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七八岁捌玖岁吧,总有大人说我长得既有男孩子的英气又有女孩子的秀气。刚参加工作,师傅们品评徒弟的时候也说我长得秀溜。我眼睛不大,还算有神,鼻子不大,耳朵不大。嘴稍大,但是一闭嘴,别人就说这其实是樱桃口,眉是黑黑的,全脸受看。也有大人说,这孩子长大了肯定走桃花运。
退休后陪朋友去逛“宝轮寺”,一个老和尚看见我,过来上下打量着说,阿弥陀佛,施主你是典型的“五小”,有一张走桃花运的脸和体型啊。万幸的是,看来你把持得挺好,腼腆的人,又一脸正气。我佛慈悲,是有“外力”护着你,让老衲给你看一看吧。我看着老和尚没有言声。
走“桃花运”?嗯,是的,有那种说法。记得很清楚,第一个也是说得最多的是一个房管局修房的工人,还不止一次。他爱摸我的头,我要是想躲开,他就做出要抬手打我的样子。虽然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桃花运”。那个工人姓张,矮矮的个子,外地人。
虽然我那时候不懂什么是桃花运,但我知道我喜欢女人,尤其是大眼睛的女人。喜欢到什么程度我说不好,就是莫名其妙地喜欢,岁数逐渐大了,27、8岁以后,我终于断定在11、2岁之前,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好色的人了。那时候,看见大眼睛的女人,我已经不由自主的会脸红了。
我的记忆力不错。六岁开始记事。妈妈给我买了一双新袜子,厚厚的,脚面上有红色黄色的方格,袜筒是全红的。老妈的头发梳理得整齐黑亮,靠在一只一头沉的写字台边,坐在一个过去常见的凳面长方形没有靠背的凳子上,一只脚踩着撑子,一只脚放在地面,聚精会神地缝衣服。太阳已经快落下去了,略微有些昏黄的光线,从高大的窗玻璃上方糊纸的地方还可以映射进来几束,在屋子里打出有些昏暗的光柱。
房子很大,院子里也没有别人,安安静静。我在妈妈的身旁,手里拿着那双新袜子,一会儿放进 一头沉的第一个抽屉里,一忽儿又拿出来,放进第二个抽屉里,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一直到老妈做完了手里的活儿,看着我来回折腾,笑了。终于不等到明天早晨,马上用温水给我洗了脚,给我穿上新袜子。我看着脚底下不敢走道了,站在那里好一会儿,才敢轻轻地抬脚。今天想起,恍如昨天。
十岁的时候,时兴背诵毛主席语录,我没有去背,每天抱着《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岩》那样的大部头看故事,似懂非懂,不认识的字也多。张家的的孩子比我大一岁,每天都背。他妈问我,你能背几条啊?我问,他能背几条啊?他说我能背十条!我不服气,张嘴就说,我能背一百条。晚上我背给你听。
回家以后开始背诵毛主席语录,没有不认识的字,也不绕嘴,背着很容易,一直背到毛主席语录的47页才吃晚饭。晚上去他们家背,嘡蹚嘡蹚,还没有背完,把他妈就气急了。瞧人家,你就是装样子给我看。说着还给了我一串葡萄吃。我很得意,在屋外跟他说,你们家葡萄真好吃,多给我留点。把他心疼得够呛。
小学三年级,学校组织批判“三家村”,我写的一篇批判稿,大意是批判他们把人民公社说成是“一个鸡蛋的家当”。老师认为写得好,让我去办公室对着录音机念,然后在学校的喇叭里放出来。同学羡慕,我说这不是我的声音啊。还找老师去问。
我一二三年级的老师都特别好,现在想起来,仍然像我的妈妈一样。后来开始打老师了,心里真是怕。而我的 小学生活从四年级也开始变味了。我说的只是我。
事情的缘起是我爸爸在市工商联会议的一个发言,内容是深入学习北京市副市长刘仁的一个讲话精神,并表示要向刘仁同志学习,努力领会党的工商改造政策。文章被刊登在北京日报上。“那个”开始以后,有人翻出来,说我爸爸是一个有野心的资本家,学刘仁是想当副市长。然后逐步升级,从工商联积极分子,一跃而为不法资本家---反动资本家---阶级敌人---人民的敌人。现在想起来都令人后怕---幸亏我爸没有说要向刘少奇学习。
我哥哥在上大学,毕业证书还没有拿到手,就已经被空军确定挑走去当飞行员。遗憾的是就在快放飞的时候,被发现夜里没有睡着觉。上级问他为什么睡不着,他说兴奋。经过检查被确定有神经衰弱,结果被刷下来了,安排到一机部。
工作不到一年,又被别人发现,他提笔能文,不但字写得好看---因为有毛笔字的底子---而且效率高。无论是几百上千字,都是直接写,不打稿,不用抄,一次通过。这样就被部长办公室要去当文字秘书。两年以后又推荐给更高的领导。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反正也是一跃而起就炸街了,一下子他成了部领导有意安插在大领导身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由于大学学习的是俄文,嚷过一阵他是苏修塔斯社的卧底。直到后来都平反了也没有弄清楚是谁安插的他,他怎么反革命了?我曾经问过他,他懒得和我细说,只说领导下去了,能饶了我?
