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系列谈之一】什么是文学教育
我们在讨论问题时,首先必须明确要讨论的概念。
什么是文学教育?
文学教育是语文教育的下位概念。语文教育包括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两个相对独立又有机融合的部分。
在没有讨论文学教育之前必须先说说“语言教育”。语言教育是语文教育的基础所在。语言教育是书面的语言和口头言语的合称。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汉字、拼音、标点、语法、修辞、文体等等。而语言教育也往往是通过具体的文章(主要是文学作品)来进行的。因此语言教学的基本形式就是“阅读”。阅读既是语言教育的重要形式,也是文学教育的入口。
文学教育包括文学欣赏和文学创作两个方面。
文学欣赏的过程就是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作品对读者价值观、思想、情感的影响过程。我们通常把这种影响过程称作“熏陶”;因为这种影响不是通过灌输来实现的,而主要是通过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发生的内化及情感共鸣来实现的。陶冶就是一个人通过阅读,在潜移默化之中所发生的变化。换言之,陶冶就是一种由审美享受引起的主体变化。
最近,有人以促进阅读的名义,在文学教育上大做文章,却又不明确文学教育的概念,笼统地鼓吹“读书改变命运”,把阅读抽象化、极端化,很容易误导青年。
笔者期望青年能够做真学问,把读书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把读书与创作结合起来,既有真知灼见又有切实的创作能力。为此不揣浅陋,不顾身份,想全面阐述一下文学教育(文学欣赏及创作)方面的知识,做个10篇左右的系列。本系列所述只是个人几十年读书的一点心得体会,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若能引起青年的广泛批判则不胜荣幸之至。如网友能够跟帖质询、驳斥,笔者均表示热烈欢迎并将尽力回复。批评我者皆吾友,揭谬误者即吾师。批评就须一针见血,揭露必定毫不留情,笔者先行谢过。
【文学教育系列谈之二】文学的利益属性
人们说话总离不开“道理”:
你把你的道理说来听听。
你悟出了什么道理?
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然而,究竟何谓“道理”却又不得不费一番考量。宋诗有句“此道要琢磨,苦语费思索。”
我是淮南人。自然知道“道理”一词最早出自《淮南子》。
《淮南子·原道训》说“夫执道理以耦变,先亦制后,后亦制先。是何则?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据我所知这就是“道理”一词最早的出处。
“道”的概念形成,最早则源自《老子》(即《道德经》)。《老子》开篇即说:“道可道,非常道。”虽然有不同版本,后人在解释这句话时有歧义,但有一点是统一的: “道”的本义无疑是指“路”。进一步被引申为各类事物发展所必由的“途径”或者“方式”,也就是“客观规律”。 “形而上者谓之道。” 道无形无相,而“理”则是对“道”的一种抽象,一种主观表达。合乎“道”的表达才称之为“理”。违背“道”的表达那就是“谬”了。谬,背离了事物的根本,不符合客观规律;因此又称为“歪理”、“谬论”。
世上360行,行行都有各自的道理。文学自然也不例外。说到“文学教育”便离不开文学的道理。
什么是文学的道理呢?
文学的利益属性就是文学的第一大道理。不是说“文学即人学”吗?不是说文学就是要写人性吗?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趋利避害就是人性的一般规律。汉·霍谞《奏记大将军梁商》:“至于趋利避害,畏死乐生,亦复均也。”
符合人性“趋利避害”一般规律的抽象,就是道理。违背“趋利避害”一般规律的主观表达,则是“歪论”。
在人类社会之中,利益的半径有大小之分。个人——家庭——族群——国家——人类。作为个人,你所追求的利益半径越大,其真理性越强。小半径利益叫作“私”,大半径利益谓之“公”。这个“大”“小”是相对的,因此“公”“私”也是相对的。公与私始终处于相互矛盾并相互转化的运动之中。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则是“至公”,“大公”。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及精神的最高境界。
具体到个人,每个人的追求都是不同的,趋利避害的表现也是各异的。这就形成了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众生万象。
文学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典型化的方法把这个众生万象如实地表达出来。
利益是个纲,纲举目张。只要抓住了“利益分析”,你就抓住了洞察人心、理解社会万事万物的钥匙。
然而,作家也是人。作家自身也有其利益的追求,其利益半径也有大小之分。因此,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是超“利益”的“纯文学”。
所谓“超利益纯文学”,只不过是某些作家自我标榜,自我绝对化、神话的一种说辞而已。
作家通过典型化表现社会现实中的利益纠葛现象以及身处利益纠葛中的众生百态。
读者在阅读作品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作家的价值观及其情感脉络。
