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宾老住进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整整一年了。由于他女儿以“防感染”为由让大夫给门卫接待室下通知对于前来探视者一律“谢会”，就拒绝了所有关心马老的人进入。我从2009年正月初二给马老过生日之后一连6年了，去年因为马老住院，2月10日下午3点半看望他时，我答应给他买个大蛋糕，初二带领老伴儿、儿子、儿媳和孙子给他过生日，他高兴得躺在病床上给我敬个举手礼，弄得我心里酸楚楚的。其实他没有亲人，只有同志。所以我必须按承诺的做。但是因为天气预报北京初一晚上有大雪，儿子怕初二高速路被封，我们就在初一的下午3点多赶到医院高干病房，门卫接待室的女接待一听是从东北来的看望马宾的一家5口，笑呵呵地给了探视证顺利的走进了A座8CCU1，看见马老躺在病床上。我儿子腿快把蛋糕放在门边的条桌上，他女儿让赶紧拿出去，并且把条桌上的一个花篮也给拿出去，拒绝我们进入。以前在马老家里我见过她，她从不跟来访者说话，只是趴在老爹耳边说声“我走了”就离开了。为了让她相信我是友好的，就把事先准备给马老祝贺生日时，给儿子、儿媳，尤其是孙子听的《我跟马老20年》给她看。我为啥要在马老身边给儿孙念这个?因为儿子认为我对他爷爷也没有到对马老的程度，孙子更不理解我对非亲非故的老朽能如此亲切。我想利用给马老祝寿时教育教育。然而，这次却遭到如此冷遇。真是老天不成全啊!倘若没有大雪的预报，我们初二来给马老过生日，就碰不上马老的女儿了。她是不给老爹过生日的，所以初一见了老爹初二是不来的。这已成规律了。临时护理员小戚知道我2月10日的承诺，但在雇主跟前她啥也不能说。为了扭转这样尴尬甚至狼狈的局面，我一口一个大姐(她也跟老爹一样是属虎的，比我大4岁)的央求进去看看马老，让他知道我来了，而且照办了。她才给我个医院用的口罩，放我自己进去看看马老。今年马老的生日自然不能去给他过了，因为他仍然在监护病房里过着被“监禁”的生活。我听董建小同志跟又新换的护理员通电话时说得知，马老还能吃东西，就是晚上不睡觉，不是唱《东方红》就唱“九、一八……”所以我更坚定了支持精心呵护爷爷、伺候爷爷，为林奶奶和马爷爷前后服务15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赵贵荣同志，为保住902室能按照爷爷的意愿原貌原样地留下来。劝马老出资买下902，是我的主意。因为不买下来，马老不在了肯定国家要收回的。马老的影响是在拥毛派心里，当局不会给马宾作为故居留下的。因为马老总是念念不忘要把房间原样保留下来，小赵就说了不买是办不到的。于是他同意出资6万元买了。可是因为他女儿跟国管局说买房不是老爹的本意，她爹已经神志不清了，到现在房本还没下来。马老那从不上门的女婿竟然给902室贴了封条，不准小赵进入。她俩背着老爹把小赵开了，不顾老爹死活，目的就是争夺902号的居住权和所有权。因为马老还在继续革命，主张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她俩视马老为“危险分子”虽然有血缘关系，父女亲情早就无存、父子关系名存实亡了。2012年9月我刚从老家回来，听小赵说爷爷住院了，情绪低落得不想活了，说没有亲人，也没希望了。于是12日下午去看马老，同去的还有3男1女。我们安慰他，“我们都是您的儿女”，鼓励他坚强地活过吕正操，继续带领我们战斗。他终于有了笑容。老人家想做彻底的无产者，不留积蓄，没有私产，也没有继承人。然而，为了保存902室的使用权象征性地出资(对于马老这样的老革命国家有规定，1年工龄优惠1%，马老夫妻工龄合计自然6万元也就够了。)买下了，问题就来了。这就是私有化的又一罪恶的表现。倘若让他女儿、女婿入住了，肯定要装修，那些旧家具和铁管床就被淘汰了，那些书籍、资料和马老的著作就都被作为废纸处理了。所以必须维护马老的意愿，支持小赵起诉对方侵权的官司。有些关心马老的人认为这是人家家庭内部的事儿，外人不该介入。为此我要把902号的家庭性质和马老是怎么样个人告诉大家。
首先看看赵贵荣准备的法庭陈诉(1月27号开庭时审判员没让她宣读)：
翠微西里 14 号楼 902 房是个继续革命的特殊家庭
翠微西里 14 号楼 902 房是个继续革命的特殊家庭。户主马宾爷爷是革命老人，正值青年求学时代他就投身革命，在坐牢时遇到了人生导师陈道源先生，接触马列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出狱后投笔从戎跟随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殊死斗争。在皖南事变中死里逃生，更坚定了革命理想，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爷爷的老伴儿林立奶奶是我党打入宋美龄身边的地下工作者，在隐蔽战线立下了不朽功勋，建国后在国家机关工作，从不谈个人经历。爷爷也对此也缄口无言，外人根本不知道。由于爷爷有两次坐牢，建国初期被派到苏联留学的经历，文革期间受到审查进了共产党的监狱 5 年。但他不怨恨党组织，对党、对毛主席忠贞不二，利用无法工作的狱中时光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还学习经济学，不仅成了毛主席的好学生，还成了经济学者。他在鞍钢实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办法被毛主席誉为“鞍钢宪法”用来作为国有企业的管理章法。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他热情投入改革大潮，在谷牧副总理麾下，为我国开放决策的实施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后来他发现总设计师设计的“改革无底开放无边”了，对他的老部下江泽民和后继人多次谏言仍不见收敛，就旗帜鲜明地开始批邓了。他反对私有化，反对崇洋媚外跟着美国走。他反对推行市场经济，指出了推行市场经济的放任发展会造成重复立项盲目发展致使产能过剩的后果。他反对放弃学大寨强行推行小岗黑典型的错误做法。他离而不休，烛照拐杖走遍大江南北对农村实行的“三提五统”做了深入调查，掌握了“三农”问题的第一手材料。他对所谓成功的农村改革开始怀疑。他对当初积极参与的改革开放认为是走上邪路和不归路了。他的主张没有倾诉对象，两条腿都伤残后不能自行出户了，就在家里接待各方面的来访者，交谈后，把他满载思想和主张的白皮书赠送给所有来访者，自取自带，看好啥就拿啥。无形中 902号成了热爱毛主席拥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心，他也成了拥毛派的带头人。一些向党中央呼吁的建议和上书找他签名，他都认可，所以凡是有他签名的建议上书都把马宾列为第一。对于这样一个家庭，他女儿是反感的，也是担心的。因为血缘关系，女儿不得不偶尔地来看看老爹，但从不跟来访者说话，就是临走时到老爹耳边说声“我走了”。爷爷理解女儿，也是为了保护女儿，从不对来访者谈女儿的家事。给人们的印象马老家只有他和服务员是这个家庭的成员。
我从 1995 年进入这个家庭伺候林立奶奶。奶奶去世后继续伺候爷爷。中间我离开几年后又被爷爷叫回来，前后伺候了 15 年。我把爷爷当亲人，我把 902 号当自己的家。就是过春节我都没有回父母身边。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日益老朽了，爷爷觉得没用了，2012 年有段时间不想活了，是我鼓励爷爷要坚强地活下去，继续革命派需要爷爷。在我的精心伺候和护理下爷爷生的希望恢复了。后来爷爷大小便都不顺畅了，我就像伺候小孩儿似地扶持他。我一人力不能及了，就让我爱人过来帮我。所以我的孩子也过来住了。我们全家 3 口全力以赴，全天候伺候的目的就是想让爷爷活过吕正操。我想按单位领导、陶冶叔叔以及崇拜爷爷的人们嘱咐把爷爷送走，完成了伺候革命老前辈的革命工作。可是我的意愿被爷爷女儿给剥夺了。爷爷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已经离开他了，他还不时地呼唤“小赵”。爷爷反对国有资产变私产，不赞成所谓的“房改”，拒绝买房。但是考虑到为了原封不动把 902 号作为故居保留下来，出资 6 万元买了。这一买就造成现在的局面，我为了维护爷爷的愿望得意实现，不得不与爷爷的女儿、女婿对簿公堂。下面我要说 6 个问题：
1、爷爷不留积蓄。他虽然近万元工资收入也是个“月光族”。日常开销去了生活费和服务员工资外，就是资助进步网站和印刷资料。他书架上满满的自费印刷的白皮书是赠送的，来访者随便拿，想拿啥就拿啥。因为是他的文章和著作。就用这个渠道和方式宣传教育群众。
2、爷爷没有私产。他反对国有资产私有化，他对所谓的“房改”是不接受的。因此朱总理让他象征性出资把房子买了，他也谢绝了。他要做彻底的、纯粹的无产者。他还带头签名呼吁制止国有资产流失的上书。
3、爷爷仍然保持老革命的风范。在“房改”前国家给每户 10 万元装修费，他不装修，说自己住的房子比人民群众好多了。要省下这笔钱用在困难群众身上。他不封阳台、不铺地板、不上防盗门，就是为了便于来访者进出。他客厅里的案桌是从鞍钢带来的花 15 元钱买的旧货。室内的所有卧床都是铁管做的。他特别喜爱穿工人装。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跟当年在东北搞农运时一样，就愿意接触普通民众。
