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连载26-30)

　　【作者按】 这是张文木著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中两卷（下卷尚未出版）的连载，上卷谈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卷谈大西洋两岸，尤其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梳理了其中大国的国家力量及其扩张能力的战略底线和极线。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单行本目前已经断版，内容收录在《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6卷。由于全书注释网络编辑耗费时力，故省略。

      另，这套书只出版了上卷和中卷上、下两册，没有下卷。下卷还在写作中。下卷主要写中国，其结构分天命、天时、地利、人和、使命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已完成，四、五部分（人和）谈生产关系及其存在的的规律和必然性。我已出版的宗教、气候书就是其中天时天命的内容。已出版的地缘政治、海权书是地利部分的内容。生产关系、使命部分是社会主义及其前途，《美国的没落》是其中的内容。但很不够。看来完成卷三恐怕是此生的事业了。

　　张文木出版的著作（2000-2023）

　　上卷目录

　　第三章　太平洋两岸大国地缘政治力量消长规律与中国外交选择　　

      第一节 太平洋两岸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与欧洲比较 / 一、欧洲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二、地缘政治力量评估的合力原则 /三、北美洲与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四、亚太地缘政治结构中的支柱国家及准支柱国家及其特征 / 第二节 日本地缘政治战略：底线和极限 / 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 二、 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第一节 太平洋两岸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与欧洲比较

　　一、欧洲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当我们的研究视野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太平洋，乃至印度洋，犹如我们的旅游从中国南方到中国北方，会发现南方和北方是完全不同的景色：前者是穿插在小桥流水间的拥挤深巷，后者是片片环绕大山的广阔平原。

　　俯瞰地图，我们会发现，欧洲的地缘政治力量分布是破碎的，而正是这种地缘政治破碎特点才导致英国这样的弹丸岛国借助其工业力量成为欧洲霸权的领军国家。反观亚太地区，这里的地缘政治景色则明显呈现出大板块特征：北太平洋东西两大陆有目前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

　　不仅如此，与欧洲更加不同并比欧洲优越的还有，亚太地区这几大政治板块之间具有广阔的地理缓冲空间。欧洲1016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6.8%，共44个国家和地区，人口7.27亿。而亚洲面积440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9.4%，共49个国家和地区，人口36.6亿。

　　在欧洲主要大国是英国、法国、德国、俄国——这些国家相继对欧洲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这四大国面积之和，占欧洲总面积的55%，如果减去俄国欧洲部分面积，其余三大国的国土面积总和仅占俄国之外的欧洲面积的20%。亚洲的主要大国是俄国、中国和印度，这三国占亚洲总面积57%；如果减去俄罗斯亚洲部分的面积（约1260万平方公里），中国和印度占亚洲总面积的34%，其中中国占25%。这就是说，在欧洲拥有主要生产能力的英、法、德三国拥挤在除俄国之外的20%空间内，而亚洲——如果暂不考虑有实力而无可供持续发展的地缘空间的日本——拥有主要生产力和主要资源占有量的俄、中、印三国，则分布在亚洲57%的空间内，中国和印度则占有除俄国外的亚洲34%的可供其持续发展地缘空间。如果再考虑到伊朗（164.5万平方公里）、印尼(190.4万平方公里)、沙特（225万平方公里）、哈萨克斯坦（272.5万平方公里）等拥有巨大石油资源和较大的地缘空间的次主体板块国家，我们就会发现，一幅亚太地缘政治，就是由几个主体板块国家支撑的结构。结构决定命运。在环北太平洋地区，俄国、中国、美国以及位于北印度洋的印度之间的关系决定亚太历史进程；在此之下，还有伊朗、沙特等次主体板块国家也在中东中亚地区发挥着“芝麻开门”的神奇作用。

　　我们说欧洲是世界地缘政治的破碎地带，还在于除俄国外，与其他地区相比，欧洲还是大国间边际缓冲地带最少的地区。德国与法国边界相接，安全地带重合，经济重心紧邻、且双方实力均等，呈对称型制衡状态。法国与西班牙、意大利边界直接相接，后二者对前者也足以构成准对称型制衡状态。历史经验表明：如无广大殖民地补偿，国力，尤其是大国的国力就会因与其力量对称的国家产生相应抵消，抵消的程度与双方力量对称的程度及边界接近的程度为正比。也就是说，国力对称型国家边界越近，双方国力抵消的程度就越大，反之则反是。对此，20世纪初的美国海权思想的奠基人马汉看得明白，他说：

