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连载16-20)

　　【作者按】这是张文木著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中两卷（下卷尚未出版）的连载，上卷谈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卷谈大西洋两岸，尤其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梳理了其中大国的国家力量及其扩张能力的战略底线和极线。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单行本目前已经断版，内容收录在《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6卷。由于全书注释网络编辑耗费时力，故省略。
另，这套书只出版了上卷和中卷上、下两册，没有下卷。下卷还在写作中。下卷主要写中国，其结构分天命、天时、地利、人和、使命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已完成，四、五部分（人和）谈生产关系及其存在的的规律和必然性。我已出版的宗教、气候书就是其中天时天命的内容。已出版的地缘政治、海权书是地利部分的内容。生产关系、使命部分是社会主义及其前途，《美国的没落》是其中的内容。但很不够。看来完成卷三恐怕是此生的事业了。

　　张文木出版的著作（2000-2023）

　　上卷目录

　　第二章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

　　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第三节美国利用“欧洲的灾难”走向世界霸权

　　二、从反霸到争霸：美国要求与欧洲平分天下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金融中心迅速从英国向美国转移 / （二）“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 / 1. 美苏共谋从欧洲外围地区削弱欧洲/ 2. 美苏合伙从欧洲内部压缩战后英法安全空间/ 3. 美国通过削弱欧洲布置了一个两翼弱势及由此对美国双向依赖的安全布局 /4．欧洲的衰落。

　　2. 美苏合伙从欧洲内部压缩战后英法安全空间

　　在关于第二战场的地点问题上，丘吉尔与罗斯福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争论。丘吉尔回忆录中说他自己“更喜欢的方案是，利用伊斯的里亚半岛和卢布尔雅那峡谷，从意大利北展开右翼攻势，直向维也纳”。丘吉尔说：“这个路线得到了参与德黑兰三方会谈的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完全同意。”而罗斯福则坚持在英国南部渡海经法国进入德国。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中，丘吉尔还力争将进攻兵力重心部署在地中海一线。此前，美国盛传丘吉尔“极力阻挠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霸王’计划”。当德黑兰会议经过激烈辩论最终使英方认可以“霸王计划”为重心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方案后，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长松口气说：“我们总算是没有被丘吉尔拉到巴尔干半岛去。”罗斯福则注意到“进攻巴尔干半岛的计划这一点也可能是以政治考虑为基础的”。

　　其实，只要看看地图就明白，如果盟军从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范围就会大大缩小，而苏联的势力就会扩展到东欧并形成对西欧的威慑。如果采取丘吉尔的路线，即从意大利攻入德国，则英国就会保持对整个欧洲及其战后政治的实际影响力。这是因为，军队所向乃国家权力所至；国家乃至地区的影响力是随军事力量的进入而存在和继续的。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 • 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美国的战略家们也看得明白，他们认为除了打击希特勒这一目标外，“英国人的另一点考虑是，在地中海采取的新措施能最终制止苏联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扩张”。而在苏、美、英三家中，只有丘吉尔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说英美盟军向罗马以北推进，是为了“能很好地减轻俄国的负担”。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声称：“在地中海的进一步战斗根本不是出自边缘战略或战后政治考虑的产物”。对此，姚有志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指导教程》有比较到位的分析：

　　英国一再拖延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如果说是军事原因，不如说是政治原因。据有关材料分析，英国是着眼于维持和保卫自己的殖民地，而中近东地区正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只有控制了北非和中东，才能确保苏伊士运河通向远东殖民地的航路安全。因此地中海对英国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把用兵重点放在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和巴尔干，英国就有希望在战争结束时控制地中海、巴尔干和南欧，保住自己的传统利益。二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利益方面的利害冲突，英国不希望战后出现一个强大的苏联，企图通过拖延开辟第二战场，进一步削弱苏联的力量。

　　现在看到，恰恰是在削弱战后苏联方面，美国与英国存在着更大分歧。英美双方都明白，英美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对英国战后势力范围大小至关重要。在丘吉尔看来，战后当美国军队退回美洲后，能够影响欧洲的力量只有英国和苏联。因此，防范苏联，尽可能缩小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是英国战后是否能够保持世界大国地位的关键。而这时罗斯福也在考虑战后世界力量安排，1942年夏罗斯福曾对他的加勒比海问题首席顾问查尔斯·陶西格说：“我们战后将会同英国发生的纠纷，也许比目前同德国发生的纠纷来得大。”

