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连载31-36)

　　【作者按】这是张文木著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中两卷（下卷尚未出版）的连载，上卷谈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卷谈大西洋两岸，尤其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梳理了其中大国的国家力量及其扩张能力的战略底线和极线。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单行本目前已经断版，内容收录在《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6卷。由于全书注释网络编辑耗费时力，故省略。

      另，这套书只出版了上卷和中卷上、下两册，没有下卷。下卷还在写作中。下卷主要写中国，其结构分天命、天时、地利、人和、使命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已完成，四、五部分（人和）谈生产关系及其存在的的规律和必然性。我已出版的宗教、气候书就是其中天时天命的内容。已出版的地缘政治、海权书是地利部分的内容。生产关系、使命部分是社会主义及其前途，《美国的没落》是其中的内容。但很不够。看来完成卷三恐怕是此生的事业了。

　　张文木出版的著作（2000-2023）

　　上卷目录

　　第三章 太平洋两岸大国地缘政治力量消长规律与中国外交选择

　　第一节 太平洋两岸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与欧洲比较 / 一、欧洲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二、地缘政治力量评估的合力原则 / 三、北美洲与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四、亚太地缘政治结构中的支柱国家及准支柱国家及其特征 / 第二节 日本地缘政治战略：底线和极限 / 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 二、 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 / （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二）误判产生的原因 / （三）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 /（四）摆脱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律责任，将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战略突破口/ （五）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 （六）结论：要想稳定太平洋，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当历史进入21世纪， “日本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但如果将其外交举动联系起来分析，就会发现日本这是在“项庄舞剑”。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日本将挥剑何处，而是日本这些举动将导致什么后果。而要使我们的讨论能够产生正确的结论，那就必须对目前日本问题产生的历史前提即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特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解体”和“冷战结束”成了中国学界对国际形势的两大主流判断，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总认识。然而，现实的世界政治与这样的判断并不相符。

　　所谓“雅尔塔体系”（亦称“雅尔塔体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英、苏、中等国对结束战争、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及维护战后和平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等进行的多次讨论后形成的一系列协议和谅解，以及由此确立的旨在遏制德、日军国主义复活并以此为逻辑起点的战后国际和平秩序和法理体系。

　　不可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雅尔塔体系有了相当的调整，但总体来说，其旨在遏制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制度根基及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苏联之后，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确实是解体了，其标志是在雅尔塔体系中被分离的东西德统一，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及原属于苏联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东欧转入西方阵营。俄国失去了苏联时期在欧洲地区的地缘利益，同时也失去了对东欧的“保护”责任。但是，在远东地区，我们却不能说“雅尔塔体系解体”，因为构成雅尔塔体系的基本要素和大国保障远东和平的法律责任没有变：俄国仍然继承着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占领日本北方四岛的权力；美国仍然占领着冲绳岛；中国在雅尔塔体系中被恢复并确认了的对台湾的主权的法律地位没有改变。 反之，如果我们假设这种由美国、俄国和中国实际行使的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远东雅尔塔权力结构已经解体，那么，目前的亚太和平就会失去法理基础；俄国占领北方四岛、美国在冲绳岛驻军就失去法理基础；中国对台湾主权的法理地位就会发生动摇。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雅尔塔体系所确定的中国维护远东和平的国际权力，及对台湾的主权权利，是由当时的蒋介石政权即中华民国签订并接受的。与雅尔塔体系中的苏联权力（比如对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权）和权利（对千岛群岛的主权）在苏联解体之后便天然转入俄国手中的案例相似，蒋介石政权自1949年在大陆倒台及1972年被联合国除名后，雅尔塔体系中的中国权利，尤其是关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利以及台湾及相关岛屿的主权权利等，就天然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这种继承事实不仅具有法理基础并且为联合国及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所承认或“充分理解和尊重”。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分析，尤其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没有改变的法律事实，那我们就不能认为雅尔塔体系已经解体，而只能说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而不是远东格局解体了。

　　另外，现实的世界政治更不具有“冷战结束”的特征。

　　所谓“冷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全面遏制政策。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并由此正式拉开针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序幕。应当承认，苏联解体后，围绕着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是，也必须同时承认，围绕着俄国、中国的冷战却反倒加强了。丘吉尔所描述的“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的“铁幕”，在欧洲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同年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加入北约后，大幅东移并进一步向俄国逼近；在远东地区，美国通过一系列条约协定从法理上恢复了20世纪从日本到澳大利亚，从菲律宾到阿富汗的以中国和俄国为对象的“T”字形遏制链条，并于20世纪末开始放纵日本扮演冷战前锋的角色。此其一。

　　其二，如果说冷战真的结束了，那么，在欧洲作为冷战最重要的工具“北约”就应与“华约”对等解散而不是继续维持和强化。在亚洲，《开罗宣言》作出“使朝鲜自由独立”的决定，“三八线”它最初只是一条为便于美苏接受日本投降的临时军事线，却在朝鲜战争后固化为苏美在东北亚的冷战线。如果说，冷战真的结束了，那么，“三八线”就应废除，朝鲜就应当统一。那些针对性十分明显的诸如《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台湾关系法》及与菲律宾的《来访部队协议》等，就更不应该在“冷战结束以来”继续维持或恢复。相反，在苏联解体以后的世界政治图画中，北约不仅没有解散，反而在武力推动下大幅东移并直逼俄国和中亚。1999年4月6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明白表示：21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华约解体后，北约行动地域却大幅扩张；在东亚地区，20世纪意在遏制中国和苏联的自日本到澳大利亚的岛屿链条不仅没有放松反而自上世纪末越拉越紧；在东北亚地区，苏联解体后迄今南北朝鲜问题仍是并且是越来越热的国际斗争焦点。这说明冷战并没有结束。不同的只是，昨日是美苏力量对称的冷战，现在则是力量不对称的冷战；昨日冷战的策源地是美苏两家，而今天则只剩美国一家。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多是势均力敌的战争，21世纪初的战争则基本都是“狼与羊”式的力量不对称战争。不管是军力对比还是地缘政治利益分配，冷战天平都大幅向美国倾斜。在近几年美国政府提交给国会的各项报告中，都表达出“对未来15年中国进程的估计充满了不可知因素”的担忧。据报道，目前，美国政府正在迅速果断地调整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拟从目前的太平洋司令部内，分离增设一独立的“东北亚司令部”，主要战力大约是目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兵力的2/3。另外还要增加关岛的军事力量，以应付可能发生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台湾海峡的冲突。这说明在欧洲取得压倒俄国的战略优势后，美国正在将冷战的重心移向远东地区。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事实上已将尼克松时期的适度扶持中国崛起的政策，转向适度为日本政治“松绑”，支持日本在东亚地区，乃至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作用”以遏制中国的政策。

　　如果有的同志还认为美国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冷战政策只是少数学者的观点而非官方的政策，那么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就讲得更坦白。他在《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一书中披露：

　　“事实上，后来的美国政府并不认为冷战结束是战略休假。从老布什到克林顿，美国的战略和兵力规划仍然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美国有可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两场战争，美国必须同时打赢这两场战争。虽然两场战争的标准经常遭到质疑，但无论是来自文职部门还是军方，美国领导人一致认为美国必须准备好在朝鲜半岛和波斯湾打两场战争。…… 从历史上看，美国后冷战时期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它具备的在地球任何角落部署兵力发动战争的能力，是史无前例的。

