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连载60)

　　【作者按】这是张文木著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中两卷（下卷尚未出版）的连载，上卷谈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卷谈大西洋两岸，尤其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梳理了其中大国的国家力量及其扩张能力的战略底线和极线。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单行本目前已经断版，内容收录在《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6卷。由于全书注释网络编辑耗费时力，故省略。
　　另，这套书只出版了上卷和中卷上、下两册，没有下卷。下卷还在写作中。下卷主要写中国，其结构分天命、天时、地利、人和、使命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已完成，四、五部分（人和）谈生产关系及其存在的的规律和必然性。我已出版的宗教、气候书就是其中天时天命的内容。已出版的地缘政治、海权书是地利部分的内容。生产关系、使命部分是社会主义及其前途，《美国的没落》是其中的内容。但很不够。看来完成卷三恐怕是此生的事业了。

　　张文木出版的著作（2000-2023）

　　上卷目录

　　第三章 太平洋两岸大国地缘政治力量消长规律与中国外交选择

　　第一节 太平洋两岸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与欧洲比较 / 一、欧洲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二、地缘政治力量评估的合力原则 / 三、北美洲与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四、亚太地缘政治结构中的支柱国家及准支柱国家及其特征 /

　　第二节 日本地缘政治战略：底线和极限 / 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 二、 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 / （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 （二）误判产生的原因 / （三）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 /（四）摆脱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律责任，将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战略突破口 / （五）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 （六）结论：要想稳定太平洋，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

　　第三节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 /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冲击中国和俄国 /（二）“可怜的塔夫脱”，美国不知深浅首次触礁东北亚 / 二、 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一）19世纪末日本东扩止于夏威夷 / （二）美国牺牲中国东北并没有阻挡日本向太平洋的扩张 /（三）“奇怪的战争”：美国借助日本为其充当远东战略“清道夫”/ （四）美国对华地缘战略设计及其失败 / 三、 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 （一）两场战争，同一结果 1. 朝鲜战争：美国再次触礁东北亚 / 2. 越南战争：目标与资源不匹配导致美国再次失败 /3.美中双方败成原因分析 / （1） 美国朝鲜战场失败原因分析 / （2） 从朝鲜到越南，美国在同一逻辑下陷入更大的失败 / （3）中国胜利的原因 / 4. 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赢了美国，也赢了苏联 / (二) 军事失败导致美国其他对华配套遏制政策的失败 / 1. 一无所获的对华经济禁运，为新中国所有制改造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新中国由此获得国家主体人口农民和工人的支持 / 2. 有力搭建却无力“维修”的遏制链环/3. 东边日出西边雨：封锁不住的中国外交/四、 启示和结论

