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书记要调走了!
怎么这么快就要调走了呢?说的说是升职了,要调到县里去当大官,说的说是因甄书记没能做好工作,降了职,调到别的乡任副乡长去了。当然,都是传言,乡政府里的人都不知道为何调走的,老百姓又咋知道呢?
不过,青云乡十二个村,凡是知道了这个消息的人,无不惋惜,而一村一队的社员,又特别是因新修乡政府而搬迁了那五家人,尤其感到遗憾和留恋。
乡干部调动,关社员啥事?现在的乡干部,别说连乡政府四近的老百姓都不认识,就是认识的人,见了乡干部,也等于见了陌生人,甚至还要躲远点儿。可是,那个年代的干部,那就不同了,而那个年代的关心民众疾苦的干部,民众可是真心爱戴呢!
那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事情了。
青云乡新调来个乡党委书记,叫甄爱民,四十多岁,瘦高个儿,鼻梁很高,双眼有神,平时在乡政府里时,爱穿一身草绿军装,就有人说,甄书记原来是个军官,是营教导员呢。逢上下田进地时,就换上旧蓝卡叽中山装,和村干部没啥两样。
党委书记,是乡里最大的官,乡长都是在书记领导之下呢。可甄书记与他的钱任贾书记相比,就显得不太像个青云乡的大官了,他见了任何人都和和气气的,和人交谈时,总是面带微笑。他这样对待当村干部队干部的人,也就罢了,可他对穿得巾巾吊吊的穷老大爷穷老太婆,见了面也是笑盈盈的,没一点架子,走到哪里,老百姓都不畏惧他,还要和他打招呼。
甄书刚来时,也就是让人觉得他和蔼,没架子,其他也没啥。但久一点,人们对他就刮目相看了。
每逢农忙,甄书记不仅要动员全乡各村的干部要抓好每个生产队的农时,还亲自扛上锄头,背上斗笠,带领乡干部们去疏通渠道,联系水库管理处,为了水不被别的乡从渠道上游给偷放了,还亲自带队守水。这些活儿,以前贾书记也要抓,但一安排下去,他自己就在办公室里指挥了。
逢上下暴雨,抢险抗洪的人堆里,一定有甄书记。那些偏远落后生产队,在农忙季节,总看得见乡干部今天帮助这个队插秧,明天帮助那个队播种,而在队里和社员一起干活儿,中午自然不便回乡政府吃饭,就在队长家或社员家吃午饭,但吃了饭,每个人都要付三毛钱和三两粮票,决不白吃。因为书记都处处走在头里,所有乡干部都以甄书记为榜样,干群关系就比以前更为亲密。
甄书记来后青云乡后的第一个春天,碰上了区政府下达指标,要每个生产队种三到四亩芦笋,说是为了发展经济,而且要求立即落实。乡长就把区里的指指贯彻下去,可马上就遇到了阻力。甄书记就下到生产队了解情况,原来村干部要求拔掉胡豆或碗豆种芦笙。这时,胡豆和碗豆再过五六天,就可以吃青豆了,可这时拔掉,就只能收一把青草,各队都不愿意毁掉就要吃到口里的豆子。甄书记回到乡政府,组织开会,讨论这个事情,乡长、副乡长都主张执行区委的指示,拔掉青豆苗种芦笙。甄书记就耐心给乡政府的人讲道理,特别强调社员们普遍口粮不高,荒月还要饿饭,这时要能再过几天种芦笙,每个社员就能多分到几斤青豆呢!青云乡最后决定,暂不种芦笋,等到收了青豆再种。于是,人们知道了是甄书记下令不拔掉青苗的,无不交口称赞。
甄书记有空时,爱和穷社员聊天。他多走访了一些生产队的社员后,得知青云乡还在贯彻上级的指示,每个人只能养半只鸡或鸭子,而且养了鸭就不准养鸡。社员的家里,一个人的家庭,只有一只鸡,三个人的家庭,只有两只鸡,双数的家庭,自然就是两人一只了。甄书记也是召开乡党委会,指出农民想多卖个蛋都没有,农民没处出钱,怎么来买盐?更别说改善生活了,最后决定,不管他上头怎么规定,青云乡每个社员可以养两只鸡。别小看对养鸡松开这么小小一个口子,青云乡的逢场日,卖蛋卖鸡鸭的就多了起来,邻近各乡的人赶集都往青云跑呢。这件事,全乡农民都在心底感谢甄书记。
青云乡农民还有更开心的事呢!