4、爷爷没有继承人。爷爷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始终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反对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反对推行私有化允许剥削，反对私营企业主入党，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本色。他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反对党内修正主义和党内的资产阶级;他反对崇洋媚外、吃里扒外的洋奴和卖国主义的汉奸卖国贼;他反对共产主义的叛徒仍然坚持国际主义，不赞成跟韩国建交冷落朝鲜。这些主张都写进给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信里(他有特殊渠道递上去)和他的文集里。爷爷觉得这些努力都扭转不了错误路线的继续，就从根子上批判邓小平了，甚至主张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方面陶冶叔叔可以作证)于是有更多的拥毛派自觉地站在他身边。由于他的一系列作为革命性特强，被女儿一家视为“危险人物”而疏远了。爷爷对待这些也无所谓，反正他也不用女儿赡养，各走个的路吧。
这若在文革期间肯定断绝父女关系划清界限了，现在对革命和不革命不怎么较真了，毕竟血缘关系所致，女儿偶尔地也来看看他;但从不跟来访者说话，只在老爹耳边说声“我走了”就离去了。(这些表现陶冶叔叔也可作证)女儿的丈夫我很少看见。女儿的女儿跟外祖父由于信仰不同早已断绝往来。由此看来爷爷和女婿的翁婿亲情已经到了冰点。2012 年爷爷身体状态不好，在住院期间常说“不想活了”。他的情绪很低落。当然也有薄熙来被扳到使他丧失信心了。9 月 2 日陶冶叔叔带领 3 男 1 女去北京医院高干病房 A 座 809 号病房看爷爷。爷爷说没有亲人了，局势也没有回转希望了，活着没意思了。陶冶叔叔就说“我们都是您的亲人”。安慰他坚强地活下去，带领大家继续战斗。(这件事陶冶叔叔在场可以作证。)2013 年初，爷爷小便不能自主每周就需要住院清洗导尿管。
如果不是因为爷爷把 902 号房子买下了，他的女婿是不会上凑的。他的女儿也就不会干预我们这个革命家庭的正常生活了，我也就能继续护理爷爷，让他出院回家养病了。他女儿背着爷爷把我辞退了，之后换了两位不熟悉爷爷的人做护工，还跟大夫勾结以“谢会”为名拒绝一切探视，把爷爷封锁起来，爷爷常说“没人来看我了”。(这事儿董建可以作证。)她们这样绝情超乎了正常的父女关系令常人不解。而我明白就是利用这个期间主宰爷爷的意志想达到争夺房权的目的。她的丈夫做得更绝，竟然把 902 房间门给贴上封条，不准我回去。我和儿子的东西都在里边无法使用，侵犯了我的居住权。
5、爷爷这次住院之前意识是清醒的。毛泽东学院马青柯同志张罗为爷爷庆贺百寿，2014 年 4 月6 日下午到家征求爷爷意见。爷爷表示同意。陶冶叔叔问爷爷，林立的照片可以公开不?爷爷也同意了。之后举办庆贺会时陶冶已经回老家了，但也发来贺词，并选出百幅照片发在网上。关于庆贺会的实况乌有之乡蔡金安同志写了报道。陶冶临回老家之前来家跟爷爷辞行，还带位女同志看望爷爷。爷爷听说是广西人，父亲是东北翻身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参军南下留在广西的军人，就跟这个同志聊个没完，显得挺开心。(陶冶手里有照片可作证。)陶冶从东北来家回来，10 月 14 日由妇科大夫邢艳霞开车来看爷爷，由于堵车到家已经 6 点多了。邢艳霞写字说“我梦见您了，今天来看您”。爷爷在背面写上“以后你可以经常来不要急 我等着你们 慢慢来!”邢艳霞写“与您一起吃饭”。爷爷写“以后的我们 我们一生 斗争”。吃完饭临走前 7 点多了，爷爷还写了“斗争是长期的”。他还说“今天不死明天死”，陶冶就敷衍说“今年不死明年死。明年也不死”。(爷爷的笔迹在陶冶叔叔手里。)
6、爷爷买房子就是为了原封不动保存下去，继续为革命做贡献。爷爷买房子是不得已的，不买下来他不在了就被国管局收回了。这等于临终前的决定。买下房子决不是给女儿继承的。我之所以要起诉对方，是代表爷爷意志的，没有个人目的。爷爷让我来看护这套房子，管理他的资料，继续接待来访者，我必须住在这里。爷爷不能给我开工资了，我也不用拿房租费了。这是理所当然的。爷爷的意愿是继续批邓，主张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是他女儿、女婿不能容忍的。如果 902 室让他女儿、女婿进住了，肯定要装修，那就不能保持原貌了。而爷爷的资料和著作她们也不会保留和整理的，肯定作为废纸处理的。我起诉的目的就是要争回我的入住权，尽我答应看护、管理和接待的义务，使爷爷的意愿得以实现。至于爷爷有哪些意愿，请看陶冶汇辑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模范——马宾》一书。
最后说明的是，这起官司不是通常的保姆跟雇主的亲人发生的财产继承纠纷。这是维护一位革命老前辈权益的斗争。希望法官不要按常理裁判。这绝对是个特案，史无前例，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也是绝后的了。若不相信的话，就请现场展开辩论，以教育对方。让她们良心发现改弦更张，主动认错，对得起老爹。
以上是我的法庭陈诉。谢谢法官!
2016 年 1 月 27 日
1月27日，我乘坐5点半的头趟车，8点15赶到位于彰化路南的复兴路法庭，等了近1小时进入了。可是证人不能旁听，只能在大厅等候。总算轮到我进庭了，我好激动先是含了5粒救心丸，还是冒汗，就把棉衣脱了。我既不情愿，又不能不自愿出庭作证的。所以心情很糟糕!我认为马老的女儿能跟马老的服务员打这个官司，太可悲了!按说，有小赵的精心伺候她既省心也放心，没有背负伺候老爹的重任，应当感谢小赵才是的。她都进入八旬的人了，根本伺候不了老爹的。可是就为了争夺902号房子，趁着老爹被关在高干病房的时候，与恩人反目成仇对簿公堂，实在让人寒心。没有小赵的超级服务，马老是活不过百岁高龄的。好在马老的女儿、女婿没脸儿到庭，请个代理人也对马老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我要说说902号是怎么样个家庭，马老是啥样人?可是审判员不让我说，而且让我简单点儿。我对在发言中让我“简单点儿”的提示一向是反感的。她就是想知道马老是不是糊涂了?我都想不开口了，但是又不想放弃这个表述的机会。因为事先我让律师亮出我的作家会员证了，我就说“我是搞文学的，我要用形象说话。”我心里想，你们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吗?我说事实能三两句话就够了吗?我盯视着她，她不得不允许我说了。她问我跟马老怎么个关系，我还是要从1994年软科学工作会议上认识马老说起的。当我说道2009年正月初二带着老伴儿、儿子、儿媳给马老拜年，赶上周大可和高恒两家也去了，才知道人家是来给马老过生日的。从此我连续给马老过了6个生日。因此我对这个特殊家庭是熟悉的。她问我周大可是干啥的?我说周大可是周总理和鞍钢的联络员。她又问“安刚是谁?”显然她把鞍钢当成一个人了。我说鞍钢就是鞍山钢铁总公司，是共和国的长子企业。 周大可现在是将军了，去病房看马老都很难了。为了让她正常工作，我说“对于鞍钢你不知道，我能理解，你们太年轻了。”我这样说就是让她听下去。我边拿照片，边给她看马老的书。我把我汇辑的《中共继续批邓第一人》原稿和经马老改换书名印刷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模范——马宾》都亮出来，以佐证我说的902号是继续革命的特殊家庭，赵贵荣不是普通意义的佣人，而是马老的耳目和手足，是相当于秘书的助手和战友，是马老服务员和护理员。爷俩虽然没有血缘关系，相处的祖孙情远远胜过了马老的父女情和祖孙情。这个家庭就如同《红灯记》里的李铁梅和李奶奶似的。小赵就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如果小赵的信仰跟爷爷的信仰不同，马老早就换了。小赵的职责和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接着我说马老没有积蓄、没有财产，仍然是彻底的无产者。我说完了审判员问对方代理人。他就问我“为啥说马老是彻底无产者?”我觉得也可对他宣传教育了，但是审判员可能认为我已经说清楚了，就没让我再说。她问他还有啥说的?他说没有了。于是我就收拾东西出去了。
等马青柯和王子凯出庭作证后，结束时审判员让我们4个证人(董建在我之前)进入签字。这时已经快到12点了，她可能是低血糖不舒服了，催促我们赶紧签名。我给她几个糖块儿她接了，但是却未吃，说因为有监控。她说已经不舒服了，我都没看就签了。马青柯没管那套，还是看完了才签名。我回家后又从电脑里找到些照片和马老的手迹，完全可以证明马老在21012年到2014年没有糊涂，就发给董建让他转给李雷律师。
在我给2010年9月24日马老召集会议成立《马宾文集》编辑组照片说明时，问小赵其中两个我没记住名字的小女人叫啥名?小赵便把我们编辑组组长李森执笔写的《序言——论马宾》发来。尽管我对马老是熟悉的，但也不知道他跟鲁迅还有接触。我从头看到尾，竟然又觉得受到一次革命精神的教育。在阅读时，出于我做编审的习惯，在文字和标点乃至措辞和用词方面，也随手做了适当的修改。为了让大家认识马老我就附在后面以飨大家!