　　第四节 大国博弈中的台湾问题：底线和极限/一、台湾问题的历史演变（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台湾问题的由来/二、 台湾回归中国是亚太和平发展的需要/三、 一开始就混合着冷战与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对台政策（一）朝鲜战争之前的美国对新中国不承认政策及其内在矛盾/（二）朝鲜战争确定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基调/ 四、美国对华强硬政策高峰期的台湾政策的底线和极限/（一）艾森豪威尔打开了限制台湾的“笼子”，但没有解开束缚台湾的“链子”/（二）在共同防御问题上，美国态度淡漠/（三）炮击金门事件发生，美国想的不是“共同防御”而是如何抛弃负担/（四）台湾只是美国布于西太平洋的一个弃之可惜的棋子/1. 在台湾问题上的西方“慕尼黑阴谋” 2.不独、不统、不活、不死，尽为美用，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出发点/　(五)《共同防御条约》刚出台， 美国就对“朋友”落井下石/（六）美国对台“承诺”底线一落再落：要求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蒋介石已不相信美国会帮他守住台湾。/五、炮击金门：结果、经验、意义/(一) 性格决定命运/(二) 寻求台湾“中立”地位，美国“两个中国”对台政策底牌浮现。国共两党民族默契再次形成/1. 就在中国与苏联意识形态产生分歧的同时，台湾当局与美国裂痕也在扩大/2. 蒋介石制定反攻大陆的计划/3. 在美国的冷漠中，蒋介石以卵击石/4. 在万炮齐轰中蒋介石孤鸿哀鸣/5.美国考虑了但最终拒绝了为台湾使用绝对军事手段，美国对中国大陆实在无计可施 /6. 制造“两个中国”，美对台政策底线悄然显现/7.当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时，毛泽东提出从整体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8.面对主权割裂，寄人篱下的蒋介石经过一番挣扎后只能无奈向美国让步/9. 美国为台所困：“两个中国”底线暴露又欲罢不能/10.炮击金门：结果、经验、意义/(三) 简短的结论：两岸统一，贵在谋势/六、 六十年代中、苏、美三国博弈及其结果；台美关系渐行渐远/（一）雪压冬云：20世纪60年代中国内政外交遇到绝大的困难/（二）蒋介石反攻大陆要进行“最后一搏”，美国唯恐避之不及/1. 美国认为：蒋介石的“疯狂行为”违背美国的利益/2. 蒋介石认为“只要中国国民党在长江以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苏联人就不会干预”/(三) 1962：毛泽东西南敲山，东南震虎；美蒋大陆政策更加南辕北辙/1. 1962年，中国周边险象环生/2. 毛泽东东南明修 “栈道”，美即对蒋施加压力/3. 毛泽东引而不发，东南美蒋已势同水火；蒋介石要“重新考虑”美台《共同防御条约》/4. 毛泽东西南“敲山”，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与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同起同落/5. 毛泽东东南“震虎”，美对蒋“反攻”计划更加悲观/6.1962：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国博弈及其后果的基本总结/(四) 蒋介石在前线热身，美国却在背后对中国表示“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尼克松主义”在美国应运而出/1. 美国在向中国共产党“投石问路”的同时，开始推行“台湾本土化”政策，试图长期阻止两岸统一/2.中国核试验成功后，美国不堪重负，“尼克松主义”破土而出/七、 基本结论/（一）还是尼克松的那句老话：“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二）尼克松主义出现意味着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底线因无力落实而被虚置

　　第四节 大国博弈中的台湾问题：底线和极限

　　六、 六十年代中、苏、美三国博弈及其结果；台美关系渐行渐远

　　2.中国核试验成功后，美国不堪重负，“尼克松主义”破土而出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10月28日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致电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邦迪，建议重新审视美国对华政策。他认为：

　　中共核爆炸，苏联新领导人，戴高乐、威尔逊，等等，从这一切可以看到，不管我们做什么，共产党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迅速地变化。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影响这些变化来降低对我们安全的损害？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保住面子——并在这些变化中免于丢掉一切？

　　当然，我感到有两点是肯定的：共产党中国将在本届政府期间被选入联合国，或许不在今年（仍是个未知问题），但很可能是明年；共产党中国由于控制了核武器将很快进入国际组织。自由世界与大陆中国的贸易和旅游联系也在增多。

　　面对这些发展，我们要么在越来越孤立的情形中稳坐不动，要么寻找出路减少损失。

　　到目前为止，我们选择了坐等北京“丰满其羽翼”。肯尼迪去年11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和希尔斯曼12月13日的演说是对这一做法的最好表达。在1963年和1964年，我们与苏联的逐步缓和给这种做法带来了动力；我们的苏联问题专家要求我们不要捣乱。

　　但在我看来更为清楚的是，现在的办法实际上符合北京的利益，而且北京无意按照“紧张—松弛”的条件去“丰满其羽翼”，现在不，可预见的将来也不。相反，北京有意孤立我们，而我们却因试图孤立（未成功）北京而受到责骂。

　　因此，我要求考虑采取不同的做法，作为一个自信、现实、负责的世界大国而采取旨在减少损失、减少孤立和改善形象的做法。

　　我的目标是使我们的对华政策与现实和长期利益相一致。我们的目的过去总是“驯化”共产党中国。在此方面遏制战略加道义批判只取得了甚少的成功。所以为何不改成遏制加颠覆？关于颠覆，我仅指小心地使用自由世界的物资、人民及思想。在我们与其他极权社会相处时这些工具曾证明有长期的侵蚀作用。

