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连载56)

　　【作者按】这是张文木著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中两卷（下卷尚未出版）的连载，上卷谈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卷谈大西洋两岸，尤其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梳理了其中大国的国家力量及其扩张能力的战略底线和极线。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单行本目前已经断版，内容收录在《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6卷。由于全书注释网络编辑耗费时力，故省略。
　　另，这套书只出版了上卷和中卷上、下两册，没有下卷。下卷还在写作中。下卷主要写中国，其结构分天命、天时、地利、人和、使命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已完成，四、五部分（人和）谈生产关系及其存在的的规律和必然性。我已出版的宗教、气候书就是其中天时天命的内容。已出版的地缘政治、海权书是地利部分的内容。生产关系、使命部分是社会主义及其前途，《美国的没落》是其中的内容。但很不够。看来完成卷三恐怕是此生的事业了。

　　张文木出版的著作（2000-2023）

　　上卷目录

　　第三章 太平洋两岸大国地缘政治力量消长规律与中国外交选择

　　第一节 太平洋两岸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与欧洲比较 / 一、欧洲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二、地缘政治力量评估的合力原则 / 三、北美洲与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四、亚太地缘政治结构中的支柱国家及准支柱国家及其特征 /

　　第二节 日本地缘政治战略：底线和极限 / 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 二、 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 / （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 （二）误判产生的原因 / （三）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 /（四）摆脱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律责任，将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战略突破口 / （五）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 （六）结论：要想稳定太平洋，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

　　第三节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 /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冲击中国和俄国 /（二）“可怜的塔夫脱”，美国不知深浅首次触礁东北亚 / 二、 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一）19世纪末日本东扩止于夏威夷 / （二）美国牺牲中国东北并没有阻挡日本向太平洋的扩张 /（三）“奇怪的战争”：美国借助日本为其充当远东战略“清道夫”/ （四）美国对华地缘战略设计及其失败 / 三、 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 （一）两场战争，同一结果 1. 朝鲜战争：美国再次触礁东北亚 / 2. 越南战争：目标与资源不匹配导致美国再次失败 /3.美中双方败成原因分析 / （1） 美国朝鲜战场失败原因分析 / （2） 从朝鲜到越南，美国在同一逻辑下陷入更大的失败 / （3）中国胜利的原因 / 4. 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赢了美国，也赢了苏联 / (二) 军事失败导致美国其他对华配套遏制政策的失败 / 1. 一无所获的对华经济禁运，为新中国所有制改造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新中国由此获得国家主体人口农民和工人的支持 / 2. 有力搭建却无力“维修”的遏制链环/3. 东边日出西边雨：封锁不住的中国外交/四、 启示和结论

　　第四节 大国博弈中的台湾问题：底线和极限/一、台湾问题的历史演变（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台湾问题的由来/二、 台湾回归中国是亚太和平发展的需要/三、 一开始就混合着冷战与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对台政策（一）朝鲜战争之前的美国对新中国不承认政策及其内在矛盾/（二）朝鲜战争确定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基调/ 四、美国对华强硬政策高峰期的台湾政策的底线和极限/（一）艾森豪威尔打开了限制台湾的“笼子”，但没有解开束缚台湾的“链子”/（二）在共同防御问题上，美国态度淡漠/（三）炮击金门事件发生，美国想的不是“共同防御”而是如何抛弃负担/（四）台湾只是美国布于西太平洋的一个弃之可惜的棋子/1. 在台湾问题上的西方“慕尼黑阴谋” 2.不独、不统、不活、不死，尽为美用，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出发点/　(五)《共同防御条约》刚出台， 美国就对“朋友”落井下石/（六）美国对台“承诺”底线一落再落：要求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蒋介石已不相信美国会帮他守住台湾。/五、炮击金门：结果、经验、意义/(一) 性格决定命运/(二) 寻求台湾“中立”地位，美国“两个中国”对台政策底牌浮现。国共两党民族默契再次形成/1. 就在中国与苏联意识形态产生分歧的同时，台湾当局与美国裂痕也在扩大/2. 蒋介石制定反攻大陆的计划/3. 在美国的冷漠中，蒋介石以卵击石/4. 在万炮齐轰中蒋介石孤鸿哀鸣/5.美国考虑了但最终拒绝了为台湾使用绝对军事手段，美国对中国大陆实在无计可施 /6. 制造“两个中国”，美对台政策底线悄然显现/7.当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时，毛泽东提出从整体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8.面对主权割裂，寄人篱下的蒋介石经过一番挣扎后只能无奈向美国让步/9. 美国为台所困：“两个中国”底线暴露又欲罢不能

