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连载41-46)

　　【作者按】这是张文木著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中两卷（下卷尚未出版）的连载，上卷谈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卷谈大西洋两岸，尤其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梳理了其中大国的国家力量及其扩张能力的战略底线和极线。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单行本目前已经断版，内容收录在《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6卷。由于全书注释网络编辑耗费时力，故省略。

另，这套书只出版了上卷和中卷上、下两册，没有下卷。下卷还在写作中。下卷主要写中国，其结构分天命、天时、地利、人和、使命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已完成，四、五部分（人和）谈生产关系及其存在的的规律和必然性。我已出版的宗教、气候书就是其中天时天命的内容。已出版的地缘政治、海权书是地利部分的内容。生产关系、使命部分是社会主义及其前途，《美国的没落》是其中的内容。但很不够。看来完成卷三恐怕是此生的事业了。

　　张文木出版的著作（2000-2023）

　　上卷目录

　　第三章太平洋两岸大国地缘政治力量消长规律与中国外交选择

　　第一节太平洋两岸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与欧洲比较 / 一、欧洲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二、地缘政治力量评估的合力原则 / 三、北美洲与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四、亚太地缘政治结构中的支柱国家及准支柱国家及其特征 /

　　第二节日本地缘政治战略：底线和极限 / 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 二、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 / （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 （二）误判产生的原因 / （三）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 /（四）摆脱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律责任，将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战略突破口 / （五）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 （六）结论：要想稳定太平洋，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

　　第三节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 /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冲击中国和俄国 /（二）“可怜的塔夫脱”，美国不知深浅首次触礁东北亚 / 二、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一）19世纪末日本东扩止于夏威夷 / （二）美国牺牲中国东北并没有阻挡日本向太平洋的扩张 /（三）“奇怪的战争”：美国借助日本为其充当远东战略“清道夫”/ （四）美国对华地缘战略设计及其失败 / 三、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 （一）两场战争，同一结果 1. 朝鲜战争：美国再次触礁东北亚 / 2. 越南战争：目标与资源不匹配导致美国再次失败 /3.美中双方败成原因分析 / （1）美国朝鲜战场失败原因分析 / （2）从朝鲜到越南，美国在同一逻辑下陷入更大的失败 / （3）中国胜利的原因 / 4. 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赢了美国，也赢了苏联 / (二) 军事失败导致美国其他对华配套遏制政策的失败 / 1. 一无所获的对华经济禁运，为新中国所有制改造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新中国由此获得国家主体人口农民和工人的支持 / 2. 有力搭建却无力“维修”的遏制链环

　　第三节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

　　三、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2. 越南战争：目标与资源不匹配导致美国再次失败

　　越南战争几乎是朝鲜战争的复制，而美国对越战的战略设计所犯的战略目标与资源不匹配的致命错误几乎也是朝鲜战争的复制。

　　“肯尼迪在印度支那所面对的紧急事件首先来自老挝”。1961年初，老挝内战不断，美国扶持的代理人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美国“明确向苏联发出了信号：美国宁愿开战也不允许共产党人接管老挝”。为此美国准备军事干涉。

　　1961年4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海军作战部部长伯克海军少将“在整个会议期间反复而强烈地表明这样的观点：除非美国准备在老挝进行军事行动，否则我们将会失去整个东南亚”。同时他也意识到“在老挝采取行动还存在极大的困难。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必须准备进行激烈、长期、艰苦的战争，并且很可能卷入与共产党中国的战争”。4月28日，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1909～1994 ）致电国务院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认为“我们在老挝卷入大规模的战争不符合我们特殊的国家利益”。“一定不能同意总统在偶发事件还没有完全暴露时就做出决定，动用美国有组织的军队。这可能会迅速引起朝鲜战火重燃、冲绳岛和日本的基地遭到轰炸、沿海岛屿和福摩萨可能受到空中以及其他形式的攻击。”

　　4月29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乔治•邦迪、司法部部长肯尼迪、副国务卿鲍尔斯、副国务卿帮办约翰逊、助理国务卿克瑙吉、远东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约翰•斯蒂夫斯、海军少将、海军作战部部长伯克等就军事介入老挝可行性进行评估。会上充满着目标与资源间的悖论，斯蒂夫斯几乎与当年麦克阿瑟持同一逻辑，认为：“如果我们决定我们守不住了，那么我们就是在写下在东南亚失败的第一章。”伯克认为：“你每作一次让步，下一次就更难坚持。如果我们放弃老挝，我们将不得不把美国军队派驻到越南和泰国。我们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兵力去取得胜利——或许是‘全套的’。现在占领要比以后更容易些。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登陆老挝，尽可能多地控制一些地区，明确表明我们不能被赶出东南亚。”

　　接着美国再次陷入针对中国参战的两难悖论及其无解之解，即用无限手段——用使用原子弹——解决有限问题的困境之中。

　　军方代表德克尔将军说：“我们在东南亚不可能打赢常规战争；如果我们准备投身进去，我们就应该争取胜利，这就意味着对河内、中国的轰炸，或许甚至使用原子弹。”肯尼迪没有把握地设想：“如果我们把部队开进去，然后又撤退出来，那时我们看起来会比现在还愚蠢。”他反复问：“我们是否准备坚持到最后？”军方代表勒梅将军说：“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是共产党中国的卷入。”肯尼迪问：“可以不可以用空军来解决问题。”国务部长麦克纳马拉陷入无解之解，说：“你可能要用核武器了。”最后会议转了一圈又陷入两难困境。斯蒂夫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承受得起东南亚的陷落。”只是由于1962年7月23日老挝问题各方在日内瓦签字，确认老挝中立，授权国际控制委员会监督停火，并要求在75天内从老挝撤出一切外国军事人员，美国才放弃大规模军事干涉老挝的选择。但美国却没有化干戈为玉帛，而是将战略目标指向越南，其战略意图还是遏制中国。

　　1963年11月2日，肯尼迪遇刺，副总统约翰逊继任，次年约翰逊赢得大选。1964年起，约翰逊政府逐步将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从“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决策层还是在由中国参战导致的战争规模继续扩大而赢得战争的手段却极为有限的两难之中。

　　“约翰逊曾告诉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表明他不想再有一个朝鲜战争之类的事情发生，但也不想随后有人再提出‘谁丢失中国？’这一类问题。”可就是这种犹豫使约翰逊再次犯了杜鲁门在威克岛曾犯的轻视中国和苏联的错误。

　　1964年2月15日，美国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罗斯托提醒国务卿：“我们得到警告，如若向北推进，战争将会升级。我还相信，又有一些战机被布置到海南和华南。”他警告国务卿：“若没有对在敌人能力范围内任何程度的升级行动做最充分的准备，我们不应执行攻击的计划，哪怕是有限的行动。升级的可能性是与他们对我们的决心与可动用的实际军事力量的判断成反比。”2月21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进行评估。3月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麦克纳马拉的复函中认为“共产党中国有能力同时在诸如东南亚、韩国和台湾这样广泛的地区中的一个发动有限的地面和/或者空中攻击。然而，有限的后勤能力严重制约了他们在多个地区支持陆海空行动的能力。但通过集中力量于任何一地，他们能够发动一场全方位的攻击行动。”接下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选择手段上立即陷入两难境地，即将无限非常规手段——核武器——应用于有限和常规战争，认为：“广泛使用基于空中力量之上的地面和海上力量，但非核攻击可能不会促使共产党中国/北越中止侵略，然而核攻击却极有可能迫使他们放弃侵略。以封锁形式使用海上力量是最有效的，但在它产生实质效果之前需要相当的时间。另一些诸如声东击西的两栖袭击也可起到类似的作用。以空中和海上方式使用秘密常规武器会比单纯空中行动更为有效。然而，对于硬目标，秘密武器的效果相对就小得多。”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建议“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空袭共产党中国的核弹制造基地”。

　　1964年10月28日，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致信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对越南战争提出异议说：

　　我感到不安的是同整个亚洲相比，美国政府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南越和老挝的太多。这或许是我们面临共产主义大挑战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们仅把精力集中于狗的尾巴而非狗本身上，最近的发展更加剧了这一情况。（我还要说我甚至不能断定这尾巴到底属于哪条狗，过分强调北京对于南越危机的责任是危险的）。

　　1964年11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访问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向越南人作出在北越遭到美国进攻时予以支持的保证。1965年1月苏联宣布苏联部长议会主席柯西金出访东南亚国家。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顺访北京。但美国决策者再次犯了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曾犯的轻视中国和苏联的错误，他们认为：“苏联虽然增加了对北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其宣传作用却大于实际作用。”2月中旬，美国正式实施第一阶段的“火箭行动”轰炸计划。3月2日，开始对北越实施“雷鸣行动”持续大规模轰炸计划。

　　1965年3月8日，美国在岘港登陆，进一步将以越南国内对立为主的“特种战争”升级为美国直接侵略越南的“局部战争”。作出此决定前，约翰逊总统也被困在有限常规手段与无限常规战争间挣扎：一方面是“柯西金将鼓励河内继续加强他们所实施的颠覆政治活动和游击战争”，另一面又是如美国从越南撤退“这将会为共产党接管整个东南亚铺平道路”。2月3日，约翰逊总统无奈地问其助手：“如果你们是美国总统该怎么做？”2月8日，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上书约翰逊总统，痛陈已见：

　　你们可回忆一下我在会议上阐述的内容，那就是在我们采取任何行动前，必须充分体会到它们的全部涵义，包括所涉及的费用、事实等。依我看来，如果我们在北越走得太远，那么可能比我们在朝鲜所处的境地还恶劣。

　　从更广泛的方面而言，我们不仅不能依赖于南越人，也不怎么能信任老挝人、泰国人或柬埔寨的任何人。在印度支那之外，由于东南亚事件的不断发展，我们被挤进“钳子”中。中国对东南亚有不祥的影响。在一定情形下，马来西亚发生的事情促成澳新美安全条约，这是一个号召我们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供援助的条约。

　　最后，正如你所知的，我们和遍布全球不同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已签订了大约42个不同类型的多边安全条约，并已散布到全球各地。除了核武器，我们已没有能源或力量能遵从这些协议。如果同时要求实现承诺的话，我们就会“手伸得越长，力量越薄弱”。就算通过整体动员，我看也没有什么希望能同时实现这些义务的很大一部分。

　　现在对这种情况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别人也不会知道。但我相信在亚洲本土上冲突扩大的趋势和不断加深的军事义务，不会有一个答案。尽管我们的愿望相反。

　　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这封情切意真的信于第二天就受到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的一一驳回，其基本逻辑还是没有摆脱前述两难困境，只不过是避重就轻而已。邦迪并没有正面回答参议员提出的“手伸得越长，力量越薄弱” 这样一个尖锐问题。