　　尽管所有欧洲文明之内的国家都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是如普遍承认的，还是有某些秉性方面的截然不同将它们分为各自内部有着基于共同血缘的明显亲近感的集团。不过，如陆地上常常发生的情形表明的，当这些集团的成员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时，这种邻近可能会象同极的电流那样产生排斥力，使政治上的分歧成为决定之物，而政治上的共同之处则被抛之脑后。另一方面，如果边界相距甚远，相互接触轻微以至于不会引起政治冲突——就象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形，同一种族的生存、发展和支配地位就很可能成为政治理想所在。

　　为了克服欧洲这种地缘政治的天然劣势，欧洲法国从黎塞留到拿破仑、德国从腓特烈大帝到威廉二世，乃至希特勒，都试图重新统一自公元843年为查理大帝三个孙子肢解了的欧洲，其努力都在诸多对称型国家间的力量对冲下失败了。

　　二、地缘政治力量评估的合力原则

　　我们说，欧洲是破碎型地缘政治板块，这也就是说，在与其他陆地大洲比较，它也是一个“矢量和”最小而“标量和”最大的板块。我们知道，矢量相加遵循平形四边形原则而非代数原则：矢量之间的夹角越大，其合力值就越小。这正好符合合力计算中“两个力间的夹角越大，合力越小”的原理，基于这个原理，与亚洲、北美洲比较而言，欧洲板块——不管其生产力总量如何——是合力最小的地区，其间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国力的矢量近乎等值冲撞，这是欧洲合力值——如果用几何原则而非代数原则计算的话——大大低于亚洲和美洲大陆板块的基本原因。

　　明乎此，我们对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于欧洲而不是亚洲和美洲，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乎此，我们对目前普遍存在于综合国力研究中用代数原则计算出的结果往往与经验事实不符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用这个原理观察欧洲近代史，就会发现，欧洲国家近代殖民扩张更多地是为了转移欧洲国家间的巨大挤压——这种内部挤压使欧洲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竟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用这个原理观察英国，乃至俄国的历史，我们就会进一步发现，正是由于英国与欧洲大陆对称型诸国隔海远离，才使英国能够相对超脱，这又使英国最终崛起并能长期支配欧洲和世界。而俄国版图与西欧诸国间的不对称优势，使俄国总能在历次欧洲冲突中扮演最后裁判的角色。

　　用这个原理观察亚太地区，就会发现中国、俄国、印度、美国这几大政治中心地理板块间的广阔的缓冲地带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比如远离国家政治经济重心的俄国西伯利亚地区、中国西藏、青海、新疆地区、印度高海拔的北方山地以及美国与亚洲诸国间相隔着的太平洋，都使亚太大国力量之间有了广阔的缓冲地带；更为有利的是，在这几大国各自周边又分布着广泛的具有破碎地域特征的小国群落。比如，中俄之间的中亚各国及蒙古等，中印之间的巴基斯坦、不丹、尼泊尔、缅甸等，这对亚太政治都起着比欧洲更为有效的缓冲作用。对中国更为重要的还有，中国东部边界还为同具破碎特征的小国所镶嵌，这在相当程度上缓冲了甚至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那种来自美国对中国东部的战略压力。美国国界裸露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岸，与中国相比，更易受到来自其他地区的类似“9•11”那样的打击，这反过来又加重了美国两洋防务的负担。

　　最后，我们也用这个原理观察古代中国，就不会对中国在中世纪世界文明中保持几千年领先地位而不垮的历史感到惊奇。黑格尔看出了但没有解释好这个问题，他将中国与印度等古国比较后说：

　　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

　　毛泽东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美国人对亚洲地缘政治的这一特点看得比较明白。1957年6月2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旧金山市发表演说，声称：太平洋和东南亚国家“他们毗邻广袤的中国大陆，但它们在地理上、以及某种程度在政治上却是互相分离的。美国的精神和决心对凝聚、巩固它们有重要的影响力。”1956年，盘踞台湾的蒋介石从海峡对面反将大陆看得明白，他对美国人说：“所有亚洲问题的核心就在中国大陆。”

　　最后，如果从这个原理再反视欧洲的历史，我们就能进一步发现，欧洲政治的破碎型特征不仅是地理的而且是政治的。也就是说，欧洲不仅没有统一的政治版图，而且没有统一的政治力量。没有统一，实际上就没有力量。正因此，布热津斯基说：“一个强大的和政治上专心致志的欧洲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出现的。”