　　第四节 大国博弈中的台湾问题：底线和极限
      五、炮击金门：结果、经验、意义

      8.面对主权割裂，寄人篱下的蒋介石经过一番挣扎后只能无奈向美国让步

　　面对毛泽东对台发出的强劲的和平统一的愿望，杜勒斯于1958年10月21日至23日访问台湾以弥补双方的分歧。出发前，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汇报并请指示。艾森豪威尔除了同意杜勒斯“任何声明将限定在我们的《共同防御条约》中两国团结一致的表述中”的意见外，还特别加了“和平”二字。这里特别说明的是，艾森豪威尔这里提到的“和平”的确切含义并不是不打仗，而是实现海峡两岸相互承认对方是一个政权实体；也就是同一主权形态下的“两个中国”。这与毛泽东提出的基于统一的“和平”含义正好相反。

　　10月21日，杜勒斯先抛出为此行准备的谈话文件，其中，杜勒斯以文件的形式反复表达“两个中国”的内容。他说：

　　我们相信，对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努力是可能的。

　　国民政府面临的巨大危险主要不是来自军事方面的，而是政治方面的。这种危险来自世界渴望和平的愿望，以及几乎所有自由世界国家觉得，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不仅威胁到和平，而且是国民政府希望它威胁到和平。

　　这种形势强烈要求美国代表其朋友不让自由国家联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说的只有一个中国的无限制地位的影响，它要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清除内战的剩余成分，从而消除大规模战争爆发的风险。

　　明的威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庞大的军事和宣传能力。

　　国民政府可以更好地挫败大陆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利主义行为。

　　这里，杜勒斯抛出了试探气球，已将原来的“共产党中国”正式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民政府”反复对应。这实际上在暗示蒋介石美国承认共产党大陆是一个政权实体并将目前的台海冲突看作是“两个中国”的冲突。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两个中国”在美国的含义中还不完全指两个主权国家，而是指类似“南越”、“北越”及当时的“南朝鲜”和“北朝鲜”那样的处于同一主权形态中正在“内战”的两个非主权——但又很有可能最终演变为像南北朝鲜那样的两个主权国家的——政治实体。

　　当天下午4时，杜勒斯带着艾森豪威尔的“和平”授意抵台即与虽对美国不满但也无力回天的蒋介石单独会谈。杜勒斯开门见山地说“美国政府及其成员毫无疑问会不时做一些令国民政府不高兴的事或说一些它不爱听的话”，这也是无奈的事。美方《备忘录》记载蒋介石：

　　他不希望出现一场为了解放大陆的中国人而爆发的世界大战。他自己就是一个革命者。他意识到，革命不能单靠武力实现，还需要民众的支持。如果单凭武力，那就成了“侵略”，不是革命。他说，我们已经一致同意不从空中进攻大陆的原则。那对他们来说是不利的，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因为他们与我们一致同意的另一条原则是，不采取任何可能引发一场世界大战的行动。没有谁想让美国处于险境。

　　10月22日上午，杜勒斯下车伊始，就与蒋介石及双方助手在较大范围内就“中华民国在自由世界中的角色”举行会谈，杜勒斯以“声明”的形式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内含。声明先指责蒋介石政权的不是，认为蒋介石无事生非：

