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连载54)

　　【作者按】这是张文木著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中两卷（下卷尚未出版）的连载，上卷谈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卷谈大西洋两岸，尤其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梳理了其中大国的国家力量及其扩张能力的战略底线和极线。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单行本目前已经断版，内容收录在《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6卷。由于全书注释网络编辑耗费时力，故省略。
　　另，这套书只出版了上卷和中卷上、下两册，没有下卷。下卷还在写作中。下卷主要写中国，其结构分天命、天时、地利、人和、使命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已完成，四、五部分（人和）谈生产关系及其存在的的规律和必然性。我已出版的宗教、气候书就是其中天时天命的内容。已出版的地缘政治、海权书是地利部分的内容。生产关系、使命部分是社会主义及其前途，《美国的没落》是其中的内容。但很不够。看来完成卷三恐怕是此生的事业了。

　　张文木出版的著作（2000-2023）

　　上卷目录

　　第三章 太平洋两岸大国地缘政治力量消长规律与中国外交选择

　　第一节 太平洋两岸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与欧洲比较 / 一、欧洲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二、地缘政治力量评估的合力原则 / 三、北美洲与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四、亚太地缘政治结构中的支柱国家及准支柱国家及其特征 /

　　第二节 日本地缘政治战略：底线和极限 / 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 二、 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 / （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 （二）误判产生的原因 / （三）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 /（四）摆脱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律责任，将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战略突破口 / （五）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 （六）结论：要想稳定太平洋，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

　　第三节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 /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冲击中国和俄国 /（二）“可怜的塔夫脱”，美国不知深浅首次触礁东北亚 / 二、 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一）19世纪末日本东扩止于夏威夷 / （二）美国牺牲中国东北并没有阻挡日本向太平洋的扩张 /（三）“奇怪的战争”：美国借助日本为其充当远东战略“清道夫”/ （四）美国对华地缘战略设计及其失败 / 三、 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 （一）两场战争，同一结果 1. 朝鲜战争：美国再次触礁东北亚 / 2. 越南战争：目标与资源不匹配导致美国再次失败 /3.美中双方败成原因分析 / （1） 美国朝鲜战场失败原因分析 / （2） 从朝鲜到越南，美国在同一逻辑下陷入更大的失败 / （3）中国胜利的原因 / 4. 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赢了美国，也赢了苏联 / (二) 军事失败导致美国其他对华配套遏制政策的失败 / 1. 一无所获的对华经济禁运，为新中国所有制改造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新中国由此获得国家主体人口农民和工人的支持 / 2. 有力搭建却无力“维修”的遏制链环/3. 东边日出西边雨：封锁不住的中国外交/四、 启示和结论

　　第四节 大国博弈中的台湾问题：底线和极限/一、台湾问题的历史演变（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台湾问题的由来/二、 台湾回归中国是亚太和平发展的需要/三、 一开始就混合着冷战与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对台政策（一）朝鲜战争之前的美国对新中国不承认政策及其内在矛盾/（二）朝鲜战争确定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基调/ 四、美国对华强硬政策高峰期的台湾政策的底线和极限/（一）艾森豪威尔打开了限制台湾的“笼子”，但没有解开束缚台湾的“链子”/（二）在共同防御问题上，美国态度淡漠/（三）炮击金门事件发生，美国想的不是“共同防御”而是如何抛弃负担/（四）台湾只是美国布于西太平洋的一个弃之可惜的棋子/1. 在台湾问题上的西方“慕尼黑阴谋” 2.不独、不统、不活、不死，尽为美用，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出发点/　(五)《共同防御条约》刚出台， 美国就对“朋友”落井下石/（六）美国对台“承诺”底线一落再落：要求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蒋介石已不相信美国会帮他守住台湾。/ 五、炮击金门：结果、经验、意义/(一) 性格决定命运/(二) 寻求台湾“中立”地位，美国“两个中国”对台政策底牌浮现。国共两党民族默契再次形成/1. 就在中国与苏联意识形态产生分歧的同时，台湾当局与美国裂痕也在扩大/2. 蒋介石制定反攻大陆的计划/3. 在美国的冷漠中，蒋介石以卵击石/4. 在万炮齐轰中蒋介石孤鸿哀鸣/5.美国考虑了但最终拒绝了为台湾使用绝对军事手段，美国对中国大陆实在无计可施