　　比较而言，太平洋东岸的北美洲是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最具主体板块特征的地区。如上分析，欧洲的地缘政治呈现的是一种破碎型的特征，而亚洲则是由三个主体板块与几个次主体板块拉动的力量结构，那么，在北美洲则是只有一个力量主体即美国拉动的力量结构。

　　三、北美洲与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现在我们将视野从欧洲经亚洲，再进一步推向北美洲。

　　在这里，整个北美洲只有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大国，而且是版图大体相当且边界接壤的大国，而后者版图（997万平方公里）虽比前者(937.5万平方公里)稍大，但二者国力却极不对称并因此使后者在政治上依附于前者。亚洲主体板块是以中国为主体并配之以印度和俄国共同支撑的。而北美洲的主体板块地位则是由美国一家独占的。如果我们可以认为亚洲是一个相对地缘政治主体板块的地区，那么北美洲则是一个绝对地缘政治主体板块的地区。这一点为美国的发展和扩张提供了欧洲和亚洲远不能比的地缘优势。如果联想到美国建国之初北美洲的地缘政治所呈现的远比欧洲破碎的历史，那我们就不能不为从华盛顿到林肯的美国领袖的治国能力和远大眼光所折服，作为中国人也不能不对维护中国的统一抱有铁血决心。

　　但也应看到，美国在北美洲拥有的绝对主体板块地位对其历史的影响是双重的：从正面说，美国犹如暖洋中的天鹅，北美洲内没有可构成威胁的陆地近邻，北美洲外又有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东西合抱，其国家安全成本相对较低。因而只要国力许可，美国就可以自由地制定和实施其全球战略目标。如果说，正因为欧洲大陆地缘政治板块的破碎特征，才使英国成为世界性的霸权大国，那么正是美国在北美洲的绝对主体地位，才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性的霸权国家。

　　但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所在也正是其劣势所在。美国绝对主体板块地位，加上广阔的东西两洋，在保护了美国的同时，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又增大了美国的防务成本。也就是说，两洋只能阻隔一定程度而非所有程度的安全威胁。一旦威胁——比如“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能够越洋而来，那对美国来说就是致命的，这正如东海保障中国封建王朝的同时也最终断送了中国封建王朝的道理一样。正因此美国天然就养成了从世界范围考虑其国家安全问题，并从世界范围来实施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思维定势。

