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能拍好《战俘营里的奥运会》吗？

　　姜文宣布要拍抗美援朝里的战俘奥运会，这是个绝好题材，但不好拍。

　　首先，我们要肯定，能交到正确的人手里，这是个极好的电影题材。抗美援朝的战俘奥运会肯定是中国历史上光荣的一页。自1840年来，饱受列强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终于扬眉吐气，在当年倒下的地方，重新站起来，一雪国耻。更大处说，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格外光彩的一页。饱受列强欺辱的中国人并没有变成复仇主义的暴徒，没有把这些战俘当做发泄羞辱的工具，反而以人道主义的光辉，公平善良地对待这些侵略军的战俘，甚至打破了西方当时还盛行的种族隔离。这和以文明自居的西方军队对中国战俘的迫害形成了鲜明对比。所谓三岁看老，初生的新中国所能达到的高度，在它的创造者奠基的时候就决定了。

　　但这个题材，放在当代，结合历史，这又是个很难处理的题材。类似题材的作品不是没有过，比如《决战之后》，就是反应功德林战犯改造的。但和国内题材相比，外国战俘并不好处理。和最后成为共和国公民的国内战犯不一样，国外战俘就很难表现改造这个题材。除了极少几个战俘最后留在中国，绝大部分西方战俘都选择了回国，而他们回国后也没能成为对华友善的力量。

　　无论二战还是越战中的西方战俘，战后都能发出一点声音，唯独朝鲜战争全然没有动静。二战是美国大获全胜，越战则是美国举国反战，这种情况下，战俘都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前者是胜利的奠基人，要共享胜利的光荣，后者是战争的受难者，反战者的同盟军。而朝鲜战争由于其对美国人而言不甘又无奈的结局，本身就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战俘当然更少谈为妙了。更不用说，这批战俘回国又赶上麦卡锡反共浪潮余波，受到了严格甄别和监控。

　　不要说战俘，当时美国舆论管制下就爆发了臭名昭著的“鲍威尔煽动叛国案”，可见当时美国国内的氛围。这位小鲍威尔是旧上海滩新闻界的名人，父子两代办过近代著名的《密勒氏评论》，新中国建立后，是唯一还能在中国办报的美国人，卖点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渠道的消息。结果他的报纸被英美全面禁售，实在办不下去了，53年抗美援朝结束后回国。

　　这位一回国，被FBI创建者胡佛亲自部署抓捕，按上叛国的罪名，差点坐电椅。可怜这位小鲍威尔二战时还是美国对华情报人员，他在中国办报其实是有一定特殊背景的，这也是新中国能让他的报纸存在下去的原因。这种情形下，这些战俘有良心的选择沉默，不少人只能主动被动的充当反共宣传的工具，这些战俘的遭遇和某些人鼓吹的西方人把战俘当英雄可完全不一样。

　　实话说，尤其是运动战阶段，中国人是在战场后勤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优先保障了这些战俘的生活条件。美国人在面临撤退困难时，多次出现过丢弃重伤员给中国军队的行径。甚至，美国人自己好几次不顾大大的红十字，误炸了战俘营，估计是觉得中国人会用战俘营做伪装，把二战日本人常用的那套把戏套在中国人身上。

　　当然，影视作品可以有很多视角，比如善待敌人，打破隔阂，中国人以德报怨的人道主义上；把战俘营里的平等和谐和当时西方还在奉行的种族隔离，严重的官兵不平等做对比；把侵略者由狂妄到认识到中国人是难以战胜的强敌的心路历程表现出来。但千万不要不把现在西方人那套相互理解，否定善恶的把戏放在这场战争里。在这场战争里，中国人表现了高尚的道德，而西方可真没有表现出多少骑士精神。像长津湖里的冰雕连，电影里美国人敬礼了，这给敌人的美化，真正的历史里，美国人可是破坏羞辱了遗体。

　　客观的说，确实几十年来，我们过得不如美国人，几十年来美化西方，鼓吹向西方投降的声音就没停过，现在都还活跃的很。而向人们展示不可一世的西方人怎么向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人投降，折服，表现出东方比西方更高的道德标准，肯定是要叫一大批人歇斯底里的。