这便是文学利益属性的意义所在。
【文学教育系列谈之三】阅读要义:保持思辨
阅读是文学教育的基本形式。然凡事不可过,过犹不及;也不可极端,“物之反常者为妖”(《阅微草堂笔记》)。现在有一些学者不遗余力地推动阅读,作出慷慨激昂、声嘶力竭、捶胸顿足、声泪俱下的样子,说了很多过头话,比如”只要行动就会有收获“,”读好书改变命运“等等。这不由让人想到了《道德经》中的一段话:“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人们要保持思辨,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要轻信盲从。孟子也说过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告诫人们不要拘泥于书本或迷信书本。
今天我们重温先哲的这些教诲,依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在信息时代,人们获取知识的便捷条件前所未有,人们发表观点也极其方便起来。书多了却鱼龙混杂,良莠难分,读书保持思辨就显得格外重要。
什么是大伪?大伪似真。动物界有伪装,自然界也有假象。人们有时候会说谎,但这大多是小伪,很容易识别,危害性也不大;但如果以作家、专家的名义,以“书”的形式把智慧用在伪装之上, 那就“大伪似真”了,上当受骗的人就会很多。
这种现象在当下实在不是罕见了。我举两个例子。早几年,有个记者不甘于客观反映现实,而要站出来 “当教育改革的主导者、做领袖”,很多人盲目跟风,形成了一股潮流。当时有人批评他说“你没有理论根据啊。”他便说“要理论根据?那太容易了。”于是乎花了两个星期就刷刷地写出了一本书——《新闻教育学》,说出了新闻必须引导教育的一番大道理。随随便便写一本书就宣称“理论”,这不是很荒唐的事吗?这样的事情却一而再而三地反复出现在我们面前,在社会科学领域已经相当普遍。曾经有个名头很大的“经济学家”,著作等身,很多大学、企业家都请他去做演讲。有一次他煞有其事地说:“我们的经济要出大问题了,第三季度的发电量减少,这就是个信号。如果是用电量减少我还不担心。发电量减少啊,那就危险了,这就是经济下滑的预兆了。”我当时就笑喷了。一个经济学家,连发电量与用电量的概念都没搞清楚就大发议论。发电量所指的就是用电量而不是“装机容量”!我当时就在一个论坛上指出他是一个“伪学者”。
假如一个人在鼓吹阅读的同时一味地粉饰自己而不提倡“思辨”,反而对“批判”一词讳莫如深,甚至极力毁谤“批判”。那他的动机就值得怀疑了。
批判应当是读书的常态。这就如同吃饭,食物入口就得咀嚼。咀嚼就是批判。然后才是消化、吸收。批判是思辨的最主要特征。不但要对时兴流行作品要保持批判意识,即便是对典籍也是不能盲从的。《庄子》中一个故事,叫《轮扁斫轮》:轮扁在堂下砍削木材制作车轮。看见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放下手中的工具走上堂来问齐桓公说:“请问,您所读的是什么书呀?”桓公说:“是记载圣人之言的书。”轮扁又问:“圣人还在吗?”桓公说:“已经死去了。”轮扁说:“既然这样,那么您所读的书不过是圣人留下的糟粕罢了。”桓公听了很生气,说:“一个匠人怎么能妄议读书之事?你今天要是能够说出一番道理来我且宽恕你,要是说不出道理那我就要处死你。”轮扁说:“我是从我做的事情得出的道理。砍削木材制作轮子,榫头过于宽缓就会松动而不牢固,太紧了又会滞涩而难以进入。我在实践中摸索出了制作轮子的规律,只能靠体会却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我不能明白地告诉我的儿子,我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得到做轮子的经验和方法,所以我已七十岁了,还在独自做车轮。古代人和他们所不能言传的东西都一起死去了,那么您读的书不过就是古人留下的糟粕罢了。
这个故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读书时要保持思辨,要与实际相结合的道理。“丹青妙处不可传,轮扁斫轮如此用。”(宋·黄庭坚)假如人们读书而失去了思辨能力,那就难免犯“纸上谈兵”的毛病,闹出“按图索骥”的笑话。而对于那些专事“把智慧用在沽名钓誉”上的人,则更要保持着警惕。听其言而观其行。
批判不能装在手电筒里,只照别人不照自己。我恳请网友能对我的上述言论保持思辨,予以批判。
【文学教育系列谈之四】读书的门道
本篇不是提纲预设的内容,而是专为答谢两位文友批评的。
昨天,我收到了两位文友的批评。能够被批评是我最期待的事情。有位网友是专门批评《文学的利益属性》的:
也算是一家之言了。但作者写作,并不都是受利益驱动的,尽管存在这样的作品。重视与利益有关的问题,倒也的确是审视生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首先,我要肯定这位网友说的很有道理。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是受利益驱动去写作的。而且,我始终认为诱导别人为了利益去写作一定不是“善良的用心。”但是,无论你有没有受利益驱动去写作,一般说来,你的作品总会有着“某种利益诉求”或者“代表着某种利益诉求”,而绝无可能是与任何利益都不沾边的“纯文学”创作。即便你有某些作品是纯粹的“风月谈”,而通观你的全部作品,也一定有着主张某种利益的倾向。我所说的“文学的利益属性”就是指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利益属性而不是指作者的“创作动机”。创作动机可能是纯粹的,但作品却很难超越利益而存在。
另一位文友则说:“读好书改变命运”这句话完全没有问题啊。你为什么要否定“读好书改变命运”呢?
