮华学风。

　　宋代哲学成就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960〜1127）末期周敦颐（1017～1073）及其学生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将“太极”之说推高至普世“天理”，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这导致宋代政学两界空论风盛：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为政者则“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这使国家许多官员的政治见识多流于“纸上空谈耳”。苏辙（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陈：“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这种现实与盛唐时那“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情势形成鲜明反差，而与目前中国大学生蜂拥直考国家公务员的情势及其后果却十分相似。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做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

　　曾经历南宋灭亡又目睹元朝兴起的史学大家胡三省，对司马光创作《资治通鉴》良苦用心有深切的体会。自宝佑四年（1256年）开始专心著述《资治通鉴广注》手稿在战乱中散失。宋亡后重新撰写。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完成《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及《释文辩误》（12卷），注文中多处联系蒙古灭宋事实，发表感慨。他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对《资治通鉴》的深远意义说得透彻：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有生命力的思想崛起往往是以物质社会的衰败为代价的。《资治通鉴》在北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认识大转折的萌动。宋、明这两个富得流油的王朝为北方强势崛起的马上民族所倾覆，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刺激，以至南宋的“普世价值”（天理）大师朱熹（1130〜1200）也强力主张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这几部重视实际经验的著作并作“四书”，作为国家教育和科举的至尊课目。

　　与历史上许多曾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遭遇“否定之否定”命运一样， “四书”被列入国家科举的主修课目的教育改革，在其初期——尽管它后来也走到自身的反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进步还是产生了重大的积极意义。《大学》将“正心”作为人生事业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绝对前提，其意义在于要求知识分子在改造客观世界之前先改造主观世界，要求治学应先有明确而坚决的立场，而不能有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式的相对或说无“诚意”的立场。有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论。此外，《大学》强调“格物致知”，这是东汉学者班固（32〜92）——大概是对西汉（公元前206〜公元后23）大衰败反思的结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经北宋普世“理学”的否定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得到肯定（恢复）。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将《大学》中的这些思想概括为“大学问”，以与以前那种“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的小学问相区别。与宋末比较，明末清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学风已发生了大变化：王阳明及随后的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乃至清末曾国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等，都不再象宋朝的知识分子那样文武分离，而是主张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他们不仅学问好，而且习武，有的还领兵打仗。《资治通鉴》以及“四书”中展现的重经验、轻先验、经世致用、不务空论的认识方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成了中国政治思维的主线。20世纪40年代，这种认识方法又经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继承性改造，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延安学风”。这种学风有力促成了20世纪中国——不仅是中国，英国、美国崛起时也有培根的经验哲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崛起。

　　生死之地见真理。回头来看，当年毛泽东和王明开展的那场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争论及其实践检验结果，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仍是一份极为珍贵并值得我们在未来历史中不断体会的思想遗产。而这次思想转折发生的起点，恰恰就是1934年底湘江之战的惨败。流血了，人就知道真理；面临生死，人就不空谈了。可以说，没有这次几乎是毁灭性的军事失败，全党就不会认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

　　17世纪初，莎士比亚将“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摆到已来到世界新文明门坎的英国人面前，英国人民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随后的工业革命，不仅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由此还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在世界新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门坎前也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中国开始从一个地区性的国家向世界性的国家转变，在这个新征程中，“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再次摆在中国人面前并需要我们用新的方法去解决。

　　每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同志曾向全党发出“学习毛泽东”的号召，他说：“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事实上，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学习毛泽东”仍是摆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的任务。新的历史任务需要更多政治成熟的领导人和国家公民。政治成熟，意味着我们的认识摆脱了“左”右两方面的“幼稚病”，诚如邓小平同志总结的那样：“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的经验中学到可用于当今的有益知识。

　　1972年有两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当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第二件是毛泽东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阅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毛泽东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问题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决的。你没有沙场历练，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学习、多长进，结果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也会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如果将毛泽东两次谈话内容联系起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忧心所在。尼克松巧妙道出了毛泽东的担忧，他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

　　尼克松说的问题，在当时既存在于美国和苏联，也存在于中国。王明的“左倾”空谈和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这让毛泽东在晚年对当时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此前两个多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学生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宋明、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在研读宋明这段历史时，我常联想起奥地利。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庞大帝国（1804～1867）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政治的关键人物。可它到20世纪却成了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国。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侯，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好在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

　　面对同样的事件，欧洲人就没有这么幸运。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843年竟用一纸“凡尔登条约”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欧洲大陆的分裂及由此引发的各国混战为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的崛起并称霸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20世纪日本人很重视英国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操纵欧洲大陆的经验，并于40年代将中国分割成类似欧洲那样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1949年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新的历史条件使中国人不得不考虑参与经营和治理世界的问题。而在这方面，与西方人相比，我们还处于相当没有经验的初学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严肃思考20世纪初期奥地利和世纪末期苏联所遭遇的厄运以及为避免这种厄运在21世纪降落中国，我们应当担当些什么责任。

　　这样的责任感迫使我考虑写一部总结西方人经营和治理世界经验教训的“通鉴”式的著作——这是我撰写三卷本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初衷；同样的原因，我没有将写作的主要精力用于显示什么“新思想”，而用于证明某种成熟有效的经验，尤其是大国博弈中因决策失误而留下的生死经验。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显然，写这样的作品不是靠“登高一呼”式的热闹就能完成的。从2005年始至2010年底，我完成了本书的上、中两卷共150万字的写作和出版任务。在键盘的敲击声中，我仿佛听出当年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弦中琴音，意识到我们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也担当着民族复兴的责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心，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基本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

　　现在我已着手准备《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第三卷的写作。需要说明的是，当我这部三卷本的著作最终完成的时候，读者便会从中看到一个近代以来世界大国力量分布及其互动的坐标系：上卷研究的是欧亚大陆国家和北美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博弈能力的底线和极限，这勾勒出近现代大国政治力量分布及其东西横向互动的坐标横轴；中卷研究的是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即俄罗斯和印度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博弈能力的底线和极限，这勾勒出同期大国政治力量分布及其南北纵向互动的坐标纵轴。由此我们可在这个坐标系中进一步找出中国及其未来发展的坐标位置及其力量伸展的可为空间和不可为空间，而这正是我今后将要开展的写作任务。

　　张文木

　　2011年3月

　　自序：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

　　我的研究方法多不源自国际流行的理论，而是依据被人们称之为“常识”的经验事实，特别是最简单、最平常、人们天天要重复的像衣食住行这样的经验事实。理论毕竟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小时候给人帮忙，人家留下吃顿饭。开始只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后来悟出“干活吃饭”是一种在尽责后应有的民主权利；而尊重别人的劳动，则是民主原则的重要体现。这用于观察国际事务，我们发现，现在中国成长了，还进了WTO，给世界干了不少活，但结果我们得到的回报却远不足以补偿我们的劳动和资源支出。我们用自己已十分稀少的资源和辛勤劳动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产品和庞大的市场，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听到西方人表扬中国人“勤劳勇敢”；但当我们的国内资源已使我们的发展难以为继，从而需要更多的资源进口的时候，西方人就说“中国威胁”。这就不公平了。干活吃饭，这是天下最民主的道理。可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放到中国人身上就不行了，西方人的“自由贸易”理论就不见“普世性”了。

　　其实，中国也不是受到这种不公正待遇的唯一国家，当年英国就是这么对待美国的。现在美国人又学着当年英国人的样子不公正地对待中国，教训中国。说千道万，意思无非是让中国尽量多地在外边干活而尽量少地在外边吃饭或不吃饭，他们说这样对中国最“安全”。这也是很不讲道理的。因此，在发展问题上，我们学者就应当为中国说话。为中国说话，就是为公平正义说话。