     五、炮击金门：结果、经验、意义

　　(一) 性格决定命运

　　读史至此，如果以为蒋介石只是一个无能之辈，那也不客观。其实，在宏观大势的判断上，蒋介石有其独到的天分。黄仁宇先生曾评价说：“蒋介石处理大事能沉潜而有气魄，大概他有意志力及哲学宗教思想从长对付。及予以短距离及近身之刺激，他反易产生冲动性之反应，是为其终身弱点。”黄先生看到了蒋介石的长处，但至于蒋介石的短处，评论的却万分不到位。其实，国民党政权的兴衰，除了它的政治因素外，蒋介石的个性也与之有明显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借力打力，利用不多的嫡系部队击败和收编了多数军阀，中国接近统一。30年代初，日本侵华，蒋介石预见到中国抗战持久必胜的特点。1933年4月蒋介石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1935年8月21日，蒋介石对抗日战争作了“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的预言。1938年1月15日，就在其战争潜力已近极限时，日本宣布“陶德曼调停工作结束”。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10月，日本占领中国广州、武汉后，准备停止对南方的战略进攻，11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倭人气量短窄，事尚彻底，非生即死，决无对弱者中途妥协与让步之理。”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便向美国宣战。当日，蒋介石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物极必反，居高临危，能不威惧！”1948年9月30日，蒋介石在北平对傅作义等训话时说他“料到八年后美苏必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的胜利，我们也胜利”。1949年1月，“据蒋介石估计，1950年一定发生世界大战，只要国民党能支持一年半载，美国就会又全力支援他”。事实上，1950年尽管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美国也没有“全力支援他”，但在这一年确实发生了美国与中苏在朝鲜为时近三年的冲突，台湾由此获得了基本的安全保障。在与蒋介石的长期较量中，毛泽东也注意到蒋氏的这一特点，1943年1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蒋介石在他的阶级敌人面前是警觉、坚定、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阶级政治家。”

　　但是，人的缺点潜藏在优点中，出现于优点的过度展示后。蒋介石的上述优点的过度使用就变成被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批评的“智叟”式的机会主义缺点。善借天时而不能聚人力，是隐藏在蒋介石性格优点中的致命缺点。也就是说，当失去人力时，即使等到天时，他也无力利用，最终留给他的只有任人宰割的结果。蒋介石早期与孙中山在一起，功成之时往往身退，结果反上层楼；北伐中用“以夷制夷”的方式借军阀之力打军阀，结果巩固了中央军并使中国接近统一；抗战中，诱引日本南下得罪美国促使其参战，结果借美国之手，又反败日本。但当抗战结束，蒋介石失去人民支持时，便全力投向美国。聪明反被聪明误，自此，蒋介石就成了善观天时而无力回天的唯美国是从的政客。善借天时的优点过度使用导致蒋介石失去聚集人气的能力并最终形成一种买办性格。蒋介石1927年向工农开刀并在中国失去工农支持，此后其政治败局及寄于美国篱下的命运就已铸定。1946年下旬，国共大战在即，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性格中的这一短板。7月20日，他在给中央起草的报告中指出：“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即使如此，蒋介石的买办性格也有一定的“个性”。毛泽东说“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