　　随着人类越洋能力的逐渐加强，美国对两洋防务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以至美国的“安全边界”被迫要与对手国家的“边界安全”相重合[ “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是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可保卫的程度。领土是主权的物质载体，因此，领土边界安全从相当的意义上说就是主权安全。而国家安全边界则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及其可达范围。比如，美国领土安全边界仅限北美洲部分地区，但由于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因而它的国家安全边界几乎覆盖全球。中国的领土边界与美国差不多大小，但与美国相比，由于中国海外军事力量严重不足，其安全边界则不出中国领土范围，尽管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利益已广泛地融入世界。民族国家一旦参与全球化，它就有保护自己的已被融于世界的国家利益的权利，而关心和保护其海外利益并不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了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假设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国家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边界安全度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边界安全系数与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假设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一，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一，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比如目前的伊拉克就是这样。如果等于一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比如瑞士就是这样。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人就很恐慌，觉得影响到它的安全；同样，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人也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安全。这说明，国家安全边界与边界安全是既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承诺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扩张，但它却意味着国家边界安全系数增高。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当然，一国的国家安全值也是相对于特定的对手而言的，比如排除美国的因素，印度在南亚的国家安全值是非常高的，但若印美之间矛盾，印度的国家安全值则相对要小得多。因此说，一国的安全，取决于他国，尤其是大国对该国安全边界的具体规定，而不取决于该国政治家一厢情愿的想像。参见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这在西太平洋地区集中表现为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的直接对抗；对美国而言，更为可怕的是，空旷而无阻障的两洋海域又使美国的安全边界即利益边界事实上与美国的边界安全即领土安全无形重合，这对美国国防几乎是一个天价的负担。对此，只要我们读读美国每几年一出的国家安全评估报告并将美国的战略报告与其他国家的同类报告比较，我们就不能不说，美国在北美洲的绝对主体板块地位迫使美国必须以世界安全为国家安全，换言之，美国永远必须是一个以世界主要大国为对手的国家。这对美国来说，是有幸中的不幸，因为美国必须随时维持巨大却又是永远不足的国防开支，而这又正是美国国家安全的脆弱性所在。这种脆弱性导致美国总是为世界所累，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新世纪以来美国遭遇的“9•11”以及为此开展且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美国这样一个全球型全方位的安全目标需要全球资源支撑，为此，美国必须以全球海上关键通道安全为其战略的绝对重心。这些通道分布于世界各大洋并为美国保证巨大的用以滋养庞大的国内中产阶层的世界资源和利润回流，因此，美国事实上就不可能再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撑远离制海权的陆上目标。通读美国各类安全战略报告，其特点是目标巨大而实现其目标的资源手段却极少。冷战中，美国与大国发生的陆上战争都是以失败告终，即使是联合西欧对苏全球冷战，最后也是在屈膝向中国求救并换得中国支持后赢得的。究其原因是美国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支撑其远离制海权的庞大目标。[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11月28日麦克阿瑟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C69953号电报）中称：“很显然，我们目前的实力不足以迎接中国人发起的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中国人因此拥有累加起来的内在优势。”1951年2月23日艾奇逊转给马歇尔的致总统的报告备忘录草案中直称：“联合国军需要大量增援以展开在北朝鲜的大规模行动。而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提供这些增援力量。”11月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马歇尔的备忘录中认为：“从美国的军事角度出发，美国的陆、海、空长期被困在一场无结果的战争中，还有不断的人力和物力的损失，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并责问：“美国为实现其目标还要在朝鲜投注多少军事资源？”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47、591、710页。]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用“破碎型板块”来概括欧洲的地缘政治特征，那么，相对北美洲的“绝对主体板块”而言，我们可以将亚洲的地缘政治特征用“相对主体板块”来概括，由于中国特殊的亚洲中心地理地位，用“相对主体中心板块”来概括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特征，用“绝对中心主体板块”来概括美国在北美洲的地缘政治特征。

　　但这只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提出问题，如果我们将文化的因素注入其中，就会发现情形又发生了正好相反的变化。作为绝对中心板块的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移民国家，因此，它几乎就永远是一个融而不合的世界诸文化“超市”。仔细研究美国，美国没有自己的主体文化，好莱坞电影只能被看作“美国颜色”而非美国文化。而欧洲却拥有根植于古希腊罗马的拉丁文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以及将欧洲一分为二的基督教和东正教精神。在广大的亚洲地区，如果不考虑俄国的以东正教为核心的斯拉夫文化，基本都凝聚于糅以释、道、儒的新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和揉以婆罗门教、佛教及伊斯兰教的印度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之中。从地缘文化结构比较，就会发现，与地缘政治结构正好相反，北美洲在获得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同时，却没能在较短的历史中建立起主体文化板块。也就是说，与欧洲和亚洲相比，美国是一个文化发展潜力条件最差的国家。这直接制约了美国的国家软实力及由此产生的国家战略能力的可持续增长。

　　四、亚太地缘政治结构中的支柱国家及准支柱国家及其特征

　　亚太地区含两大洋两大洲即太平洋和印度洋与亚洲和美洲，共70多个国家，而对亚太政治具有牵引作用从而对亚太政治结构具有支撑力的支柱国家只有美国、中国、俄国、印度，其中美国是目前唯一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其次，分布于自北向南太平洋的日本、印尼、澳大利亚，及分布于被麦金德称为“轴心地带”的中亚中东地区的埃及、土耳其、沙特、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哈萨克等，则是其中的准支柱国家。这些国家，特殊的地缘政治位势，使其在大国博弈中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比如东亚的日本、台湾地区、菲律宾，中亚的阿富汗以及西亚的土耳其等，在英美这样一些视海权为生命的大国眼中往往担负着阻挡欧亚大陆强国进入东太平洋、印度洋和地中海的“防波堤”的特殊作用。正因此，这些地区往往也就构成了支撑美国全球战略以及其他国家与美国进行战略博弈必须争夺的关节点。