　　国民政府面临的巨大危险主要不是来自军事方面的，而是政治方面的。这种危险来自世界渴望和平的愿望以及大多数自由世界国家都觉得，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不仅威胁到和平，而且是国民政府希望它威胁到和平，把美国卷入其中作为重返大陆的惟一手段。

　　杜勒斯表示，亚洲其他地区都进入和平，而台湾却成了麻烦的制造者。

　　共产党人在亚洲地区挑起的另外两次“内战”——朝鲜战争和印支战争——都是以停战告终的。在欧洲，德国被一分为二，但是联邦德国已经承诺不用武力实现统一。这三个地区的情况都包含了巨大的牺牲，但是这些牺牲在和平的大前提下都为人们所接受。

　　中国的内战还没有实现停战。双方都声称有权利重开战火。战争时断时续，目前正在进行。

　　自由世界国家深切希望看到这一“麻烦点”能以某种形式被消除，他们指望国民政府愿意为此做出一点贡献。我们相信，国民政府是否愿意做出回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民政府在这场已开始的政治战中能否坚持得住。在这场战斗中，国民政府的处境每况愈下，因为国民政府看起来是一个好战的内战幸存者。

　　接着杜勒斯以传达圣旨的口气事无巨细地指示蒋介石“应该”为消除其“好战的形象”采取的措施：

　　在我们看来，国民政府有一个美好而有保障的未来，只要它向全世界表明，它承认国民政府反击大陆的基础不是靠国民政府的武装力量或其沿海岛屿的地位，而是靠大陆六亿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精神。

　　自由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真正战场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那才是我们应着重关注的，那才是我们可以赢得战斗的地方。国民政府不愿意撤退，不愿让更多的人沦入中共的统治，但是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政府，它无意为使全世界被战火吞没而负责。

　　国民政府意识到，国际上关于它好战的形象是错误的。它将采取行动，把这一不受欢迎的形象转变成所有自由国家人民欢迎并支持的形象。

　　在众多展示国民政府更大的、更持久形象的行动中，以下几种行动列于其中：

　　（1）国民政府应该明确表示，就它而言，在事实上互惠的基础上，它要表现出似乎在目前的分界线上存在着停战，而且自己会愿意实现这一停战。

　　（2）应该再次强调，大元帅已经宣布，国民政府不会试图使用武力重返大陆。

　　（3）将避免突袭轰炸、挑衅性举动和飞机飞越上空。

　　（4）就沿海岛屿而言，国民政府意识到在临近地区（如同朝鲜、越南停火线附近的非军事区）存在敌对武装力量的威胁。国民政府会接受任何似乎可能确保沿海岛屿不会被共产党人占领或平民不会被全部灭绝的解决办法。国民政府无意用这些沿海岛屿为自己打内战，比如说，用来封锁厦门和福州的港口，或由此“跳到”大陆。

　　（5）国民政府军队在沿海岛屿的性质和规模一般将从军事角度进行调整，以实现更大的机动性。但是，人们意识到，这些调整不能在战火中顺利完成。

　　从前四条看，美国似乎是要蒋介石自裁其“主权”，变为美国托管地，最后一条似乎要蒋介石自裁军权，逐步实现杜勒斯在10月8日白宫会议中提到的“那时中国军队本质上就是台湾军队”的长远目标。杜勒斯将“声明”的副本留给蒋介石本人，听完杜的宣读后蒋则“建议休会，给他时间考虑”。

　　下午在双方作了大陆炮击“只会使我们团结更紧密”的表态后，杜勒斯更明确其“两个中国”的含义并进一步向台湾施压。据《会谈备忘录》记载，杜勒斯在回答陈诚的问题时说，

　　他想讲明一点。他说，世界上有四个国家被共产党人分割：中国、朝鲜、越南和德国。其中三个国家的局势处理都使人们有信心不会重开战火，只有中国没有实现停战。尽管国务卿确信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停火，但是中华民国必须明确表示，它愿意接受和其他三个分裂国家类似的解决方法。

