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赶超之路。《筚》把建国之初的向社会主义过渡视为“乌托邦运动”。既然像前所说的“没有苏联那种村社组织”，又如何断定是“照搬别人（苏联）的经验”呢？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暴露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手工业和服务业合并过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服务不周，居民生活不便；公私合营后与国营企业一样，只顾生产大路货，不愿增加品种，产品货不对路；农业合作化后家庭经营减少，农副产品生产下降，过分强调一切都公有化和合作社越大越好、造成了管理混乱、收入减少、农村紧张。”（P75页）首先，这是用现在的目光来看当时的现象，一条消息能让股市指数上下窜动，出台一个政策能让市场行情泛起波澜，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是很正常吗？况且这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能衡量整个过程吗？企业、消费者和市场是否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保障基本供应是前提，说收入减少是指企业、资本家还是生产者？因管理问题与企业效益存在必然的联系，但并等于这个企业本身的问题。人才紧缺是这场改造之后面临的问题，包括农业合作化，不能因为管理人才的不济而否定这场改造运动。它需适应的时间、需要学习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完善。
“毛泽东针对计划经济的不满没有按照逻辑导向对市场的重视。”首先，这种判断本身来自“没有按照逻辑导向”，社会主义的市场本身只具服务和调剂功能，没有生产职能，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要从中获取利润和实现财富的再分配。毛泽东所论述的“十大关系”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凭啥要来论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中的市场呢？同时，在《论十大关系》明确指出了，“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这不是最好的市场吗！
（P78-80页）说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对扩大民主的尝试，“是对苏联二十大的回应，而且看起来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相提并论，本质是污蔑毛泽东比苏修更修。列举毛泽东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臆断为“有宣传唯心主义的（学术）自由”。说中共八大的改革，增设几个副主席和一个总书记，意在加强集体领导；“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显然与防止个人崇拜的话题有关”，这与一些人污蔑毛泽东独裁、搞个人崇拜只是换了种隐晦的说法。“现在留下的毛泽东在八大筹备和召开期间的诸多文字，对于国家法制未赞一词。对于习惯于人治、习惯于政策治国的中共领袖和干部来说，从革命秩序转到法制秩序，是一个艰难的坎。”首先，这种观点与资产阶级借宪政谋求夺权如出一辙，法律从奴隶社会诞生之日起，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看当今的美国的法律是如此虚伪，就是一面镜子。其二，人民当家作主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而解决所有制问题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其三，社会主义法制体现全体人民的意志，事否整天把法制挂在嘴上才叫法制？把对所谓对法制的赞美与把“为人民服务”放在心上哪个虚伪，哪个实在？其四，“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作了阐述。但作者对此文章似乎找到了否定的依据，认为文章“理论的致命罅漏，恰恰就在于它的前提，即将社会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前者专政，对后民主。然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模糊地带。”但两者其实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它们之间也有从量变到质变的相互转换过程，若要不“模糊”，是否上来就要给人打标签？再则，法制本质上就是由人制定的，难道资本主义的法治不都是人治吗？远的看美国，近的看台湾。资产阶级是这样，无产阶级也是这样，谁掌握政权，法律就为谁服务。在八大之后的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明确地指出，“一定要守法，不破坏革命的法制。”但作者表面质疑的是法制，实质是借法制质疑毛泽东。