　　自18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受着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挤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这时的美国还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尽管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国力已在希特勒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英国丘吉尔在战争中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保持英国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同年11月，丘吉尔利用伦敦市长举办的宴会发表讲演，向英国人民作出领土承诺：

　　我还要在此明确宣布一点，以免有任何地方会产生任何误解。我们决心保住我们自己的所有。我担任国王陛下的首席大臣，决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清算破产的。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需要有人来承担这一任务，那就另请高明吧。

　　与此相反，美国考虑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削弱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保证有一个最好是能够从东面牵制欧洲的国家力量，显然苏联将是美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最佳“搭档”。这用罗斯福的话解释就是“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如果苏联能从东面牵制欧洲，就能为美国减轻来自大西洋东岸的西欧对美国的传统压力；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则是从地缘政治上将苏联战后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东欧，由此大幅压缩欧洲列强的战略空间；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避免英国军事力量大规模地从东欧切入，而丘吉尔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恰好就是英国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最有利的选择。

　　“但是，罗斯福也是一位为避免损失而两边下注的谨慎之人。他颁布命令，宣布其亚洲盟友中国为一个大国，可以分享对战后世界的共同管辖权，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席之地”，这既可在联合国里制衡英国和俄国，在地缘政治上也可利用中国从南部抵挡俄国的影响力。最后“倘若苏联人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给予足够的合作，罗斯福还另有一手，那就是秘密备用的更为可怕的武器——原子弹”。曾有科学顾问及一些原子科学家提议与苏联分享原子武器的秘密，而“罗斯福愿意与英国分享情报而对苏联实施封锁”，以防“如果苏联人蜕变到像1941年德国军队入侵之前那样令人讨厌，美国还是有办法对付的”。“罗斯福确定要保持美英两国对原子武器的垄断，其想法是英国仍然是平衡苏联力量的一个重要国家”。当然在德黑兰会议前后罗斯福的考虑的重点是如何削弱战后欧洲而不是苏联。

　　丘吉尔以为罗斯福拒绝自己的方案是“因为受他的军事顾问偏见的影响而在争论中摇摆不定，结果把所有这些虽然次要却充满希望的机会扔在一边”，丘吉尔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在选择开辟第二战场地点上，罗斯福的确受到时任陆军参谋长的乔治•C．马歇尔等的影响。但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的意图也并不是不明白，他曾私下对儿子伊利奥说：“当丘吉尔为他入侵巴尔干的主张辩护时，屋子里每一个人都明白他的真正用意何在。大家都知道，他很迫切地想打进中欧，使苏军无法进入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假如可能的话，甚至匈牙利也不让苏军进入。” 1943年8月10日，罗斯福总统在联席会议上批评丘吉尔方案，认为：“试图将军事战略奠基在政治结果的赌注上是不明智的。”斯大林也看穿了丘吉尔的意图，赞同罗斯福的方案并嘲笑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而丘吉尔也是在斯大林直率询问英国人是否真对从法国登陆的“霸王”计划有信心或者“只是口头上说说来安慰俄国人”之后，才被迫放弃了他自己的从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1945年3月丘吉尔向罗斯福“抱怨”苏联正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强行建立亲苏联的政权，并提议他和罗斯福要求斯大林“防止在罗马尼亚清洗非共产主义分子，履行雅尔塔保证，创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的波兰政府”。但此时丘吉尔已无力回天，“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的建议。因为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东欧是苏联的控制范围”。

　　丘吉尔一直到晚年仍耿耿于怀，指责没有从意大利乘胜北进，使“在意大利的盟军已失掉了在俄国人之前到达维也纳的可能性，失掉了‘到达维也纳以后可能得到的一切……’”他下结论说“除了在希腊，我们影响东南欧解放的军事威力失去了大好机会”，“这在战争导向上是一个错误，即使没有采取以上方案而最终取得胜利也不能作为辩解之词”。丘吉尔可能已经意识到，大英帝国及欧洲霸权的掘墓人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苏联，而恰恰是反对共产主义却又觊觎世界霸主地位的“民主”的美国。

　　3. 美国通过削弱欧洲布置了一个两翼弱势及由此对美国双向依赖的安全布局

　　对此，还是美国人自己看得明白，说得明白。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驻欧洲记者霍德华·史密斯（Howard K. Smith）站在易北河畔，眺望对岸的俄军，发现“新俄国”进入欧洲太深了。然而他再看看地图，又进一步发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扩张规模最大的国家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盟，而是美国。“苏联最远的新的支配地区离其国境600英里，美国最远的新的支配地区离其国境7000英里。”美国作家沃尔特· 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一书中更进一步认为：“英国的崩溃是，至少部分上是美国造成的，而且是故意造成的。”“美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摧毁了英国，而且事实上还保护它不受更加残暴的敌人的伤害。” 凯恩斯传记《为英国而战》的作者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