　　2月1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小詹姆斯·汤姆森致函国家安全委员会切斯特·库柏，也对在越南军事升级一连提出四个疑问：1.我们正视——总统正视——中国全面干预的危险了吗？2.这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愿意——总统愿意——在东南亚面对北越和中国军队联合发起地面战争吗？3. 也许是更重要的，美国人民愿意面对在越南的地面战争——一场已经使民族疑虑重重的战争，它远远超过明确的朝鲜战争所具有的一些关系（侵略和“联合国”的反应）吗？4. 最后，在很多新闻界和国会议员的批评下，被忠诚地坚持“谈判”的想法怎样了呢？以前许多有思想的人还坚持这种想法吗？最后他提出自己的看法：

　　总之，我担心我们很快就会面临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南越是否会表现出如我们希望看到的那样，是否值得同中国打一场地面战，且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很难保持中立立场，发生这场战争的几率是很高的。

　　即使到了1966年就连以提出“遏制战略”出名的乔治·凯南也在一次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上表示“这场战争是愚蠢的，而且极有可能导致一场与中国的灾难性对抗。他坚持认为，撤军虽然意味着共产主义对南越的统治，但不会对美国任何重要利益造成损害”。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始终摆脱不掉合乎逻辑，但又实现不了因而对美国而言是近乎无限的战略目标。1965年2月13日，助理国务卿鲍尔以备忘录的形式向约翰逊总统汇报经国防部长讨论过的“关于在北方逐步施加军事压力的计划所可能造成的风险”评估报告。报告在一系列关于中国参战的无解难题中又回到“美国面临与中国的地面战争将引起美国是否需要使用核武器的争论”，认为“回想一下朝鲜战场的经历，一些美国人争辩说，只要使用核武器就可避免美国地面部队与中国大规模部队的战争，因为核武器使美国占有明显的优势”。2月18日，在鲍尔的备忘录的基础上形成《特别国家情报评估》，确认如果美国大规模军事介入越南战争，中国、苏联也将大规模介入。

　　但美国最终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3月8日，美军在岘港登陆，进一步将以越南国内对立为主的“特种战争”升级为美国直接侵略越南的“局部战争”。美国与苏联和中国的地缘政治较量在越南大规模展开。毛泽东看出了约翰逊的短板，当年6月13日毛泽东对来访的胡志明说：“约翰逊这个人不高明，不对头，不合逻辑，没个准。”

　　1965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援助南越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社论，表明中国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派遣自己的人员，给南越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同时也时刻准备派遣自己的人员同南越人民一道，共同战斗。4月2日，周恩来总理对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以1950年10月3日曾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表示中国出兵意志时同样的口气说：“战争扩大时，是无法划一条界线的，就像火势会蔓延一样”，他强调：“美国说这是局部战争，它所进行的是有限轰炸和有限的扩大，但是，即使它主观上想限制战争扩大，实际上也限制不了”，战争将会扩大到中国。周恩来严厉警告美国玩火的危险，他声明：即使美国不把对越南的侵略扩大到中国，中国也一样要援助越南，而且已作好了同美国作战的一切准备，但中国不会主动挑起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4月8日，黎笋率团访问中国，正式向中国提出了派遣志愿军部队援越的请求。中越两国达成原则协议：中国将向越南派遣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志愿部队。5月16日，周恩来向来访的越南南方“民解阵线”领导人重申，只要越南需要，中国将如同入朝参战那样入越参战；中国边境省份已做好了准备，整个中国也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扩大到中国领土，战争就无法限制了；美国打空战，中国就可以打地面战。1965年6月至8月，第一批志愿军工程部队和高炮支队从广西云南奔赴越南战场，1966年8月，周恩来向范文同建议，中国可派出100名军事专家，组成小组，深入越南南方帮助越南南方人民的抗美斗争；1967年，中国领导人甚至答应北越领导人，一旦美国在越南使用原子弹，中国也将向北越提供核炸弹，以破坏美国在南方的军事基地。截止到1967年，中国在北越的志愿部队人数达到15万人。与此同时，苏联对越南抗美战争提供军事和物资的援助也在急剧增加，“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其中包括先进的战斗机、坦克和地对空导弹及3000名军事技术顾问。

　　与朝鲜战争不同——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一出兵，美国就开始准备后撤，而这次在越南战场上，中国一旦出兵，美国就会又面临着麦卡锡时代曾出现的“谁丢失中国？”的责问。因而，战争一旦开启，美国政府就没有退路，美国参战的“合理性”的论证迫使美国人必须全力以赴。1965年11月3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为约翰逊总统起草的文件针对中国以确定“在越南的行动方针”，文件认为：

　　美国的战略。关于2月份决定的轰炸北越和7月份批准的第一阶段部署计划，只有它们有助于长期遏制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时，才有意义。中国——像1917年的德国，像30年代末西方的德国和东方的日本，以及像1947年的苏联——是一个潜在的大国，其威胁在于削弱我们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更遥远但更危险的是，把所有的亚洲国家组织起来反对我们。美国长远的政策是建立在我们国家的一种直觉性理解基础上的，即认为亚洲的人民和资源能够很有效地被中国或中国人组织的联盟动员来反对我们，而这一个联盟的潜在力量能够迫使我们处于守势，并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这种直觉式的对安全威胁的理解融合另一种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根据自己的方式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实现我们的国家目标，美国应该行动起来，它是一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多数保持相同发展方向的需要。我们会走向经济上的富裕，走向开放的社会，走向与各国进行合作；我们继承的角色和我们已经为自己选择的未来角色是扩大我们的影响和力量，挫败反对这些目标和世界发展方向的意识形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使它们沿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前进。如果一些有力量的和充满敌意的国家——不论是德国、日本、苏联，还是中国——被允许用和我们相反的意识形态去组织它们自己的世界，我们的目标就不能实现，而我们领导者的角色也就不能发挥作用。

　　一个遏制中国的长远的努力有三条前线（意识到苏联在北面和西北面“遏制”中国）：（a）日本—朝鲜前线；（b）印度—巴基斯坦前线；和（c）东南亚前线。今天要决定在人力、金钱和国家荣誉上做出巨大投资的话，只有在考虑了在东南亚其他国家持续的平衡努力和其他两个重要的前线以后才有意义。亚洲的趋势是朝着两个方向跑——因而也不利于我们的利益；没有理由对我们在下一个10年或20年打造我们的盟国和联合战线（特别包括日本和印度）的能力过度悲观，这将防止中国实现它的目标，直到它的热情衰落下去。然而，这个工作——即使我们能够把一些责任转移到一些亚洲国家身上——将继续要求美国予以关注、金钱、以及有时不幸包括生命。

　　1965年2月7日，越南共产党的军队突袭了在波来古（Pleiku）的一处美军基地。约翰逊下令实施大规模轰炸计划，该命令于2月28日生效。“美国的空中力量的大规模使用也未见成效。约翰逊取消了目标选择上的很多限制，但仍然无济于事。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表明，轰炸对北越的士气或向南方输送人员和物资的能力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1965年至1967年是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的时期。1965年美国对北越的空袭机次为3.5万次，1966年为7.9万次，1967年为10.8万次；同时投掷炸弹的吨位分别为6.3万吨、13.6 万吨和22.6万吨。此间美国似乎因朝鲜战争对中国参战有神经质式的担心，担心中国突然“从天而降”。1966年1月25日助理国务卿钱尔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写道：

　　很明显，加速中国正式介入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作为开端的突破口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但是我们的确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不幸的是，我们也许只有在灾难发生之后才能找到它。

　　我们在朝鲜战争期间就没能正确把握战争开始的突破口。直到30万中国军队从天而降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意识到与中国的战争开始了。

　　1950年10月在朝鲜，我们对于中国的意图面临同样的问题。情报机构那时自信中国不会介入，我们应该永远不要忘记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一场对话的内涵：

　　“杜鲁门总统问麦克阿瑟将军，你认为，中国是否有可能加入北朝鲜一边参战？”

　　“麦克阿瑟将军摇摇头说：我可以说这几乎不可能发生，他们有几十万人在鸭绿江边，但他们没有空军力量。如果他们试图过江，我们的空军部队会屠杀他们的。可能最多6万人就可以做到，我们的步兵能轻取他们。我预计朝鲜的空中之战会在感恩节前结束，我们可以让士兵们回家，至少在圣诞节前到日本。”

　　就在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谈话时，已经有10多万中国共产党部队在北朝鲜，另外有20多万人准备跨过鸭绿江。在11月中旬至少有30万中国士兵投入战斗，而南朝鲜、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军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前，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朝鲜达到了顶峰，超过了100万人。

　　约翰逊及其顾问们对批评无动于衷，战争持续升级，但“所有迹象都表明美国的军事努力徒劳无益”。与此同时，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也开始后退。1966年6月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特别研究小组研究报告就“美国的基本战略选择”提出看法，认为：

　　为应付中国给我们带来的难题，我们必须在三种主要基本的国家战略中做出选择，即脱身、遏制和摊牌。第一和最后一种战略所带来的缺点明显地超出了它们的优点。

　　今日的北京政权正处在革命时代的曙光之中。毛离世之后的新时代与正在消逝的时代如何不同，这一点现在无人能说出，但变化迟早要来临。

　　美国准备将中国视为构成和平的亚洲均势的众多组成部分之一。

　　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对中国的遏制，如有必要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日本和苏联来进行，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则保留用来校正出现的不均衡情况。如果我们能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这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能与中国形成合作性关系，遏制战略将会真正取得成功。

　　1967年春，曾坚决支持越战升级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承认升级未能达到主要目的，建议总统停止或限制轰炸。后与约翰逊意见不合，麦克纳马拉离开五角大楼。在越南问题上，约翰逊在政府内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1968年1月31日，越南南方军民发动春节攻势，历时45天，他们对36个省会、5个大城市、64个区府和50个战略村同时发动进攻，袭击了美国大使馆、西贡机场、“总统”府和南越“政府”总参谋部，并攻占古都顺化，歼敌15万人。世界为之震惊。3月，约翰逊政府被迫宣布部分停止轰炸。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并转而推行“战争越南化”——实质是准备从越南撤退——政策。5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宣布美国从南越撤军的三个基本条件。5月14日，尼克松就越南战争发表演说，称美国在南越仅追求有限目标，针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十点全面解决办法》，愿意在年内从南越撤出大部分外国军队。9月26日，尼克松在白宫宣布要在1970年年底或1971年年中以前结束越南战争。1973年1月27日，美国被迫签订《巴黎协定》（即《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1975年，越南军民发动旱季攻势，4月30日，解放西贡，5月1日解放整个南方。

　　美国自北方战线即朝鲜战争之后，又在南方战线即越南战场上再次遭到失败，其主要对手还是同一个中国。与朝鲜战争相比，美国在越南投入更大，败得更惨！

　　3.美中双方败成原因分析

　　（1）美国朝鲜战场失败原因分析

　　朝鲜战争是自太平洋战争结束以来几乎由美国独立承担的与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区域性战争。1950年10月15日，麦克阿瑟曾在杜鲁门总统面前以嘲讽的口气对法国军队的战斗力提出质疑。他说：

