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连载57)

　　【作者按】这是张文木著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中两卷（下卷尚未出版）的连载，上卷谈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卷谈大西洋两岸，尤其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梳理了其中大国的国家力量及其扩张能力的战略底线和极线。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单行本目前已经断版，内容收录在《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6卷。由于全书注释网络编辑耗费时力，故省略。
　　另，这套书只出版了上卷和中卷上、下两册，没有下卷。下卷还在写作中。下卷主要写中国，其结构分天命、天时、地利、人和、使命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已完成，四、五部分（人和）谈生产关系及其存在的的规律和必然性。我已出版的宗教、气候书就是其中天时天命的内容。已出版的地缘政治、海权书是地利部分的内容。生产关系、使命部分是社会主义及其前途，《美国的没落》是其中的内容。但很不够。看来完成卷三恐怕是此生的事业了。

　　张文木出版的著作（2000-2023）

　　上卷目录

　　第三章 太平洋两岸大国地缘政治力量消长规律与中国外交选择

　　第一节 太平洋两岸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与欧洲比较 / 一、欧洲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二、地缘政治力量评估的合力原则 / 三、北美洲与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四、亚太地缘政治结构中的支柱国家及准支柱国家及其特征 /

　　第二节 日本地缘政治战略：底线和极限 / 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 二、 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 / （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 （二）误判产生的原因 / （三）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 /（四）摆脱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律责任，将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战略突破口 / （五）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 （六）结论：要想稳定太平洋，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

　　第三节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 /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冲击中国和俄国 /（二）“可怜的塔夫脱”，美国不知深浅首次触礁东北亚 / 二、 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一）19世纪末日本东扩止于夏威夷 / （二）美国牺牲中国东北并没有阻挡日本向太平洋的扩张 /（三）“奇怪的战争”：美国借助日本为其充当远东战略“清道夫”/ （四）美国对华地缘战略设计及其失败 / 三、 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 （一）两场战争，同一结果 1. 朝鲜战争：美国再次触礁东北亚 / 2. 越南战争：目标与资源不匹配导致美国再次失败 /3.美中双方败成原因分析 / （1） 美国朝鲜战场失败原因分析 / （2） 从朝鲜到越南，美国在同一逻辑下陷入更大的失败 / （3）中国胜利的原因 / 4. 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赢了美国，也赢了苏联 / (二) 军事失败导致美国其他对华配套遏制政策的失败 / 1. 一无所获的对华经济禁运，为新中国所有制改造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新中国由此获得国家主体人口农民和工人的支持 / 2. 有力搭建却无力“维修”的遏制链环/3. 东边日出西边雨：封锁不住的中国外交/四、 启示和结论

　　第四节 大国博弈中的台湾问题：底线和极限/一、台湾问题的历史演变（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台湾问题的由来/二、 台湾回归中国是亚太和平发展的需要/三、 一开始就混合着冷战与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对台政策（一）朝鲜战争之前的美国对新中国不承认政策及其内在矛盾/（二）朝鲜战争确定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基调/ 四、美国对华强硬政策高峰期的台湾政策的底线和极限/（一）艾森豪威尔打开了限制台湾的“笼子”，但没有解开束缚台湾的“链子”/（二）在共同防御问题上，美国态度淡漠/（三）炮击金门事件发生，美国想的不是“共同防御”而是如何抛弃负担/（四）台湾只是美国布于西太平洋的一个弃之可惜的棋子/1. 在台湾问题上的西方“慕尼黑阴谋” 2.不独、不统、不活、不死，尽为美用，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出发点/　(五)《共同防御条约》刚出台， 美国就对“朋友”落井下石/（六）美国对台“承诺”底线一落再落：要求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蒋介石已不相信美国会帮他守住台湾。/五、炮击金门：结果、经验、意义/(一) 性格决定命运/(二) 寻求台湾“中立”地位，美国“两个中国”对台政策底牌浮现。国共两党民族默契再次形成/1. 就在中国与苏联意识形态产生分歧的同时，台湾当局与美国裂痕也在扩大/2. 蒋介石制定反攻大陆的计划/3. 在美国的冷漠中，蒋介石以卵击石/4. 在万炮齐轰中蒋介石孤鸿哀鸣/5.美国考虑了但最终拒绝了为台湾使用绝对军事手段，美国对中国大陆实在无计可施 /6. 制造“两个中国”，美对台政策底线悄然显现/7.当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时，毛泽东提出从整体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8.面对主权割裂，寄人篱下的蒋介石经过一番挣扎后只能无奈向美国让步/9. 美国为台所困：“两个中国”底线暴露又欲罢不能/10.炮击金门：结果、经验、意义/(三) 简短的结论：两岸统一，贵在谋势/六、 六十年代中、苏、美三国博弈及其结果；台美关系渐行渐远/（一）雪压冬云：20世纪60年代中国内政外交遇到绝大的困难/（二）蒋介石反攻大陆要进行“最后一搏”，美国唯恐避之不及/1. 美国认为：蒋介石的“疯狂行为”违背美国的利益