序言——论马宾同志
对于整个人类来说，一个世纪，在其历史中占不了多大分量;可是对于一个人来说，一个世纪，就是他的全部。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一世纪初，整整一个世纪，对于马宾同志来说，就是他全部生命绽放的特定历史时空。他在血染而鲜红的中国革命和艰辛却辉煌的建设历史背景下，用镰刀和斧头的图腾之笔，书写并铸就了光辉的金色人生。马宾同志在近百年的人生中革命历程就将近八十年，而在这八十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实践中，马宾同志作为其中个性鲜活的一份子，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书里留下了虽有争辩的且无法磨灭的一页。他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一页是耐人阅读和审读的，是光彩照人的。为啥这样说?因为是他全部生命和激情、生活和工作、探索和奋斗、胜利和失败、经验与教训凝结升华而成的。可贵的是，他这光辉的一页，不仅有和其他革命先烈一样不怕牺牲彻底革命的无形精神财富，更有他善于学习、勤于写作的好习惯留下的大量有形文字财富。可喜的是，马宾同志这些文稿已整理成册，形成了马宾同志论政治、论经济、论科学等二十多个自成体系的专题文集。马宾同志论说了许多问题，也有许多人论说马宾同志，现在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甚至以偏概全，以讹传讹。为力求公正，我们特在文集前面增加专题——“论马宾同志”，代为序。
马宾同志生于1914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二，属相为虎。他出生的年代是一个历史巨变，思想爆发的年代。那一年的世界上，爱因斯坦完成了广义相对论，划时代地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人类思想的力量被深度激发，原始创新的洪流奔涌而下。那一年的中国，以陈独秀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这场以民主、科学为旗帜，以反封建文化为目标，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为代表的思想启蒙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激进的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深刻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她催生了“五四”运动，她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她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她升华了旧民主主义，她启动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航船。实事上，那一年的世界和中国还有许多大事件。那一年的前几年，1911年的中国爆发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1914年的世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一年的后几年，1917年的世界爆发了俄国十月革命，1919年的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这几件重大历史事件共同的探求真理的特殊气质，构成了马宾同志革命人生的壮阔历史背景。
马宾同志的老家在安徽省滁县南关宝塔村。他家居之地名满天下。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写的《醉翁亭记》里的那醉翁亭就在他家的附近。小时候他常到醉翁亭去玩耍，尽管玩耍时还时常佯作醉翁状嬉戏，自己终生却并不好酒。欧阳修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以酒浇愁;马宾同志虽不嗜酒其意却在酒，怕酒伤身。他的家在长江和淮河之间的皖东地区，自然环境较好，文化底蕴深厚，历代都是产粮大区，就是现在也还是全国二十个商品粮基地之一。马宾同志家庭世代务农，属贫下中农家庭。有饭吃，但不能顿顿吃饱;有衣穿，但不能御寒保暖。尽管家境并不富裕，父母还是节衣缩食送马宾同志上了学。而且是从滁县本地私塾、小学、中学一直供读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大专)。正是这种勤劳奋争的劳动人民家庭出身，赋予了马宾同志革命人生最初朴素的阶级感情。
马宾同志的早年并不是从小就敢说敢干、胆大包天，并不是文学中常常塑造的那种奔放不羁的革命家形象。相反，他小时候是一个文质彬彬、不惹是生非、规矩听话的少年。少年时的理想也不是挣大钱当大官，而是想当科学家，因此业余时间最有兴趣的是摆弄无线电等器具玩艺儿。他家住在津浦线上，是兵家必经之地，遇到过许多战争。他也并不是闹着争着去参军打仗，虽也参加“童子军”，却也只是跟着父母“跑兵反”东躲西藏，来什么军队就跟着什么军队后面跑，然后躲进山洞里，等待仗打完了再出来。只有一次来了军队没跑，就在这一次跟随中学会了一只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还学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谱，虽然歌词与后来的不一样，但这两首歌的旋律激发了他心灵的音乐基因，奏响了他革命人生的序曲。尽管少年时的马宾同志对革命是什么并不多么理解，但革命的直观印象还是让他觉得革命是很新鲜的事情。他当初对革命的感觉：就是见先生不磕头作揖，改为鞠躬握手了;就是父亲可以剪掉辫子了，母亲可以不裹小脚了。他当时对革命的想象新颖而别样，光明而向上。
马宾同志是一个革命家。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家，他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指的是工人阶级，也泛指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级。革命指的是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革命家是指具有革命思想，从事革命工作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主要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两个决裂”上，与私有制决裂和与私有观念决裂。由此对照，马宾同志是名副其实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宾同志为实现这彻底的革命，真可谓艰难备至、九死一生。
马宾同志走上革命道路并非先知先觉，而是时势的推动。那是1931年的时候，马宾同志从安徽滁县老家私塾考入江苏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这个学校就在无锡孔庙旁边。在学校认真读了一年时间的孔孟之书，1932年的暑假里，他没有回安徽滁县老家度假，而是留在学校学习。受同学的影响，他每天到无锡图书馆看一本小说，一个多月下来，就看了三十多本小说。小说许多是写苏联革命的题材，看得多了，思想就逐渐有所变化，开始关心时事，并参加了一个大字报组，反对“学究”、“夫子”，从而参加了“CY”，也就是共青团组织。1932年冬，他同几位同学一起上街宣传抵制日货被国民党逮捕，解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像历来的反动派监狱都是革命者的大学一样，马宾同志在监狱里也同样经受了革命洗礼。他在狱中学会了唱《国际歌》，学会了一些俄语单词;他在狱中看到了忠诚与背叛，看到了阶级斗争的激烈与残酷。他在狱中认识了他整个革命人生的第一个共产党人——陈原道。陈原道当时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在狱中陈原道同志给马宾同志讲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并且托付马宾同志如能出狱，到北京去找他家人和地下党。马宾同志真是喜出望外，在学校就听说了有共产党，但怎么也找不到，想不到一不小心进了监狱却在监狱里找到了共产党。陈原道同志后来壮烈牺牲。马宾同志年龄还小，又不是真的共产党。同时进监狱的几个同学中有一个叫凌云的人，他有个姐姐在当时宋美龄负责的遗族学校教书。遗族学校的学生都是国民革命时期革命者死后留下的孩子，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凌云的姐姐托人找宋美龄说弟弟年龄小不懂事，虽参加抵制日货，但不是共产党，希望保释。宋美龄答应帮忙并要求南京宪兵司令部放人，没想到这个凌云真是条汉子，竟然不愿意一个人被放出去。他对狱警说，其他几个同学是自己的拜把子兄弟，要出去一起出去，若不一起出去，自己也不出去。他还放大话说出去要告抓自己和同学的警察，让那些狱警们都搞不清楚这凌云怎么这么厉害。其实就是因为凌云的姐姐林立在遗族学校教书，而且教书教得很好，很受学生尊重和学校器重，遗族学校又是宋美龄负责。能找到宋美龄出面说话放几个十七八岁闹事的学生，力度自然是不小。狱警将凌云的要求向上级汇报，南京宪兵司令部只好将和凌云一起参加抵制日货的学生全部释放。马宾同志出狱后，被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开除，从此开始了自己职业革命的生涯。
马宾同志赤诚而机警、坚韧而乐观的革命性格是在做秘密工作时期形成的。马宾同志被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开除后，带着狱中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陈原道的嘱托到北京找他家人和有关同志联系，结果各方面联系人都搬家了，未能遂愿联系中断。渴望学习的马宾同志就到北京大学旁听学习。北京大学的两年旁听学习是极其艰苦的，真就是吃不饱穿不暖，一个月租房吃饭全部费用只有三块钱，不敢吃肉，菜也不能保证每天吃。经常是买一碗米饭或馒头，泡不要钱的“高汤”吃，这“高汤”里并没有菜，就开水里倒点儿酱油即是;有时候连米饭和馒头都买不起，就只能喝不要钱的“高汤”。冬天没有棉袄，只有两件单衣，白天在教室还好，晚上到宿舍常常被冻醒。许多时候被冻得根本睡不着，整个夜晚就在宿舍里跳跃运动以增加热量。尽管如此，马宾同志还是坚持勤奋学习。1934年到上海后，认识了在苏联领事馆做二秘工作的钱俊瑞。钱俊瑞是地下党成员，马宾同志就在苏联塔斯社设在上海领事馆的《现世界》报社工作。报社主编就是钱俊瑞。马宾同志开始当校对，主要是把俄文的翻译成英文或中文。此时的马宾同志在俄文上已有较好水平，英语通过自修也有一定基础。在此期间，马宾同志恢复了组织关系。在此期间，马宾同志还联系了薛暮桥、孙克定、骆耕沫、孙冶方、徐雪寒、姜君辰、李伯蒙等人。他们都大马宾同志五六岁，他们都是老党员，他们都有好学问。马宾同志对他们很尊敬，常学习;他们对马宾同志的年轻有为寄予厚望。因此马宾同志后来担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党团负责人，他们都全力支持。
1935年，马宾同志担任上海救国会干事，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工作。救亡工作是公开的，而马宾同志的共产党员身份是秘密的。斗争异常尖锐复杂，虽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但敌强我弱。一些意志薄弱者投敌叛变，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有一天晚上，突然从门缝里塞进来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有人叛变，让马宾同志通知下列人员“某某某……”马上撤离。马宾同志迅速按名单通知了每一个人，同志们都安全撤离了。但当马宾同志回到自己住所时，门后站着两个便衣特务，马宾同志第二次被捕。在监狱里，马宾同志看到了叛徒顾顺章等人的指认、劝降，心中十分痛恨和厌恶;同时也感受到了党组织的问候与营救，心中十分温暖和感动。所幸的是，同时被捕的又有与马宾同志第一次被捕时的同学凌云，凌云此时也已经是地下党员。凌云的姐姐林立又通过遗族学校负责人宋美龄要保释弟弟凌云出狱，马宾同志又第二次因凌云的出狱而“连带”出狱。但这次出狱与第一次出狱完全不一样。这次出狱时，狱警念出狱人员名单，还是念的马宾同志原来姓名张源，而这时张源已不叫张源，改名叫马宾了。狱警觉得蹊跷，马宾觉得正常，狱警只好让保释的人来认领。好在这次来认领的人是林立，林立说：“就是他，张源就是马宾，马宾就是张源，他改名字了。”狱警只好说“误会!误会!”就这样，抓的是张源，放的是马宾。此时的林立也已经是地下党成员，后来成为上海妇女救亡运动领导人，与马宾同志结为夫妻并参加新四军。革命伴侣，恩爱一生。林立的弟弟凌云后来也参加新四军，在反日寇扫荡战斗中，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主动请缨断后，英勇牺牲。
马宾同志改名，也是地下复杂斗争的需要。马宾同志以《现世界》报社工作做掩护的时候，要去宁夏了解情况。宁夏那时是马步芳等马家的势力大，为工作方便，他化名马宾，意思是马家的宾客。后来许多人认为马宾改名换姓是因为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而改的，其实不是这样。马宾同志的性格也不会这样，他不会因为马克思高大而攀亲姓马，也不会因为马步芳的军阀身份臭名昭著，而革命工作需要改名换姓而不情愿。在马宾同志心里，只要革命事业需要，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随时都可以贡献。
在上海做地下秘密工作期间，马宾同志一直是双重或多重身份开展工作。他公开的是上海救国会干事，实际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党团负责人。他以各种身份和事由去看望鲁迅，实际是党赋予了他保护鲁迅的任务;他和邹韬奋共同办生活书店，公开的邹韬奋是总经理，他实际是董事长角色。他团结和带领同志们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各种办法保护地下党同志和社会民主人士。他随时面临被叛徒出卖和被暗杀的危险，但为了完成党的任务，一直是勇往直前。在犬牙交错，波诡云谲的复杂斗争中，马宾同志的革命性格，千锤百炼、奋发而成。他对党的事业满腔赤诚，毫无保留，有时甚至显得过于天真;他对人情世故又始终保持着机敏警惕，有时甚至疑虑有过，误伤亲友;他对任何艰难险阻都不低头，而且总是能辨证地将坏事变好事。他坚韧非常，特别乐观!