这位文友的意思其实指读书的前提是要读好书而不读坏书。这是完全正确的。叔本华说过:“劣质的读物,是毁坏人们精神的毒药。”他还一针见血地说:“无数坏书像茂盛的野草,谋取金钱和地位,祸害人间。”
然而我还是要说:“读好书可以改变命运”这句话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先说个故事。晚清的李伯元,就是写《官场现形记》的作者。他在《南亭·笔记》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读书者:礼亲王,号啸亭外史,生来就喜好读书。即使流离失所、生活困顿之时,他的手上也从不离书。他对许慎的学说理解尤为深刻。十三岁得到一本《说文解字》,时值严冬,他把灯放置在笼中,围着火炉夜读。没想到火苗燃烧起来了,一直烧到了床上的蚊帐。家奴看见了火光,都拿着灭火的水具赶来救火。此时礼亲王还没有放下手中书卷。
这就是个读书读傻了的典型。火都已经快把屋子烧了,他还在读。读书读到这种程度和傻瓜何异?连生存的本能都丧失了,读书还有何益? 诚如叔本华所说:“如果一个人几乎整天大量阅读,空闲的时间则只作不动脑筋的消遣,长此以往就会逐渐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像一个总是骑在马背上的人最终就会失去走跑能力一样。许多学究就遭遇到这种情形,他们其实是把自己读蠢了。”中国古代关于读书读蠢的例子也很多,比如赵括的纸上谈兵,伯乐儿子的按图索骥,某呆弟子的囫囵吞枣等等。
本文的题目是《读书的门道》。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看门道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读书有什么门道呢?
首先,要看他提倡读书的动机。当年黄埔军校在校门上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斯门”,横批是“革命者来”。很多有志青年在进入校门时第一眼就看到了这副对联,仍然义无反顾地踏入了黄埔军校的大门。这就是正确读书动机的提倡。而那种“诱之以名利”的读书就是最坏的提倡。”“读好书可以改变命运”就是最冠冕堂皇地“诱之以利”。事实上,即便是读好书也改变不了命运。真正能够改变命运的只能是实干与奋斗。离开实干与奋斗,无论你读什么书也改变不了命运。
其次,要看他提倡的读书方法。为读书而读书的提倡就不得要领了,也是越读越傻的方法。读书一定要与实践相结合。在做事中领会、消化书本知识,领悟其中的道理。
第三就是关于“读书目的”的倡导。读书不能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发达,而要带着家国情怀去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民族伟大复兴而读书。仅仅为着一己之私读书的人未免狭隘。
【文学教育系列谈之五】汉字文学魅力无穷
余自幼好读,常赞叹汉字之美。20余年前,曾在某论坛发文《一字定乾坤》。意思是语文教育只要抓住了汉字就抓住了根本。上世纪90年代,在挚友戴阜东及其女儿的支持下,曾在一个学前班搞了儿童韵文快速识字实验,效果是十分显著的。一学年下来,每个儿童都能流利读完一本《幼儿古诗选》,背诵百十条成语,还有六岁儿童能够通畅阅读《西游记》(儿童版)的例子。四周岁便能阅读一般小人书的例子比比皆是。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七:“颉首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幅画、一首诗、蕴含着哲理,甚至能独立成书。比如说一个 “道”字,从辶(chuò),从首,辶(chuò)谓长行,首谓面之所向,行之所达。长行于面之所向,行之所达之途即为“道”。其含义有道路、道理、道德、天道等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道是宇宙的本源和规律,是儒释道等各家学说、学派的总归宿和最高境界,传统信仰认为天地万物皆由道而生,又回归于道,其宗旨均是按照宇宙规律去做,即人道必须符合天道,人心合天心,才能达到“天人合一”。老子对道的感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字能像汉字这样集形态美、意蕴美、情感美、哲理美于一身,而具有丰富内涵的。
用如此美丽的文字所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其魅力无穷,也是没有任何一种文学所能够与之媲美的。我实在不明白我们的汉字文学啥时要看西方文化的脸色行事,需要由他们来裁判,把他们的评价视若圭臬了。
论文学的水准,我自认是最低的。可我随随便便写一首诗,量那些西方汉学家们真能读懂的也没有几个:
江边树里共谁来,
不废点滴方治学。
贯成一义传千古,
子望三星照平台。
人鬼情缘曾未了,
为少点滴量亲爱
青芜草枯荒凉见,
终究一笔不媚外。
就在昨天,我看到了人民大学等几所高等院校退出世界排名,直在心里喊“硬气”。想当年,我们延安的陕西公学、抗大、鲁艺等,需要谁为它们排名了?你就是把全世界的军事学院都加起来也未必敌得过我们的一所“抗大”。
汉字文学的魅力无穷,外国人是没有能力更没有资格为我们排座次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文化具有强大的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以及不被同化的基因。
中华文化从来不排斥外来文化,世界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长处。我们始终坚持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发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吸收消化外来文化。我们的文化人中确实有着一些患软骨病的人,而铮铮铁骨的硬汉从古到今都是我们文坛的脊梁——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这些巨星的光芒将永远照耀着文坛的天空。