　　“9·11”之前，美国战略圈已经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没人相信近年内两国会发生战争，除非台湾问题出现危机。不过很多人认为，随着中国的军事能力和地缘政治野心的增长，未来二十年内美国与中国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在增加。这种针对中国的考虑，是美国实现军事技术现代化的动力之一，也是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动机之一。从更广泛的意义层面上看，这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原则。把中国看成美国的下一个重大战略挑战者，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的五角大楼里就形成了，布什上台前后，尖锐地指出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至此，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这种观点得到官方确认。

　　这些都说明，苏联解体后，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冷战更加强化了。对此小平同志早有警觉并提醒注意。1989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

　　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历史证明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准确的。十多年过去了，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针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在小布什第一任提出的实际针对南方国家的反对“邪恶轴心”和第二任提出的实际是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束暴政”两大政策目标下更加强化。如果对此没有准确的认识，就会导致对整个世界形势的误判，误判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国家对外政策与策略。

　　由上我们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基本特征的分析所导出的新判断就是：

　　1.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结束，但在远东没有结束；

　　2.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冷战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

　　如果我们承认这两点是正确的判断，那我们目前流行的“雅尔塔体系解体”和“冷战结束”的判断，就是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特征的误判。误判当然就不能对当前日益严重的“日本问题”产生准确的认识。

　　（二）误判产生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误判呢？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雅尔塔体系与冷战的产生在时间上如此接近以至我们将雅尔塔体系与冷战体系混为一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英、美、苏三大国在行使雅尔塔权力和战后利益分配上产生矛盾并由此很快导致冷战。双方与各自的盟友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条约并成立了互相对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并在这些条约及保障这些条约的组织基础之上形成了冷战体系。接踵而至的是世界政治中刚刚形成的表现为大国合作精神的雅尔塔体系，立即被蒙上了表现为大国尖锐对立的“冷战”的色彩：本来在雅尔塔体系中已解决的德国分治、中国的台湾主权及日本战后地位等议题，都又在冷战体系中出了“问题”。尤其是在70年代美苏争霸达到高峰时，以往的敌人成了朋友，而以往的朋友又成了敌人，这使人们得鱼忘筌，将大国合作打败法西斯后的法律成果即雅尔塔体系搁置一边，而只记住了冷战体系。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局势剧变，东西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解体，这时有些学者便认为这表明“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特别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标志着以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

　　这里需要问的是，作为冷战的最重要的组织工具，在“北约”没有与“华约”对等自行解体，反而进一步强化的条件下，怎能说“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在东欧剧变而远东雅尔塔格局基本未变的条件下，怎能说已为世界提供了近50年和平保障的“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

　　事实上，冷战与雅尔塔体系是两个内容上完全不同而在时间上又紧密重叠的事物。就产生时间而言，雅尔塔体系产生在先——其目标是制约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复活，冷战体系在后——苏美各自的目标则是争夺世界霸权；就结束时间而言，以德国统一为标志的雅尔塔体系局部解体在先，范围只局限于欧洲；以苏美争霸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在后，对象只限于苏美两家。但就世界范围内，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冷战仍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不同的只是美国将主要冷战对手从苏联移向中国、俄国和整个第三世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苏冷战，在历史上并不是“冷战”的特例。实际上，19世纪初拿破仑失败后维也纳体系建立不久，就出现过从1815年到1907年的英俄间的从西欧、经克里米亚半岛，再到中亚阿富汗的近百年的冷战。此间，除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像样的国际性战争。鉴于德国崛起，1907年英俄间的冷战通过《英俄协定》而暂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出现了以制约战败国为目标的凡尔赛体系，与此同时，俄国出现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随着苏联的出现及其在以重工业和电气化为前锋的工业化中崛起，西方与苏联之间再次出现“冷战”。为了消灭苏联工农政权，英国、法国、意大利乃至美国都不惜以牺牲凡尔赛体系的代价怂恿德国、日本等再次武装——这其实是19世纪英俄冷战的继续。结果在距上次世界大战结束仅21年即1939年，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美、英、法、中等主要战胜国之间合作和谅解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防止德、日、意法西斯东山再起为目标的雅尔塔体系。与维也纳体系甫立未稳便出现英国与俄国的“冷战”、凡尔赛体系甫立未稳便发生了西方与苏联的“冷战”的情况类似，雅尔塔体系建立之初，美国与苏联之间便开始了冷战。从1946年3月5日丘吉尔以《和平砥柱》为题的富尔敦演说，到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冷战时间持续长达近40年。美苏冷战，尽管规模巨大，但大体没有突破雅尔塔体系确定的框架。

　　有趣的是，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为了推动对苏冷战，曾无知地“要求国会通过决议，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达成的秘密协定（指雅尔塔协定）”。结果遭到英国和西德的反对，迫使美国政府在2月6日政府和国会公布的决议案“并未谴责雅尔塔协定本身”，即使这样，该决议案也未能在国会获得通过。

　　无独有偶，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他试图结束冷战：首先宣布从阿富汗撤军（1986），接着，在西方不同意对等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件下，率先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组织”（1991年）。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混为一体，在主动结束冷战的同时，也率先放弃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权利和义务：同意东西德统一（1990年）；从德国、东欧、蒙古等国撤回驻军；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日，签署《日苏联合声明》，以至在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上“互有妥协”；同年8月至9月，苏联政府默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苏联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独立。正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联享有的雅尔塔欧洲权利及其相应的义务，才有了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的动摇乃至最终解体。另一方面，1999年“北约”通过科索沃战争的胜利将西方力量插入俄国传统势力范围即巴尔干半岛，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同年加入北约，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出现标志着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正式结束。

　　但是，戈尔巴乔夫带领苏联为结束冷战而从事的殉难并没有感动西方。从戈尔巴乔夫本意上说，他想结束的是苏联和西方的冷战而非雅尔塔体系，由于他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混为一念，结果他在泼出洗澡水的同时，也将洗澡的婴儿泼了出去。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雅尔塔欧洲格局结束了，可他最想结束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却以极不对称的形式再现于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之中。

　　欧洲的雅尔塔体系解体的同时，苏联在这个体系中获得的东欧利益连同苏联本身也灰飞烟灭。现在的问题是，难道我们也要步戈尔巴乔夫的后尘，在远东率先放弃我们流血换来的雅尔塔体系中的中国利益并由此引起现存的远东法理体系解体吗？当然不能。

　　（三）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

　　苏联解体后日本的实际表现告诉我们：日本再次导演“大东亚”的剧幕已经开始并一定要被日本右翼推到高潮。而全剧首幕场景就是钓鱼岛，因为由此可以直切日本亚太地缘政治的核心。

　　我们只要打开地图，就会看到，钓鱼岛是日本所谓“周边事态”所涉区域诸环节中的关键环节，更是从日本列岛与对日本地缘政治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台湾岛之间最关键的接榫部位。2005年4月13日日本政府宣布开始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就是因为中国开采油气的地点接近钓鱼岛。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地缘政治的基本特点。这里的“资源”，指的不是一般人类生活资源，而是人类生活的短缺资源。我们同时还知道，国家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全体人民”或“与公民相对的政府机构”，事实上国家还是一个汲取资源的生命体。因此资源的走向便是国家地缘政治的走向。日本是经济发达而资源奇缺的国家，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其制造业和市场的相当部分分布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而日本却对从日本到南中国海这条决定日本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线路无任何实际控制力。这就刺激了日本右翼再次寻求南向，尤其是军事南向扩张的冲动。日本前几年提出的“周边事态”的范围主要指向中国台湾和东南亚一带，这大体上也就是19世纪日本明治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朝对华侵略战争前后的地域范围。而“周边事态”所涉范围推展的逻辑结果就必然是日本20世纪40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其间，中国台湾位处核心地带，而钓鱼岛则被日本视为控制台湾的前沿基地。同理，控制了这些岛屿，也就扼住了日本扩张野心的关键：1945年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计划反攻“太平洋的四条进军目标全部是中国台湾”。