　   第四节 大国博弈中的台湾问题：底线和极限

      五、炮击金门：结果、经验、意义

       10.炮击金门：结果、经验、意义

　　回头看，1958年炮击金门的后果是多方面的：炮击的有利后果是打出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底线，同时也打出了蒋介石抗拒美国压力的极限；不利后果是蒋介石经过前阵挣扎后在国家主权统一问题上向美国“两个中国”政策最终——尽管蒋也明白“两个中国”政策接踵而来的结果就是所谓“中华民国”也将随之消失——还是作了无奈让步。而毛泽东果断地停止进攻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将其与台湾一揽子解决方案的提出，则是中国政府意识到需要拴住开始远漂的台湾岛与大陆联系的逻辑结果。如果将台湾比作一只漂泊在东海的“大船”，此后的金门、马祖就是将台湾拴于祖国大陆一侧的石桩，有了这个石桩，台湾之“舟”就不可能漂离祖国太远；如果失去这个“石桩”，那在当时中央政府还无力统一台湾岛的情况下，台湾就只有加大与美国，继而日本的维系力度，其结果则增大了中国主权统一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及时调整炮击金门政策，果断决定将金门留给台湾蒋介石，将台湾的向心力保留在祖国大陆一边，这一深谋远虑的战略部署，也是后人们值得学习的战略艺术。

　　对此，在10月25日美国国务院发给所有外交使团的通电中说得明白：

　　国民政府采取的姿态把中华民国置于其他被共产主义分裂的国家同一个类别中。就如在被一分为二的朝鲜，大韩民国接受了停战，它不得使用武力统一朝鲜。越南政府也同意停战，它也无法使用武力统一越南。德国的阿登纳也放弃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国民政府这一宣言也与此类似。

　　要是中国共产党人也采取类似政策的话，那就会在台湾地区出现和其他被分裂国家一样的事实上的稳定局面。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故意在金门重开战火，让国务卿的台湾之行更加困难，他们甚至夸耀说：“美国原先的算盘落空了，它原打算利用中国暂停炮轰金门的时期推进永久停火。”中国共产党人显然是希望通过持续内战来获取台湾。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高兴的任何时候继续施行挑衅炮轰会最终打破国民政府令人尊敬的克制，摧毁我们想通过制定出一套合理的方案平息台湾局势的希望。不幸的是，这看上去正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所以，最为重要的是，向北平政权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来阻止其军事活动。

　　10月29日，杜勒斯又对美国新的对台政策表述做了规范，他以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东西德国为例认为“那些不叫‘两个朝鲜’、‘两个越南’政策，这也不叫‘两个中国’政策。我们和自由世界大多数国家在这些情况中都承认自由政府为惟一合法政府，我们不和其他政权打交道，除非是在有限的事实基础之上”。

　　这真是“此地无银”式的表述!难道后来在联合国中都有席位的南北朝鲜不叫“两个朝鲜”，如沿着杜勒斯的“和平”思路走下去，那么，未来的台海两岸就是今天朝鲜模式的再版。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及其后继者不收回金门的同时也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不承诺放弃武力”的提法，是有深意的。

　　事实上，毛泽东的深谋远虑也得到海峡对岸无力抗美的蒋介石的有限配合。杜勒斯与蒋介石会谈始终没有在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达成共识。10月23日，杜勒斯在致国务院的电报中只说蒋介石只“同意适当减少金门驻军的原则，条件是在出现战争暂停的时候”。当天，蒋介石更将“双方认识到，在目前情况下，金门连同马祖的防务，是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务密切相关的”的内容写入在双方签署的《联合公报》之中。11月13日，蒋介石对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司令罗纳德•斯姆特说，“他会原则上同意减少驻军，但是不能在炮火下减少驻军”；“问题在于遏制共产党人的炮火。他强调了让金门坚不可摧的重要性”。蒋介石的话暗示只要大陆军事压力存在，他就不会从金门撤军。