我也一直不清楚是因为我爸爸抓的我哥,还是因为我哥抓的我爸爸。总之是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儿子有一个反动资本家的父亲,一个反动资本家的父亲有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儿子。
因为老妈挖防空洞的地方远,不能早回来做饭,我和弟弟饿得难受,就自己点炉子,想熬棒子面粥喝,弄得过道里有烟,院子里街坊家从外地回来探亲的大闺女,因而指着我和弟弟说,不知道把炉子搬到院子里吗?我说烟筒是固定的,我也搬不动。她恶狠狠地说,还不老实点,想让公安局把你们一家子一个个都抓走啊!一个星期以后,她们家被抄家了。
这个女人,不瞒你说,就是一个大眼睛的女人,以前她回来探亲,我只要看见她保证会大声地叫她一声大姐。这对儿大眼睛,在诅咒我家一个一个的都被公安局抓走的那会儿,居然是闪着蓝悠悠的光。现在想来,那可能是她当时站在院子里的山墙下,是光线的缘故。可我从此再不搭理她,也开始对有大眼睛的女人有了一丝警觉。
时光荏苒。她已经没了,听她弟弟说的。唉,我们家问题严重但没被抄家啊,只是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院子里一共六户,四家被抄家了,两家被遣返了。说到底,所谓的优越感都是虚幻的,都是底层,都是老百姓,又何必相虐呢?偶尔看到她的弟弟,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会想起她的大眼睛,我猜测着,在另一个世界里,是不是还在眨动,是不是另外一种颜色的光了?
我家的人一下子都成了现行反革命家属,按现在的说法,是被站在了c位,很引人关注。我爸爸在哥哥抓起来的前后脚,已经“留置”了。要随时接受批斗改造。当时关在单位还是哪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哪敢问啊?只记得清楚,一共75天。
胡同里过去恭恭敬敬叫大爷大妈的,见到我和弟弟,总是大声地咳嗽一下,然后狠狠地吐出一口厌恶的痰。我的反映是更大声咳嗽一下,有痰没痰也使劲吐一口。这个习惯,对某些人我一直保持了多年。
从那时候开始,在胡同里学校里经常挨打,再想找过去要好的同学一块去上学,同学的家长都用眼睛瞪我,以后就不敢找同学了。曾经有大年级的学生,一群人冲到我所在的班上,点名威胁我这个四年级小反革命。他们已经小学毕业,却全都没能按时升入初中---管理空窗期。
后来有了军宣队,军宣队的田队长非常厉害,鼓眼珠子,嘴大,能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紧。无论学校里出了什么事情,只要是不好的事情,就一定要把我叫去听训。我的反应是身上缩缩着,腿发颤,嘴干,说不出整话。回家以后不敢提起。
学校原先的校长名张大树,常看见他笑着在校园里走过,像个和蔼的大叔。此时也被那个了。新来的的女校长姓吴,大胖子,眼睛也不小,后来是那个什么会主任。几次指着我说,你又干什么了?你们这一家子呀,有没有好人?我若嗫嚅着说我什么也没干,她的大眼睛一定是冷冰冰地看着我说,你站着吧!然后就和其他人去说说笑笑了。
75天以后,没错,75 天以后,我爸爸回家了。看到我爸爸推着自行车点头哈腰地和街坊打着招呼进院子,我高兴,我紧张,自己跑到一间屋子里紧紧闭着嘴揉眼睛。爸爸做的事情是赶紧找出来过去得到的各种各样的奖状、证书,任命书,无论是谁的,统统烧毁。把一箱子古人字画,一大堆坛坛罐罐,一套一套的碟碗杯盘,一摞一摞的小说和各种医书,统统砸了撕了毁了,一趟一趟扔到垃圾站。
我忽然感觉房子里清爽不少。哥们儿你知道吗?这对我影响也不小啊。生不带来,死不带走,都是身外之物。人不能为物所累,使不上就扔。我回到北京,不但什么都不带回来,把北京家里的东西也扔掉不少。记得参加工作以后,我妈还常常说我,怎么什么都想扔,日子不过了?我爸说,这孩子,手那么松,什么都敢给人,是从小说上学的吗?
我不言声。我扔得再多,也是随手一扔,远远赶不上全家人一块儿一趟一趟扔半宿扔得多。爱妻说,退休了,你也多余,不会把自己也扔了吧?