　　(二) 寻求台湾“中立”地位，美国“两个中国”对台政策底牌浮现。国共两党民族默契再次形成

　　1. 就在中国与苏联意识形态产生分歧的同时，台湾当局与美国裂痕也在扩大

　　比较而言，如果说当初蒋介石放弃大陈岛的举动只是一已私念，那么美国让其放弃金门则“震动”了蒋介石的民族感情。美驻台“大使”兰金说：“显然蒋总统对所有现象的理解是，或者是美国政府的国内处境使之无法执行一项坚定且连贯的远东政策，或者是美国政府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中立、托管或者其他形式，解决‘福摩萨问题’”。这一点对于蒋介石，乃至海峡西岸的毛泽东都是不可接受的。蒋介石盘踞台湾的目的是“光复大陆”，而毛泽东对台政策也是寻求国家统一而非国家分裂。这一共识导致国共两党在金门、马祖地区冲突中反而形成“联手”防美分裂中国的默契。

　　1956年，社会主义阵营及国际形势发生动荡，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抛出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6月，波兰波兹南动乱。10月匈牙利动乱，同月，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同年4月、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两次扩大会议，讨论和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暴露了中苏之间的一些分歧。这又燃起蒋介石八年前作的“预料到八年后美苏必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的胜利，我们也胜利”的期盼。但此时蒋介石已是寄人篱下且无力回天的名符其实的“草头将军”。

　　1956年国际形势的紧张使台海两岸风云骤起。

　　4月10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陆军、海军、空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国家情报特别评估》认为“中共几乎肯定继续把对控制沿海岛屿作为其目标，并有可能在不警告或几乎不警告的情况下就对沿海岛屿发动进攻。”蒋介石既防美国割裂台海两岸，更想借机拖美国下水帮其实现“反攻大陆”的企图。美国方面则试图限制台湾当局的防御范围，使台湾单纯地为其冷战目标服务。就在中国与苏联意识形态产生分歧的同时，台湾当局与美国裂痕也在扩大。

　　1956年3月20日，美军顾问团上士雷纳兹在美军在台湾的住宅区枪杀了“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职员刘自然。根据美台间有关“协议”，美国在台官兵及眷属享有“外交人员的特权”，雷纳兹只能由美军“军事法庭”审判。5月23日，雷纳兹被判别无罪。此事引起公愤。5月24日，台北近万人游行，捣毁了美驻台使馆及新闻处。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活动波及台湾其他地区。这件事在美国政府文件中被称为“台湾的反美暴动”并受到美国的怀疑。1957年5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25次会议讨论了这件事，认为“台北的暴动从一开始就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看上去好像政府默许了这种示威的开始，以此作为对美国略施压力的手段”。杜勒斯注意到“一些中国国民党官员很满意地注视着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而且事件本身就是这样计划好的”。而恰好此时，美国正与台湾当局就军队地位的协定进行“谈判”。

　　4月16日，蒋介石约见兰金，兰金转告蒋说：“艾森豪威尔总统觉得很有可能在不再次卷入热战的情况下获得冷战的胜利。”兰金在汇报这次会谈的“备忘录”中写道：反攻大陆，“对自由中国来说，这是他们的军令状；而就我们言，这至少也是一种鼓舞”。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是事关政治信念的关键问题， 我们无法劝他放弃。但在目前情况下，要艾森豪威尔总统支持对大陆的进攻性行动就像要求蒋总统背弃他恢复中国自由的目标一样困难”。4月17日，艾森豪威尔写信给蒋介石明示：

　　我认为采取武力手段解决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大陆这个棘手问题不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我们认为诉诸武力解放共产党中国统治下的人民不是一条合适的途径。我们反对首先采取行动，这可能使世界重浴战火，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2. 蒋介石制定反攻大陆的计划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5月2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上宣布被蒋介石称为“新形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7月，身为副总统的反共老手尼克松来到台湾与蒋介石商讨形势。尼克松认为：“共产党‘新形象’政策的一个结果就是，只要中国的红色分子一采取侵略性的步骤，世界舆论就会转而反对他们。我们在行动时实行克制的依据就是，希望中国的共产党将犯错误。”“当共产党放松控制后，从这些独裁政权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力量将会摧毁他们。”尼克松估计：“苏联当局最终不得不为了保住权力而恢复整肃异己。”“在‘新形象’问题上，共产党是在玩火。最终，他们将会犯错误。”蒋介石则不以为然，认为美国在错误地估计形势，他说“再过5年，局势就难以挽救了。比如，一个1949年入学的小孩，到我们重返大陆时已快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他认为“这的确是最令他担心的事”。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整风运动随即转为“反右”运动。