　　诺曼底登陆造成的后果，是苏联势力上升和苏联对欧洲强国的战略空间的大幅挤压，历史上的大欧洲，现在变成夹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西欧”。从此，西欧就成了美国的附庸。美国是远交近攻，把苏联放大，压缩欧洲，亚洲尚未崛起，就这样美国布置了一个两翼弱势并由此对美国形成双向绝对依赖的布局。“1948年3月，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借助布鲁塞尔条约联合起来，旨在保护自己免遭苏联、如果需要也免遭一个复兴德国的侵略，希望美国也加入他们的联盟，因为他们深知美国的力量对他们的安全是绝对必要的。”简而言之，后来的北约及欧洲的联合，与其说是欧洲自觉的产物，还不如说是苏联和东欧压迫的产物，而这种“压迫”又恰恰是由美国人安排好的。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基本任务是反对欧洲霸权。而美国的霸权则是从和苏联对阵后才开始的。所以真正导致欧洲衰落的是美国人；极而言之，欧洲的衰落，是资本主义的美国人联合共产主义的苏联人对欧洲人落井下石的结果。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敲响了大英帝国和欧洲霸权的丧钟。与此同时，“美国与苏联已从战争中崛起为世界的支配力量。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里，它们时而特立独行，时而相互合作，努力探索创建秩序和自己与友邦安全的道路”。

　　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对美国的外交思想有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说：“美国的官员都是一向从长计议的优秀的世界主义者，不是那种在每天结束的时候只关心账簿上数字的短视的买卖人。”其实，除马歇尔等少数人外，大部分美国人并不具有“从长计议”的政治视野。

　　千百万美国人心目中的战争英雄美国陆军上将乔治·巴顿，就是看不透其中事理的美国人之一。巴顿是一员天才战将，天生敏锐，“不幸的是，巴顿一遇到政治问题就变成了业余爱好者”。巴顿比较早地看出坦克战在未来战争中的独特作用，他也是最早看到苏联将与西方发生对抗的军人之一。但当他的敏锐与简单的政治头脑结合起来，那就成了美国的克星。巴顿率军进入欧洲时心里始终是以苏联而不是以纳粹德国为对手。当他的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而苏军还远在几百英里之外时，他对艾森豪威尔命令他停下来把布拉格留给苏联人极为恼怒。1945年8月11日，他给艾森豪威尔写信，想要他的上司相信，“战败的德国人不再是真正的威胁，真正的威胁是‘蒙古人’”。“为了让德国重新成为对抗苏联的屏障，他继续大量使用曾经与纳粹关系密切的当地官员。”他对马歇尔的亲苏政策极为愤怒，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副官约瑟夫·麦克纳尼中将的电话中咆哮道：“为什么我们不趁现在我们的军队还完好无损的时候，猛踢他们的屁股，在三个月内把他们赶回莫斯科去？有归我们控制的德军的协助，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我们可以装备他们。他们恨这些蒙古杂种！”巴顿不理解马歇尔，却与英国人掺和一起，“在欧洲那些硝烟弥漫的暗淡日子里，巴顿和蒙哥马利最终达成了某些共识：即西方联盟和苏联之间终将爆发战争，而且这种危险很快出现”。1945年7月英国大选中工党获胜，艾德里（Clement Attle，1883～1967）当选首相，丘吉尔下野。巴顿为此情绪激烈并挑起“一场大论战”，事后有当事人回忆说：“我记不起都说了些什么，将军的理论是：‘给我下达命令吧，我会把那些苏联人赶出维斯瓦河。’”同一天，巴顿还详述了他对苏联人的见解：“我们理解苏联人的困难之处在于没有认识到他们不是欧洲人而是亚洲人这个事实，所以考虑问题会出现偏差。”艾森豪威尔曾警告巴顿不要做那些追悔莫及的事情，并将此事向马歇尔写信作了汇报，说：“实际情况是，巴顿的个人信念与目前所持的‘艰难和平’观念格格不入。他做不到闭上嘴巴，因为他是巴顿。”9月16日，艾森豪威尔去看望巴顿，“讨论他们的前途而不是德国的局势”。12月，巴顿被一军车撞击身亡。美国作家赫什森在其研究著作《巴顿将军》一书中认为，“巴顿姑息纳粹分子的行为，而不是他对苏联人的仇恨，导致了他的陨落。”其实，巴顿对纳粹分子的姑息态度与他对苏联的仇恨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对苏联的敌对态度又是与他对马歇尔利用苏联制衡欧洲的大战略不理解相联系的。因此，不懂美国大政治才是巴顿陨落的真正原因。与此相对，艾森豪威尔则是对马歇尔战略思想理解和执行得比较好的高级将领，同样的原因，艾森豪威尔战后仕途再上层楼。比较而言，前者只是军人，后者则是军人兼政治家。