文学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体现却从来不是沽名钓誉的工具。对于文学,我们自己有着强大的话语权,有着自己的鲜明的审美标准,岂能被妖雾毒瘴所蛊惑!中华民族文学的主流是人民文学,人民文学也是全世界先进文学的共同本质特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民文学具有不可战胜的强大生命力。
【文学教育系列谈之六】读圣贤之书 著天下文章
说到“教育”,除了教师和学生(实施教育和接受教育)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以外,必定还有三大要素:教育方针(方向和目标)教育内容(教材)和教育的方法。
就文学教育而言,作家便是教师,读者即为学生。作品乃是教材,阅读就是方法。
文学教育的方针是什么呢?那就是“读圣贤之书,著天下文章”。明确了这个方针,讨论的主题就明确了。本篇的重点就是谈文学教育的方针。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文学教育理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论,荀子提出的文章应“合先王”、“顺礼义”的文章观和“美善相乐”的美学观,《诗大序》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文学观点,王充的“劝善惩恶”的观点,班固的“抒下情而通讽喻”、“宣上德而尽忠孝”的观点,曹丕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刘勰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以及“光采玄圣,炳耀仁孝”的观点,姚思廉的“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的观点,孔颖达的“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的观点,崔元翰的“以文事助王政”的观点,梁肃的“文章之道与政通”的观点,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观点,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及“上可裨教化”、“下可理性情”的观点,韩愈的“文以明道”的观点,柳宗元的“文者以明道”的观点,柳冕的“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的观点,周敦颐的“文所以载道”的观点,李觏的文章是“治物之器”的观点,曾巩的“文章得失系于治乱”的观点,朱熹的“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的观点,郝经的“文即道”的观点,一直到顾炎武的“明道”、“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之善”的观点 ……一言以蔽之,传统文学教育的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诗言志,文载道”。
即便是进入到了今天,除开“志”与“道”的内容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变化了之外,“诗言志,文载道”的文学教育的总方针依然是不变的。
进入到了21世纪以后,文学教育还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文学教育日益生活化了。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文学教育日渐走出了“知识分子”的圈子而向大众化转变:人人都是阅读者,人人都是评论者,人人都是创作者。文学教育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融入了人们日常生活之中。
我这样说是不是有些言过其实了呢?
请容我举例说明。弹幕、跟帖,我们该不会陌生吧?这就是“人人都是评论者”的例子。我们常说现在“写诗的比读诗的都多”,这其实这正说明了人人都是创作者的现象。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呢?
我说这是一种可喜的进步而决不是倒退。
你不能对这种现象而一概地斥之“网络涂鸦”、“网络喷子”,视自己为“主流”,视大众批评与创作为“旁枝末节”、“不入主流”、“档次低下”。
我们应当以极大的惊喜,欢迎这种现象的到来。应当尽一己之力促进这种现象的健康发展。
具体地说,就是帮助大众评论与创作提高水平和质量。
谁来帮助?
只要你自认为有能力,你就来帮助。
怎么帮助?
比如说实实在在普及一些文学评论的知识和行之有效的文学创作的理论与方法。
说千道万,不如真抓实干。喊破嗓子,不如做个样子。假如只说不做,就难免有惺惺作态之嫌了。
笔者不揣浅陋,从下篇开始,将具体谈谈文学创作的一些实际的方法。如果我说的不好,不对,请你“照我脸烀”——当即跟帖喷我,反驳我,质问我,怎么都行。我除了虚心接受之外还将竭尽全力予以解答。
【文学教育系列谈之七】换作我,怎样教写作
本篇这个题目是最容易写,却是最不容易写好的。
因为关于如何写作的书籍实在是太多了。中国的、外国的,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你若照本宣科就是讲一辈子也讲不完。
可是,你一定教不会别人写作。
我对大学里的写作课是深恶痛绝的。我常说他们是在用教人不会写作的方法教人写作。长年累月地讲一些空洞的写作理论有意思吗?谁需要他讲啊,自己拿书来读不就得了。
要是有人怼我,换作你来教写作,你能教好吗?