　　中国大陆政治形势的变化，又使蒋介石产生“反攻大陆”的幻觉并为此制定了略有攻势的“计划”。

　　1956年底，“中华民国政府向美国递交了一份包括派遣伞兵在内的计划”。1957年9月16日，美国驻韩大使道林在台北见到蒋介石，蒋说，从今年５月份以来，大陆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认为“这些发展很重要，而且我们应该对此密切关注”；“中国大陆的局势正在日益恶化”，他预计“在大陆可能会出现‘匈牙利局势’，但其规模将会比匈牙利大得多”。蒋介石说他早在去年，“就预测到了中国大陆现在的动荡局面，并制定了一项行动计划”，他“非常希望美国能够在原则上同意研究和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的计划，支持在大陆组织济南战（原文如此，疑为“游击战”的误笔——笔者）以及那些把反抗力量组织起来的方法”。蒋介石说，他“与斯汤普海军上将和兰金大使讨论过伞兵计划”，但这只是他“在这方面打算的一个初步的步骤。该计划很重要，但只是一个开始”。“仍然希望美国能对该计划给予更多的考虑”。在旁的宋美龄也补充说：“这个计划虽然很谨慎，但却是一个关键性的开始。”

　　11月14日，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饶伯森给副国务卿赫脱汇报他在与蒋介石会谈时，蒋再次向他们披露其“计划”。蒋建议“训练1.3万名空降兵作为加强在中国大陆进行游击活动计划的第一阶段”。蒋敦促“美国重新评价对中国的政策”并支持“采取除使用正规军外的一切手段，来瓦解中共政权”。

　　结果，蒋介石的一腔反共“热情”并没有得到美国的实质支持。10月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关于对台政策讨论会上，谨慎地同意蒋介石训练5000伞兵的请求，条件是“如果这样做不会给美国增添额外负担的话”。10月21日，美国陆军方面也通过对台军事援助顾问团计划，准备对3000台兵进行跳伞和游击战训练。11月15日，饶伯森作出政策建议，认为：

　　对蒋总统的建议肯定性回应将有助于提高台湾的士气，而且这将提供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以便在需要时可以做出及时反应。然而，在对该建议的答复中，我们应该明确地表明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策的改变，而且我们不打算采纳蒋总统建议中所含的战略构想。

　　这就是说，美国对蒋介石带着夫人一起向美国也可能是鼓足最后点余热起劲推销的“反攻”计划是不会当真的，对其“支持”只是为了“有助于提高台湾的士气”，而不是同意其实质“反攻”内容。冷战，在台湾海峡，美国要的是“冷”字，蒋介石一直想“热”，实在与口惠而实不至的美国意愿相去甚远，其结果也不能不令蒋介石老泪纵横，心冷至死。

　　3. 在美国的冷漠中，蒋介石以卵击石

　　1957年始，蒋介石所谓反攻“计划”日益展现。当年，国民党军的飞机深入大陆内地达到云南、贵州、四川、青海等地，空投特务，散发传单，甚至出动飞机到福建沿海轰炸。蒋介石不仅不从金门、马祖减少军队，至1958年中，反在这一线增兵达10万人，占台军地面部队总数的1/3。与此同时，蒋还策动西藏、新疆等地的叛乱活动。蒋似乎想以台湾为引导，与藏独、疆独势力一起造成东西呼应之势，幻想由此造成整个大陆的政治动乱。