在外交方面，《筚》书借匈牙利事件将苏中两党关系称为“父子党”，而回避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政治与外交政策。说“只有南斯拉夫，因为被斯大林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另找出路，向西方开放，走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至于对外开放，毛泽东时代也是对外开放的，我们主要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当然这主因还是别人家封锁我们，这恰恰是作者所指责的一方面。作者看到苏联自己扳倒斯大林引发共产党国家的动荡，当苏联扳倒列宁像后所导致的世界格局的改变，不知作者是否想到一旦从理论和思想上扳倒毛泽东而可能产生的效果？“毛泽东从批评斯大林错误转向维护‘斯大林主义’”，作者把“斯大林错误”与“斯大林主义”偷换了概念，以此来混淆巩固政权与建设政权的关系。
关于“小民主”转向“大民主”，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论十大关系》中都有深入阐述。作者认为“动员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完全是他亲自伏设的一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大罗网。”这不仅污蔑共产党人的胸怀，也挑唆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此外，作者没有看到通过民主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和发挥的作用，也没有看到不守住话语权阵地和放弃主动权的严重性。作者认为“群众运动具有不可控和过激化的特性”，“群众斗争的方法就必然导致如此的结果”，在“相当一段时间阻塞了中国走向民主和法制轨道的可能性”。（P91页）这种观点，不仅低看了革命群众的觉悟，也低估了共产党的号召能力、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从《筚》书的逻辑看：一讲人民民主就是没有法制，一讲法制就是要阶级斗争。
“反右的直接后果，不只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受到整体伤害，更深远的后果在于，由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阻塞了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轨道的可能性。”首先，“知识精英”是什么样的人，在文盲和半文盲占大多数的时代，这些“知识精英”绝大多数不会是工农的后代，他们是代表着哪个阶级利益的精英呢？“反右”恰恰是推动民主的产物，何谈阻塞民主？法律是阶级服务的工具，如果工农大众没有得到民主，又何来社会主义法治？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资产阶级精英是不会高兴的。所以，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的是正确的！（P92页注②）
毛泽东的“赶超模式”是有效的， 我国的大飞机只比发达国家晚了二年，今天被国外卡脖子的光刻机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研发成功，如果说是“各级领导人头脑普遍发热”，那是毛泽东比其他人英明有远见。虽然有个别领导“形左实右”走极端，但借此污蔑“大跃进”，不仅否定了人民的力量，同时也否定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和精神。“大辩论开路”，“所有不同的声音都被压制了”，这是作者逻辑思维的矛盾。既然不同的声音都压制了，又何需要再进行大辩论？正因为有不同的声音，才会有大辩论。毛泽东的许多话也是有语境的，“不要怕教授”，“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那是因为过去的许多教授和精英阶级严重脱离劳动、脱离社会实践、脱离人民群众。看看今天的“雷人雷语”不都是出于教授专家和精英吗？甚至语出惊人脱离常识，遭广大民众嗤之以鼻地唾弃。
1958年，应该就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时，作者认为，对于稀缺资源的配置，无非是市场或计划，市场消失了，计划失去约束力，剩下主观意志任意发挥和滥用行政命令，各部门各自为政，争夺资源。没有了市场或计划的配置何来有资源？既然有了资源配置，又怎会出现第三种手段，岂不有逻辑上的矛盾？体制改革本无分权，也谈不上忽视集权。党领导一切是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更需要加强党的核心领导，过去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鼓吹“党政分开”，本质就是要党放弃执政地位成为“在野党”。作者把共产主义社会视为乌托邦，无非要否定执政党的信仰和初心，借否定“大跃进”来否定一个刚刚执政不久的政党所取得的成就。“大跃进”与当今的“弯道超车”有异曲同工之意。毛泽东历来偏好于“大”错了吗？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人口基数，不“大”行吗？今天不是一直有人叫喊着要做“大”蛋糕吗？扩大城市规模、企业兼并重组、组建行业集团等，都不是为了“大”吗？说明“大”有其优越性，“农民群众对人民公社寄予了美好的希望”，如同顺口溜所说的，（p100页注①）如今都已成为现实，证明了毛泽东比别人早看了至少五十年！