房子是四居室(拆迁了),补钱给的小二楼,就没住几年。和机关协商以后,我把钱领回来,房子交了。小件儿自己处理,大件儿留给以后的住户处理。单位另外给了我二十万块钱补偿。其实装修费也远不止二十万块钱。但四居室没少补偿我,没必要再和机关算计了,多少是多啊?若临走我再想趁机捞一把,别人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我。
倒是我的夹克式工作服,天气合适还经常穿着去遛弯。养过几天鸟,连笼子也一块送人了。总之,越简单越好。
还说我爸。第二天他早早地就去单位了。从此就开始每天蹬着单位的三轮车,上面装满了药物,往市里的各个药店送货。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下雪。开始总是回来得晚,因为他不会蹬车也蹬不动。但慢慢地就行了。只是从此回家以后话就少了。雷打不动的是,他每天都要喝两次酒,每次八钱,直到现在。我的印象里,他从来没有喝醉过。
冬天里,我爸拉着满满一车货,经过府右街的大桥。大桥中间太高了,还顶风,蹬到半截实在蹬不动了,三轮车打着横往后出溜,脚蹬子也飞快地转,把我爸的脚都打骨折了。后来听我爸说,他当时大声地喊,后边的人快躲开啊!
幸亏有两个执勤的解放军叔叔,见状立刻跑过去把车给固定住,把我爸扶到路边。万幸的是车没有翻。那是国家的财产,损坏了要赔,可能还要罪加一等。真悬啊!于是我二哥就不上学了,每天在三轮车后面推车,推了一年多。以后改为跟着汽车做装卸工,就不用二哥推车了。二哥回去上学又有了麻烦。
我妈没有被抓走,她文化低,但参加过西山游击队,也翻山越岭给送过情报,做过一些工作。娘家几兄弟都是老革命,大哥是八路军的警卫连长。二哥是西山游击队的排长,四弟是军医。有关方面都给了证明。那个开始后,我妈仍然受到一些冲击,被批斗,坐过“飞机”,最严厉的处罚是去挖防空洞,每天也是累得腰酸腿疼的。
我升入中学了。全校唯一现行反革命分子家属,很显眼。开学的第二天,我就被几个初三年级的给扇了几个耳光。扇得我晕头转向,哇哇大哭。晚上回家,胡同里的王姓两兄弟,都是身高一米九多,比我大十几岁,与我大哥关系好,曾经是晚上一块去北海滑冰场扫冰挣钱的玩伴。看见我问脸是怎么了,我讲给他们听。
第二天早晨上学,他们跟着去了,让我去那两个人的教室,我指认以后,王家兄弟把他们拉起来打了几拳,让我打他们几下出气我不敢。他们的老师没在班上,也没有人去通知学校保卫组。以后,两兄弟跟胡同里的大孩子说,这是自己熟人的弟弟,你们都给照应着点。现在他们都快八十了,每年春节我一定去看他们,聊几句,送点茶叶唔的。
有人撑腰,于是我就疯了。一言不合就打一架,无论是谁。但挨打的时候多,直到初三,情况才有改观---我有所成长了。期中,有几个不服气的,突然把我叫到教堂后面围了我,刚一动手,我就毫不犹豫地还击了。当时他们四个人都愣了,惊诧地嚷着,唉,他还敢还手!
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敢还手,我却知道他们不敢打死我。以后熟了,有一个问过我,我看着他:打不过我也一定要还手的,谁怕谁?
一个同年级同学是学校排球队的,比我高一头。中午放学下楼梯的时候,站在我后面,为在同学里耍威风,往我脑袋上吐吐沫。还口口声声“他妈的反革命”。等下来到平地,我返回身一拳把他打得坐在楼梯上。他自然没完。
我们俩从楼梯口一直打到操场上,他比我高,但有点笨拙,我就跳起来打,而且动作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那时候就有体会了。我绝不能输,输了的下场一定是我被群殴。他的身边有几个排球队的人在起哄。
从操场的这头追打到那一头,操场上居然一片喝彩声。最后一拳打过去,他偏头一躲,把他的耳朵打撕裂了,满脸的血,他求饶了,连说不打了不打了。是我的几个同学带着他上大阮府医院缝的针。
多年以后,在胡同里走过,小饺子馆里有人敲玻璃。一看是他,进去聊几句吧。问他怎么才吃二两饺子,他说现在混得太背,没有钱花,没地方上班,没有媳妇。刚接了个“活”,还让我看看他揣着的菜刀。说晚上去东华门把一个人的给砍了,能挣三万块钱。问他有什么仇?他说没仇,是一个女人顾他去砍她爷们儿。
我劝了他一阵,砍完了人家不给你钱怎么办?人家不承认了怎么办?抓你你往哪跑?看着他耳朵边上的一排“锯子”印儿,把身上的几百块钱拿出来,分给他一半。留下电话,过几天给他介绍了个工作。他去了没有干长久,以后就没有联系了。
干面胡同有一个同年级同学,比我高半头,比我壮实,从没有说过话,他有几个关系好的,很抱团。因为听见隔壁我们班里在批判我,课间休息时,骂我这孙子又挨批了,我痛痛快快和他打了一架,那激烈的场面就不描述了,有宣传暴力的嫌疑。反正他是真怕了,后来去农村插队,一个公社,不在一个村,见了面一直客客气气地。
说起批判我的原因,我后来总结,就是平空设靶,用老师的话说,以利于班集体的团结和树立正气,锻炼提高同学们的政治敏感性和阶级斗争意识。这倒确实是应该的,但斗争对象不应该是米帝苏走资派修吗?我草!