　　这样，在大陆军事力量尚不能达到台湾本岛的情况下，蒋介石将台湾的整个防御地带与大陆衔接起来，而金门就成了台湾岛与祖国大陆的接榫，大陆对台湾形成的军事压力则是保证两岸接榫放在大陆一方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看，1958年炮击金门使中国大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了并与蒋介石默契地保持台海两岸联系的特殊方式。而这一点才是1958年底美国分裂海峡两岸政治联系努力失败的关键所在，也是此后蒋介石抵制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态度日益坚决的关键所在。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大陆与台湾“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对此，杜勒斯也觉无奈，只能靠“从长计议”来进一步推进美国分离中国的战略。10月24日杜勒斯从台湾返美即与艾森豪威尔会谈。对此，他对艾森豪威尔作了特别说明，他在备忘录中写道：

　　我接下来向总统详细汇报了我和大元帅的私人谈话情况。我指出，让大元帅宣布“非武力”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不过，我觉得，我和大元帅关于不使用武力以及把他的事业成败等同于像金门和马祖这两块暴露的地产的得失是没有道理的谈话起了一定的作用。虽然我没有看出他放弃岛屿的丝毫可能性，但是我确实认为，如果出现一段时间的休战，那么金门的部队会大大削减，减少1.5万～2万人，这么做也是根据缩减目前军队数量的军事重新安排。我还说，如果能达成任何类似停战的安排，我觉得对国民党人在沿海岛屿的性质进行重大改变不会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很显然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决意要保持内战，并且至少要不间断地打仗。

　　其实，杜勒斯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与蒋介石虽然政见不同，但都是民族主义者。国共之争是阶级斗争，而在民族斗争面前他们在一些重要领域也是可以搞统一战线的。如果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既有斗争又有合作，那么，在抗美斗争中难道两者就不会再有合作而只有斗争？比较今天李登辉、陈水扁在台湾推行的全面“去中国化”的政策，那么，我们就不难体会出蒋介石不愿撤离而毛泽东——继解放大陈、一江山岛屿后——又停止登陆金门、马祖等岛屿的苦衷和默契所在。在阶级斗争为主题的1927年和1948年，蒋介石采取的是“宁可错杀一千，也决不放过一个”的政策，毛泽东采取的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态度，而在以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抗战时期和1958年美国分裂中国的意图暴露之际，国共两党又在维护国家统一问题上达成一定的默契。正是蒋毛两人有坚定的国家统一的意志，才导致1945年国共两党势不两立，也正是蒋毛二人极强的国家统一的意志，双方才能在国家统一受到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在主权统一问题上达成巧妙默契。看看欧洲的版图，再比较美国南北战争中南北双方的政治诉求，就不难理解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深义所在。