　　印度支那的局势令人费解。法国人有15万人组成的最优秀的部队，指挥官是声誉最高的。他们的军队是我们在防御带的两倍，对抗他们的力量只相当于北朝鲜人的一半，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消灭干净。他们本可以4个月内把敌人消灭，可是近来我们看到出现了僵局。这提出了一个更引人关注的问题。法国军队的能力和质量如何？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很出色。他们在第二次大战中表现不佳。现在的法国士兵的水平令人怀疑。如果法国人不打算战斗，我们是表示反对的，因为防御欧洲的任务是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他们在印度支那拥有法国军队的精华，而他们却没有战斗。

　　令美国怎么也没料到的是美国军人在朝鲜战场与中国人交手后得到的却是与法国在印度支那同样结果，这个结果将麦克阿瑟的话改动一下就是美国人“在朝鲜半岛拥有美国军队的精华，而他们却没有战斗”。麦克阿瑟提出为什么在越南法国会失败的问题，现在我们在此需要回答的，是在朝鲜美国为什么会失败的问题。

　　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1949年12月下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了NSC48/1、48/2号文件（即《美国的亚洲政策》），其中已将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得明明白白，这些半个世纪前的研究结论即使在今天美国人的视角看也是非常到位的。

　　是美国没有政治和外交资源吗？也不是。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美国对联合国拥有巨大影响力，当时事关朝鲜的几个联合国决议在美国操控下均获得通过。

　　那么，为什么在这场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战争中失败的竟是强大的一方呢？

　　a. 战争目标没有相应的战争资源支撑

　　读读美国当年的文件就不难对美国失败有一个规律性的认识。1950年11月3日，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斯图尔特在写给助理国务卿腊斯克等的备忘录中对这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战争提出他们的评估，他认为：

　　国务院中国事务科深切关注到目前恶化的北朝鲜局势，我们卷入与共产党中国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们没有必要列出这种事态为我们带来的种种军事和政治问题，与共产党中国的重大冲突违背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那种冲突只会使苏联和中国国民党人受益。我们心里应该想到：要是与中国的战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对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是一种悲剧，是可能给美国带来一场灾难的事情，我们应千方百计地尽力防止出现这种局面。

　　参联会得出结论：

　　应该把中共在朝鲜进行干涉的问题作为一个紧急问题尽一切努力用政治手段解决。最好是通过联合国解决，就我们的意向，通过我们的盟国进行直接谈判，与中共政府组成临时委员会以及通过其他可行方法让共产党人放心。

　　12月1日，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认为苏联人知道朝鲜对美国并不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地区，其次是失去朝鲜可能会威胁到日本，并且也许会最终失去朝鲜和日本的结果，但西欧才是美国的主要关注点，美国宁可看到失去朝鲜和日本的结果，也不能失去西欧。J.劳顿·柯林斯将军“强烈反对舍曼上将关于守住朝鲜的观点”，认为即使从地缘政治上考虑朝鲜也“一文不值，因为俄国人占有海参崴和另一侧的阵地”。他认为对付中国出兵除了“只有使用或威胁使用原子弹”，美国实际上无计可施。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

　　从获得的所有估计来看，中共似乎有能力把联合国部队赶出朝鲜，只要他们想这么做。有两种方式阻止这一能力成为现实：一种是敌军认为这么做付出的代价太大而自动放弃；一种是在那一战区投入大量额外的美国军队，不过这么做的结果是严重妨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投入，包括影响日本的安全。从其他联合国成员国为朝鲜获得大量额外部队是不可行的。我们相信，朝鲜不是一个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地方。我们还相信，我们不应在面对全面战争的威胁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把我们剩下的可用的地面部队投入到对抗中共部队的行动中。

　　事实上，美国在中国参战不久就意识到美国全面卷入这场战争的危险性，但是由于美国将美国的军事行为与所谓“道义原则”而不是与基于现实政治的国家利益相捆绑，使美国骑虎难下。中国出兵没有几天，美国政府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考虑“怎样才能体面地摆脱出来”的问题。马歇尔说：“接受停火会表明我们十分软弱。”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0年11月28日下午3时在白宫就朝鲜问题召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有：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马歇尔将军、艾奇逊国务卿、柯林斯将军、海军部长马修斯、海军上将舍曼及国务院、财政部等方面人员。马歇尔已开始考虑退出战争问题，他说：“我们的目的是履行我们的联合国义务，但是不要变成一个国家或者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卷入在中国与中共的全面战争。”他再次强调了其他陆海空三位部长的观点“即我们不应与中共发生战争”。会上，参联会也支持马歇尔认为“我们不应被拖入同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副总统在会上问总统：麦克阿瑟将军是否作过让军队在圣诞节前回家的声明，如果作了，他是否知道迫在眼前的是什么。马歇尔认为麦克阿瑟的声明令美国尴尬，表示美国必须想办法回避它。副总统说，中国可能投入了比现在估计多得多的人力，除非美国能投入更多的人力，否则前景十分黯淡。马歇尔回答说：“这个可能性令人沮丧”，表示他不知道答案，但希望避免卷进朝鲜冲突，应考虑美国“怎样才能体面地摆脱出来”。国务卿艾奇逊说也许应该告诉麦克阿瑟：联合国和美国的观点是，“他没有必要占领那一地区，我们希望结束这一冲突。我们无法在朝鲜击败中国人，他们可以比我们投入得多。”最后杜鲁门总统批评“有些人宁可看着国家垮也不愿政府取得成功。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但是有一部分人确实这么想”。

　　1950年12月4日，杜鲁门会见英国首相艾德礼讨论朝鲜问题并诉苦衷：“美国在东方和西方负有责任，我们自然首要考虑欧洲的防务，但是我们同样对朝鲜、日本、菲律宾负有责任，正如英国对香港和新加坡负有责任一样。”艾德礼看到西方人的弱点，他说“我们没有十分强大的部队”，“就英国而言，他们几个月都不可能调任何军队去那里”。艾德礼劝杜鲁门：“整个问题十分严重且十分令人厌烦。联合国可能会丢面子，特别是在远东丢面子，我们都会丢面子，但是我们必须衡量利弊。英国人民在他们的历史上曾经面对过一些艰难的局面。”在他看来，西方人“不能如此深陷于东方，这样会使我们自己在西方处于攻击之下，毕竟西方是我们对抗共产主义阵线的主要战场。”杜鲁门与艾德礼“他们讨论了原子弹及其使用问题”。这表明美国对中国出兵后的朝鲜战场已无计可施。

　　1951年2月，美国政府文件中明确提出从朝鲜撤军问题。这离中国出兵参战还不足四个月。2月13日，美国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从朝鲜撤军问题。会上参联会表达了他们关于从朝鲜撤军的立场，即“由于美国还承担其他军事义务，他们倾向于下一个冬季前撤军，但是朝鲜的军事局势表明无法强制执行这一撤退”。助理国务卿腊斯克认为：“从朝鲜地区撤出军队是我们的政治目标，因为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力量从事国内建设、保卫日本和西欧等等。”2月23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写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再次重复美国不能继续扩大朝鲜战争的原因。他写道：

　　联合国军需要大量增援以展开北朝鲜的大规模行动。而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提供这些增援力量。即便可能，将这些力量投入朝鲜，就会使其他地区面临苏联的威胁。即使联合国增兵，莫斯科—北平轴心仍有无限的后备军队可投入朝鲜，以阻碍联合国军的全面胜利。随着战事向北推进，敌人的力量及阻止联合国军前进的力量将显著增加。

　　事实上，联合国所有成员，包括积极参与朝鲜战争的大多数国家，都强烈反对任何逾越三八线的行动。这些意见的基本根据是：（a）把敌人赶回三八线以北就完成了反侵略的主要任务；（b）进入北朝鲜（1）便无法早日解决朝鲜问题，因为敌人不会接受除三八线以外的任何东西，（2）大大增加了同中国发生敌对行动的压力，（3）在亚洲一个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中不断增加美国的军事资源投入，（4）大大增加苏联直接介入朝鲜的风险以及随后的全面战争的风险。

　　结论

　　权衡利弊，联合国军向北全面越过三八线地区并非上策。

　　建议

　　a．将此备忘录交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为政策基础，以便准备给麦克阿瑟的批示草案并供总统考虑。

　　b．经总统同意向麦克阿瑟传达该指示后，国务院将与其他参加朝鲜战争的各国商议此事。

　　上述分析结论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见解发生冲突。杜鲁门经与国防部长、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商讨后于1951年4月11日免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这标志着美国的朝鲜政策在中国10月25日出兵后，就从杜鲁门总统在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讨论后形成的可以扩大战争规模的立场，迅速转到准备从朝鲜撤出的立场。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后的任务并不是打仗而是让美国“体面地”从朝鲜战争中摆脱出来。1951年11月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李奇微：“我们宁可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也不要中断谈判或使谈判出现僵局。”1953年7月27日美国最终被迫坐在谈判桌前与中朝军队签署停战协议。

　　我们看到，造成美国朝鲜政策上述转变的直接原因表面上看是中国出兵，而其深层原因则是美国没有支撑在朝鲜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从1951年5月3日到6月27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举行为期七周的远东军事形势联合听证会。会上杜鲁门说：“全面进攻中国的军事行动必须避免，不要说别的理由，只因为它是一颗巨大的饵雷。”艾奇逊说，如果进攻中国，“就要冒被陷入无底洞的危险。这种战事没有个结束的日子，它会把我们的血放干”，而俄国人在欧洲就可以放手地干。1951年底，面对久拖不决的朝鲜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致国防部长马歇尔的《备忘录》中近乎哀号地写道：“从美国的军事角度出发，美国的陆、海、空军长期被困在一场无结果的战争中，还有不断的人力和物力的损失，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如果美国坚持扩大战争目标，那美国就不能不面对“美国为实现其目标还要在朝鲜投注多少军事资源”的问题。正因此，1951年4月6日，总统、国防部及国务院曾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即授权麦克阿瑟可以“调遣美国远东驻军攻击敌人驻满洲的空军基地及飞行器，并打击山东半岛的威海卫附近区域”，但这项批准通知被扣下直到麦克阿瑟卸任都未发给他。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后，再次要求“进攻敌人在满洲和山东半岛的空军基地”的授权，尽管得到参联会的同意，但受到相当复杂或说根本无法操作的条件限制。

　　现在回头总结美国在朝鲜战争失败——同样也是后来直至半个世纪后小布什时期美国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的军事失败，而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军事目标与可支撑战争目标的资源的严重不匹配。而越洋进行大规模地区性战争，使美国用以支撑这场战争的资源更显脆弱。在战争发动不久，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对此有所认识，1950年11月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国防部长马歇尔的要求对这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战争进行评估，清醒地认为：

