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历史问题，必定需要在站在特定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作为对真理的探索，无不打着阶级的烙印，因为羊与狼以及它们的代表都是有着不同的真理标准。一部《筚路维艰》，（以下简称《筚》）看似要客观地记录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叙事虽真实，但其实并不客观，不仅没有从理论上揭示客观的必然联系，且缺乏逻辑性和有自相矛盾甚至相互否定的地方，全书更带着浓浓的个人偏见。
近代中国革命，尤其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是正在走着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作为探索的一个整体，所以说“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但《筚》书在前言就开始要否定了，并以“乌托邦运动”对毛泽东时代给予了定性和定调。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始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目标，但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又何来要“放弃新民主主义”一说？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不等于不能学习和借鉴别人成功的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这本无可厚非，况且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去照搬苏联的经验。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本应是开启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但《筚》书很有微词：“‘赶超型’工业化，必然导致对市场的排斥和对计划的依赖，这正是苏联走过的老路。”“从扩大民主转向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党的高层几乎没有头脑不发热的”。（P2页）
首先，“赶超”没有错，那是当时中国国情与国际环境的现实需要决定的，在后三十年中还有许多人节衣缩食要供孩子上学，二至三代勒紧裤带买房，甚至还宣扬“今天用明天的钱”，这是否也属于“赶超型”消费？就讲今天，我们在芯片领域要赶超世界是否错了呢？此外，“赶超型”工业化与市场的排斥、计划的依赖，它们的逻辑关系与必然联系在哪里？我们今天的芯片赶超是否要排斥市场？其次，扩大民主与阶级斗争并不矛盾，是否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呢？同样，什么是民主，对“民主”的界定是怎样的呢？标榜民主的美国，其尖锐的国内矛盾有没有阶级斗争的成分泥？“搞发动群众”就是要依靠人民的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靠发动群众才取得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取得胜利，同样也必须依靠发动群众！至于“搞阶级斗争”，尤其在建国之初，国民党要反攻大陆，境内外敌对势力要颠覆新兴政权，要保卫政权、巩固政权，搞阶级斗争错了吗？其三，说“党内高层几乎没有头脑不发热的”，无非想说毛泽东头脑发热，但书中很多处说毛泽东要降温，还有头脑清醒的领导，前后矛盾多多。
说1958年从狂热中冷静下来，“包括包产到户，虽然只是权宜之计。这越出了毛泽东所允许的底线。”不就是想要为三十年后搞包立到户正名吗？事实已证明，粮田撂荒、土地转让、合作社的再次兴起，都宣告了“包产到户”已彻底失败，说明毛泽东比别人先知了五十年！这足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和正确！中苏之辩不存在“经典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改革的一次激辩”，而是道路之辩，因为修正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如此多的民众带着宗教式狂热投身于运动，反映出群众对官僚特权化的不满和对革新社会制度充满幻想，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的主流是‘奉命造反’而不是‘趁机造反’。”（P3页）《筚》把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说成是宗教式狂热，想问一句，“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相比，哪个更“狂热”，哪个更“宗教”？此外，当时有所谓的“官僚特权化”吗？证据在哪儿，毛泽东的家庭账目笔笔清楚，他住的用的都要缴租金，甚至喝茶都交钱，是谁在搞特权？与今天的官僚比比哪个更特权？有哪位领导敢公布一下自己的账单呢？退一步讲，如果有特权，该不该可不可以反对他们呢？既然民众有“革新社会制度”之意，作者是赞同还是反对呢？对两个三十年的“革新”是否要用双重标准呢？至于“奉命造反”，是奉谁的命，要造谁的反呢？这个问题如果不说清楚，吱吱唔唔，《筚》书想回避或掩盖些什么呢？说“普遍暴力”，这又如何界定呢？怎样算普遍，怎样算暴力？在多地出现的强拆、城管暴力执法，这些算不算“普遍暴力”呢？对于“派性斗争”有没有是非曲直之分，对于“诡谲的党内权力斗争”有没有路线斗争？然而，民生问题常常被用作权力斗争的武器，得势的一派对失势的一派，本质是斗争的延续，今天同样有人用文化革命的一套来否定文化革命。
不怀疑作者对历史有着敬畏之心，尽管《筚》想避免主观情绪的左右，要弄清“是什么”和“为什么”，也用了大量的资料，要分析“领袖人物的意志和党内分歧”，但是，还是没能回答在经济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就等于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也已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同样带着立场的局限性，也带着个人主观偏见的色彩，在《筚》共五章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文/儒夫，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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