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这笔账应该算到谁的头上？

　　最近，由于一部名为《人世间》的电视剧在央视春节档热播，“伤痕文学”这个已经被许多人遗忘了的词儿，又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

　　《人世间》是根据作家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梁写过不少知青题材的小说如《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主要是控诉知青一代上山下乡前前后后的苦难，带有“知青文学”和“伤痕文学”的混合特征，但梁在互联网上被许多人熟知，还不是因为这些小说，而是因为他的一些“大胆言论”，如网上流传甚广的一句话：“如果中国重新回到文G，我就移民到美国”之类。我不相信这种二极管言论出自梁晓声之口，但也觉得跟他以往惯于夸张煽情的风格颇为契合，况且梁本人并未公开辟谣，可见这句话大抵是能代表其立场的。

　　作为同行，我对梁晓声先生的写作及政治立场充分尊重，这里也不打算对其人其文进行评价，只是就根据《人世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引发的关于“伤痕文学”的议论谈一点感想。

　　《人世间》讲述的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从文G到改开近半个世纪的生活故事。电视剧一开始，周家大儿子周秉义要去生产建设兵团，一家人哭哭啼啼、凄凄惨惨，仿佛周秉义不是响应“上山下乡”号召，而是下地狱或进监狱似的。剧中人物包括“大三线”工人周志刚一个个苦大仇深似的，好人变成杀人犯，工作靠走后门等等，画面阴暗惨淡，把毛时代拍得像“万恶的旧社会”……我并不是否认剧中的那些情节的确存在过，但如此扎堆地描写，显然体现了作者和编导对那个时代的基本认知——这是一种在中国文坛和影视圈延续了四十多年的经典“伤痕文学”模式。

　　很遗憾，我看了开头两集就看不下去了。

　　影视评论家郭松民说，“编导明显表现出某种精神和心理疾病的症状，剧中的‘历史’，是被植入的格式化概念化的历史，与真实历史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但问题是，大多数受众并不这样想，而认为小说和剧集讲述的就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上，四十年来，伤痕文学的这种叙述模式，已经成为了大多数中国人乃至世界认识和评判文G及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的标准和依据，一提起毛时代或文G就是“打砸抢”“整人”“吃不饱饭”，这对于许许多多从毛时代走过来的人，特别是工农大众来说，无论从感情还是理性上都是难以接受的。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不少人对“伤痕文学”提出了质疑和批驳。这些质疑和批驳的声音不可谓不大，但对于由伤痕文学作家及其传承者掌控的主流文坛，并未产生任何影响。四十年来，一代一代的中国作家和读者，以及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和学生们，都仍然笼罩在“伤痕文学”的氛围中，以至成了某种集体无意识；我接触过许多文学圈的人，他们一谈论和描述那个时代，就不知觉地采用“伤痕文学”的套路和模式。所以，才有严歌苓《芳华》和梁晓声《人世间》这样的新伤痕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创作和生产出来，并获得诸如茅盾文学奖和在央视热播的殊荣。

　　我看到旅法作家边芹女士的一篇文章《“伤痕文学”的话语框架是美国策划的》，该文在引用被称为“伤痕文学鼻祖”的卢新华的一段话之后指出：“‘伤痕文学’这一美联社在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及时推出、量身设计的话语框架，也决定了中国其后几十年的文艺主题。有人会说，‘伤痕文学’很快就终止了，那是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它事实上至今未见穷期，只不过最初契合主题的写作——知识分子回顾文G切身遭遇，渐渐滑向（也是看去自生实则被导向，以某些作家、导演被西人狂捧为战略转折点）泛苦痛——从文G特殊时期变成了整个49年之后甚至之前、从知识分子被整变成了全民遭殃、创作者从迫害亲历者变成并未受过迫害甚至体制得利者如文G造反派、如借万马齐喑之机从底层直入文坛艺界的体制宠儿；随后又进一步滑向对中国社会和人的大揭丑——把局部变成整体、个案变作通常，甚至把自己的猥琐人生、无尊严人格投射于全体中国人，此时文艺叙事已变为描黑述丑的大竞赛，看谁能写得（拍得）最穷、最落后、最黑暗、最丑陋、最不人道。这一步也非自然产生，而是由西方（‘集团’在各国的接应点、接应人）设了获得国际声誉和国际津贴的投奔门槛……”

　　我以前读过边芹女士的一些文章，毫不怀疑她的爱国主义立场，她对“伤痕文学”作家和作品一些特征的把握也是准确的，但对于她把“伤痕文学”乃至改开以来中国文艺界的整体堕落，看成西方国家甚至是情报部门策划的结果，则觉得未免有些夸张甚至危言耸听了。具体说，边芹女士把“伤痕文学”中国文坛驰骋凡四十年仍然方兴未艾这笔账算到外国人头上，不说找错了宿主，至少是本末倒置了。

　　一位署名“三峡人家”的自媒体作者指出，伤痕文学的作家们“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哲学基础，以个人的恩怨得失为出发点，以个人在文G中的经历为内容，掀起了一波否定文G的恶浪，成为走资派复辟的帮凶，成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国的走狗。他们的个人‘伤痕’也许抹平了，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难以愈合的更大‘伤痕’，给人民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深重灾难。所以‘伤痕文学’可以说就是制造更大民族灾难、毁灭中华的文学”。作者在列举了一系列普通中国人在改开后遭受的深重苦难后，愤怒地质问：“文G是被他们这类人同国内走资派和国外帝国主义者一起合力给否定了，但是带来的新的更加严重的民族伤痕日益突显出来。我不知这些‘伤痕文学’的好汉们现在都到哪里去了，比起他们的那点‘伤痕’要悲惨千百倍的事实当今比比皆是，这么好的创作素材他们怎么不去收集、去创作呢？”

　　同样是质疑和批驳“伤痕文学”，比较而言，我更愿意认同“三峡人家”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没有第二、三次历史决Y对文G的全盘否定，就不会有所谓的“伤痕文学”，也不会有近几十年来中国主流舆论场对毛泽东和共和国前三十年无休止的歪曲、抹黑和诋毁。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服从于新的主流意识形态。

　　毋庸讳言，“伤痕文学”是文G失败的必然产物，是毛泽东试图让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用共产主义理想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失败的活生生案例，同时，也是中国由人民民主时代进入精英民主时代的典型症候。克罗齐说，重要的不是讲述的历史，而是讲述历史的年代。这才是对“伤痕文学”符合逻辑的正确解读方式，其他都是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而是本末倒置的。

　　正如我发的一条微博所说：“没有内鬼，引不来外贼，如果‘伤痕文学’这笔账也能算到米国人头上，梁晓声的小说《人世间》荣获茅盾文学奖，并拍成电视剧在今年春节央视热播，这账该算到谁的头上呢？”

　　写于虎年正月初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