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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夏曦的持续“肃反”，红三军接近土崩瓦解之地步。乌云，怎能永远遮住阳光。一天，转机终于来临了。
1934年7月，湖南桑植农民谷佑箴引着一名共产党地下交通员来到黔东红三军驻地。交通员把身上一件白布衫交给贺龙军长，告知上面写有中央文件。贺龙用药水涂在布衫上面，布衫上面立刻显露字迹。贺龙一看，简直喜出望外。贺龙高呼红三军有救了，军部人员都走过来想看究竟。
中央文件内容里，严厉批评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根据地“肃反”扩大化和解散党组织行动。文件明确指示必须立即停止捕人杀人，尽快恢复党团组织。红三军赶紧在酉阳南腰界地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热烈讨论中央指示。夏曦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夏曦不许别的干部批评，贺龙很不高兴，因此两人争论起来，闹得这次会议不欢而散。贺龙欲借中央文件纠正夏曦“左”倾错误没有能够实现。从此，贺龙只找关向应商量大事，因为中央文件已经指出，夏曦作为分局书记必须承担错误“肃反”主要责任。贺龙，非常敏锐。
一天，贺龙从南腰界小学的一份报纸上面看到了一则消息：“据悉，盘踞湘赣的匪首肖克、王震，受到国军清剿，从遂川向西逃窜，进入湖南，中共要员任弼时随军行动。目前，国军正在围追堵截。”贺龙找到了关向应，问道：“任弼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关向应笑着回答：“任弼时同志在我们党内地位很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委员。现在，他随肖克、王震的红六军团行动，可能是那里的中央代表。”贺龙一听“中央代表”这个名词，就会想起喜欢杀人的夏曦，邹起眉毛，问道：“任弼时喜欢杀人么？”关向应哈哈大笑，说道：“任弼时同志很沉稳，不喜欢杀人。他是湖南省湘阴县人，也跟你是老乡呢！”贺龙听罢说道：“是否老乡无所谓，关键是不喜欢杀人就好！肖克王震红六军团行动方向，可能会和我们碰面。我们这个样子，怎好见面！今晚我们应该开会，仔细合计一下！”贺龙这个建议，关向应立即表示非常支持。因为是二比一，夏曦蔫了，况且，他还受到中央严厉批评。
当天夜晚，贺龙亲自召集了中央分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说道：“白鹤有个滩头，我们红军应该有一块根据地。”夏曦因为四处碰壁，这时也同意在贵州东部创建根据地。
1934年10月的上旬，贺龙、夏曦、关向应经过研究，判断红六军团行动目标确实是奔着湘鄂西方向而来。贺龙提出，红六军团长途跋涉，人地两疏，必定会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我们不能摆架子，等着人家上门拜会，应该主动迎接。贺龙的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支持。贺龙无私无畏，终于真正开始当了部队的家。夏曦威信扫地，基本靠边站了。
在贺龙指挥下，红三军立即分兵两路，采取游击方式，主动出迎红六军团。红三军的行动，挽救了已经被国民党重兵击溃的红六军团。贺龙、夏曦、关向应见到的红六军团第一支部队是李达参谋长带领的先头部队二三百人。这位李达参谋长很细心，带着一部军用电台。恰在这时，中共中央来电指示，贺龙所率的红三军恢复原名红二军团，多么好的事情啊。
1934年10月的一日，这天秋高气爽，阳光灿烂，贺龙、夏曦、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与任弼时、王震、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在贵州木黄地区会师。顿时战友之间互相拥抱，发出的欢声笑语久久回荡在远远近近的山谷之中。会师以后，两军指战员和他们的统帅都意识到从此水乳交融谁也离不开谁。原来，红六军团是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之前的开路先遣军。
从任弼时同志的身上，贺龙看到了希望。如果把夏曦比作一块冰冷硬梆的石头，拒人于千里之外，任弼时则像一块充满活性的磁铁，能够把广大指战员们从分崩离析里积聚起来。
贺龙喜欢任弼时，任弼时也喜欢贺龙。贺龙早期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任弼时久闻其名如雷贯耳。相同的风俗习惯和乡音，使他们更加接近了。两人相见恨晚，互吐衷肠。贺龙把多年淤积于心里的委屈困惑逐一道出，请这位小十岁的老乡解答。任弼时虽然年轻，但是理论造诣和实践检验都很丰富深刻。
任弼时非常有魄力，他获悉红二军团指战员们怕夏曦的情况以后，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坚决提出“夏曦同志不宜继续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和分局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之职务，应该由贺龙同志担任分局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之职务”。任弼时的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中共中央的来电批准。
任弼时把红六军团政治部整个搬到了红二军团里，同时调来了大批优秀干部担任了师团政委、政工干部和党支部书记。贺龙也积极配合，命令红二军团原有干部谦虚谨慎，甘当副手，虚心请教不耻下问。经过任弼时和贺龙的共同努力，这么两下工作，红二军团立即生动活泼起来，面貌顿时改观。红二军团的整体情况好转，使夏曦产生发自内心的佩服之至。
夏曦个人的问题，亟待解决。11月的上旬，红二军团在永顺一个天主教堂内召开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各抒己见，揭发批评夏曦的错误。原红二军团的干部早就厌恶夏曦，甚至充满仇恨，然而，他们看见夏曦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领导同志一起坐在主席台上面的时候，感觉十分奇怪。由于大家心怀疑虑，无论会议主席任弼时怎样耐心启发也无效果。反倒是从红六军团调过来的干部没有顾忌，批评夏曦“肃反”过火。由于当时的人们认识水平有限，还没有认识夏曦的错误是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因而批评时认为他“犯了路线错误”、“没有执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夏曦对此不很服气，为自己辩护道：“严重错误我犯了，然而我是坚决执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的啊！”然而这个辩护是无效的，会议决定撤销夏曦的一切领导职务。任弼时、王震、萧克、贺龙等人在这次会议上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给他戴上了“取消主义”的帽子。同时，夏曦承认“在湘鄂西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和大搞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一切错误，一切恶果”，并且声称自己必须负主要的责任。