　　蒋介石对杜勒斯的“声明”明显不满，只是出于客气才温和地表示“他想保留对国务卿文件的意见，等到他和他的同事们找个时间考虑后才说”。他说他是“一位革命者，他的政府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因此，他和他的政府十分重视原则”。。

　　10月23日，蒋介石与杜勒斯单独会谈，双方在金门防御意见上争执不下。蒋介石说，根据美国提供的援助水平，他可以“保证”成功保卫金门。杜勒斯则讽刺说，“虽然我对大元帅的军事判断十分钦佩，但是我认为，没有谁能‘保证’无限期地保卫地理位置如金门那样的岛屿”。杜勒斯强调“伟大的事业不能等同于拥有某些地理位置”。此时的蒋介石已失去了以太平洋战区司令的身份与史迪威一争高下的气势，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立即低三下四地乞求美国“不会做出任何可能损害其声誉的事情”，并反复地向美国主子“表忠心”。杜勒斯在汇报文件中描述说：

　　他希望我向艾森豪威尔总统转达说，他保证绝对忠诚，一定与我们持有的任何观点合作。 但是，他希望，能进一步进行协商，以作为这种合作的一部分，这样国民政府的意见至少能在作出决定之前得到考虑。他并不坚持要求接受国民政府的观点，而只是认为应该予以考虑，之后他们就准备照办。但是，他确实希望我们不会做出任何损害其声誉的事情，不会在他的人民面前伤害他。（我认为他暗指的是总统和我最近召开的几次新闻发布会上所作的声明。）

　　接着杜勒斯向国内报喜，告诉艾森豪威尔：蒋介石将按“高标准”被迫放弃军事手段而接受美国人安排的“政治努力的立场”即“两个中国”的立场：

　　我的意见是，我认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已经过去，也就是国民政府在其公报中即将公开宣布的对大陆把重点从军事行动转向政治努力的立场。我觉得关键在于，自由世界的国家尽管总是愿意接受战争而不愿接受撤退，但也不应利用战争或冒战争的风险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也许在这方面存在着“双重标准”，但是自由世界国家确实比共产党人的标准高，而且它们坚持那一标准也是必要的。我觉得，国民政府即将在公报中宣布的立场，尤其是如果能加上实际行动的话，将有助于维持自由世界对国民政府的支持。

　　当天（10月23日），台湾当局与美国发表《联合公报》。美国在蒋介石的请求下同意写上“双方认识到，在目前情况下，金门连同马祖的防务，是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务密切相关的”；蒋介石，这个在“四 • 一二”血泊中崛起的国民党领袖此时则向美国人保证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承诺实现其“神圣使命”的“主要手段是实行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而非凭籍武力”。下午，杜勒斯回国上飞机前发往国务院的电报欣喜地向艾森豪威尔密报，认为实现艾森豪威尔“两个中国”的目标的“基础已经打好了”：

　　我们即将发布的公报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国民党人宣布他们将依靠政治理想而不是武力去解放中国大陆的人民。使他们接受或至少公开宣布这一重大转移是极为困难的事。我认为这会对未来产生重要意义。

　　曾是一只“真老虎”的蒋介石怎么此时就一下子变成了“纸老鼠”呢？很可能是此时蒋介石已嗅出美国为实现其战略意图有了要在台湾“换马”的想法。此前一个多月（9月6日），艾森豪威尔写信给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说：

　　对于那些不直接了解实际情况的人士来说，蒋介石的性情和目标的确是难以轻易理解的。任何似乎可能暗示蒋介石从惟一合法的中国政府元首位置上退下的建议，任何放弃哪怕只有1英尺的防御边界的考虑，都会被其自动地拒绝。事实上，这些拒绝是如此断然，以致暗示人们考虑是否应该通过强制手段来否决其反对意见。这或许结束蒋的统治，使台湾处于温和派的手中。