　　朝鲜与美国相距甚远，让美国长期在那一地区打一场未宣战的战争，其人力、物资和金钱耗费都是巨大的。相反地，中国与朝鲜是近邻，所以让中国共产党人无限期打这场战争，用他们取之不尽的人力，加上苏联的设备，代价相对就小多了。美国部队继续卷入朝鲜事务符合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这样能给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带来沉重的负担。让军队不足的美国参加战略上并不重要地区的战争也是符合苏联利益的。

　　从全球战争的角度讲，美国因此会失去平衡，而苏联会进一步完善并完成其全球争霸的计划，准备发动一场突然袭击。

　　如果容忍未宣战的战争来削弱我们的实力，使我们经不起苏联在其他地方发动的进攻，对朝鲜进行的干涉就会妨碍美国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在朝鲜取得小规模战争的胜利，但是如果全球战争爆发，美国就会败给苏联。

　　只是由于麦克阿瑟、艾奇逊等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冲得忘乎所以，才使美国政府不愿采纳甚至不愿考虑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正确意见。

　　20世纪50年代，美国面临的是两洋任务，从大西洋方面看，美国面临阻止苏联的扩张和复兴欧洲的任务。1947年6月马歇尔复兴欧洲计划出台，9月苏联东欧国家成立“情报局”。1948年初至1949年初，西方国家与苏联发生第一次“柏林危机”，与此同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1952年5月16日，美英法德签订《波恩专约》，宣布恢复西德主权，实际上承认西德重新武装。次日，《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签订，而同时苏联也开始考虑与东欧国家成立相应军事联盟以与西方对抗。在欧洲与苏联关系日益紧张的形势下，面对已经开辟的朝鲜战场，美国就没有可以支撑两洋同时发生战争的资源，况且朝鲜战争还是被美国认为的在“让军队不足的美国参加战略上并不重要地区的战争也是符合苏联利益的”战争。目标没有可匹配的手段和可支撑的资源，这样的目标就只能是海市蜃楼，而建立在海市蜃楼上的战略就注定是不可持续的。毛泽东也是在战争之初就看到了这一点。1950年10月2日，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

　　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

　　毛泽东在中国出兵入朝参战不久，数次约民主人士周世钊谈他对中国参战的原因及其可能的结果的考虑。他告诉周世钊：

　　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是有人不同意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估计，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布防，兵源不足，是第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则为抗美援朝而战，为保家卫国而战，士气高，兵源又足。我们并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进行和平解决。

　　在回答周世钊提出的假如美不在朝鲜战场上打而派大军从中国海岸登陆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那它不敢。这样做，我们也不怕它。并且我们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如果向我国进攻，就会引起苏联的参与。苏联参与，不一定派兵东来，它可以在几天之间用兵西向，席卷欧洲，欧洲是美国必争之地，它要照顾欧洲，自然也就无力入侵我国了。

　　斯大林更是看透了美国发动战争能力的脆弱性。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与到访的周恩来、陈云等中国领导人谈到朝鲜战争时说：

　　朝鲜战争暴露了美国的弱点。16国的军队不可能长期坚持朝鲜战争，因为他们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能指望成功。

　　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士兵都是投机商，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美国人的主要武器是长筒袜、香烟和其他销售品。他们想征服全世界，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不，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失去了打大战的能力。他们指望原子弹、空袭，却打不赢这场战争。这需要步兵，。但他们步兵少而且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就有人哭泣，如果他们发动大战会如何呢？那他们岂不人人都将哭泣？

　　如果读一下当时麦克阿瑟的一些战场分析报告，会发现这些报告从纯军事的角度看是非常到位的；但深究起来，就会发现其不足是他似不考虑美国是否有财力支持其战场目标的实现。这是这位联合国军最高指挥官与美国国务院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

　　战争之初，麦克阿瑟和杜鲁门等只考虑到局部军事目标的“合理性”，而没考虑到美国是否能够调动实现这样一个“合理”目标的国家资源。事实上，1950年12月，也就是中国参战不久，麦克阿瑟已意识到“我们的部队在数量上不足”，他在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以埋怨的口气称：“除非迅速提供最大数量的地面援军，否则这支部队将被迫不断撤退，抵抗力量也会随之越来越弱；要么就被迫处于滩头碉堡地位，这固然能延长抵抗的程度，但除了防御以外也不会带来任何希望。”1951年1月1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中承认：“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便出现我们必须从朝鲜撤军的情况，我们也必须使世界了解，我们的困难在于军需方面。”1953年6月2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朝鲜停战致李承晚的信中带有埋怨的口气解释美国已无力继续这场战争的原因：

　　团结原则的实现不能没有牺牲。没有人能只做他想做的事。美国的年轻人没有做他们想做的事情。100多万美国孩子离开了他们的家庭、亲人和和平的职业，奔赴遥远的朝鲜。他们去那里的原因是，你在黑暗的时刻提出以自由世界大团结的神圣原则来挽救贵国于巨大的灾难。那100万去贵国的美国孩子中，2.4万名牺牲，11万名受伤。我们在金钱上付出了成百上亿美元。那就是我们为忠诚于你提出的团结原则付出的一部分代价。

　　1953年7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美国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后的策略”提交的报告中承认：

　　自由世界的欧亚大多数国家很可能会大力赞成朝鲜中立化，因为这种解决办法看起来是消除了美国和共产党世界之间的一个危险的摩擦区域，从而减少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性，还因为要强化美国在南朝鲜的地位就会大量消耗美国资源，不然，这些资源可以用在别处。

　　通过解除其对在朝鲜的美国基地和大规模装备精良的韩国军队的支持，美国节省下来的资源可以用于加强自由世界在其他地区的军事地位。

　　美国为这场战争动用了其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大部，直接军费高达200多亿美元。在只有15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中，美国提供陆、海、空战争费用的50.32%、85.89%和93.38%。1951年春，杜鲁门亲自出马呼吁拉美各国为美侵朝战争“分担重担”，只有哥伦比亚作出响应，派了象征性的地面部队赴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据统计，美国用于朝鲜战争的直接费用按1967年不变价格计算共达693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15%。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在朝鲜战争的胜利时将“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作为其中美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看来，与战争之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判断一样，美国确实没有能力提供支撑打赢一场远距离区域性战争的资源。如果中国和苏联再不罢手，美国只剩唯一的手段——原子弹了。

　　b. “极右”思潮严重介入美国人的政治生活

　　除了物质资源不足的原因外，美国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及国内的“极右”思潮也是导致美国在朝鲜战争及后来的越南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许多美国政治家始终摆脱不掉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两难困扰。与德国威廉二世之后的战略思想史进程相似，形式逻辑完备而经验逻辑不足，战略目标论证成立而支撑其结论的资源匹配不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时期及小布什时期美国战略研究的通病。当这种思维通病被应用于东方战争时则更显得致命。

　　如果说以中国为源头的东方文明使东方人有着比西方人更为深厚的辩证法（阴阳）渊源，那么，似乎是上帝的补偿，发源于地中海的欧洲文明使西方人则占据着形而上学——尽管有赫拉克利特、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有力矫正——的哲学王冠，以至形而上学成了推动西方基于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主线。如果说，德国威廉二世直至希特勒的目标脱离资源支持的基于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战略还可以得到具有黑格尔和康德辩证法底蕴的俾斯麦有限守成思想矫正的话，那么，对于其民族国家历史较短、发展迅速而又处于东西方文明边缘地带的美国人——还有日本人——来说，他们在获得形而上学“补药”益处的同时，更易受到这种“补药”副作用的损害。这种损害具体表现为其国家战略设计中的形而上学优势因得不到辩证法的有力矫正而转化为“一根筋”式即片面的形而上学认识路径及由此带来的国家灾难。

　　麦卡锡主义是造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国家灾难的意识形态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野的共和党利用所谓“共产党人渗入政府”问题攻击民主党政府。1950年2月，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Maikaxi）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发表演说，无中生有地宣称有205名共产党人渗入到国务院，此后，麦卡锡利用参议员的特权，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捏造事实，制造谣言，大肆指控和调查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渗透”，进行非法审讯和法西斯式的政治迫害。麦卡锡主义诬陷诽谤的范围，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造成白色恐怖、人人自危的局面，甚至辛辛那提棒球红队被迫一度改名。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和费正清、进步作家斯诺、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著名人士均遭迫害，大批政府雇员被解雇，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摧残。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的意识形态介入如此深刻以至1966年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惊呼：“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由于大陆封锁、麦卡锡主义和杜勒斯—饶伯森年代造成的人才匮乏和代沟。”麦卡锡主义引起美国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以至1954年12月参议院通过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虽然此后麦卡锡主义衰落，但它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宁“右”勿“左”的另类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着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乃至美国的战略设计走向。而美国继朝鲜战争失败后再次飞蛾扑火式奔赴越南战场，并再次遭遇比朝鲜战争更大的灾难，既是美国形而上学战略设计的恶果，其中也有麦卡锡主义对强化这个过程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鉴于共和党右翼的国内政治压力，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认为有必要以北纬17°线在越南划界，那些判定杜鲁门政府应为失去中国负责的人，不希望看到因丢失印度支那而遭受指责”；肯尼迪更是“深深地担忧，如果不能阻止共产主义横扫印度支那，他将被打上‘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的标签……由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社会中势力犹存，倘若共产党人在越南再度取胜，他在1964年再次当选的希望就极为渺茫了，民主党将再次遭受灭顶之灾”。基辛格对此总结道：

　　美国思路褊狭的部分原因在于，在20世纪50年代追究是谁“失去了”中国时，很多中国问题的专家骨干纷纷离开了国务院。因此，一群苏联问题的杰出人才（包括乔治·凯南、查尔斯·波伦、卢埃林·汤普森、福伊·科勒）在国务院的外交思路上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他们深信，与中国言和一定会引发美苏战争。

　　如果说麦卡锡主义从意识形态上强化了美国人的唐·吉诃德式的冒险意识，那么，乔治·凯南较早提出的“遏制理论”则为麦卡锡主义的外交实践提供了“完美的逻辑依据”。

　　1946年2月22日，当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通过明码电报，向国务院发回长达5542个英语单词的文章，这就是著名的《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致国务院电报第511号》，这封电报被认为是导致美国整个冷战政策的先声。在电报中凯南对前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对付前苏联的一项长期战略。这就是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遏制政策。