　　台海两岸，犹如拔河比赛，就在赛绳快要拔断之际，双方在金门松手了，因为蒋介石和毛泽东他们只是在比赛而并不想由此将赛绳拉断即使国家分裂。

　　不仅如此，两次炮击金门，尤其是1958年炮击金门，也同时是中国共产党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的“拔河”比赛。美国尽管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在事实上却不愿为台湾防御做任何牺牲。先说台湾防御不包括大陈、一江山等岛屿，但当蒋从这些岛屿撤出后，又说美台防御不包括金门、马祖等岛屿。到1959年9月，大陆炮击达到高潮的时候，艾森豪威尔的讲话又大大后退。他在回答国防部长麦克罗伊“如果不借助原子弹，我们是否准备与苏联或者中共进行强有力的有限战争”这一问题时说：“如果中共仅仅只是想得到那些小的沿海岛屿，战争将不会发展成核战争。另一方面，如果中共对福摩萨发动大规模攻击，那么结果将会是全面战争。”“如果我们要占领拥有6亿人口的领土辽阔的中国，不使用核武器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有人在这一点上有不同意见，那么他作为总统将建议此人不再担当总统顾问。对总统来说，如果与中共进行全面战争而不使用核武器是难以想象的。”这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要让美国为台湾本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战争，乃至像在朝鲜发生的那样的战争，是不大可能的。最后的这一句艾森豪威尔没有说明，但只要看看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作为，就可判断出美国能为台湾承担多大的牺牲。朝鲜战争是美国人在远东发动的第一场因而也最体现美国人的理想主义的战争。与印支半岛相比，朝鲜半岛离美国人的从北美洲到马六甲的海运主干线和利益最远，因而对美国的实际利益并不大。因此，当知道中国真的出兵了的时候，美国人的第一反应也是一个“撤”字，为此先撤了不愿鸣金收兵的麦克阿瑟。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两岸真的不得已而开战，美国人还会再为台湾的“共同防御”做出更大的牺牲和承诺吗？显然不能。再看越南战争。越南战争是美国下的赌注最大，时间最长而理想主义最少的战争。结果又如何呢？结果还是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迅速撤军，美国曾为南越打的保票最终变为废纸一堆。明白了这段历史，那我们就不能不对今天美国所谓“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之类的讹诈嗤之以鼻。

　　(三) 简短的结论：两岸统一，贵在谋势

　　综上所述，在20世纪50年代的两次两岸冲突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与台湾当局的“拔河”中找到了蒋介石“大陆政策”的底线和极限；在与美国的“拔河”中也找到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底线和极限。

　　蒋介石的底线是保住台湾，极限是不想由此将赛绳拉断即造成中国分裂；美国的极限是希望将赛绳拉断，底线是两岸长期分治。前者只是想赢得与大陆的“比赛”，而后者只想利用这场“比赛”，但不愿为这场“比赛”付出任何代价。

　　对美国东亚地缘政治利益而言，马六甲海峡是其核心，其利益的重要性依次外推。台湾的地缘政治位势远不如印支半岛，台湾只是美国部署在远东西太平洋从千岛群岛到菲律宾意在遏制中国东进的链环之一，而非核心环节，更何况美国在台湾以东还有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基地的“二次拦截”。根据以往经验，如果出现中国统一战争，“台独”分子不可能指望美国会给予台湾多于当年对南越的援助。

　　美国为遏制中国拉起这条自北向南的链条实属不易——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为了组接这条链条南北两端而进行的战争，但美国要“维修”和“保养”这条链条则更难，实际上，美国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资源来“维修”和“保养”这根链条。除了给美国提供了几个机场和情报收集地的作用外，这条链环并没有起过实际作用，这正如东南亚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从没起过什么作用一样。这个链环还曾经通过泰国以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名义越洋拉到过巴基斯坦，但不久巴基斯坦却成了中国的“铁哥们”。

　　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并不主要是台湾本身的问题，而是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格局问题；那反观美国，台湾问题对美国来说根本就不是美国人的问题，它只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布局中的一颗棋子，而且还是一个有东面关岛“二次拦截”双险装置的“虚子”。对美国言，因台湾太远，防御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才是保证西太格局的实质。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海军几乎无力越过台湾海峡的条件下，美国都没有为台湾而防御金门，同样，在中国海军现有装备条件下，如果中国统一祖国的态度足够坚决，今后美国也不会为马里亚纳和关岛而“全力协防”台湾。

　　最后，在遏制中国的链条中，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可以用得上的只有日本，日本可以用得上的只有在台湾的“台独”势力；但在太平洋地区近百年的历史逻辑链中，解决亚太地区重大安全问题，比如日本和苏联扩张问题，美国靠得住的最终只有中国。

　　据上分析，我们可以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得出一个近乎终极的结论，即在海峡两岸“拔河赛”中，台湾问题向着有利于中国方向的解决是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势。这是因为：⑴在一般情况下，中美相互都有全球利益需要合作，双方都不想为了一个台湾问题将维系双方关系的绳子拔断。⑵由于海峡两岸力量严重不对称，没有美国，仅凭台湾一方也没有能力与祖国分开。⑶又由于台湾岛离中国大陆太近，离美国太远，即使有了美国的支持，台湾也没有能力阻挡祖国统一的历史步伐。