　　与此相对，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反击工作。1957年12月8日，毛泽东作出空军入闽批示；1958年6月30日，中国中央政府发表《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声明》，提出：“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在从今天起的十五日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7月15日，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派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的期限已到，却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答复。恰好此时发生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事件及前一天即7月14日，伊拉克爆发革命。美国对中东的增兵降低了对台海的反应能力，同时也刺激了国民党的孤注一掷的行动。7月20日，中央军委命令组建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7月29日至8月14日，国民党空军派飞机骚扰，大陆空军击伤美制飞机9架，取得福建沿海地区的制空权。

　　1958年8月4日，蒋介石与美驻台“大使”庄莱德与美军协防司令部司令斯姆特中将会晤。蒋认为不能排除大陆“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蒋请求“美国应采取一些具体步骤让国民政府军民安心”。8月5日台湾“国防部长”要求斯姆特转达他的请求，即请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公开声明，表示美国会将“这个时候对金门或马祖的进攻视为对台湾的威胁”。斯姆特则回应台“国防部长”，表示此事得通过“外交部”或“总统”这类正式渠道提出。8月7日，台湾“外长”叶公超将“国防部长”前天提出的建议再次提出。同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375次会议，对可能出现的台海冲突进行评估。美国政府主要官员对已“全面进入警戒状态”并即将遭受万炮齐轰的台湾当局漠不关心，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说：

　　中国国民党人对台湾海峡出现的新态势反应强烈，而且他们事实上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过分强调并夸大了局势。美国军事观察家们并不认为台湾受到迫在眉睫的侵略威胁。

　　美国副国务卿赫脱说：

　　尽管蒋介石现在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我们希望他不会冲动到主动挑起冲突。

　　面对在福建上空挨了打的蒋介石，态度最冷漠的是艾森豪威尔，他说：

　　即使根据《福摩萨决议案》，美国也没有理由干预当前的局势，除非我们确实断定中国共产党人的空中行动就是攻击福摩萨的前奏。我们没有理由去保卫沿海岛屿，除非对这些岛屿的进攻是进攻福摩萨的前奏。

　　8月8日，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发出161号电报，称“共产党军队调动了一个师的部队到金门地区，IL28式飞机调往地点不明的机场”；他告诉美国协防司令斯姆特“一旦沿海遭到攻击，无论有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人都会‘浴血奋战’”。

　　但国民党的“哀兵”并没有打动美国。当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等开会，总统表示：“沿海岛屿的形势扑朔迷离。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放弃那些岛屿，但是，中国国民党现在在那些岛屿上驻扎了大量军队，这些军队的撤离或失败将向整个亚洲发出一个信号，即没有希望抵抗中国共产党人的进攻。”8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376次会议，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汇报了台湾海峡地区的局势。会后，总统留下部分要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那些沿海岛屿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以前有人争辩说那些岛屿是通向大陆的踏脚石，但是它们显然不是通向台湾的踏脚石。

　　如果中国共产党人采取公开行动攻击沿海岛屿，我们就应该十分小心，不要因为瞬间的行动导致冲突的扩散。苏联人对此尤为关注，因为共产党中国是他们最大的盟友。总统认为，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公开行动的反应应该有一个明确固定的限度。

　　最后经过争论，艾森豪威尔仍坚持这样的观点：

　　我们目前就这一问题不可能做更多有用的事。

　　艾森豪威尔的判断基于无论如何都不能为台湾当局的局部利益与中国展开全面的对抗。8月15日，代理国务卿史密斯在致杜勒斯的信中认为：

　　我们在这一关头做的事情必须建立在仔细估计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基础之上。所以，在我看来，为了沿海岛屿而冒卷入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是不可取的。