有一篇课文里有一个成语“欲盖弥彰”,现在也记得清楚。小测验的时候,我填写的是书上标准答案:“想掩盖反而暴露得更加明显。多用于贬义”。毛病就在“多用于贬义”这几个字。
那个女老师姓邓,个子不高,白头发,戴着眼镜,一双大眼睛在镜片后熠熠闪光。不知道叫什么,临时来代课。她是这么说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啊!?真不是那么好教育的。假象啊!她一边说一边摇头。
听你们班主任说有的人平时不好好学习,功课还挺好,我就说不可能嘛!闹了半天是偷偷抄书。抄书就抄书吧,还不会抄,谁答题会答上“多用于贬义”啊,啊?我告诉你,这暴露了你,你怎么不把课文全抄上?同学们啊,这是品质问题啊,是欺骗,是新动向……是……
唉,真特么的!答错了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事情。
语文老师的口才不错,一字一句,声音清晰,义正词严还抑扬顿挫,眼睛里还散发着正义的光。绝没有也不是一位年长老师看学生时的慈祥睿智的眼神,好像是法官在给我下判决。我不服气,站起来说她可以用别的题再考我。全班同学里也有不少起哄的。结果她说我大闹课堂,性质严重,破坏……要反映给学校和班主任。
女班主任,二十多岁,大眼睛,忽悠忽悠地,似乎会说话。在老师和学生的见面会上,我盯着大眼睛看了半天,觉着她应该是一个温柔的女老师,庆幸地以为从此我的境遇会稍好一些。但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第二天,她来了,二话不说,麻利儿组织同学结结实实地批判了我一个星期,每天下午的两节自习课都给我了。分组批,全班批,全班批,分组批,持续深入讨论批,教室里的三面墙挂满了大字报。比较统一的口径是判定我为“永远改造不好的子女”。最后还羞辱我,把我爸请到学校。我已经是中学生啦,还请家长?!
尤其令人郁闷的是,在布置开始批判,动员同学起来和我进行斗争的时候,她的大眼睛一直是忽闪忽闪地,好像有很多内容,有鼓舞人的力量,她成功地把同学们发动起来了。而我却在班集体里几乎彻底孤立了。我有点怕有大眼睛的女人了,我开始封闭自己,拒绝大眼睛。
回家的路上,我爸让我说说是怎么回事?我说完以后,我爸爸也没有言语什么,直接带着我去东安市场里的小饭馆,让我尝尝饭馆里的饺子什么味儿。那是我第一次在饭馆吃饭。
初二,还不错。小批判不少,没有值得一说的大批判。一年的时间里,感觉我在班里的处境宽松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已经有十几个了,我有了自己的哥们儿。插几句别的。年级的政治课女老师姓许,仍然是大眼睛,眼光凌厉,似乎有点狠,说话的声音也很脆,但口臭厉害。
一次她在黑板上出题:党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是什么?让同学笔答。我答的是,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她特意把我的答题拿出来念,但不说对不对,反而是嘲讽的口吻,阴阳怪气地。她大概是觉着我不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范围里。
我因此至今也不明白当时党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但当时,我只是低着头,安静地听她讲,不再敢去看那双眼睛。我模模糊糊地认为,大眼睛的女人都不是善茬,我以后应该提防她们,
初三上学期,另一次大批判,我再次被平空设靶。全年级去学农。有纪律不允许在地里互相扔土咯垃砍着玩。可是刚刚到地头,正在拔草,一大块土咯垃就砸在我头上,砸得我坐在土里。我当即大骂:谁他妈砍我?
看了一圈,只有一个男老师,站在那里,手里的泥块正在簌簌地往地上掉土。见我看他就说:“我砍你了,怎么着?”“不让学生砍,你老师砍,你他妈的是老师吗!”