　　在权力与人格前，蒋介石只有选择前者，后当他知道毛泽东不准备解放金门并以此留住蒋的“总统”位子时，蒋介石的腰杆才在美国人面前稍稍硬了些。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对大陆作出有限回应：1959年3月底，台湾“外交部”特别规定，今后对外提及大陆时，不再用“红色中国”或“共党中国”等语，而称“中共政权”，提到他们自己时，则不再用“自由中国”，而称“中华民国”。

　　9. 美国为台所困：“两个中国”底线暴露又欲罢不能

　　两年后，美国人对毛泽东停止进兵金门的深意，才渐有所悟，但为时已晚。

　　1960年6月29日，美国国务院准备的《备忘录》中承认蒋介石不放弃沿海岛屿“使美国那些支持现行中国政策的人大为尴尬”：

　　如果中华民国政府仍然留在这些岛屿上，中共可能会在最终占领这些岛屿之前的相当时期内继续同他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每次都会在美国引起同1958年一样的反应。而每次这种情况的出现，都会削弱公众和国会对我们范围更为广泛的中国政策的支持。最终中华民国政府失去的就远不止这些岛屿。今后几个月，美国国内将就外交政策进行激烈辩论，中共更会把这一把戏玩到极致。这只能使美国那些支持现行中国政策的人大为尴尬，而加强其反对者的立场。

　　但《备忘录》同时也认为蒋反对放弃列岛的根源在于要“找足‘面子’”，在于“中华民国政府保持能力能重返大陆”。只要美国给蒋以足够的面子，并做出足够的安全承诺和支持，就能说服蒋放弃沿海岛屿。

　　7月20日，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帕森斯呈送国务卿赫脱一份长达23页并被他认为是“很有思想”的《台湾海峡和沿海岛屿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对6月29日的《备忘录》，确切说对杜勒斯的对台政策提出极其尖锐的批评，认为蒋介石不放弃金门等沿海岛屿的原因并非只是“出于虚荣心”，“真正的原因远比这要深刻得多”：金门等沿海岛屿的军事意义早为蒋介石放弃，“这些岛屿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国务院备忘录该部分中所提到的”。报告语气尖锐地直截了当地警告美国政府：

　　在蒋看来，主动弃守这些岛屿等于接受“两个中国”政策，或更准确说是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政策。这会动摇中华民国政府存在的理论基础。我们对台湾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因为中华民国政府会压制任何使蒋放弃其光复大陆信念的作为。弃守列岛正好与蒋现在要实行对大陆作战（已在同总统的会谈中提出）的要求相对立。尽管我认为我们能继续成功地压制他，使他不致进一步走向毁灭，便（原文如此，疑为“但”字的笔误——笔者）我非常怀疑现在必须撤退将增加最终光复大陆的机会的说法能说服他。我觉得蒋会把这种行为视为不可避免地走向“两个中国”的开始。

　　与以往不同，报告要求美国政府立即中止劝诱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的政策，认为“这是很危险的”：

　　可能有人会认为，如果我们做出努力劝说蒋放弃列岛符合他的最大利益，即使看来没有成功的可能，但至少我们也不会损失什么。但我的看法是这种努力肯定包含危险，而这种努力得到成功的可能性，至少在目前看实在太少，根本不值冒此风险。如果尝试了这样的努力而被明确回绝，之后又以实际的行动和言词强力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占有这些岛屿，那么再让中华民国政府放弃列岛只会引起它的强烈反对。而且不应忘记的是1958年危机中蒋保持了克制，最大程度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没有单方面使用武力或采取进攻行动以扩大敌对态势，并把我们卷进去。这与当时大多数人（包括我们在该领域的一批官员）的担心正相反。我相信蒋的克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支持中华民国政府进行防御的举动给予了他信心。如果现在让他觉得，因为我们要他从列岛撤出，就不再给他这一支持，他对我们的信心就会降低，而我们对他的影响力也相应降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办法毫无成果，而只是动摇了他的信心，减少了我们的影响力。这是很危险的。