　　但是对亚太政治来说，具有牵引力的国家只是在20世纪初浮出亚太并由此形成支撑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基本政治支柱。在19世纪下半叶即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英国势力的存在和中国并不那么可靠的自卫能力，一直维持着亚洲地区的脆弱均势”。但到20世纪初，日本、美国的崛起，以及俄国势力经西伯利亚扩张到东北亚，这几方在相互冲突的同时也共同将英国赶出太平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日本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及其与其狭小的地理版图极不相匹配的国家生产力，加上它崛起、毁灭和今天再次崛起的特殊经历，使日本在这些准支柱国家中有了特殊的地位，这也使日本在太平洋地区，一直是最具搅局能动性的国家。因而日本问题也是牵动近现代太平洋政治演变的重要因素。分类而论，在据有主体板块地位的，因而被笔者称之为是太平洋地缘政治支柱的国家，如美国、中国、俄国、印度，是具有结构稳定性的国家；而拥有巨大生产力却没有与之匹配的地理版图和相应资源的日本，则是最具解构性的国家。

　　鉴于此，以下我们的讨论先从日本开始。

　 第二节 日本地缘政治战略：底线和极限

　　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日本位于北太平洋西岸，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岛国。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与中国、朝鲜、韩国、俄罗斯相望。陆地面积377880平方公里，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其它6800多个小岛屿。

　　日本的地缘政治特点，在太平洋地缘政治中属主体板块的边缘，但与其他太平洋中的同类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是，日本位于东北亚，深嵌主体板块国家中国、俄国，乃至美国中间，这与夹在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的东欧诸国，尤其是波兰的地缘政治有相似的特点。但与东欧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是近代在亚洲最早走上英美式自主型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而自主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尽可能要有广大的以母国资本为中心的外围地区，即资本形成和增值必需的“中心—外围”结构。而日本地缘政治天然所处的大陆诸主体板块边缘或夹层地位，使得日本与同样是边缘岛国的英国一样没有强烈的区域归属的民族心理，即英国和日本都不愿将自己归入自己所面临的大陆：与英国加入欧盟的态度一样，日本一会是脱亚入欧，一会又是脱欧入亚，至今也没有明确自己的定位。这是因为在亚洲，相对于主体国家的边缘地位使得日本成了天然矮人，这对拥有亚洲一流生产力并曾在近代深刻影响甚至险些改变亚洲历史的日本而言，是不能接受的。日本一直将自己比作远东不列颠，不幸的却是没有英国面临的那种天然破碎因而可以长期推行均势战略的大陆板块——日本夹在由中国、俄国、美国构成的稳定的铁三角中间东冲西撞迄今未找到符合其理想的出路，更未赢得不列颠英国在美国崛起之前曾有过的数百年横行天下的风光——这正如美国崛起后，夹在美洲与欧洲大陆中间的英国也随即黯然失色的道理一样。

　　鉴于此，日本要想在较快的时间内，摆脱其自主型经济力与其边缘的地位不相匹配的尴尬处境，那它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即强力的方式，改变日本的“骨格结构”，即扩大日本的地理版图，其要义是肢解长期钳制日本的中国和俄国，打破中、俄、美三国的“铁三角”结构，最终在东亚地区形成以日本为主体板块的辐射地带。至于日本国力辐射方向，则视周边可突围的薄弱环节而定，但不管如何，也不管什么时候，率先控制台湾，继而控制台湾东西两翼，则是日本“拔除东亚之难局”的关键。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征伐清国策》，其中目标就是“吞并盖平（今辽宁盖县）以南的辽东，以及山东的登州，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和长江两岸十里以内的地区”。1895年，日本海上打败中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款 占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占领这些岛屿，日本就控制了实现并在20世纪40年代实施的“大东亚”战略的“命门”：有了台湾，日本就有了依次滚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政治的稳固轴心。台湾之于日本的意义，时任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将军（Dauglas MacArthur，1880～1964）在1950年有比较到位的分析：