那么多年,各生产队上下两季收成了,都要筛选出最好的粮食、油料和棉花,先交完公粮,就是按政策指标无偿缴纳给国家的粮食。再卖完统购,就是由国家统一牌价收购的低价粮,完成这两种粮食后,社员才能分配。于是,根据各队田土的多少,产量的高低,社员们的口粮就有了较大差别,口粮低的,一年一人就三百多斤,一般有四百多斤,高的就有五六百斤。有狡猾的生产队,从下放大伙食团起,就隐瞒田亩,再隐瞒产量,分粮食时,有时就不上帐,听起来只有四百多斤,实则六百斤都不止,但这是极少数。多年以来,青云乡的历届乡党委乡政府都有个习惯,要给各生产队下达超额完成公粮统购的指标,因为一个乡每年能超过国家下达的指标交公粮卖统购,那是要受县里和区里的表彰的!于是,青云乡上百个生产队,虽然口粮高低不一,但总体水平偏低,以致每家每户到了农历二三月间就要缺吃。
甄书记来青云以后,摸到了这个情况,在党委会上向干部们讲了党员干部必须关心群众疾苦,必须为群众利益而执政的道理,就改为了在圆满完成国家指标的前提下,不再超额交公粮卖统购。这一改变,全乡的年口粮,从多分几十斤到多分上百斤不等,口粮全都提高了!虽然青云乡没能再获得上级表彰了,但看着全乡群众基本上不再饿肚子了,甄书记打心眼里高兴。
经区里和县里批准,青云乡要新修乡政府了。
那时的乡政府,可不像现在,没啥事可干,却有三四十号人堆在政府大楼里。那时,就书记、乡长、两个副乡长、武装部长、乡农会、办公室主任、炊事员,总共就七八个吃国家供应的乡干部,其他管农林牧副通讯广播的人员,通称“五大员”,是在生产队分粮,领点儿国家补贴的“半边碗”,全加起来,乡政府也就十几个人。但是,乡政府一直用的是不知有几百年了的老旧戏园子,虽然只有十几号人,但还是挤不下,就获准搬出街当中的老戏园子,迁到上场口来修建。
新址选在上场口顺山边一村一队的地盘上,占地四十亩,顺便还要修一个电影院。
那时的土地,是村社集体所有,新乡政府和电影院占了一村一队四十亩地,摊给全乡上百个生产队,每个队出地四分左右,就在全乡各村个队依次划拨土地,所以一村一队的地向周边外延了,也只支出了四分多地。可见,那个年代,公家用地是多么的好办啊!
按照乡政府的规划,新的乡政府大门外有一个坝子,而挡着大门和这个坝子的一段街口,住着五户一村一队的社员。
这个青云乡,场镇周边是一村,场镇上这个队,就是一队,一队有近一半的社员都家住街上。这次需要搬迁出这五户人,好给乡政府把大门外的坝子腾出来,否则乡政府就被挡在街背后了。
乡政府成立了一个建修搬迁班子,由一名副乡长主抓,具体事务由办公室主任负责。
可是,到了必须搬迁一村一队这五户人时,就遇到麻烦了,这五户人说啥也不搬迁。
倒不是那个年代街房地基有多值钱,因为那个年代不准私人做声意,街房与乡里房子一样,没什么溢价,反而还一户挨一户窄狭狭的,远没乡下的单家独户宽绰,养个鸡都没地方。所以,那个年代,住在街上的农民,和住在乡下老式大院子的人家,反而还羡慕乡下的那些单家独户呢。
于是,乡政府办公室主任就叫上大队主任,大队支书(那时不叫村主任、村支书,但实际上是一样的,而虽然是“乡”了,但还有人习惯叫“公社”)和一村一队的队长,把那五户人通知到生产队保管室里开会,乡办公室主任说:“下个月,新建乡政府工程就要动工了,你们必须在这个月内拆迁出去,今天当着乡、大队、生产队三级领导,你们几户人给我表个态,能不能限期拆迁,腾出地皮!”