马宾同志革命能够彻底主要不是体现在革了敌人的命，而是体现在革了自己的命。虽然革敌人的命是前提，但革自己的命才是根本。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所有革命都只是革敌人的命，然后自己当统治者，然后自己又慢慢走向反动，又被人民革命打倒。如此循环往复至今没有间断。只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才不只是革反动敌人的命，而最重要的是革自己的命。虽然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最终成功，但她已提供了理论，发表了宣言，明确了主张。虽然迄今为止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阶级以集团整体的名义在革自己的命上取得过成功，但是作为个人在革自己命取得成功的人，还是不乏其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导师是这样的人;雷锋、王进喜、焦裕禄、钱学森、白求恩这样英模人物是这样的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这样的人;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劳动知识分子中也有这样的人。马宾同志就是其中一个鲜活的实例!
马宾同志革命能够彻底的根本在于革命立场始终坚定。革命立场问题，实质就是阶级立场问题。现在许多人回避或害怕阶级或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回避历史，害怕真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词汇和内涵是资产阶级发明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也是资产阶级造成的，怎么就没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呢?只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阶级的划分有新的标准，阶级斗争的方式有更多的选择。
马宾同志的阶级思想和阶级立场是在血与火、生与死斗争中确立的。虽然马宾同志的家庭出身是贫下中农，是无产阶级的出身，但他的出身本身并没有自动地赋予他革命的阶级意识。家庭出身不是阶级立场的最终决定因素，只是影响他最终阶级立场的重要因素。他的阶级观的深刻教育是在监狱里开始的。1932年，第一次被捕在监狱里，狱警就告诉他，中国没有阶级之分，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不要受阶级斗争的思想影响。他只要承认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良民，就可以无罪释放。马宾同志第一次切身感受到阶级和阶级斗争对国民党反动派来说是那样的可怕，也第一次切身感受到阶级和阶级斗争对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说是那样的重要。1935年，第二次被捕，欲加之罪的罪证也同样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警察在他住处床下搜查到一本《阶级斗争》的书，这本书里考茨基写的，本来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的书，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一本书，但警察并不懂其内容，就凭这“阶级斗争”的几个字就可以给马宾同志确定罪名。尽管后来在党内的阶级斗争中马宾同志也深受其害，但他从来没有改变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真正革命意义上的理解。
1959年冬，马宾同志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倒、撤职下放，原因是1957年马宾同志写了一个《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钢铁工业发展问题》的报告，主张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大中小结合，以大为主。当时陈云、李先念、谷牧在鞍钢视察，陈云同志认为马宾同志的“以大为主”的意见不对，谷牧同志认为马宾同志“以大为主”的意见对。马宾同志坚持自己的意见，还与陈云同志辩论，陈云同志离开鞍山临上飞机时握着马宾同志的手说：“你未说服我，我也未说服你，以后再辩论”。这本是对一个重大问题的一般性辩论、同志式辩论、气氛很友好的辩论。陈云同志后来也明确肯定马宾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马宾同志听到陈云同志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马宾同志的《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钢铁工业发展问题》被定性为反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将其撤职下放。1962年，李富春同志找他谈话说“官复原职”。
1968年8月7日，马宾同志在出席辽宁省委扩大会议期间，被隔离审查。他被关在省招待所，房间里一架铁床、一张书桌、一个板凳，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这次坐牢的原因是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要审查他1932年和1935年两次被捕的历史有没有叛变行为和1951年—1956年在苏联学习五年间是否有成为苏修间谍的嫌疑。他对此能够理解，认为是文革形势的需要。经过内查外调，周总理、陈毅同志等都书面做了证明，没有叛变问题，这本该就释放，但不知为什么，仍还是把他关押着。直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同志到鞍山视察，点名要见马宾，之后马宾同志才恢复工作。在隔离审查的关押中有许多事情发生，但让马宾同志难忘的一件事是：有一次，马宾同志拉了一条蛔虫，就向看守报告;看守说，不用看医生，农民哪有一个不拉蛔虫的。看守批评了他，但又给他拿来大蒜，说吃了大蒜就好，果然，吃了大蒜就不拉蛔虫了。这件事让马宾同志感触很深：“是啊，农民哪有不拉蛔虫的?农民往常拉蛔虫没说什么，自己拉一次，就不得了。可见自己和农民有距离了，不了解了。与劳动群众疏远了，缺乏密切感情了……”马宾同志越想越惭愧，感觉受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
两次坐国民党的监狱，马宾同志没有怨言，因为那是明显的敌我斗争。两次被共产党打倒，马宾同志开始都是不服的，后来逐渐理解，并从大处着眼，从长远角度看到积极的一面。他亲身感受到了国民党监狱和共产党监狱的不同：在国民党监狱里，是绝对不允许看马克思主义的书，许多老共产党员，自己已准备牺牲，还争取在活着的一天多给年轻的共产党和共青团员尽量多讲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而在共产党监狱里，马克思主义的书，不但可以看，而且还鼓励看。他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等100多本马列原著，并写下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习笔记》、《路线斗争学习笔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习笔记》、《社会帝国主义学习笔记》、《毛主席军事斗争哲学学习笔记》、《自然斗争哲学学习笔记》。马宾同志从对文化大革命由抵触到反思再到认同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己作为“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的精神锻造。
马宾同志革命能够彻底的关键是革命方法正确。马宾同志的革命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就是群众工作方法，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以实现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辩证地看问题，一分为二，不绝对化、不形而上学，更不搞极端。1941年，马宾同志刚到阜宁县当公安局长时，遇到一个案子，案件的当事人叫王兴华、案情介绍说他给日伪军带路，造成了我军伤亡，判处死刑，布告都已经写好了，王兴华的名字已用红笔勾掉了，准备执行死刑。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来了大批群众为王兴华喊冤，马宾同志认为必须暂缓执行，有的领导坚持马上执行，经过争取，党委决定刀下留人，由马宾同志进一步查明案情。马宾同志通过对知情人一个不漏的调查研究，王兴华案情真相查明，他确实给一股日伪军带路了，但他是为了保护群众，故意地把敌人带到错误的路上去。因此认定王兴华无罪被释放。通过对这件事的正确处理，不仅保护了无辜同志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让群众看到了一个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私无畏、有情有意的新型革命政党的作风，大大激发当地人民的抗战热情，新四军很快与当地群众形成血肉相连的敌后根据地。
1945年，抗战胜利后，马宾同志从苏北盐阜县委书记调任东北松江军区民运部长。1945年11月23日，马宾同志随陈云同志撤出哈尔滨，可能是因为到新地方、新领域做亦武亦文的工作，就用名“马斌”了。他在宾县与阿城交界地斐克图，陈云同志让马宾同志留下处理一件棘手的事。这件事是部队一名战士枪走火打死了一个老百姓的善后工作，马宾同志开始还觉得这件事不好处理，很难给死者家属解释清楚这个战士是故意持枪杀人还是无意枪走火误杀人。马宾同志见到死者家属先是给他们赔不是，再就是表示要抚恤其家人，以缓解他们的悲伤心情。想不到死者家属和当地群众非常通情达理，完全相信马宾同志的解释，而且还欢迎马宾等同志代表共产党的到来。死者家属的哥哥还要求参军，马宾同志开始还有疑虑，最后接受了他哥哥的参军要求。后来许多青年都踊跃参军。
1946年春天，陈云同志找马宾同志谈话，让他兼任宾县县委书记，因为此时马宾同志既是松江军区民运部长，又是哈东地区地委书记，所以县委书记就是兼任。想不到他在三个官位当中，选了一个最低的县委书记职务作为自己主要工作岗位。他在宾县一村一屯逐个推进，打下一个村就选出翻身农民当家做主，管理村里政务。每到一个村，马宾同志都选最穷的人家吃住，许多富裕人家都眼红。解放一个村就动员全村建立自卫队群众武装，保卫胜利果实。不到一年，宾县全县解放，村村解放、人人解放。不仅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心灵也解放，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东北中央局总结了马宾同志在宾县的群众工作方法，陈云同志代表东北中央局在《东北日报》上撰写了“学习马斌式群众工作方法”的社论，林彪同志在他主持的东北中央局干部大会上，让马宾同志做了四十五分钟的群众工作方法报告。1947年夏，东北中央局应陈云同志要求成立土改工作团，从松江省抽八名县委书记和县长组成，马宾同志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土改工作团先后到东满的东来县、南满的辽宁省指导土改工作，纠正当时土改中一度存在的“左”的土改工作方法。“马斌同志群众工作方法”很快在当时整个东北得到推广，著名作家刘白羽针对马斌同志群众工作方法写了报告文学作品。在《马宾同志论群众工作》中，马宾同志深刻阐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群众工作、解放战争时期群众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群众工作不同工作方法的有效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马宾同志结合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文化大革命问题又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全面反思。马宾同志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但是他能抛开个人恩怨，站在人民利益的至高点上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功过，获得了正确认识。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了“怀疑一切”和“打倒一切”的错误做法，但是不能全盘否定判为“浩劫”。在《马宾同志论文化大革命》中，他认真深入地分析了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文化，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革命?他语重心长地劝说人们要从苏共变质看文化大革命，要用唯物辩证法看文化大革命，要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看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像巴黎公社一样，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精神永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斗私批修就是为了实现《共产党宣言》说的“两个决裂”;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防止现在出现的问题;他认为，邓小平同志抓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好的，但不抓阶级斗争不对的;他认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对矛盾，“毛邓”的对立统一也是唯物辩证法上“矛盾”的对立统一。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上，把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运用得淋漓尽至、炉火纯青。这本书在目前政治上看是“禁书”，但从哲学上看是好书。