　　这份电报认为，苏联始终感到它生活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说“布尔什维克有一种天生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心理”，美国在估计苏联政策时“任何人都不应低估教条的重要性”，苏联将“在一切认为合乎时机和会有好结果的地方，作出努力来推进苏联政权的正式疆界。在目前，这种努力暂限于这里某些邻近的、被认为战略上直接需要的地点，如象伊朗北部、土耳其，也许还有波恩荷尔姆岛”；“苏联听不进理智的逻辑，但对武力的逻辑却十分敏感”，因此，凯南建议美国政府：“如果对方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需要有影响威望的摊牌”。这份文件受到美国国务院的表扬，凯南也为此奉命回华盛顿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时任海军部长的福莱斯特尔下令复印这份电报作为几百名高级军官必读文件。年底凯南为福莱斯特尔又写了一份《美国与俄国》的意见书，提出对苏十原则，指出美国与苏联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目标，不要害怕（在美苏关系上）出现不愉快和公开分歧；“对于我们看来似乎只是小事情也不要害怕使用重武器”，他认为只有态度强硬才能使对方让步，所以美国应该“在任何时候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都保持坚定和警觉的姿态”。福莱斯特尔将这份报告转交国务卿马歇尔。1947年7月美国国务院批准将凯南在美国对外关系学会上的讲演报告在《外交季刊》以《苏联行为的根源》的题目发表。

　　美国国务院收到凯南第“511号电报”后没几天即３月４日，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以《和平砥柱》为题发表“铁幕演说”。它从外面又加大了美国政府对凯南建议的重视。此后，美国外交迅速转入凯南提出的对苏遏制战略并形成相应的外交政策。1946年4月1日，美国国务院向跨部门委员会提交一份由国务院官员弗里曼·马休士（H.Freeman Matthews）执笔并以凯南遏制理论为基调的备忘录，这是“美国外交政策文件首次把美、苏争端，视为苏联制度本有的特征”。马休士为美国提出以海洋为基点从全球范围遏制陆权大国苏联的政策建议。9月24日，美国总统顾问亲信克拉克·柯立福（Clark Clifford）在一份最高机密研究文件中明确主张：“对苏联侵犯美国，或侵犯攸关我们安全的世界某地区之主要遏阻力，将是我们的军事力量。”这项政策后来在实践中就演化为一项旨在全球保卫“所有受到苏联威胁的民主国家”的政策。这项政策所要防范的地区几乎覆盖全球。更有甚者，凯南理论将与苏联本是地缘政治利益之争转义为不可调和的意在“遏制共产主义思想蔓延”意识形态之争，这样就将一个有限地点和时间的安全目标变成一个美国国力根本承受不起的无限区域和无限时间的全面斗争。

　　“大事业往往需要一点天真去推动”，美国人的天真气使其在世界和平奠定之初就背上了一个只有“上帝”才能背得起的工作即向自己定义的红色“撒旦”宣战。此后美国就像一辆由凯南在前面拉车，麦卡锡在后面执鞭的马车——当然还有英国丘吉尔在后面的忽悠，满载着美国大兵冲向朝鲜半岛，冲向中南半岛，最后冲向充满灾难的血色黄昏。1972尼克松“关岛讲话”，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实际就是对凯南无限遏制理论和麦卡锡主义的第一次也是最有力的校正，校正后的美国得到再次复兴。基辛格对凯南的遏制理论及其对美国作用的批评比较辛辣：

　　在外交政策上自我要求道德完美的国家，既不能获致完美，也不能得到安全，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遏制是一种了不起的理论——一度充满理想色彩、对苏联动机的评估深刻，可是对如何开药方却又抽象玄阔。

　　事后，凯南也反思说：“如果是在六个月以前，国务院接到这样的电报时，大概会皱眉头，撅着嘴，表示不能赞同。如果再迟六个月，也许会使人听起来似乎是多余的重复，好象是在对虔诚的信徒说教。”当他看到遏制政策与愈演愈烈的常规武器及核武器军备竞赛联系在一起时，他极为沮丧。因为他一直深信，美国无法根据自己的设想来改造其他国家。为此，他反对美国干涉越南及发动越南战争，反对里根政府的军备竞赛；对于自己在1948年提出的对苏“政治战”计划———这一计划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的信条，他后悔不失。1957年，凯南重新诠释了自己的遏制理论。他写道：

　　国人经常问我，对付苏联威胁最应从何处着手，我的回答是：在美国失败之处，在我们眼中自惭形秽的事物上，或者令我们担心惊悸之处；针对种族问题，我国大城市的情形，我国青年的教育与环境问题，以及专业知识和普遍了解之间的差距。

　　凯南晚年已将批判的对象从“共产主义”转向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认为美国批判自己才是胜利之道。基辛格说凯南在“十年之前，也就是他对其理论演变成过分重视军事层面大失所望之前，凯南根本不承认这种选择”。在冷战结束后，他反对克林顿政府时期扩大北约的政策，认为这是后冷战时代美国最致命的政策失误，美国将从此“大势已去”。2005年3月17日晚，乔治·凯南去世，去世前又看到少不更事的小布什再次高扬起凯南已后悔不迭的遏制理论，再次承担起美国背不动的在全球与“撒旦”斗争的任务。不同的只是，美国与之斗争的对象从以前的“共产主义”变为“恐怖主义”，以前的以“反共”划线变为现在的以“反恐”划线。但结果都是一样：美国再次在伊拉克陷入越战式的灾难和美国外交在小布什内阁之后将再次受到“尼克松主义”的再次校正。

　（2）从朝鲜到越南，美国在同一逻辑下陷入更大的失败

　　关于越南战争失败的原因，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对此有极为深刻全面并有助于理解21世纪初的美国外交的评价，他在其主编的长篇巨著《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中写道：

　　如果说战争的失败对美国的战略地位没有什么影响，那么，这场战争的代价对美国的伤害实在是太深了，它加速了美国霸权的衰落。苏联在战略平衡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日本与西欧重新获得的经济优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灾难性经济政策，包括为越南战争筹资的手段，都对美国衰落的时机和深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美元的地位一直很虚弱，国际收支的赤字问题困扰肯尼迪，但直到1964年，该赤字还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艾森豪威尔之后的诸位总统都未对国家安全的代价给予足够的重视。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傲慢地拒绝对他们追求的外交目标所需的代价予以密切关注，在他们的考虑中，国际收支一向从属于安全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当政府印制越来越多的美钞来应付其创建帝国的各种行动时，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约翰逊和尼克松都试图将战争开支和通货膨胀转嫁给他们的贸易伙伴。1965年，法国起而发难，要求美国拿黄金兑换他们手中的美元，1971年，英国和德国也开始反对美国的国际货币政策。世界开始厌倦以收存贬值的美元作为免受苏联威胁的代价。他们认为苏联的威胁已大大减小；他们厌倦以收存贬值的美元，去支持一个大多数欧洲人都反对的美国人的越南战争。在盟国领导人心中，当货币问题开始向安全问题提出挑战时，紧张情绪在潜滋暗长。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解释说：“由于外交和国内问题的双重原因，美国政府对扩张性和通货膨胀政策不停息的追求最终削弱了美元的地位，撼动了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开始成为）全球经济中既危险而又受到排斥的一员。”

　　1950年至1954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年平均为17亿美元，1955年至1959年（1957年除外）平均每年为25亿美元，1960年至1964年平均每年为28亿美元，1965年至1969年平均每年猛增为34亿美元。国际收支逆差增大导致美元地位下跌。1950年至1970年，外国政府、中央银行和私人握有的美元，从84亿增加到430亿，而美国黄金储备则从243亿美元，进一步降到163亿美元。60年代前半期，美国外贸顺差平均每年为54亿美元，后半期下降到30亿美元，1968年仅为83700万美元，是1937年经济危机以来的最低点。据统计美国用于越南战争的直接费用按1967年不变价格计算共达1488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14%。美国国力在60年代末期严重衰落，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孔华润接着写道：

　　美元贬值提升了美国的商品价格，致使其失去了海外市场，到1971年，美国在这个世纪首次出现了贸易逆差。在这一年里，为阻止黄金外流，尼克松政府拒绝拿黄金兑换美元，尼克松的属下也宁愿结束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从而破坏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20世40年代所设计的、给参与国带来惊人财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假使没有这次战争，假使没有受到通货膨胀困扰的为国民提供工作和服务的国内计划所造成的恶果，美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会依然存在，但是，这些问题因耗费在越南的数十亿美元而恶化了。经济停滞不前而物价却快速增长，即所谓的滞胀，在20世纪70年代打击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之后，德国和日本被剥夺了参与大国角逐的机会，因而成为美国衰落的主要受益者。日本人将其研发预算的99%用到民用生产上，从而轻易地占领了美国市场，而美国却将研发预算的50%用在武器装备方面。另一位政治学家理查德·罗斯克兰斯解释了诸如日本和德国这样的贸易国家的兴起，尽管并非出于自愿，这些国家选择了贸易而不是军事手段去获取财富和权力。撇开对日本卓越的工业计划的不实指责，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由于那场毫无理智的越南战争，美国至少加速了这个世界所面对的“日本第一”的一天的到来。塑造一个全新的、后霸权领导风格的机会，随同美国的财富和权势，一起被挥霍掉了。

　　此外，美国与苏联的军事力量对比的天平也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倾斜。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前夕，美苏的洲际导弹数量比是5：1，1964年是4：1，1967年苏联洲际导弹为570枚，1968年增至900枚，1969年达1060枚，数量上赶上美国。美苏战略力量接近平衡。除战略核力量外，战后美国长期垄断的制海权也受到苏联的挑战。当美国因越战重负放慢海军造舰速度时，苏联正好摒弃了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迅速加强远洋进攻力量。在常规地面部队方面，尽管美国由于扩大侵越战争把兵员在1968年扩大到350万人，但是受人力开支增大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装备费用不足，武器更新困难。加之越战困住了约50万美军，美国全球常规兵力分布失去平衡。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霸权已呈江河日下之势。

　　我们大量引用上述资料，试图说明与20世纪50年代输掉朝鲜战争的原因一样，战略目标与资源手段之间严重不匹配，也是美国60年代输掉越南战争的深层原因。后者与前者不同的只是，于前者中美国尚处“一鼓作气”的少年气盛阶段，而于后者中美国则进入“再而衰”阶段。如果不是尼克松及时调整，美国很可能继而陷入“三而竭”的沼泽之中。对此，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尼克松执政期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预算变化，我们就会有更直观的认识，不难发现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国防支出：