　　寻求公平正义是需要手段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与早年美国的经验一样，当代中国也意识到，为了国家统一，为了能保证稳定的能源进口，中国迫切需要拥有强大的制海权。可已从英国人手中夺得制海权的美国人这时却忽悠咱中国人说：中国并不需要制海权；如需要，中国可以依托美国的海上力量寻求海外安全；中国应向西部内陆发展，那里才是中国“最安全”的地带。远的不说，单就日益临近高危期的台湾问题而言，这种理论就包含着巨大的陷阱。因为台湾问题实质就是中国制海权不足的问题。1943年斯大林就开辟第二战场地点的分歧，告诉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斯大林这里说的“识别能力”是指用英国人所擅长的以地缘政治理论判断世界事务的能力。这话转用于回答上述说法就是，正因为中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制海权之于中国发展的深远意义，那也是错误的。这里我说的“识别能力”，是指英美人擅长而中国人刚起步的用地缘政治和海权理论分析世界事务的能力。本书不仅研究这一理论，而且还要与中国人民一起提高用这些理论分析和处理世界政治的能力。

　　小时候记得最清楚的事，是出远门时要多带些干粮。后来明白有多少干粮就能走多远的路。这种来自饿肚子的经验，使我形成了现在学术研究中关于国家发展规模必须与资源规模相匹配的理论，以及在本书中反复强调并运用的国家力量伸缩极限与底线的理论。小时候爱看世界地图，那时以为国家边界是像电影上那样谈出来的，边界线是像写描红一样画出来的。后来看了历史书才知道，国家边界是打出来的，边界线是血染出来的。不然为什么资源丰富地区的国家边界就犬牙交错，而资源贫乏地区的国家边界就多是直线？

　　国际政治多是资源政治的倒影。正如树木本身的高低决定其倒影的长短一样，不管各国外交多么变化莫测，也不论各国战略研究报告说得如何振振有词，国家资源总量决定了国力伸缩总有其不可超越的底线和极限。基于特定资源支撑的一国人民对其生存权的捍卫态度决定该国必须坚持的战略底线，国家主权边界大体就是这条底线的终极反映。国家的资源占有水平及基于并运用这种资源实践其发展权的国家战略能力，决定国力伸展的战略极限。战略底线，事关国家生死存亡，公民对此比较容易达成共识；而战略极限，事关国家发展，则往往容易被渲染夸大并由此导致许多国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上的帝国多在捍卫国家战略底线中崛起，在无节制地突破其战略极限中败亡。毛泽东同志告诫中国人民不要作超级大国，不要称霸世界，所以才有新中国可持续的高速发展；明治天皇告诉日本国民要征服整个亚洲，要称霸世界，结果却使日本不仅成了世界唯一经历核打击的国家，其近代“成就”也随之灰飞烟灭。因此，在战略底线和极限间，后者是战略学研究的重点，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小时候常玩“勾皮筋”游戏，那时能将一根皮筋圈翻勾出12个花样，最后解不开对方花结的是输方，当然前提是不能将皮筋拉断。长大了才知道，国际政治也是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游戏，不管各国外交如何花样翻新，其极限就是不能将“皮筋”拉断。不然，国家博弈的成本就会被推向极端，那就是世界大战。国力收缩的底线是不能受到严重入侵。只要研究出极限和底线这两个点，我们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做到心中有数。

　　游戏规则犹如国际体系，近世有拿破仑之后的维也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体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其中，法国拿破仑、德国威廉二世、希特勒、日本的东条英机等，都是硬将“皮筋圈”扯断的人；而梅特涅、美国的两位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等则是另建游戏规则的人。打破游戏规则多需勇气，而建立这种规则却需要哲学。打破游戏规则的多是在这场游戏中所获甚少的国家，也有的是野心过大的国家。对于前者，国际社会尚可包容，比如苏联，它既是凡尔赛体系的打破者，又是雅尔塔体系的建立者；对于后者，则往往因其失道寡助而终成国际和平力量团结一致镇压的对象，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日法西斯的结局就是这样。基辛格说：“可惜自俾斯麦去职后德国最欠缺的就是节制。”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决定了现实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国在“丢手绢”游戏中不断博弈的世界。在20世纪末那场游戏中，“手绢”轻轻地丢在了戈尔巴乔夫的后面，大家都不告诉他，西方人还用诺贝尔奖章忽悠他，结果苏联很廉价地被忽悠倒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是在“五大三粗”时倒下的。苏联倒下后，西方人在一片“快点快点捉住他”的叫喊中乘乱将北约边界推到东欧并乘科索沃战争的胜利继续向中亚挺进。此后西方人又摆好了第二轮“丢手绢”游戏，并在开始时将“手绢”轻轻地丢在中国的后面。当时中国人还真相信“与国际接轨”可以救中国。科索沃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中国人明白了，没有上当。后来欧洲人又顺其“反恐”高调将“手绢”轻轻地移到小布什的后面，等美国深陷中东沼泽，欧洲国家纷纷从伊拉克撤军并由此获得新的机会。国际政治，不管其变化如何诡谲，说到底还是一种在总量守衡中此消彼长的力学结构。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国家为生存和发展与他国博弈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要带刀子的；同时战略又是研究国家发展能力边界即底线和极限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哲学是不行的。刀子容易锻造，而哲学却不能一蹴而就。古今国家的失败多不是没有刀子而是没有哲学，其创伤恢复的速度更是取决于该国公民哲学素养的深浅。同样的战败创伤，在黑格尔的故乡就容易平复，而在富士山脚下迄今仍在频频作痛。尼克松是美国少有懂哲学的领袖，为了抚平越战创伤，他来北京说要与毛泽东讨论哲学问题。柏拉图对此说得精辟：

　　除非是哲学家们当上了王，或者是那些现今号称君主的人象真正的哲学家一样研究哲学，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让现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人类是永无宁日的。

　　哲学是关于边界的学问。朝鲜战争中，美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均越过其国力极限，因而败得既没面子也没里子。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将手伸出了其国力不可承受的空间极限，但这一失误很快以时间上的收缩而受到矫正，尽管失了面子却保住了里子。在同年发生的中印之战中，毛泽东恰当地把握了国力伸缩的时间和空间：我方长距高寒的空间劣势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大张大合的时间优势而弥补，等到争执于古巴的苏、美和国会争吵不休的印度三家醒过神来，毛泽东已全胜收兵。一仗下来，既赢了面子——中国人打出了威风和气势，也赢了里子——中国人在西南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打出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定。

　　边界既是对自己的规定也是对对立面的规定。不懂自我规定的国家，其战略家眼中要么尽是敌人，要么全是朋友。尼克松与前任两位罗斯福一样知道哪里是美国国力的边界，由此也知道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力量不足以应付全球的，甚至是地区的挑战。尼克松告诫美国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此后美国才得以复兴。今天的一些美国政治家不大懂得“有多少干粮就能走多远的路”的道理，他们视国事为儿戏，也拿出了当年麦卡锡和凯南“反共”的劲头，以“反恐”画线。他们几乎将南方世界的所有大国都列为必须打击的“邪恶轴心”，结果弄得美国国力透支和天怒人怨，其外交犹如一场闹剧。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美国两个布什总统与法国历史上两个拿破仑皇帝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相似，前一个是悲剧即正剧人物，后一个在政治家圈中绝对是世界级的笑剧即滑稽人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后者因不学习而失去了哲学。但是，美利坚民族是有智慧的，尤其在困难的时候美国人往往会迸发出大战略的思想光芒。想必美国人会通过尼克松前后的历史经验，很快认识到尼克松哲学对于美国的巨大意义。