他听我骂他,气汹汹地快速过来想打我,我也马上拿起薅锄防备着。是别的师傅给拦住了。因为我想和老师动手,回校以后批判了我很长时间,大字报在教室墙上挂了上下三层,每天都有新的添上去---这总是好事,同学们虽然年轻,但立场明确,要求进步,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朴素的。
最高处挂大字报要摞桌子,我主动过去给扶桌子,说不行我上去吧。还告诉上边的同学哪边挂低了哪边挂高了。看到我这样子,同学们多少有点不自然。
自习的时候我就看大字报,看内容我已经像苏修米帝走资派那样让同学们愤恨,这是拜老师的启发。很多大字报发誓一定要让我“夹起尾巴”。我自己也想像着,要是有尾巴,是壁虎那样的,还是鲤鱼那样的?我应该怎么夹着?穿什么样的裤子上学,别人才看不见我夹着一条尾巴。不瞒你说,头疼。
据说当时动议把我送局子,还要“当场铐走”。阶级敌人嘛,就得狠!就得满腔怒火。之所以没施行,是男老师理亏在前。另有一个教数学的女老师,姓何,她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数学好的同学本来就不多,学习打断了以后接不上。我见到她一向是立刻叫:何老师!无论在学校的哪里。她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听见我打招呼时,还我一个微笑的老师。那微笑曾经让我感到暂时的轻松快乐,稀少而珍贵。
去北京汽车二厂学工,学校的工宣队长也经常过来。结合学习工人师傅对阶级敌人的大批判,也要组织对我的批判。有同学悄悄提醒我,千万别顶嘴了。因为每次大小批判,都是女班主任找个茬,在班上像是批评我,但用词叵测,带侮辱性。我一顶嘴,她准是那句话:好,从明天开始全班批判他。我当时就那么犟,知道是套,我偏钻。豪勇之气外溢。
我们班在车间外空地上围坐成一个圈。老师动员了几句,矛头刚刚对准我。每天带着我检测化油器的那位师傅来了。说我是特意请了会儿假,过来表扬一下这个同学。他指着我说,这同学对工作认真负责,态度端正,不怕脏累,也非常尊重师傅,是个好学生,希望你们表扬他,不要埋没他。就这样把已经挂在靶子上的我,生生解救下来,如同“刀下留人”了。
学工结束,离开北汽二厂,和那个师傅告别,师傅说,孩子,你得学会“忍”。那位师傅姓郭。另一个挺孙子的家伙我知道名字叫刘英豪,一张天生的贼脸像西门庆,当着女班主任说我,这么点岁数就反革命,老实点,不然揍你!
忍是要忍的,有时候真忍不下去就不忍。但学生时代对我性格的影响确实有点大了,也把我性格定型了,急眼了就一横心,爱谁谁了。工作多年后,我哥曾经告诉过我,那谁,特意来电话提醒过,说你那个弟弟胆子太大了,什么都敢说,不利于他将来的发展。
初中最后一个学期了。接近期末,不批判我了,同学们有的准备上高中,有的准备去插队。年轻的女班主任以及那个男老师,却突然进局子了。因为什么这里就不说了,恶心。即便按现在的标准也极为地不堪为人师表。
我后来学着写小说,写了个中长篇,80多章节 ,把这个男老师写进去了,他是真那个啊。很遗憾,第一节(白果树下)在审核栏挂了七八天才给发出来,可能是什么地方不合适,以后我也就不发了。想想算了吧。其实我觉着除了文学性差点,叙事基本清楚,写得还可以凑合看。
想说迷惑于大眼睛的故事,扯得那么远。还扯回来吧。
那个女同学,苗条瘦溜,软软的中短发,有点自来卷。身高和我一样。人特白,瓜子脸,大眼睛有点发蓝,俏鼻梁,牙齿白而齐整,一笑似乎有点“地包天”。慢性子,听不见她大声说话。以后开始注意她,多看了几回,发现不是地包天,是我的错觉。现在回想,如果说有桃花运,她就是我的“运起”。人家是不是瓜子脸和我有什么关系?是因为大眼睛吗?是,明确地说,就是那双水汪汪地大眼睛。
她身高和我一样,因此和我坐一排,间隔两个同学。我在初二年级的时候就发现了,老师在讲课,大家都在安安静静地听讲,偶尔一歪头,看见她把脸枕在课桌上,用那双水汪汪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我把眼睛挪开,待会一看,她还在看我。
以后次数多了,我就询问式地也看她几回,这时候,她或者是羞涩地冲我一笑,抬起头来,或者就把脸转向另一边。然后我发现她又转回来看着我。天呐,一年多里,数不清有几百次,我心里一开始发毛,后来习惯了。就这样,直到中学毕业。
以后在干面胡同看见她两回,她甜甜地笑着冲我走过来,没错,甜甜地,红着脸,还有些少女的那个(犹移与羞涩?)。我感觉是想和我说话,但仍然处于心理封闭状态的我不敢接招,低头赶紧走过去了。
以后又在我家的大门口看见她几回,仍然冲我笑,过去了还几次回头看着我笑。现在想起这些,就能够明白了,她那是少女的心扉开了,一定是的。当时封闭的我却是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真心盼她好。她可从来没有写过批判我的大字报,一次都没有啊!