　　两岸统一，贵在谋势。从大陆方面看，炮击金门探出了美国“两个中国”的对台政策的底线，中国共产党也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个底线，并由此在实践中提出新的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的对台政策。这个政策实际上还包含有用金门、马祖等岛屿拴住台湾，用台湾拴住美国，让美国以台湾为纽带与中国联系，暂时控制住将来必然要转入中国手中而不能是日本手中的东海地区战略格局的大策略。“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东海全局者，不足谋台海一域，今后我们应当学会从东海甚至西太平洋全局的视角来认识和解决台湾问题。

　　六、 六十年代中、苏、美三国博弈及其结果；台美关系渐行渐远

　　（一）雪压冬云：20世纪60年代中国内政外交遇到绝大的困难

　　1959年至1961年中国国内经济发生严重的困难。粮食，1960年是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1030亿斤，低于1952年的水平；棉花生产1960年是1600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1680万担，钢的生产1960年虽然达到1866万吨，比1957年的530万吨增加了1336万吨，但到1961年很快下降到870万吨，比1960年减少996万吨。工农业经济困难加重了市场供应紧缺。粮食消费1957年全国人均406斤，1960年降为372斤，减少34斤。棉布、针织品的消费量也明显下降。吃、穿、用物资均感不足，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约30%。

　　由于生活消费品的严重短缺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省份是河南、山东、山西、安徽等省， “在这些省份中，安徽可能是人口减少最严重的”。

　　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严重恶化。1959年1月3日至21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在美国度假期间会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副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杜勒斯。1月27日至2月5日，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与此同时，中印边境军事摩擦日增。9月9日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15日，赫鲁晓夫访美，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两党两国关系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0月20日，印度军队又从南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战。此后中印关系全面恶化。从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遇到“万花纷谢一时稀”的艰难处境。

　　（二）蒋介石反攻大陆要进行“最后一搏”，美国唯恐避之不及

　　1. 美国认为：蒋介石的“疯狂行为”违背美国的利益

　　1960年6月19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双方讨论了中苏关系的走向及应对之策。蒋介石反复提醒艾森豪威尔“亚洲是共产党世界的主要靶子和自由世界防务的最薄弱环节”；同时他也认为中国目前的形势对他的反攻大陆的计划是有利的。他告诉艾森豪威尔“不稳定的局势正在中国大陆人民甚至军队中间不断增长”，他提到“近年来在新疆、在中国西康地区以及在西藏发生的多次起义”，他认为“如果他展开小规模游击活动，特别是在边远地区，那就有可能利用这种不稳局势”。尽管受到艾森豪威尔希望他“三思而行”的婉言批评，蒋介石仍坚持向艾森豪威尔“保证他已深思过1956年匈牙利叛乱的严峻教训”。他向艾森豪威尔披露他谈到过的那些反攻大陆的计划“后来断断续续地有所实施，以便提高国民党的士气。在那些远征中还从大陆上招募到一些人员”。

　　1962年夏，印度和苏联分别在中国西南西北边陲滋事，国内经济困难尚未缓解，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到来。美国文件显示“中华民国正在为至少是试探性的行动进行准备”。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界也再次对颠覆中国共产党政权进行认真评估。

　　1月2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罗伯特•柯莫在给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报告中对此提供了全面分析：首先他认为，大陆出现困难不假，但“中华民国可能是个无底洞——因此我们也必须在它衰退到无力反攻之前利用它一下”。报告转述莱斯提供的研究结论认为“只有在红色中国（哪怕首先在某个地区）发生重大革命，蒋又能够予以支持，反攻大陆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大家一致认为，即使目前红色中国面临困难，这也是不可能的”。报告进一步分析美国干涉中国获胜的可能性，其结论不仅是悲观的，而且对认识未来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点也是有价值的：

　　但我们目前必须要问的是，中华民国的行动是否可能激发这种革命。

　　大体上有两种选择。一是大规模在华南登陆，在足够的空中掩护下向海岸部署数个师夺取一个桥头堡。为此我们将投入更多的师和空援。一个好处是可能影响共产党在东南亚的作战。但有许多不利条件。首先蒋缺乏资源（除非在已发生造反的地区进行无抵抗的登陆），因为他需要美国大规模的空中掩护、海空救援和后勤支持。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同时不激起中国共产党极大的愤怒，例如他们公开入侵东南亚。