　　乔治 • C. 马歇尔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从长计议的优秀的世界主义者”，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称马歇尔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第一战略的设计者”。他把英国的“均势”策略发挥到极致，他站在罗斯福后面，不事张扬，但却像一位外科手术医生肢解并重新安排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并由此实现了使美国长治久安的战略目的。

　　1945年马歇尔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演说，继而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说中表露出对美国削弱欧洲战略成功的喜悦及战后美国的全球抱负，他告诉美国人应该了解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国应该担当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对外政策的视野，再也不能局限于美洲了，而应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我们不应忘记欧洲压迫美国的历史和政治关系，现在这种历史和关系已经倒置，今后美国应有从欧洲手中接“棒”的抱负并“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

　　马歇尔可以说是推动这场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资本主义阵营内部角色“和平演变”的最重要幕僚。而实现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并不是美国与英国的合作，而是美国与自己未来的对手苏联的合作，换言之，不是美国一家，而是美国和苏联两家联手最终击败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帝国的。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在广州时曾在日记中说：“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及抵南昌，又续记说：“历史无事实，事实决不能记载也。”其实，上述“权谋”也正是美国一直在各种文件中最讳莫如深且“决不能记载”的“事实”部分。

　　4．欧洲的衰落

　　值得说明的是，这种合作不仅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期间，而且在战后相当一段时期还在英法力量没有退出的重要地区继续发挥作用。比如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就致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建议美苏共同出兵，制止英法对埃及的侵略”，而“美国同情埃及人的抱负，对纳赛尔印象甚佳，并渴望赢得他的友谊，因此主张英国主动撤离”。美国在联合国与苏联联合一致谴责英国和法国。尽管以色列向艾森豪威尔作出自由进出亚喀巴湾的保证，英国、法国最终还有以色列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撤退。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美国大为不满。对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解释道：美国应当填补英法走后留下的“政治真空地带”，“并将苏联的影响排除出这个地区”。与此同时，美国仍坚守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与苏联的默契，“匈牙利动乱时，美国口惠而实不至，空唱高调”，任由苏联对发生在匈牙利的政治事件及较早的波兰的“自由主义运动”采取强力干涉和军事镇压。美国学者对此解释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准备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去干预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事务，因为那里的利益对苏联而言是生死攸关的，苏联人肯定会为此而战”。这里的问题是，这个“势力范围”是罗斯福、马歇尔为了击败欧洲帮着苏联人在德黑兰会议及雅尔塔会议上争得的。

　　英法退出中东后，欧洲由此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对于这个结果，欧洲人也早是心知肚明，但只是无能为力。其中看得最明白的，除了英国人外，还有总是从欧洲分裂中受益的俄国人。

　　1897年7月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与来访的德国威廉二世皇帝谈到美国对欧洲的新威胁时断言：“要不了多久，欧洲就会变成一个被文人雅士仰慕过的曾经美似天仙而现在已经老态龙钟、步履艰难的妇人了。”德皇问：“那末，依您看，怎样才能避免发生这种状况呢？”维特正面回答道：

　　陛下设想如果欧洲是一个大帝国，欧洲各国之间不花那么多的财力、资源、鲜血和劳动来相互竞争，这些国家不拥有千百万军队来进行角逐，欧洲不象现在这样由于各国彼此害怕邻国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兵营；那么，欧洲就会富强得多，文明得多，它确实将成为全世界的主人，不至于因为互相竞争、互相敌视、互相残杀而衰败下去。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力求在俄、德、法三国之间建立巩固的同盟关系。一旦这些国家建立起牢固稳妥的联盟，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无疑也会趋附这个中心联盟，从而形成一个大陆总同盟，它能使欧洲摆脱它本身为了相互厮杀而造成的沉重负担。到那时，欧洲就将成为伟大的欧洲，就能东山再起，它在全世界所起的主宰作用将强而有力，并将长期保持下去。否则，欧洲和欧洲各国就会有大难当头的危险。