　　为此，汤普森向国务院提出具有“尼克松主义”思想萌芽的六条建议。其中第3、5条建议：

　　国务卿应选择1月份的某个时间，最好是在记者招待会上，非正式的提到：“当然，自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1955年授权进行日内瓦和华沙会谈以来，美国就在事实上承认了北京政权；但我们的真正问题是，共产党中国一直在威胁台湾及其邻国。”这种低调评论将使我们向“一中一台”靠拢，同时又不会使公众突然关注在法律上立即承认北京（只要我们保持对台湾的安全和独立承担义务），这一步就不算大，也不算重要。

　　根据以上改变而带来的国内外反应及新的国际发展，我们应悄悄地与共产党中国进行非战略物资的贸易，如同对苏贸易一样。

　　1965年8月27日，白宫召开中国问题研究会议。会上国务卿腊斯克已意识到：“要反对中国成功将带来可怕的负担”。他说：“为阻止欧洲的俄国人北约需要亿万计的美元作为防御预算（他们仍在古巴搞导弹冒险）。美国及其盟友需要下极大决心来阻遏中国人”。

　　1966年3月1日，汤普森再次就“关于中国战略”提出自己的更加具体的即近期、长期及“灵活的”等目标，指出：

　　近期目标包括：（a）向中国人民发出信号，我们不是中国永久和不可改变的敌人（尽管他们领导人的宣传正好相反）；（b）反驳在我们的盟国和中立国中广泛流传的观点，即认为美国人对共产党中国问题感到困窘和烦恼；（c）把北京好斗而孤立的责任恰如其分地推给中共。

　　大的长期目标是为美国与中国领导人及其继承者，还有中国精英中的怀疑派之间的新型关系提供一种模式。同时该目标应逐渐打破中国那种极度扭曲的观点，即外部世界阴谋对之进行包围和破坏。

　　灵活的“第三种”办法最好包括以下几种特别成分（以下仅是例证性的）：（a）单方面中止目前对共产党中国的旅行禁令（除真正的记者以及12月以来除医疗卫生专家外，我们禁止所有美国人到中国旅行）；

　　（b）再次邀请中国的记者、学者、艺术家等访问美国；

　　（c）准许向中国出售医药和食品；

　　（d）进一步修改目前的贸易制裁，允许像对苏联一样进行非战略物品贸易；

　　（e）吸收中国加入裁军谈判；

　　（f）把我们在联合国的战略由排斥北京改变为包容台北；

　　（g）恢复目前没有结果的谈判，将谈判转到一个欧洲或亚洲大国的首都（巴黎？）。

　　1966年3月在“富布赖特听证会”上，美国的“两个一流亚洲问题专家”费正清和鲍大可提出著名的“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思想。这个思想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鲍大可认为，美国试图将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如果联合国大会首先作出决定接纳中国，那么台湾留在联合国就没有可能。美国应放弃在联合国仅支持台湾的做法，而主动建议在联合国作为创始国的中国席位“具有两个继承国”，并称此举将“符合美国的利益”。关于台湾问题，鲍大可一方面认为美国“应该继续保卫台湾免受攻击”和支持“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美国决不能“继续坚持”这样一个“虚构事实”即认为“国民党政府”即是“中国大陆政府”。关于是否“承认”中国的问题，鲍大可认为，“法律上的承认”也许有待时日，但美国现在“能够也应该”表示其“事实上承认的愿望”。总之，美国应将其“遏制加孤立”的对华政策改变为“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3月15日，副总统汉弗莱称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遏制而未必孤立”，这是官方对鲍大可观点的积极回应。当天（3月15日），汤普森致信白宫新闻秘书莫耶斯：“要求将副总统的路线确定为政府的正式立场，这将会带给我们未来数月所需要的回旋空间，还有助于避免中国政策不健康的极端化。”在当月（3月）第129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代表约翰•格罗诺斯基大使首先发言首次明确表示：“我荣幸地通知贵大使，我国驻肯尼亚大使阿伍德先生会见了贵国驻肯尼亚大使王雨田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

　　6月，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特别研究小组提出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必须在三种主要基本的国家战略中做出选择，即脱身、遏制和摊牌。第一和最后一种战略带来的缺点明显地超出了它们的优点”，但“遏制战略无需导致冰冷的对抗。成功的遏制事实上有助于有利的变化，并能从中受益”；“美国准备将中国视为构成和平的亚洲均势的众多组成部分之一”。。