马宾同志革命彻底最管用的办法就是“两个置之度外”。一是把名利置之度外，二是把生死置之度外。这“两个置之度外”，对广大群众来说是难以做到，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现在也很难做到，但对于跟着毛主席走过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还是能够做得到的。做到这“两个置之度外”说难也不难，如果真正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不难;反之，则是难上加难，甚至难于上青天。
对于名的问题，马宾同志并不是自己曾经做秘密工作需要当无名英雄而不愿出名，而且自己根本就不需要出名去干什么。要说出名，他早就是大名人了。建国前，东北中央局树立的大典型;建国后，任鞍钢总经理，“鞍钢宪法”全国学习，可谓全国大典型;在苏联学习，获全优学员，被塑成花岗岩雕像。改革开放后，曾经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一副主任、顾问，还是国家总理顾问、中国航空航天高级顾问组组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会长。哪一个职位都可以出大名，但马宾同志却不想出大名。他既不想用名为自己换取任何东西，也不想为名所累。
对于利的问题，马宾同志更是不在乎，他在物质上除了吃饱穿暖没有任何要求。住的房子是公家的，自己没有买。朱镕基同志曾经认为马宾同志没有钱买不起，让他少交点儿也可以卖给他，最后才知道是马宾同志不愿意买房，要当无产者。尽管无产阶级是指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房子若不买卖作为生活资料并不是资产阶级，但他还是怕“利太多”而拒绝。房间从搬进去三十多年没有装修过，公家统一每家给10万元装修费，他拒绝不要。屋内自己睡的床是五十年代鞍钢时用的铁管架木板床，客厅里的案桌是五十年代在鞍钢时花15元买的桌子，椅子是单位里淘汰办公椅子时两块钱一把买来的，几盆花是从垃圾箱旁捡的别人扔掉的。一日三餐主菜就是炖胡萝卜丝儿和炒白菜片儿，主食吃面食，很少吃肉。穿的衣服都是商场特价商品。整个房间值钱的就是一部电脑和打印机，因为他天天都要从网上收集许多材料看。置身名利之外，无欲无求使他身体非常健康，脉动不亚于中青年。
对于生死问题，他早在国民党监狱里就已经解决。那时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政策下，马宾同志的狱友许多都被杀害。在狱中，凡是被杀害牺牲的同志，都被认为是革命彻底了。马宾同志自己当时开始也怕死，后来在无数慷慨赴死的革命者的感染下自己不但不怕死，反而也觉得被枪毙了也就革命彻底了，因而还倍感光荣。想不到两次被捕都被组织营救没死成，想不到还有比死更难的革命——革自己的命。
应该说，马宾同志如果有为自己谋私利想法，机会是很多的。按照现在市场化的政治和经济潜规则，办什么事都靠关系靠人脉，马宾同志的人脉是较为广泛的。三十年代与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人就熟识，并在他们领导下工作。四十年代与陈云、林彪、高岗等人就熟识，并在他领导下工作;建国后先后因工作关系与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等人熟识。不仅如此，建国后马宾同志的老战友、老部下，许多都当了省委书记、省长、部长、将军。马宾同志要想谋私利，条件是很好的，可是他没有。他不是没有找他们办过事，从《马宾同志调查研究报告》和《马宾同志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找他们办过很多事，但都是公事，都是国计民生的事。其实在马宾同志的人脉中，真正与他没有个人交情的是毛主席，他只是在毛主席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在毛主席接见冶金部会议代表时，近距离见过毛主席。他和毛主席没有过当面交谈，没有过私下接触，只是在报刊上常见，在《毛泽东选集》里神交。而就是这个与他没有交情的人却成为马宾同志最敬仰的人，并终身以践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自豪。他认为毛主席革命是彻底的，自己也要彻底才行。他深深感到共产党人要想不腐败，在革命战争年代重点就是要置生死于度外，在和平建设时期重点就是要置名利于度外。面对愈发深重的腐败，在《马宾同志论反腐败》中，他特别指出，腐败的根源是私有制，他强烈呼吁发动群众大规模反腐败。
在革命低潮的时候，有的人认为没有帝国主义了，马宾同志认为帝国主义仍然存在。在《马宾同志论帝国主义》中，他明确指出帝国主义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他振臂高呼——关注并击败美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及世界其他被压迫民族发动的转基因战争和其它形式的法西斯战争。在《马宾同志论共产主义》中，针对有的人认为共产主义不行了，就算还行，也是十几代、几十代也就是几千年以后的事情。他坚信地指出，人类的信息革命、基因工程革命和可持续发展呼唤着共产主义，世界各国工人阶级此起彼伏的斗争催生着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并不遥远。
马宾同志是一个科学家。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家，他是人们还较为陌生的一种科学——软科学——软科学家。科学是指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而软科学则是指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决策和管理的综合性科学。因此软科学既有科学普遍的共同特性，也有很强的政治上的特殊性。它是应用科学，它必须回答科学为谁服务的问题。在为谁服务的问题上，软科学仍然是“二为”方针，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马宾同志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科学家。马宾同志的青少年时代，虽然已是辛亥革命后的新时代，但中华民族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外国列强仍在瓜分中国，国内军阀仍在混战，苦难的国家时局激发着许多有志青少年的报国理想。马宾同志在学生时代的理想，就是科学报国。他在三十年代初，就是一个无线电方面的爱好者，还学过mose键和装机，并与Asnlranto运动结合，想借此与世界联系。参加革命后，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任务从事科学工作，直到1951年马宾同志被选派去苏联留学，他的科学梦想才又一次被激发出来。但这时的科学梦想与青少年时的科学梦想则完全不同了。青少年时的科学梦想是自发的，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到苏联学习时的梦想则是自觉的，国家需要什么就学什么，而且必须学好，必须学到世界一流水平。他当时最崇拜的是苏联科学院的巴尔金院士。巴尔金是当时苏联的冶金部长，也是当时世界冶金领域的大家。1956年，马宾同志回到鞍钢，在分配工作时，他不愿意当行政领导，既不愿到国务院去当部长，也不想在鞍钢当总经理，而愿意当技术干部;最后当了总工程师，成天与专家和技术工作打交道，因此被作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批判。
1981年，马宾同志从原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岗位调任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此开始了自己作为一个软科学家的历程。软科学是二十世纪中后期才出现的新兴学科，马宾同志从事软科学这项工作已是人生的晚年。而软科学则恰恰最需要老成谋事的人。软科学家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更需要立场和经验的支撑;需要定量分析的数据，更需要定性准确的决心;需要个体因素的精确，更需要系统集成的正确;需要很高的科技素养，更需要很高的政治觉悟;需要对重大项目可行性论证，更需要对重大决策可能性咨询;需要实证主义，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由于软科学是新兴学科、是新生事物，许多人一时还不理解，马宾同志为此多方奔走，各方协调，终于在1994年年底，中国软科学研究会成立，马宾同志任首任会长。多年来，马宾同志团结和带领国家重要行业的领导和科学家，完成了许多国家重大项目的论证和国家重大决策的咨询。在《马宾同志论航空航天》中，马宾同志呼吁要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抓“两弹一星”一样抓中国民用航空大飞机和军机特种机的生产。在《马宾同志论信息产业》中，马宾同志特别指出信息产业革命对共产主义的重大意义。在《马宾同志论人口与计划生育》中，马宾同志辨证地提出既要在一个阶段内坚决限制人口数量增长，又要从现实出发把已有的人口数量优势转变为人口质量优势。在《马宾同志论软科学》中，马宾同志对软科学的定义、软科学的方法、软科学的任务都做了创造性探讨;对软科学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等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的运用上，都做了全面的总结。特别是把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作为中国软科学的软件系统运用，为中国软科学正确而飞跃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方向和方法的保障。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与软科学》一文，堪称中国软科学的经典文献。他为中国软科学注入了红色的基因，他是中国软科学开创者和奠基人。
马宾同志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经济学家，他是政治经济学家。马宾同志接触经济学并不是早年的事，但接触经济学界的人却都是在早年。1934年，马宾同志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期间，就认识了薛暮桥和孙冶方等经济学家。那时候和薛暮桥、孙冶方等同志在一起主要谈的还不是经济学，主要谈的还是地下革命工作。薛暮桥和孙冶方成为经济学大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马宾同志从实践上真正从事经济工作是1979年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时开始的，从理论上真正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则是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副主任之后开始的。