　　维特的这种后来发展为“欧盟”的看法为当时的欧洲各大国视而不见。欧洲果然在几十年后便“大难当头”，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俄国人算是看透了欧洲人的没出息，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经历西方国家矛盾内幕的斯大林1952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比维特的话说得更透。他说：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斯大林的这句话，既是对他在1940年与德国人及1943年在德黑兰与美国人的交往经验的高度总结，又是对西方阵营的所谓“民主和平”论的辛辣讽刺。

　　（三）简短的小结

　　纵观历史，美国的表现显然不够厚道。美国学者孔华润先生对此总结得比较深刻，他说：“尽管美国在历史上一直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然而一旦机会出现，这种诉求并不能使它获得对帝国主义流毒的免疫力。”历史的真实是，当英法霸权在世界范围为美苏两家彻底挤垮并对美国形成绝对依附后，美国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才成为时代的主要矛盾。后来，美国又联合中国和欧洲在这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打败了苏联霸权，继而反转联合欧洲通过推动东欧政治“巨变”和科索沃战争夺回了西方在德黑兰会议上被迫让渡给苏联的巴尔干地缘政治利益。“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为罗斯福在雅尔塔勉强承认，长期以来被莫斯科视为它生死攸关的利益——就这样消失了。”基辛格说：

　　要不是俄国，拿破仑与希特勒几乎笃定可建立世界性的帝国。因此俄罗斯对欧洲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均势的威胁，又是均势的关键国之一，对均势重要但又不完全属于均势。

　　基辛格对俄国的地缘政治特点的概括是相当精辟的。这句话换个说法就是：要不是俄国，美国也不可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要是俄国过于衰弱，美国还会失去这个世界。

　　第四节规律与启示

　　一、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 /

　　以史为鉴，不仅可以知兴衰，也可知未来。早期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单个弱国通过巧妙周旋与战略博弈最终打败并取代欧洲世界霸权地位的典型案例。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研究美国利用欧洲内部矛盾从弱变强的历史，其中有下列规律对中国的未来是有启示的。

　　一、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

　　欧洲大陆原本并不是今天这番破碎模样。古代欧洲曾经历过以罗马帝国和以查理曼帝国为主体板块的时期。查理大帝在欧洲封建社会之初扮演了亚洲中国秦始皇的角色，于公元800年，结束了自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所谓“蛮族”，即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匈奴人、阿兰人、阿瓦尔人等对欧洲冲击造成的几百年大混乱，将整个欧洲大体归入法兰克王国，使欧洲自罗马帝国后再次成为以法国为主体地理板块的大陆。然而好景不长，这个对欧洲未来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事件，却又极不幸毁在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的手里。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这个条约对欧洲的未来产生的灾难是双重的：它在将欧洲大陆一分为三的同时，也为欧洲大陆自古罗马和查理帝国之后的地缘政治，在其进入现代国家历史进程之初，埋下了破碎的根基。这对欧洲未来的成长是致命性的损害，此后，巨大而又无休止的内耗几乎耗去了欧洲未来千年的历史。其次，也是由这个《凡尔登条约》铸定的欧洲破碎性成长根基，使曾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并被法国征服的英国，继而是曾游离于欧洲之外并为英国和欧洲大陆征服的美国，才有了崛起为世界霸权的天然有利的地缘政治条件。在法国，从黎塞留（1585～1642）到拿破仑（1769～1821），在德国从腓特烈大帝（约1123～1190）到威廉二世（1859～1941），乃至希特勒，他们都曾试图恢复查理大帝伟业，但这些努力在英国均势外交下均遭失败。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或许是个例外。俾斯麦是近代欧洲自觉放弃统一欧洲梦想的大政治家，他坚持地区性守成的原则，并为此不惜以辞职与主张扩张的威廉二世分道扬镳。后来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试图恢复9世纪查理大帝和12世纪腓特烈大帝的事业，其结果均以失败告终。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大国的兴衰》中说：

　　当你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象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和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以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命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甚至作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同基督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的。象西方查理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