几户人的参会家庭成员,各自脸带怒气,低着头不说话。
大队支书也重复着乡办公室主任的话:“今天当着乡、大队、生产队三级领导,你们必须就能不能限期拆迁,给我们表个明确的态度!”
生产队长态度更强硬:“修建新乡政府,是青云乡全乡人民的大事,不能任由你们想搬就搬,不想搬就软拖硬抗!生产队给你们指了新修房子的地基,就仁至义尽了,如果这个月底再不自动拆迁,我们就组织全队社员来拆房,那时就不会管你们愿不愿意了!”
这五户人,有三户人临街,房挨房十分狭窄,心里早就不想在这里居住了,是巴不得搬一下的。另两户人在街背后,房屋不仅狭窄,还要从后面绕道进出,心里更想搬一下。可是时,本来都只是面带怒其,没有发作,可队长这一说,有一户的户主就腾地站了起来,指着队长骂道:“真是大官好见,小狗难惹!你他妈就是一个队长,狗叫起来,比乡干部的嘴还臭了!我们的住房,你还敢说是生产队的?你想拆就拆?”
另外几户都吵闹起来:“光指个地皮,还是按我们的原地基面积指的,啥都不说个明白,我们凭啥要搬?我们五户人坚决不搬,看那个狗日的敢来强拆!”
乡办公室主任就用乡政府来威压,几户人就都站了起来,捋袖子顶撞:“我们是被你吓到这么大的?你娃娃比县干部的官还大?莫说你,就是县干部来了,老子这几户还是不搬,大不了大家都不活这个人!”
眼见就要动手打架了,大队主任连忙劝解:“大家不要激动嘛,按乡上和大队的要求,叫生产队给你们指定了地基的,但你们就是不配合,现在闹僵了,这么闹下去也不能解决问题呀,你们几户人说说,你们为啥不肯搬?你们有啥要求,大家都说出来,才好协商嘛!”
其中一个户主说:“我们大家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提了,你们重视过没有?”
队长就说:“他们的要求太过分了,队里没办法同意!”
乡办公室主任仍然说:“拆迁,是乡里的决定,你们不搬也得搬,否则,我就召开全乡社员大会,批斗你们这五家人!”
本来,要是办公室主任顺着大队主任的话来说,也就能协商了,可这一下子,这五户人就吵吵嚷嚷地说:“走,走!不开这个狗麻脴疯狗会了,到时候,那个狗日敢来批斗,老子就要杀人!不信走着瞧!”
保管室里就只剩下几个干部了。
几人面面相觑,办公室主任就说:“那今天就暂时说到这里,等我向乡党委、乡政府汇报了今天这个情况再说。”
这次闹僵了后,分管副乡长也来找过这几户人,却被冷脸拒之门外,根本就不和副乡长说话。
甄书记听取了办公室主任和大队干部的汇报后,暂时没有表态,亲自来到背面的一户人家了解详情。
其他乡干部和大队干部都来过,但都吃了闭门羹。社员们对甄书记一直颇有好感,见来的是甄书记,也就招呼甄书记进屋坐。
甄书记猫着腰进了屋,在大方桌上坐下,说:“你能不能把你们几家人都叫到这里来,有啥不满意,都敞开来给我说说?”