那我还真就不谦虚了,会毫不犹豫地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
尽管这是不可能事件,但我却可以通过这个系列做个模拟教学,其效果如何,相信读者自会分辨。
不过我得事先说明一下,我的这个模拟教学是面对成年人文学创作的,本篇特指小说;而不是指中小学生作文。中小学生作文教学的方法则完全不同。
我将怎样进行我的小说写作的教学呢?
首先,我肯定不会去讲各种如何写小说的“理论”。这方面的理论书很多,学生有兴趣可以自己去读。完全不读也不会妨碍创作。
我教小说的第一原则是“决不离开小说讲小说”。我首先要做的是让学生至少读三本“小说鉴赏辞典”,一本古代的,一本当代的,一本外国的。此类辞典很多。一般来说代表着小说研究的“时代水准”。结合着原著看,会比较容易理解到小说的创作窍门,少走弯路。我本人至少读过10本此类辞书。
第二个原则,结合实际提高写作能力。具体做法举例: 播放一段影视资料,让学生当场用文字写出这段资料,然后与原剧本或者小说原著进行比较。每次有不同的侧重点——场景描述、人物对话或者人物活动等。 给出一个素材,让学生依据素材加想象创作一篇小说,现场点评。 让学生深入社会(工厂、农村、军营)采风(搜集故事),根据故事创作小说,然后在同学之间分享,互相点评,提出修改意见,再由其本人修改。 基本的教法就是这样,不敢说有多么高明,起码比夸夸其谈地讲一些空洞的写作理论要有效得多。我现在就例2当堂作一篇“下水作文”。
媒体上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素材:
小的时候我偷爷爷的钱,长大后我问爷爷,爷爷您知道钱少了吗?爷爷说知道啊,我说知道了你为啥不换地方?爷爷说怕你找不到地方,现在我却找不到爷爷了。
我会如何把它改写成一篇小说呢?
庭审
法庭上,M的眼神木然,清秀而略带稚气的脸庞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惊慌。旁听席上的听众很难把他与本市的一起入室盗窃杀人案联系起来。
法官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偷窃的?”
“大概还不到10岁吧,偷钱。”M淡定地回答。
“哇——”一阵轻微的惊叹从旁听席上发出。
“偷谁的钱?”
“偷爷爷的。上学时,我还就此写过一篇作文。被老师当作了范文,还发表在了报纸上。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
“这篇作文你还能记得吗?”
“当然。”M的眼睛中一下子有了神采:“小的时候我偷爷爷的钱,长大后我问爷爷,爷爷您知道钱少了吗?爷爷说知道啊,我说知道了你为啥不换地方?爷爷说怕你找不到了。现在我却找不到爷爷了。”
这就是小说了。
【文学教育系列谈之八】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是艺术思维的基本形式。
形象思维不是通过逻辑、概念进行的,而是通过形象(表象)进行的思维。比如做梦,就是最典型的形象思维过程。
客观形象在没有进入大脑之前称之为“形象”,大脑再现所摄入的形象则称之为“表象”。一般来说,表象与形象总会有所差别。而要完全准确地再现客观形象却需要一种特别的记忆能力。这种能力需要经过训练才会得以加强。所谓记忆,就是抵御大脑自动变形的一种生理能力。
大脑为什么会自动对形象进行加工呢?
因为“人是感情动物”,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感情,又总是把主观的感情与客观的具体形象紧密联系。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移情”。
大脑在某种情绪的伴随下,加工形象使之成为表象。在这个的过程中,大脑还会紧紧抓住形象的主要特征。无论怎样变形,其基本特征都不会改变。情感与表象密不可分,只要再次见到客观的“形象”,瞬间就能还原出现象本来的情境。
大脑的这种“自动变形能力是人进行联想和想象的基础,也是人发展艺术创作能力的基础。
艺术创作有没有“天赋“呢?