　　可这时离大陆炮轰金门、马祖只剩8天！

　　4. 在万炮齐轰中蒋介石孤鸿哀鸣

　　8月23日17时，福建前线36个地面炮兵营和6个海岸炮兵营一起向金门猛烈开炮。

　　8月25日，下午白宫召开会议讨论台海局势。会上除了关于老生常谈的美国军事防御“范围”的争论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将军提交一份作战指示，其中又提出使用核武器的方案，艾森豪威尔指示说：“在决定使用核武器之前，这件事必须再次交到他手上批示。”副国务卿赫脱提出是否作一份公开声明。艾森豪威尔总统说他“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再看到任何公开声明。声明可能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们有时会不必要地限制我们或者使我们承担义务”。会议整个进程根本忽视了蒋介石的存在，面对正在遭受万炮齐轰的蒋介石，会议最后讨论的议题竟是美国“在台北的大使已采取的一些防止出现不成熟或过分反应的步骤”。

　　8月27日，蒋介石致信艾森豪威尔称“中共对沿海岛屿的封锁威胁已经越来越严重”，蒋介石“哀求”美国“和国民党一道展示我们共同的军事实力”，希望美国授权他“对大陆炮兵阵地和空军、海军基地实施报复性轰炸”。负责远东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格雷厄姆•帕森斯，电话告诉杜勒斯：

　　我看过蒋总统来信后的第一印象是，他在用夸张的词汇描绘当地的局势，所以我们不应一时冲动而同意蒋总统建议的行动方案，而是应该仔细审视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可能性。

　　8月29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召开讨论台海局势的白宫会议。会上充斥对台湾蒋介石的厌烦。当谈到对国民党的供给船提供保护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提出“要是我们丢掉一艘船或出现人员伤亡，美国人民和国会是否做好充分准备”的询问时，艾森豪威尔指出：“我们在国际海域可以得到掩护。”国防部副部长克沃尔斯补充说：“我们不大可能指望会把我们的海军舰队调到沿岸水域，因为在那儿会遭到来自岸上大炮的攻击。目前深入到那一水域无甚益处。”所以，他建议应该把护航活动范围限定在“国际海域内”。

　　会上“大家还讨论了蒋介石这个人，以及他过去21年来所犯的错误”。讨论完全是以上等人蔑视下等人且见死不救的态度对待正在前线苦战的“蒋总统”，会上普遍认为：“蒋介石不听我们的劝告，在沿海岛屿上派驻重兵，现在开始‘哀求’我们。我们不清楚他到底在干什么。”海军作战部部长勃克海军上将和副国务卿赫脱认为：“蒋介石在试图找出我们是否真正支持他的答案。”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蒋介石最终实际上把那些岛屿上的士兵变成人质。”勃克海军上将甚至认为：“蒋是故意这么做的，而实际上把台湾变成抵押品。”最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作出结论性的指示：

　　美国是冷战中主要攻击目标。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形下立即进入该地区（然后进攻大陆）的话，我们就会为共产党宣传工具制造素材，指责我们有侵略行为。在目前阶段应该由蒋介石发动攻击。

　　这话如果换成中国俗语说是在暗讽正在挨打的蒋介石“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

　　作为对蒋介石来信的回应，8月31日，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司令罗纳德•斯姆特将军“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通知蒋总统”防卫沿海岛屿的附加措施。 美驻台“大使馆”在致美国务院的269号电报中详细描述了时至71岁的蒋介石在接到“通知”后的激烈反应：

　　整个谈话充满了蒋总统深深的失望之意，因为他没有收到要求艾森豪威尔总统同意对共产党机场进行报复性空中打击的答复等等。他的态度没有因我们在穷追不舍问题上的态度而缓和，称我们的态度对在岛上的他的士兵是“不人道”和“不公正”的，是对公众士气的一种打击。他的反应是我看见过的在公开场合最激烈的一次，他一度称我们的政策“不是一个盟国”该实行的政策。他说他不能接受我们限制他为自卫行使报复权，但是，他仍然希望在得到同意后再采取行动。他还表示希望能在这里进行磋商解决这一问题。蒋介石威胁说，如果他三天内没收到答复，他就不能维持其军民的士气了。他特别要求把他的意见转达给华盛顿。