　　台湾及周边岛屿，既是亚太大国博弈于西太平洋地区的关键地带，同时也是日本攫取非法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命门”地带。

　　我们不妨再看看地图，从日本列岛到台湾诸岛，就像一条从东海游向南中国海的大鳄，鳄尾是俄国占领的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说的“北方四岛”），鳄身是从北海道到九州的日本主要岛屿，鳄颈则是琉球群岛，鳄首是台湾，而钓鱼岛则是颈椎部分。如果失去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日本就失去了对其地缘政治最有关键意义的台湾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就失去了强升为亚洲政治大国的第一道，也是最基本的门槛。从中国方面看，钓鱼岛主权一旦实际控制在大陆手中，“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的政治“联盟”的“七寸”就被打断，而中国大陆对台岛内“台独”势力的外围控制就完成了关键部署。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是对其“周边事态”所涉关键地区进逼的战略试探行为。事实上，日本政府提出的所谓“中间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日本战略棋盘上是随战略需求随时可以移动的。而“民间”的概念在日本右翼眼中也是一个不便直接表达的“政治”概念。我们知道，19世纪明治初年，日本开始提出的“耀国威于海外”的方针的实施，实际上就是从19世纪70至90年代的入侵和占领台湾开始的，而20世纪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最早也是以“民间”人士即“浪人”为开路先锋的。因此，在东亚问题上，我们不要让日本的所谓“民间”的概念迷惑了我们的战略意识。

　　有人说，日本早晚也要成为政治大国。

　　这话不明不白。什么是大国？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日本不仅对其战争罪行百般抵赖，而且不顾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这说明日本有力量而无仁义，无仁，则不能成为大国。其次，大国不仅要有相应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它要有与其国力相应的并被国际法确认或世界主要国家默认的地缘政治空间。目前日本缺少的不是力量和财富而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对日本的接受，至少也应是某种程度的默认。在20世纪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侵略了东亚大多数国家，并在朝鲜、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及东南亚诸国扶持傀儡政权。围绕日本本土，日本几乎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纳入其外围安全空间。但这些地缘政治“成果”，在战后由美、苏、中三国力量构成的雅尔塔远东格局中已荡然无存：日本将在甲午战争后占据的台湾岛的主权归还中国，朝鲜独立，日本南方冲绳岛和北方四岛，分别为美国和苏联占领。这一系列地缘政治变动及确认这种变动的相关文件，形成了保障亚太地区战后50多年和平的远东雅尔塔法律体系。这个体系通过美、苏、中三大国从北向南即从日本北方四岛、南方冲绳岛和中国台湾岛的层层钳制，断绝了日本重新武装的可能。而没有重新武装和由此再造的与日本财力相适应的地缘政治空间，日本必然走向大国的判断，确实就是没有前提的判断，而抽掉上述前提谈日本崛起，则无异于空话。

　　（四）摆脱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律责任，将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战略突破口

　　与20世纪初的情形相似，21世纪初，日本再次面临强大的生产力与狭小的地缘政治空间的重大矛盾。新世纪的日本再次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不愿做亚洲的“瑞士”，那就必须做亚洲的“不列颠”。目前看不出日本有前一种选择的可能，而对后一种选择却有跃跃再试的冲动。

　　太平洋战争中对日本实行最后一击的斯大林在1945年12月回答蒋经国“日本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的问题时，曾一针见血地表示：“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多，爱报复。日本希望东山再起。”

　　苏联解体后，美苏冷战虽已结束，但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又开始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鉴于20世纪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和21世纪初伊拉克战争后治理困难的教训，美国在新世纪的冷战中既要避免直接卷入远东地区冲突，又要限制中国崛起，为此，美国开始为日本松绑，绥靖日本在对华冷战中打前锋。

　　1996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确认了坚持日美同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根据《联合宣言》的精神，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于1997年9月在纽约发表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从而顺利完成了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位。同月，美国与日本完成了对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这标志着美国将推动日本向政治军事大国转变。在大西洋地区，美国在欧洲的战略也作出重大调整。1999年初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对此日本众议院迅速响应，4月27日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三个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5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强调只要对“日本的和平安全构成重要影响”，就全力与美国合作；7月27日，日本防卫厅年度报告强调先发制人的“自卫权”。新世纪初，日本又借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实现了海外派兵，并日益涉足台湾问题。2003年6月日本又通过了“有事三法制”，认定日本首相在危急时刻可不经过国会同意直接派部队采取军事行动；2003年12月9日，日本政府举行安全保障会议和临时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从而成为与美国并肩作战的军事盟国。现在，日本北向开始冲击“北方四岛”俄国的占领权，南向开始否认中国在钓鱼岛主权地位，深化与“台独”分子的高层联系，介入台湾地区的事务。2007年5月14日上午，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规定修宪手续的《国民投票法》。该法案规定赞成票需超过有效投票数的一半，修宪结果才有效。但法案没有规定最低投票率。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指出，“这将改变宪法第9条，为在海外行使武力开辟道路”。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也表示，“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社会”。2007年6月24日本首相安倍承诺将在三年后对宪法进行修改，他说：“有必要向民众表明，我们计划从现在开始的未来3年后修改宪法。”2014年5月9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国民投票法》。

　　令人担忧的并不仅是日本上述外交政策对雅尔塔远东和平体系的冲击，而是这些政策得到了美国的支持。2006年5月１日，美日两国外交、防务最高长官在美国国务院举行日美安保磋商会议，就驻日美军整编最终报告达成协议。这意味着日美军事同盟进入“新阶段”，日本事实上成为美军在东亚的战略据点。可以预计，今后日本在恢复所谓“正常国家”，摆脱雅尔塔体系赋予日本的法律责任的方面还要有些大动作。

　　种种迹象表明，苏联解体及随之而来的欧洲雅尔塔格局解体后，美国外交自觉或不自觉地正在脱离美苏争霸时期那种以冷战为主兼顾雅尔塔体系的政策，转而采取——开始是半推半就而后就是直截了当地——通过摆脱雅尔塔体系，尤其是其中的监督日本的法律责任，并通过绥靖日本而强化遏制中国（和俄国）的冷战政策。这种政策已具有张伯伦式的外交赌博的特征：张伯伦以牺牲凡尔赛体系为代价，不断绥靖德国向苏联发难，其结果是燃起的欧洲战火不仅烧毁德国也结束了大英帝国。近几年美国为了遏制中国，正在快速打开远东“潘多拉盒子”。这燃起了日本颠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希望，并企图由此恢复它在雅尔塔协定下所丧失的部分或全部地缘政治利益。

　　1890年12月6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公开发表所谓“保护利益线”的《施政方针》，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守卫主权线，二是保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疆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之安危有紧密关系之区域也。”“方今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国家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已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为此，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打遍了亚太地区，战败后军力退回“主权线”。90年代末，日本又提出“周边事态法案”，这其实是山县有朋“利益线”理论在百年后的翻版。

　　日本自认为是海洋国家，其国家利益扩展的目标必然是南洋，而控制台湾及周围岛屿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实际上，从《周边事态法案》到《国民投标法》，日本已大体做好了颠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国内法律准备。下一步则是向雅尔塔体系对日本的限制提出挑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有人认为战后日本对东亚和平的认识有了大的进步，那就大错特错了。1993年8月10日，细川护熙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那场战争表态说：“我本人认为，这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日本遗族会马上回应说：“细川的讲话让阵亡者的遗族难以忍受，我们要重建被东京审判歪曲了的历史观。”此后日本自民党内成立了所谓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并由19名日本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的“主讲人”进行了20场讲演，并汇集成册题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本书的第一章“大东亚战争的起因”说：