平心而论，夏曦和张国焘不同。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的杀人，和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杀人看似相同，然而，他们却有本质的区别。夏曦杀人出自教条主义，即贯彻纯而又纯的所谓布尔什维克路线；张国焘杀人出自宗派主义，是想把红四方面军训练成为效忠他个人的张家军。夏曦在湘西肃反是胡杀乱砍；他自己身边四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三个；往昔他总是觉得杀的越多，搞的越左，就表示越革命，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夏曦其实非常聪明，然而用错了聪明，跟错了人，就是那个妄自尊大的王明，路线方向反了，走得越久错得越远。
11月的下旬，遵照中共中央电示在大庸建立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以贺龙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的湘鄂川黔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由贺龙任主席，夏曦任其中一个副主席。
贺龙卸下心理包袱以后，情绪高涨许多。他又恢复了那种乐观豁达、敢作敢为的性格。那个爽朗欢快、幽默风趣的贺胡子又回来了。贺龙请任弼时兼任红二军团的政委，关向应担任副政委，这样一来，红二军团形成了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贺龙，好像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
贺龙和任弼时在长期并肩战斗中，结成了一对配合默契的黄金搭档。他们把红二、六军团锻炼成为威风八面的中共三大红军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并且在万里长征途中不仅没有受到损失，而且还扩大了队伍。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取得的这种显著成绩，受到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高度称赞。贺龙和任弼时不仅工作和谐，而且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任弼时有肺病，贺龙总是想方设法寻找名医替他看病，还再三叮嘱警卫人员、医护人员、后勤人员，必须切实保证任弼时政委的人身安全和物资供应。
贺龙和任弼时结成伙伴以后，夏曦就变成了一个闲人，不受重用，被分配做地方工作。夏曦智商非常高，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很强，可惜的是，他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走下领导岗位以后，他的头脑冷静多了，有了更多时间反思过去，检讨自己，虽然偶尔感到委屈和苦恼，但他还是比较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确实犯了大罪，冤杀了那么多的同志，造成了革命损失，以至于红二军团许多指战员视之如敌。贺龙多次告诫红二军团广大指战员，夏曦同志是好人犯了错误应该得到原谅。夏曦深怀愧疚之余，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正错误。
夏曦的革命兄长毛泽东，也很惦记这个曾经走弯路犯错误的小弟。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期间，毛泽东也是在中央苏区被“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领导人排挤而自顾不暇。1935年初红军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召开后，毛泽东重新走上了前台，成为新的中共中央核心，就是革命航船英明舵手。所以，毛泽东有权力认真过问夏曦的事情。
1935年1月，全军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夏曦的左倾错误。此前，江奇已经被处决。在全军扩大会议上，关向应出人意料地狠批夏曦，转弯一百八十度，让部分同志很惊讶。
3月，中共中央致电任弼时为首的湘鄂川黔省委，指出：“夏曦同志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没有发展到取消主义，如果认为他是取消主义，就是夸大其词；你们内部批评斗争是应该的，然而所做组织结论很不合适；反倾向斗争旨在教育犯错同志，而不应该处罚这个同志；夏曦同志应该继续留任领导机关内工作，逐步在实际工作中纠正错误。”
夏曦在湘鄂西苏区虽有排斥异己巩固最高领导权的个人意图，但更多的是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迷信。正如夏曦自己辩解的，是“坚决执行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认为搞的越左，就越革命，属于典型的“好人”办了坏事性质。不久，夏曦被任命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王震主动看望夏曦。最后，夏曦继续在湘鄂川黔边区工作，并准备参加长征。而夏曦也力求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在谈起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时，他总是痛心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永远还不了的账啊!从今以后，在我夏曦手上，决不可以再牺牲一个同志！”他是这样郑重承诺的，也是坚决认真这样做的。俗云浪子回头金不换，夏曦亦然。
按照中共中央来电的指示，夏曦重新被正式任命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接着参加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军事委员会分会和省革命委员会，直到红二方面军开始长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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