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评《隐入尘烟》：现实主义还是伪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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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中国影坛，除了娱乐至死的商业片之外，仍然需要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

　　这些年来，尽管困难重重，但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仍然涌现了很多，比如《钢的琴》（2011）、《暴雪将至》（2017）、《我不是药神》（2018）……，等等。

　　这些影片提醒我们，尽管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中国仍然存在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仍然存在被排斥、被忽略的边缘化人群，需要引起社会的关注。

　　在世界电影史上，二十世纪中期出现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新现实主义的电影工作者把镜头转向意大利普通老百姓，致力于表现意大利人民在战后所遭遇的贫穷、饥饿与苦难，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冷血、残酷，批判社会的不平等。他们以报刊上发表的确有事实根据的报道材料为题材来拍摄影片。经典的作品包括《偷自行车的人》（1948）、《罗马11时》（1952）、《希望之路》（1952）等。

　　新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是尽可能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为了加强真实感，拍摄时经常邀请非职业演员来饰演角色，尽量在街头而不是摄影棚中拍摄，影片中人物的对白也常使用地区方言。

　　表面上看起来，最近引起众多关注的电影《隐入尘烟》也具有新现实主义影片的一些特征，比如使用非职业演员（包括男主角）、实景拍摄以及使用方言等，但在我看来，《隐入尘烟》却并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形式主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隐入尘烟》是一种伪现实主义。

　　什么是伪现实主义？

　　就是表面上的现实主义，骨子里的形式主义。《隐入尘烟》反映的不是农村的现实，而是市民社会中的小资文青按照自己对苦难的品味和想象建构的世界，甚至是一个架空的故事。

　　这种建构的方式，就是把市民社会的冷漠、势利、自私等直接投射到农村和农民身上，然后再按照这种投射的影子来组织叙事。

　　这样一番操作的结果，《隐入尘烟》就成了一面扭曲的镜子：一方面，城市小资观众从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苦难（比如他们每天都感受的冷漠），由此产生“共情”；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苦难是“他们的”而不是“自己的”，小资们从自己的眼泪中确认了自己的高尚，并认为自己的良心得到了抚慰。

　　于是，《隐入尘烟》就这样“出圈”了——主要是在小资而不是农民观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但不客气地说，伪现实主义甚至比粉饰太平还要可恶，因为它透支了人们的热情，玩弄了观众的情感，遮蔽了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

　　《隐入尘烟》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还有一个绝不是不重要的区别在于：受战后社会主义凯歌行进，“东风压倒西风”形势的影响，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立场无疑是左翼的，抨击的锋芒指向资本主义制度。但《隐入尘烟》的出发点很明显是自由主义的，和“第五代”电影一样，其批判锋芒是指向“传统”（尽管是“伪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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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故事是人为建构的，所以其中不合逻辑之处就很多。

　　比如，马有铜和马有铁这对兄弟关系就相当令人费解。他们的父母和两个哥哥有金、有银均已去世，兄弟俩处于相依为命的状态。最关键的是，马有铁不是哥哥马有铜的累赘，他极为能干，不怕吃苦，从不多事，包揽了马有铜家的大部分农活，马有铜为什么急于将他踢出门去呢？为什么要给他娶一个真的有可能成为累赘的曹贵英呢？

　　再比如，大boss既然需要马有铁的“熊猫血”才能续命，那么他为什么不把马有铁养起来置于一个安全的地方呢（其实这样才有更加深刻的批判性）？如果马有铁生病、受伤或死亡，那么不也意味着自己的死亡吗？从影片给定的情况看，把马有铁养起来，需要的成本非常低，大boss完全负担得起。

　　反过来讲，马有铁并不是从上个世纪穿越过来的闰土，他是经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洗礼的——自己的血既然对大boss性命攸关，为什么不索要一个过得去的价格呢？

　　影片中的人物，都像是从贾樟柯电影中搬移过来的，永远木讷，永远逆来顺受，完全没有主体性和个人意志，可以命名为“贾樟柯木偶”，他们按照编导的意志摆出各种催人泪下的姿势，却唯独没有鲜活的生命。

　　导演太过刻意地建构苦难，苦难就成了一种蜜糖，难怪那么多人爱吃。

　　其实，人物性格不合逻辑倒还是次要的，《隐入尘烟》最主要的问题是美化苦难，把逆来顺受浪漫化，似乎一切不公不义都不是问题，有没有“爱”才是问题，只要有“爱”，无论怎样可怕的生活都是一种幸福。

　　爱是重要的，但不能用爱发电。我们要过一种健康的、拥有全部权利与尊严的生活，这是爱——哪怕是马有铁和曹贵英之间生死相随的爱——所不能解决也不能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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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入尘烟》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真正的原创性。比如说人物性格、人际关系、说话的方式等基本来自对贾樟柯电影的模仿，以至于我一开始甚至怀疑是在看贾樟柯的电影。

　　建房、养鸡的细节可以在《牧马人》中看到似曾相识的桥段，海清尿炕的细节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红高粱》，而泥砖被大雨淋毁的细节则是对顾长卫电影《孔雀》中蜂窝煤被大雨淋毁的“致敬”。

　　所以，当我看到马有铁兴致勃勃地制作泥砖，并且将其摆在太阳下晾晒时，我就猜到了后面的情节：一定会有一场大雨，而且马有铁一定不会想到在下雨前就用塑料布或茅草将泥砖遮盖起来。

　　其实，一个有生活经验的农民，对本地的天气会有一个捌玖不离十的估计，因此他会在太阳落山前后把不能被雨淋的泥砖事先遮盖起来，让自己可以睡个安稳觉。只有生活无忧无虑的城市小资才从来不担心晚上下雨的问题。

　　不是说一个导演不能借鉴别人的电影，而是说，既然号称现实主义，那么细节就应该主要来自生活本身而不是别的电影。

　　在影片的最后，马有铁把自己的毛驴放生，这一浪漫主义的、充满“大爱”的行为，让多愁善感的小资观众在黑暗中洒下了热泪。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对毛驴这种已经被人类高度驯化的家畜来说，它早就失去了在野外生存的能力，而且现在也不存在能够让它自由生存的原野。马有铁将毛驴放生，无非三种结局：1、被人抓去宰杀变成驴肉吃掉；2、活活饿死；3、被抓回来重新役使。

　　所以，马有铁的“解放”毛驴之举，就不可能不是虚伪的、矫情的、姿势主义的。这也一定意义上标示了这部电影的品质。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高度一万五千米”，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