　　日本的战争责任常常被人们提起，但是弱国也应该为自己的弱小而对历史负责。国家衰弱未必是好事。有时，弱国应该为自己弱小而对历史有重要责任。当时的清国和朝鲜就是这样。

　　朝鲜和中国也有相当的责任。由于自身的衰弱，从而招来了俄罗斯的侵略，也招来此后的动荡。这是朝鲜和中国应对历史负有的责任。

　　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狼吃羊是羊的错，谁让你这么弱。如此推论，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也是正确的，谁让你打不过美国。日本右翼打了近100年，战败后又经过50多年，可“狼”语一点不改。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日本在公开场合尚不承认其“军事大国”的目标。但大量事实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始，日本背离其向世界，尤其是向亚洲人民所作的“非战”承诺已越来越远。

　　现在，日本的上述战略已进入实施阶段，其重点在台湾地区。21世纪始，日本右翼与“台独”分子的关系已公开化，甚至已部分地上升到官方层面，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李登辉等“台独”分子否认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地位，要将台湾与日本从地缘政治上联为一体。如果“台独”分子的目的得逞，那日本“周边”范围就会进一步越过台湾而跨入南中国海。目前日本正对亚太国家实行递进式的力量测试。日本实现其“周边”远景的关键首先是实现对台湾的控制，鉴于钓鱼岛处于与台湾接榫的地理位置，因而实现对台湾的控制前提则是实现对钓鱼岛的控制。今天的日本“周边事态”意识就是昨天的“大东亚”意识的胚胎形式，当然它也是颠覆雅尔塔体系及其远东格局的胚胎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岛问题、从而台湾问题，都是事关亚太和平格局的关节点，而目前的亚太和平只能是由美、俄、中三国保障的雅尔塔和平。

　　（五）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世界和平真象孩子们可以随意推倒重起的沙盘。

　　造成世界4/5人口卷入其中，5000多万人死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胜利结束，并由此产生了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中国等共同保证维护了近50年世界和平的雅尔塔体系。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体系，其欧洲部分竟在戈尔巴乔夫的轻率中瞬间解体，而目前美国放纵日本的轻率政策——所开条件是要求日本在对华冷战中打头阵——又使雅尔塔和平体系出现终结于远东的趋势。

　　现在我们尚不知道的是，美国将要把这个东亚“潘多拉盒子”的口开多大。美国正在采取的认可日本收回北方四岛的立场、默认日本扩大自卫队作用、支持日本“入常”、放纵日本与台湾的“高层交流”等政策，其结果只能是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的历史重演：绥靖日本不仅使日本成为东北亚抗衡中国和俄国的力量，也使日本成为打击美国的力量。

　　目前分析，美国对日本绥靖的底线尚未出冷战框架，但已开始触动远东雅尔塔和平的底线。值得警惕的是，美国目前已流露出“埋葬雅尔塔遗产”的意愿。2005年5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胜利日属于我们所有人，这是全世界的事件。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分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但没有分割1945年的胜利。我们现在也没有把它分割。反希特勒联盟的所有盟国、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谈到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时，普京指出，“这是集体的决定，是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苏联领袖的决定”。“这些决定是考虑当时客观情况作出的：纳粹的根子尚未铲除，欧洲受到严重破坏，胜利者对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复兴责无旁贷”。对此，布什则针锋相对指责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镇压东欧”，发誓要“埋葬雅尔塔遗产”。

　　这里需要问的是，小布什要“埋葬”的是哪里的“雅尔塔遗产”？联合国是雅尔塔的“遗产”，是否布什先生因对其不满而要将之“埋葬”呢？20世纪末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已搬走了欧洲的雅尔塔基石，那么，在新世纪初，小布什是否要清除远东“雅尔塔遗产”呢？但问题是美国放弃雅尔塔远东格局、强化对华冷战的极限只是日本外交政策的起线。对日本而言，其“周边事态”边界即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能伸多远，这确是连美国也不知道的谜底，正如当年西奥多·罗斯福绥靖日本时，也不知20多年后的日本人的边界竟会达到珍珠港一样。

　　和平，实际上应当理解为一种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强制力量保障的稳定结构。如果同意这种见解，那么，目前的亚太和平实质上就是雅尔塔体系中的而不是其他体系中的和平。今天日本放弃战争权，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雅尔塔协定强力规定并为战败国日本所接受的。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明确规定：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训令日本：

　　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第六款）

　　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第七款）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第八款）

　　同年8月10日，日本分别向美国、英国、苏联、中国政府明确表示：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由美国、英国以及中国政府，以及后来由苏联政府签字的在波茨坦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所列举的条款。

　　日本将上述意愿在1946年11月3日正式公布的《日本国宪法》中以国法形式得以确认。该宪法第九条规定：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正是这些制约日本并为日本接受的条款构成了雅尔塔体系中的远东和平体系的基石。只要远东雅尔塔体系不被破坏，只要日本没有通过遵守其和平承诺而为亚太国家和人民所接纳，它就很难重新成为正常大国；换言之，日本要想重新武装并成为政治大国，就必然要破坏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山雨欲来风满楼。1999年日本提出的《周边事态法》和2003年国会通过的“有事三法案”及其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举动表明，欧洲雅尔塔格局解体后，日本已开始为颠覆雅尔塔远东格局作前期准备。对此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1982～1987）在《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中讲得直截了当：

　　还有关于修宪问题最大的争论点，也就是第九条的问题，第一项的规定保留着尚可，但对于第二项“不保持陆海空和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内容，就应该进行修改了。

　　对持续了近六十年的战后体制进行历史性转换的时机已经来临，而且也必须进行转变。不仅自民党，所有的政党都必须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自己的立足点。这样的时期已经到来。不能修正自己观点的政党，就是所谓旧时代的政党。这就是至今为止的进展情况。还固守以前被麦克阿瑟占领后二三十年间的观念的政党，在国民中明显落伍。国民正在不断进步，所以遗留在旧体制中的东西就会被抛弃，而且我认为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强。

　　可以预见，远东雅尔塔格局解体之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国际合作形成的和平体系在世界范围终结之时。

　　雅尔塔体系中台湾主权归属中国，是目前世界各国反复声明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也是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台湾当局进入联合国的法理基础。值得特别说明的是，造成今天两岸分离现实的历史原因是冷战体系而不是雅尔塔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由国际社会公认的雅尔塔体系而非冷战条约构成的冷战体系才是当今亚太和平的法理基础。所以，在没有取得亚太国际社会共识的新的合作体系出现之前，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就有权力保证，而日本也有义务兑现其于1945年前后向国际社会所作的承诺并维护现存于远东的雅尔塔和平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日本必须遵守其和平宪法，不能重新军国主义化，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更不能触动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地位。