另一个女同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班花”甚至是“校花”。两条辫子,不大的蛋圆脸,也是一双大眼睛,很亮,不管是说话、抿嘴还是笑,老在脸上显现两个大酒窝。个子比我猛一点。无论是去学农还是去学工,总有农民或者工人师傅围着她,或者远远地看她。我亲耳听见过女师傅们议论她,一个说这个孩子长得真漂亮,一个说不是漂亮是美,真美。
有同学告诉我,嘿,那谁,她老夸你,打架那么勇,功课还那么好。还夸你在讨论时候的发言,老让别人笑翻了天。有哥们儿说,我都嫉妒你了,你怎么那么会说,老能让她乐。我倒是有点懵,从来没有想过故意说什么逗她乐。
初三去学农的火车上,按顺序一排坐三个同学。隔着一层板,她坐靠窗,我坐中间。很多同学都“静默”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她换坐到了中间和我背靠背。一会儿她的辫子“啪”,甩过来,搭在我的肩膀上。我迟疑了一下,拿起来“啪”给她甩回去。我感觉她站起来看了看我。
过一会“啪”又甩过来,我“啪”又甩回去,同一条辫子拧着劲传递了好几回,最后我大着胆子犯坏,抓住那条辫子,使劲攥住,一点一点往下拽,一直到她随着头发慢慢站起来,听见她小声“诶哟诶哟”我才松手。
下火车的时候,我低头假装没事,看见她的脸可是真红。现在想来,她确实好看,是干净、健康的美。没有化妆能美成那样,绝不是塑料美人。学农是在农场,起猪圈,或者给老玉米扒皮,她总是在我旁边,跟我说话,给我递工具。
吃饭是用自己的饭盒,有值日同学给打好。一次我的饭盒找不着了,大家看着最后剩下的那个饭盒,认出是她的。再看她,已经把我的饭盒快吃空了。
她过来说对不起我拿错了,你就用我的饭盒吧,一会儿两个饭盒都是我洗,保证给涮洗干净。她是大大方方的,居然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样子。我倒脸红了。农场的师傅指着我说,哎,这同学脸红起来还挺好看,像女同学。弄得大伙都看我。我肯定脸更红了。以后几天里,我拒绝她来不来就要给我涮饭盒。
在班里贴我的大字报,很多次老师和同学问她,你是批判他呢还是替他辩解呢?你很欣赏他吧?她的父母是大学老师,有同学说也受过什么冲击,反正家里的日子也不太好过。
这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是不是同病相怜不清楚。毕业以后,在胡同口的自行车铺见过她,没有说话,我们俩都“唰”地脸就红了。她往我身前慢慢挪了几小步,紧着看我。可惜那时候我“那什么”仍然未开,一点“歹意”也没有。修完了自行车,含含糊糊地和她点了个头就推车走了。祝她幸福吧,给过我点滴甜蜜有趣的回忆还不舍得真批判我。
大学有了一个女朋友,一个专业,同学撮合的。经过了几年纯洁的平和的恋,最后分手了,奇怪的是当时也没有什么感觉,只是浑身凉凉的,有挫败感。她长得像某个演员,无论在哪,大眼睛 的她总是很是吸睛。但是脾气太大,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是军人,都宠着她。父亲是职业军人,视她如掌上明珠。分手以后知道她抑郁了,去医院看望她,劝她。出院以后她心甘情愿地被我讹了几餐。现在是二婚了,也挺幸福,年节还有联系。
最让我刻骨铭心而又痛心疾首的,是单位里的一个同事。不在一个地方办公,我经常在大桥工地,到处跑,她在办公室。我感觉我是主动喜欢上她了,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到什么程度?反正我老想看见她。时不时找借口上她工作的地方转转,哪怕她不在,我也要看一会儿她的办公桌和椅子。好像她正在那里看着我。回过神儿来,知道她真不在,心里又空落落地。
但是我不敢随便和她说话。我觉得她是有品级的女人,而我不够。她不但长得螓首蛾眉,而且大眼睛沉静似水,面庞灵动大气。那笔好字,也羡慕得我不行不行的。好的字体说明她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她说话的语气,也是我愿意接受的,令人舒服。
她是团支部书记。后来我当上了室主任。工作无联系,找不到借口,我不会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追求她。只知道看见她就规规矩矩,对她表示尊重,一点儿不敢逾距。往往是看不见了想,看见了又往后躲,其实就是心里有“鬼”,越喜欢她越不敢说,人也就不自然了。
她曾经把我拦住,问我为什么拒绝某个女同事的追求,是不是有对象了,我说没有。问我想找什么样的?我胆怯地说没想过。唉,我真是笨,应该张嘴就说想找你这样的,因为我喜欢上你了,或者拐一下弯,说想找一个和团支部书记那样的也好啊!心里磨叽半天就是不敢。以后她给了我无数次机会,都生生错过了,后悔死了。
那一天,正是大雪节气。六出爆下,天地皆隐。她追出办公室把我拦住了,站在大雪里和我说了很长时间的话,越聊越深,告诉我她家里的事情,还说唯一……特别疼她,还意外去世了。一边说一边流眼泪,分明就是在向我诉求,她需要有人疼她啊!