　　哲学也是关于立场的学问。立场是主体的基础。立场不排斥学习，但失去立场的“学习”是要挨打的。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先是有限地向欧洲学习，结果我们因拒绝输入西洋人的鸦片而挨了“老师”的打；转学东洋日本，结果又蒙受甲午国耻。后来人们误解是学得不够，还不够开放，还要全盘西化，中国主体意识由此受到全面冲击：个体消融主体，本能消融个体，“客观中立”说消融民族立场说，最后中国意识形态被分解得散沙一片，这为20世纪初开始，30年代末达到高潮的更大的国难在中国内部作了思想铺垫。《辛丑条约》签订和日本全面侵华，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这种意识在外敌不断入侵的刺激下在中国迅速成长并在延安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主导中国前进方向的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魄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再次凝聚起中华民族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并在朝鲜战争中教训了美国的骄横，此后便是全民族依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复兴。这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立场是战略哲学的根本：失去立场，尤其是失去国家立场的战略，在国际斗争中就会异化为那种被恩格斯批评的“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的机会主义式的“学术技巧”。这种貌似“中立客观”和“普世性”的哲学，如引导中国战略学研究，那就会使我们既分不清“谁是我们的敌人”，也不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而没有对手的战略哲学，导致的只能是没有根本利益诉求的战略。这对国家而言，无异于又一场国难的开始。

　　哲学与刀子是不能分离的，中国宋朝倾国就是从哲学与刀子分离开始的。毛泽东批评宋太宗“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批评亡国之君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前者不善用刀子，后者干脆丢掉刀子，结果在宋朝哲学日益发达的同时，国难却日益逼近。毛泽东说：“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毛泽东赞赏的这些“粗人”都是一些将哲学与刀子结合得很好的政治家。

　　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应当是一个双向经验互证的过程。一方面，不仅要认识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需求，更要认识这些国家实现其战略需求的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资源极限。另一方面，在知彼的基础上，不仅要认识本国的战略需求，更要认识本国实现这些战略需求的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资源极限。历史上许多政治人物多不败在战略逻辑的严密性，也不败在战略意志的坚定性，而是败在缺乏对本国国力底线和极限的经验性的认识和了解。21世纪初的美国小布什外交战略的失败，便是这一原理的最近说明。导致1905年俄国在东北亚失败的别佐布拉佐夫的经营远东的理论，以及导致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的凯南遏制理论等，其失误多不在战略逻辑是否合理——事实上它们在学理逻辑上非常完美，而在于这些战略理论提出者对当事国的国力底线和极限缺乏经验性的了解，他们以充足的理由推导出的却是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目标，其结果使他们的国家不是惨败就是为这个目标疲于奔命。这种战略研究就是那种于事无益、于国无补的研究。

　　青年时为学，曾误将才气当学问。读书到一定年纪，方知能讲出新颖观点，那只是才气，而能证明这种观点，那才叫学问。学问之难，难在证明。才气和聪明是学问形成的必备条件，而经过证明，尤其是实践经验证明的见解，才是学问的最终完成。人年轻时往往以才气先声夺人，那是由于他还有证明问题的时间；年纪大了就不能这样，就要以尽可能丰富的经验事实来证明你提出的观点，并由此取得大家的共识。现在奉献给大家的这部著作就是我这种学术理念的结晶。

　　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是我学术研究的主线。2005年下半年起，我确定了下列研究计划：

　　（1）世界地缘政治三大支点——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特征及其差异，以及基于这种差异的世界主要国家力量彼此作用可达到的极限和底线。

　　（2）在前项研究的基础上，从大国博弈及其兴衰历史中寻找当代主要国家力量伸缩的实际而非仅仅战略文件上提出的极限和底线，并在其间找出符合实际经验而非仅仅符合纸面逻辑的中国崛起的可为空间和不可为空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完成祖国统一为核心目标的基于全球视野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我们知道，国家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前期准备工作是资源普查。知道资源可能供给的总量，就能确定国民经济可增长的规模。我们还知道，达尔文进化论研究的准备是从世界各地收集人类化石标本开始的。当时，化石是支撑进化论观点的最硬的证据，拿出这些证据，也就拿出了进化观点的基本论据。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前两卷就是为第三卷的主题即“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前期“资源普查”和国家战略能力“化石”标本的收集、鉴别、比较工作。我要尽力从世界范围找出“最硬的证据”来支撑第三卷的结论。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全书的第一卷，主要研究的是大西洋、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及在这一地区主要国家的博弈规律。太平洋地区及其中的以台湾问题为重心的中国国家统一是本卷研究的重点。后两卷将研究：（1）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征；沙俄帝国和苏联的兴亡经验及其中反映出来的俄罗斯介入，尤其是强力介入世界事务能力的底线与极限；（2）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及此间的大国博弈规律；（3）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基于全球视野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人的生命是有目的的存在，而写作则是知识劳动者实践生命意义的重要方式。我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不再经历刚刚摆脱的百年屈辱、为了中国获得与其他大国平等的政治和贸易地位、为了中国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

　　最后我不能忘记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卷的写作曾得到国家科技部软科学计划的资助，得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教授的帮助和鼓励，在出版方面得到山东人民出版社李运才、高以芹同志的大力支持。对此，我表示深深的谢意。我要尽最大的力量拿出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以回报国家对我几乎是终生——从小学生到博士生——的无偿培养以及父母、老师和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关心和帮助。

　　张文木

　　2008年1月于北京

　　第一章：大国崛起的逻辑与中国国家战略能力的塑造

　　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人认识论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全球的视野观察中国国家安全问题，而经济全球化给世界造成的大量灾难性的问题又使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全球的角度处理这些问题。世界上能够成长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都有较强的包括治理世界的能力在内的国家战略能力及其塑造理论。无疑，深化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对于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是绝对有益的。

　　第一节 大国崛起的逻辑

　　一、大国崛起的逻辑起点

　　“大国崛起”，不仅是一种历史现象，同时也应当被视作国家理论中的一个特定概念。概念是要有逻辑支撑的，逻辑支撑是要有历史内容的。

　　孟子对“大国”概念有一个很好的表述，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这里的“霸”讲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霸权”，而是有影响力的国家；所谓“仁”，讲的是国家制度，而“力”则是一个国家的现实国力。国力是资源的转换——比如从木材到煤碳，再到石油，从自然能到电能等。这样，大国首先就应是资源占有和控制较多并对其资源有较强的转化能力的国家。孟子讲的是古代国家，但对现代国家崛起的研究，其道理基本是一样的。

　　人总是要吃饭的，为了经济利益人们便组成各种社会集团，并以集团的名义展开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这种集团发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国家。古代国家内外关系是以血统皇权维系的，近现代国家内外关系则以主权维系。这样，国家主权就成了现代国家关于“大国崛起”理论的逻辑起点。国家的崛起是需要资源来支撑的。这样，国家存在所依赖的资源则成了“大国崛起”逻辑演绎的第一环节。由此便派生出如国家力量、国家权力、国家权利、国家制度、国际民主和主权民主等系列概念。概念是逻辑演绎的“纽扣”。

　　但人毕竟与动物不同，人在吃饭的同时，还是要思考的；国家在需要资源的同时，也要有意识形态和相应的社会制度。物质资源，尤其是战略性物质资源的有限性与极难再生性，决定了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种绝对博弈关系，但是绝对博弈中可能出现的绝对“零和”结果，又使人的绝对博弈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变为相对博弈关系，即在绝对冲突的同时又在各自国家力量的边界寻求理性和解。一张世界地图，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崛起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为获得资源释放国力的物理过程，确切地说，它更是一个政治过程。国家政治是国家力量的理性使用。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二、大国崛起的辩证法