　　福摩萨在历史上就被（日本——笔者）当作向南部地区进行军事侵略的跳板。最著名也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对福摩萨的利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福摩萨作为日本各种护航船队的中途集结地区和补给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驻扎在吕宋林加延湾的军队主要力量是从基隆、高雄和澎湖列岛运来的。支援日本的陆军、海军的空军部队也是以位于福摩萨南部和台中的飞机场为基地的。高雄是1942年2月日本人入侵爪哇的中途集结点。1942～1944年，福摩萨是从日本、经过冲绳岛和菲律宾、到达东南亚的交通运输线的重要连接点。1944～1945年期间，福摩萨是日本为准备守住菲律宾地区的重要战役向菲律宾部署增援部队和飞机的关键中途集结点。随着美国航母舰队开进西太平洋，福摩萨作为空军基地在日本的防御计划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1945年1月美国占领吕宋后，日本空军撤退了福摩萨机场，占据了主动发动攻击的有利位置，用来阻止我们前进的部队。1941年日本控制琉球群岛和中国东部的周边地区后，福摩萨的军事作用便充分表现了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美苏冷战使日本得到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休整机会，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苏联解体而来的是日本重新崛起及与之相应的日本新的扩张冲动，其冲锋首选，根据历史经验，最可能的就是与中国尚处分裂状态的台湾地区。19世纪日本侵略台湾的企图就是以1872年10月15日吞并琉球开始，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束。21世纪初，日本又在钓鱼岛列屿及其周边不断制造如“春晓油田”之类的事端，这都是日本再次涉足台湾的先声。与明治以来的历史一样，如果日本不愿在东亚走瑞士或瑞典式的发展道路的话，那么台湾仍是日本再次起步东亚的第一站，也是迈开双脚站稳东亚的最核心的环节。控制台湾，日本东可抗美，西可制华，南可威慑东南亚诸国及美国的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海上生命线。正因此，美国在“台独”问题上，采取反对或不支持的立场。美国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底线——如果它的领导人头脑还不算糊涂的话——是可以向中国和俄罗斯挑战，极限则是不能放手让台湾“独立”，从而使日本再次控制台湾。由于台湾在东亚战略格局中所具有的“命门”的特殊地位，对日本来说，一旦它占领台湾，它就意味着日本已向中国和美国及整个东亚国家摊牌，和平的日本也就走到尽头。20世纪前半叶的日本史就是这样一个因偷吃“禁果”（台湾）而遭了“大核”之灾的悲剧式的历史

　　二、 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

　　称霸东亚，继而太平洋，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远比英国崛起时面临的更为苛刻的目标，如日本不愿以瑞士而是以英国为其发展样板的话，那日本则必须在中国、俄国、美国铁三角中强力破局。明治维新的发生将只有老鼠身材，其力量又不足以承接旋转乾坤重任的日本送上称霸世界的不归快车。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对日本未来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史书对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已给了相当高的评价，但同时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我们能够将这场运动与同期的俾斯麦德国及后来的毛泽东中国的“不称霸”外交政策比较，就会发现，明治维新对日本的未来最具灾难性的影响是它提出了与日本国力不相匹配的，或者说，远超出日本国力的外交目标。正是明治维新的成功及其对日本未来目标的确立，使只有老鼠身材的日本换上了老虎般的野心。如果说俾斯麦之后的德国的灾难是由于它背离了俾斯麦为德国制定的有限扩张路线的结果，那么，日本的后来的灾难则是其政治家过于执着追求“明治目标”的结果。

　　（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19世纪中叶，英、美、俄等国家迫使日本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实行封建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统治动摇，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思想的地方实力派萨摩和长州两藩，在“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的口号下倒幕。1868年，革新派实行“明治维新”，废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1868年，天皇睦仁颁布《御笔信》（《宸翰》）明示“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明治政府当年还“制定了一部以普鲁士德国的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对法制进行了改革”，并“从英国皇家海军请来的专家为日本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出谋划策，从普鲁士总参谋部请来的专家帮助他们实现陆军现代化。日本军官被派往西方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学院学习，尽管本国已建立起军火工业，但仍从国外购买现代化武器”。“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义务，即实现国家‘富国强兵’的号召。对于日本人来说，经济实力和陆海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此后日本政治一直就在明治目标的重压下在中、俄（苏）、美之间狂颠。

　　1855年，吉田松阴（1830～1859）写给其兄杉梅太郎的书信提出在美、俄、中之间以中国为突破口的策略：

　　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州之土地以为偿。

　　今急修军备，舰粗具，炮略足，则宜开拓虾夷，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

　　《御笔信》颁布后，右大臣岩仓具视与参议木户孝允研讨日本的“前途大事”。木户孝允在1869年1月26日的日记中记录道：

　　明朝岩仓公出，垂问前途大事，因以数事进言。……至重要之事有二：速定天下方向；向朝鲜派遣使节，责其无礼，彼若不服，则兴问罪之师，祈能大显神州之威。

　　……然后立即一变天下陋习，确定远大之海外目标。

　　1873年日本天皇睦仁采纳木户孝允提出的“内治优先，先内后外”的建议。为此，日本实行征兵制，成立常备军，建立沿海防御，制造军舰，构筑炮台，培养陆海军军官，生产和积蓄武器。19世纪后半叶，日本已跻身世界强国行列。海军战力的增强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