　　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了遏制中国，美国正在选择张伯伦的路线：不是继续兑现并谨守20世纪40年代在《大西洋宪章》（1941）、《联合国家宣言》（1942）、《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1943）、《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1945年）、《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1945年）等国际文件中向世界人民所作的和平承诺，与俄罗斯、中国及亚太国家一道维护远东和平，而是单方面地绥靖日本并从不负责任的“埋葬雅尔塔遗产”表态中获得机会主义的利益。这就无异于暗示日本可以率先向中、俄发难。日本知道，在亚洲如果没有19世纪末中国和俄国的衰落和内乱，就不会有日本的明治霸业，日本就不能攫夺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利益并最终非法夺取西太平洋。现在日本开始在钓鱼岛，继而台湾地区先向中国发难；日本右翼政客要求俄国归还“北方四岛”、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甚至否认远东国际法庭判决结果的舆论日高。这表明日本右翼已不甘心只将日本保持在“经济大国”的层面。对亚洲各国而言，对于目前日本出现一系列否定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合法性，为日本太平洋战争中侵略亚洲国家的罪行张目，放弃和平发展道路的举动，不仅要从民族感情的角度，更应该从雅尔塔体系的法理角度，来遏制日本右翼复辟“大东亚战略”梦想的挑衅行为。关于此，让人回想起毛泽东同志在半个世纪前说的但至今仍有意义的话：1954年8月毛泽东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希望英国工党的朋友劝劝美国人：

　　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看来，现在仍有用毛泽东这句话再次提醒美国人的必要。

　　（六）结论：要想稳定太平洋，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上世纪整整100年的历史表明，良好的中美关系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基础。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崛起于东北亚。20世纪初占领朝鲜、中国东北，并在美国的绥靖下在30年代末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40年代日本进入南洋英美势力范围并在袭击珍珠港后发动太平洋战争。此后美国寻求中国帮助，在中美的联合中，日本战败并在雅尔塔体系中被迫大体退回明治时代的版图。现在回想起来，太平洋战争的发生，美国也负有相应的绥靖责任。在珍珠港事件前一个月即1941年11月，罗斯福还“愿意同日本联系，想法缔结一种联合公约来维护太平洋的和平”，只是当日本人打了美国之后，罗斯福才转而死死地拉住曾被他当作“额外负担”的中国，让中国帮他消化日本造成的恶果。在开罗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美国给了中国和苏联不少承诺，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太平洋战争胜利后雅尔塔体系下的远东格局。

　　太平洋战争胜利后，美国又好了伤疤忘了痛。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美中关系恶化。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出现极端反共反华的麦卡锡主义。1959年9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苏联赫鲁晓夫会谈后，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鼓吹美苏决定国际形势，其结果是美国在60、70年代差点被苏联人赶出印度洋。这迫使反共老手尼克松屈尊于1972年来中国求救，并与中国再次形成战略合作关系。这导致苏联在亚洲的攻势受挫并于90年代初自我解体。

　　21世纪的美国历史仿佛又回到20世纪初的西奥多·罗斯福时代：面对日本崛起且试图打破远东凡尔赛格局，西奥多·罗斯福以牺牲中国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代价绥靖日本，其后果是老罗斯福搬起的日本之石砸在了小罗斯福的脚上。新世纪初，美国一些少不更事的领袖们又开始玩火，试图再以牺牲中国和远东雅尔塔体系的代价绥靖日本，其结果恐怕也不乐观，因为由美国人点燃的火势并非随着美国人的指向而是随着风向蔓延的。在此，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太平洋再次失控，如果日本之火再次烧到太平洋东岸，美国是否又要再次寻求中国和俄国的帮助？

　　值得说明的是，目前的美日合作，乃至所谓的“美台合作”，已不仅仅是冷战层面即以遏制中国和俄国为目标的合作，而是已有了地区性战略合作，破坏远东雅尔塔和平的内容。美国已向世界透露出“埋葬雅尔塔遗产”的意愿，日本更是随声附和并谨小慎微的试探亚洲人接受日本“咸鱼翻身”的底线。

　　20世纪整整100年的历史还表明：不管美国如何强大，要想稳定太平洋，它就必须实行与大国，尤其是与中国合作的政策。从古罗马到大英帝国的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帝国有那么大的实力可以长期单独包揽和支配世界，美国也不能例外：20世纪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苏冷战以及本世纪美国在中东中亚开展反恐战争的结果反复表明，美国并不能独立承担改造全球政治，甚至地区政治的重任。在亚洲近现代史上，向美国正式宣战并打到美国的只有现在声称为美国“盟友”的日本。而亚洲如不出现20世纪40年代那种于日本有利而于中国和苏联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日本就根本没有向美国发难的政治条件。相反，中美合作则是经过历史考验从而是相对稳定的战略层面的合作关系。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如果要想锁定太平洋，并有效扭转自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国势的迅速衰落，历史经验告诉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握手当然只能是尼克松式的握手。

　　第三节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 /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冲击中国和俄国 /（二）“可怜的塔夫脱”，美国不知深浅首次触礁东北亚

　　第三节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冲击中国和俄国

　　第一个时期是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从侵略日本到承认并支持日本西太平洋崛起，抵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鼓励和支持将日本扩张力量向西北俄国和南洋释放，以达到借日本冲击西太平洋俄国和英国力量的同时，也牵制英国在东太平洋形成对美国的海上压力的目的。这时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与日本的矛盾，而是美国与包括俄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矛盾。美日矛盾是附属性矛盾。

　　19世纪下半叶的东亚政治呈现如下基本特征：⑴ 中国清王朝、俄罗斯沙皇帝国在内乱中衰落；⑵ 俄国与英国在欧洲争霸而导致英日结盟，日本崛起；⑶ 美国为与英国、荷兰等争霸太平洋，支持日本在东亚崛起并向南冲击英荷势力范围；⑷ 美国为减少日本崛起对太平洋东岸的冲击，怂恿并限制日本向太平洋西岸扩张。

　　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世界政治已是风雨飘摇，世界运势正在西半球上升。在欧洲是俾斯麦统一德国、俄国农奴制改革，在北美洲是美国林肯统一美国；亚洲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刺激下，印度被英国全面占领，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规模造反并被镇压，日本则在西方炮舰冲击下出现明治维新。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及中国战败，对东亚政治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它一方面将西方对东方的主要压力吸引到中国，这相对减轻了其他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通过改革实现国家转型 的压力。另一方面，它又燃起东亚国家，尤其是一直视中国为至尊的日本挑战中国东亚中心地位，以及欧洲列强在非洲和南美洲的殖民地瓜分完毕后，进一步向东亚扩张的冲动；这同时又导致欧洲列强与日本、美国、俄国在东亚地区的冲突。其间，美国东亚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承认日本崛起并尽可能将日本扩张势头向西北大陆和南方台湾牵引，以冲击英国、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同时还有避免日本东进与美国冲突的策略考虑。

　　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大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成了吸引西方列强的东方“磁场”，就在欧洲列强将目光集中在轰然倒地的东方巨龙——中国时，美国则开始将目光停在次一级的猎物——日本。除了美国力量不足以与西方列强争食的原因外，美国关注日本更有地缘政治的原因。关于此，刘世龙先生在《美日关系（1791～2001）》中说得比较深刻：

　　进入1848年后，日本在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地位已升至这种程度，开国只是时间问题。美国的扩张欲望不及英、俄等国，却要抢先迫使日本开国，究其原因，是因为日本的战略地位对美国最重要。此时，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发生划时代的变化。在太平洋东岸，加利福尼亚于1848年发现金矿，加速了美洲西海岸的开发。加利福尼亚于1850年成为美国的第31个州，标志着美国成为一个大岛，从单纯的大陆国家变为兼具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双重性质的国家。这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更加重视太平洋和海外扩张。在太平洋西岸，上海于1843年开埠，使日本成为中美航线上的必经之地。随着上海逐渐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日本之于美国的重要性逐步上升。1850年加利福尼亚的飞剪快船开辟一条新航线，把纽约、旧金山、上海（或广州）、伦敦联系起来，使日本的地理位置更形重要。1849年，美国太平洋邮船开辟纽约至旧金山的轮船航线，使建立横跨太平洋的轮船航线成为指日可待的事。轮船时代的来临，使横亘在中美航线上的日本列岛成为美国的必争之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横渡太平洋，加煤站必不可少，日本于是与夏威夷一起成为美国觊觎的对象。不仅如此，当时还认为日本可大量供应煤炭，这为不产煤的夏威夷所不可企及。