马宾同志完整地经历了我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时期，而且在这两个时期自己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所以马宾同志对经济学的理解格外深刻。他始终从政治上把握经济问题，他不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仅仅是经济手段，他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本身就包含着立场和目的。他对计划经济是热爱的。他看重计划经济的不仅是生产力，他更看重的是计划经济生产关系;他看重计划经济对工人阶级的解放;他看重计划经济集体主义的思想;他看重计划经济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有人说计划经济是平均主义，他不赞同。他认为辨证看待平均，就会改正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消极面，而保留平均主义公平的积极面。有人说计划经济效率不高，他不赞同。他亲身参加的鞍钢和宝钢的效率一直都是较高的。有人说计划经济调动不了大家积极性，他不赞同。他看到的是当时的职工生产积极性一直高涨。他并不是认为计划经济没有缺点，在管理方式和技术革新方面甚至有许多缺点，但改正这些缺点完全可以在计划经济的全民所有制基础上改正。他对市场经济是戒备的。在《马宾同志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他认为应该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要用计划经济的优越性遏制市场经济的消极性。如果以市场经济为主、计划经济为辅，市场经济本身的消极面就会恶性蔓延，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受严重挫折。在《马宾同志论国有企业》中，他坚决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改革。在《马宾同志论改革开放》中，他指出，改革的初衷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而不是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而不是改掉社会主义本身。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都充满着两种改革观的斗争：一种是前进式改革，目的是把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一种是倒退式改革，目的是彻底搞资本主义。有人说马宾同志“反对改革开放”，如果说的是他反对倒退到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那么就说对了。而对于前进到更好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马宾同志则是积极参加的。在改革开放之初，他担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对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给予了正确而有力的推进。
马宾同志在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中，始终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红线，始终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看待和处理经济学问题，这使马宾同志的经济学更具革命性和实践性。他觉得，过去，只搞实物技术平衡的计划，不搞市场供求关系的计划不好;只按定死的计划办事，不顾市场和用户需要不好;而今天，只要市场，不要计划，盲目生产就更不好。过去有“左”的问题，但已经纠正了;而现在是右的问题，而且是极右的问题。他批判过许多人，但都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因为经济学观点。他坚韧地战斗着，至今仍未停歇。
马宾同志是一个语言学家。他不是一般的语言学家，他是国际共通语语言学家。语言是人类用来表达交流思想的工具，是由语言、词汇和语法构成的一定的系统。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语言?目前并没有准确统一的定论。有说2000多种的，有说5000多种的，也有说6000多种的。不同的确认标准产生不同的统计结果，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许多语种频临灭绝，许多语种只剩下最后一个人在使用。现在人们从使用人数较多的角度认为主要语言有十二种，分别是汉语、英语、西班牙语、俄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日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印第语、孟加拉语。从联合国使用的工作语言的角度看，主要语言有六种，分别是汉语、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虽然不管大语种小语种，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文化成果，都是一种思维方式，都应得到尊重;但人类为了交流的方便，始终都努力在保护语言多样性的基础上，再寻求一个统一性、普遍性较强的语言形式。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马宾同志竟然对此人类普遍关切的问题做了大胆尝试，并取得重要成果。
马宾同志学习外语是从监狱开始的。1932年到1933年之交，马宾同志因抵制日货被捕。在狱中，有一个化名叫皮留可夫的共产党员，与马宾同志共盖一床被子，经常教他学一些俄文字母和唱俄文版的《国际歌》，马宾同志第一次接触外语，觉得很新鲜。尽管皮留可夫几天后就被枪毙了，但马宾同志对俄语的兴趣却保留着。1933年到1934年马宾同志在北京大学旁听学习期间，又碰到一个俄语老师，叫伯列沃耶。这个俄语老师是俄国人，他上课时听课的学生不多，后来知道马宾同志是旁听生，不但没有取消他的听课资格，反而很高兴，还带马宾同志到自己家里课外辅导。马宾同志的俄语水平大幅度提高。1934年至1937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期间，以苏联驻上海领事馆的《现世界》报社记者身份做掩护开展地下工作，马宾同志学会的俄语为掩护地下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语言不仅成为交流的工具，也成为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除了把俄文报纸的新闻翻成中文和英文外，还翻译了俄文版的有助于抗日工作的两本书《日本》、《八月的乡村》。
1949年东北解放伊始，马宾同志任辽宁省委秘书长，他翻译了《苏联工业企业经济核算》、《工业企业计划工作》、《苏联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等著作，为尽快恢复辽宁工业生产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在苏联留学期间，他用俄语写出了《大型平炉氧气炼钢和转炉氧气炼钢》论文，这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先进的设计和构想。在鞍钢工作时，他翻译了《快速炼钢法》、《高炉工厂工作》、《地质钻探管和油管》等技术论文，为鞍钢的建设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他翻译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入门》、《苏联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著作，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准确翔实的参考资料。
马宾同志萌生挖掘国际共通语的想法是在整个外语学习和运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马宾同志在主要学习俄语时，也学习了英语。在以前的一些书中，对有些词语的解释，常常列出几种语言的解释，马宾同志逐渐就发现一个现象，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在有的词语上，特别是关于科技方面的词语上的写法和读法都是一样的或近似的。马宾同志与爱人林立同志抓住这一现象，不胜惊喜，于是就不断大范围挖掘这四种语言的共通语词汇。不干不知道，一干就明了，这四种语言中的共通语言确实太多了!马宾同志和林立同志不满足于仅仅介绍一些共通语词汇的知识，而是从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方向，思考英、法、德、俄四种语言中的共通现象，经过多年的研究整理，编写出了令世人惊奇的《国际共通语词典》。成果简单朴素，但意义厚重深远。马宾同志在国际共通语上的开创性贡献，为人类最终实现统一的语言交流探索了新道路，为世界各种语言的发展与进化提出了新课题。
马宾同志是国家大型钢铁企业的管理者。他不是一般的管理者，他是我国钢铁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马宾同志1949年起任鞍山鞍钢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1976年任上海宝山钢铁指挥部副总指挥，1978年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他在钢铁战线上整整战斗了三十年，呕心沥血、功勋卓著，被誉为“钢铁元帅”。
马宾同志对钢铁企业的最早认识是1945年从苏北调往东北时，路过鞍山看见的日伪留下的鞍山制铁所，他远远地看着那些耸立的大烟囱，不禁心潮澎湃;他梦想着战争结束后尽快参加国家建设，特别是当时体现一个国家工业脊梁的标志——钢铁工业建设。1949年底，马宾同志如愿以偿，调任鞍钢总经理。那时的鞍钢是新中国第一个恢复建设的大型钢铁企业和最早建成的钢铁基地，被誉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马宾同志满腔热情投入鞍钢恢复重建工作，从头学起，从钢铁的选矿、冶炼到最后出钢的各个技术环节，他都认真学习。他拜工人为师、拜专家为师，很快掌握了各个技术环节的基本知识，为搞好钢铁企业的管理提供了重要基础。1951年国家派马宾同志到苏联西伯利亚冶金学院学习。当时派马宾同志去学习的最初意图只是学习一年时间，概略地了解一下钢铁企业的管理和技术知识就行了;可是，马宾同志不满足于概略地学习，请求全面地深入地专业地学习钢铁企业的管理和技术。幸运的是，中央同意了马宾同志的请求，并由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同志和苏联冶金部长、教育部长等专家一起确定了马宾同志的学习课程，确定了马宾同志主要学习冶金的专业课程。苏联当时开设的政治及其他课程则少学。苏联方面要求把马宾同志当大型国有企业总经理的高级干部规格对待，配备专车和每周到特供俱乐部休息等待遇，马宾同志坚辞不受，完全与其他学生一样学习生活。马宾同志全身心投入学习，一学就是五年多时间，以优异的成绩本科毕业，顺利考取研究生。1952年，马宾同志写出了《大型平炉氧气炼钢和转炉氧气炼钢》的论文，这在当时是世界领先的炼钢方法。马宾同志的学习精神和成绩令苏联师生赞叹不已，苏联西伯利亚冶金学院党委决定，为马宾同志塑花岗岩雕像，矗立校园，永志表彰。可是在研究生读到一年的时候，中苏关系恶化，学业被迫中断，1956年马宾同志回国。
1957年，马宾同志写出《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钢铁工业发展问题》报告，强调全国统一布局，关心采用新技术，讲究产品质量，全国大中小结合，以大型企业为主。这对我国钢铁工业后来的发展方向起到了主要指导作用。在鞍钢担任总工程师期间，他特别重视军工产品，亲自具体抓军用飞机制造用的不锈钢钢管、核潜艇钢板、坦克装甲板等军工产品的试制和供应。1976年参加宝钢建设，他担任副总指挥，具体负责总体设计、设备引进和施工工作，特别注重新技术的采用，率先采用冷轧薄板的无头轧制技术，率先采用信息化管理技术，率先用卖方信贷方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等等。他还写出了《日本钢铁工业现状》、《西欧各国钢铁工业现状》考察报告。宝钢的硬件和软件都是在高技术新技术基础上建立的，为宝钢后来的大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强大动力。而今的宝钢是中国最大的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
马宾同志在钢铁战线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团结和带领全体职工、专家、干部共同创造的享誉国内外的“鞍钢宪法”。“鞍钢宪法”是针对苏联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马钢宪法”提出来的。“马钢宪法”主张厂长一长制，一切厂长说了算，反对党委领导和群众管理。“鞍钢宪法”刚好与之相反。“鞍钢宪法”是毛主席1960年3月22日，在鞍山市委关于鞍钢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经验报告上作的批示，是毛主席把鞍钢的经验提到了“宪法”高度。毛主席的这个批示并不长，只有600多字，但分量很重，影响很大。毛主席说：
上海局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二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了的，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的厂长分工负责制。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有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1958年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1959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给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1960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二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并请你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196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中央
1960年3月22日