我想是有的。现代脑科学已经证明了人的大脑分为左右两个半球,左右半脑交互作用进行思维却又有着明确分工。左半脑主要负责逻辑思维。右半脑负责形象思维。因此右半脑又可称为本能脑、潜意识脑、创造脑、音乐脑和艺术脑。
有的人左半脑比较发达,有的人右半脑比较发达。因此人会表现出不同的禀赋。只有左右半脑都比较发达的人会成为全才。典型人物如达芬奇。
文学教育主要是“右半脑“教育。在这方面,古代中国是比较领先的。达芬奇对中国传统艺术是非常推崇的。
我说过,中国的文艺是不能以外国人的评价为依据的。我们应当对自己的文化有基本的认识。我说“在形象思维方面古代中国领先于世界”,有着我自己独立的判断依据。以诗歌为例。
中国的传统诗歌讲究意境美。所谓意境美,简言之就是情境交融而形成的一种含蓄、朦胧却具有鲜明可感性,最容易引起读者情感共鸣及丰富联想的一种美的艺术氛围。构成意境美的基本要素就是意和象。
意,心之声也,也就是就是情感。意与志是同义词。志,心之活动也。《尚书·虞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诗言志”是古人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这个“志”的含义就是在思想情感的基础上侧重抱负、志向。这句话的意思大致可以理解为:诗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歌是唱出来的语言,五声是根据所唱而制定的,六律是和谐五声的。古代诗与歌是一体的,语言加韵律。古人往往要借助具体的事物来表达情感而不是赤裸裸地说出来。具体可感事物叫作“象”,而寄寓着情感的事物就是“意象”。由一组意象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特殊艺术氛围(境界)就是意境。意境美是艺术美的基本要素。王国维先生认为:情与景是意境的两个基本要素,情景交融是意境的基本特点;追求感情的真挚、形象的真实和语言的真切是意境的核心。诗人创造意境常常用“触景生情”和“缘情写景”(即“寓情于景”)。
而且,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意象固化为一种特殊的语汇。诗词中有些艺术形象在被成功地使用过一次以后,后来的诗人反复运用,并逐渐约定俗成,使这些形象被固定在一个或几个特定意义上。比如“东篱”这一艺术形象,最初出自陶渊明《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诗中的“东篱”,纯系实写,别无他意,但后来诗人反复使用,并渐渐赋予其特定意义,以至于一提到“东篱”,便产生超尘脱俗之感。如李清照《醉花阴》:“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词中的“东篱”已不再是实指,但却有了特定的意义。
诗词中的意象,不胜枚举,这里暂列几个常见的例子。“杨柳”“折柳”,是关乎离别的意象;“菊花”是一个关乎“隐逸者”的意象;“明月”,是一个关乎“思乡”、“思人”的意象,古人有“对月思人”之说;“白云”,是一个关乎“思友”的意象,古人有“望云思友”之说;“清秋”,是一个关乎“感伤”、“悲秋”的意象。“大雁”,也是一个关乎“思乡”、“思人”的意象,古人有鸿雁传书之说;“杜鹃”,因其叫声凄厉,又其声如言“不如归去”,最终成为一个关乎“思归”的意象;“蝴蝶”关乎爱情的意象等等,等等。固化的意象对于诗人抒发感情,有着独特的作用。懂得意象的知识,当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诗歌的内容及诗人的感情,因此,对一些常见意象,需要多做一些积累与识记的功夫。
关于这方面的道理确实很深奥,是西方诗歌所远远不能及的。
2022年5月17日
【文学教育系列谈之九】文艺批评
文艺批评与文艺批判是同义语。“评”是评价,“判”是研判。两者或有不同的侧重点却没有质的分别。文艺批评其实就是文学鉴赏的过程。这是与阅读同步的。只要阅读就会有批评。最直接的批评就是能不能读下去,好看不好看。这属于浅层的文艺批评。浅层的文艺批评依赖于感觉,深层的文艺批评则更多地依赖于文艺理论。一般来说,人们总是依据文艺理论的标准作为文艺批评的依据,然而真正深层的文艺批评并不能停留于理论的层面而要立足于作品的本身。不仅仅把理论作为一种尺度,而要作为一把手术刀,对作品进行解剖、分析。
现在我们的文艺批评似乎出现了一种套路,引用某某名人的语录来证明作品的价值,然后又以作品来为名人语录作注脚。这就陷入了死循环。其实名人的语录也未必都是“理论”,很多语录都只是名人在特定语境下的一种观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足以作为评判某一具体作品的尺度。
如何评论一篇(部)文艺作品呢?当然,我所知指的主要是汉字文学作品。
就文学而言,无论是批评还是创作,都绕不开一个关键词——典型。对于鉴赏来说,“典型”是一个名词,主要是指“艺术形象”。对于创作来说,它就是一个动词,主要指“典型化”的过程。
典型主要包括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和典型环境。
典型化主要是指作家创作时通过类型化和个性化的抽象,符合人物特点的语言提炼,对环境的典型化描写而塑造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的过程。细节的典型化是作品真实性的基础,故事可以虚构,细节则要求真实。细节不符合生活的真实就破坏了美学逻辑,读者就会觉得“假”。最后还要看作品的社会影响力。主要是一般读者对于作品的接受程度及口碑,即作品的受众面及其影响的倾向性。其他的还有作品的风格及结构等方面的评价,总之都是与感染力有关的。说到底还是一个受众面问题。读者口碑决定作品价值而不是“奖项”决定。奖项与口碑一致,则实至名归;奖项与口碑严重相悖,则徒有虚名,金樽自贬。你用“金杯”赐酒舐痈吮痔者,“金杯赐酒”自身也就一文不值了。