　　5.美国考虑了但最终拒绝了为台湾使用绝对军事手段，美国对中国大陆实在无计可施

　　9月2日，美国白宫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台海局势，会上对防御金门、马祖，除使用核武器外均表示无奈。在回答杜勒斯提出的“是否已经决定我们在需要军事介入时所采取的行动类型”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说：

　　我们会用小型原子弹攻击共产党人的机场和海岸大炮。国防部所做的一切研究表明，这是实现成功干预的惟一方式，使用常规武器将意味着我们被卷入另一场朝鲜战争式的旷日持久的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的考虑日益接近其对美台“共同防御”可使用的手段的极限即使用核武器和世界大战。说它是极限，是因为这是美国人一直想却始终没有能够突破的界限。陆军参谋长泰勒和海军作战部部长勃克均认为，当国民党军队抵挡不住共产党军队的进攻时，“如果共产党人持续进攻的话，就有必要使用核武器了”。这是因为：

　　我们在朝鲜的经历说明，虽然我们可以用常规炮击和燃烧弹对敌军的火力点进行骚扰，但是我们无法把这些阵地全部端掉。把火力点全部消灭的惟一办法就是使用核武器。炮手的营房当然可以用常规武器消灭。

　　泰勒附和这种观点，他认为如出现猛烈的持续不断的空中轰炸，“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得使用核武器”。勃克海军上将评论说，我们的海军、空军因战线太长而显得十分薄弱，因此要是蒙受重大损失的话，我们会很难获得替代部队。特文宁将军补充说，如果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核武器，那我们在两三天内就可以实现对敌军阵地的破坏，而这用常规炸弹需要好几个月的渗透才能实现，而且那样能大大减少美国人和敌军的伤亡。他不明白公众为什么要对使用核武器这一想法如此恐惧，他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习惯于这样一种想法，即这种武器是必须使用的。我们也必须面对共产党人使用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杜勒斯则持不同的意见，他指出：

　　麦克阿瑟大使告诉我们，如果美国着手用核武器保卫沿海岛屿，日本政府可能会被要求美国军队从日本撤出，他们最低限度会要求美国停止从日本的基地获得任何形式的对台湾海峡行动的援助，包括后勤援助。勃克海军上将说，不让使用在日本的基地进行战斗出击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大麻烦，但是不让我们使用在日本的补给将是严重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这个问题构成我们在远东防御地位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如果预想到的对我们使用核武器的反应如此充满敌意，使我们除了在北约战区或报复苏联进攻以外，不能使用核武器的话，那我们对使用核武器的依赖是否正确和有用呢？

　　杜勒斯的考虑是，对一个不能使用的手段反复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换言之，离不开绝对手段并且只能依赖绝对手段，那这也是不能实施，因而是失去意义的手段。

　　事实也是这样，绝对手段只有在与绝对目标相匹配的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当时台湾不是美国防御的绝对目标，中国也不是美国 “冷战”的绝对目标。不仅如此，作为美国遏制对象的中国，与朝鲜等国家不同，它就像一个大海绵，柔软但能吸干任何一个国家的用于征服的资源。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就利用中国吸干了日本的战争资源且用了绝对手段即原子弹，才获得对日本的胜利，同理，美国在战后也不会再步日本与中国全面冲突的后尘。这正是作为政治家的艾森豪威尔等坚持不到最后关头不同意使用绝对武器的原因所在。蒋介石的失算在于他将自己的“绝对目标”定为美国的绝对目标，要求美国用几乎接近绝对的手段帮他实现这个目标，其结果无异于水中捞月；这也是美国军中比如麦克阿瑟等将军们也没有弄明白的地方。他们的失算在于他们并不考虑目标的等级，而只考虑如何能打得赢。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台湾统一为绝对目标，并决心以绝对的手段排除一切干扰以解决台湾问题；另一方面，美国既然不能将台湾作为美国西太平洋战略的绝对目标，那它就不能为台湾“安全”提供绝对的保障手段。这样一个战略悖论导致美国的对台政策不得不出现自我矛盾的摇摆不定。

