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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汶川地震以来的一段日子，北京大学的孔庆东先生心情很不平静，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孔先生一再激动地强调：谁说现代社会没有武侠？不会武术的人民一样可以成为大侠。谁说侠义精神已经成为被我们抛弃了的遗产？侠义精神始终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天灾发生以来的日日夜夜，我们伟大的人民所做的侠义壮举数不胜数。
孔先生认为武侠不一定非要身怀绝技。几年前，他将雷锋喻为最大的侠，这一说法在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今天，他被投身在赈灾工作中的志愿者们感动，他说这些无私救灾的可爱的国人们，都是伟大的侠！
这一论断很新鲜，也很发人思考。以前说起“武侠”，我们总觉得他们是这样一类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并且带有一点神秘色彩，叫一般人不容易遇到。如果雷锋也是侠，那我们不禁要问：焦裕禄、孔繁森是侠吗？近几年越来越为我们所熟悉的NGO、志愿者组织是侠吗？他们和霍元甲大侠有什么异同？侠是什么？谁是侠？……要解答这些疑问，让我们先回到游侠出没的春秋战国。
先秦时候，战事频繁。一日，强大的楚国准备攻打弱小的宋国，并雇用了名匠鲁班制作攻城器械。宋国的军事力量远远弱于楚，一时人心惶惶，宋人大有四散逃命之势。素有手工业渊源并擅长守城的墨子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急驰千里来到楚都，想要发挥特长、尽自己的力量阻止这恃强凌弱的不义行为。面见楚王后，墨子解下腰带，将它围作一座城的样子，再用小木片作为守备的器械，和鲁班演练起攻守来。鲁班多次设置巧变的器械攻城，墨子一次次地抵御。最后鲁班的器械用尽了，墨子的守城办法还剩余很多。楚王本来以为自己的武器先进，攻宋胜算很大，但现在看见被墨子化解，不得不重新考虑攻宋一事。墨子遂趁热打铁，对形势进行一番演说，痛陈发动这场不义之战的弊端，终于使楚王权衡利弊，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这次较量虽然没有动武，但是冒着激怒强权的风险、无条件地帮助弱小、不求回报，墨子的这一行为已经具有中国传统中的侠义风范。
那么何时有的武侠呢？孔庆东先生认为，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阶级、阶级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时候，就有了武侠。搜索记忆里最早的侠，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史记》记载的两种人：刺客与游侠。
太史公的如椽巨笔记录了最有代表性的5位刺客：荆轲、专诸、聂政、豫让和曹沫。他们分别受人之托，为了报知己之恩而行刺。这种为义气舍身的精神构成了侠的最基本要素。五位刺客中，荆轲、豫让是刺杀不成当场身死；专诸、聂政是刺杀成功但也当场死亡；只有曹沫是成功且未当场死亡。可见,刺客是九死一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就是对刺客这一义举的描述。
刺客们为了所谓“义气”，几乎固执到了“迂”的程度。比如晋国智伯的门人豫让。公元前453年, 在春秋混战中，晋国的智伯被赵国的赵襄子杀死了。豫让发誓要为主人报仇。结果刺杀失手。为了不被敌人认出来，豫让在脸上涂抹了油漆毁容，又吞下煤炭改变嗓音，在街上乞讨过活，伺机进行未完成的刺杀。朋友痛哭着劝他：“以你的才华，为什么不去投靠赵襄子，何苦如此残害自己呢？”豫让坚定地回答：“如果赵襄子重用我，他对我就有了义，那样我就不能再行刺他了。”再度行刺失手后，赵襄子问他：“智伯又不是你的第一个主人，为什么你一定要为他报仇呢？”他振振有辞道：“别人像对待常人一样对我，我也像常人一样对他们。只有智伯把我当作国士，我也要以国士的品格回报他！”这是典型的“士为知己者死”。令人深思的是赵襄子，面对着要夺取自己性命的恐怖分子，却依然被对方的忠义勇猛而感动，以至于在豫让第二次行刺失败之后，为了满足刺客的象征性心愿，递上自己的衣服，让豫让在上面狠狠地刺了几刀。赵襄子这种牺牲掉一部分自己的利益以成就刺客美名的做法也富有为他人牺牲的侠义精神。
春秋已是混战时期，战国顾名思义，更是战乱频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一些具有个人主义的英雄，甘愿舍弃一切去实现一份恩义约定，充当杀手，表现出了一种非同常人的侠气。与重义的刺客相并列，“游侠”则表现出了追求自由的特点。在《史记·游侠列传》里有这么两个人，季次、原宪，他们一生住在空荡荡的草屋之中，“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这种行径让人想到了庄子。传说庄子在濮水上钓鱼，楚王派两个大臣请他出山做令尹（相当于国家总理的职位）。庄子却不为功名所动，头也不回地回答：“听说楚国有只神龟，死了三千年，楚王用竹盒和布巾包裹它，将它珍藏在庙堂之上。你们说神龟愿意死掉留下壳让人崇拜，还是愿意拖着尾巴在泥水里爬？”楚使回答：“拖着尾巴在泥水里爬。”庄子说：“你们走吧，让我拖着尾巴在泥水里爬。”一句话道出了庄子不与庙堂合污的思想，而这也正是游侠的追求。
为什么侠不与官府合作呢？韩非子在他的《五蠧》中早就说得很清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报私仇、杀富济贫、反抗官府……侠所做的都是不被执政者和法律允许的事情。而要于乱世中取得成功，首先必须有超常的本领，所以“侠”自诞生起便与“武”不可分，以暴制暴，乃是手段和目的的结合。于是当刺客和游侠合二为一时，武侠便诞生了。