　　辩证法是逻辑演绎的科学方法，人类自觉运用辩证逻辑的能力是理性的表现。

　　国力是国家崛起的基本条件。国家力量的核心当然是军事力量。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但是，国家军事力量是有边界的和不可透支的。这是因为国家可控资源是绝对有限的，除非这个国家将全世界的资源拥为己有。但这样就会出现一国与所有国家相对立并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悖论。历史表明，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衰落于世界性扩张。对已崛起的大国而言，其衰落速度与扩张程度为正比。德国俾斯麦在主权统一问题上不惜铁血，但在统一后，尽管德国已有了令整个欧洲望而生畏的武力，但此时德国外交却表现出少有的温和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幸的是，德国威廉二世及后来的希特勒放弃了与大国交好的温和外交政策，走世界扩张和无限透支武力的道路，这使德国在大战后惨被肢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美国也曾表现出全球武力扩张的倾向，朝鲜和越南战争透支了美国的国力，并由此造成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衰落。尼克松上台后，果断从越南撤兵，收缩国力，此后美国国力再次恢复并持续上升。苏联解体后，美国再次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武力扩张的覆辙，继1991年和1999年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在新世纪初几乎一年发动一场战争。现在美国陷在伊拉克不能自拔，国力再次出现衰落迹象。

　　这些历史经验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是有用的。尽管中国经济已日益与世界融为一体，尽管中国对国际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但中国一定要理性地认识和保持武力的使用限度：在主权统一问题上，中国武装力量使用是果断有力和不惜代价的；在国际资源利益问题上，中国的武装力量使用是自卫性的；在国际问题上，中国武装力量只用于在联合国的框架下维持世界和平。与霸权国家不同，服务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军事力量只是一种自卫性力量，因而也只是一种有限使用的国家力量。如果中国能理性地认识并守成于这个限度，中国的崛起就是可持续的。为了主权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发展，中国应当敢于使用武力；同样为了尊严，中国也不能轻易使用武力。现在我们再回头反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以及邓小平同志为中国提出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就会理解这是他们那一代领导人，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所作出的对中国未来崛起边际的理性限定。对今天中国人而言，最困难的也许不在于中国崛起，而在于中国是否可以理性崛起。理性崛起意味着准确地把握中国崛起的边际，而规定这个边际的则是国家资源可支撑的国力限度。

　　国家崛起的逻辑必须是自主逻辑，依附于他国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目前拉美国家发展所走的是依附于西方资本的道路。拉美国家放弃了反霸斗争，依附霸权换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国内阶级斗争。拉美模式的要害在于以大量牺牲国内劳动者利益和民族市场为代价，主动向北方国家长期大量“供血”并以此换来与北方国家的“罗马式的和平”（Pax Romana）即奴隶主与奴隶间的和平。这样的结果是国家放弃自主发展道路，本国经济丧失自主循环的条件，最终将国家命运交付给西方。历史上，为了避免依附型发展道路，美国人民发动独立战争；在南北战争中，林肯不惧来自英国的压力，不惜铁血打败了一心想依附于英国的“南方同盟”，维护了民族市场，美国由此迅速崛起。20世纪30年代，中国蒋介石政权选择了依附于国际资本的买办道路，少数人积累大量财富，国家大规模向国际资本出让利益，由此造成国内工农大量破产，民族市场严重萎缩。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使中国脱离了依附于国际资本的发展道路，并在以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成长了一个令世界尊重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强国。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外交上提出五项原则，是中国崛起的和平宣誓，由于这个宣誓有坚定的国家意志和强大的国防力量支撑，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朝鲜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受到了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尊重和欢迎。因此，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大国的国际威信形成的过程，而支撑大国国际威信的基础是其自主发展道路。

　　三、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我们研究大国崛起，是为了中国崛起。中国崛起的逻辑不可能没有中国的特点。那么，中国崛起的逻辑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主权是大国崛起的逻辑起点。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但中国又是一个主权尚未完全统一的国家。前者决定中国的崛起应当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平等地接受，而不是强迫世界接受的过程。在国际法的框架下与国际社会和平互动，中国在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尽到其义务的同时，按自由贸易原则，也要获得平等分享国际资源权利，这是贯穿中国崛起始终的原则。此间，中国国力使用是有限的，军事的性质仅属于自卫性的。但在国家统一及与“台独”分子斗争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对中国来说，是无限的、绝对的和不妥协的。从这两方面看，中国崛起的认识逻辑是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统一。

　　第二，资源是大国崛起逻辑演绎的第一环节。但对目前中国而言，它又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从1990年起，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7%以上的增长的同时，中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尤为严重的是，中国资源短缺的现实，又与大国间普遍存在能源危机同期出现。21世纪初，美国几乎一年发动一场战争，这些战争大都发生在石油贮量丰富的中东地区。中国今天正在崛起，而目前中国可控资源又远不足以保证这种崛起。这将迫使中国产生更迫切的国际民主诉求并向国际社会要求更加民主的资源分配体制。但历史表明，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这种诉求是在完全和平条件下实现的，除非这个国家选择没有前途的有和平而无崛起的发展模式。如果再考虑台湾因素，中国在崛起之初，就可能不得不面临强力崛起的选择。

　　第三，政治文明是中国崛起的逻辑主线，也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崛起的政治保证。中国对政治文明的诉求是国际民主制度与国家民主制度的统一。

　　现存的国际资源短缺是绝对不平等的国际资源控制和分配体系的结果。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造成中国国内资源供给日益短缺，使中国对外部国际体系，尤其是资源分配体系有了更迫切的国际民主诉求。自由贸易和国际民主，是美国在反对英国霸权的过程中提出的并以武力相捍卫的政治诉求，1918年美国总统T.W.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纲领》便是这种诉求最集中和最全面的表述。今天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需求并意识到了自由贸易权利和国际民主权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中国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并与国际贸易和世界资源产生了日益密切的依赖关系。在对国际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中国也需要平等获得相应的国际市场和资源份额以及有安全保障的自由利用海洋运输通道的权利。但这些国际民主权利往往受到已崛起并异化为世界霸权国家的压迫和无理限制。国际体系，本质是一个国际资源分配体系。迄今为止，这个体系仍是由大国暴力确定并由霸权国家维持，因而是不民主的国际体系。中国的崛起不可能不对现存不平等的世界资源分配体系提出带有民主权利诉求意味的挑战。国际民主，首先是主权民主，它本质是主权国家对国际资源，尤其是极难再生的稀缺资源的平等共享的主权权利体系。世界上绝少有国家为阳光打仗，因为阳光是充足的。市场短缺而不是矿物质资源短缺是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这时资本主义国家多为殖民市场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各国经济发展满足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但同时又造成支撑这种发展的资源短缺，及由此造成日益严重的部分南方国家对国际资源的依赖。如果再考虑到新能源开发技术因资金短缺而受到制约的因素，这种资源的外部依赖使一些南方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主权民主及相应的平等共享国际资源权利。

　　国际民主和主权民主本质上是反霸的。西班牙、荷兰曾压迫英国的崛起；英国强力崛起后又反转过来压制美国崛起；美国强力崛起后，又学着英国去压迫比如苏联、中国等大国崛起。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都在强力迎接挑战中崛起并获得了既定的国际资源配额，这种配额比例又在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后得到确认。现在亚洲随中国崛起而形成一批新兴工业国家，这更突显了国际资源分配体系中的不平等性；与此相应，南方国家改变不平等的国际资源分配体系的民主诉求日益强烈。南北矛盾进一步激化。

　　在“吃饭”问题上，人类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是国内阶级斗争，就是国际民族斗争。历史上，与暴力相对立的国家理性，从而国际民主只能在国家力量的边际发生。过去是这样，今后也不可能有大改变。即使是今天的联合国，如果没有核武器作后盾，五个常任理事国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权力。对中国而言，现阶段的中国不仅面临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还面临国家主权统一的问题。这都涉及仅靠口头宣誓而不能捍卫的安全底线。因此，中国的国际民主权利必然同时也是一个非强力而无法保障的主权民主权利。