　　假设此计划成功，在一些地方激起了反叛，我们届时又会面临第一种选择中描述的处境。中华民国将要求在美国实质性援助下发动一场重大战役。在此我们最大的成就将是导致北平低声下气地转向苏联寻求帮助。于是，我们又走入一场在中国的美苏大战，即使不再扩大，我们也不大可能获胜。何况如果中华民国即使在最初的胜利之后又失败了，又会怎么样？试想如果失败显而易见，将意味着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的结束。事实上，一次不成功的努力只会反过来破坏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使我们更难于保护它在台湾的独立政府的地位。蒋可能希望赌一赌，但我们应该这样做吗？

　　请注意，我反对放蒋出笼的论点不基于判断中共目前是否如此虚弱，以至于小胜即对我们有利——我立论的基础是不论中国共产党有多么虚弱，苏联不会让我们胜利。放弃这些可能性以前，我们设想一下一旦北平从目前的困境中恢复会怎么样（看来如果缺乏进一步压力，趋势如此）。既然它的复苏有可能导致中国共产党首次获得自身生产的核武器。这确实是可悲的。因此，我们至少应考虑可以延长北平的麻烦的任何选择，如准许日本和印度加强实力，争取时间巩固如东南亚、韩国等边缘地带。

　　考虑以上因素后，我仍支持继续拴紧蒋。对红色中国发动重大侵袭前景堪忧。特别是苏联可以选择在任何适当的时候将我们的军。他们可能让北平苦撑一阵以给其教训，但如果形势变糟，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插手。若如此，我们算是成功地将北平和莫斯科推到一起，实际推迟了那一天的到来，即这两个共产世界的巨人互相扼颈而不是反对我们。再者，即使大陆情况真那么糟，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华民国政府会改善大陆情况（即使人们可以预料它会带去大量的美国食品和其他援助）。

　　如果支持蒋最后一搏的疯狂行为确实违背我们的利益，那我们现在应开始思考怎样劝阻他，这是个痛苦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对台政策又增加了新的因素，即在中苏关系拉远的时刻，美国的对台政策还要考虑不能再使中共与苏共重新弥合友谊。

　　1962年3月6日下午，蒋介石与即将离任的美驻台“大使”庄莱德会见，蒋向他再次表示其雄心勃勃的反攻计划。蒋认为小规模的行动不会成功，他需要大规模的行动引发暴动。蒋“坚信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他说任何迟缓都可能使共产党弥补危局。”庄则告诉蒋：“美国自然要对另辟战线持谨慎态度。”

　　3月9日，美国总统肯尼迪致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告诉他应明确向蒋指出，“想象中的结果是一回事，根据现有条件正确分析得出的结果又是一回事”；“强有力的证据比表达良好动人的愿望更使我们感兴趣”。

　　3月14日，哈里曼与蒋介石会谈，蒋再次重复一周前他与庄莱德的谈话，认为：“大陆人民造反的时机已经成熟。虽然中共政权表面上显得坚固，但一旦戳破便会发生大规模起义和造反”；他甚至认为“并不想要美国军队干涉”。他告诉哈里曼，反攻大陆是中国人的事，他只有义务同美国协商，没有义务事先取得美方同意。

　　3月30日，美国驻台“使馆”在给国务院发的电报中透露，他们怀疑蒋介石已作出了反攻大陆的决定，并将会“单方面孤注一掷的突进”，“早秋是最有可能的预定开始行动的日期”。第二天（3月31日）美国白宫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台湾蒋介石的行动计划。在中央情报局克莱恩谈及台湾的军事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时，国务卿腊斯克“起劲地插话，表达了强烈意见：这个行动不值得讨论，计划毫无意义”。会议结束时，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强烈主张克莱恩告诉台湾政府“美国政府打算把以前中央情报局所扮演的特殊角色转交给大使”。这样进一步缩小了蒋介石向美国反映其“计划”的渠道。同时，也不直接拒绝蒋介石的勃勃雄心，而是用尽可能限制蒋介石的行动规模来阻止蒋介石的“反攻”行动。当天，美国国务院授权克莱恩可以告诉台湾当局：

　　美国赞成试探性行动，特别是联合训练、装备、管理预先批准成立的参与试探行动的侦察队。在这方面，由于空投的难度，建议更加注重在沿海运用海运侵袭的可能性。

　　同时国务院又授权克莱恩：

　　就计划和准备较大规模的分遣队的秘密行动同台湾政府保持密切联络，这一行动每次空投的人员最多200人。但最重要的是，这种行动的准备和执行的全部责任均由台湾政府承担。美国政府为配合此次行动，将在美国本土准备两架C-123运输机并训练中国飞行员。这些准备和训练将用6个月，在双方共同认为行动可行和时机成熟之时，飞机可供台湾政府使用。一定要理解，我们正为这个行动做准备，但此时尚未决定一定展开这一行动。