　　现在我们反观北美大陆。北美大陆在1783年美国独立之前，可以说是既没有自己的地缘，也没有自己的政治。它是欧洲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诸列强的“殖民地大观园”。偌大一个北美大陆却被欧洲列强割得四分五裂。美国独立之初，其政治权力基本在13个州手里。1784年，出使法国巴黎的杰斐逊痛心地写道，美国人是“外交官群体中最没有地位、最不引人注目的人”。各州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此费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展有效谈判，不能向其他国家保证它所签订的协议将会得到各州的切实履行，不能制定旨在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特惠的统一的商业政策，不能维持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陆军或海军”。为此，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陈，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争。他以欧洲作比较分析说：

　　我国各部分都从联合一致中感觉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处，而把所有各部分联合在一起，人们会从手段和力量之大规模结合中，找到更大力量和更多资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将相应地更为安全，而外国对它们和平的破坏也会减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是，联合一致必然会防止它们自身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不断地折磨着相互邻接的国家，因为没有同一的政府把它们联成一气。这种战事，仅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竞争，即可发生，如果与外国有同盟、依附和阴谋串通的关系，则更会进一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对抗。

　　华盛顿对美国未来的期盼就是“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他告诫美国人民：

　　最重要的乃是大家应当正确估计这个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大家应当对它抱着诚挚的、经常的和坚定不移的忠心；你们在思想和言语中要习惯于把它当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提到这种信念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应当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一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分的神圣纽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应当严加指责。

　　身为华盛顿的军事秘书的汉密尔顿也曾以英国为例，深刻分析了国家统一对于美国拥有强大国力的绝对必要性。他说：

　　大不列颠海军，我们闻名已久，如果我们明智的话，终有一天美国海军也会引人注意。如果一个全国性政府不是这样管理大不列颠的航海事业，使之成为海员的培养所——如果一个全国性政府不把国家的全部财力和物力用来组织海军，那么英国海军的威风决不会被人赞美。假定英格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苏格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威尔士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爱尔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不列颠帝国这四个组成部分由四个独立政府统辖，那么不难看出，不用多久它们都会变得比较无足轻重了。

　　把这些事例应用于我们自己的情况。假定让美国分为十三个，如果你喜欢的话，或者分为三四个独立政府，这些政府还能建立和维持什么样的陆军，他们究竟想要有什么样的海军呢？如果一个政府遭到攻击，其它政府会赶去援助，为保卫该政府而流血、花钱吗？难道不会发生如下的危险：其它政府由于花言巧语的阿谀奉承而保持中立，或者被过于爱好和平所引诱而拒绝拿自己的安宁去冒险，而且拒绝为邻人提供防御，也许它们妒忌邻人，乐于看到邻人的重要地位被削弱呢！虽然这种行为未必明智，然而仍然是合乎自然的。希腊各邦和其它各国的历史，充满着这类事例，以前时常发生的事情，在类似情况下，并非不可能重新发生。

　　即使它们愿意帮助被侵略的州或邦联，那么援助的人力和款项怎么提供，何时提供，又是按什么比例提供呢？这支联合军队由谁统率呢，统帅又将听命于哪个政府呢？和约条款由谁决定，万一发生争执，由谁仲裁，并且迫使它们默认呢？这种困难和不便是同这样的情况分不开的。而一个政府则会照顾到全面的和共同的利益，把全国的力量和资源结合起来，加以管理，它就会摆脱这些困难，从而为人民的安全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无论是牢固地团结在一个全国政府下面，还是分为几个邦联，外国对情况的认识和看法必然和实际丝毫不差，并且将对我们采取相应的态度。如果他们看到：我们的全国政府能力高强，管理良好；我们的商业管理深谋远虑；我们的民兵组织适当，训练优良；我们的资源和财政管理细致周到；我们的信用已重新建立；我们的人民自由，满足而且团结；那么他们就更加愿意培养同我们的友谊，而不想激怒我们。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发现我们或者缺乏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各州做对或做错，全由统治者作主），或者分为三四个独立的、也许不够和睦的共和国或邦联，一个亲英、另一个亲法，再一个亲西班牙，也许三个国家彼此相互拆台，那么美国的形象在他们的眼中将显得多么卑贱，多么可怜！她怎么不该不仅被他们轻视，而且还遭到他们迫害呢。不用多久，这种付出重大代价的经验就会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或一个家庭处于这样分裂的状态时，必然是对自己不利的。

　　早期美国人真是不辱使命，他们不仅自身团结，而且不惜一切手段维护国家统一。1812年，英国入侵美国，美国人利用拿破仑在大西洋东岸排挤英国的机会，也在大西洋西岸英勇抵抗英国并于1814年迫使英国签订《根特和约》，英国最终确认美国独立。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发表国会咨文，警告“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我们认为列强方面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区的企图，对于我们的和平和安全都是有危害的。”