　　中国崛起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践行国家政治文明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国内工农大量贫困、政治文明日益衰落中崛起的。中国崛起不仅需要物质支撑，同时还需要精神的支撑。而精神支撑是需要文明的制度保障的。在国体不变的前提下，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用不同政体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参与。目前已崛起的西方大国政体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初，都经历过短期的阶级专政阶段。在相当的时期中，阶级专政甚至成了这些国家推进经济的手段：英国有克林威尔专政；法国有拿破仑专政；德国也依次经历过俾斯麦、威廉二世，乃至希特勒法西斯专政。19世纪的美国崛起也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它对国内工人阶级镇压也是出奇得严厉。只是当这些国家走向世界，并从世界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资源回流补偿后，国内阶级矛盾才因其外化为国际民族矛盾而缓和，居民的阶级成分逐渐转向公民身份，国家阶级专政政体便转变为建立在政府与公民契约制度上的法制政体。英国早期的宪法性文件如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及1791年的《宪法修正案》，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等，从立法上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国家公民权利从文件到真正进入公民生活，是在后来相当长的时期，尤其是这些国家实现海外扩张并由此得到大量利润回流后才逐步实现的。

　　中国崛起的逻辑，自然要有自我演绎的概念体系。

　　“公民国家”是中国崛起逻辑的核心概念。在“公民国家”语境中，主权国家诞生后，“民族”概念就转化成一个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概念。从法权的角度分析，在国家主权确定的条件下，“民族分裂”已不能准确地表述“分裂国家”的含义。因为民族分合在这时已不是一个法权或主权再造的过程，而是一个文化再造的过程。比如今天你可以说自己是汉族，明天你也可说自己是其他民族，这里只形成了新的文化类型，并不触及法律；但说你不是中国公民或要分裂国家主权，那就要触及和触犯法律了。“民族自治”也成了一个突出特定国家区域行政的概念，而不是突出特定民族的行政概念。在“公民国家”语系中，当个人的人权与公民权冲突时，公民权高于人权，因为这时的人权的主体即个人自决权为了获得国家保护已在建国时自觉地让渡给了公民权；当宗教权利和义务与公民权利和义务发生冲突时，公民权利和义务高于宗教权利和义务，国家只依法保护履行纳税和效忠国家等义务的公民的宗教选择；当民族选择权（国家建立后“民族自决权”自动消亡）与国家主权冲突时，国家主权高于民族选择权。由此，笔者认为，在维护祖国统一方面，用“分裂国家”代替“民族分裂”的概念，是现代法权国家的一般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分裂国家法》不仅适用于台湾地区，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任何一个地区。

　　公民身份是“人民自决权”和“民族自决权”自觉让渡给国家主权后的产物。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中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被纳入“权利—义务”体系中的公民在对国家尽其依法纳税和效忠义务的同时，国家对其权利也担负着依法实行保护的责任。在这种互相制约和依赖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国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全体公民的积极性。古代罗马曾用扩大公民权范围和数量的方式获得国内居民对国家目标更广泛的支持，西方在通过实现从专政体制向法治体制的转变赢得国内大多数公民的支持。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也曾经历过“人民民主专政”时期，其间的居民身份也曾以阶级“成份”来划分。但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开始依法治国的探索，依法治国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此相应，国家居民身份从以往的“阶级成份”向公民身份转变，国家政体由阶级国家转变为公民国家似乎成了既可与世界文明对话又能最大限度调动中国活力的必经之路。

　　值得说明的是，“公民国家”的概念比“公民社会”的概念更有益于国家凝聚力的形成。它不仅消除了将“社会”与“国家” 对立起来的——实际上是将不可分割的“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割裂开来的——潜意识，同时它还消除了绝对“人权”和绝对“民族自决权”的潜意识，从而使绝对自由主义和绝对民族主义的意识，在理论上就发生动摇。因为在公民国家制度中，公民权成了人权的实现形式，国家主权成了民族自决权的实现形式。宗教自决权是人权的内容之一，但由于信徒的公民身份也使其无限的宗教自决权转化为必须服从其公民权的有限宗教自决权；也就是说，宗教自由权利必须以效忠国家为前提并由此换得国家对其宗教自决权的依法保护。

　　但是，中国政治文明的逻辑，自然有中国的特点。与西方有些国家不同，而与小自耕农居多的法国“公民权”的实践在早期侧重于保护占人口多数的第三等级的权利的经验相似，今天的中国仍是工农居于绝对多数而在短期内又不能使之转化为中产阶层的国家，与此相应，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护工人和农民的基本权利在中国公民国家制度建设中仍然要居于基础性的地位，这不仅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体对政体改革的绝对要求，而且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时期工农联盟的成功实践在依法制国时期的合理延伸。质而言之，中国社会主义公民国家，本质上仍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石，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国家。鉴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国民党政府在推进国家转型过程中失去工农支持而垮台的经验教训，对未来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而言，用国家的力量绝对保护国家公民中的主体部分——这在中国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不是损害他们的利益，是中国未来和平发展的政治保证。总之，我们要找到一种不仅与人类一般文明而且还与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最终目的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节 国家战略能力与世界和平

　　一、世界充满战争风险

　　“国家战略能力” 是政府基于特定物质基础之上的实施国家战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总是在特定的世界政治下发生的。世界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不仅是国家政治永恒的议题，而且也是世界和平的保障。

　　战争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资本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国际冲突的烈度与世界资源稀缺程度为正比。今天人们不会为阳光打仗，因为阳光是充足的；但是水资源现在开始紧张，人们就要为水资源发生战争。凡是资源稀缺的地方，战争就会发生。我们看地图，凡是资源丰富的地区，那里的国家边界线就曲曲折折；而在没有什么资源的沙漠地区，边界就多是直线。国家边界拐点，都是国家力量对比的拐点，都是要流血，要刺刀见红的地方。

　　21世纪初连年发生的战争打破了人们对全球化时代的和平憧憬，对于战争的理解，人们必然还要回到列宁“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的论断中寻找答案。列宁的论断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而这个规律，现在看来，不仅仅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间的基本矛盾，而且它还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然环境的总矛盾，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和支撑这种发展的世界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前一种矛盾，属于阶级间的斗争，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改革适度缓解，那后一种矛盾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给人类与自然间的总矛盾。既然人类随所谓“经济全球化”普遍进入了市场经济，那么，发展就成了推进这种经济运行的“硬道理”。但这种“硬道理”往往得不到自然资源的硬支撑，因而显得无比脆弱。物质是不灭的，能量是守恒的，资本主义可以创造无限的产品和生产力，但却无法创造支撑这些生产力的资源的无限增长。正如能干的人饭量大的道理一样，能干的国家“饭量”也大。国家“吃饭”问题实则是资源供给问题，“粮食”少了战争多。小孩都知道在桌上划一条线以此与“同桌的你”分割有限空间，这种人之初就萌生的地缘政治的浅显道理，我们的一些学者却不明白了，硬说全球化时代主权界限模糊了，硬说这时的国家间斗争已转为“反恐合作”。

　　其实，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本质上还是个“丢手绢”的游戏：大家一片和好，一旦有人倒下，就会是一片“快点快点捉住他”的叫喊。苏联倒下时，是这样；伊拉克倒霉时，也是这样。这不好，但这就是历史。现在的问题是，这块“手绢”自美苏对决之后的第二轮游戏中正在悄悄地丢在中国人的后面，西方人并没有将此消息“告诉他”，我们的一些学者不仅没有提前“告诉他”，反而用所谓“全球化时代主权概念淡化”、“国际边界模糊”、“世界相互依赖”、“国家将更多地不依赖战争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等消解中国的国家战略意识，弱化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其结果自然就是继20世纪初中国清朝灭亡、20世纪末苏联解体之后，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另一场“快点快点捉住他”的亚洲盛宴而准备。

　　二、国家战略能力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既然传统的“丢手绢”式的国际体系没有变，那中国就得考虑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怎么生存和发展。为此，学界开始寻究大国兴衰的原因，且发现了许多悖论：

