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艳阳天——读浩然《艳阳天》有感

“《艳阳天》如果不便跻身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之列，至少也是建国以来最值得被20世纪文学批评……加以分析的一部作品。可惜的是，它的文学价值在当时被政治忽略和掩盖了。对《艳阳天》的批评配不上《艳阳天》，电影《艳阳天》配不上小说《艳阳天》，就连对电影的评论也配不上电影，惟一配得上的可能是画家方增先为《艳阳天》画的插图。”　　

──陈侗：《发自左边的声音——为浩然辩护》，《芙蓉》双月刊1999年第6 期　　

真的很惭愧，头一次听说浩然，还是在他逝世的时候：　2008年2月20日　，在一份本地报纸上看到个所谓的专家学者写的一篇所谓纪念文章，通篇的遗憾惋惜，点缀着几句不痛不痒的好话，一副哀其不幸、恕其不争的架势。当时我就很纳闷，这个叫“浩然”的家伙，究竟何许人也？　　

直到那天去书市淘书，偶然发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艳阳天》三卷本，作者栏赫然写着“浩然”。我没怎么犹豫就掏出了原本打算买《孔庆东文集》的钱，把那三本大部头据为己有，带回学校慢慢欣赏。　　

早已习惯于买书不看书，多年如此，纯粹充门面，顺便满足内心的文化虚荣感。三本大部头安安静静的在床头摆了许多天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翻开第一页……至今仍然清晰记得，每次在困倒床头前翻开书后那种兴奋的感觉，没有哪本书能让我打消睡意，通宵达旦——除了《艳阳天》。那个叫浩然的人终于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手不释卷”。　　

在他的笔下，农民是那样的火热，农村是那样的甜美，农业是那样的壮丽。他仿佛一个扎着头巾的农村基层干部，敲锣打鼓，吆喝着，歌唱着：“唱着歌儿朝前走，歌声绕着群山游；哎嗨哟，哎嗨哟，荒山谷变成花果沟。哎嗨哟，哎嗨哟，沙碱滩变成了米粮洲。齐心合力干到底儿呀，幸福的光景就在前头。哎嗨哟，哎嗨哟”【1】……他仿佛一座在中国北方随处可见的淳厚而雄浑的大山，不会说话，不会动弹，只是静静地，静静地坐落在那里，你却能从山的脊梁上看到热火朝天的收割、听到朴实无华的表白、吃到饱满洋溢的公粮。　　

那是一片希望的田野，大伙为了心中的理想而奋斗，连大自然都会被感染：当人们睡觉时，月儿悄然下班，“风儿不吹，树叶不摇，鸡不啼，马不叫”【2】；当人们出工时，太阳会冷不丁跳出来，麦粒也会频频点头招呼；当人们紧张时，乌云马上赶来，蜻蜓一齐出动；当人们欢呼时，蓝天立刻出现，花儿也在微笑，连蜜蜂都将纵情歌唱！　　

在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浩然只是普通的一分子。他所做的，只是每天清晨起床，咳嗽着吐一口浓痰，夹着镰刀跟社员们出工，开镰，收割。站在地头上，猫在田野中，挂满汗珠子，放倒麦杆子。入夜回村，晚上参加党、团支部会议，会后一起串联积极分子、慰问落后分子，回家倒头就睡，鼾声如雷。　　

他的身边，有党支部书记萧长春，有团支部书记焦淑红。他们是那样的真实，却又离我那样的遥远，我不止一次的掩卷沉思：像他们这样大公无私的人，现实生活中有可能存在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求证于曾经上山下乡的母亲，母亲鄙视地看着我：“雷锋不是吗？王进喜不是吗？王杰、欧阳海不是吗？”接着又开始不厌其烦地“痛说革命家史”：下乡插队时那些吃苦耐劳的知青们，参加枝柳铁路建设大会战时那些舍己为人的战友们，三街中学草创时那些忘我工作的工友们……总之就是好得不能再好。　　

我毫不客气的打断她：“得得得，讲点咱身边的事情”。母亲想都没想：“身边的也有啊，从前灵川中学的老书记就是嘛：姓熊，高高胖胖的，工资评级时经常把机会让给别人呢，就是以前住咱家隔壁的那个嘛。”噢，想起来了，原来是那个一贯和和气气的熊伯伯。“还有啊，就是以前经常给你剪头的海老师哟”，母亲拍着我的头“教育”我。是的，海伯伯，我小时候他总是义务帮我剪头，直到我上初中后家搬到楼房为止。每次遇到两鬓斑白、年老耳背的海伯伯，我脑海中就浮现出当年他手握飞剪、微笑着喝斥我不要乱动的情景──“海伯伯”，我总爱抢先大声地喊道。　　

可敬的熊书记、海伯伯，可敬的萧长春、焦淑红──当看到萧长春每天第一个起、最后一个睡的时候，我总在想：我要是个女人，我肯定爱他！当看到焦淑红带着团员和积极分子们你追我赶的时候，我总在想：我要是个男人，我肯定爱她！正如《潜伏》里余则成说的那样：这个女人身上的每一点，都值得去爱──这些可敬的人们身上的每一点，都值得我们去爱，都值得我们不假思索的去爱！　　

──浩然所做的，只是把这一切展示给我们看──展示给人民看。　　

真正的人民文学就是这样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毛泽东讲得好：“（人民的文学）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3】。　　

浩然就始终坚持“写农民，给农民写”。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当代总结的十年文革文艺史里，曾经有一个为人所熟知的结论：八部样板戏，一个浩然。而事实上，不仅仅是文革，就是在之前所谓的“十七年文学”当中，浩然也绝对是一面旗帜。无论是孙梨、周立波，还是李准、赵树理或者柳青，对于农民、农村、农业，不论他们如何费劲的去讲述，始终给人一种距离感：或者在旁观看，或者高高在上，或者主观领导，或者被动跟随，都是用一种文人的眼光去看“三农”。只有浩然，是真真切切地站在农民群众当中，与农民一起流泪，与农民一起欢呼，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是真正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浩然的世界里，对农民的爱、对群众的爱是自然而然的，是亲人般的血浓于水，是恋人般的山盟海誓，是战友般的生死与共。　　

──能用那么简单的文字描绘那么复杂的斗争，能用这样朴实的语言表达这样优美的意境，能用如此浅显的辞句展现如此深刻的变化，舍浩然无他尔──《艳阳天》读书笔记。　　

浩然生命短暂，浩然正气长存。　　

“我认为《艳阳天》应该活下去，有权活下去。我相信未来的读者在读过《艳阳天》之后，会得到一些活的历史知识，会得到一些美的艺术享受，会对已经化成一堆尸骨的作者发出一定的好感和敬意”【4】。　　

《艳阳天》已然陈旧，艳阳天永远明媚。　　

看呐──“乌云遮不住太阳”！　　

永远的艳阳天。　　

【1】浩然：《艳阳天》卷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10月第2版，第173页。　　

【2】浩然：《艳阳天》卷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10月第2版，第3页。　　

【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卷3，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74页。

【4】浩然：《关于〈艳阳天〉与〈金光大道〉的通讯与谈话》，《小说创作经验谈》，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