鞍山市委关于鞍钢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的经验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政治挂帅和党的领导，二是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三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四是大搞合理化建议的群众运动。鞍山市委这个报告是马宾同志起草后，广泛征求意见，市委集体讨论，马宾同志最后定稿上报的。马宾同志当时兼任鞍山市委书记，当时给中央上报的还不止是鞍山市委的这个经验报告，还上报了鞍钢大搞群众运动、群众提合理化建议的许多建议书。建议书全部按原始原样上报。建议五花八门，有的是真知灼见，实为难得;有的也是异想天开，无法运用。可毛主席除了要看市委报告，更要看职工群众的这些原始原样的建议书。毛主席从这些不同的原始笔迹中看重的不是这些建议是否每一条都可行，他看重的是职工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热情，他看重的是人民群众最终在各行各业在整个国家当家做主人。
2000年2月11日，马宾同志应辽宁省委党校、鞍山市委党校《鞍钢宪法》课题组的请求，对《鞍钢宪法》谈了系统的看法。
毛泽东同志把1960年3月11日鞍山市委鞍钢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经验的报告作了600字批示，提到“宪法”高度，3月22日发给全党。我们鞍钢工人阶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大法遵行，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导我们，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关系是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等四大环节的综合。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以生产关系为经济基础派生于其上的上层建筑为意识形态、政治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产生于其上的上层建筑为阶级矛盾，有阶级矛盾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即是政治。工人阶级为反对剥削和压迫的资产阶级，成立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她领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夺取了政权之后，为了巩固这个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思想文化方面继续革命。毛泽东同志在中国50年代建国后进入60年代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在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时，要改变和改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推翻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的社会主义关系)，就算达到问题完满解决。实际上也确实是。苏联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解放生产力，生产力得到大大的快速发展。但是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企业，后来发现劳动生产率还不很高，这里还有其他原因。有人认为还要在所有制上做文章，有人认为不应实行公有制，有人认为劳动生产率够高了，等等。总之，都是要在所有制上做文章。毛主席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动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影响。”张闻天同志说，生产关系有二重性，除掉人们在生产资料的所有的关系而外，还有直接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的生产关系。这都是说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也是说发展生产力，既要解决所有制，又要解决管理问题。资本主义虽然长期维持着私有制的所有关系，妨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在生产中加强管理，相对说也发展了生产力。我国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直接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的生产关系存在很多问题，即管理问题还未改好。所以，我们还应改革。所谓直接表现在生产力本身方面的生产关系，即是劳动分工、社会协作的组织管理体系。如庞大而复杂的现代生产设备则应实行劳动分工;如原燃材料、备品备件供应和产品销售繁多，需要社会协作。现代系统管理、现代连续作业生产，都需要现代化管理。一条现代化流水生产线和一项交叉作业系统工程都需要现代化管理。如何借助CAD、CAM、CAE、机械加工中心、柔性作业、MRP-Ⅱ、CIMS等;在质量管理上如何利用TQC质量管理方法，在计划管理上如何利用PACD、线性规划、投入产出、系统分析、MIS、矩阵管理方法等等。计划管理、劳动管理、成本管理、材料管理、市场作业管理、质量管理、技术管理、设备管理、销售管理、财务管理，以及总体设计部、决策支持系统等。培训人才、选择人才。总之，人财物、产供销、明确责权利等，都是生产力上人与人的关系的管理问题。要求“三老四严”，反对“管、卡、压”，发扬团结合作的团队精神。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往后由于直接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的生产关系的不断改革完善，也即管理的改革完善，劳动生产率还会不断提高，生产力可持续增长地发展。
社会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都少不了管理，不过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如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有不同的两种职能，资本主义国家和企业管理一是统治剥削劳动人民，一是组织管理运行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管理一是为人民服务，二是组织生产，必须有此明确认识。只要有此明确认识，我们应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有利的管理方法。
二、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就指出，全国解放后，甚至只是大城市解放后，立即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即是说一切其他工作，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中心任务，始终没有变更。三年恢复、五年改造、156项建设、1958年大跃进等都未改变过。大跃进失败，1960年提出技术革新、技术革命，都是反映从国家任务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从人类社会讲发展生产力，甚至在1958年由于在大跃进执行中急躁冒进，只讲多快、不讲好省，遭受了失败。而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忽视生产力包括的首要要素是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而只指生产工具、技术，并忽视生产关系方面的管理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同志于大跃进失败后，又重新组织研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鞍钢宪法》。
毛泽东同志提出与《马钢宪法》对立的《鞍钢宪法》，就是直接对苏联党修正主义的斗争。50年代我在苏联一个大学学习，在一个苏联第二大钢厂库茨涅次克厂实习。很明显，苏联大企业的厂长是苏共中央委员，但实行的不是列宁的一长制而是厂长独裁，党委、工会变成厂长的“小伙计”，什么工作厂长说了算。(当然，我只能从社会上的反映和接触中了解。)任人唯亲，特殊待遇。比方，我以鞍钢总经理身份去当学生，要给我配备专车，每周可到特供俱乐部休息，我都拒绝了。学生、老师公开地赞佩毛泽东，他们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有的人说希望毛泽东来领导我们(当然这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大讲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持久和平;和平过度，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三和世界，阶级消灭了，共产党再不是工人阶级的党而是全民党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党与苏联修正主义者持续论战了十多年。而我们鞍钢是在苏联帮助下恢复发展的，苏联派到鞍钢工作的专家成百上千，鞍钢几乎所有技术干部不是到苏联学习就是在国内培训。而且我国规定对苏联专家的建议要绝对地尊重，不能执行也不要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放思想点了马钢的名，是有国际国内反对修正主义的意义的。
有人说，大跃进把规章制度都烧了，事实上，那些技术规格、操作规程，都没有什么错，而且恢复时，即使来不及成文也首先恢复了。事实上，文件烧了，还是按那些操作的，否则无法生产。另外，这些规格、规程，根据我在苏联学习知道的，基本上也都是苏联在引进美国建设的大工厂时的全套规章制度。另外，讲到技术，苏联早就提出“技术决定一切”(斯大林)。从美国引进“技术进步”，后来又提出改革(不过他们先是用Пеρеворот，说这是变更，太严了，改为реконструктур，意即“结构改革”。1989年以后改为реφорм，即Reform,即西方用的英文“改革”。)我们一开始也还是向苏联学、向东欧学，如向兰格学“市场社会经济”和科尔纳的“短缺经济学”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改为全面向美国学。这时，已不是学管理、学技术，而是学资本主义私有化了。特别是，吴敬琏把西方股份公司的资本的“资本家股东公有制”叫作“现代企业制度”，要我国所有企业学习。他介绍的美国钱德勒现代企业制度的要点是产权明晰、职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产权明显根据科斯定理，举例如某工厂烟囱的烟冒到邻居住宅区，居民要工厂赔偿空气被污染的损失，工厂说空气是公共的，只有将空间私有化才能断案。因此产权必须私有化才能明晰。企业为私人资本所有，政府不允许管理。关于管理科学，厉以宁说，改革不是管理改革，而是产权制度改革，这样才能深化改革。这样，现代股份公司企业制度实现后，就是私有产权的确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存在了。这些“改革者”是些邓小平同志讲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改革派，他们在现代企业制度名义下，具体搞股份有限公司，在资本共有(股东共有)下，实行资本私有化，说这样最适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说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为帝国主义。二战后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上又有新的发展，基本特征依旧，但由工业寡头垄断变为金融寡头垄断，由国家垄断变为国际垄断，由寄生性、腐朽性，加上投机性、赌博性、虚拟性、泡沫性。由过去的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变为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以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军事全球化，不是瓜分世界，而是独霸世界。对中国以两弹(核弹和糖弹)推行私化、腐化、西化、分化的和平演变。在中国企业推行美式股份公司制的现代企业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的要旨是：以资本为主体(劳动其次)，以企业为本位(上不管国家和下不管个人)，国家无计划(无政府)，政府不管理(政企分开)，以看不见的手指挥，自由放任，人人为我(拉关系，找主顾)，我反人人(否则占不到市场)，按照游戏规则(没有等价交换和不管供求关系)，通过竞争性的市场(不是互相竞赛，共同前进)，争权夺利。结果造成贪污贿赂、假冒伪劣、坑蒙诈骗、走私贩毒、卖淫嫖娼的社会风气日下。这个指导思想则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不确定性、破碎性，无本质、无本体、无原则论，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在中国社会产生极大破坏和造成社会风气日坏现象。没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能制止和加以改正吗?