　　人们发现经济落后得挨打，于是就强调发展经济。但现在发现，经济发展了也要挨打，日本侵华战争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较快时发生的。国家与人一样，富了要得糖尿病、血脂高等“富贵病”，胖得不能动了，就有其他国家收拾你。所以说，研究国际政治，先看动物世界。

　　有人说，文明落后要挨打。清朝是因为它落后被打败的，这没得说。但是文明程度高是不是就不挨打呢？显然不是。宋朝之于北方契丹部落，明朝之于努尔哈赤的女真部落，古罗马之于北方蛮族部落，前者文明程度肯定要高于后者，但都为后者打败。

　　那军事力量强是否就不挨打？也不是。正如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在法国人眼中固若金汤，而在德国人的眼中却毫无国防意义一样，苏联的军工产业可与美国比肩，即使在解体的前夕，苏联军事上却仍可与美国叫板。但结果是苏联已成往事，而美国仍在横行。

　　也有人说不民主要挨打，于是就有人炒西方“民主”，进行所谓“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似乎“民主”无敌，且不说1962年的中印冲突结局，也不说南斯拉夫和苏联是在民主“整容”的开始阶段就被美国打垮，即使古代“民主”的雅典也最终败在“专制”的斯巴达脚下。米洛舍维奇现已死在狱中，西方人说他专制，但真正推动南斯拉夫完成从共产主义体制向西方“民主”体制转轨的就是米洛舍维奇。戈尔巴乔夫讲“改革新思维”，结果是丢了国家。就连为美国式民主背叛自己共产主义信仰的谢瓦尔德纳泽也在被美国颠覆后叫苦不迭。可以肯定，即使将来社会主义国家换上了西方的民主“马甲”，如果自己没有战略意识，结果还是要挨打、还是要“伤自尊”的。2006年2月28日，有着惨痛亡国经历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记者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有些和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说，世界转变了，和平了，不要作军事斗争的准备。萨达姆曾是军事强人，后又180度大转弯，摇身一变成了现代“宋襄公”，在美国人面前他主动“自废武功”，其过程对西方也是高度“透明”，结果挨了打。2004年10月，美国对伊拉克核查报告出炉，结论是萨达姆没有核武器，那美国为什么要打他呢，布什说，是因为萨达姆脑子里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脑子里有，也得打。相反，不那么“民主”，经济也不那么发展，但战略意识极强的古巴、朝鲜却不可动摇。

　　伊索寓言中有一则故事说狼要求羊为了和平，羊必须向狼交出牧羊犬，而羊群为了表现诚意，请牧羊犬离去，结果羊却成了狼群的大餐。1918年11月，西奥多·罗斯福在一封信中借这则寓言说“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色”，结果半个世纪后美国成了强大的国家，而戈尔巴乔夫和萨达姆则主动扮演这种被“视为笑柄的角色”，结果很快就成了狼群的大餐。

　　也有人说，那是文明的冲突，可历史上同宗同教的国家冲突还少吗？19世纪90年代末，美国入侵菲律宾时，菲律宾人信奉基督教已有上百年历史了。可美国人登岛时还是将菲律宾人杀了个血流成河。

　　正如一个四肢强壮的人也会因大脑一个小小的问题而瞬间死亡一样，国家强弱的关键不仅是硬件的比较，更是软件的比较。而其中最关键的不在固化的软件技术而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国家战略能力。历史上凡是被打败的，都是缺乏全民整体政治意识及建立其上的国家战略能力的国家。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前后，中日差别不主要在财富和技术，而在战略意识及与之相应的国家战略能力。当时日本国家战略意识都远高于以“莫谈国事”自警的中国人。卡特时期美国经济和军事技术力量并不差，可卡特这个人的战略管理能力极低，所以让苏联勃列日涅夫打得在印度洋乱跑。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力量并不差，但他与对手讲“新思维”，结果被美国里根和布什的现实主义生生整垮。这时他们才不管苏联是“民主”还是“不民主”。事后没有多少战略意识的戈尔巴乔夫还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洒脱采访了老布什。

　　世界上为什么总这么打，康德式的世界和平到底能不能实现？孟子都说了，“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力”是第一位的。光说仁不说力，那是农夫，农夫不能驯蛇而只能被蛇咬。康德式的和平是存在的，但前提是要有力量均势。联合国是民主的，但保证这种民主的是对德、日法西斯的镇压，是戳在五大常任理事国后面的五颗原子弹。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仁”，是“武器的批判”，是人们渴望的和平，而“力”则是“批判的武器”，是实现和平的手段。力的使用是一种能力，对国家来说，它就是国家战略能力。

　　既然这个世界还不是一个大同的世界，那就得考虑提升国家战略能力问题。

　　那么，“国家战略能力”是怎样构成的呢？

　　国家战略能力，不是一般的个人、团体或某些阶级的局部能力，而是覆盖全国的国家能力。我将它分为三个有机要素：（1）战略文化；（2）战略思维；（3）战略管理。

　　战略文化是国家公民的整体政治意识，即敏锐捕捉国家生活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意识。国家公民的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思维生长的土壤。战略思维，是知识群体的政治认知能力。如果说，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的感性认识，那么战略思维就是由战略文化抽象出的理性认识。战略思维有没有注入国家学术之中，其发展成熟不成熟，都是决定一个国家战略知识和经验储备优劣的前提。

　　战略管理是进入实践的和升华了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文化，它更多的是国家领袖阶层的事。战略管理能力源于战略思维能力。国家最高管理层的战略能力如何，又取决于领袖及其智库的战略思维能力的支撑力度。历史上有许多伟大人物的建树，是由于他们本人就是天才的战略管理者，也有的是由于他拥有战略思维能力极强的参谋班子。

　　反观中国清朝，如果说，全民“莫谈国事”是清朝战略文化极度衰落的标志，那么，对战略型人才的逆向淘汰并将这些人比如孙中山等推向革命阵营的现象，则是清朝国家战略管理能力衰落的标志。由此推论：战略管理逆向淘汰战略思维，战略思维逆向淘汰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能力整体衰落的标志和大失败的开始，反之则是国家复兴的征兆。比如，尽管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面临大失败，但它接纳了毛泽东，由此共产党渐入佳境并获得巨大成功；尽管美国在五六十年代已被朝战和越战拖得精疲力竭，但美国人推出尼克松，这使美国在80年代以后开始复苏；尽管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已溃不成军，但在新世纪之初，俄罗斯战略管理层接纳了普京，俄罗斯便迅速复兴。还是毛泽东总结得好，他说：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对一个执政党来说，毛泽东说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党的执政能力高低的标志，对一个国家来说，则是国家战略能力，尤其是其中的战略管理能力的高低的标志。

　　三、提高国家战略能力关乎世界和平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的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迅速下降。其特点是那里的政客们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铺天盖地，且远超出美国资源可承受的底线，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其过程重表现而非重实绩，其结果选出来的多是政治表演家而非政治家。这说明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日益衰落。

　　美国人治理世界的经验远不如英国人。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告诉海权国家不要深入到内陆作战，对内陆国家应该靠地区大国制衡。毛泽东说他“喜欢右派”，那时候的右派是现实主义者，左派往往放空炮。现在美国的右派也开始放空炮了。小布什、特朗普就是这样一些爱放空炮的人。他们有点像发动十字军东征的教皇乌尔班二世，为宗教打仗，要改变伊斯兰文化。这是极不现实的。尼克松是现实主义者，靠均势；小布什打破了尼克松以来建立的世界均势，尤其是分布于中东且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均势。美国“反恐”目标过大且使其国力日渐透支，这对美国是很危险的。今天的美国几乎是在倾其国力与东方“大风车”较量，其结果可想而知。