　　日本崛起之初面临的对手众多，如不算北方俄国，日本人将其概括为A（America）、B(British)、C(China)、D(Dutch)：以台湾为临界点，在南方有英国、荷兰，在东西两面有美国和中国。日本人在这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借力打力，在太平洋战争之前，部分实现了日本明治时代政治家们提出的战略目标。

　　台湾是日本和平的极限，并不是由于日本占领台湾会给日本带来多少地缘政治利益，而在于仅仅靠日本的资源和力量不足以消化这些利益。日本占领台湾必然产生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保住这些“利益”，日本则须控制台湾东西两翼：东即从小笠原群岛，经北马里亚纳群岛至关岛一线，西即中国东部沿海省份，尤其是浙闽两省及南洋菲律宾等，这样日本就会将自己推向至少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在近代先是与中、英，继而与中、美——直接对抗的起跑线上。而与两个以上的大国直接对抗的战略，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这是从拿破仑战争到朝鲜、越南战争的世界战争史留下的经验中可以得到证明。不幸的是，在“明治大帝之遗策”的重压下，日本人不明智地将占领台湾这一大毁灭的起点误当作国家崛起的起点。

　　（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

　　187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1875年，日本舰队入侵朝鲜江华岛，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96年7月，桂太郎向伊藤博文首相提出《统治台湾意见书》，主张“北守南进”，即在确保日本海与朝鲜半岛安全的同时，以台湾为立足点，向华南和南洋“伸张羽翼”，扩大日本的影响。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并获英对日本向俄发难的默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部队发起攻击，并在次年5月击溃俄在东北亚的海上力量，日俄签订《朴次茅斯和约》，1910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日本由此成为独霸东北亚的地区强国。

　　扩张至此，对日本来说，已是需要相当长时间来消化这些“成果”，可以说，这也是日本扩张已达到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默认极限。当时，在中国、俄国和美国的铁三角中，日本的这些“成果”已得到俄国和美国——此外还有英国——方面不同程度的默认和支持，甚至怂恿。这样的条件不仅当年俾斯麦德国不可企及，即使在世界大国崛起史上也是千载难逢。

　　但是日本在明治目标的“魔环”笼罩下，并没有采取俾斯麦的节制路线，而是选择了与同期德国威廉二世（执政时期1888—1918）相同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无限扩张的政策。

　　1914年，日本利用对德宣战侵占中国山东省和太平洋上德属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1915年，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使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1926年，裕仁天皇登基，日本进入昭和时代。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召开了“东方会议”。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1863～1929）提交秘密奏折，自吉田松阴、岩仓具视及木户孝允之后再次提出在美国、苏联、中国铁三角之间的突破策略建议，称：

　　东三省为东亚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为欲自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向之日、俄战争，实际即日、支之战。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在“明治大帝之遗策”的驱动下，地缘政治资源万分不足的日本已不知节制，开始向亚洲“大风车”挑战并提出环环相扣的实施方案，即要实现“明治大帝之遗策”， 即欲“征服世界”，必然引起美国和俄国的遏制；打破美俄遏制的突破口当在中国；在海上实现对台湾的占领后，实现从陆上“征服支那”的战略基地，当从中国东北及蒙古切入，“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的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

　　到1931年，日本完成建立总动员体制的准备，拥有配备新式武器的23万兵员的军队。6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召开由陆军省军事课长、人事课长、参谋本部编制课长、欧美课长和中国课长参加的五课课长会议，筹划侵略中国东北。6月19日，拟出《对满蒙方案》后又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7月，陆军省把这份文件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本庄繁。此文件实际上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

　　9月18日，日本便在沈阳制造炸毁铁路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发动突然袭击并向中国东北全境进攻。1932年3月1日策划成立伪“满洲国”。1933年2月进攻热河省，侵袭华北。3月27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33年驻华日军以武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此后，日本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1935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伪“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举行五相会议，决定《基本国策纲要》，提出“稳步地海外扩张，谋皇道精神的实现”。“外交国防相辅相成，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谋求“帝国的生存和发展”。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

