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人生沉思录之十三（1201--1231）

1201．物，旗下牛，公有物。《说文》：勿，旗状。件，人主之牛，私产之谓。《说文》：件，分也；牛，件也。

1202．酒，久九谐音，其意吉祥。

1203．荣誉需要外来赋予，而能力则需要自生自长；前者可以瞬间失去，而后者则会伴随终生。

1204．能力可以带来荣誉，而荣誉却极难带来能力。

1205．小福可让可不让，大福则不可尽享。前者带来的最多是小难，后者带来的则一定是天灾。

1206．“1912年～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5.6%；而1926年～1936年间，增长率为8.3%；1928年～1936年为8.4%。这说明，1926年～1936年间增长率为旧中国的最高时期。”[1]值得注意的是，此间也是东北全面沦陷，日寇步步向山海关逼进的时期。1937年也就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日本便发动了全面的对华战争。

1207．“天命”新悟

孔在《论语》中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2]不同年龄段的人，对这段话的体验有不同的侧重。今年五十有五，再读这段话有了新体验。

“三十而立”，是说三十岁的个体人要有能力立于现世，“四十不惑”，是说四十岁时还应当明白个体幸福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意义，人还应当有更大的类责任；“五十知天命”，是说过五十岁人当知还有来世的生命。“天命”，大概就是个体人具有的更为长远的类存在的生命和为类存在奋斗的历史使命。现世已是壮老的人，而在来世则处新生命诞生的前夜。三句话合起来理解，就是“三十而立”后的人还应当明白，自已应为本民族再做些可立得住的长远事。但这三句话并不是对个体人的强求，它只是在讲人一生如何追求幸福的道理，不知来世，三十岁前尚可理解，五十之后就不知其可了。

孔子这三句话是他人生体验的结晶。孔子三十岁左右时，到处推销自己[3]，成少败多；四十岁左右时，有点像主张“不断革命”的托落茨基，到各城邦支持革命，也是屡战屡败；近五十岁时，《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其实，五十岁之后的孔子并没有完全去掉托氏“不断革命”的劲头，对现世政治仍有浓厚的兴趣。与其他纵横家不同的只是，孔子败多成少，一生唯能留给后世的恐怕只有他整理出的历史文献和《论语》中体现的思想。可能在半百之后而非在当时，孔子才有了“五十只天命”的感慨。

司马迁对孔子评价很高，说“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於夫子，可谓至圣”。司马迁可能只是借对孔子的评价在表达自己遭贬后对“天命”的新认识。

1208．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格局，其中绝大部分是蒙古人种派生进化出的族脉。

黄帝炎帝是中华民族的主线，他们可能是多元一体中的中华民族中多数民族的先祖。黄帝阪泉之战打败炎帝后，姬姓黄帝族成了华族的主族。失败后的姜姓炎帝族则四处流散到边远地区，今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可能都是炎帝的后裔。比如羌苗黎等族即是。苗族的主神是姜央，即炎帝。

汉族的称呼是汉朝以后的事，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族称。吕思勉云：“汉族之称，起于刘邦有天下之后，近人或谓王朝之号，不宜为民族之名。吾族正名。当云华夏。”[4]汉族的前身是华族[5]或华夏族。华，火也。其他民族是华族的分支，华族的主体为中华，华族之中央也。

因此，利用“汉”的称谓制造本是华族一家的中国各民族之间的隔阂是很荒唐的。

1209．英雄的民族一定是有文化自信和战略自觉的民族。文化自信源于对民族历史的深刻了解，战略自觉则源于国家责任的认识，它是文化自信的终极体现。

1210．龚自珍有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同样的道理，护人族者，必先护其史。族者，国之本。战略不同于“谋略”，它是为国谋运的学问。运，大道也。龚自珍又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根深方可叶茂，本固方可培元。

1211．到第四纪包括西侯度人在内的整个黄河以北的华夏先民生存的最大威胁是寒冷。哪里有寒冷，那里就必须有火种。可以设想，随着一次次冰川期的来临，黄河以北那些失去或没有火种的氏族将成批地冻饿而死，而哪些得到——或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盗得——并有能力保住火种的部族则相继繁衍下来。由此可以说，西侯度人对于后来中华古人的最大贡献不仅仅在于其石器工具的先进，而在于他们为后代传下了火种。在第四纪，火可不主要是为了烤肉，而是为了保命；在当时，若失去火种，恐怕就失去了人种——这大概就是中原人用“不绝香火”表达传宗接代意识的最初的动因，黄河以北的文化恐怕也会由此发生断代，自然，后来的华夏文化也就不可能出现。

1212．在中原文化中，“华族”[6]即火族。《说文》：华（華），花也，荣也，煌煌光明状。这些都是火燃后的人们兴奋心理产生的比兴。“华”“火”二字古音互通[7]，故华族即尚火之族。至于后来出现的“华夏”一词，就是中华尚火民族（亦可简称“中华火族”）所建立的夏国；“华”是火族属性，夏，则是国号。“夏”《国语》：“大也。以为善福，殷富天下为大也。”[8]“华夏”被赋予至美至伟的语义。