　　报告提出新的对华“遏制”战略：

　　中国人可能会向苏联或者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寻求经济援助。我们的长期问题是在遏制成功的情况下如何确保中国转向自由世界而非苏联寻求援助。

　　答案可能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中国的政策缓和，我们应将中国吸引到广泛的活动中去，使其在那里通过了解外部现实并成功地承担起国际责任，中国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地位和尊重，这些部分地取代高不可攀的追求地区控制和超级大国的目标，另一方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渐将逼近遏制的军事政策转换成沿海岛屿遏制并以其他方式表明我们并未执行对抗政策或军事“包围”，我们或许能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助于形成这样一种结果，即与我们关系正常化将有利于中国人的利益，而不至于被俄国人再次欺骗。不管怎样，在未来10年及其以后，中国、苏联以及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还有日本之间的交易将构成世界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自己在亚洲的安全和地位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长期看来，我们希望对中国的遏制，如有必要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日本和苏联来进行，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则保留用来校正出现不均衡情况。如果我们能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这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能与中国形成合作性关系，遏制战略将会真正取得成功。

　　这份文件表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已从直接遏制转向间接遏制。美国将通过西方传统的大陆均势即大国间的力量制衡政策来遏制中国；让中美的直接对抗转变成中国与亚洲大国的直接制衡，并通过这种“均势”制衡而获“渔翁”之利。这是三年后出现的“尼克松主义”的理论基础。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并没有大的让步，1968年2月22日，国务卿腊斯克就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致约翰逊总统，关于台湾的地位，他明确提出“我们应逐步朝向至少是默认北京和台北代表两个单独国家”的设想。

　　1968年8月20日，苏联出动大批地面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突然袭击，占领捷克全境。8月23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强烈谴责苏联及其追随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2月16日，苏联军队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中国政府强烈抗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苏联企图摧毁中国核武器和导弹设施”，以期“改变战略形势”。

　　中苏关系由分裂转向对抗。

　　1968年11月5日，尼克松在美国大选中当选总统。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对亚太政策讲话，其要义是卸下美国承担不起的过重的包袱，用传统的“均势”制衡的方式实现美国的亚洲目标：

　　我认为地区自尊对亚洲的未来将要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事情。在我们所访问的第一个国家里，亚洲人都会说，他们不希望接受外部的发号施令。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起的作用就是如此，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而不应当发号施令。

　　在现时，他们逐渐酝酿成熟的政治经济计划是大有希望的。我们将给这些计划以援助。当然，我们将恪守已有条约义务。

　　但就我们的作用而论，我们必须避免采取那些会使亚洲国家依赖我们以致把我们拖入像在越南那类冲突中去的政策。

　　……我认为，在我们同所有亚洲友邦的关系方面，现在应当十分强调以下两点：第一，我们将恪守我们的条约义务，例如我们根据东南亚条约组织对泰国的条约义务；但是，第二，在国内安全问题上，在军事防务问题上，除非受到一个大国的带有核武器的威胁，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各国自己来处理，自己承担起解决的责任。

　　此后，尼克松全力推动改善美国对中国政府的关系。经过缜密准备，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的首都设立联络处。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表示，美国接受中国的对台“断交、撤军和废约”三原则。12月16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在公报中，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针对一些美国人两面下注的想法，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明白地告诫他们：

　　从1971年以来，华盛顿可以成功追求两个中国的政策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事实上，尼克松访华之后，台湾对受美国保护的“安全感”也彻底破灭。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带着已破灭的依靠美国“反攻大陆”的幻觉离开人世。1978年12月15日晚，蒋经国收到美台即将“断交”的消息，即表示“强烈抗议”。12月16日8时，国民党中委举行紧急会议，对美国的决定进行了激烈的谴责，悲痛地宣称美国的决定“不仅损害中华民国及其人民之权益，且将对整个自由世界产生严重之影响，其因此所引起之一切后果，均应由美国政府负完全责任”。蒋经国痛心疾首地称：“数年来，美国政府曾一再重申其对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并信守条约承诺之保证，而今竟背信毁约，此后自将难以取信于任何自由国家。”