（p103页）《筚》书用偏见和前后的矛盾来否定“三大改造”，一边说“无限度地扩张了国家控制力”，一边说“仍然留有一定的社会空间”；一边说“合作社之外农民仍有自留地、家庭副业……”，一边说“集体之外再无土地 ，公社之外再无农民”，土地和农民都去了哪里了呢？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要进行大型基础建设，难道“突击队”、“大兵团作战”错了吗？没有突击队，哪来红旗渠和宽阔的京杭大运河，哪来十三陵水库和南京长江大桥？哪来大庆油田和“二弹一星”？哪来今天的抗洪救灾精神？说：“许多地方搞集体宿舍，男女分居，要消灭家庭。”哪个家庭被消灭了，是离婚了，夫妻分居了，还是孩子成孤儿了？倒是当今市场经济下出现的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他们家庭算不算被消灭了呢？作者为了全面彻底否定人民公社，不仅看不到人民大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热情和信心，以及他们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更看不到人民大众在一穷二白的现实中用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新中国的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这是对老一辈人的亵渎！“造假是官僚体制的一个顽症”，改革后的今天更是存在，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参与管理。所谓“指标管理和政绩考核”，今天的GDP指标倒是名至所归。总的一句话：“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需要不断探索和调整，并在实践中逐渐完善。
人民公社毛泽东要“搞几年再看”，并“不断释放出某种要降温的信号”,一则说明毛泽东是清晰的，不是头脑发热的；二则是人民公社是需要完善的。毛泽东“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说明各级干部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应该要承认，当时干部队伍整体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出现这样那样的认知问题是必然的，需要在学习、教育和实践中不断提高，毛泽东在处理干部因认知局限所犯错误是谨慎的。政策问题与干部问题虽然密切联系，但还是必须加以区分而不能混为一谈。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没有问题，所谓“你我不分”，这是作者的认识问题，因为人民公社的“我”是“大我”，指的就是“集体”，代表着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毛泽东指明了方向，如何执行是各级官员的事，极左或极右都是背离毛泽东的路线必定会出问题，机会主义者则一直是揣摩毛泽东。正如周恩来所说“毛泽东是真理的代表”，这是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是方向的问题还是执行的问题？或是讲是道路问题而没有干部问题？它们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还是间接关系？“信阳事件”是否具有普遍性，用它出现的问题来全盘否定“总路线”，按照这个逻辑，当今也曾有地方干部瞒报，还有类似的“截访”等问题，是否就能以此为理由全盘否定改革呢？“一个执政的大党任何时候都应保持理性”，此话没做，但结合《筚》书语气的基调，不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理性吗？那么，作者所谓的“理性”的标准是什么呢？
（P118页）对于大饥荒“葬送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的性命”，这个数字一直是有争议的，也是没有依据的。说毛泽东“自我膨胀”，“过分相信改造社会的能力”，“依托于一个‘全能主义’的集权体制”，可见作者就是在否定毛泽东，否定那个时代取得的成就，否定毛泽东领导下的国家体制。关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不受制约的权力”，（P119页）是被历史证明了的，还是他搞“独裁”形成的呢？若是这样，为什么他还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党内斗争”能实现个人崇拜吗？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恰恰是源自他的自我约束和率先垂范，源自他的大公无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干部的问题也是毛泽东的问题吗？“他们往往把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加以发挥，添油加醋，生出各种奇思妙想，做出各种标新立异的事情。如毛泽东主张深耕，就把1米以下的土翻上来；毛泽东提倡密植，就植得密不透风；毛泽东要求多积肥，就把农民的土坯房扒掉肥田…”作者有没有发现，这些做法就是以拥毛的名义在反毛；假以支持“大跃进”在反对“大跃进”，本质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这是什么逻辑？不知作者对当今的“中国梦”是咋判断，也许应该感谢作者的理想缺失、鼠目寸光，见解肤浅就不会带来灾难的可能。作者认为以红旗渠为代表的大大小小的水库和一些大工程，是“违背农时、滥用民力”，实质是带着所谓的“敬意”在否定。作者还认为“调用民力是有限度的，而且应当有偿、惠民”，只是其境界怎能与农民艰苦创业、敢于奉献，以主人翁的身份建设社会主义的奋斗精神来相比呢？看似为农民发声，实是否定农民的创造。《筚》书在本章的本质，是要全面否定公有制和集体经济，隐约夹带着鼓吹市场和私有经济。
【文/儒夫，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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