　　回过头来说，我们自己那种对西方阵营理想道德高地的旗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放下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前进的大旗，我们也才重新立起来没有多久。没有这种大义的立场，没有这种精气神，只怕是不能驾驭好这个题材的。如果只是一味讲求以德报怨，人与人相互理解，那就真的浅了。所以我们才说，这样一部题材是要交到正确的人手里，是内容很好但并不好驾驭的题材。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外国战俘本身涉及了优待外国人这个问题。而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问题是有政治色彩的。即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多少也存在这种对外国人好于自己人的情形。这种特殊优待，在当时或有其必要，是营造国际形象的一种政治攻势，而当时的中国确实相对落后，要维持这少量外国人原有的生活水平，只能给他们一种超国民待遇。但时过境迁，这种顾虑，如今应该说不太存在了。

　　今天，中国军队的生活待遇和西方军队已经相差无几，甚至可以断言，由于工业的压倒性优势，真遇到大规模战争，中国军队十有捌玖才是后勤优势的一方，谁吃得更好，穿的更暖，弹药更充足，还不一定呢。至于我们周边的某些国家，像我们最近抓到的印度俘虏，给他们我国军人的正常待遇，恐怕已经是给他们开洋荤送福利了。

　　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肯定，那就是人民军队有优待俘虏的传统，不管国内还是国外，这一点是始终不变的。像过去优待国内俘虏，那是能转化成自己的力量，优待国外俘虏，能有助于改善新中国恶劣的国际环境，争取更多进步力量的认同。这些都有很实际的价值。但如今，东西方称得上壁垒鲜明，开始走向以种族文明为基调的对立。还有些时候，我们对外国人好，我们以德报怨，但一些敌视我们的国家，却是畏威而不怀德，把我们的好意当做软弱，抓住一切机会伤害羞辱我们，不狠狠教训他们一番是不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涉及到优待俘虏这件事，而是中国人再坚持我们的高道德标准还应不应该？会不会像东郭先生那样，反而被敌人利用了？是不是要向我们的敌人那样，用他们对付我们的手段来对付他们呢？简单的以牙还牙，岂不是快活？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还是回到优待俘虏的本质来说。确实，几十年来，要说我们优待俘虏，特别是外国人，在西方严密的社会控制和舆论霸权下，其实没有产生太明显的效果。而另一些文化迥异的周边国家国家，甚至可以说，如同对牛弹琴，浪费了我们的善良。对敌人，尤其是那些畏威不怀德的敌人，我们在战场上，在各个领域的斗争中，确实没有必要给予多于的仁慈，要狠狠教训，使他们无法在文过饰非，吃苦头到记忆深刻为止，坚决维护我们正当的权益。但对于俘虏，对于那些没有反抗能力的弱小者，我们也绝不能接受堕落到我们敌人那样的无底线。究其本质，优待俘虏作为一条铁的纪律，道德约束的意义在哪里？它最大的价值就是人民军队之为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

　　更高的道德标准，不仅仅在于对外如何，而是对执行者的一种约束和塑造。这个军队之所以能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尤其是面对力量远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它的根子在哪里？在于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而这些说到底，恰恰来自高度的道德与理想追求。

　　过去的中国能由弱到强，没有这种自我的道德期许是不行的。如果光想着拳头硬，就能多占多得，那么过去我们国家落后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弱小的时候，仁人志士们为什么还要坚持战斗，而不是去投奔强权，去博取荣华富贵。如果光想着靠手里的枪杆子，掠夺资源，把本民族的幸福建立在更多国家的痛苦之上。今天的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恐怕是有的，但应不应该是这样，不妨看看西方，前车之鉴，时尤未远。

　　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冉冉升起的超级大国，正面临着诱惑。西方国家几百年来，都重复一条把幸福建立在他人苦难的道路上。而中国被压抑欺辱了很久，吃了很多苦头，人们迄今为止对西方先进国家的富裕生活仍旧十分向往。黄四郎的生活就在面前，还没有落幕，但我们真的可以变成他的样子，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去上海，变成黄五郎，黄六郎吗？

　　如果我们放弃了长久以来的束缚，人民军队变得像美国军人一样快意恩仇，欺负弱小。看上去威风十足了，但这样的环境生长出来的军队，当他们在外国人面前作威作福的时候，回到祖国，还会是人民的子弟兵吗？如果我们选择了像西方一样的道路，在这个已经被分割殆尽的世界里，我们是不是也要最后像西方一样走上对内愚民，对外掠夺，最后自我毁灭的道路呢？

　　道德与大义，有时是虚无缥缈的，有时又是无比强大的。新中国在建立之初，给我们上了一课，而今天，面对历史的新抉择，要接过什么样的旗帜，要走上什么样的道路，是真正在考验我们，值得我们去思考与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