　　台湾最终体会到了被美国出卖的痛楚！

　　七、 基本结论

　　（一）还是尼克松的那句老话：“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以上我们用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了台湾问题形成的历史过程并以此为主线展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的历史过程。我们通过拼接一大堆斑驳陆离的文件片段，试图最终找到美国政策中台湾问题的底线和极限，而台湾问题的底线和极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中美间战略合作和战略博弈的底线和极限。

　　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在西太平洋几乎只是以日本和欧洲英法帝国主义帮闲者的身份出现。美国先是暗地绥靖日本于1895年打败中国，1905年打败俄国，30年代后又绥靖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和东南亚，在借日本之手清除西太平洋上的俄、中、英、法等国力量后，又联合中、英、俄自南而北席卷西太平洋将日本再次逼回日本本岛。此后美国力量才首次继英国和法国及日本之后达到太平洋西岸。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并试图以此介入中国内部事务。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将美国赶出中国大陆。1950年，美国将第七舰队开往台湾海峡，美国力量便依托琉球和台湾抵达西太平洋，此后美国也被迫背起与中国大陆对抗的政治包袱。

　　但是，力量所及的地方并不等于力量可以有效控制的地方。而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可说是美国试图巩固太平洋战争获得的新战略边界而进行的其规模仅次于太平洋战争的战争。美国人赢得了太平洋战争但却输掉了朝鲜和越南战争的结果证明了一条可作为定理的结论：即美国没有力量支撑美国战略界反复论证的从“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的“防御线”；也就是说，美国的有效实力边界达不到太平洋西岸。

　　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可用资源和军事手段都达到极限。在战争后期美国战争可用于朝鲜和越南的战争资源已明显不足，而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又反复叫喊使用，实际又不能使用的极限手段即原子弹。当军事手段到了需要极限手段的时候，该国国力的有效边界也就达到了极限，而当使用极限手段也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方，也就是该国军事力量，从而有效的力量边界所不能达到的地方。美国对日本的胜利很大程度上说是在世界主要大国默认的前提下在日本使用极限手段即原子弹的结果。冷战期间，美国输掉这两场战争也是美国即使使用极限手段即原子弹也不会达到战略目标的结果。时任助理国务卿的腊斯克在1950年7月12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坦承他之所以提出以北纬38度为美苏在朝鲜势力分界线的理由：

　　美军按实力并不可能到达这么北面，但我们认为把朝鲜的首都包括在美军管辖区内是很重要的，因此还是提出了这条线。……我回忆起，当苏联人接受三八线时，我颇有点惊奇，因为我想，从我们双方在该地区的军事地位来看，他们可能会坚持一条更南面的界线。

　　基辛格也一语中的地说：

　　韩战因而暴露出遏制理论的力量与限制。以传统的方略而言，韩国是个试金石，可以判断彼时正在形成的两大对立之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何在。但是美国人却有全然不同的认知，它把韩战视为正邪之战，是代表自由世界而战。

　　曾任过陆军部长助理（1917年）并参加过巴黎和会的沃尔特•李普曼也是一语中的，他说：

　　事实上，他（约翰逊）的战争目标无限大：它担保整个亚洲的和平。以这样的无限大目标，战争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赢。由于我们目标无限，我们必然会“被击败（defeated）”。

　　当时美国的反战老百姓也看出在西太平洋疲于奔命的美国的命门所在。他们说：

　　战争赢不了，成本超过效益，美国已经透支过度。

　　正因此，尼克松在1972年关岛谈话中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起的作用就是如此，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而不应当发号施令。”让亚洲人经营亚洲，将西太平洋地区，留给位于西太平洋的亚洲国家，是尼克松主义的精义。

　　1972年2月24日，当尼克松访华结束时向周恩来举杯说：“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时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周恩来回来将这一句话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尼克松访华说明美国人认识到：太平洋西岸是美国目力可及而实际国力不可及的地方，尼克松说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亚洲不是美洲人的亚洲。