　　美国在排除欧洲对美洲的干涉的同时，自己却全力扩张领土边界：1844年吞并得克萨斯，1846年发动侵略墨西哥的战争，强夺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北面，美国与英国发生争端，1846年双方签订条约，规定北纬49度为俄勒冈和英属加拿大的分界线，从而基本奠定了美国北部与加拿大的边界；1861年美国南方要求与北方分离，美国人谨记华盛顿的告诫，以军事的手段于1865年实现国家统一；1867年又从俄国人手中购得阿拉斯加。这样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从大西洋西岸的狭长小国扩展为东接大西洋、西接太平洋并在北美洲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而这种大陆主体板块则是其后来形成世界影响力的物质依托。又经过20世纪的奋斗，美国“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

　　这个结果在18世纪前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只有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具有这种世界影响力，而当时的欧洲则陷于不间断的战乱之中。“这足以使当时任何一位冷静的观察家都会作出如下预言：这些国家将很快内耗衰竭，而中东和东亚地区（笼统地被称为‘亚洲’、‘东方’或‘东部’）较为统一的帝国则会成为长时间影响世界事务的决定力量。”

　　但历史的辩证法却没有沿着人类历史既有的即以四大文明古国为龙头并以中国为结束的“农业全球化”轨道笔直前行，而是从中打开了通往另一条即工业全球化道路的缺口，并以此作为欧美文明的基础。如果说，工业生产方式及由此开辟的工业全球化道路在农业全球化链条的“薄弱环节”，即远离东方且又支离破碎的欧洲大陆获得突破的话，那么，它则在具有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北美大陆获得迄今风头仍健的传承。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与亚洲的中国不同，美国在北美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是美国人自觉打出来，因而是后天的；而中国在亚洲的这种地位则多半是从秦以后的历史继承下来，因而是先天具有的——这与欧洲先天传承下来的破碎地缘政治状况正好相反。19世纪以来，美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随美国人的大陆主体意识同步上升，而中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及其意识总体上则在下降，直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的大陆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才开始回升且日益具有自觉的性质。

　　美国大陆主体板块为其后来击垮欧洲、继而击垮苏联并最终成长为世界霸权大国奠定了基础。首先，破碎型的欧洲大陆先是为英国，继而为美国有规律地提供了丰富的“战略机遇期”。我们看到，正是英国与法国的矛盾、法国在“七年战争”中的失败、英国与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海峡的争夺和西班牙的失败和英国与俄国争夺海上霸权的矛盾，才导致美国在独立战争中获得法国的关键性的结盟和承认、获得西班牙的中立地位以及1780年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宣布有俄国、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两西西里王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相继参加并“对英国是一个沉重打击，而对美利坚联合邦却极为有利”的《武装中立宣言》。正是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矛盾才导致美国在1803年得以从两年前还想远征北美的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正是1853年至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法，美国才可能在南北战争中赢得俄国海军的决定性的支持并在战争后不久从俄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1898年，美国在太平洋上向西班牙开战并受到几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的指责，这时美国又利用英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获得英国的中立，在太平洋上打败了西班牙，由此打开通往远东的门户；正是由于20世纪两次主战场发生在欧洲的世界大战，美国才可能在后半个世纪里，取代欧洲成为新的世界政治霸权中心；最后，还是利用战略空间严重被苏联从东、北两面挤压的欧洲和中国与苏联的矛盾，美国人合纵连横，最终击败苏联并在20世纪末独步天下，成为继“日不落”大英帝国之后的新的世界霸主。而这一切成就，都有赖于令英国传统的“均势”战略无可奈何的美国在北美拥有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的主体板块地位，使美国可反弹琵琶，在英法德俄之间“请君入瓮”，大玩老英国的“均势”游戏，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国家利益。对此，孔华润深刻总结说：“‘欧洲的灾难’常常是美国的‘机会’。美国革命的成功——在欧洲人看来不过是殊死的权力争夺中的一个小插曲——以及路易斯安那的和平获取，也许都是最好的例证。当然，欧洲的灾难可能也会扩散，如1812年，但即使在那时，美国人也得以幸免，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英国把全部资源用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上。”总之，“欧洲因素成为美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其促成方式虽各不相同，但却是持续不断的”。对美国的成功，20世纪初的美国海权思想的奠基人马汉则从地缘政治上明白地总结说：