　　“国家战略能力”是以正为本、以奇为用的概念，其要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家的“打仗”能力，而应理解为国家实现和平的能力。东方的和谐思想对当前的世界和平是有益的：孙子说“上兵伐谋”，而小布什伐谋不足反而伐兵有余；孙子还说“全城为上”，进入21世纪的美国则在中东是凡城皆破，在全球孔武突进，这种政策对世界和平真不是好兆头。美国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世界人民需要的是一个懂得节制武力的美国。

　　天道无情，人世沧桑。进入21世纪并正在强劲发展的中国，是一个担当传承世界文明责任并必将再次恢复其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因此，批判性地总结近现代大国博弈及其世界治理的经验，学习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从全球视野理解和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并由此形成能够体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关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对未来的中国是一种有益且必需的思想预备。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研究和制定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既要着眼于区域的利益守成，也要着眼于世界范围的利益拓展。近现代史中，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典型的黑格尔“否定之否定”三段式案例。奉行“孤立主义原则”的美国，在历史上一刻也没有忘记介入欧洲事务，利用欧洲大陆各国间的矛盾扩大自己的外交空间并最终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大国的目标。今天正在崛起的中国也面临着与当年美国相似的压力，同样也面临着与当年美国相似的由压力产生的机遇。因此，研究大西洋两岸的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崛起的规律，是有益的。我们先从北大西洋的东岸说起。

　　第一节 欧洲崛起、欧洲霸权及其否定因素的形成

　　一、国家间财富大规模转移本质是依托暴力实现的政治过程

　　大国的崛起是一个体系，英国的近代崛起带动的是西方欧洲霸权体系的兴起和东方中世纪华夏皇权体系的最终衰落。

　　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从欧洲封建堡垒中打开了缺口，同时也确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源头地位。正如苏联诞生确立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源头地位，因而更需要极顽强的力量巩固并确立有利于苏联的世界体系的道理一样，由于英国是工业资本主义第一代崛起的源头国家，英国资本主义诞生也需要极强的力量反抗霸权并建立适合于自身发展的世界体系。

　　17世纪、18世纪，中美洲和南美洲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北美洲的大部分则主要是英、法、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地。而亚洲大陆的中国则到19世纪中叶才进入衰落期。这时的英国面临巨大的来自欧洲大陆封建势力的压力。

　　16世纪初，英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力量都不及法国和西班牙，在海外贸易方面英国与西班牙的矛盾日趋尖锐，这迫使英国必须直面来自西班牙的海上霸权挑战。1588年7月，英国在两天之内打败西班牙由130艘战船组成的“无敌舰队”，并由此初步确立其对大西洋的制海权。1609年西班牙被迫与荷兰签订12年休战条约，实际上承认荷兰共和国独立。西班牙霸权由此衰落，并让位于荷兰。

　　17世纪中叶，荷兰在航海、殖民、贸易等方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荷兰的远航商船已达好望角、马六甲和北美洲东岸并在南美洲、巴西等地拥有据点和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与荷兰之间的海外利益矛盾日益不可调和。英国决定再次直面这次来自荷兰的更大的海上霸权压力。英国与荷兰前后进行了三次海上战争，最终击败荷兰并赢得海上的，同时也是历史的主动权。英国1651年颁布的《航海条例》规定：一切在欧洲、非洲和美洲生产的商品，只有在英国船员管理的英国船上才能运入英国领土。荷兰拒绝接受，于1652年至1654年爆发了英荷战争，荷兰战败并被迫承认《航海条例》。1664年，英荷再次发生战争，英国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的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1686年改名纽约）。1672年至1674年英荷发生了第三次战争，荷兰战败，此后荷兰一蹶不振。到18世纪初，荷兰已丧失了海上优势及相应的贸易垄断地位。

　　如果说，16世纪英国在海上打败西班牙赢得了海权，17世纪英国在海上打败荷兰赢得了海上贸易垄断权，那么，在18、19世纪，英国与法国和俄国争夺海外市场则最终赢得世界霸权。恰好这个过程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的过程相一致，这说明国家间财富的大规模转移本质并不是交换过程，而是依托于暴力的政治过程。

　　二、先天破碎的欧洲大陆为英国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距英西海战整整100年的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发生，胜利了的英国资产阶级上台之后面临的是在都铎王朝（1485-1603）、斯图亚特王朝和克伦威尔（1599-1658）时期通过一拨拨战争打下的已是比较宽松的海上安全环境。

　　除此之外，英国还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与19世纪日本面对的亚洲局势完全不同，英国资产阶级面对着的是一个已为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在公元800年基本统一，却又极不幸地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三分天下的破碎的欧洲。

　　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规定长孙罗退尔（ Lothar，约795～855）承袭皇帝称号，并领有自莱茵河下游迤南，经罗讷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区；查理（Charles Le Chauve，823～877）分得埃斯考河、马斯河以西地区，称西法兰克王国；路易 （Ludwig der Deutsehe，约804～876）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这个条约对欧洲的未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它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同时它也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埋下了一个破碎性的根基。这又反过来为英国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实施“均势战略”天然有利的外围条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杜绝了日本成长为英国那样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结果中得到反证；同样，我们也可从美国在北美的主体板块使昔日利用欧洲分裂而崛起的英帝国最终向美国交出霸权之棒的史实中得到再次反证。对此，曾任华盛顿总司令的军事秘书和革命军团长、制宪会议成员、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有清醒的认识。他极力为美国的联邦制辩护并担忧美国出现欧洲式的破碎型地缘政治格局，他写道：

　　如果不根据我们的地位得到大不列颠根据它的地位得到的那种宝贵利益，美国的形势将只是欧洲大陆形势的翻版。那就会出现常备军和不断征税会使自由到处遭到破坏的景象。分裂的美国，其命运甚至比欧洲那些国家的命运更加不幸。

　　本国的衰弱和分裂，会招致外国的威胁；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内部的团结、强大和有效的政府更能保护我们免遭威胁了。这个问题内容丰富，不容易探讨清楚。

　　大不列颠的历史，一般说来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部历史，它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教训。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经验得到教益，而不必付出他们所付的代价。这样一个岛国的人民应该是一个国家，虽然这对常识说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然而我们发现，他们长久以来分为三个国家，而且这三个国家几乎经常发生争吵和战争。虽然他们的实际利益同大陆国家的利益是真正一致的，然而由于那些国家的策略、政策和惯例，使他们之间的互相嫉妒一直处于加剧状态。多年来，他们彼此造成的不便和麻烦，远超过了彼此的互相帮助。

　　假如美国人民分为三四个国家，难道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吗？难道同样的嫉妒不会发生，不会以同样方式存在吗？代替它们“友好联合”和“利益”一致的是，猜忌和嫉妒很快会使信任和友爱销声匿迹。它们的政策和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将是每个邦联的局部利益，而不是整个美国的整体利益。因此，和其他大多数互相接壤的国家一样，它们不是经常卷入领土争夺和战争，就是经常生活于惟恐发生领土争夺和战争的状态之中。

　　三、美国是法国拿破仑煅造出的英国世界霸权的“掘墓人”

　　先天破碎的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环境为新登上历史舞台的英国资产阶级提供了较后来的美国、日本等更为优越的先天条件。这又加速了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然产生的英国资本的世界扩张及由资本扩张带动的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英国工业革命又反过来刺激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海外市场和投资的需求，这不可避免地又使英国与法国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Duc de Richelieu，1585～1642）、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路易十五(Louis XV，1710～1774)时代扩张的海外利益形成尖锐的冲突。冲突的主要方向就是北美和亚洲。