　　（二）尼克松主义出现意味着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底线因无力落实而被虚置

　　国际形势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以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界，此前中美关系处于低谷时期，此间美国针对中国发动了朝鲜和越南两场战争并由此将本已恶化的中美关系几乎推向谷底。现在可以断定，如果没有受到本土入侵，今后美国也极不可能劳师征远在东亚再发动朝战和越战那样规模且没有可能取得胜利的战争。因此，研究这一时段的恶化已至底线的中美关系，对于研究美国以台湾问题为症结的对华政策的底线和极限，是有标本的意义。

　　我们看到，美国对华政策从太平洋战争中的合作到冷战时的对立，再到1972年后的重新合作的过程是一个美国全球外交从对自身力量的认识完整的“肯定—否定—肯定”的三段式辩证过程。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利用曾是朋友的日本打败中国（1895）、俄国（1905），继而在太平洋战争之初打败英法，后来美国又联合英国、中国和苏联打败日本，由此出现了在雅尔塔框架中的苏中美合作。这种合作表明，对于永远担负着两洋防务重任的美国而言，不仅没有独立解决世界性危机的能力，而且甚至也没有独立——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必须与中国和苏联合作——解决地区性危机的能力。太平洋战争胜利后，美国作为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骄横一时，忽视了美国战略能力的极限，轻率作出单枪匹马深入太平洋西岸，在朝鲜和越南与中国和苏联进行军事对抗，结果被打得一败涂地。其间对中国而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的对抗也是虚多实少，中国大陆哪怕是1962年那样声东击西的“佯攻”，也会使美国一阵紧张，以致使美国既承担不起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义务，而又想片面享受条约权利的利己行为在其盟国中大跌眼镜。即使是美国的“两个中国”的政策，在朝鲜战争失败之后，就成了美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越南战争失败之后，在苏联全球攻势前，美国终于卸下本就担不起的亚太“卫道士”的面具，与中国再次合作，并由此转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瞬间变成废纸一堆。20世纪70年代，中国安全面临的主要矛盾来自北方，中美合作日益有了全球战略的意义，正因此中国才没有利用美国的困难在台湾问题上向尼克松政府过度施压。尼克松主义出现标志着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底线因无力落实而被虚置。

　　无力落实的外交政策，就是无效的政策。自从蒋介石跑到台湾之后，台湾问题就在中国内战问题上增加了冷战的性质。同时也是由于台湾过于靠近大陆的特殊地理位置，台湾问题又成了没有大陆认可，谁也不能单方面解决的问题。但由于中国大陆在亚洲事务中独特而重大的影响力，台湾事实上就被美国当作与大陆中国交换战略资源的筹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事实上成了美国控制台湾的手段。尼克松明白告诉周恩来：“如果我们缺乏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们在与它有关的问题上就发挥不出影响了。”这话对台湾也同样适用。有了“影响力”才有与大陆交换的筹码。毕竟美国最需要的不是台湾，而是全球战略合作。而战略合作主要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台湾当局合作。1964年11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柯莫在给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的文件中对此说得明白：

　　我们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台湾的地位？按照冷峻的现实主义观点，台湾是我们与北平进行最终妥协的最后一张牌。出于同样理由，这也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来予以保存的廉价物品柜。我们不能再充满信心地告诉自己说，排斥红色中国就是保护台湾的最佳方式。相反，我们坚持“非此即彼”的选择越长，被迫做出错误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大。

　　比柯莫文件早十年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77次会议讨论会上就有人提出：

　　应该承认共产党中国存在的事实。它存在的事实意味着我们必须逐渐接受中国进入由世界各个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你不得不做点什么。中国必须被允许加入联合国，如果朝鲜问题得到解决，还必须逐步同中国发展贸易。结果会是什么呢？福摩萨必须回归中国；它属于中国。

　　美国人的看法也得到了蒋介石的反证。1972年3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美国今日在台军援，实为有名无实，切勿以联防协定之存否，为我强弱之决断。”1975年11月30日，蒋经国在日记中感叹道：“以上所言时隔四年，但今所面临之事实与问题仍无二致。”