　　至此，日本似乎有意放慢扩张步伐并转而消化在中国战场上的“成果”，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解放区战场。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下一步战略方向选择，即南进与英美冲突还是北上与苏联冲突的问题。日本北进派于1938年7至8月在张高峰地区，1939年5至8月在诺门坎地区，向苏联发动进攻，结果惨败。近卫文麿任首相后曾对德国驻日本大使鄂图披露：“日本通过诺门坎冲突了解到苏军实力，日本要在技术、装备、机械化方面达到苏军水平至少还需要两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日本北进彻底无望，加上美国对其日益加紧石油限运，日本这时完全忘却了美国曾在19世纪70年代对其侵略中国台湾的支持，以及英国和美国曾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对日本的支持，一改曾于1938年7月31日《日本参谋部关于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提出的“抓住结束战争的时机”，“下一期时的军备对象确定是苏联”，“秘密研究准备处理英国在华既得权益，抓住解决事变的关键”的战略决策，最终选择昔日的帮助者美国和英国为对手，全速进军南洋。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并迅速向南中国海推进，到1942年夏，先后占领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尼、关岛、威克岛、新几内亚一部分、阿留申群岛以及太平洋上其他许多岛屿。

　　随之而来的结果是日本在迅速扩大其战果的同时，也不得不陷入与位于太平洋东西两岸美国和中国同时作战的困境，其国力在迅速推进的战线上日益透支。资料显示，日本经过从19世纪末的军事扩张到1937年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其海上的扩展潜力已接近国力的极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国力已开始萎缩。1937年美国、苏联、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七大国中，日本国民收入位居末位，而国防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居第一。同年日本在七国中的战争潜力为第六位，美国是日本战争潜力的11.91倍。面对悬殊如此巨大的国力差距，日本不仅没有意识到收缩战线、巩固和消化已掠夺到手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迫切性，相反，它却在德国、意大利初期胜利的鼓动下，于1937年和1941年重复了拿破仑向欧洲两个大国即英国和俄国挑战的战略性错误，全面发动致其死命的侵华战争和对美的太平洋战争。结果，日本及其殖民地的战争潜力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两向分别为扩张制陆权和制海权的目标所消耗殆尽，并于1945年8月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的三角合击下，遭到灭顶之灾。至此日本明治以来所取得的全部政治经济成就和地缘战略利益灰飞烟灭。从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时期的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战败，日本不仅没有撼动中俄美三角的禁锢，而且还从哪来再到哪去，由此耗空了已聚集了近百年的国力。

　　（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日本败国的根本原因与德国是一样的。与其说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轴心国领导人的疯狂，不如说是由于在这之前日本的明治天皇和德国的威廉二世所提出的与本国国力不相匹配的过高的战略目标。这使得他们及其后来的继承者们总是以英国为扩张参照，而忽视其远不如英国的地缘政治条件，其结果是德国在俄国、法国的东西牵制中，日本在中、俄、美三国合击下近乎毁灭。换言之，只要有称霸世界目标，就必然与世界数个大国冲突，而这对位于世界级大国中的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新崛起的后发国家，要在这场多对手冲突中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扩张都是从周边破碎地带突破，而在坚硬的地带停滞，最后当这种扩张引起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大国家冲突，其结果就会本利全输。

　　对日本更具灾难性的，是与德国俾斯麦同期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初就制定的为俾斯麦坚定拒绝的威廉二世式的世界目标。如果说，德国威廉二世的外交政策是在背离俾斯麦地区守成外交原则后出现的，那么，日本的世界扩张意识则是从明治那一代人的基因中遗传下来且迄今未变的。这就可以解释今天德国可以向世界人民认罪并在德国民族精神中坚决摒弃纳粹思想，而日本则死不放弃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及与此连贯的始于明治时期的向世界扩张情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扩张情结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因而是日本人精神中不可能打开的死结，同时这也铸定了日本那“西绪弗斯”式的悲剧命运，不同的只是安排这种命运的已不是宙斯而是至今仍被日本人奉为神明的“明治大帝”及“明治大帝之遗策”。对此，日本第71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一书中有过很深刻的总结。他写道：

　　以战前的外交，特别是战争前后的外交为教训，我想提出下面的“外交四原则”：

　　第一，不做超出自己国力的事情。

　　第二，外交不能搞赌博。

　　第三，内政不能与外交相混杂。

　　第四，必须顺应世界史正统的潮流。

　　中曾根康弘特别强调：“我们必须在战后将这四项原则作为外交的一个基准。”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的日本政客们很少能对老政治家的从痛苦教训中总结出的治国经验做出认真反思。

　　（下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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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转自“张文木战略”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