直到我们俩都成了雪人,我却还是不敢说什么,只是以后对她用行动表示关心多了,语气也是最最温柔。她也是只要看到我,就一定要特意站在我的视线里,对我的称呼也和别人不一样,我可以确切感受到心里的那份甜。她身边的人也都认为她在和我搞对象,我却一直羞涩胆怯,深深地爱着,却始终不敢表白。
如是三年,我已经快27岁了,感觉她对我的态度变了,一看见我就是一种哀怨的眼神,我不明白,以为那里得罪她了,开始不敢正眼看她。而她看我也是很厉害的:微皱着眉头,只看地面。说话有气无力,再无笑脸。我27岁,一段时间没见,她突然结婚了。
锥心的痛,我掉泪了。唉,其实我就是被小学中学时的阴影吓的,还是那个词,“封闭”而且自卑。除了不玩命就得挨打我敢奋起,敢扛上,“那方面”就没有得到正常的生成与发展。仔细回想,她是跟我耗不起了。她几次挺突兀地提起还有妹妹,我当时却不懂,姐姐没结婚,在家里是很尴尬的。
我没有理由埋怨她。她是无辜的。我也是。可她为什么也不捅破那薄薄的窗户纸呢?是我太笨了,还是爱本来就是那么难?
我和她没有联系方式,我也不张嘴要。我扛上,不招待见,但专业过硬,当了处长当院长。她每次都突然来我办公室示意。我当厅长,她又来了。离任审计期间,有人举报我,呼啦来了三个工作组,她仍然又来了,小声问我,有底气吗?我轻松回答,有。压力大吗?见得多了!她似有似无地点了一下头,又不易察觉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就是沉默,沉默之后,慢慢眨动两下大眼睛,又那样轻轻地转身离去了。
她来我那里是不容易的。太远,分院(处)与总院大概有几十里的路程。我当厅长后,她来厅里需要换乘。以后她又来过几次,都是大雪天。虽然年龄大了,但看上去仍然是那种摄人心魄的雍容沉静。进了我的办公室,不坐下,也不嘻嘻哈哈,只是很舒心的样子,慢慢地走过来,轻轻地说,还好吧,担子重了,要知道保重身体。然后就默默地站在那里把眼睛看向旁处。
我把她迎进来以后干站在那里,然后近前一两步,低声说道,知道了。请假来的?谢谢你。她不再说什么,只静静地站一会儿,不再看我就转身离去了。我走到窗前,等着看到她从楼里走出来,渐渐地融入漫天的大雪里。这时我才穿上大衣,一步一步也走进那漫天的大雪里。
她是特意在雪天来看我,知道我特别喜欢雪,雪天心情好。曾经同淋雪,也算共白头吗?知道她在回味过去,但我没有也无法挽留她,只是沉沉地看着她袅袅远去的孤寂背影。纵有千般话,相见一语无。有些事情,心里都明白,但感情的事情永远是那么沉重,不说不好,说了也不好,只能是尽在不言中了。
我深深地知道,今生今世我们俩就是那个---永远躺在对方心中那座坟墓里的人。只是,我不愿意有阳光照射进去---也不愿意走出坟墓---用冰凉地嘴唇对着她微笑,如果吓着她,我是有罪的。
两个纯洁而无辜的人,离得越来越远,生活的轨迹也永远不会再有交集了----我没能早早扼住“命运”的咽喉。
关于她,我用很长时间写了一篇小说,有人看过,弄得别人泪水盈眶,跟我说:这篇小说可能都是真事,只有小说的名字是编的,否则你写不出来。你完全可以给杂志投稿,肯定弄别人一个一塌糊涂。
我写那篇小说不是为了弄别人一个一塌糊涂。我是在进行,是的,进行,很庄重地进行痛苦的了断。但我不敢发出来而是完全删掉了。有些细节,有些点点滴滴,只有我和她知道,怕万一被她看见了,扰乱她的平静。
有句话说得好:三生有幸遇见你,虽然错过也是情。谢谢她来过我的生活里,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爱。只是耽误她那么多年,弄得自己心里痛,她也痛,都在痛。
花开堪折直须折,女人能够感觉到初恋的甜蜜,为了爱情可以“犯傻”,可以“颤栗”可以“沸腾”可以体验“幻境”,可以心心念念,不顾一切,其实就那么几年。年龄大了,现实了,激情也便消磨尽了。在这方面,是变异的性格害人害己啊!我在远远的地方祝她永远幸福。
与爱妻闲聊,提起过她,因为说起她能写一手大气好看的字。说到复杂的那个过程,爱妻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不经意地样子问我,止于何种地步。我实话告诉爱妻,如果我碰过一回她的手,就没有机会认识你了。我把那篇小说给爱妻看,爱妻说,这是真实的你,你算是真男人。我则安慰她,了断而已。
三个多月以后,明确我没有任何经济的、政治的、生活的问题,是个纯粹的另类。我甚至很多年不抽烟不喝酒,也讨厌故意巴结我的人。我提职了,但心里不痛快,干事情的出身,从此只能长坐办公室,不习惯。“黄鹄[hú]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总得图一样,什么提职,什么待遇,有什么用?先把两头跑解决了吧,就自己活动,申请调回了北京。
秋天里,唧唧虫声,片片落叶,催我赶紧回北京团聚。履行完了过程,直接就走了。没有联系方法,也没有机会和她告个别。直到从部里退休,我一直也没有她的消息---这辈子也不会有了。
写到这里我想,现在用金钱衡量一切的风气,使很多人失去了体验真爱的机会,不知道什么是爱而只有算计,不知道那种刻骨铭心地爱是什么滋味,这样的人生总是有些缺憾的。
桃花次第开,浓爱一定来。在北京休假,受一位老画家之托,去给一位老干部送画,被强留下吃饭。看见了现在的爱妻,老干部的二闺女。嘻嘻哈哈地闲聊了一会儿,心里没鬼很放松,装傻充愣地和她开玩笑,呃,你说你眼睛怎么那么大啊?我看着是真羡慕。哎--那什么,请教一下,像我这样的眼睛,怎么努力才能变成你那样的大眼睛?