　　最后，报告警告美国政府“两个中国”政策会在远东盟国中产生对美国不利的影响。

　　得知我们在极力劝说不情愿的蒋放弃沿海列岛，我们的欧洲盟友也许会感到高兴，但亚洲盟友将由此产生疑虑（也许日本除外），甚至会包括那些暗地里寄希望我们保持对中共强硬立场的“中立”国家也会担心。担心在与北平的斗争中，在台湾的中国人和我们其他的亚洲朋友完全不能依靠我们。更进一步说，我们企图让蒋放弃沿海列岛而引起与蒋的争论曝光后，难道不会证实Tunku Abdul Rahman 已明显表露出来的判断，即美国将改变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而实行“两个中国”政策吗？这难道不会鼓励他更加积极地支持下一届联大承认北平吗？难道日本就不会觉得他们也应采取行动以免遭此下场吗？

　　报告结论认为现行的美国对台政策就像一个人“手中握了一根电流时断时续的电线，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电着，完全受制于掌握开关的人”。这个掌握开关的人，从报告全文看，尽管作者没有明说，但可由读者体会出，并不是美国总统，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看来这位曾追随杜勒斯却在杜勒斯刚死去不久就一反其对台政策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帕森斯接受了《台湾海峡和沿海岛屿问题》中的观点。1960年8月10日，帕森斯再次致信国务卿提出自己（实际是重复上面报告的）关于台湾政策的看法。他首先举出一系列事实说明蒋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态度越来越强硬，美国事实上也不得不放弃压迫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的政策：

　　我附上4月24日至27日举行的一系列会谈的汇总材料。会谈议题是美国提出的关于中华民国政府撤出金门和马祖的建议。参加会谈的一方是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尔特•饶伯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上将，另一方是蒋介石和外交部长叶公超。据我所知，由于蒋坚决反对这一建议，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劝说让他放弃这些岛屿。从1955年4月开始至今，蒋的态度一直如此。加上中国地区的形势发展，都说明不存在向蒋重新提出这一建议的现实基础。

　　在1955年4月的会谈中，尽管饶伯森和雷德福提出，作为撤出金门和马祖的补偿，美国和中国海军可封锁南起汕头北到温州沿中国海岸的航线。蒋仍然坚决否定了这一建议，甚至在他得知艾森豪威尔总统已做出不使用美国军队保卫金门和马祖的决定后依然坚持这一立场。他强调，金门和马祖是他的政府在与中国相连的领土上的最后据点，因此不能自行放弃它们，否则不能保持人民的支持。蒋宣称，以他的立场宁愿经过战斗失去岛屿，也胜过放弃它们，因为在他的人民眼中，后者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不仅如此，蒋介石已不将撤出金门马祖作为战术问题而是上升到分裂国家的原则高度看待，认为“这意味着屈服于‘两个中国’的概念”。饶伯森继续写道：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正是这个基本原则使得蒋不顾美国的态度，不愿放弃金门和马祖。在与饶伯森和雷德福会谈之前和之后，蒋都多次公开宣布，他捍卫金门和马祖的决心绝不动摇。上一周蒋在斯克里普斯—霍德华报记者亨利•泰勒采访时，针对据传是由肯尼迪参议员和鲍尔斯众议员提出的美国应当从沿海岛屿脱身的说法，蒋重申了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卫这些岛屿的决心。蒋明显感到，在他反复公开声明了要保卫后，又主动放弃它们，就不会赢得中国人民的尊重，不可能继续得到他们的支持。更进一步说，这一举动也完全同他自1949年大陆败退以来所为之坚持战斗的一切背道而驰。对他和他的支持者来说，这意味着屈服于“两个中国”的概念。