为什么国民经济改到这个地步呢?因为丢掉了四项基本原则。本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主持下制订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当时在制订党的基本路线时，不但继续坚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同时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即是政治挂帅，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因为文化大革命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所以回避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代之。但是，有人误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矛盾，这样就使经济工作失去灵魂和方向，结果使企业改革走到资本主义斜路上去了。所以，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非但没有把国有企业搞好、搞活、救活、抢救过来，而且消失了一小半，另一大半亏损的亏损，或资不抵债。毛泽东同志在《鞍钢宪法》中强调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及科学管理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为中心，又防止“唯生产力说”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在《鞍钢宪法》中，首先指出要在政治挂帅、党的领导下搞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管理制度。再则，企业职工中的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他们作为党组织，是工人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领导工人阶级;作为党员个人，是职工群众的一员“人人为我”，我又是工人阶级群众应“我为人人”。没有高人一等的特权。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者本来都是工人阶级，因为分工和工作岗位不同，又要作为同是工人阶级实行三结合。为了证明和防止把管理看做如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是正确处理直接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的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工人阶级同命运的内部的关系，不是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的关系。为了证明和避免这一点，在管理上，除了专职管理的工人阶级群众而外，还参加了非从事管理的工人阶级群众;同时，从事管理的专职干部也要参加劳动以密切联系群众和深入实际，有利于领导管理决策。这些都是毛主席考虑到避免学习西方管理时，连他们那些“管、卡、压”作风都学了过来。工人阶级从此觉悟到本人与整个阶级利益的一致，劳动的积极性和劳动热情怎能不被激发起来呢?而积极性越高工作得越好，按劳分配所得越多，这不就是物质利益吗?毛主席不但指出管理的重要，防止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还指出要认识管理就是社教。要从社会主义企业中培养出国家管理人才和党的领导干部。
三、《鞍钢宪法》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即是大搞合理化建议的群众运动。当时，对这一条是没有怀疑和异议的。1958年大跃进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比如说，6000人上山，老婆儿女一起上，土法炼钢、砍树伐林。这种土法炼钢本身错误，这是缺乏正确的党的领导，不能说群众运动不对。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有的地方被坏人操纵，实际是有些作风不正的干部为保护自己挑动一部分群众斗另一部分群众。这种情形，即使冷冷清清的群众运动甚至少数干部之中，也会产生这种派别斗争情形。在生产斗争中，在大跃进时，修水库若不是大搞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能在很短的时间办那么大的事情吗?看群众运动是大或不大，不能只从人数上考虑。任何群众运动，总应有群众性，不会是少数人;更重要的是，任何群众运动，参加者总分为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总会有一部分人未发动起来。要发动当然不能搞强迫命令，要靠动员。大搞群众运动是指思想发动的充分。如果只按人数计，那末，小厂必然不如大厂，就不能说大搞而只能小搞了。大搞是带有充分发动、积极参加的意思。这一点很重要!党的事业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是全国人民的，因此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完成。列宁说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凡事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则一事无成，而遭致可耻的失败。当然，那种认为“群众是天然正确的”，不需要马克思主义教育，不需要党的领导也是极其错误的。另外，叶公好龙式地颂扬群众，而实际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更害怕大搞群众运动，其难处是自己肚子里有鬼，有不为群众满意的地方，或者自己觉得不能站在群众当中有能力领导群众。大的革命行动，如果是在有群众参加的情形下，群众自己犯了错误，也很容易为群众所了解而加以克服和解决。大跃进大搞群众运动，犯了错误、受了损失，1962年到1965年迅速纠正恢复。所以，共产党是群众性的党，只能检讨、纠正领导不好的教训，不能反对大搞群众运动。《鞍钢宪法》提出大搞合理化群众运动，是1959—1960年的鞍钢经验总结。当时在全国工会倪志福、省委书记黄炎青、劳动模范王崇伦，以及其他“焊接大王”、“铸造大王”，各工种的工人业余时间、放假时间，表演、讨论、建议，有时晚间灯火辉煌，有时吸引全国比赛。当然，由于群众(包括工人、工程师)发动起来了，出谋划策、献计献策，建议很多。我当时作为总工程师，一边非常高兴有许多技术难题，关键产品、品种问题、质量问题，在群众建议讨论试验中解决了。另一方面，也切实引起技术管理干部的头痛，我的办公室送来不知多少“永动机”的发明、建议，要接见他们，还要给他们答复。这是大搞合理化群众建议。运动引起的难题，难免出现叶公好龙的现象。然而，组织几次技术讨论会，请教授们讲一讲机械原理、热力学定理等，在认识上提高了一步。哪能保证所有的建议都合理呢?即使都是好的建议，也不能样样实行。同时，一定的时候，总要有一个间歇时间。这里一个根本问题，是领导与群众的正确关系问题。我敢断言，如果不依靠群众，不搞群众运动，比如说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贪污腐败问题是不会解决的。
说到这里，还要回到一个根本问题即是必须讲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解决改革生产关系的问题。有的人重视发展生产力，重视科学技术，但是害怕人家说他是“唯生产力论”，说唯生产力是右，又有人禁止人们反对唯生产力论说反唯生产力论是“左”。在生产关系上，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说要改或不要改也不对。上述这个问题，只有在讲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作阶级分析，看你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是否具有阶级观点，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
有的“唯生产力论者”其实并不重视生产力，因为生产力要素包括①体力生产劳动、脑力生产劳动者，②劳动手段，③劳动对象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有阶级观点，做阶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力中首要的是劳动者。正因为此，说生产力是能动的、革命的、永远向前发展的，这不是说生产手段(工具、机器)、生产对象(原燃材料自然资源)不重要，哪一个要素都缺一不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看在什么时候、地点显得更为重要。说你这不是不同意邓小平理论嘛?不是。邓小平同志讲科技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是在当代中国发展中，要关心科技也是生产力，而且是头等重要的生产力。要排队，当然人(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因素第一，其次是劳动手段，再其次是劳动对象。所以，后来有许多人补充说有知识的(是指有科学、技术、生产的知识的)科学工作者、技术工作者的人才重视(但不敢说他们是第一生产力，因为怕误会与邓小平理论矛盾)。其实关键是，只要做阶级分析，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才能避免错误。我们强调发展生产力嘛!我们要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生产力。这只能靠讲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办到。
同样，改革生产关系也看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新自由资本主义改革派口口声声学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样子，要彻底从改革生产关系——所有制的根本问题上着手，而且是实行公有制。而实际上他们站在什么立场上改革所有制关系呢?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他们的共同投资财产为资本家共有，作为公有制或者共有制，把为剥削和掠夺靠劳动收入生活的人民的“投资”的公司(Coroperation与Coroperative的语根相同)，也说是(其实是资产者的)共有制。这样企图用偷换概念达到他们把劳动人民的公有制国家企业私有化，还美其名曰所有制改革，改为更好的、更完善的公有制。所以，毛泽东同志在《鞍钢宪法》中指出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发展经济为中心(如同其他中心工作一样)，必须政治挂帅，即以阶级斗争为纲。
我们要反贪污腐败和假冒伪劣吗?这还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存在决定意识。私有制和导向私有制政策产生私欲、私欲膨胀、为官必贪、为商必奸。古代哲学家庄子同意老子的名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统治剥削阶级，“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柘也。为之斗斛而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了权衡以称之，则并权衡而穷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衡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之邪?”所以，要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是口头的马克思主义，实际是修正主义，口头上天官慈佛，实际上男盗女娼，名义是圣贤，行动是盗贼。我们怎么分辩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脑筋里总是有一根弦，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阶级分析方法，才可以识别。
《鞍钢宪法》是鞍钢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鞍钢宪法》是过去的，是现在的，更是未来的。
马宾同志的人生是革命的人生，革命在马宾同志的人生里始终是万有引力的中心。尽管他在科学、经济、语言、钢铁方面都有突出贡献，但革命的情感和精神仍然是他整个人生的动力源泉。尽管他既是革命家，也是科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更是新中国钢铁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但革命家的特征总是处于最显著的位置。他的人生图景，就酷似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的图案：红色代表他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左上角的金黄色大五角星代表他的革命家名份，围绕大五角星的四颗小五角星分别代表他的科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和新中国钢铁战线的卓越领导人的身份。虽然任何比喻都无法完全而准确表达真相，但打这个比方或许可以更形象地说明，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马宾同志最本质、最光辉的历史形象。
马宾同志文集总共有二十九个专题。分别是：
1、马宾同志论文化大革命
2、马宾同志论反腐败
3、马宾同志论群众工作
4、马宾同志论共产主义
5、马宾同志论帝国主义
6、马宾同志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
7、马宾同志调查研究报告
8、马宾同志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9、马宾同志论国有企业(上、下)
10、马宾同志论改革开放(上、下)
11、马宾同志论软科学(上、下)
12、马宾同志论信息产业(上、下)
13、马宾同志论航空航天
14、马宾同志论人口与计划生育
15、马宾同志诗词
16、马宾同志关于毛主席军事斗争哲学学习笔记(上、下)
17、马宾同志关于路线斗争学习笔记
18、马宾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习笔记
19、马宾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习笔记
20、马宾同志关于社会帝国主义学习笔记
21、马宾同志关于自然斗争哲学学习笔记
22、马宾同志《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钢铁工业发展问题》建议报告
23、马宾同志《日本钢铁工业现状》考察报告
24、马宾同志《西欧各国钢铁工业现状》考察报告
25、马宾、林立同志《国际共通语词典》，展望出版社出版
26、马宾同志译L、G、Reynolds：《微观经济学》，商务印书馆出版
27、马宾同志译L、G、Reynolds：《宏观经济学》，商务印书馆出版
28、马宾同志译H、H、Булъч《苏联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展望出版社出版
29、马宾同志译Henri Theil：《经济计量学》，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其中第一至二十二专题是二00八至二0一0年编辑整理的，尚未正式出版。第二十二至二十四专题保存在档案馆。第二十五至二十九专题上个世纪捌玖十年代已分别由展望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文集由《马宾文集》编辑组负责编辑整理，编辑组由李森、赵贵荣、张宝印、游战红、陶冶、张小林、刘桂兰、郭飞雨、陈莉、郑美玲、陈雪娇等同志组成，李森同志任组长。张宝印、游战红、陶冶、张小林同志参加了部分文稿的编辑工作。赵贵荣同志负责全部打印和后勤保障工作，刘桂兰、郭飞雨、陈莉、郑美玲、陈雪娇同志参加了部分文稿的打印工作。范景刚、李剑锋、胡建等同志负责文稿后期排版工作。全部文集由李森同志统稿。
二0一0年九月
《马宾文集》的整理编辑和出版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人手，也需要时间。编辑组要工作，需要有办公地点;要开展活动也需要有场所。如果启动了，赵贵荣就是办公室主任和后勤。所以就是马老不在了，小赵也不能离开的。所有资料都储存在电脑里。因为马老怕看不见成书，李森就张罗正式编辑前印刷出白皮书。我见到了书架上一排排的白皮书，因为还未正式出版，我只拿了《马宾同志论文化大革命》、《马宾同志论群众工作》、《马宾同志论发腐败》、《马宾同志诗词》等，出庭时成了竟然成了证据。这是马老绝对想不到的。去年正月初一我劝张姐应为有马老这样的革命老爹骄傲，现在我为马老如此境遇感到悲哀!我不知道老人家还能过几个生日，在生日这天是怎么样的心情?我只能用发表文章来表达我对他的敬仰和祝福，我也是想用网络的渠道宣泄我心里的郁闷和愤懑!马老用不着我了，在他有生之年唯一能帮他的，就是全力支持小赵把902室保护下来以实现他的心愿。仅此而已!
2016年2月3日于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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