我那不纯粹是递“戈”,确实是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第一次看见那么大的眼睛还闪哇哇地亮。老爷子闻听先哈哈大笑起来,那是天生的,怎么努力也不行啊!
她看着我直摇头,一本正经又有些刻薄地说,基础差得太多,没有努力的意义。然后又装作认真研究的样子看着我,似乎不怀好意地说道,你这种情况要是去做美容手术吧,恐怕光剌眼皮眼角不行,得剔下不少骨头,扩大眼眶子。她说完笑了,我也呵呵地笑了,刚认识,干嘛这么狠?
在厨房的老太太听见她的话,也是一阵笑。走过来说,她的眼睛长在你的脸上,倒不匀称了。你自己搭配得挺好了,干嘛去遭那罪。全家人又都笑起来。那个气氛令我感觉欢快,也很高兴见着一个这么幽默的女孩子。
吃完了饭,老爷子让她送送我。我问她星期天怎么不出去玩?她说今天约好去画画儿,因为我来,让她留家里照应。以后知道画家让我送画是故意撮合。当时我可不知道,但是我却忽然开窍了似的,乍着胆子红着脸,还假装轻松没所谓地说,哟~,因为我来耽误你画画儿了,多不合适啊,我赔你,请你看电影吧,行么?天呐,她说行!
就这样我总算是开始“进行对象”了。我内心认为,我和爱妻的结合不能用“桃花运”形容。
爱妻长得美,是老爷子住家那一片人所共知的,也是当时的某国营军工大厂幼儿园里孩子家长公认的。大姨子也长得美,但老岳母出去,别人都提爱妻的名字,说岳母大人是那个谁谁的妈。老岳母到现在也以此自豪。
爱妻对我很好。里里外外地把家管得也很温馨,什么事情都能想我前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有多挠头,她都是尽量自己解决。她还爱时不时来个幽默,能把我笑得喘不过气,以致现在的我不得不多次提醒她,别招我这么乐,承受不了了。她则一副认真地样子开导我,你笑点低,不成熟,当领导要学会把笑憋回去。
开始那几年,我在外地,她两头跑是很辛苦的。我要是有个病唔的,就更是急得不行,冬冷夏热地,真是不容易啊!平常在家里偶尔也拌点嘴。如果有了什么合适的话茬,我也及时抓住机会得意一把,你就应该对我好点。你是我去找老爷子办事的时候,顺便领走的。没有人敢追你,是我帮助了你,确切地说是拯救了你。气得她对我各种花式威胁。
爱妻小我几岁。曾经有画画的同学对她说,和你对象比,你富余太多,怎么就接受了他?爱妻则回说,你知道他请我去看电影的时候,脸有多红吗?像红布啊。只有心里干净的人才会那样!每次爱妻旧事重提,我都是先低头笑个不停,然后说道,你看人很准,别人都这样说,我也承认。
花香运绵长,爱妻情深远。嗨,就得了,老夫老妻地,不说太多了,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可爱的老伴儿也都各有可爱之处。从夫妻关系讲,每一个美好都有不同之处,不生活在这个美好里,就生活在那个美好里。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是选对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作为男人,更要对得起自己的另一半。
想多说几句的是,有人问过我,你自己承认,你不圆滑,性格扛上,吃亏还得罪人。这性格说到底是受到了学生时代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环境的很大影响,你恨么、怨么?我总是一笑:不恨也不怨,谁也没有亏待我。我甚至受益于有比同龄人比较起来还算丰富的经历,那经历与有一双大眼睛的女人有关,这让我洒脱。喜欢,好色,抵触,封闭,又喜欢,又好色,但不会抵触了。我完整地经过这一切,承受能力强于我很多同学和同事。
严格地说,是爱妻让我彻底摆脱了大眼睛女人对我的迷惑,又让我永远迷惑在爱妻的大眼睛里。
我就是好色!
202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