1213．政治博弈中最终能赢得胜利的是事业的方正，而非一两奇招。奇招——比如“黑虎掏心”——切不可多用，如无方正业绩依托，初用尚可盘活全局，复用多为死棋。1975年毛泽东借用鲁迅的话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9]

1214．当今重庆经验，尽管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它无疑凝结了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的精髓，体现了巴黎公社的某些重要原则，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共产主义方向。

1216．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无有杀人刀[10]。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毛泽东：《七绝·屈原》（1961年）

1217．疗，病已了。

1218．腰，身之要。《说文》身中也。月，肉身也。《正字通》[11]：肉字偏旁之文本作肉。石經改作月，中二画连左右，与日月之月异。今俗作月以別之。月中从冫，不从二作。

1219．1983年2月12日下午，邓小平同志游览栖霞岭下的岳王庙。在北碑廊岳飞手书的《满江红》石碑前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在看到秦桧等四个跪像时，拉着外孙女的手，边看边指着说：英雄总为后人所纪念，坏人为后人所唾弃。望着左边门柱上的对联，对孩子说：“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很对呀！你们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才是。[12]

20多年后即2011年9月，南京江宁博物馆新馆对外开放，展厅内的秦桧像——尽管因国人反对于12月被悄悄搬走——由跪而坐[13]。这让人感慨世事无常，是非颠倒，并为中国将来担忧。

1220．1967年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说，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14]

1221．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比如王羲之的行笔，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开始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他的草书有《十七贴》。记住了王羲之的行笔，你再看郑板桥的贴，就又感到苍劲有力。这种美不仅是秀丽，把一串字连起来看，有震地之威，就像要奔赴沙场的一名勇猛武将，好一派威武之姿啊！郑板桥的每一个字都有份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这就叫掷地有声啊。[15]

——毛泽东，1954年

1222．1954年毛泽东对保健医生徐涛说：“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药，一个是中国饭菜。”“生活里有四味药，吃饭、睡觉、喝茶、大小便，能吃、能睡”能喝、大小便顺利，比什么别的药都好。”“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多多散步。”[16]

1223．小时读书知道苏联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军和助手”，知道“他们英勇无畏，朝气蓬勃，不怕任何困难”[17]；也看到了苏联共青团员在苏联共产党上升阶段曾活跃在各条战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89年苏共遇到最危险的时刻[18]，已有两千多万团员的苏联共青团似从人间蒸发，悄然无声，以至迄今让人难以记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提出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议的不是苏共的反对派，而是从共青团区委第一书记起步进入苏联政治舞台的戈尔巴乔夫[19]。

2006年2月28日，有着惨痛亡国经历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记者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20]

斯大林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政治家，他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 ，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21]。

1224．佐利克一点也不“左”，他代表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12年2月27日联合推出的报告[22]，真得很右。

1225．美国的心脏在华尔街，华尔街的心脏在中亚[23]；沙特是美国的左心室，伊朗是美国的右心室；伊朗压一压，美国就要喘一喘；中亚一出事，美国就要窒息。

1226．今天的中国需要少说点“梦”，多说点“理想”。马丁·路德说他有一个“梦”，美国资本家可以为他塑像；卡斯特罗说他有理想，美国资本家就对他恨之入骨。

1227．2012年2月4日，温家宝来到广州白云电气集团考察时说： “二十年前，小平同志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来到广东，讲了许多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话。他明确告诉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24]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确实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之所以如此，不仅是《邓小平文选》的最后一篇，更重要的是它是邓小平一生思想的最凝炼的总结。因此，这篇文献在研究邓小平思想中“具有深远历史意义”。那么，邓小平是怎么表述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思想呢？邓小平当时的原话是这样的：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5]

1228．目前有些媒体只是从小平同志的讲话中孤立地抽出“改革”二字，再配上“死路一条”，其意思与小平同志的说法南辕北辙；其报道手法，用毛泽东批评的话说，就是“秦琼卖马”[26]，掐头去尾，很不地道。

1229．老子说：“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27]。这前句话应用在学业上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要坐得住，才能有成就；第二层意思是，不失立场者才能写出好文章。后句话说的是人生的目的，即只有在死后还活在人民心中的人，才是长寿的人。

1230. 《老子》，天下第一。政治上同样是“等待”，孔子曰“忍”，“小不忍则乱大谋”[28]；老子曰“静”，“清静可以为天下正。”[29]一字之别，判若泥云。日本人学了前者，最爱说“忍”，中国人参透了后者，最爱说“静”。战争本质上是哲学的较量，抗日战争便是中日哲学较量的结果。

1231.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曹操：《野田黄雀行》[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