　　一、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预算（1950～1974，单位：亿美元）

　　二、美国联邦预算国防支出和退伍军人补助金支出（1955～1974，单位：亿美元）

　　上表表明，“尼克松主义”的出现拯救了美国：其要义是收缩战线，量力而行，使美国的战略目标与其有限的资源手段相匹配。我们看到，尼克松执政时期（1969～1974）美国财政支出大幅下降。1969年尼克松上台将1968年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年增长率从13.1%压缩到3.1%，收入增长率从2.8%提升到22.2%。在美国国家财政支出中，国防支出占其大部，因此，国防支出的下降是联邦财政支出下降的主要因素。在《美国联邦预算国防支出和退伍军人补助金支出》表中，国防支出年平均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从1967年的22.9%，到尼克松上台的1969年降到 0.7%，1971年猛跌至 -3.5%，至尼克松下台前一年即1973年也保持在 -3.1%；同期，国防支出占联邦支出总额分别从1967年的45.4%，到1969年降为44.9%，1973年为31.2%，1974年猛降为29.6%。此后数年，美国外交基本在尼克松主义的路线上进行调整。财政支出中国防开支部分逐年下降，1989年，国防支出总额年平均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基本保持在已下降到2.7%，1975年至1989年，国防支出占联邦预算支出总额比重大体保持在26%至22%之间。这使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期间严重透支的美国经济得以休整和恢复。美国国力逐渐上升，这为后来战胜苏联做好了预备。

　　（3）中国胜利的原因

　　作为美国失败原因的反证就是中国胜利的原因。我们传统上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归功于中朝参加人员的勇敢顽强和中国参战的正义性质。这没问题，但还不完全，因为仅凭勇敢和正义我们就不能解释类似斯巴达克起义失败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古国文明在殖民主义炮火中毁灭的原因。

　　其实，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尽管有在国门以逸待劳的天然优势，但也有资源不足的困扰。

　　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占国家预算的43%减少到30%，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但到战争进入持久战后，中国被迫将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1951年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这就是说，只是在三八线以北的抵抗战争就消耗掉了1952年中国财政总收入183.7亿人民币的近1/3。1956年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承认：“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这说明，当时中国用以进行这场战争的资源，尤其在美国对华战略物资禁运的形势下，根本不足以支撑以朝鲜全境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基于此，与美国麦克阿瑟的作派不同，尽管中国领导人的口气强硬，但自始至终不以朝鲜全境而是以三八线以北为目标，这使其有限的军事目标有了可以与之匹配的资源支撑。此其一。

　　其二，从双方武器对比的角度，美国毕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有核武器的国家，而这又是美国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撕破面子的最后底线。在只以三八线以北的有限战争中，美国是“纸老虎”，但如果将有限战争转化为朝鲜全境的无限战争，那形势可能就会使中国的优势化为劣势，除了中国财力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战争外，真的到了美国以核武器与百废待兴的中国鱼死网破的地步，对中国也是不利的。根据现在已公开的美国档案文件看，美国准备以谈判结束战争的时候，也正是美国军方高层开始准备以原子弹作大战再启底牌的时候。

　　比如，1953年3月27日，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在呈送的关于朝鲜采取其他行动方案的新文件中提出“可以考虑使用核武器”。他在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讨论中说：“我个人对在朝鲜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意义持怀疑态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认为：“由于任何地面战争升级都会造成伤亡，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将被迫使用我们拥有的各种武器。”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希望：“如果真的使用原子弹，我们用它来袭击满洲的基地。原子弹在那里会有效用。”3月31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向金日成及彭德怀建议双方举行联络组会议，同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主持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会上也提出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问题。“他承认，没有许多好的战略目标，不过他觉得，如果使用核武器后，我们能（1）对共产党部队取得重大胜利；（2）在朝鲜蜂腰部划线，那就是值得的”。非军事顾问迪恩·马洛特表示“我们应该在朝鲜使用一些核武器”，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认为：“不管怎么样，美国应努力消除对使用核武器的禁忌”。4月26日板门店谈判复会，5月20日，美国军方仍在考虑“把战争扩大到朝鲜境外的必要性”，这样，“有必要使用原子弹”；这时艾森豪威尔表示：“他对这一建议的一大担心是，苏联空军可能会袭击日本的毫无防御能力的居民中心。”他说“这一点总是压在他心头，令他不安”。1953年7月27日，朝中和联合国双方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哈里逊中将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经事先商定，双方首席代表签字时间即作为停战协定签字时间。7月7日，也就在停战协定签署的前20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就美国在签订停战协定后准备一个“临时行动方案”，以防“新一轮武装进攻产生”，警告“如果有新一轮武装进攻产生，就不可能把战争仅限于朝鲜境内”。7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6次会议还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全面进攻的可能性”。国防部副部长表示：“如果停战协定被违反，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核能力打击中国共产党人”。艾森豪威尔补充道：“把我们的援军放在日本，需要时随时运到朝鲜。”

　　可见，美国在朝鲜准备停战的同时也在预备着一场更大的更残酷的原子战争。而对于已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中国而言，应对这种战争既无必要，也没有力量。而中国能够在尽可能扩大战果的同时又能适时地结束战争，既是新中国领导人高超的外交艺术的表现，又是中国赢得朝鲜战争的关键。战争输赢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是看谁在适时妥协之前在资源可支撑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赢得了国家利益。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说：“世界大战这个东西意思不大。说打仗我们就一定害怕，这也不见得。丢原子弹谁也害怕，日本人怕，中国人也怕，所以最好还是不打，尽一切力量争取不打。”

　　在越战中中国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并迫使美国屈服的原因与上同理，此不赘述。

　　将朝战和越战中的背负着拯救“民主世界”这一所谓“道义责任”的美国领导人与同时期既具有共产主义热情，又具有冷静的现实主义眼光的新中国领导人作比较，前者打仗更多是为了“面子”，而后者则是地地道道地为了“里子”。美国开战的理由基于所谓“道义原则”，而在事先明知不会有多大效果的情况下对中国的经济禁运只为了所谓“政治影响”，被迫结束战争甚至想在穷途末路时使用原子弹则更是为了保住面子，这两点决定了美国的战争目标几乎是无限的，而中国则始终将战争的目标定在三八线上，由此保证中国依托于东北重工业的国家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不是仅仅为所谓徒有虚表的“面子”。这一时期的美国领导人犯了与后来苏联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同样的好出风头的错误，犹如世界级“超女”，风头出尽后便是洋相十足。

　　4. 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赢了美国，也赢了苏联

　　有人认为：中国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基辛格更是极端地说：“韩战的最大输家是苏联”。

　　这里，应当补充的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赢家是中国。

　　在笔者看来，正好相反，事实上中国才是这场战争中的最大的赢家。

　　我们知道，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第二次会议。在中国问题上，为了保证苏联对日作战，罗斯福、丘吉尔，背着中国与斯大林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亦称《雅尔塔协定》），协定在中国不知晓的情况下牺牲中国利益，规定战后“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迫使中国认可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利益的条款以保证苏联参战。正是由于斯大林获得并得到国民党政府承认的这些“红利”，尤其是获得了从彼得大帝起俄国人就朝思暮想而在斯大林手中终于获得了的驻兵大连、旅顺这两个最便捷进入太平洋常年不冻港口的利益，斯大林才在1949年中共胜利在即时，仍对国民党政权恋恋不舍，在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甚至拒绝与他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来勉强同意签约，仍极不光彩地讨价还价，坚持要了两块势力范围和四个合营公司”。

　　1949年12月6日，斯大林向毛泽东解释不急于重订中苏条约的原因时说：1945年的那个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定》签订的，而苏联正是通过《雅尔塔协定》才在远东得到了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和旅顺口等。如果改动经过美国和英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的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经过慎重考虑后，苏联才“决定暂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其实，斯大林的话说白了，就是斯大林——与同时期的美国也将“尊重”美国在华利益当作与新中国建交的前提一样——不舍得放弃苏联在中国已获得的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同时斯大林也估计到，除了道义的力量外，新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完全纠正《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的条款的实力，正因此，斯大林才告诉毛泽东：至于条款中涉及影响中国权利的问题，如在旅顺港驻军及中长铁路问题，可以“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此前，斯大林已知道毛泽东在1949年初与米高扬谈话时表示过“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海军，面对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威胁，它还无力接替旅顺口的防务”。现在，毛泽东当着斯大林面再次重申：“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仅靠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有效地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

　　以实力大小分红，这对斯大林来说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1945年蒋经国代表国民党政府去与斯大林谈外蒙问题。蒋经国表示不同意外蒙并归俄国，并请求斯大林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对失去外蒙的心情。斯大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蒋经国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现在到了1953年，中国人在朝鲜打败了美国人，并且是在斯大林请求的条件下入朝参战而不是相反，那么，1945年斯大林对蒋公子的话这时也可用在自己头上，在落实1950年关于归还中东铁路及大连、旅顺的承诺上，这时中国已有独立地打击美国霸权的力量，在落实交还中长铁路和大连旅顺港口的承诺上如再打折扣，那也“就等于废话”。既是废话，不如不说。

　　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已经表明中国拥有了足以有效地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深知实力边界与利益边界换算关系的斯大林当然明白：在中国人将美国人赶出北朝鲜的同时，也就事实上将苏联体面地“请出”了中国东北。1952年底，根据1950年2月14日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苏联爽快地将原本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从形式到内容一并无偿地移交给中国。1955年苏军完全从大连、旅顺撤离。

　　不仅如此，在朝鲜战场上屡战屡败的美国人也讨好卖乖，1952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其“国情咨文”中宣布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适当的联合决议，声明美国政府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所达成的秘密谅解中所承担的任何容许这种奴役行为的义务”。这里所说的“秘密谅解”就是指雅尔塔协定。至此，《雅尔塔协定》中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款才被“体面”且彻底地废除。而能够实现这一点的原因并不主要是1950年建立在友谊基础上的苏联承诺，而更多的是在朝鲜战场上以实力为基础的中国的胜利。

　　这里可以推测的是，1950年6月朝鲜北南内战爆发，北朝鲜誓言国家统一。此时，斯大林可能希望中国参战帮助金日成完成朝鲜南北统一，并以此借助金正日亲苏政权重新在朝鲜半岛为苏联进入太平洋获得更为优良的深水不冻港，这样可以弥补在1950年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联同意放弃了的在中国东北的地缘政治利益。比较而言，朝鲜半岛比中国辽东半岛更有利于苏联进入太平洋。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完全听从斯大林的意见，他在将美国逐退三八线以后并未继续南进，而根据中国的财力物力条件适时在三八线停火。其结果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实力——而在1950年只能用语言——“请走”了苏联利用《雅尔塔协定》在中国东北攫取的不当利益。中东铁路及随后的大连、旅顺港的收回，使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获得的战略利益大为贬值。而斯大林则在1950年“失之东隅”之后却没有在1953年“收之桑榆”：除了教训了美国外，斯大林不仅没有从朝战中获得反而失去了此前曾获得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位曾在欧洲战场和中国东北战场上豪气万丈并决心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有利条件完成彼得大帝夙愿的斯大林，三年寒暑，此时已是甘苦自知。1953年7月中美停战，当年1月苏联移交中东铁路，3月5日，斯大林溘然长逝。