这些“道理”听起来好像很抽象,其实有一个简便而有效的学习文学评论的方法,就是我在前篇说过的阅读鉴赏辞典的方法。阅读“鉴赏辞典”要比找名人名言更有效。就我本人而言,起码读过《先秦诗鉴赏辞典》《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元曲鉴赏辞典》《新诗鉴赏辞典》《明清传奇鉴赏辞典》《古代小说鉴赏辞典》《现代散文鉴赏辞典》《20世纪外国中短篇小说精品鉴赏大辞典》等等10余种鉴赏辞典。关于作品的受众面则需要做一点实际的社会调查。也不是说非要正儿八经地做个问卷调查,在日常生活中随便问问,在特定人群中解剖一两只“麻雀”,大致情况就了然于胸了。
创作与鉴赏能力的切实提高才是文学教育的真正目标。可我们大学文学教育实在是让人失望的,总是在一些“术语”和“概念”的陈词滥调上没完没了地兜圈子而完全不落实到学生的创作以及对具体作品批评上。老师讲一些空洞的理论,然后再用那些空洞的理论去考学生。学生实际的鉴赏能力和创作能力并没有得到提高而只会夸夸其谈。这样的教育就是无效教育。
民族文艺的复兴,青年将是大有作为的。信息时代,再没有任何僵化的教学可以限制住青年了。只要我们的青年能够深入社会实践,结合自己的生活进行创作,立足作品进行批评;围绕着创作和批评的实践学习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一支以青年为主体的强大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队伍就会成长起来,我们民族文艺复兴的曙光就在眼前了。
2022年5月18日
【文学教育系列谈之十】学院派与自由派
我的“文学教育系列谈之十”没有通过审核,只好重新写一篇。
我在阅读当代作家作品时,发现有些作家名头很大而文学的修养性却不佳,既没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基础也没有过硬的文学技能,却热衷于拿外国作家的只言片语作自我粉饰,以杜撰新名词、新概念为时髦, 以阴晦聱牙为深奥;于是想到了“学院派与自由派”的问题。
文学艺术家通常被分为学院派和自由派两个大的派别。所谓学院派并不是我们一般概念中的“高学历”,而主要是指受过完整而系统的的学术教育和专业训练,在学术和技能上有师承、重传统。我们老一辈文学家“鲁郭茅”都是典型的“学院派”作家。鲁迅的学历只相当于中专,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中途弃学) 。郭沫若的学历最高,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专业也是医学而不是文学。茅盾(沈雁冰)于北京大学预科班毕业而未进入本科学习。预科班是中学到大学的过渡学习,主要是通识教育。说他们都是典型的“学院派”主要是指他们都对“文学”都有过系统而全面的学习与研究,都在文学的载体汉字与外语方面的造诣颇深。鲁迅系统研究过中国小说,郭沫若则是甲骨文专家,茅盾不但在中国传统文学上造诣颇深,而且对于欧洲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有很深的研究,形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这种风格被他同时代的作家鲁迅和瞿秋白等称为“写实主义”。近当代有一股思潮诟病茅盾的作品的水准,在笔者看来无不是出于“利益之偏见”。不在此深谈了。
我们当下的学校文学教育既不重传统也不够全面,尤其是缺乏对实际能力的系统训练。我所指的仅仅是文学教育,主要是写作。这些有着很高学历的学生往往只会空谈理论而不具备实际的文学创作能力。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哪怕学历再高也算不上学院派。
与学院派相对的是自由派,主要指那些没有受过完整专业教育,多以自学或自我训练途径成为作家的。他们没有理论和技能方面的师承,没有受过系统的写作训练;主要靠读书而自悟,靠写作实践而摸索,随性写作、不重规矩。
两种学派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比如学院派过于讲究规矩就容易保守而少有生气和创新;自由派如不加强理论学习、文学修养、系统训练,就显得肤浅且容易自以为是。
从根本上说,人类的命运共同,人类的文化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也是相通的。对于外国的文学我们必须了解,虚心学习却不可迷信;要坚持“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这才是正确的学习态度。
笔者作此文的目的是希望青年一定要做真学问而不要眼高手低,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学校教育一定要把理论学习与实际写作能力的系统训练密切结合。我们的汉字文学博大精深,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我们只有认真汲取前人的营养才会更具有创作力。学校文学教育要立足于创作和文学批评,不能总是照本宣科,华而不实。文学教育只开花不结果的现象是时候终结了。做锐意进取、富有创造性的学院派,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又接受过系统训练的自由派;根深叶茂、规矩自由,当是中国新一代青年作家的鲜明特点。
2022年5月19日
【附录:“今日头条”未通过稿】
【文学教育系列谈之十】我的自白书
要实现文学教育的生活化,首先要破除对“文学权威”的迷信。在文学教育上,现在我们的“迷信”导向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比如说,明明是极端的politics的小说,却偏偏鼓吹为“写人性”“严肃文学”“纯文学”。这样的鼓吹把读者都当成傻子也就罢了,你又把“颁奖词”的定性置于何地?!