　　比如，1955年7月，美国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9月10日，两国代表在平民回国问题上达成协议。此后美国代表又拖延大使级谈判，以回避台湾问题。1958年6月30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声明》，提出：“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在从今天起的十五日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8月23日，中国大陆第二次炮击金门、马祖等岛屿，击毙国民党中将以下官兵六百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美国迅速增兵台海地区，到9月4日止，美国在台海的第七舰队已有航母7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40艘。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为12海里；宣布：“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上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重申美对台有条约义务。9月7日，美国军舰开始为国民党部队护航，但美国军人不登上金门。当天在金门附近，就在国民党海军舰只遇到人民解放军猛烈炮击时，美护航舰队掉头就走，撤离了金门海域。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第74次会议在华沙召开。

　　在短短的一两个月的时间内美国对台政策这样摇摆不定，说明美国对华战略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严重失衡：与苏联比，共产党中国并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绝对目标，因而不能使用绝对手段；从美国西太平洋战略看，与大陆比，台湾也不是其绝对防务目标，因而也不能为“防御”台湾使用绝对手段。而共产党中国所拥有的亚洲主体地理板块的位势使其对手不用绝对手段而不能对付，这就使得美台“共同防御”陷入尴尬和无所适从。正如9月4日杜勒斯在其“备忘录”说的那样：

　　一旦我们实行干涉，保卫沿海岛屿，我们就要干到底，否则对自由世界的安全和我们在那里的影响就会造成无法接受的破坏。

　　如果实现这一结果需要使用核武器的话，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会强烈反对美国的这一做法。亚洲的反对呼声会尤为强烈，而日本的反对对我们尤为有害。

　　如果只是进行相对小规模的轰炸，只有空中轰炸的话，那样就不会产生大量的辐射性微尘或大规模的平民伤亡。如果事态很快平息的话，它产生的剧变就不会是长期的，也不会产生如上面第7点提到的一系列政治更迭所造成的如此深远和永久的影响。但是，不能肯定这次战争就会限定在一定范围或时间内，我们还是要承担发生更广泛使用核武器，甚至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

　　这三段包含下列循环否定：要与中国大陆作对就得是无限的战争，无限战争必须使用无限武器；而使用有限武器又不能避免有限战争向无限战争的转变，以至最终“还是要承担发生更广泛使用核武器，甚至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如此循环否定的论证文字充斥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文件，这反映了“强大”的美国在台湾“防御”这一“小”问题上的无奈。

　　事后，艾森豪威尔对此比杜勒斯说得更绝，他在回答国防部长麦克罗伊“如果不借助原子弹，我们是否准备与苏联或者中共进行强有力的有限战争”这一问题时，“备忘录”记载说：

　　如果中共仅仅只是想得到那些小的沿海岛屿，战争将不会发展成核战争。另一方面，如果中共对福摩萨发动大规模攻击，那么结果将会是全面战争。带有相当热情的总统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占领拥有6亿人口的领土辽阔的中国，不使用核武器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有人在这一点上有不同意见，那么他作为总统将建议此人不再担当总统顾问。对总统来说，如果与中共进行全面战争而不使用核武器是难以想象的。

　　这里暗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不要说沿海岛屿，即使是台湾本岛如果受到大陆的“攻击”，美国是否愿意为它与“拥有6亿人口的领土辽阔的中国”，在“不使用核武器”条件下进行“全面战争”，那还是要考虑一番的。总之，刚刚打败日本的美国，也不可能再淌一遍中国“泥潭”。

　　（下篇待续）

　　第四节 大国博弈中的台湾问题：底线和极限

　　6. 制造“两个中国”，美对台政策底线悄然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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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张文木，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