那家人就去把几家人的户主都叫到他家,甄书记微笑着说:“我知道,你们都是通情达理的人,是我党依靠的对象之一。但你们很有抵触情绪,我想,这里面一定有误会,你们肯定有你们的诉求,就请你们把心里想的,都告诉我,看我能不能为你们做主?”
这几家人见甄书记既和气,又说话顺耳,其中一人就说:“甄书记哪,您是不晓得,您看我们现在,到处都窄狭狭的,连鸡都没法养,其实我们还巴不得搬到宽点儿的地基去呢。可是,这次是乡政府要占用我们的屋基,事乡政府要我们搬的,那就该给我们解决好啊,比如,把新建房的地基给我们划宽点儿,我们几家人都没钱修房,该给我们一些动迁的补贴,给我们补上修房的误工啊,也就是说,新地基比以前宽些,修了房我们能够不拉下债务,就这么些要求,其实我们也没有狮子大开口过啊!”
甄书记听了,觉得社员说得很合情合理,就问:“你们的要求没有出格啊,那你们为啥会和干部们闹顶起呢?”
“甄书记您是不晓得,自从把会一开,说了乡政府要占我们几家人的屋基,大队和生产队就只给我们按原来面积指了地基,就叫我们拆迁,啥误工补贴,一概不认,还强迫我们限期搬走,我们哪有能力来请人拆房修房啊?还莫说因一拆一修,我们自己还要误好几个月的工呢!他们指块地基,就想强迫我们自行搬走,那我们怎可能听他们的呢?”
甄书记又问了一些情况,然后说:“这样,我也听出了,你们没有因为乡政府要占用你们现在的房基,就提无理要求,你们的诉求,我认为是合理的。你们心里先做好拆迁的计划,给我一两天时间,我来为你们协调,务必给你们解决妥善,你们看好不好?”
几户人都说“好”,有一人还情不自禁的说:“到底还是大官好见啊,底下那些当小官的,官越小越像条疯狗!”
“这位同志,这么说就不对了嘛,他们为了完成工作任务,是急了些,工作方法简单了些,但你们还是应该尊重他们嘛,大家说是不是?我要求你们,协调工作,包在我身上,你们呢,以后还是多尊重他们,到底具体事情,还是要靠他们来给你们落实的嘛,好不好?”甄书记没有批评说粗话的,耐心地劝导道。
从那几户人家出来后,甄书记心想,这件事,既要保障群众的基本利益,不能伤害群众,又要不挫伤领导干部的极积性,看来还得认真对待才行,于是决定自己亲在来抓拆迁工作。
回到乡政府里,甄书记先分别找乡长、副乡长和办公室主任谈了心,又专门到一村去,找大队支书和主任谈了心,然后才召开乡、大队、生产队相关人员参加的专题协调会,定出了如下措施:
一、新修乡政府,是全乡的事情,除了耕地由全乡分摊,补贴和误工也不能全都压在一村、特别是一队,要由全乡来分担。
二、这五户人,分别是四口、五口和六口之家,重新指定宅基,不能按原来住在街上的面积来指定,应该参照乡下其他单家独户,连房基和竹林地,每户分别按五分、六分、七分地给搬迁户划分新址。
三、给每户人九十个工的拆房修房工分补贴,为每户人的出工劳动力记两个半月的误工,并按人头,给五户人每人补贴粮食六十斤和现金一百元,以方便请人拆房修房。如此,拆迁户就能完成拆迁而不拉下债务了。
以前,生产队长之所以那么凶神恶煞的,就是因为对里一下子就搬五户,负担太重了,就想把负担硬压给拆迁户自己,现在乡政府这么规定了,他回去还向五户人道了歉呢!
自然,这五户人,家家都皆大欢喜。两三个月后,就各自住上了四周宽敞,房屋间数够用的新土墙瓦房,心里对甄书记别提有多感激了!
可是,甄书记刚到青云乡三年多,就要被调走了!要是一直都是甄书记来领导青云乡,那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