　　当然，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这时美国之所以关注日本，是由于太平洋，尤其是现在被美国视为生命线的通往印度洋必经的马六甲海峡的中太平洋洋区当时已被西班牙、英国、德国等欧洲列强瓜分完毕。由于中国的吸引，日本连同东北亚地区，仍是这些欧洲列强没顾得上的“羔羊”，这样日本便成了当时只有资格吃“剩食”的美国扩张的最佳方向。在瓜分中国问题上，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不求独占，只求分羹；而对待日本，一旦时机成熟，美国则会独吞。正因此，美国后来采取“黄雀在后”的政策，在鼓励日本向中国、俄国、英国发难完毕后，再联合这些国家击败并独占了日本。当然这只是后话。

　　19世纪中叶，与中国锁不住国才被迫开放的经历一样，1633年至1639年，日本幕府5次发布“锁国令”，只允许同中国、荷兰、朝鲜三国有限制地贸易。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4艘舰船驶抵江户湾浦贺附近，强求日本开港通商。1854年2月佩里又率7艘舰船重抵江户湾，3月胁迫日本签订《神奈川条约》，规定对美国开放下田、箱馆（今函馆）两港，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1858年又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开放神奈川（今横滨）、长崎、新潟、兵库等港及江户、大阪两市，美国享有治外法权。此后，日本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日本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

　　与中国太平天国革命出现的原因大体相同，日本开放后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此起彼伏，但社会危机却导致日本走了与中国不同的维新道路。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1869年宣布版籍奉还，1873年改革地税，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帝国会议。这些措施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通过维新运动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建立了民族国家，走上资本主义，继而为争霸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

　　面对日本的崛起，美国开始考虑如何定位与日本的关系。当时日本与美国在东太平洋夏威夷问题上有着深刻的矛盾，美国要想化解并利用这种矛盾，就要考虑用其他利益与日本进行交换。为此，美国采取鼓励日本向南和向西扩张的政策，试图以牺牲英国、荷兰、法国以及中国、俄国的东亚利益来减轻日本在夏威夷问题上对美国的压力。1871年7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写道：“一旦我们和中国发生纠纷，或是和朝鲜的纠纷增加扩大，则（日本）乃是一个为友固可欢迎，为敌深可惧怕的国家。”因此，与其与日本发生冲突，不如让日本与美国的主要对手相争，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讲得更加明白：

　　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华盛顿未来的远东政策），美国官员抛开其欧洲同伴，单独向日本提供帮助，后者自1868年开始政治转型并取得惊人成就，它决心仿造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实现本国的现代化。70年代中期的美国驻日公使约翰·A.宾厄姆对日本要求关税自治表示同情，他还意识到，美日合作可以削弱英国在日本市场的强大地位。这便是美国政策转变的开端。

　　1854年7月11日，美国在日本开国仅3个多月后便迫使琉球王国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在琉球取得通商权和治外法权。琉球接近荷兰、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南中国海的势力范围，并与中国有更近的藩属关系。美国知道自己无力与欧洲列强抗衡，就鼓励并为日本向南方扩张铺路。1872年10月15日，日本对琉球采取单方面行动：以设琉球藩的方式开始吞并琉球。美国在得到日本保证美国在琉球的利益的承诺后，对日本的行为“未提出异议”。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琉球问题上先放任后偏袒日本，那么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台湾问题上，它更是乐观其成。

　　1871年11月，发生琉球居民因船只遇难而漂流到台湾东部后船上人员被杀事件。1872年2月，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此乘美国船到台湾问罪。10月12日，李仙得返美途经日本横滨。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将参加过美国1867年侵台活动的李仙得介绍给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10月24日德朗会见副岛种臣，在谈及台湾问题时，表示日本如拟扩张疆域，占领他国控制不到的地方，美国当乐观其成。10月25日李仙得在横滨会见副岛种臣，在美国公使德朗及其秘书在场的情况下，就日本侵台事宜为日本出谋划策。10月27日，李仙得向副岛种臣表示愿为日本占领台湾效力，称只需2000兵力即可攻台。美国国务卿菲什得知德朗把李仙得得到的关于台湾情报提供给日本后并未表示反对。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决定侵略台湾并于4月4日命令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出兵。5月8日，在美军舰“蒙那肯”号的声援下，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登陆，中国随后出兵，日本因准备不足，在10月31日与中国签订《中日北京专约》后退回。日本对美国人参与侵略台湾特别表示“感谢”，李仙得于1875年7月在日本退职，作为外国人首次被授予旭日大绶章。

　　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又马不停蹄地于1875年侵略朝鲜，此前，美国驻日公使宾厄姆特意将佩里1853～1854年如何叩开日本的《美国舰队远征中国诸海和日本实录》一书赠给井上馨副全权大臣，以壮其行。在日本的胁迫下，1876年日朝缔结《日朝修好条规》。1882年7月，朝鲜爆发反日壬午事变。朝鲜士兵民众联合烧毁日本在京城（汉城）的公使馆。中国和日本派军，就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却会同海军上将，出动军舰对日本进行表面为“礼节性”实则为日本助威的“访问”。迫使朝鲜政府于同年8月30日再次缔结不平等的《济物条约》，日本获得保护使馆的“驻兵权”。1884年12月4日，日本利用朝鲜亲日势力策划宫廷政变，由于中国清府出兵，日本侵略意图没有完全实现，但还是迫使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评价说：

　　1876年，日本与朝鲜直接签署了一项条约，这进一步证实了宾厄姆的判断，即日本正在崛起。这项条约首次改变了朝鲜与中国的纳贡关系，预示着该地区的权力关系将出现显著的重新调整，而日本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在1878年的一项条约中，美国允许东京享有很大程度的关税自主权，这引起了欧洲人的不满。……华盛顿的态度表明，美国在亚洲看好的是日本的未来，而不是中国或朝鲜的前途。

　　为了彻底拿下台湾与朝鲜，日本认识到必须对中国最终摊牌，并将占领台湾与解决“中国问题”总体考虑。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征伐清国策》，把战争时间定在5年后，即在中国实现军队改革和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方实力之前。1893年山县有朋提出为期10年的战略设想，山县在1893年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认为，西方列强计划侵略东方，但侵略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候“是今后10年内开通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日。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应是今后八九年内充分准备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祸害，并在有机可乘之时进而准备获取权益……到那个时候，可以成为我国敌手的国家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他认为“如今后不出10年关系破裂”而发生对俄战争，则为了事前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就必须早点寻找机会对清战争。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大藏大臣松方正义产提出“我邦必须长期占领台湾”主张，认为“台湾之于我邦，犹如南门之锁钥，无需申论，欲向南方扩张大日本帝国之版图，必须先经此门户”；“由此而达海峡诸半岛及南洋群岛”，“我邦占领该地之利益既然如此之大，则如被他国占领，必对我邦损害极大”，“其他各国今后决不会袖手旁观”，故 “今日若不能占领，则终将永无占领之时机”。占领台湾的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主张：“若在厦门……占据优势，则我帝国恰如彼英国之于苏伊士地峡，在东洋独有同等权力，亦决非难事。”