　　早在16世纪末，英国就开始涉足北美，伊丽莎白女王曾把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特许状赠给吉尔伯特和瑞黎，但不成功。1607年，伦敦公司（后称弗吉尼亚公司）来到詹姆士城，后来发展为弗吉尼亚殖民地。1620年，102名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来到马萨诸塞海湾，建立了新普利茅斯移民区，奠定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基础。到18世纪上半叶，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已建立了13块殖民地。与此同时，法国也在向北美殖民。1604年，法国人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永久的移民区罗雅尔港。1608年，法国殖民又扩展到圣·劳伦斯河流域，建立了魁北克殖民地，这块殖民地成了法国在北美扩展其殖民势力的基础。1682年，法国殖民者沿密西西比河南下，直达河口，宣布沿河流域为法国所有，称路易斯安那。法国在北美由北向南、英国由东向西的扩展，使两国在空间上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1701～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英国夺取了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纽芬兰的阿卡底亚地区。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惨遭失败，不得不把加拿大、俄亥俄河流域的全部地区和密西西比河东岸地区割让给英国，西岸地区让给西班牙。

　　17世纪始，印度逐渐成了英国与欧洲列强角逐的重要场所。15世纪以来，首先到印度的是葡萄牙人，1600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并于1612年击败葡萄牙舰队在印度西海岸苏拉特登陆，建立了第一个商站。1614年英国人再次击败葡萄牙人，获得印度洋的制海权。英国占领了印度的马德拉斯（1620年）、加尔各答（1633年），17世纪80年代占领孟买。法国1604年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但在1668年才在苏拉特地区设立海外商站。10年后法国在卡里阿提加建立了殖民侵略的据点。17世纪晚期，法国人占领孟加拉的昌德纳果尔。在印度，英法也展开争夺。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印度是重要战场之一。法国失败。根据《巴黎和约》，除少数城市作为商站外，法国几乎丧失全部印度殖民地。在北美和印度的失败，又燃起法国持续高涨的反英情绪及由此产生的法国人对北美独立战争的同情。为了报“七年战争”失败的一箭之仇，路易十六不惜巨资援助北美独立战争，萨拉托加大捷后，法国率先承认美国独立并与美国结盟打击英国。拿破仑时期，法英矛盾激化，这里既有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抵御英国资本的性质，又有与英国争夺世界市场的帝国主义性质。为了打败英国，法国督政府制定了相应的世界战略并几乎倾其全部国力实现这个战略。

　　1798年拿破仑在打败第一次反法联盟后，开始考虑从东西两线即印度和美国用釜底抽薪即切断其外围市场以打击英国的战略。他说“埃及是非洲的一部分。它位于古代世界的中心，在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是与印度通商的天然的货物集散地。”“如果亚历山大（埃及北方港口——笔者注）的防御工事已经完成，那这个城市就会成为欧洲最强固的要塞之一。”据此就可以“把印度和欧洲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作为自己左右两臂的依靠了。如果只靠当地的条件就能决定城市的繁荣和大小，那末，亚历山大较之罗马、君士坦丁堡、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更应该成为世界首都了”。“从开罗到印度和从巴荣讷到莫斯科是一样远的。六万大军乘五万头骆驼和一万匹马，带着五十天的干粮和六天的饮水，用四十天时间就可以走到幼发拉底河，再用四个月可以走到印度海岸，出现在渴望摆脱压迫的塞克教徒、马拉提人和印度斯坦半岛各民族中间。”“在占领埃及五十年以后，文明可能通过森纳尔、埃塞俄比亚、达福尔和费赞等地传播到非洲腹地去”。“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业已丧失了……法兰西需要有能抵得上美洲殖民地的新的大殖民地”。他向督政府建议在准备渡海对英作战的同时，出兵埃及，进而占领印度，掐断英国所依赖的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贸易线，截断其来自印度的财源。他认为“要在（印度——笔者注）这样遥远的战场打胜仗，就必须有一个中途阵地作为进攻基地。埃及离土伦六百法里，离马拉巴尔（位于今印度果阿以南至科摩林角的海岸——笔者注）一千五百法里，它正是这样一个进攻基地。法国如果能够在（埃及——笔者注）这个国家里牢固站稳脚跟，那么它迟早会成为印度的主人。广大的东方贸易也会回到红海和地中海这条古道上来。这样，一方面，埃及会代替圣多明各和安的列斯群岛的地位；另一方面，它必然会成为征服印度的道路上的一个兵站”。“牢固地占领（埃及——笔者注）这个国家是远征印度整个计划的基础”。“出兵印度的日期一决定，一支包括十五艘主力舰、六艘巡洋舰和十五艘大运输舰的舰队，就应装载五千名兵士和大批粮食弹药从布列斯特出发”。1796年拿破仑进攻意大利，败奥地利并入侵埃及。为打开通往印度的道路，1807年拿破仑与伊朗国王签订同盟条约：伊朗同意废除英伊同盟，对英宣战，派兵进攻印度并迫使阿富汗一同进攻印度；同意法国假道伊朗进攻印度、为法国供应粮食并为法军开放波斯湾一切港口。

　　另一方面，拿破仑也从北美入手打击英国。1789年法国爆发革命，1793年，英国组成第一次反法联盟。1799年，拿破仑通过“雾月政变”成为法国最高执政者。1802年3月英国被迫与法国签订《亚眠和约》，与法国和解。为了确保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拿破仑并未因暂时休战而放弃打击英国的计划。1803年5月英法断交，转入军事对抗。1804年英俄奥就缔结反法联盟达成原则协议。就在英法关系大起大落之际，拿破仑对美政策也迅速变化：由因美国与英国的和解而产生对美国的怨恨转向迅速与美国和解。1801年3月，托马斯·杰斐逊就任美国总统（1801—1809），上任伊始就与法国谈判，渴望购得路易斯安那。此时，法英关系转向缓和，拿破仑不仅不想让出路易斯安那，而且还要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佛罗里达。然而，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法英关系急剧恶化，开战在即。如何最终在世界范围摧毁英国的霸权地位，成了拿破仑的首要考虑。1803年1月11日，杰斐逊派门罗作为特使前往法国商谈。拿破仑态度急转，同意将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1804年，法美签订《路易斯安那条约》，美国以每英亩3美分的价格买下整个路易斯安那。美国领土由此扩大近两倍。

　　主动出让路易斯安那等于在英国的西面再造一个大国，而英国的世界霸权只有在东西两个大国，即法国和美国的夹击下才能垮台。法国要最终打败其长期对手英国，除了经济军事手段外，还要在地缘政治上在英国的西面扶植一个像法国这样并与法国有同样版图的对手。如果美国起来了，美国和法国在大西洋两岸同时牵制英国，英国即使不垮，法国也会因美国的牵制而减轻来自英国的压力。反之，如果美国垮下去或分裂的话，英国就是法国永远的痛，英法矛盾就是世纪性的无解矛盾。为此，拿破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用英国传统的均势制衡原理，也为英国制造了美国这样一个永远的对手。对出售路易斯安那的目的，拿破仑自己说得明白：

　　进入这片领土可使美国的地位永远屹立不摇，而我则为英国创造了一个迟早会挫其锋芒的海上对手。

　　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一直不希望美国继续扩大版图。而在1803年3月法英矛盾在归还英占马耳他岛问题上激化后的一个月，拿破仑就把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这显然是针对英国的行动，但这给美国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机会，路易斯安那加上美国原来的13个州，美国竟兵不血刃地将领土扩大了近两倍。不仅如此，拿破仑进一步挑拨美英关系，导致第二次英美战争于1812年6月爆发。此前一个月美国宣布将佛罗里达并入密西西比地区。拿破仑让与路易斯安那及由此造成的美国领土在不到10年的时间神奇般地成倍扩大的后果，引起英国的巨大恐惧。

　　尽管法国拿破仑对英国的挑战以失败而告终，但也为英国的世界霸权培植起了“掘墓人”，即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的出现已使英国看到自己的克星，而继法国之后俄国又进一步托起这颗欧洲的“克星”。

    （下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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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转自“张文木战略”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