　　值得强调的是，此时，饶伯森已注意到了中国大陆对金门、马祖的军事压力也不完全是针对蒋介石，而是针对美国“两个中国”对台政策的，也就是说，国共两党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形成针对美国的默契。饶伯森写道：

　　目前我们能得到的所有证据都表明，中共像国民党一样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他们反复强调要把台湾、澎湖和沿海列岛作为一个整体来“解放”。1958年9月一些亚非中立国家向北平提议，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到联合国，从而把沿海岛屿与台湾暂时分离。中国人断然拒绝该提议，向这些国家宣讲一番了“两个中国”的危险性。正是中共对1958年沿海岛屿危机的持续会造成出现“两个中国”局面的担心，对他们决定不再延续这一危机可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后，饶伯森意识到，美国并没有实现在保证将台湾纳入美国西太势力范围的同时又从台湾海峡脱身的目标，同时也意识到这也是对中国大陆的无形牵制。他接着说：

　　北平面临两难处境，只要把军事行动局限于沿海岛屿，它就能狠狠打击中华民国政府和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薄弱环节，但这样要冒造成“两个中国”局面的很大风险，而这一局面正是它坚决反对的。另一方面，如果北平为了避免出现“两个中国”而把台湾和沿海岛屿作为一个整体来进攻，它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把美国卷进来，造成更严重的军事局面。

　　1961年，美国推动“两个中国”的倾向在对待“台独分子”及外蒙古的态度上表现得更加明显，蒋介石与美国政府为此也发生尖锐冲突。

　　1961年6月13日，台驻美“大使”叶公超接到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的通知，说美国已同意给一个自封为“被放逐在日本的福摩萨共和国总统”和“福摩萨民主独立党领导人”并自1950年起就不时要求获准进入美国并被美国拒签的名叫廖文毅的“台独分子”办理入美签证，6月1日台湾又接到通知：“美国在莫斯科公开谈话中提到有可能同外蒙古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6月20日，蒋介石以“不乏愤慨的语气”对美驻台北“大使”庄莱德说：

　　准许廖入境可以看作是美单方面推行“两个中国”政策行动的一部分，并试图帮助廖的阴谋，以台湾中央政府为代价取得台湾的独立。这一举动不仅是不能理解的，同美国与台湾的防御援助条约也是不相容的。廖的入境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困惑和误解。廖和其他台独的支持者将会被这个事件所鼓励而制造麻烦破坏台湾稳定。

　　在谈到外蒙古问题时，蒋介石说：

　　他本来打算把外蒙古问题及其代表权问题留给外长，但是此关键时刻出现廖文毅事件，就迫使他要说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美国建议与外蒙古建立关系，从而介入中国人认为对他们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上美国再一次不经过提前协商就表示要采取行动，可能会给双方同盟关系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况且，对于这么重要的事情，仅是提前知会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同外蒙古建立关系不仅是对共产主义阵营巨大的惠益，也是对中华民国政府利益不可弥补的伤害。美国政府处理外蒙古事件和廖文毅事件的方式即使对于主宰国与卫星国之间的关系也是不适当的，更不用说对有着共同利益的友好同盟关系了。美国一再弃友好忠诚盟国的权益不顾，这将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针对美国有意在联合国提出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蒋介石表示“这等于在联合国提出‘两个中国’的处理方式。中华民国政府绝不参与这样的计划，与其参与这种计划，宁愿退出联合国”。

　　时任美驻台“大使”庄莱德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在蒋介石看来，“三个问题最后都归结到‘两个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很明显，蒋宁愿离开联合国也不愿被迫接受‘两个中国’的安排”。

　　（下篇待续）

　　第四节 大国博弈中的台湾问题：底线和极限

　　10.炮击金门：结果、经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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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张文木，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