　　这显然是缓兵之计，用两架飞机和长达6个月的时间拖住蒋介石，最后，还要与蒋的计划脱清干系，告诉蒋介石“美国仍将在公开场合否认对此计划有任何联合商讨”。4月26日，美国获悉“中华民国政府已经批准了一项将耗资24.8亿新台币的军事准备计划”。4月29日和5月4日，美国国务院连续致电驻台北“使馆”，敦促其“劝诱中华民国政府控制军费”，“强调美国政府严肃地看待其最近军费开支突然增加的问题”；“眼下考虑的事情的紧迫性使得拖延是不可能的”。

　　5月17日，美国召开有总统参加的讨论台湾问题的小型会议。会议由中情局驻台北站站长克莱恩介绍蒋介石要他转给肯尼迪他的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报告及对美国日益强硬的要求。克莱恩说：

　　国民政府认为中共的公共安全控制开始崩溃。因为近来有迹象显示，饥饿的难民人数惊人之多，他们数以千计的涌向香港边境。这一趋势证实了蒋总统的信念：在华南建立滩头阵地，鼓励民众反抗中共政权、通过打败由于粮食短缺和民众对中共统治的不满而士气低落的共军，夺回对大陆领土的部分控制，这一时机已经日趋成熟。蒋要求将他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报告告诉肯尼迪总统，他认为目前形势对美国和台湾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总统说，他承认如果中共政权能被摧毁，将极大地改变亚洲的形势并有利于自由世界的发展。他并不想错过这种可能，尽管在目前看这好像并不可能。

　　蒋介石许诺，“在10月1日前不会采取行动”，但同时也威胁美国说，“在这之后，即便美国政府反对，他也很难再拖延行动”。对于美国关于台湾军费增长过快的质询，蒋回答得很肯定：“国民政府认为这笔军费非收不可（1962和1963年财政年度共6200万美元），为的是准备未来18个月中，国民党军队可能对华南发动的公开进攻。”同时蒋对美国发出少有的强烈不满的信号：

　　蒋说他并不情愿将这些事务提出进行详细的协调，因为他觉得许多美国官员根本不同情国民政府的国家利益。国民政府认为，如果中国人民要求摆脱中共统治的桎梏，台湾就应帮助他们这样做。蒋说他愿意同美方讨论并向其解释任何政策，愿意接受美方的建议，只要这种建议是同情的给予，最好是私下的不用做记录的。他说他特别希望肯尼迪总统知道，以报复相威胁，以限制美援来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只能适得其反，实际上只能破坏蒋介石政府的威信，还可能引起台湾的骚乱和反美主义。他希望肯尼迪总统知道，美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传达对任何亚洲领导人的公开威胁都是错误的，因为这只会使他们丢面子，他们或者因此反对美国的建议，或者遭到本国人民的唾弃。他认为美国国务院正日益倾向于使用经济手段，向那些不同意美方意见的友邦施压。蒋介石认为，使用这种外交和经济上的压力对付某些弱小国家也许是必要的，尽管并不明智，但蒋还是殷切希望并出于最友好的用意提醒肯尼迪总统，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只会削弱中美合作，伤害我们的共同利益。

　　对于蒋介石的不满的弦外之音，美国人看得明白。5月29日，美国情报和研究局局长希尔斯曼在写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指出：台湾的“政治目标是保证美国对中华民国政府继续提供支持，正如它目前所做的那样，并确保美国将不倾向‘两个中国’的政策。”当天（5月29日）肯尼迪总统召开内阁会议，肯尼迪表示：他不想让台湾说当他们正准备进攻大陆时，美国却退却了。他只是想说：“情报显示在大陆的登陆注定要失败。”

　　6月7日蒋介石与中央情报局局长麦肯会谈，蒋介石再次丢给美国硬话，说他“要通过辞职下野的方式，摆脱强加在他作为国家元首身上的各种限制，这样，他才能领导一场独立的革命运动”。

　　（下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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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张文木，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