　　在十九世纪来临之时，美国并不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陆上强国，而是几个力量大致相同的强国中的一个。它和所有其他的强国都有着产生于利益冲突的分歧，而且和它们在地理上直接接触，后者是一个被普遍认为会增加发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为尽管两个国家也可能在与彼此都相距遥远的地区发生利益冲突，但当争端存在于本土附近，尤其是存在于一条人定的边界之上时，对抗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会高得多。所以，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个自然的也是正确的打算就是通过将所有有争议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消除麻烦产生的根源。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一条处于类似环境下的欧洲大陆国家也会遵从的行动方针。为了得到关系着我们利益的土地，我们和别人讨价还价，运用计谋，也发出威胁。尽管杰斐逊运用的是相当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会认为它们谨慎过了头或者过于拘泥于杰斐逊个人的政治信仰了。从较高的道义标准来看，美国获取路易斯安那——美国从一个并无权利出卖这块土地的政府那购买了它，而置那个曾以这块土地不能被如此出卖为条件将其让出的另一大国的抗议于不顾。这个抗议过于微弱，以至无法对拿破仑和我们自己产生什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在敲诈和使用暴力两者间选择一种较少引起抵触的方式以实现自己所希望、所中意的目标；我们通过曲解把西佛罗里达强行摆在谈判桌上讨论的做法也不使关于它的交易看起来多么光彩。不过，从政策上讲，无疑当时的我国政府是相当英明的；而且，当时上述地区人口的稀少也有利于这些地区被转让以及并入美国。由于我们大家都热爱自由，所以当时也不用过多担心忠诚对象的改变会对这些土地上的人民的政治倾向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在关系到国家或世界的重大问题上，少数人的意愿、利益或一般的权利不应被优先考虑，这其中并不必然有着什么不正义之处，就如在投票时少数要服从多数一样。

　　中国在20世纪初也曾受惠于“欧洲的灾难”带来的机会，当时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中国各地军阀已接近将中国完整的主体板块肢解为欧洲式的破碎型板块，中国几乎成了欧洲列强案板上只等举刀宰割的肥肉，但就在这时，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将部署在中国的军事力量撤回，使中国获得化险为夷的机遇：中国民族主义经济与政治力量迅速上升，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力量迅速壮大，在国共领导下的北伐中，中国接近统一。

　　此后，中国面临日本有史以来的全面挑战。就其地理位置而言，日本之于亚洲大陆，类似于英国之于欧洲大陆。而日本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英国那游刃有余的战略环境，正是由于亚洲有着欧洲没有的以中国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板块和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板块——而后者更是美国文化望尘莫及的优势所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日本认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肢解中国。至40年代，日本已将整个中国东部地区肢解为以日本为中心并有利于日本得以运用英国“均势战略”操纵亚洲大陆政治的若干个“卫星国”：大陆东北部冒出的“满洲国”——这相当于欧洲的德国，华北是所谓“华北自治”——这相当于欧洲的法国，华中、华南是汪伪傀儡政权——这相当于欧洲的西班牙。只是后来日本在得意忘形之际打了美国——其后果相似于拿破仑在与英国战争时又发兵俄国。中美联手后，传统的并对中国今天崛起起着几乎是基础性作用的中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才得以恢复。

　　叙史至此，不禁唏嘘，古今伟业之兴衰，仅悬系于闪念。如果说，公元800年几乎将欧洲统为一体的查理大帝，对欧洲的贡献可比作中国的“秦始皇”，那么其断送欧洲未来的三个孙子的罪过则不会次于一个中国的 “汪精卫”。公元843年将欧洲一分为三的《凡尔登条约》，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深埋了一个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英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使岛国日本不可能成长为英国那样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结果以及日本屡次要肢解中国的企图中得到反证。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对此，我们中国人应感到幸运。

　　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具有亚洲主体地理板块的中国不仅承担着稳定中国的重任，而且还承担着稳定亚洲的责任。未来中国绝不能犯下843年欧洲查理大帝三个孙子肢解法国在欧洲的主体板块，并由此导致英国——这在亚洲就是日本，在亚太就是美国——得以用“均势政策”反制欧洲大陆的历史性错误。美国人民牢记华盛顿的教导并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也要谨记毛泽东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的教导，为了中国的稳定，为了亚洲和平，中国人有责任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中国的版图完整及其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地位。如果再考虑到天然传承于中国的儒家文化在亚洲尤其在东亚的主体地位，那么，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我们就应该做得比美国人更好。

　　（下篇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