　　总之，毛泽东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赢了美国，也赢了苏联。

　　真理往往多走一步，就转化为谬误。1949年毛泽东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建议”，挥师过江，统一了中国；1953年毛泽东仍是没听从斯大林的“建议”，收兵于三八线，结果既保住中朝两国的利益，又没有使中国因国力透支而势必形成对苏联的绝对依赖。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假如当时毛泽东听从了斯大林的话，挥兵越过三八线，那中国就会犯下美国越过三八线的错误，其结果在中国被战争拖住的同时又会反求于苏，到那时，中国既保不住1953年7月停战时的战果，也可能保不全已落在文字上的苏联同意归还中国的雅尔塔“红利”——因为对斯大林来说，与力量相比，“条约是靠不住的”。因此，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在很大程度只是心理上的”的胜利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 军事失败导致美国其他对华配套遏制政策的失败

　　1. 一无所获的对华经济禁运，为新中国所有制改造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新中国由此获得国家主体人口农民和工人的支持

　　1949年8月19日，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英国在与美国讨论中国形势中提出“我们认为，现阶段任何阻止共产党人获得中国全国政权的外部企图，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会使具有传统的恐外情绪的中国人聚集到他们新的统治者的旗帜之下”，“我们的计划必须建立在共产党人将在不久的将来统治整个中国的判断上。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现在的领导人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现在的强烈亲苏的政策不仅对西方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对西方在东南亚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在东南亚“建立一个有效的反共阵线以把中共的侵犯阻挡于中国边界的那一边，似乎是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为此，英国为美国提出外部遏制，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战略：

　　外国商业团体构成了西方在华影响的主要部分之一。我们认为，在亚洲的铁幕后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触角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尤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管辖和控制在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天份，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在华地位便至少可以说为时过早。

　　英国政府不赞成过早地放弃英国在华利益。英国政府认为，英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英国在华社团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维持其立足点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希望维持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但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美国并没有沿着英国的思路，而是沿着全面遏制新中国的思路从1949年始对华实行贸易管制。3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41号文件，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手段，最后认定，美国应该对中国实行贸易管制制度，禁止向中国出口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所有物资，严格控制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的出口，并随中国事态的发展审查美国对华政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进一步升级。随着中国参战，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包括冻结中国在美资产。6月25日，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要求会员国不对朝鲜提供帮助。6月28日，美国宣布对朝鲜实行完全禁运。6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接着美国又向英国、菲律宾和“巴统”国家提出类似要求。在美国的压力下，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非“巴统”国家也加入了对中国禁运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国又操纵联大通过第500（五）号决议，要求会员国对中朝两国实行禁运武器、弹药、战争工具、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等有用的物资。10月26日，美国国会又通过“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即巴特尔法），其目的是“对于威胁美国安全之国家或国家集团，包括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国家在内，达到管制输出及其他目的”。11月4日，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索普就对中国禁运发表谈话说：

　　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和北朝鲜有些东西是需要依靠外部世界的。但是中国并不是这样一个国家，它需要国外供给的东西如此重要，以致实行完全的经济禁运就可以使在朝鲜的战争停止。

　　但贸易事关各国切身利益，因此，随着禁运的强化，追随美国政策的国家越来越少，参与禁运的各国家对美国有形或无形的抵制也同步增加，导致禁运如同虚设，最终不了了之。

　　1951年初，美国对华经济“制裁”便遇到欧洲国家的消极态度。这在2月份美国经济合作署起草的报告中已有披露：

　　由于军事形势的差异和中国经济的特性，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与我们对欧洲的苏联集团实施的贸易管制有很大不同的贸易管制政策。与我们对欧洲的苏联集团采取的选择性出口管制政策不同，我们实际上禁止了与中国之间的所有贸易（出口与进口）和金融往来。

　　就这项政策而言，西欧和联合王国仅仅在很少方面与我们协调一致，而世界各原料产地几乎没有采取与我们一致的行动。

　　1952年6月5日，由中央情报局牵头的《特别评估报告》就出口管制对中国的影响作出评估，结论认为：

　　1．目前自由世界对共产党中国的出口管制，未能防止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增强。然而，这些管制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共产党中国经济潜力的发展。

　　2．即使扩大和加强目前的管制，达到完全禁止非共产党国家与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的程度，苏联集团可能会承受这样的代价：在不减少军事物资输入的情况下，满足共产党中国重要的非军事需求，只要西方船只仍然能够被苏联集团租用，以满足它们在其他地方的航运需求。

　　3．海上封锁行动及完全禁运可能迫使共产党中国的几乎全部进口都依赖于来自苏联的陆上输送。如果不把旅顺和大连包括在内，这样的封锁行动不会奏效。

　　4．海上封锁将使共产党中国承受相当大的经济压力。我们并不认为这会在短期内显著地削弱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能力或影响到其政权的稳定。……

　　5．禁运措施和海上封锁，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铁路和水运系统中关键地点有效的和持续的轰炸，将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能力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并使维持其政权的政治和经济控制问题极大地恶化。然而，要取得这样显著的成果，需要进行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空中轰炸。（言下之意，后一条件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取得这样显著的成果”也是不可能的。——笔者注）

　　6．完全禁止非共产党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可能不会对中国共产党或苏联的军事行动方针产生显著的影响。

　　半年后，也就是1953年3月9日，这一评估报告获得国务院、陆军、海军、空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情报机构的一致同意，并增加一些更为肯定的判断，认为“我们相信，目前共产党中国内部的政治控制极其牢固，这些经济困难不会危及中国的统治”（第3段），“我们认为，封锁本身不会使共产党接受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解决方案。”（第4、6段）关于对中国贸易管制的范围及其效果，该报告第9～11段作了详尽的叙述：

　　9. 苏联集团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对共产党中国实施了某种形式的出口管制。自1950年12月以来，美国一直维持着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和航运的完全禁运，及对共产党中国美元资产的管制。加拿大、日本、国民党中国及菲律宾采取了几乎同样严厉的贸易管制，而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利比里亚、巴拿马严格控制本国船只向共产党中国运输物资。联合王国已禁止或限制种类广泛的战略物资的出口，包括天然橡胶。1950年7月，贸易统筹委员会的西欧成员国对共产党中国实施了早先针对苏联集团其他成员国家采取的选择性禁运。共产党中国被联合国宣布为侵略者后，这些国家对与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实施的管制比对与苏联集团其他成员国贸易实施的管制更为严厉。目前，贸易统筹委员会成员国对共产党中国禁运三份国际禁运清单上的所有物资，以及对共产党中国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其他16类物资。为制定适用于远东的国际出口管制计划，1952年秋建立了一个与贸易统筹委员会平行的中国委员会。其他许多国家也遵照联合国1951年5月通过的额外措施决议，采取行动限制向共产党中国运送战略物资。1951年秋制定的《巴特尔法案》通过持续提供美国的援助，加强了贸易统筹委员会和联合国的禁运，这些援助的前提条件是：受援国予以合作，对向苏联集团（包括共产党中国在内）供应战略物资的行为进行管制。

　　10. 然而，各国采用的禁运清单和采取的管制措施是多种多样的。虽然联合王国和贸易统筹委员会的其他欧洲国家所实施的管制相当广泛，但远不如美国实施的完全禁运政策。其他国家（大部分是非工业化及不生产战略设备的国家）对联合国决议的解释难见统一，该项决议涉及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用于生产军用品的物资、汽油及纯粹的战争物资。中东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仅对禁止战略物资运往共产党中国做出了一般性的承诺，而印度、巴基斯坦、缅甸不愿公开表态支持联合国的决议，虽然它们已给予非正式的合作，防止战略物资被转口授予中国共产党。关于向共产党中国运送橡胶一事，尚未加入联合国的锡兰拒绝遵守联合国的决议。

　　11. 船只管制特别不足。贸易统筹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禁止向共产党中国出售船只，并且同意限制向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出售商船。然而，自1950年10月以来，至少有33艘船转而挂上了苏联集团的旗帜。不过，在1951年12月，贸易统筹委员会加强了售船限制。美国单独对船只买卖、修理和添加燃料实行全面的正式管制。过去一年间，共有61艘苏联集团的船只（注册总吨位达30万吨）在西方的船坞得到30天甚至更长时间的修理。只有美国、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巴拿马禁止在本国注册的船只进入中国港口，而利比里亚禁止本国注册的船只运载战略物资到共产党中国。目前贸易统筹委员会的管制政策不禁止苏联集团租用商船（油轮除外），而且，禁止出租油轮的命令未见实效。虽然大部分租赁船只未驶入共产党中国的港口，但这些船只被用于西欧、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贸易，从而使悬挂共产党旗帜的船只得以直接服务于共产党中国。

　　该报告“目前的管制对共产党中国的影响”部分的结论相当悲观。在 “经济影响”部分的20～23段认为：

　　20.工业影响。由目前的管制造成的对共产党中国的进口限制，并没有削弱其工业生产。事实上，由于从苏联集团的商业进口数量大幅度增加，以及由于更加有效地利用了共产党中国现有的设备和库存物资，中国的工业生产一直在持续发展。然而，如果目前的贸易管制不生效的话，其发展规模可能会更大。

　　21.对铁路的影响。共产党中国的铁路运输系统尽管没有扩展到在无西方管制的情况下应有的水平，但其能力与性能已稳步提高。管制措施已使中国不能从西方进口机车、货车、火车零件及铁轨。然而，苏联集团提供的一定数量的此类物资，加上当地生产的，已能保障现有设备的持续运转和铁路网的进一步扩展，尽管此类物资在朝鲜消耗较多。

　　22.对国内其他运输方式的影响。主要由于苏联卡车和汽油的进口，1952年共产党中国的汽车货运有了较大的发展。然而，机动车零部件的走私量仍然相当大，这表明苏联集团的援助赶不上共产党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也表明西方的管制已使共产党中国在这方面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由于大多数非共产党国家允许悬挂本国旗帜的船只从事中国共产党的海岸贸易，所以海岸运输没有受到西方管制措施的显著影响。此外，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年中对外国船只海岸运输的要求似已放松，中国共产党对内河和海岸运输需求的增长部分可能由他们自己的船队来满足。

　　23.总的经济影响。尽管与西方贸易有所减少，过去两年间中国共产党政权在经济重建、特别是在恢复和发展工业能力方面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共产党中国外贸净收入的减少，应视为在其他情况下政府可能会用来投资的资源的减少。没有西方的贸易限制，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进步可能比实际取得的进步更大，而且能够在苏联集团付出更小代价的情况下取得。

　　24～26段“军事影响”部分认为：

　　24.陆军。虽然西方的贸易管制使共产党难以获取某些重要物资，如抗生素及其他药品、通讯器材和橡胶制品等，但中国共产党的陆军未受到西方贸易管制的不利影响。共产党中国仅生产轻型陆军装备和物资的一部分。共产党中国军火工业所需原料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大部分是国内生产的。有重大需求的是铜和锌，苏联的大量供应足以满足中国最基本的需求。此外，苏联提供大多数重型军事装备、所有的汽油、石油和润滑油，以及在朝鲜使用的大部分轻型装备和物资。