　　看来，美国人也明白，长远看，台湾必须是中国的，只是美国不甘心，他需要从阿留申群岛到菲律宾连起一道阻止中国力量扩展的“防波堤”，正如当年美国将英国当作法德力量扩张的“防波堤”一样。这个堆在太平洋西岸的“防波堤”，对美国而言，最理想的是北由日本为起点，南下经台湾到菲律宾一线。美国曾借助冷战启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图加固这道防线，但战争的结果表明：美国力量不足以保持这道防线。尼克松主义出现后，美国在东亚筑起的这道“防波堤”在台湾岛一带出现了断环。而美国弥补这部分“断环”地带的方式是“守险不守陴”，即加强日本、关岛和菲律宾的军事安排，推动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力量的增长，沿中国东海岸的北、东、南三个方向对台湾形成拱卫之势，如果台湾“失守”，这种安排也可形成遏制中国进入太平洋的第二道拦截。在这两道拦截力量的布局中，台湾只是一个虚子，而后者即北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和菲律宾一线则布的是实子。在这里，我们还得重复时任助理国务卿的腊斯克在1950年7月12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承认他提出以北纬38度为美苏在朝鲜势力分界线的理由，他说：

　　如果这条线为苏联所拒绝，美军按实力并不可能到达这么北面，但我们认为把朝鲜的首都包括在美军管辖区内是很重要的，因此还是提出了这条线。……我回忆起，当苏联人接受三八线时，我颇有点惊奇，因为我想，从我们双方在该地区的军事地位来看，他们可能会坚持一条更南面的界线。

　　这句告诉人们，美国在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的军事占领本来就是一场虚张声势的“空城计”，本来苏联人是可以获得“一条更南面的界线”。这话如果应用于台湾问题也是一样，即在东海海面，中国人完全可以坚持一条比台湾更东面的界线。

　　相对于中国目下的力量而言，由上我们可就美国对台政策以作出三点判断：

　　1. 美国对台政策中可守住的极限并不在台湾，而在关岛。美国所谓“两个中国”的政策，只不过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唬人的虚线。

　　2. 美国对台政策的本质是以台湾与中国进行全球性战略利益交换，在必要时美国也会以“给台湾以充分自由”的名义——“充分自由”就是充分不管——将台湾交还中国政府，如果中国有足够的海陆军事力量接回的话，其过程与英国向中国交还香港的形式大体一样。

　　3.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是有相当的可作为的空间。如果考虑到（1）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家实力大大增强；（2）中国北方和西南方面的安全环境大为改善；（3）“台独”分子破坏两岸统一的步伐加快；（4）中国海外利益扩展已有相当的规模，中国对国际市场和资源的依赖程度加深等条件，中国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和迫切性都在同步增大，以致解决台湾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任务的必要组成部分。

　　美国加图研究所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特德·盖伦·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在2005年10月就台湾问题为美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在结尾时建议美国政府：

　　美国继续对台出售武器而不提供安全保证的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承认识，即台湾是美国的一种有限的或‘边缘性’利益，而非至关重要的利益……对台湾的安全保证需要承担巨大的而非极小的风险。中国现有20多枚洲际导弹能够打到美国城市。在未来几年内，这一数量可能会增加到几百枚。即使一场最初仅限于台湾海峡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也可能会升级以至失控，而置美中两国决策者的意图于不顾。对于美国来说，这种程度的风险只能在保卫其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时才能承受，而维持台湾事实上的独立并不符合这一标准。

　　说了这么一大段，其实就是一句话：让台湾问题自生自灭！

　　卡彭特的这个判断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质是连贯一致的，也与笔者的上述三点判断大体是相互一致的。但笔者上述三点判断的成立是也有条件的，那就是：

　　1. 中国大陆内部不发生动乱及由此产生的分裂，否则，美国对台政策的极限就不在台湾，而是像20世纪40年代末那样由长江进入中国腹地。

　　2. 中国政治家仍然要保持毛泽东、邓小平那一代领袖张驰有度的高超胆识和坚定不移的国家统一意志。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天上掉下来“馅饼”，它也永远落不到无所作为的懦夫手里。

　　（下篇待续）

　　第四节 大国博弈中的台湾问题：底线和极限
      八、预测：“尼克松主义”将再现美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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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张文木，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