　　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前，美国在亚洲还没有夺得一个像样的基地，它需要日本为其东亚政策前趟“雷区”。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就是纵容日本“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纵容和利用日本为美国充当东亚战略“清道夫”是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因此，在1894年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之前，美国不仅拒绝干涉日本，还有意向日本派出军事顾问，甚至利用驻华使馆的外交特权，窝藏包庇日本间谍，提供军事情报等。1894年6月，日本借口朝鲜内乱出兵朝鲜。同月初，美国将停在长崎的军舰“巴尔的摩”号派往朝鲜。7月23日，即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两天，近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日本军人的带领下开赴汉城。7月，日本驻美公使建野乡三与美国国务卿格雷沙姆会谈，双方针对中国达成默契。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将尊重朝鲜独立主权，建野答日本在朝鲜没有领土野心。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关注中国甚于朝鲜，日本是否更希望与中国而非与朝鲜作战？建野回答：此言极是。日本国内形势危急，与中国交战将……使此得到改善。1894年7月8日和10月6日，英国两次要求美国与欧洲列强联合干涉中日战争时，美国予以拒绝。美国驻华公使查尔斯·田贝于10月23日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中说“中国失败，在达到其王朝受到威胁的程度以前，都是有益的经历。这种事情来临之日，就是外国干涉之时”。田贝之子美国公使馆一等参赞田夏礼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推测日本打败中国并将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改革”，这对西方列强是有利的；他在报告中写道“日本宣称，这次战争是一次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如果它坚持这种说法，超脱其一己的私利，成为文明的战士，它自己的面前将有一个广阔的行动领域”。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国虽然鼓励日本向中国发难，但其对华政策还是与日本有区别的。从日本方面说，中国的解体对日本是绝对有利的，这会使它在一劳永逸地解除西面中国所独有的洲际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压力的同时，还使自己处于与英国一样的利用大陆分裂形势推行均势外交的有利地位。但美国只希望中国主体地位削弱而不希望中国大面积解体。19世纪末中国面临即将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思想库中国问题权威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看出中国的解体会成为一场灾难。当时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某些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对大清帝国的瓦解即使不兴高采烈也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柔克义却认为一个有能力在其国境内维持秩序的独立自主的中国对亚洲力量的均势是十分必需的”。在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仍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中国，美国在谈判中反对一切可能削弱中国的建议”。他认为“一旦中国崩溃并被瓜分，美国就要面临一个不愉快的任务：在中国各地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它的对手则远比中国人难对付。此外，这场角逐的不可知的后果很可能就从毁灭中国所造成的真空中开始，这将比现存的不稳定具有更大的威胁性。”1900年罗西奥多·罗斯福给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贝格的信中说：“我愿意看到日本占有朝鲜。它将对牵制俄国起作用，而俄国由于它的作为应该接受这种报应。但是我真诚地希望不要分割中国。这样做将对任何人都不好。”这就是说，美国支持日本在东北亚的行动只是为了牵制俄国，同时，罗斯福心中还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和俄国，而要达此目的，中国就不能解体。事实上，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是有限的：其极限是日本要强至能牵制中、俄，但不能破坏中国和俄国对日本的牵制并由此造成日本与美国的直接对峙；其底线是日本弱不至无力牵制中国而使中、美直接对峙。这时“美国所要扮演的正是柔克义为之设计的角色——远东权力均势操纵者”的角色。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英国和俄国对日本南向扩张的态度则与美国有相当的不同。19世纪下半叶英国对日政策是希望日本在东北亚扩张牵制俄国以减轻俄国同期在中亚波斯和阿富汗与英国强劲争霸的压力。为此英国反对日本对台湾的扩张，而沙俄则怂恿日本割占台湾以冲击英国的利益。1874年日本侵台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日本使节大久保利通表示：如果日本不把矛头指向台湾而去侵略朝鲜，将会得到英国的援助。1894年5月正值朝鲜局势告急，日英双方进行谈判，6月中旬英国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武装侵略。7月16日，两国正式签订条约，英国同意取消在日租界及其行政权，废除在日领事裁判权，提高关税率，这对日本战时外交是一重大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雷在签字仪式上承认，“这样的条约对于日本来说，其效果确实不少。说其效力比在朝鲜击败中国的大军更为远大也不为过”。7月23日英国政府又对日本表示，若中日开战，不以上海为战场，英国将采取“中立”。两天后，日本便向中国开战，8月1日中国与日本先后宣战。次年4月17日，中国战败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战争前后，西方列强均抱着“渔翁得利”的准备。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当天，俄国正式向德法提出对日干涉的请求，德法随即同意并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作为回报，除“赔款”外，中国还复照日本答应“不将福建省内三地让与或租借给别国”。这个复照便成为日本以中国福建省为其势力范围的依据。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是结构性的。首先，日本占领中国台湾岛并将福建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这是日本实现后来“大东亚”战略的关键一步，同时这也使日本接触到了英国对日本扩张可以容忍的极限。与此同时，俄、德、法三国对日本干涉成功，又使俄国在东北亚的力量大增，加上1891年5月俄国建设横跨西伯利亚铁路工程开工。1896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第二年，俄国开始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军港，这便加深了太平洋地区美国、英国，尤其日本对俄国的担忧。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俄国在东北亚的崛起，这刺激了美国加速抢滩太平洋的行动。1898年4月美国向西班牙开战，7月7日，美国趁英国忙于英布战争的空隙，在日本政府抗议中兼并为日本人视为东部安全重要战略屏障的夏威夷。同年，西班牙战败，美国夺取了西班牙的属地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和日本进入东太平洋的战略要塞关岛。这也从东南两向切断了日本向太平洋扩张的进路。1899年，美国实现对萨摩亚群岛的瓜分，从而拉起了西经180度从阿留申群岛经夏威夷到萨摩亚群岛的东太平洋的防御链条。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南下与美争夺的冲动。

　　1900年8月20日，山县有朋提出《关于北清事变善后》意见书，主张调头再次南下，提出“经营南方”的看法， 认为“中国……虽可暂免瓜分，但因国家生气久已衰耗，自身已无恢复之力”，所以，将来被瓜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日本“自当谋求将来遇有瓜分之机，不至误算”，“其方案宜扩张势力范围，并要求在该范围内取得驻屯军队、铺设铁路、采掘矿山等特权”。“于福建之外，应更将浙江划归我势力范围”，“其界限应达到江西，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将来可与台湾相对，成掎角之势，平时可为我在中国内地工业贸易之根据地，一旦有事则可扼东亚之咽喉，以制敌方之侵犯”。1900年8月，日本趁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机，出兵中国厦门，因遭到美国在内的列强干涉而被迫中止。12月，美国又向日本非正式地提出美国海军在中国福建三沙湾获得加煤站的建议，这引起日本的极大警觉。这种从东南两向对日本形成合围包抄的压力又反过来刺激日本加快先解决俄国，再总体与美国摊牌的军事行动。1898年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对康有为首次使用“亚洲门罗主义”一语。

　　在打击俄国问题上，美国与日本的目的一样。美国人认识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及其支线不仅可以开发俄国辽阔的东部地区，而且还会改变世界贸易的方向，取代伦敦控制的苏伊士运河作为通往中国的关键路线，并主宰中国——如果说不是环太平洋地区——的事务”；时任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向麦金莱总统汇报时警告“俄国对美国的亚洲利益的威胁日甚一日”。美国这时对日外交的基本政策是遏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作为补偿支持日本战胜中国后再从俄国那里获取利益。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要义，是将日本改造为美国在亚洲的打手，同时又是美国阻挡亚洲强国力量进入东太平洋的“防波堤”。