　　25.空军。由于苏联事实上向共产党中国提供包括航空汽油和喷气燃料在内的所有飞行装备和物资，故而目前西方对战略物资的管制没有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空军的战斗力。在西方实施管制的整个时期，中共空军一直在增加飞机数量和空战能力。

　　26.海军。由于中国共产党海军主要由原来外国的海军舰艇组成，所以目前西方对战略物资的管制几乎肯定阻碍了中共维修和保养海军舰艇的努力。就我们所知，苏联仅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少量小型军舰，这迫使中共几乎完全依赖从国民党手中接管过来的舰艇。

　　在最后的“对国内政治的影响”部分——这也是报告的核心部分认为：

　　27.西方的贸易限制未明显地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政权巩固其政治地位的能力。实际上，管制措施已被中国共产党用于国内宣传中，作为西方对华敌意难消的另一证据，为中国共产党实施更为严厉的政治控制提供了借口。

　　1953年9月27日，也就是在中美停战协议签订（7月27日）整整两个月后，美国对外援助事务管理署署长史塔生提交的《关于执行巴特尔法情况致美国国会的半年度报告》，该报告对美国对华禁运效果有十分详细的披露：

　　对共产党中国全面禁运的政策，是美国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而且敦劝其他自由国家采取同样立场。

　　大多数西欧和亚洲的主要贸易国家不能采纳美国的立场。这些国家虽在战略物资的禁运上合作，但一旦禁运涉及棉花、肥料、纺织品、纺织机器、染料、药品之类的货物，它们就不愿断绝其对华输出。我们不必推断这些政府的决心不及美国真挚，我们只须说，它们是处于不同的环境，因而以不同的眼光看问题。

　　这些国家中有许多深感它们对于对外贸易的严重依赖性。它们辩称，它们不但在对华出售非战略的出口货上霑获经济利益，而且在从中国换来的进口货以及它们所提供的航运服务上得到经济利益。它们辩称，这种贸易是有利于自由世界、而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战争机器的。有些人还辩称，保持中国与西方间坚强的经济联系是明智之举，这样可以减少中国对莫斯科的依赖，也许有一天会把毛泽东变成铁托。一部分这些国家的贸易政策还受一件事实的影响，即它们和美国不同，它们已经给予中国共产党政府以外交上的承认。

　　因此，我们大多数盟国继续运出它们认为是非战略的物资，以换取中国的货物。1952年自由世界输往共产党中国的货物约值2亿5700万美元。1951年为4亿3300万美元。1952年的减少是由于种种因素，其中包括：自由世界禁运战略物资以及共产党中国在1952年上半年对于西方贸易表面表示冷淡。1951年下半年及1952年上半年，中国人试图改变其贸易方向，从对自由世界的贸易转而为对苏联的贸易。他们改组其对外贸易机构并加以集中，同时还举行了“五反”运动，这次运动有一部分是反对“外国人”和与自由世界的贸易的。1952年中国向后转，在秋季他们又复积极谋与西方贸易。这一运动在1953年的统计里便开始反映出来了。

　　1952年所有对华输出的自由国家中，香港以输出9100万美元（1951年2亿8100万美元）列居首位。香港输出的主要项目——多半是其他国家的转口货——如药品、肥料、染料、毛条、纸和纺织机器，巴基斯坦居第二位，输出价值8390万美元原棉。锡兰以价值2600万美元的橡胶交换中国大米（橡胶是战略物资，但劝说锡兰勿运的努力失败了）。联合王国运出价值1280万美元的杂项物资，以钠化合物（如苛性钠）、肥料、毯子、毛条、纺织机器等为主。其他各国的先后次序为：埃及（棉花）、芬兰（纸张、纸浆）、印度（黄麻制品）、瑞士（染料、纺织机器、药品）。

　　与输往共产党中国2亿5700万美元货物同时，自由世界从中国输入货物约值3亿4500万美元，主要的项目有：大豆、干制蛋、水果、花生、植物油、铁砂、谷类和猪鬃。香港输入1亿4500万美元；马来亚4000万美元；印度3200万美元；而美国居第四位，输入2770万美元。其余各国的先后次序为：西德、日本、瑞士、联合王国。日本进口达1500万美元，虽然该国经慎重审查后的输华货物仅略逾50万美元。

　　中国共产党并不完全依赖自由世界的货物。他们在1952年中从欧洲的苏联盟国获得的货物数倍于从自由世界所获得者。由共产党国家输华的货物，包括武器、弹药及其他战略物资，多半是经由西伯利亚铁路运往的。中国共产党宣称，和苏联集团各国的贸易在1950年只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25%，1952年上升至72%。

　　自由世界许多国家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在1953年头几月续有增加。例如香港、锡兰、西德、联合王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该年的货运率便高于各该国去年特别低的货运率。如果自由世界的输出依照1953年最初三、四个月的比率——是否如此尚难断定——继续下去，则1953年的输出总值将达3亿7500万美元左右。这一数字将高于1952年，但不及1951年。

　　1953年的增加，并非由于对战略物资贸易的管制有所松弛。该年上半年战略物资的禁运是加紧而不是放宽的。1953年的增加系在非战略物资上。其主要原因似乎是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他们放弃了不愿和西方往来的态度，而更多地、更大量地订购各自由政府一向愿意输出的货物。

　　美国与其主要盟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分歧，成为新政府1月间就任以来所遭遇的多方面的远东问题之一。

　　美国自1949年开始的对华全面封锁禁运直到尼克松访华前才基本结束。而朝鲜战争期间是美国对华禁运最为严格且被证明是基本无效和全面失败的时期。

　　其实，美国的上述评估报告忽视了一个对西方世界最致命却对中国成长最为重要的问题，即正是西方对华在朝鲜战争前后的全面禁运为中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才使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初最为艰难的所有制改造的任务。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此前3个月中国政府就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新中国政府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改造旧制度中发展农业生产力。到1952年9月，全国90%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7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使新中国在最困难的时期获得中国主体人口即农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泽东就此对周世钊说，

　　我们志愿军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狈逃窜。我们连大炮都少，飞机更没上前线，但常常打胜仗，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个战争是为了支援被侵略的朝鲜而战，是为保家卫国而战，都有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决心，都明了这次战争是为了自己而战，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因此奋勇杀敌，敢于牺牲，可以说，我们这回抗美援朝的战争是打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一个美国的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随后中国共产党又及时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及时开展“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到1956年中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为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制度支持：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域，这既解放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现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资金严重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而西方在同时期实施对华经济禁运恰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顺利完成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这是中国赢得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最根本的原因。换言之，如果当时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让中国提前进入“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接轨”的历史进程，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有可能不那么彻底，而庞大的私有权的保留又会在庞杂的产权交易中大量截流并由此耗掉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从而使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同样面临的GDP与两极分化同速扩大的问题。如果真如此，那对正处起步阶段的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

　　2. 有力搭建却无力“维修”的遏制链环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加紧经济封锁的同时也加快军事遏制中国的步伐。1950年10月17日，美国同泰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1951年8月30日，美国与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9月1日，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9月4日至8日，美国与包括日本在内49个国家单方面签署了《对日和约》（即《旧金山和约》）；与此同时，美日也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1953年8月8日，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链条从单边扩大到广泛的多边集体条约，从中国东部延伸到中国西部。1954年9月8日，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其目的是在东南亚“建立一个有效的反共阵线以把中共的侵犯阻挡于中国边界的那一边”。

　　但美国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1954年9月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成立，1955年4月就接纳中国参加万隆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周恩来总理高举团结反帝的旗帜，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不仅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好评而且在东南亚集体条约国家中消释宿怨，使美国在东南亚建立的意在封锁中国的链条反倒成了反帝前线。会议4月28日结束，29日美国白宫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万隆会议的影响，国务卿杜勒斯正话反说，认为：

　　亚洲的友好国家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令人惊奇，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协作的策略是令人欣喜的——尽管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获得周那样的个人声望。结果这些国家有了一种新的自立和自信的意识，这在以后对我们将很有帮助。

　　杜勒斯承认周恩来在会上获得了“个人声望”，这实际承认了中国通过会议获得了国际声望。这也同时说明1954年9月由美国拼凑的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仅在半年后就变成一堆废纸。白宫内阁会议几天后（5月5日），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马利克就万隆会议向国务卿杜勒斯做工作汇报时便挑开天窗说了亮话，他认为：

　　会上真正的斗争不是体现在演讲中，而是存在于各委员会的工作之中，很明显，大家普遍不愿攻击国际共产主义，也不愿揭露其性质。

　　美国新闻界宣称西方从会议所获甚多也是错误的。结果或许没有那么糟糕，但无论如何共产党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来说是一个明显的失败。

　　（万隆会议）最重要的结果是共产党中国变得强大了；她赢得了很多朋友的善意，实际上，会议似乎就是为此目的而召开的。现在有三点是清晰的：①对美国来说，目前不与共产党中国坐下来谈判是困难的；②对美国来说，要对已经产生的对共产党中国的善意加以遏制是困难的；③对美国来说，把共产党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困难的。

　　再看中国西部边陲，美国1955年 2月主导的所谓“巴格达条约组织”不仅没有起到遏制中国的作用，反倒乱了美国的阵脚。就在万隆会议召开的前夕，即土耳其与伊拉克之间先签订了《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由于签订地点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所以一般称之为《巴格达条约》）。同年的4月5日、9月23日、11月3日，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先后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遂于1955年11月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巴格达。1956年底，英法支持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挑起第二次中东战争，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费萨尔王朝被推翻；同日，美国对黎巴嫩进行了武装干涉，这些都引起阿拉伯国家的不满，自然也动摇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同年10月，该条约组织总部被迫迁往土耳其的安卡拉。1959年 3月，美国分别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签订了内容相同的双边防御协定，所以美国在该组织中享有了正式成员的地位，参加常设委员会。同月，伊拉克卡赛姆新政府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8月该组织改名“中央条约组织”。1971年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遭到惨败并失去东巴基斯坦，其间巴基斯坦并没有受到“中央条约组织”及对巴承担条约义务的美国的实质性保护，这使巴基斯坦深为失望。1978年、1979年，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入侵柬埔寨，苏联对巴北方邻国也是大兵压境，1979年3月，伊朗、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中央条约组织，接着土耳其也步其后尘。4月30日，美、英、巴基斯坦、土耳其4国代表在会议上决定，中央条约组织自1979年9 月28日起正式解散。退出“中央条约组织”的巴基斯坦、伊朗等转而与中国结为战略性合作关系。

　　至此，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搭起的自东到西里三层外三层裹得严严实实的遏制新中国的体系，因美国无力“维修”而链断环飞。

（下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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