在探讨武侠的内涵时，我们不难看到其中所蕴藏的许多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中国文化思想和行为准则。究其原因，侠文化的形成，是与产生武侠的社会土壤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道、墨的学说主张难免成为当时人们的行为准则，刺客与游侠也未能除外。比如儒家提出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道家提醒人们不要与政府同流合污，是一种逍遥作风。而墨子提倡“兼爱”，主张牺牲个人、兼爱他人。今日学界普遍认为，墨子所说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就是最早的武侠的精神。不可否认的是，先秦诸子倡导的思想影响了此后历朝历代的中国人，它令强者想行侠，弱者想遇侠，经久而不衰。从先秦至汉唐，各具个性的侠客形象不断出现：郭解、红拂、李靖、虬髯客等侠客继承了先秦之侠重义、无畏、无私的精神；而在南宋偏安、民族危难时，侠所重的“义”又发展成了为国为民，也即从“小义”变成“大义”，从“私义”变成“公义”，侠客们的人生境界也大大地得到升华。比如晚清时，国家内忧外患，霍元甲及其精武门在擂台上展现了民族英雄的气概。虽然其结果让人唏嘘，但于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那一声不做东亚病夫的怒吼，还是惊醒了昏睡中的万千中华儿女，激励他们顽强斗争、抵抗外侮。
谭嗣同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认为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首先流血的人，“请自嗣同始”！他放弃了逃命的机会，为了国家变法富强而留下来慷慨就义。
也就是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许多人开始从精神角度重新鼓吹武侠精神。鲁迅就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著名的革命党秋瑾，自号鉴湖女侠。很多革命党都像秋瑾一样给自己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自诩。如暗杀清廷五大臣的“孟侠”吴樾、有“江湖任侠之风”的陈去病、协助过宋教仁的东北“马侠”李蓬春、人称“侠帅”的胡琏等。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秋瑾后来起义失败，从容就义于浙江绍兴轩亭口。她是为国捐躯的伟大女侠。
北京大学陈平原先生认为：“武侠小说中的‘侠’的观念，不是一个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可用三言两语描述清楚的客观的实体，而是一种历史记载与文学想像的融合，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当代的视野与文类特征的融合。”不可否认，当时间走到了现代，人们心目中的武侠形象几乎全部来自于文艺作品，或者说，全部来自于创作这些作品的人们。他们心中的武侠概念，令现代武侠更加多元性，但“为国为民”的大义没变。
20世纪50年代，武侠小说在港台地区盛行。据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这句话也许并不夸张。“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14部荡气回肠的作品将读者带入到一个个魅力江湖，让人流连玩味不忍从故事中走出。金庸在小说中提出了个体生命最高归宿的问题，用其笔下人物的话说是“为国为民，侠之大义”，其中做得最好的就是郭靖和萧峰。郭靖成为一代大侠后，帮助大宋守襄阳，最后和襄阳城一起牺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领导着丐帮的萧峰拥有绝世武功，但却被自己的辽人血统与汉人集团领导人的身份困扰，他不想对不起自己的祖国也不愿意杀人，最终一死以谢天下。很多读过《天龙八部》的人都被萧峰自杀的段落深深感动。萧峰为苍生大义而牺牲，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形象之一。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的概括。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在他看来侠首先是一种精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不轨于正义”，说的是侠的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人云亦云。但是他们做事“言必信，行必果”，讲义气、有诚信、重承诺，同时“不爱其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首先考虑帮助别人解决“存亡死生”的困难，救人之后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只有这样才可以是侠。这样的侠在现代社会还存在吗？答案是肯定的。
比如这一次在汶川地震救灾中出现的众多志愿者，可以说他们都有侠义精神。当武这一在中国传承发展了几千年的技击文化，不再被我们的生存所必需时，当它不再是抵抗强力、帮助弱小的有力工具时，侠与武分离了，但侠义精神却并未消亡，而且在新的时代环境里，有了新的含义、新的形象。这或许可以说是武侠的遗产。似乎为了验证这一观点，我看到一则消息：报载，宋志永等13位唐山人自费奔赴灾区参加救援，人们把他们称为“十三义士”。侠义、侠义，相信侠义精神不仅是遗产，它更将在新的时代绽放出新的光芒。(作者：贺兰 《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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