　　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袭击俄国驻中国旅顺的舰队，日俄战争拉开序幕。1905年1月，日军攻陷旅顺口，3月又在沈阳附近击溃了俄国陆军主力，5月俄国从波罗的海调来的增援舰队也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击败。9月5日，日俄两国签订《朴次茅斯和约》，俄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将在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与日本，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

　　对于日本的胜利，1904年2月10日即在开战的第三天，罗斯福在的日记中写道：“对日本人的胜利，我高兴透了。因为日本在做有利于我们的事。”同时他又对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堡表示：“从我们的利益说，我们希望日俄战争延长下去，希望它们两败俱伤，尽可能地耗尽元气，即使在战后两国的边界也还未得到解决，两国在利益范围的界限上也一如战前那样对峙。这样就可使它们保持战争状态，而且抑制它们在别的方面的野心，日本就无法在胶州威胁德国，也无法在菲律宾威胁我国了。”1905年6月16日，罗斯福表示：在亚洲大陆与中国有关的事情解决之前，日本的矛头将不会指向菲律宾。另一方面，西奥多·罗斯福也意识到日俄战争意味着美日矛盾将提上日程，认为：“俄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之被推翻，对我们的安全来说是将是……不幸的”，“最好还是让俄国和日本对峙，使一方对另一方发挥抑制作用”。因此他主张要“防止俄国从整个东亚被赶走”。1904年3月19日，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如果日本获胜，不仅斯拉夫人，而且我们大家都不得不考虑东亚的一个巨大的新势力。胜利将使日本自动地成为东方的一个难以对付的强国”。

　　事实上，对俄战争胜利后，日本与俄国的矛盾开始转向与美国的矛盾。而美国解决这一矛盾的外交政策基本是以西换东，即将日本的扩张需求向中国和俄国推进以减轻日本对东太平洋美国的战略压力。而这正是1894甲午战争、1905日俄战争前，美国将日本扩张需求引向西北面以减轻南面菲律宾压力的政策的翻版。

　　（二）“可怜的塔夫脱”，美国不知深浅首次触礁东北亚

　　1909年，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就任美国总统。他认为罗斯福姑息日本，情愿把美国在华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以换取日本的好感的政策“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他一反罗斯福的东亚政策，提出可以利用经济手段，通过“金元外交”来与日本和俄国争夺东北亚的利益。塔夫脱的对华政策得到中国清政府的积极响应，清政府试图在中国东北引入美国以抵消日俄的力量。

　　1909年，美国开始大力向中国的投资市场渗透。最初塔夫脱想从满清政府修建粤汉铁路而发行债券中为美国银行家争取到份额，但迫于俄日压力，未能成功。后塔夫脱又以个人名义致电醇亲王，敦促他同意给美国资本家同等的一份债券，还是迫于列强的压力，为清政府婉拒。6月美国银行团的代表司戴德先到伦敦拜会欧洲银行界后，才到奉天见到主张引入美国资助开发铁路的任锡良。任锡良筹划了一个方案由美国银行出资修筑一条从锦州横贯满洲的铁路。10月中美终于签署一项由美国银行团出资兴建锦瑗铁路的协定。同时，为了减轻来自俄日的压力，塔夫脱还提出一项诺克斯“中立化”计划，建议把满洲的铁路全部中立化或国际化。塔夫脱天真地认为，俄国人为减轻在中东铁路的亏损，可能乐于同意美国的这项计划。假如再能获得英、法、德的支持，日本对南满铁路的控制也就随之告终，美国在中国东北的商业利益就会扩大。

　　“这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但是他像许多美梦一样，在旭日升起的时候消失了。”塔夫脱并不熟悉经济只是政治的继续的道理。他怀着威尔逊或戈尔巴乔夫式的伟大抱负，以为他所面临的已经是一个经济扩张可以代替军事扩张的“文明”时代。他根本没有意识到美国来到了一个要与俄日虎口夺食并且是俄国人和日本人为此地交过手，流过血才划清势力范围的地方。尽管俄日之间有矛盾，但面临第三者介入，尤其是当时力量并不是很强的美国人介入的时候，他们捍卫其势力范围的决心就不是仅凭几堆“金元”就能撼动的。事实上尽管“美国是当时唯一能够在远东同日本抗衡的力量，但它的海军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跨过太平洋同日本较量的程度”。而没有海军为后盾的经济扩张，无异于八面威风却不能奔走的泥足巨人。

　　塔夫脱的外交攻势引起俄日及其他列强的警觉，也引起他的前任对欧洲实力和均势外交有深刻理解的西奥多•罗斯福的不安。他对儿子长叹“可怜的塔夫脱”。他写信并拜访塔夫脱，告诫他：应将美国的国力用于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认为：日本可能成为包括美国在太平洋领地在内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日本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他警告塔夫脱：在满洲向日本挑战需要巨大的军事力量，相当于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结合在一起的实力。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理想主义“新计划”大泼冷水说：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使用武力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当前美国除辩论外，并不具备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罗斯福建议塔夫脱放弃带有攻势的东北亚政策。

　　姜还是老的辣，后来事实还是证明罗斯福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东北亚是美国力所不及的地方。

　　塔夫脱的建议首先遭到日俄的拒绝。英国、法国也不愿在东北亚支持塔夫脱的建议而得罪日俄。更为严重的还是，塔夫脱介入东北亚政策使刚发生过军事冲突的日本和俄国迅速走向联合。1909年12月24日，日本小村外相向俄国驻日大使提议继1907年《俄日协约》之后，“现在正是应当迈出第二步的时机，在满洲的共同利益是两国政治关系继续发展的基础”。小村提议得到俄方的“全然一致”的回应；1910年3月5日，俄国政府正式授权驻日大使马列夫斯基向日本提出建立政治同盟的条件。日本政府于3月9日决定以明确划定两国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为维护在那里的利益而采取共同措施并互相支援为目标，同俄国缔结新协约。会谈于4月初举行。在会谈中俄国外相伊兹沃尔斯基称：“若问满洲将来归谁掌握，当然应为日俄两国所有”。日本公使本野则答说：“即使不用这样露骨的文字来表现，我想要找到一个同样意义的文句并不难”。7月4日，伊兹沃尔斯基和本野一郎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第二次《俄日协约》和《俄日秘密条约》。“第二次俄日协约签字的日子正是美国的国庆日，这种选择本身完全可以视为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强硬回答。它表明，日俄两国企图永远把美国拒之东北之外。”中国历史学者崔丕先生对这个协约评价说：

　　十分清楚，这次俄日协约不仅大大扩大了第一次协约的范围，而且在瓜分中国东北问题上具有更深刻的明确性。就其巩固各自既得利益，抗拒其他列强的争夺来说，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就其强化对中国的侵略来说，则无异于一项进攻性同盟。其影响之深远，远远超出了中国东北地区、东北亚洲的范围。

　　在日俄联合强硬抵制下，美国不得不放弃“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而转入以与英、法、德国合伙组建“四国银行团”方式介入东北亚。后还是迫于日本和俄国压力，1911年9月四国银行团决定：“银行团不利用合同第十六款将其活动扩大到‘满洲’，不妨碍俄、日两国向该地区贷款。”1912年，日本和俄国被纳入四国银行团，四国银行变为六国银行。1913年3月18日，美国新任总统威尔逊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表示不再支持美国财团留在六国银行团内，3月21日，美国正式退出六国银行团，与此相应，美国强势角逐东北亚的外交努力也在触礁后随之结束。

　　20世纪初塔夫脱在东北亚的失败使美国首次认识到了美国东亚扩张的极限；但只是在半个世纪后的朝鲜战争中，美国才再次并真正领悟到：东北亚是美国力所不及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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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转自“张文木战略”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