文学理论更是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否定文学的利益属性,否定文学源于生活的根本;却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创新理论”如“虚构之美”“无用之用”“从不歌功颂德”“偷笑论”等混淆视听。更有甚者,彻底否定文学的“典型化”的本质,而把表现形式和方法等一些非本质的东西上升为本质,如“魔幻小说”“先锋派”等等至今还被视为“小说的革命”而具有广泛影响。实际上,无论怎样炫丽词、杜撰怎样的概念,小说的形式和表现手法都只是为“典型化”服务的,而决无可能取代“文艺就是塑造形象”的本质。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的这种“买椟还珠”现象甚嚣尘上,搞得乌烟瘴气。诗歌小说危害最深,视“谁也看不懂”为高明,视“审丑”为乐趣。文艺批评只能捧而不能批,某些作家热衷于自我粉饰、自我神话;文学教育公开对青年诱之以名利,塞之以智慧,毁之以能力。
打破这种消极现象有一个好的方法,那就是普及科学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一般方法,让文学创作及评论走进一般民众之中,让普通人都拿起笔来进行创作。
文学创作很神秘吗?
其实一点也不神秘。生活中每天都会发生很多事情,只要我们用典型化的方法把它写出来,就成了文学作品。笔者只不过是个退休职工,才疏学浅、老朽昏聩,最近几年却写了400余篇小说及一些诗歌、散文及文论。我不相信会有哪个年轻人甘心落后于我这个老朽的。
我不是天才,我却也从不迷信天才。什么天才?无非是聪明一点。假如那点聪明没用在正道上就必定“聪明反被聪明误”。即便是天才也难免有性格缺陷,把聪明用在对社会有益的事业上就会有所成就,反之只能是败绩加身。
不要为名利写作。文学从来不是沽名钓誉的工具。真正的好作品要经得起历史的沉淀、时间的检验。
文学创作可以自娱自乐,更需要承担社会责任。有文友批评我:你就不能消停一点吗?现在一天一篇也打不住了,熬眼劳神的,一分钱也赚不到,你到底图是啥呢?
今天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了。我就老老实实坦白了吧。我之所以要这么连篇累牍地写,主要是三个原因: 刷存在感。我虽愚钝,因为家学缘故,对文化教育方面的事情不敢说个“懂”字,可是你要想骗过我也没那么容易。当下文化教育上有些高居庙堂之上的人在大放厥词,把一些明明白白荒谬不堪的东西当作至宝大肆鼓吹。把皇帝的新衣演绎到了极致,还真当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昏聩到不分黑白了呢。因此免不了要刷刷存在感。一息尚存,就不做活死人,还是能说两句话的。我承认我是我们那辈子人中水平最低的,起码也得让世人知道这最低的水平是个啥样子的。 忏悔和还账。我这辈子经历的是一个改天换地的火红年代。我的小伙伴们都比我混得好,就数我垫底,对社会没有啥贡献,还净给家庭添麻烦;而别人对我始终非常宽容,给了我很多的恩惠。我的内心充满着感恩和忏悔。我好读书,学了一点知识也全是那个时代给予我的。假如让我全给带进了坟墓那也是一种罪孽,所以我得还给社会。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回去;负罪感会少一点。 是不平。我本人品质不高,却也见过真正高尚的人。比如那些原本家境富裕却愿意提着脑袋出来帮助穷人闹翻身的人。假如我们今天又重新回到了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老路上去了,先辈们就白白牺牲了。我实在为他们所不平。我没有什么能力和本事,也就只能为他们说两句公道话了。假如我连公道话都不说了,那我还是人吗?最近我在追剧《对决》,我知道文化教育目前也在《对决》之中,相信将来也会有青年写出文化教育方面的《对决》。 这就是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自白书。